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外交官黎庶昌
黎庶昌，贵州“沙滩文化”代表人物之一。如今在遵义新州镇沙滩村，其故居仍然保存。光绪七年到十六年黎庶昌两度以钦差大臣身份出使日本的经历，使得这座宅子也称“钦使第”。倚山而建的三进院落，如今已是黎庶昌及沙滩文化的纪念馆。
但日本并非黎庶昌“走向世界”的第一站，在此之前，黎庶昌还曾任外交官驻西欧各国，成为中国人“睁眼看世界”的第一批杰出代表之一。光绪二年（1876）冬，郭嵩焘出任驻英、法两国公使，这是中国第一次向外国派出常驻的使臣。黎庶昌经同为贵州人的丁宝桢举荐，调任三等参赞随行赴欧，从此开始外交官生涯。他们从吴淞口出发，坐船经香港、新加坡、锡兰，渡红海，越苏伊士运河进入地中海，绕过葡萄牙南段进入大西洋，在英国南部阿母敦(今南安普敦)登陆，最终抵达伦敦，行程3万公里。
此后5年间，黎庶昌曾任职于伦敦、柏林、巴黎和马德里，游历西欧十国，并撰写《西洋杂志》8卷，记述各国政教风物、民情习俗，被誉为19世纪西洋风俗画卷。此书国内数度印行，近世还有巴黎出版的法文译本。
当代学者、著名出版人钟叔河在其题为《一卷西方风俗图——黎庶昌的<西洋杂志>》一文中说，《西洋杂志》面世之时，“徐继畬、林则徐、魏源等人编著的世界地理书籍流传未广，斌椿、志刚等人关于西方世界的报道少为人知，欧洲还是绝大多数中国人所不了解的世界。”而《西洋杂志》这部书“既反映了英法德西等国的政俗民风，又介绍了许多外国的地理知识，在十九世纪80年代起了帮助人们打开眼界的作用。”
光绪七年（1881）冬，黎庶昌调任驻日本国公使。3年后，丁母忧回故里，创修拙尊园，广积藏书。光绪十三年（1887）冬，再度出任驻日本国公使。此期间，他广交日本朝野文士，声誉日隆。他搜求流落日本而国内失传的我国古籍，辑印《古逸丛书》200卷，印制精美绝伦，轰动国内学界。又刻印中日文士唱和的诗文集《黎星使宴集合编》《黎氏家集》40卷。他把贵州边隅的地域文化，推介到东瀛，促进了中日文化交流。
黎庶昌悉心探求富民强国之道。受日本“明治维新”的鼓舞，他曾向朝廷上《敬陈管见折》，主张“整饬内政，酌用西法”，提出革新方案，但遭拒绝。后来因上奏折附片请建“郑莫诸公祠”而被降官三级。以道员资格出任川东兵备道兼重庆海关监督。他在重庆办实业，修云贵会馆，建公园，创办致用书院；出资开办洋务学堂，培养并派遣学生赴英、法留学。他还接纳一些门生，使沙滩文化流播蜀中。
黎庶昌专攻古文，也研治地志及目录学，著述甚丰。他成就最高的是散文，取法于郑珍和曾国藩，出国后的作品更是内容丰富，风格遒劲。《卜来敦记》《游日光山记》《奉使伦敦记》等数篇文章被多家选本收录，成为近代散文名篇。
在研究贵州历史文化，或者对贵州文化感兴趣的人心中，遵义市新州镇沙滩村是“白月光”一般的存在。至于原因，自然就是这片土地所滋养出来的“沙滩文化”。晚清百余年间，沙滩村涌现了以郑珍、莫友芝、黎庶昌为代表的学者、诗文作家、艺术家数十人，有著作200多部，内容涉及经史、诗文、音韵、地理、训诂、版本目录、科技、金石、书画等领域，辉煌一时。《贵州通志·艺文志》里说，清代贵州的著述中，沙滩人和受沙滩人教育与影响者的著述占三分之一——难怪民间有谚语：“贵州文化在黔北，黔北文化在沙滩。”
沙滩村里的禹门寺，最初叫沙滩寺，由黎氏家族创建。当年的黎氏家塾就设在这里，“沙滩文化”代表人物郑珍、黎兆勋、黎庶昌等都先后在这里求学。这座读书堂招纳族人及乡里子弟，历时300多年，培养出大批人才。除了禹门寺里的家塾，沙滩村还有沙滩文化奠基人黎安理的书房“锄经堂”，其长子黎恂曾从浙江购回几万卷图书陈列其中供人翻阅，郑珍、莫友芝、黎兆勋、黎庶昌等都在其中领受书籍的恩惠。如今的锄经堂是黎氏后裔黎培礼的住房，看起来只是普通的农舍，然而它却滋养了一个半世纪之前，在中国文化史上占据一席之地的贵州先贤们。
