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文摘》2024年第20期“论点摘编”刊发贵州大学中国文化书院、中华传统文化与贵州地域文化研究中心副教授原载《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4期论文论点摘编。题：道家“垂钓”寓言的思想取向及论理特征。
道家“垂钓”寓言的思想取向及论理特征
摘要：道家著作中的“垂钓”寓言具有丰富的哲学思想内涵。《庄子·秋水》篇所载“庄子之钓”，作为庄子“无为”“无待”的人生价值取向之象征，既是对《逍遥游》《齐物论》等篇哲学思想的生动演绎，亦是对庄子自由意志和独立精神的精彩展现。同书《外物》篇所载“任氏之钓”，则以“大鱼”拟喻经世的“大道”，表达了作者以道治天下的追求和兼济天下的政治理想，其中心意旨是通过“垂钓”过程，喻示为政之要在于持之以恒、久久为功，不可急功近利、盲目短视。《列子·汤问》篇所载“詹何之钓”，则以“钓术”喻示养心、全神之“道术”，展示行为主体如何通过内在精神的凝聚，达到形神合一、以心驭物的精神境界。三篇寓言的思想主旨虽然有所不同，但皆是作者志趣、心境和内在风神的生动写照。“垂钓”其实是一种特定的“体道”方式。就论述方式而言，《庄子》《列子》所载“垂钓”寓言，体现了道家诸子即事以论道、言近而旨远的论理特征。这些寓言生动地说明“道不远人”：“道”就在身边，就在日常生活中，人们随时随地都可以对其进行思考和体会。
关键词：道家；垂钓；无待；经世；道术；体道
作者：邓国均，文学博士，哲学博士后，贵州大学中国文化书院、中华传统文化与贵州地域文化研究中心副教授
作为一种生产和生活方式的“垂钓”，一直与中国古代文学和哲学有着不解之缘。《周易·系辞下》说：“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作结绳而为罔罟，以佃以渔，盖取诸《离》”[1]。由此可见，《周易·离卦》的意旨，或与上古先民的渔猎生活有关。随着社会生产方式的进步，“垂钓”逐渐从古人求取生存物资的经济活动中解脱出来，成为一种兼具休闲娱乐、修养身心、颐神益智的社会文化活动，由此也更为频繁地进入文士和哲人的创作视野，成为他们表达某种生活理念、文化意趣或思想认识的重要题材。
据《庄子》《列子》《淮南子》等书记载，战国时代的道家学者，多为“就薮泽”“处闲旷”的“江海之士”，因此他们大都具有“钓鱼闲处”的生活经验。不但庄子可能进行过“垂钓”活动，詹何、娟嬛等更是以“钓术”闻名于世。道家诸子著作中的某些“垂钓”寓言，正是以悠久的渔猎文化传统为基础，并结合其个人的现实生活经验，赋予“垂钓”活动以丰富的哲学思想内涵。今试对《庄子》《列子》等书所载“庄子之钓”“任氏之钓”和“詹何之钓”等寓言的哲学思想内涵进行解析，进而对道家诸子寓言的论理特征作一点初步的探讨。
一、庄子之钓：“无为”与“无待”
《庄子》书中有不少以“庄子”为主人公的故事，如《逍遥游》所载庄子与惠子关于“瓠瓜”与“大树”的对话，《德充符》所载庄、惠关于“有情无情”的辩论，《秋水》所载“庄子钓于濮水”“惠子相梁”及庄、惠之间的“鱼乐之辩”等。这些故事对于了解庄子生平及其思想性格等，皆有一定的哲学史意义。
由于《庄子》以“寓言”“重言”等为主要论说方式，因此书中所载上古至战国时代的历史人物颇多。黄方刚研究后发现，这些历史人物的相互关系，“时代上绝对可能与大概可能之问对或交涉凡七十九次”[2]。徐复观也分析说：“《庄子》书中虽多寓言，但除完全架空的人物以外，对历史人物相互关系的行辈则从无紊乱”[3]。孙以楷、甄长松将《庄子》所载历史人物与早期史籍的相关记载对比后指出：“《庄子》中所及历史人物（包括重言人物，也包括寓言人物）的相互关系，即人物的行辈、姓字、国籍、身份、行踪等形式方面的框廓，十之八九是可靠的”[4]。由此推测，《庄子》所载与庄子本人相关的寓言故事，也应当具有一定的现实基础。
不过，寓言作为一种叙事文体，其叙事模式与注重事件真实性的史传存在一定差异。《庄子》内、外、杂篇的不同作者，正是巧妙借助于寓言叙事的灵活性与自由度，出入于历史和文学之间，以表现其隐微而深刻的哲学思想。《秋水》篇所载“庄子钓于濮水”故事正是这样一篇寓言作品：
