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6月19日下午两点半，第十四期花溪政治学论坛，在法学院会议室举行，主讲人：牛彤老师；主讲题目：漫谈政治学的基本理论。卢正涛老师，杨仁厚老师，陈正发老师，龙异老师，黄其松老师，毛名勇老师，罗筠老师，丁玲老师，胡蓉老师，彭卫战老师等出席了本次论坛；政治学系的部分研究生和本科生聆听了本次论坛。

牛老师的讲座的关键词是：政治学的知识体系。牛老师主要谈了两个方面问题：一是政治学知识体系存在的意义，二是如果要勾勒出政治学的知识体系，可以从那些视角进行此项工作。

一、政治学知识体系存在的意义

一个学科经过长时期的积淀而形成的知识体系，是一个学科发展的根基。这种知识体系可以从三个角度来把握：一是学科的自我定位，包括研究对象、研究范围等，即本体论意义的上知识体系；二是方法论意义上的知识体系，主要指一个学科的研究传统，存在的思维方式等；三是学科的研究者所发现并积累下的一些成果。

牛老师认为，政治学知识积累，从古希腊甚至更早就开始了，并一直延续下来，到了19世纪，随着政治学方法论的自觉性的形成，政治学的知识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增长，到目前为止，政治学已经形成了庞大的知识体系。

这个知识体系，无论对于一个研究者，还是对于一个团队来说，都非常重要，对于前者它决定了一个研究者的学术高度；对于后者，它决定者一个团队的研究水平。

当今是一个知识爆炸的时代，政治学的研究方法层出不穷，政治学的分化越来越细致。在此背景下，一方面，政治学的研究越来越体现出专业化、个性化的特征；另一方面，研究者也非常容易迷失在政治学的丛林中，而只看到政治学的极细小的知识。因此，如果，缺少对政治学知识体系的整体的把握，政治学的研究就成了无本之本，无源之水，就会前景暗淡。

此外，中国的学术环境并不十分健康，在历史上我们缺少理论建构的传统，因此，便形成一些学术的自负。例如，国内存在随意地创造概念的现象，这种概念，是没有任何历史的依据可言的——这种历史包括经验的历史也包括观念的历史。这种状况在上个世纪70、80年代的早期教科书中，十分普遍，可以发现，目前很多国内的教科书也缺少厚重的知识脉络感。

这种历史感特别重要。任何一篇有知识贡献的文章，都要有两条线索，一条是历史的线索，一条是逻辑的线索。如果缺乏历史的线索，而只强调逻辑的线索，这样的文章就缺少历史感，或者说缺少质感。当然，历史感不是大段地描述历史，历史的线索往往是隐含在论文之中的，在某一句话中，某一个定语词中都可能体现出来。

目前国内的很多学术成果，是缺少这种历史的质感的。一些学术成果中所使用的定义，往往是横空出世、不加任何解释就把它当成逻辑的起点。（逻辑上没有问题的，可能存在着根本的错误，这种错误即是对事实的歪曲）。因此，此类研究，对于学术的积累而言意义是很小的。

从上面可以看出，国内的政治学的学术环境并不十分健康，在这种环境中，强化政治学知识体系便显得尤为重要。

如果没有这种知识体系的积累，作为研究者便可能在政治学研究中迷失；作为研究团队，便可能因缺乏沟通的共识而解散。因此，形成政治学学科的知识体系是非常重要的。

具体来说，政治学完整的知识体系，有如下三点意义：

第一，政治学知识体系决定着研究者的问题意识

学术起源于问题（困惑），这个问题可能是关于事物的，也可能是关于事物之间关系的。学科的差别往往取决于问题（question）的不同——问什么？怎么问？比如社会学和政治学这两个学科对性别问题的提问方式可能就不太相同，社会学可能会提出男女比例对婚姻家庭的影响的问题；而政治学有可能问：男性、女性的社会角色是否是由男性权力主导社会而引起的？

很多研究者觉得提出问题（question）很难，这一方面是因为，对于研究对象不熟悉；另一方面可能是因为学科知识体系的缺乏，从而看不到问题。牛老师以自己进行博士论文的写作为例，来解释了这种看法。牛老师说自己的论文研究的是孙中山，自己是站在宪政的角度来看孙中山的，这就和史学的、法学的研究者，在研究孙中山的过程中看到的东西不一样。这就是由于自己的知识结构和其它人不同。

第二、政治学知识体系决定着研究者对问题认知的深度和广度

牛老师以贵阳市基层体制改革为例说明了这一点，贵阳市基层体制改革在早期给自已定了两个目标：加强服务和加强基层党建。这两个目标其实并没有抓住此次改革的核心问题——在公民社会条件下，政府如何与社会共同治理。后来他们通过不断地学习，调研，慢慢地意识到了这个问题。所以，政治学知识体系决定着研究者对问题认知的深度和广度，不管是政治实践还是政治研究，对于政治学知识体系把握都是很必要的。