黎庶昌：睁眼看世界的先行者
黎庶昌的故乡在贵州遵义新州镇沙滩村。知名学者黄万机在其2006年出版的《沙滩文化志》一书中这样描述沙滩村的面貌：“沙滩前带清流，后枕冈峦……村中有近百户人家，屋宇层迭，掩映着翠柏修篁；沿溪两岸，田畴沃野，弥望十里。”文字中世外桃源般的景致，与如今沙滩村的现实场景几乎毫厘不差。
这个人杰地灵的村子，孕育了晚清光照中华文化史的“沙滩文化”。而黎庶昌就是“沙滩文化”的代表人物之一。
沙滩村小景。
驻欧外交官生涯和《西洋杂志》
黎庶昌少年时代沉默寡言，性格内向，但意气超迈，抱负不凡。咸丰四年（1854）以后，贵州战火纷飞，贵阳、遵义几乎成了烽火中的孤城，地方官正自顾不暇，何谈开科取士？黎庶昌深感困处乡里，绝无出息，决计北上顺天乡试，然而两度秋闱均未获选，只能困居京师。
同治元年，载淳即位，“两宫”垂帘听政，下诏求言。王公大臣无一人进只字片言，黎庶昌却以廪贡生的身份上“万言书”。被召赴军机处面试时，他陈述国家应该兴革之大事十五桩，件件正中要害，于是被特赏知县，分发江苏曾国藩大营查看委用，时年仅26岁。
黎庶昌被曾国藩留在身边作机要文案达6年之久，之后又被曾国藩推荐出任地方官加以磨炼。曾国藩调任直隶总督北上时，留黎庶昌在江苏待用，并在奏疏中保荐评价黎庶昌“外甚朴讷，内有抗心古哲、补救时艰之志。”
光绪二年（1876）冬，郭嵩焘奉命出使英法。经贵州同乡丁宝桢举荐，黎庶昌被选为三等参赞，随行赴欧，从此开始外交官生涯。这年十月，他们从吴淞口出发，乘英轮经香港、新加坡、锡兰，渡红海，越苏伊士运河进入地中海，绕过葡萄牙南端入大西洋，在英国南部阿母敦(今南安普敦)登陆抵达伦敦，行程3万多里。初见世面的黎庶昌身历海外诸种景观，眼界顿开。
《西洋杂志》是黎庶昌出使英法，先后任职于伦敦、柏林、巴黎和马德里的5年多时间里，关于欧洲各国的记述。他对欧洲各国进行了广泛的考察，《西洋杂志》既反映了各国的政俗民风，又介绍了许多世界地理知识。其时欧洲还是绝大多数中国人完全陌生的世界，这部书在十九世纪80年代起到了帮助国人打开眼界的作用。
黎庶昌故居。
《西洋杂志》问世时，林则徐、魏源和徐继畬根据外国人提供的资料编写的《四洲志》《海国图志》《瀛寰志略》等书，是中国人讲述世界地理的开始，但他们足迹不出中国，所述偏重自然地理，对鲜活生动的东西介绍很少。著名出版人钟叔河在《走向世界丛书》中介绍《西洋杂志》时说：“黎氏抱着‘经世致用’的明确目的和对人文地理的浓厚兴趣，仗着一支‘绘影绘声’的笔杆子，在《西洋杂志》中向国人介绍了欧洲各国的国政民俗、经济社会、交通途径、风土人情……这些客观的平实的记叙，更容易是当时多数读者乐见喜闻，起到了让中国人打开眼界、了解世界的作用。”“从《西洋杂志》中看到的黎庶昌，不仅是一个关心社会、善于用笔的文人，同时也是一个有爱国思想的外交官，一个有探索精神的地理学者。”
两度出任驻日公使和《古逸丛书》
光绪七年（1881）冬，黎庶昌调任驻日本国公使。当时日本已进行明治维新，变法取得较大成功，国势日强，对待各国使节，全视其国力之强弱而定亲疏。晚清时的中国积弱莫振，而黎庶昌却以其人格、作为和趣味，赢得了日本人的尊重，并常与日本朝野的文人交游，与之结下深厚情谊。
3年后，黎庶昌丁母忧回故里，光绪十三年（1887）冬，再度出任驻日本国公使。此次重返东京，他与日本朝野文人学者的友谊越加深厚，交游也更广泛。据沙滩文化研究专家黄万机在其《沙滩文化志》中所述：“每当春秋佳节，（黎庶昌）常设文酒之宴于芝山红叶馆，与诸名士欢宴唱酬，极一时之盛：前后辑诗歌数百首，叙文数十篇，刻《日东文宴集》3编，为中日文化交流史增写了新篇章。”黎庶昌在为许多日本友人的学术专著和诗文集作序，为已故友人撰墓志铭的同时，也把贵州边隅的地域文化推介到东瀛。由于他个人的声望，使得中国使节在日本受到了比他国更高的礼遇，日本天皇特颁赐一枚一等旭日绶章，表彰他的功绩。