庄子钓于濮水，楚王使大夫二人往先焉，曰：“愿以境内累矣！”庄子持竿不顾，曰：“吾闻楚有神龟，死已三千岁矣，王巾笥而藏之庙堂之上。此龟者，宁其死为留骨而贵乎？宁其生而曳尾于塗中乎？”二大夫曰：“宁生而曳尾塗中。”庄子曰：“往矣！吾将曳尾于塗中。”[5]（P603-604）
《淮南子·齐俗训》说：“惠子从车百乘以过孟诸。庄子见之，弃其余鱼”[6]。两相参证，可知庄子在现实生活中确实可能从事过“垂钓”活动。但这则寓言的叙事重点，却不在“垂钓”活动的具体过程。作者实际上是将“垂钓”作为庄子与楚使对话的背景，通过有关南楚“神龟”的对话，进一步赋予“垂钓”活动以更为丰富而深刻的思想意义。
除《秋水》篇外，《庄子·列御寇》亦载：“或聘于庄子。庄子应其使曰：‘子见夫牺牛乎？衣以文绣，食以刍叔，及其牵而入于大庙，虽欲为孤犊，其可得乎！’”[5]（P1062）由此可知，《秋水》篇所载楚使之聘，可能也是有一定事实依据的。在列国纷争、诸侯尚贤的战国时代，这是最平常不过的事。正因如此，司马迁所作《庄子传》才将两个故事合二为一，以表现庄子的人生价值取向：
楚威王闻庄周贤，使使厚币迎之，许以为相。庄周笑谓楚使者曰：“千金，重利；卿相，尊位也。子独不见郊祭之牺牛乎？养食之数岁，衣以文绣，以入大庙。当是之时，虽欲为孤豚，岂可得乎？子亟去，无污我。我宁游戏污渎之中自快，无为有国者所羁，终身不仕，以快吾志焉。”[7]（P2145）
虽然文章风格与《秋水》篇“庄子钓于濮水”略有差异，但是思想主旨却基本一致。《天下》篇评述庄子学说曰：“以谬悠之说，荒唐之言，无端崖之辞，时恣纵而不傥，不以觭见之也”，“其于本也，弘大而辟，深闳而肆，其于宗也，可谓稠适而上遂矣”[5]（P1098-1099）。《庄子传》亦称庄子“其言洸洋自恣以适己，故自王公大人不能器之”[7]（P2144）。《秋水》篇所载庄子“垂钓”故事，确实极为生动地体现了庄子“时恣纵而不傥”“洸洋自恣以适己”的思想性格特征。
“庄子钓于濮水”，看起来是一个平淡无奇的开端。作者正在讲述的，也是一件最平常不过的小事。在现实生活中，每一位垂钓者，自然都期望“得鱼”。庄子也不能例外，因为最低的物质生活标准是从事其他社会活动的前提条件。与“垂钓”的物质收获相比，十金、百金的财富，县令、郡守的职务，就是更多世人争相追逐的目标了。至于万乘之国的卿相之位，则更是梦寐以求而难以实现之事。然而，当楚王的使者来至濮水之滨，许以楚国卿相高位之际，庄子竟然“持竿不顾”！庄子之所以如此不屑一顾，是因为他认为担任楚国的卿相，譬如“死已三千岁”的南楚神龟，与其留骨而贵于庙堂之上，不若生而曳尾于泥涂之中。
如此将“仕”与“隐”视为悬若天壤的“死”“生”两途，“庄子钓于濮水”也就具有了超越功名、富贵、利禄等现实生活意义，其哲学思想内涵也进一步凸显出来：“庄子之钓”是以一种看似“有为”和“有待”的生活姿态，表达其“无为”和“无待”的人生价值取向，以及“全神”“养德”的精神追求。
此种“无为”“无待”的人生哲学，正是《庄子》哲学思想的核心内容。其内篇《逍遥游》云：“夫列子御风而行，泠然善也，旬有五日而后反。彼于致福者，未数数然也。此虽免乎行，犹有所待者也。若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以游无穷者，彼且恶乎待哉！故曰，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5]（P17）。这是庄子对于“无待”境界的形象描述。从“故曰”所引出的结语看，达至“无待”境界的关键，主要在于对“功名”的超脱。对于“至人”“神人”“圣人”三者的关系，唐人成玄英说：“至言其体，神言其用，圣言其名。故就体语至，就用语神，就名语圣，其实一也。诣于灵极，故谓之至；阴阳不测，故谓之神；正名百物，故谓之圣也。一人之上，其有此三，欲显功用名殊，故有三人之别。此三人者，则是前文乘天地之正、御六气之辩人也。欲结此人无待之德，彰其体用，乃言故曰耳”[5]（P22）。可见其涵义是具有一致性的。就表达方式来说，作者在这里似乎采用了“互文”的手法，如置以平常的叙述，则应是“至人、神人、圣人，无己、无功、无名”。“无己”“无功”和“无名”，皆是“无为”“无待”的人生哲学的具体体现，“无己”是“无功”“无名”的前提。
