我一直强调智力的培养本身就是一种目的，这是合情合理的；其次，我重视这种培养的性质或内容。无论哪一种真理，都是智力作用的合适对象。因此，智力的培养在于使它能够理解和思考真理。我们知道，智力的培养是通过逐步的积累，通过一种心理过程，通过对一种客体的反复观察，通过许多要领的比较，联合、相互纠正和不断的适应，通过运用、集中以及多种能力的共同作用和心理训练，最终才能完成的。这样一种综合，必然是一件训练的事情。再则，这样一种训练是一种习惯的问题。

　　训练是大学的职责，这一训练过程就叫作博雅教育。这种教育不是为了某一特定的或偶然的目的，不是为了某种特定的职业或专业，也不是为了研究或科学，而是为了智力而训练智力，是使智力能够感知其合适的对象、是为了最高级的文化。虽然没有一个人的智力能被训练得像想象中的那么好，或者他的智力是其他知识分子的榜样，然而，确实有人知道真正的训练是什么，至少有人为这种训练作好了准备，他们把这种训练的准确范围和结果作为优秀的标准，而不是别的什么东西。许多人可能会受到这种训练并真正获益。

　　目前，有些要人对这种训练持冷漠态度。他们坚决认为：教育应限于一种特定的和狭窄的目的，应得到某种明确的、能够度量和衡量的成果。他们把这称之为使教育和教学具有“效用”。“实用”成了他们的口号。那么在博雅教育的商品市场中，真正有价值的东西是什么呢?

　　我不否认，实用在广义上可以作为教育的目的，同时我又认为，智力培养本身也是件好事，智力培养本身即目的。

　　如果必须给大学课程指定一个实用的目的，那么我说它就是训练社会的良好成员。它的艺术是社会生活的艺术，它的目的是适应世界。一方面，大学课程不把它的目的局限于特定的专业，另一方面，它也不培养英雄或激励天才人物。真正天才人物的著作不受写作技巧的影响，英雄的头脑不受规则的支配。大学不是诗人或不朽作家的诞生地，不是某些学术流派的奠基人的诞生地，不是殖民地领导人的诞生地，也不是其他国的征服者的诞生地。大学不能保证培养出像亚里士多德、牛顿、拿破仑、华盛顿、拉斐尔、莎士比亚那样的名人，尽管在此之前大学内有他这种性格的人。另一方面，大学也不满足于培养出评论家、科学家、实验者、经济学家或工程师，尽管大学里也有这样的人才。 但是，大学训练是达到一种伟大而又平凡目的伟大而又平凡的手段，它旨在提高社会的思想格调，提高公众的智力修养，纯洁国民的情趣，为大众的热情提供真正的原则，为大众的志向提供确定的目标，扩展时代的思想内容并使这种思想处于清醒的状态，推进政治权力的运用以及使个人生活之间的交往文雅化。这种教育使他准备去胜任任何职务，去精通任何一门学科。这种教育告诉他如何去适应别人，如何去了解别人的思想，如何在别人面前显露自己的思想，如何影响别人，如何与别人达成谅解，如何宽容别人。他能够在任何社会安身，他与个人阶级都有共同的话题，他知道何时表达自己的思想，何时保持沉默，他能够与人交谈，也能够倾听别人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