据《沙滩文化志》中记载，当黎庶昌“三年任满，归国前半年，饯别宴会无虚日，惜别祝颂之词以百计。启程之日，送行者盈途塞巷，情谊深笃者竟追饯至数百里外。西洋各国使节见此情景，均啧啧称羡，认为这是使臣归国所绝无仅有的盛况。”
黎庶昌出使日本期间，个人出资收罗我国流入日本的古籍，获得国内已逸的唐宋以来古籍26种，其中包括著名的《太平寰宇记》佚文五卷半。黎庶昌将这些失而复得的古籍在日本影刻成《古逸丛书》200卷，其刻印之精美，超越前古，一时间震动海内学术界，在中日文化交流史上也是件有名的事情。“作为清政府的出使日本大臣，能够个人出力出钱办成这件事，就足以说明黎庶昌的文人趣味和对文化事业的热心，两者正是同样难得。”钟叔河评价。
他又在日本书肆中见有翻刻的南藏本佛经全帙，计6771卷，合281函，并附有唐代慧琳《一切经音义》100卷，遂以千金购买运回故乡遵义沙滩村，贮存于禹门寺。
今沙滩村禹门寺。
黎庶昌出使西洋和东洋十几年，对各国内政、外交、军事、经济及国际态势了若指掌，对当时资本主义机器化生产和科技、文化的发展十分倾慕。在《与莫芷升书》中，他说：“至于轮船、火车、电报信局、自来水火、电气等公司之设，实辟天地未有之奇，而裨益于民生日用甚巨。虽有圣智，亦莫之能违矣。”欧洲国家的议会民主也让他大开眼界：“各国风气，大致无殊。主事皆由上下议院商定，国主签押而行之。君民一体，颇与三代大同。”他悉心探索富民强国之道，受日本“明治维新”的鼓舞，于光绪十年（1884）春向朝廷上《敬陈管见折》，主张“整饬内政，酌用西法”，提出急练大支水师、火车宜及早兴办、修治京师街道、商务宜重加保护、遣亲贵大臣出洋游历考察等革新措施，但遭拒绝。黄万机评论这篇政论文时说：“所提各节，特别是修筑铁路、保护商务、豫筹度支（即财政收支的预决算及税收章程等），对于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必将产生巨大推进作用。于此可见莼斋（黎庶昌字）的政治思想已超越洋务范畴，属于维新改良主义体系。其见地之精深，才略之宏伟，非一般封建士大夫可比。”
既是散文大家，也是地理学者
清廷对这位有才干的人物并未重用，归国后只委任区区道员。光绪十七年（1891）黎庶昌以道员身份出任川东兵备道兼重庆海关监督，他创设洋务学堂以培育人才，并选送一批优异者去英、法等国留学：改建五福宫作游览场所，并独力修建云贵会馆，以扩大三省商务活动。
因其家学渊源和个人志趣，黎庶昌终归是文人底色。他专攻古文，也研治地志及目录学，著述甚丰。成就最高的是散文，在曾国藩幕中，接受曾氏散文理论，又与张裕钊、吴汝纶、薛福成等交往密切，以散文相互砥砺，探讨义法精微，号称曾门四大弟子。他亲手抄录古今名篇达数十卷，从中删订去取，历二十余年而辑成《续古文辞类纂》28卷，计425篇。选自《史记》《汉书》《三国志》及《五代史》《通鉴》等史书之文尤多，清代散文选入者也不少，足以弥补姚鼐所编《古文辞类纂》之不足。
黎庶昌故居门口。
《沙滩文化志》这样评价黎庶昌的文风：“远学司马迁、班固、韩愈、欧阳修，近师姚鼐，法度谨严，简练缜密，力求辞工且雄。其风格雄奇峻峭者似王安石，蕴藉飘逸者似欧阳修。成就与薛福成相埒，时有‘南黎北薛’之誉，与张裕钊、吴汝纶同为桐城派晚期散文四大家。”出使国外多年之后，受不同社会风尚文化生活的影响，黎庶昌的生活情趣有所变化，其散文的情韵与意境也都有所改变，“往往超越桐城义法的拘限，能自由抒发，意尽而止，不惟内容富赡，形式也华美，行文曲折多变，有浩博雄放之风。”