庄子之所以要绝弃功名、富贵、利禄等，是因为他认为追逐这些外在的目标只会给人带来精神的消耗，使人终生困苦而不得解脱。《齐物论》说：“一受其成形，不忘以待尽。与物相刃相靡，其行尽如驰，而莫之能止，不亦悲乎！终身役役而不见其成功，薾然疲役而不知其所归，可不哀邪！人谓之不死，奚益！其形化，其心与之然，可不谓大哀乎？”[5]（P56）不仅功名为人生之累，对于知识的追逐，亦同样可能使人陷入迷途。《养生主》云：“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已；已而为知者，殆而已矣。为善无近名，为恶无近刑。缘督以为经，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可以养亲，可以尽年”[5]（P115）。根据这些论述，我们对“庄子之钓”的思想内涵也可以有进一步的理解：从“心”与“物”的关系来说，庄子“垂钓”寓言中的“鱼”，在一定程度上象征着庄子的本心。庄子“持竿不顾”，不以卿相之位易三尺之竿，也即不以“外物”易其内在的本心。
如果说《秋水》篇所载庄子“垂钓”寓言，是从正面展示庄子的精神追求和价值取向，同篇所载“惠子相梁”故事，则又从侧面对此进行了印证。据《庄子·逍遥游》《德充符》《徐无鬼》等篇记载，惠子虽是庄子的至交好友，但两人的处世态度、价值观念、哲学思想等皆存在较大差异。庄子不尚功名富贵，而惠子却颇为热心仕进，曾长期担任梁国的相国之职。故事正是以此为切入点：
惠子相梁，庄子往见之。或谓惠子曰：“庄子来，欲代子相。”于是惠子恐，搜于国中三日三夜。庄子往见之，曰：“南方有鸟，其名曰鹓雏，子知之乎？夫鹓雏，发于南海而飞于北海，非梧桐不止，非练实不食，非醴泉不饮。于是鸱得腐鼠，鹓雏过之，仰而视之曰‘吓！’今子欲以子之梁国而吓我邪？”[5]（P605）
故事一波三折，将庄子和惠子的处世态度、价值观念之差异，形象地转化为社会生活中的矛盾，又以庄子的主动出现，轻轻化解两者的冲突。全文通过庄子与惠子、鹓雏与鸱鸮的对比，生动地刻画出惠子汲汲于权势、利禄的渺小形象，衬托出庄子对功名、权位的淡漠态度和“非梧桐不止，非练实不食”的高洁人格形象。无论是故事的思想主旨还是表现手法，皆与“垂钓”寓言有异曲同工之妙。
对于“垂钓”活动的文化功能和精神价值，庄子后学亦有相当深入的体会。《刻意》篇云：“语大功，立大名，礼君臣，正上下，为治而已矣；此朝廷之士，尊主强国之人，致功并兼者之所好也。就薮泽，处闲旷，钓鱼闲处，无为而已矣；此江海之士，避世之人，闲暇者之所好也。吹呴呼吸，吐故纳新，熊经鸟申，为寿而已矣；此道引之士，养形之人，彭祖寿考者之所好也”[5]（P535）。由此可知，“钓鱼闲处”，正是主张“无为”的“江海之士”的典型生活方式。同篇又云：“若夫不刻意而高，无仁义而修，无功名而治，无江海而闲，不道引而寿，无不忘也，无不有也，淡然无极而众美从之。此天地之道，圣人之德也。故曰，夫恬惔寂漠虚无无为，此天地之平而道德之质也。故曰，圣人休休焉则平易矣，平易则恬惔矣。平易恬惔，则忧患不能入，邪气不能袭，故其德全而神不亏”[5]（P537-538）。“无江海而闲，不道引而寿”，固然是达至“淡然无极”之境界的理想途径，但“就薮泽，处闲旷，钓鱼闲处”，亦未尝不是获得“平易恬惔”之心绪的有效方式。
从这些方面看，《秋水》篇所载“庄子之钓”，不但是对《逍遥游》《齐物论》等篇哲学思想的生动演绎，亦是庄子人生哲学与精神境界的精彩呈现，是他的内在精神、风骨与气象的真实写照。在纵横游说之风大行于世的战国时代，在天下学士辐辏于齐国稷下之际，庄子却坚拒楚王之聘而甘愿曳尾于“泥涂”之中，充分展现了他的自由意志和独立精神。《秋水》篇虽非庄子所作，但学者认为此篇当是“庄子弟子或其后学的作品”[8]（P294）。故其文学与思想，皆可谓深得庄学之风神。
二、任氏之钓：“大道”与“经世”
《庄子》内、外、杂篇，其作者并非同一个人，亦非写作于同一时期。学者大都认为，《庄子》内七篇，应是庄子本人所作。外、杂篇则多出于庄子弟子及其后学之手。《秋水》篇为庄子弟子所作，故其思想与《逍遥游》《齐物论》等篇相通。杂篇的《则阳》《外物》等，与《庄子》内篇思想则有所不同。