第三、政治学知识体系为学术提供了交流的平台

学术交流应该具有共同的语言，如果缺少这种语言，各说各话，交流就无法进行。

对于一个团队来说，也存在着交流的题，没有交流就不可能有团队。团队的成员在进行自己的研究时，应该是个性化的。但是，个性的研究也始终应该在政治学的知识体系中进行，要回应政治学的基本问题。

二、勾勒政治学的基本知识体系的一些视角

勾勒政治学的基本知识体系是很多研究者困惑的一个问题。客观地说，没有一种办法能够把政治学的基本知识体系完整地勾勒出来，任何一种勾勒反应的只能是著者的某一种偏好。但是，这种偏好对于政治知识体系的把握也是重要的，因为，我们需要一种把握的方式。

牛老师认为一些书在之方面做的比较好，如《政治学手册精选》、《政治科学新手册》、《政治学的重大问题》、《政治科学》及海伍德所著的《政治学》、《政治学的核心概念》等。

牛老师认为，在勾勒政治学的基本知识体系之前，可以先回顾一下政治观演变的线索：

在古希腊时期，亚里氏多德，把政治学理解为城邦事务，这一理解确立了政治学的核心范围。

在古典自由主义那里，政治等同于政府事务，他们把人的生活分为政治领域和私人领域：前者是一个很小的领域，即政府是一个守夜人的角色；后者是一个政治不能侵入的领域。

到了19世纪末，政治生活的物质形态越来越丰富，政治活动的范围在扩大，出现了政党、利益集团等组织，于是，对它们的研究也纳入政治学的范畴。但政治学研究的核心仍然是政府。

20世纪，政治生活的物质形态进一步发展，原来的政治知识体系，已不能涵盖扩展了的政治生活，因此，人们把政治理解扩展为妥协和共识的过程，或者在最宽泛意义上，把政治理解为权力的分配和使用的过程。

从以上政治观的演变中，可以发现，政治学的知识体系是一个动态的建构过程，这个过程既包括“共识”也包括“歧见”，政治学的知识体系是一个随着政治生活物质形态变化，而变化的过程。可以发现，我们需要在历史中把握政治学，

任何关于政治学的知识就不是一个点，而是一个脉络，它不是一潭死水，而是一个水系。

故而，对于政治学的框架，有不同的勾勒方式，下面的勾勒方式只是众多框架中的一部分，这三个框架不是相互冲突的，而是存在着知识的重合。它们相互补充，以帮助人们更好地了解政治的知识。

第一、国家理论框架

“国家”虽然曾经被行为主义者挤出政治学，但很快又被他们给请了回来，现在的政治分析很多都是在民族国家的框架下进行的，国家的概念是政治学中的一个核心概念。国家的理论可以区分出以下七个问题，在这里，“国家”既指实然概念上的国家，也指规范意义上的国家：

1、什么是国家？对此可以区分出三种不同的视角：

唯心主义视角：把国家看作某种精神。代表人物如黑格尔，他认为国家是利他主义基础上的道德共同体。

功能主义视角：把国家看作某种功能的载体。如马克思认为，国家是阶级压迫并维持社会秩序的工具。

组织的视角：把国家看作一套公共组织机构。常常认为国家具有主权性、公共性、合法性、合法地使用暴力、地域性的特征等。

2、国家是怎么产生的？

从国家产生的物质形态来看，国家先后经历了城邦形态、帝国形态、封建国家形态，民族国家形态等。

从逻辑的角度说，关于国家的起源有多种解释，有暴力说、亚里氏多德的共同体说、中世纪神学国家观、古典自由主义国家观、马克思主义国家观、无政府主义国家观等等。

3、国家的本质是什么？

这一问题可以分解为下面的几个问题：国家是自主的，还是从属于社会的？国家是服务于集体的，还是偏向于某些团体？国家是应该被增强，还是被消灭？

对于这些问题不同的回答，形成如下国家观：

一元主义国家观：认为国家是自主的，压倒一切的主体，个人必须服从国家。

多元主义国家观：认为国家不是自主的，国家扮演的是社会调节人的角色。如托克维尔，达尔等都持这种观点。

马思主义国家观：反对抽象地理解国家，认为对国家的理解不能脱离经济基础，国家即是在经济上占优势地位的阶级进行阶级统治工具。

4、国家应该做什么？

这个问题也可以这样表述，国家与社会关系是什么？如果国家有边界，那么边界应该在哪里？其于对这个问题的不同回答，可以区分出如下类型的国家：

最小国家：如诺齐克认为，权利是个人化的要求，在道德上应该是具有强制力的。

福利国家：对国家提出了要求，要求国家为个人权利的实现提供一些福利，以帮助个人实现自身的权利。

发展型国家：国家是一个独立的力量，国家可以通过对社会施加影响而加快社会的发展。

全能主义国家；如果说发展型国家要求国家控制经济发展，那么全能国家则要求国家控制一切，在全能国家里，国家和社会的边界是重合的。

集权主义国家：社会在集权主义国家里被取消了，国家无孔不入地渗透到人们生活的各个领域。和全能主义国家相比，全能主义国家强调国家责任，而集权主义国家主要强调以忠诚为目的、对权威的服从。