黎莼斋不仅是位出色的散文作家，也是位富于探索精神的地理学者。他致力于我国西北一带地理的研究，不单纯是为写几本学术专著，而是为捍卫祖国边疆，防止外敌入侵。他看清了俄国对新疆等地垂涎已久的野心，主张加强边防。为此，几次要求亲赴俄国中亚细亚、西伯利亚考察，切实了解地形、人文、经济、军事等方面的情况，以备日后用兵或通商参考，不为俄国所欺。他广泛搜求外国人游历这一带的笔记，得五六种，并根据这些实录性的材料，整理汇编为《由北京出蒙古中路至俄都路程考略》和《由亚西亚俄境西路至伊犁等地路程考略》。这是当时中国人对外国地理、交通情况进行调查研究的真实记录，弥补了国内研究的空白，在地理学上很有价值。
光绪十三年（1887），黎庶昌3年丁忧期满，启程赴京时为考察川北、陕南及晋南、冀中一带地理风情，特取道重庆、成都，经剑阁入汉中，再经西安出潼关，渡黄河、越太行至于都下。历时3个多月，行程2000余里，写成《丁亥入都纪程》2卷。该书考核精细，录载翔实，汇历史地理、人文地理于一体。吊古凭今，情文并茂，确是纪游散文的佳作。
黎氏家族与沙滩文化：传承与呼应中的生生不息
了解黎庶昌，必然要了解“沙滩文化”。
晚清百余年间，沙滩村涌现了以郑珍、莫友芝、黎庶昌为代表的学者、诗文作家、艺术家数十人，有著作200多部，内容涉及经史、诗文、音韵、地理、训诂、版本目录、科技、金石、书画等领域，辉煌一时，即使在中华文化史上也是罕见的奇迹。
沙滩村黎庶昌故居“钦使第”。
1937年刊行的《续遵义府志》中，沙滩文化人的活动开始被关注。而真正让“沙滩文化”得以凸显的，则是抗战时期浙江大学西迁贵州时期的重要学术成果——《遵义新志》。书中这样描述沙滩文化人：“郑莫黎三家，互为婚姻，衡宇相望，流风余韵，沾溉百年。”沙滩的文化成就，书中专门强调了它已突破“地方级”，跻身“国家级”，即“不特为播东名胜，有清中叶曾为一全国知名文化区。”《贵州通志·艺文志》里则说，清代贵州的著述中，沙滩人和受沙滩人教育与影响者的著述占三分之一，民间有谚语：“贵州文化在黔北，黔北文化在沙滩。”一个地处偏远，方圆不过十里的村子，三家几代人在百余年间文化昌盛，人才辈出，诗书耀世，余韵不绝，想起来都令人神往。
沙滩文化奠基人黎安理的书房“锄经堂”，如今是普通农舍。
至于“沙滩文化”的孕育和成长，则是自黎氏家族来此经营开始。沙滩黎氏在明朝万历二十九年（1601）迁至遵义沙滩村，世代以诗书传家，教泽及于亲友，自清朝乾隆以后，贤才辈出。郑珍、莫友芝和黎庶昌三人，更是“沙滩文化”的代表人物，其学术成就与诗文创作不仅冠绝黔中，而且享誉海内。
知名学者黄万机在其《沙滩文化志》中讲述了在家风影响下，黎庶昌的性格养成。他说，由于黎氏良好家风的熏陶与青少年时代勤苦生活的磨练，黎庶昌养成沉毅刚强的性格与严谨练达的情操。平日端默寡言，而言出必实践，然诺必果行；遇事果断，凡决心要做之事，必力求成功，百折不屈。日常生活极有规律：早上不晚起，夜晚不熬更；室内陈设整洁，几案纤尘不染；抄写书籍盈箱累箧，而无一字省笔；身边琐屑小事亲自动手，朋友遇缓急相求，无不立即应允，事过辄忘。
关于黎庶昌和“沙滩文化”的研究，涌现出不少地方学者。遵义的文史专家李连昌，从20世纪80年代初到退休，主持过多部遵义志书的修编工作。工作之余，他30多年来致力于对遗落民间的清末黔北文化史料的搜集，沙滩村是搜访的重点。清末的沙滩地区，黎庶昌家的藏书一度达到6万多册，郑珍家也有2万多册。这些书后来被卖或是被焚，还有不少被沙滩一些人家收藏。李连昌坚持不懈地往返沙滩和其他各地搜访古籍，捐赠给各级博物馆和高校等相关机构的历史文献已达上千册。记者在他家见到他的时候，一批刚从日本购买的黎庶昌的藏书就放在家里，他掏出手机给记者看他微信添加的日本“二手书商”，近年很多黎庶昌藏书就是通过这样的渠道购得的。每一本通过微商在网上购买的古籍，他都把聊天记录截图留存。古书们当年流失得莫名其妙，但归乡之路却都走得明明白白。