《外物》篇旧本分为十余章，首尾皆为议论，中间则依次载述“庄周贷粟于监河侯”“任公子钓于东海”“儒以《诗》《礼》发冢”“老莱子弟子遇仲尼”“宋元君梦神龟”“惠子谓庄子”等故事。其中任公子“垂钓”故事，因文中包含“小说”一词，历来为研究中国小说史者所重视。其文云：
任公子为大钩巨缁，五十犗以为饵，蹲乎会稽，投竿东海，旦旦而钓，期年不得鱼。已而大鱼食之，牵巨钩，錎没而下，鹜扬而奋鬐，白波若山，海水震荡，声侔鬼神，惮赫千里。任公子得若鱼，离而腊之，自制河以东，苍梧已北，莫不厌若鱼者。已而后世辁才讽说之徒，皆惊而相告也。夫揭竿累，趣灌渎，守鲵鲋，其于得大鱼难矣。饰小说以干县令，其于大达亦远矣，是以未尝闻任氏之风俗，其不可与经于世亦远矣。[5]（P925）
成玄英解释“辁才讽说”句曰：“末代季叶，才智轻浮，讽诵词说，不敦玄道，闻得大鱼，惊而相语。轻字有作辁字者，辁，量也”[5]（P926）。从下文看，“辁才讽说之徒”即那些“饰小说以干县令”者。在作者看来，他们的行为与言说，犹如那些“揭竿累，趣灌渎”的钓者，是不可能获得真正的“大鱼”的。
对于“饰小说以干县令”，成玄英说：“干，求也。县，高也。夫修饰小行，矜持言说，以求高名令闻者，必不能大通于至道。字作县者，古悬字多不著心”[5]（P927）。如此将“小说”分为“修饰小行”和“矜持言说”两个方面，又以“县”为“悬”之假借，将“县令”解作“高名令闻”，其实皆不是很确切。宋人马永卿说：
仆以上下文考之，“揭竿累以守鲵鲋，其于得大鱼亦难矣；饰小说以干县令，其于大达亦远矣。”盖“揭竿累”以譬“饰小说”也，“守鲵鲋”以譬“干县令”也。彼成玄英肤浅，不知庄子之时已有县令，故为是说。《史记·庄子传》：庄子与梁惠王、齐宣王同时。《史记·年表》：“秦孝公十二年，并诸小乡聚为大县，县一令。”是年乃梁惠王之二十二年也。且周尝往来于楚、魏之间，所谓监河侯，乃西河上一县令也。[9]
清人刘凤苞亦认为：“县令”不当作“高名令闻”解，“作县令解，方与趋灌渎之喻相符”[10]。马叙伦进一步指出：“县读为‘郡县’之‘县’。《史记·赵世家》：‘以万户都三封太守，千户都三封县令。’是战国时县小于郡，县长称令矣”[11]。可见，这里所谓的“饰小说”，实际上就是对“县令”的一种游说活动。
由于对“小说”“县令”等词的理解不同，学者对于此篇写作时代的看法也存在一些分歧。罗根泽说：“小说之名，不见于先秦载籍；‘县令’，据《汉书·百官公卿表上》，是秦官，而汉代承用之”，由此他认为《外物》篇应是“西汉作品”[8]（P305）。张恒寿则认为，“《外物》篇首章，是取自《吕氏春秋·必己》篇，大约成于刘安门客之手”，其余“庄周贷粟于监河侯”“任公子钓于东海”“老莱子弟子遇仲尼”等故事，则应是先秦时期的作品。他还具体解析了“任公子钓于东海”故事，“它用‘饰小说以干县令’作为比喻，仍是战国末秦国未统一以前的习惯用语，及至秦、汉以后，采用游说以干人主之事已成过去，似已不成为随手拈来作为一般批评的对象了”，他由此认为，“此章当作于《韩非子》、《吕氏春秋》时代。马永卿认为系庄周时作，罗根泽氏说是秦汉时作，似俱不符事实”[12]（P277）。张氏对于此章写作年代的考辨，应该是大致可信的。
庄子后学中的部分人，对政治表现出比庄子更大的热情。这在《庄子》外篇之《天地》《天道》《天运》等篇有颇为明显的体现。这几篇皆以治国理政作为思想主题，以圣人之治、帝王之德作为最高理想。《天地》篇云：“天地虽大，其化均也；万物虽多，其治一也；人卒虽众，其主君也。君原于德而成于天，故曰，玄古之君天下，无为也，天德而已矣。以道观言而天下之君正，以道观分而君臣之义明，以道观能而天下之官治，以道泛观而万物之应备”[5]（P403-404）。此即以“道”治天下之义。此篇又解释“圣治”的涵义说：“官施而不失其宜，拔举而不失其能，毕见其情事而行其所为，行言自为而天下化，手挠顾指，四方之民莫不俱至，此之谓圣治”[5]（P440）。《天道》篇亦解释“帝王之德”的内涵说：“天道运而无所积，故万物成；帝道运而无所积，故天下归；圣道运而无所积，故海内服。明于天，通于圣，六通四辟于帝王之德者，其自为也，昧然无不静者矣”；“夫帝王之德，以天地为宗，以道德为主，以无为为常。无为也，则用天下而有余；有为也，则为天下用而不足。故古之人贵夫无为也”[5]（P457-465）。据此可知，作者实际上是以“无为”作为“圣人之治”“帝王之道”的根本原则，“无为”的目标实际上还是“有为”。