5、国家的形式？

主要包括国家组织形式和国家结构形式。前者主要是政体类型学和中央层次的制度设计，后者主要指中央和地方关系的制度设计。

6、民族国家建构的危机

民族国家建构要克服一系列危机：如认同性危机、合法性危机、渗透性危机、分配性危机、参与性危机等。

此外，民族国家作为一种国家的物质形态，也存在着被替代的可能。目前，全球化的影响已经经常打破民族国家的边界，侵入民族国家内部。那么民族国家之后下一种国家形态可能是什么？也值得人们去思考。

7、国家间关系？

从历史上看，《威斯特伐利亚条约》确立了欧洲的民族国家间现代关系的基础，随着资本主义国家的侵略，和两次世界大战，世界各地纷纷建立民族国家，形成了当前的国家间关系？

就目前来看，探讨国际关系的视角主要有如下四个种：理想主义的视角，现实主义的视角，多元主义的视角，马克思主义的视角。不同的视角都对处理国际关系的原则提出不同的要求。

此外，国际关系中，国际关系主体不单是民族国家，很多国际危机是民族国家无法克服的，这就出现了全球治理的理念。

第二、“国家——社会”关系框架

市民社会的崛起是现代政治的主要特征。从“市民社会”这一概念变迁的历程来看。在古希腊时期，市民社会是用来区别野蛮社会的；到了17、18世纪，随着代议制的出现，公民社会主要用来区别政治社会，并形成了公民社会和政治社会的对立；20世纪以来，哈贝马斯从公民社会中，把经济社会分离出来，把经济社会当成人的私人领域，公民社会仅局限在文化里面。这一概念变迁也展示了人类观念总是在不断异化，又总是在不断超越异化的过程。

从“国家——社会”关系框架来看，政治知识可以区分出如下几类：

古典自主义时期：在国家与社会关系中，国家尽可能的小，仅要求扮演一个守夜人的角色。

多元主义时期：政治生活越来越丰富，政治范围在扩大，政党、利益集团的出现，对它们的研究也纳入政治学的范畴，国家的范围在扩大。

20世纪60-80年代，苏联内部一些国家产生了脱离的运动，西方学者认为，这种运动产生的动力来自于这些国家内部公民社会的成长，即这种运动是国家与社会冲突，社会对抗国家的结果。对此的研究产生了大量的政治理论。

在西方国家，伴随着国家的膨胀，出现了治理的困难，于是国家开始到社会中去挖掘新的力量，从而形成了治理理论等。

第三、系统理论的框架

系统理论的框架是由行为主义者提出的，和系统理论的框架对应的政治学的知识框架，是围绕“国家”这个概念展开的。

行为主义者认为：“国家”这个概念歧义太多，不能被科学化，而且又隐含了太多意识形态的内容，所以，需要替代它，于是便提出了“系统”这一替代性的概念，并建立了一个系统的模型。

系统理论的提出形成了一系列的政治知识：比如结构功能主义，政治生态学，尤其是其中对政治文化的研究，对系统的演化和变迁的研究，对政策过程的研究等。

当然，系统理论也受到一些批评，比如批评者认为系统模型过于粗糙，解释力有限；系统理论把人的个性化的部分给抽去了，所以对于解释政治没有太多帮助等。

于是，进入上个世纪80年代，国家又成为了政治学研究的重要主题，成为政治知识的核心。当代这种系统理论和国家理论的转化，不是替代性的，而是二者并存，相互影响，回环往复的。

牛老师最后再次强调，对于政治学的框架，有不同的勾勒方式，以上三种只是自己的理解和归纳。此外，这三个框架之间存在着大量的知识的重合，它们之间的关系不是相互冲突的，而是相互补充的，它们共同帮助人们更好地了解政治学的知识状况。

牛老师的讲座，围绕“政治学知识体系”而展开，不仅谈了政治学的知识体系在研究中的意义，也谈到了可供大家参考政治学系统知识的勾勒方式。牛老师娓娓道来讲述，对政治学高屋建瓴的把握，大量研究中亲身体会的案例，以及时而对某一问题的细致而精彩分析，获得了老师和同学们高度称赞。整个论坛进行了约4个小时，在大家的热烈鼓掌中，论坛宣告结束（2008级政治学理论硕士研究生苗青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