沙滩黎氏第14代黎培礼。
李连昌和曾经的黎庶昌故居的看门人、沙滩黎氏第14代黎培礼成了朋友，他们约定，黎培礼只要发现哪里有书的线索，就要赶紧通知他。通过这位沙滩黎氏后人中的“卧底”，李连昌在沙滩人家寻访到不少旧时宝贝，并带它们重返世人眼中。其中珍贵的古籍当然不少，但另一件他搜来的宝贝更令人印象深刻——那是黎庶昌之父黎恺的墓志铭拓片，墓志铭的撰文者为曾国藩，墓志铭盖板书写者为李鸿章，墓志铭书写者为丁宝桢——这块由清代三位响当当的大人物联袂加持的墓志铭拓片，坐实了沙滩文化人和沙滩文化的地位与影响力。
围绕黎氏家族和沙滩村，记者越多了解，就拾起越多线头。这些线头，不仅是历史的“大事”，更是跨时代的人与人之间，那些精神世界的链接和情感世界的相通。已故的沙滩文化研究专家黄万机，其生前所写的《沙滩文化志》等一系列沙滩研究专著，几乎是如今人们了解沙滩文化时的“必读书目”。前年他辞世之后，他的女儿黄江玲在怀念文章里说：“我想‘沙滩文化’是他一辈子割舍不了情结，如果可能，我也会尽力以此为余生的研究方向，希望没有领会错阿爹的意愿。”血缘的延续中又有学术的传承，这真是双重意义的生生不息；黄江玲的外婆就是遵义沙滩黎氏后人，这又是可遇不可求的缘分。年轻教师索敏给记者留言：“我奶奶，黎焕禄，黎氏12代。记得小时候和她去沙滩村，要去故居的话直接在大伯厨房后面拿钥匙。”还说“我爷爷从初中就要我们看关于黎庶昌的书，也经常和我们说起各种故事。”至于黄万机的书，一直就是她奶奶放在床头的读物。
去到遵义市新州镇沙滩村的第一站，就是黎庶昌故居“钦使第”，光绪七年到十六年黎庶昌两度以钦差大臣身份出使日本的经历，使得这座宅子也称“钦使第”。倚山而建的三进院落，如今已是黎庶昌及沙滩文化的纪念馆。
黎桦元和他的儿子。
从“钦使第”出来，记者遇见了黎氏入黔始祖黎朝邦的第15代孙黎桦元，怀里抱着他的儿子。他带着我们去到了沙滩黎氏第14代黎培礼家，就在100多年前黎氏的“图书阅览室”——锄经堂。在黎培礼家门口，记者又遇见了黎氏第13代黎明汉。代代相续的沙滩黎氏，像环环相扣的时光链条，黎氏还是那个黎氏，生活却是全然不同的生活。黎培礼曾经独立管理和解说黎庶昌故居22年，如今那里被专业团队接管。他的屋子四壁糊满了字画，有的是别人的作品，而墙上和桌上更多是他自己写的诗，用毛笔工整地写好。他并不是祖先那样的文化人，也没受过多少教育，但这并不影响写诗成为他务农之余的爱好。桌上正摊开的是一首《失眠》：“斜月入窗前，迢迢夜未眠。感时因忆事，深夜闻鸡鸣。”听《沙滩村志》编纂者们说，沙滩村民至今很有多热爱写诗，诗歌的传统在村里一路绵延，每年重阳节的“沙滩文化九九晒诗会”，于2006年入选遵义市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文化空间类”项目。一个多世纪前的文化盛景虽已远去，但诗意的月光依旧照耀今人。他们的生活，就是活脱脱的“诗和眼前的田野”。
黎培礼和他写的诗。
文/贵州日报天眼新闻记者 舒畅
编辑/刘立超 二审/姚曼 三审/黄蔚
来源：贵州日报报刊社官方新闻客户端“天眼”新闻 2024-10-29
一审：王凤梅 二审：何茂莉 三审：张清
编发：中国文化书院（阳明文化研究院）中华传统文化与贵州地域文化研究中心 办公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