这几篇的思想主旨，与庄子对于政治的认识和态度，确实存在一定的差异，但与《外物》等篇在思想上则有某些相合之处。张恒寿分析任公子“垂钓”故事说：“‘其不可与经于世亦远矣’，说明作者之理想在于‘大达’‘经世’，和《逍遥游》、《秋水》、《则阳》等篇中所追求的超世理想截然殊科。《外物》此章所说的‘大’，正是《逍遥游》等篇所说的‘小’”[12]（P277）。不过，庄子本人虽然不愿意入仕，但对于政治并非漠不关心。《逍遥游》所载姑射山神话，借助“连叔”之口评论姑射山“神人”说：“之人也，之德也，将旁礴万物以为一，世蕲乎乱，孰弊弊焉以天下为事！之人也，物莫之伤，大浸稽天而不溺，大旱金石流土山焦而不热。是其尘垢秕糠，将犹陶铸尧舜者也，孰肯以物为事！”[5]（P30-31）此章所透露的庄子的政治意识和态度，其实是相当微妙的。不愿、不肯“以天下为事”，只是一种主观态度上的拒斥，与客观上的“不能”迥然有别。
《天下》篇称庄子“以天下为沈浊，不可与庄语”，故其著书多采用“寓言”“重言”“卮言”为主的“三言”模式，对现实政治表现出相对疏离的态度。但如果我们仔细考察，又可以发现内篇的《逍遥游》《大宗师》《应帝王》等，亦不时可见有关“君天下”“治天下”“为天下”的讨论。《应帝王》篇载狂接舆之言云：“夫圣人之治也，治外乎？正而后行，确乎能其事者而已矣。”同篇又载：“无名人曰：‘汝游心于淡，合气于漠，顺物自然而无容私焉，而天下治矣。’”又载老聃之言云：“明王之治：功盖天下而似不自己，化贷万物而民弗恃；有莫举名，使物自喜；立乎不测，而游于无有者也”[5]（P291，294，296）。在以“庄语”形式写成的《天下》篇中，庄子又以“古之道术”和“内圣外王之道”作为评论百家学说的标准{1}。因此，《天地》《天道》《天运》等篇的政治思想，亦可视作是由庄子思想发展演变而来，只不过其中增加了一些儒家思想的成分而已。
《外物》篇所载任公子“垂钓”故事，所包含的政治思想与《天地》《天道》等篇十分相近。“任公子为大钩巨缁，五十犗以为饵，蹲乎会稽，投竿东海，旦旦而钓，期年不得鱼”，这样宏大的场景，非凡的气象，充分体现了作者卓越的想象力，与《逍遥游》开篇的鲲鹏寓言有异曲同工之妙。从下文内容看，其实任公子并非“不得鱼”，而是不得“大鱼”。任公子“旦旦而钓，期年不得鱼”，看似是一个客观上的无奈结果，实则是其主观上的“无为”思想之反映。“不得鱼”是为了“得大鱼”，“无为”是为了进一步的“有为”。因此，当“已而大鱼食之”，任公子即“离而腊之，自制河以东，苍梧已北，莫不厌若鱼者”。这就是下文所云“任氏之风俗”，也即任氏的“经世之道”。作者将“任氏之钓”与“揭竿累，趣灌渎，守鲵鲋”的垂钓者相对比，指出“饰小说以干县令，其于大达亦远矣”，表明“小说”实乃“小道”的体现，而“大鱼”则是“大道”的象征。“任氏之钓”体现了以道治天下的追求和兼济天下的政治理想，其核心意旨是通过“垂钓”的过程，喻示为政之要在于持之以恒、久久为功，不可急功近利、盲目短视。
任公子垂钓之地，位于“会稽”和“东海”。就其地域文化背景而言，此篇寓言似与《列子》《山海经》所载上古神话有一定关联。《列子·汤问》云：“渤海之东不知几亿万里，有大壑焉，实惟无底之谷，其下无底，名曰归墟。八纮九野之水，天汉之流，莫不注之，而无增无减焉。其中有五山焉：一曰岱舆，二曰员峤，三曰方壶，四曰瀛洲，五曰蓬莱”，“五山之根无所连箸，常随潮波上下往还，不得暂峙焉。仙圣毒之，诉之于帝。帝恐流于西极，失群仙圣之居，乃命禺强使巨鳌十五举首而戴之。迭为三番，六万岁一交焉。五山始峙而不动。而龙伯之国有大人，举足不盈数步而暨五山之所，一钓而连六鳌，合负而趣，归其国，灼其骨以数焉。员峤二山流于北极，沈于大海，仙圣之播迁者巨亿计”[13]（P151-154）。“一钓而连六鳌”的龙伯国“大人”，与“投蹲乎会稽，投竿东海”的“任公子”，确实有某些相似之处。《山海经·大荒东经》亦载：“东海之外(有)大壑，少昊之国。少昊孺帝颛顼于此，弃其琴瑟”；“东海之外，大荒之中，有山名曰大言，日月所出。有波谷山者，有大人之国”[14]。据此则“东海之外”的“大壑”与“大荒”，乃是“少昊之国”与“大人之国”的所在地。《左传·僖公二十一年》云：“任、宿、须句、颛臾，风姓也，实司大皞与有济之祀，以服事诸夏”[15]。如此则“任”“宿”等氏，皆为“风姓”，乃“太皞”的后裔。相互比较，可知“投竿东海”而钓得“大鱼”的“任公子”，实由《山海经》《列子》等书所载上古神话中的“大人”演变而来，故其活动地域亦与“任氏”世居之地，以及东部滨海地区的“大人之国”接近。由此可见，“任氏之钓”虽属哲理寓言，但作为故事主人公的“任公子”，亦并非信手拈来的“子虚乌有”先生，而有一定的历史文化依据。
