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简介
杨仁厚：1963年生于贵州天柱县，北京大学哲学学士、哲学硕士，中央党校哲学博士，贵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贵州大学学科学术带头人。长期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教学和研究，重点是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目前出版专著3部，发表论文50多篇，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1项，获得省哲学社会科学成果奖2项。曾任贵州大学人文社科处副处长、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院副院长、文学与传媒学院院长、马克思主义学院党委书记、贵州省科学社会主义暨政治学学会学术委员会主席。
又一年高考来临，我突然意识到自己参加高考已经过去39年了。在这个特殊的年份，回忆自己参加高考及前后的相关时光，既是对岁月的回顾，也是对人生的总结。“却顾所来径，苍苍横翠微”，记忆绵密、感慨良多。
杨仁厚(左三)和学生的毕业合影
暗下决心要当博士
1977年是我国恢复高考的年份，也是我从小学毕业进入初中的年份。即使在偏僻的农村，恢复高考也成为当时的一个重要话题，大家都在热议它。它也使孩童的我意识到，学习好，今后是可以考大学的。
初中三年，学校（兰田学校）高度重视提高教学质量。语文老师、数学老师、英语老师、物理老师等，都高度负责，不仅备课认真、上课负责，而且课后辅导也极其耐心。我积极利用这样优越的教学软环境，勤奋学习。课外，自己订阅了《中国少年报》《贵州科技报》，以便开阔眼界，增长知识。我在物质条件极其艰苦（每顿菜仅为半小瓢酸菜、睡透风的屋内稻草铺就的床）的情况下圆满地完成初中学业，以全区（涵盖几个现在的乡镇，当时叫作公社）第一名的成绩考入天柱民族中学读高中，记得数学考了满分。
高中两年（当时的高中只读两年）是为了高考而努力的两年。父亲给我和弟弟（当时读初中）在学校附近的街上租了一间房子，为我的学习提供了极大的方便。爷爷寄钱给我购买了一只闹钟，使我可以克服生理时间的随意性，根据机械时间进行作息，特别是每天早上六点半起来到街上跑步，也可以准时去上课。
高中岁月比较贫困，近乎饥寒交迫。但学习积极性很高，除了课本和教辅读物，还如饥似渴地阅读包括《人民画报》《民族画报》《贵州画报》《中国青年》《现代汉语词典》《哥德巴赫猜想》等在内的杂志和图书，也比较喜欢去县文化馆读报纸。我记得在报纸上读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知道有学士、硕士和博士三个层次。当时就暗下决心，今后要当博士。
2020年8月杨仁厚(左五)带领学院部分研究生到贞丰县丰茂街道西城搬迁移民社区开展图书捐赠和阅读指导活动
独自挥汗迎高考
1982年7月上旬（当时是7月上旬举行高考），我终于迎来了高考。
当时的考生参加高考，都是自己的事情，绝对没有家长公开陪同或者悄悄护送之类的现象。不知道是闹钟坏了，还是其他什么原因，为了方便把握和控制时间，我请父亲将他的手表（机械表）借给我使用三天。他肯定对我做了些考试吩咐，但我记不住了，只记得他很快就离开县城，到外地继续做他的生意去了。
考试的日子非常炎热，教室不可能有电扇。因此，手心往往出汗，甚至无法写字，得使用毛巾擦汗。考试的中午，租房附近还很吵闹，出去提出要求才有所好转，但也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午休，下午就那么迷迷糊糊地去继续考试。考试内容已经几乎全部遗忘，只记得语文试卷作文题目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感觉还不是很难。
等待考试成绩的日子肯定是忐忑不安、饱受煎熬的，但成绩最后还是出来了。我的裸分是401分。当时的总分数是600分，考试六门课程，每门满分100分。由于我是少数民族（侗族），按照当时的政策，可以加20分。因此我的高考成绩是421分。
当时的志愿填报政策是在分数出来以前填报，因此风险比较大。必须比较准确地估计自己的成绩。现在也记不住当时填报志愿的具体过程是不是凭借自己对成绩的估计和志向来进行填报。
根据当时的政策允许，我选择了五所重点大学（第一所是北京大学）、四所一般大学（第一所是贵州大学）。专业基本上是两个：中文、哲学。
杨仁厚参加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会2020年年会
高考塑我人生路
1982年8月初，我在放牛的公路边听说自己被北京大学录取了，高兴得跳了起来。有惊无险，总算如愿以偿！还可以为学校增光，为家乡添彩。
高中毕业后、进大学以前，为给未来的学习打牢基础，我购买了杨焕章等人编写的《简明哲学原理》、高原主编的《科学社会主义》、《毛泽东选集》（1-4卷）拿来学习，感觉挺有收获。
8月底，父亲送我到湖南新晃火车站。晚上，我独自从那里坐火车去北京。只记得火车座位坐满了，一直站到武汉才得到座位，双脚已有些浮肿。到了北京，才发现没有校车来接。原来是我父亲按照他五十年代去北京需要花费的时间进行计算，这样我就早到了一天。我只好根据录取通知书的说明，自己坐公共汽车（换了两次）到北京大学。是晚上到的，校门口附近的一个接待室免费接待我住下。安顿下来以后，满脑子还是坐火车的记忆，感觉天旋地转。
杨仁厚在贵州黔南州贵定县云雾山调研
从最偏僻的山区农村到最繁华的首都北京，而且进入最著名的高等学府开始大学生活，我各方面都经历了一个适应的过程，好在很快就适应了。大学四年，我克服各种困难(包括专业思想不稳定)，较好地完成了学业，并于毕业当年考上本校本系的硕士研究生(马克思主义哲学)。同时，珍惜北京难得的文化条件，到处参观，开阔眼界，提高自己。
1989年，我硕士毕业后回到自己的家乡，在贵州大学任教。后来，根据时代发展和教学需要又考回北京，在中共中央党校获得博士学位。毕业后再回贵州大学专心从事教学和科研。
如果没有高考制度，我人生的轨迹肯定大为不同。感谢高考为我树立了人生的目标，给我提供了发展的机遇。
杨仁厚教授带领研究生参加学术会议
来源：天眼新闻
编辑：刘玉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