《庄子·外物》篇的作者，巧妙地从古代神话取材，以创作道家化的哲理寓言，表达其以“道”治天下的追求和兼济天下的政治理想。《秋水》篇所载“庄子之钓”和《外物》篇所载“任氏之钓”，皆与道家的“无为”思想相关。前者以“无为”为指归，后者则以“无为”为前提，而以“有为”为宗旨。两篇寓言的思想主旨虽然有所不同，但又从不同角度反映了早期道家思想的发展和演变。
三、詹何之钓：“形神”与“道术”
《秋水》篇所载“庄子之钓”，突出了“垂钓”所具象征意义；《外物》篇所载“任氏之钓”，则侧重“垂钓”结果所隐喻的思想内涵，但就故事情节而言，两篇寓言都不以“垂钓”活动过程作为叙述重点。《列子·汤问》篇所载“詹何之钓”，则将詹何“钓术”作为叙事重心，通过对詹何“垂钓”活动过程的详细描述，抉发出道家“垂钓”寓言的另一层思想涵蕴。
詹何、娟嬛皆为战国时代的道家学者，二人皆为隐居的避世之士，又同以“善钓”著名于世。在《庄子》书中，詹何又被写作“瞻子”。《庄子·让王》篇：“中山公子牟谓瞻子曰：‘身在江海之上，心居乎魏阙之下，奈何？’瞻子曰：‘重生。重生则利轻。’中山公子牟曰：‘虽知之，未能自胜也。’瞻子曰：‘不能自胜则从，神无恶乎？不能自胜而强不从者，此之谓重伤。重伤之人，无寿类矣。’”[5]（P979-980）唐人陆德明《经典释文》云：“‘瞻子’，贤人也。《淮南》作‘詹’”[16]。《吕氏春秋·执一》篇亦载：“楚王问为国于詹子，詹子对曰：‘何闻为身，不闻为国。’”高诱注云：“詹何，隐者”[17]（P469）。同书《审为》篇：“中山公子牟谓詹子曰：‘身在江海之上，心居乎魏阙之下，奈何？’”汉末高诱注云：“詹子，古得道者也”[17]（P592）。由于詹何以“善钓”著名，故而“中山公子牟”的发问，即从“身在江海之上”入手。《淮南子·道应训》所载公子牟与詹何的对话，内容与《吕氏春秋·审为》篇《庄子·让王》篇基本相同，三者应有相同的来源[6]（P390）。由此亦可证《庄子·让王》篇所云“瞻子”，确为《吕氏春秋·审为》《淮南子·道应训》等篇所载詹何。
由于詹何、娟嬛皆以“善钓”著名，故而《列子》《淮南子》等道家著作，即以二人作为“钓者”的代表。《淮南子·原道训》：“夫临江而钓，旷日而不能盈罗，虽有钩箴芒距、微纶芳饵，加之以詹何、娟嬛之数，犹不能与网罟争得也”[6]（P11-12）。同书《说山训》：“詹公之钓，千岁之鲤不能避”。由此可见，詹何“善钓”的故事，在西汉时代仍有广泛的流传。《列子·汤问》篇正是以相关传说为基础，赋予“垂钓”活动以新的思想意义：
均，天下之至理也，连于形物亦然。均发均县，轻重而发绝，发不均也。均也，其绝也莫绝。人以为不然，自有知其然者也。詹何以独茧丝为纶，芒针为钩，荆篠为竿，剖粒为饵，引盈车之鱼于百仞之渊、汩流之中；纶不绝，钩不伸，竿不挠。楚王闻而异之，召问其故。詹何曰：“臣闻先大夫之言，蒲且子之弋也，弱弓纤缴，乘风振之，连双鸧于青云之际。用心专，动手均也。臣因其事，放而学钓。五年始尽其道。当臣之临河持竿，心无杂虑，唯鱼之念；投纶沉钩，手无轻重，物莫能乱。鱼见臣之钩饵，犹沉埃聚沫，吞之不疑。所以能以弱制强，以轻致重也。大王治国诚能若此，则天下可运于一握，将亦奚事哉？”楚王曰：“善。”[13]（P171-173）
晋人张湛注云：“詹何，楚人，以善钓闻于国”[13]（P172）。《淮南子·览冥训》：“精神形于内，而外谕哀于人心，此不传之道。使俗人不得其君形者而效其容，必为人笑。故蒲且子之连鸟于百仞之上，而詹何之骛鱼于大渊之中，此皆得清净之道，太浩之和也。”高诱注说：“詹何，楚人知道术者也。言其善钓，令鱼驰骛来趋钩饵，故曰骛鱼”[6]（P194）。詹何对于“钓术”的阐述，与《览冥训》有关“精神”的论述是高度相通的。
《列子·汤问》篇虽然将“詹何之钓”与“均”理相关联，但从詹何对于“钓术”的解说看，这个故事的思想主旨，实是借“钓术”喻示形、神合一的“道术”。可能是本篇作者将取自他书的成文予以改编，以阐释其所理解的“均”这一“至理”。从故事内容看，詹何“钓术”的关键，主要在于“用心专”，也即所谓“心无杂虑，唯鱼之念”。由“用心专”而达到内在精神的高度凝聚，故而在“投纶沉钩”的过程中，才能做到“手无轻重，物莫能乱”。垂钓过程中的“动手均”，乃是精神专一的一种表现形式。所谓“用心专，动手均”，实即形神合一、以心驭物，从而取得“以弱制强，以轻致重”的效果。因此，此种“钓术”，实为一种养心、全神之“道术”。人和鱼的关系，乃是“心”与“物”关系之象征。
《汤问》篇所载“詹何之钓”的思想主旨，与《庄子》书中的某些寓言相通。《庄子·逍遥游》描述“神人”的精神特征说：“其神凝，使物不疵疠而年谷熟”[5]（P28）。庄子以精神的内聚作为全德、养生的根本，故《德充符》载其批评惠子学说云：“道与之貌，天与之形，无以好恶内伤其身。今子外乎子之神，劳乎子之精，倚树而吟，据槁梧而瞑。天选子之形，子以坚白鸣！”[5]（P222）《庄子》外、杂篇中的某些寓言，即是对庄子“形神”思想的演绎。如《达生》篇：
仲尼适楚，出于林中，见痀偻者承蜩，犹掇之也。仲尼曰：“子巧乎！有道邪？”曰：“我有道也。五六月累丸二而不坠，则失者锱铢；累三而不坠，则失者十一；累五而不坠，犹掇之也。吾处身也，若厥株拘；吾执臂也，若槁木之枝；虽天地之大，万物之多，而唯蜩翼之知。吾不反不侧，不以万物易蜩之翼，何为而不得！”孔子顾谓弟子曰：“用志不分，乃凝于神，其痀偻丈人之谓乎！”[5]（P639-641）
痀偻丈人“承蜩”，之所以能够达到犹如“掇之”的效果，关键在于“用志不分”。此与“詹何之钓”的“用心专”，实出于同样的原理。丈人在“承蜩”之时，“虽天地之大，万物之多，而唯蜩翼之知”，“不以万物易蜩之翼”；詹何在“垂钓”过程中，亦“心无杂虑，唯鱼之念”，“手无轻重，物莫能乱”，故而皆能实现内在精神的高度凝聚，达到形神合一、以心驭物的精神境界。同篇又载：
纪渻子为王养斗鸡。十日而问：“鸡已乎？”曰：“未也，方虚 而恃气。”十日又问，曰：“未也，犹应向景。”十日又问，曰：“未也。犹疾视而盛气。”十日又问，曰：“几矣。鸡虽有鸣者，已无变矣，望之似木鸡矣，其德全矣，异鸡无敢应者，反走矣。”[5]（P654-655）
纪渻子所养斗鸡，经历了“虚而恃气”“犹应向景”“疾视而盛气”等几个阶段，但此种精神状态的斗鸡，皆非真正的善斗者，唯有“望之似木鸡”者，方能取得“异鸡无敢应”的无敌效果。故事以“十日”为时间线索，清晰地反映了此种精神变化的过程。“望之似木鸡”者之所以能无敌，主要在于其已达到“其德全矣”的精神境界。其根本即在于内在精神的高度凝聚，所谓“德全”也即“神全”。此与詹何“垂钓”过程中的“心无杂虑”“物莫能乱”亦高度相通。
《汤问》篇所载“詹何之钓”，虽以“用心”“凝神”作为詹何“钓术”的关键，但此则寓言的思想旨趣还不限于此。詹何于叙述“钓术”之后话锋一转，向楚王指出：“大王治国诚能若此，则天下可运于一握。”可见这则寓言的作者是以詹何独特的“钓术”喻示“以弱制强，以轻致重”的“治术”。这与詹何的“重生”思想，亦具有高度的一致性。《庄子·让王》篇、《吕氏春秋·审为》篇以及《淮南子·道应训》所载詹何与中山公子牟的对话，皆强调“重生”的意义，并以之作为“治国”的根本。《列子·说符》篇亦载：
楚庄王问詹何曰：“治国奈何？”詹何对曰：“臣明于治身而不明于治国也。”楚庄王曰：“寡人得奉宗庙社稷，愿学所以守之。”詹何对曰：“臣未尝闻身治而国乱者也，又未尝闻身乱而国治者也。故本在身，不敢对以末。”楚王曰：“善。”[13]（P258）
《淮南子·道应训》所载“楚庄王问詹何”，对话内容与此相同[6]（P390）。高华平认为，詹何“将老子的圣人‘长生久视’之说，发展为一种尊生贵己、养性全生之论”，又把“‘重生’和‘养生’学说与‘治国’‘为国’的‘外王’之道结合起来，由‘为身’而推及‘为国’”[18]。《汤问》篇所载“詹何之钓”，确实清晰地反映了詹何由“治身”而推及“治国”的思想特点。有学者研究认为，《庄子·外物》篇的“任公子”，即《列子·汤问》所载楚人詹何[19]。虽然两则寓言的思想主旨皆与“治术”相关，但其侧重点明显不同。詹何为历史上的真实人物，“任公子”则含有虚构成分，两者应该不是同一个人。
《庄子·在宥》篇通过黄帝和广成子的对话，论述了“养生”之道的根本原则：“至道之精，窈窈冥冥；至道之极，昏昏默默。无视无听，抱神以静，形将自正。心静必清，无劳女形，无摇女精，乃可以长生。目无所见，耳无所闻，心无所知，女神将守形，形乃长生”[5]（P381）。“无视无听，抱神以静”固然是养生、全神的理想模式，但人既然生活在社会关系中，难免要与外部世界相接触。《庄子·达生》篇所载“痀偻丈人承蜩”和“纪渻子养斗鸡”，以及《列子·汤问》篇所载“詹何之钓”等寓言，则从各不相同的角度，喻示了人在社会生活中如何由“术”而体“道”，可谓是对庄子养生、全神思想的进一步发展。
四、余 论
先秦时期的诸子百家中，道家擅长以寓言的形式讲述抽象哲理。《庄子·寓言》篇说：“寓言十九，重言十七，卮言日出，和以天倪。寓言十九，藉外论之”[5]（P947-948）。同书《天下》篇亦云：“以天下为沈浊，不可与庄语，以卮言为曼衍，以重言为真，以寓言为广”[5]（P1098）。这些有关“寓言”的论述，具有一定的“自叙体例”性质，体现了庄子及其后学对寓言文体功能的认识。
所谓“寓言十九，藉外论之”，郭象注说：“寄之他人，则十言而九见信。”成玄英进一步解释说：“寓，寄也。世人愚迷，妄为猜忌，闻道己说，则起嫌疑，寄之他人，则十言而信九矣。故鸿蒙、云将、肩吾、连叔之类，皆寓言耳”[5]（P947）。据此则郭象和成氏皆以“寓”为“寄寓”“寄托”之意，“寓言”，即将所要表达的思想内容“寄寓”于他人的言行，因此也可以将其理解为一种“代言”。这种借助于他者的“代言”形式，比起主观化的自我陈述更能取信于人，因此“寓言”具有更好的推广、拓展作用。这应当是道家诸子大量创作寓言的重要原因。
《庄子》《列子》所载“垂钓”寓言，皆是道家哲理寓言的突出代表。这些寓言虽然皆取材于日常生活，但所表达的思想主题却各不相同。《秋水》篇所载“庄子之钓”，是庄周“无为”“无待”思想之体现。《外物》篇所载“任氏之钓”，则是以“大鱼”拟喻经世之志，喻示为政之要在于持之以恒、久久为功。《列子·汤问》篇所载“詹何之钓”，实以“钓术”喻示养心、养神之“道术”，展示行为主体如何通过内在精神的凝聚，达到形神合一、以心驭物的精神境界。道家“垂钓”寓言对相同题材的多角度呈现和不同思想主题的演绎，既是中国特色哲学话语方式的生动展现，亦体现了道家诸子寓言所取得的艺术成就。
道家“垂钓”寓言的思想主旨虽然有所不同，但“垂钓”活动又皆是其作者志趣、心境和内在风神的生动写照，“垂钓”实为一种特定的“体道”方式。除此以外，《庄子·养生主》所载“庖丁解牛”，《天道》篇所载“轮扁斫轮”，以及《列子·汤问》篇所载“师文鼓琴”等寓言，其取材范围和论理方式，皆与“垂钓”寓言有相似之处。这些寓言故事，皆与现实生活中的某种“术”相关。故事中的人物，大多因“物”以言“心”，由“术”而体“道”，即形而下之器，以达形而上之思。因此也可以说，道家诸子著作中的这类寓言，鲜明地体现了即事以论道、言近而旨远的说理特征。其作者通过这些寓言，生动地说明“道不远人”：“道”就在身边，就在日常生活中，人们随时随地都可以对其进行思考和体会。
注：
{1} 从文体形式看，《天下》篇为《庄子》全书的序言。学者或疑其非庄子本人所作，但所举证据大都难以成立。故我们持比较传统的看法，认为《天下》篇应是庄子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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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原载：《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4期
论点摘编信息来源：“新华文摘杂志”公众号 2024年10月28日
一审：王凤梅 二审：何茂莉 三审：张清
编发：中国文化书院（阳明文化研究院）中华传统文化与贵州地域文化研究中心 办公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