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常国良

    明代学术的转折和书院讲学的兴盛是从王阳明开始的。《明史》对此指出：“正、嘉之际，王守仁聚徒于军旅之中，徐阶讲学于端揆之日，流风所被，倾动朝野。于是搢绅之士，遗佚之老，联讲会，立书院，相望于远近。”王阳明以及王门弟子的书院讲学推动了明代书院教育的发展。

    第一，阐发书院教育精神。弘治末，王阳明“告病归越”，“渐悟仙、释二氏之非”，思想开始转向儒学。他这时虽然还没有提出自己的理论，但通过为各地已兴复的书院作“记”，体现出对各地书院建设的关切。在《平山书院记》一文中，他赞赏友人“建为书院以倡其乡人”之举，并且认为书院是“既已成己，则不能忘于成物”的儒家名区。这明显不同于受科举利禄支配的地方官学和只专注个人修身的禅林寺院。

    正德以后，王阳明虽然仕途沉浮不定，但是一直关切着各地书院的发展，先后写下了《紫阳书院集序》《东林书院记》《松山书院记》《稽山书院尊经阁记》等文章，阐发了书院教育的精神。在《紫阳书院集序》中，他提醒书院师生“德有本而学有要”，“君子之学，惟求得其心”，意在纠正后儒“支离琐屑，色庄外驰”的弊病。在《东林书院记》中，他指出书院的发展需要官、民、学者三方面的共同努力，民间士绅“相继修葺之”，学术大师“相继讲明之”，地方有司“以风励士习为己任”，这些都是书院赖以发展的保障。在《松山书院记》中，他指出创办书院的目的就在于“匡翼夫学校之不逮”，补救官学之流弊，讲求儒家圣贤之学。在《稽山书院尊经阁记》中，他批评了“乱经”“侮经”和“贼经”的读书态度，指出经书的价值在于促进个人的自得，书籍只是打开心灵的窗口和成就人格的梯航，“以六经为户牖，以四子为阶梯”。

    第二，积极创建与修复书院。正德初，王阳明被贬到贵州做龙场驿丞。当地人“以所居湫湿，乃伐木构龙岗书院”。龙岗书院是王阳明创建的第一所书院，书院学生以当地夷人子弟为主。他在《龙岗新构》《诸生来》《诸生夜座》《诸生龙岗漫兴五首》《春日花间偶集示门生》等诗作中描述了书院丰富多彩的讲学生活。书院讲学在他的“龙场悟道”中发挥了关键作用。离开龙场后，王阳明先后在京师、滁州和南京担任闲散官职。这期间由于职权所限，他主要利用官舍讲学。正德十二年（1517）以后，他先后担任南赣和江西的巡抚。为图地方长治久安，他在戡乱之后十分重视书院建设。他创办多层次、多类型的书院，满足了不同群体的教育需求。首先，他主持修复濂溪书院，“四方学者辐辏，始寓射圃，至不能容，乃修濂溪书院居之”。来此求学的弟子后来大多成为“江右王门”的核心成员。其次，他还“令赣属县俱立社学，以宣风教”。他指示赣州知府在城内设立了五所社学性质的书院，“东曰义泉书院，南曰正蒙书院，西曰富安书院，又西曰镇宁书院，北曰龙池书院”。他晚年出征广西，有感于当地“士风日偷，风教不振”，不仅亲自“拘集该府县学诸生，为之勤勤开诲”，还在南宁创办敷文书院，委任得意门生主持。阳明心学借助书院得以在广西立足。

    阳明倡道东南，弟子众多。王门弟子也纷纷创办或修复书院，扩大了心学的影响力。王阳明对弟子创办的书院给予了大力支持。江右弟子邹守益“谪判广德州，筑复古书院以集生徒”。身在越中的王阳明牵挂书院，亲自“为诸生择师”，安排身边的弟子到书院任教，并且设想有一天能够亲临书院，“连留旬月，相与砥砺开发，效匡翼之劳”。王阳明去世后，王门弟子为阐扬师说，在各地创办了为数众多的书院，极大地推动了嘉靖以后明代书院的兴盛。

    第三，重振书院的讲学传统。首先，王阳明通过书院讲学初步建构起自己的学说。王阳明在谪赴贵州途经湖南岳麓书院时，就产生了书院讲学的愿望，“何当此来聚？道谊日相求”。他在被贬谪到贵州的两年中，基本上是在书院讲学中度过的。龙岗书院是王阳明的悟道之所，也是他书院讲学的首地。他在讲学过程中开始建构自己的学说：“始知圣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于事物者误也。”他在贵阳文明书院讲学期间，“始论知行合一”。

    其次，王阳明在戎马倥偬中仍然不忘书院讲学。江右以后，王阳明提出“致良知”的理论，这不能不得益于他的书院讲学。濂溪书院是他在赣州与弟子讲学的中心。他在写给弟子的书信中明确地说：“‘致知’二字，是千古圣学之秘，向在虔时终日论此。”“虔”是江西赣州的简称。他正是在与弟子讲学中提出了良知学说。在巡抚江西时，他还先后两次来白鹿洞书院讲学，“集门人于白鹿洞”，任命弟子主教书院，十分希望把这所著名书院改造成王学的阵营。

    最后，通过书院讲学，阳明学说日臻成熟。嘉靖初，王阳明居家讲学，“揭致良知之教”。由于来学日众，借助于寺院讲学已经不能满足需要，弟子遂在越城兴复稽山书院，并且创建阳明书院。王阳明亲自主持书院的讲学。稽山书院成为绍兴“一府八邑”的教育中心。《王阳明年谱》记载：“盖环坐而听者三百余人。先生临之，只发《大学》万物同体之旨，使人各求本性，致极良知以至于至善，功夫有得，则因方设教。故人人悦其易从。”在平定广西思恩、田州之乱时，他在南宁府设立敷文书院，“日与各学师生朝夕开讲”。书院讲学成为他一生最重要的事业。

    第四，推进书院讲会制度的形成。王阳明重视讲会，是因为他认为学者的进德修业离不开师友之间的砥砺夹持。他多次对弟子说“学问之益，莫大于朋友讲习”，告诫他们“穷居独处，无朋友相砥切”，最是学者大患。嘉靖初回乡后，他就在余姚组织了龙山书院的中天阁讲会。龙山书院是他居越时的一个讲学中心。每当他归来时，“诸生咸集于此，以问学为事”。他担心弟子的学业在他离开时会发生中断，就“亲书三八会期于壁”，要求定期组织讲会。他对讲会的时间、目的、方法与操作程序都进行了明确规定。“或五六日、八九日，虽有俗事相妨，亦须破冗一会于此。务在诱掖奖劝，砥砺切磋。”在阳明书院和稽山书院建成后，“同志讲会不辍”，但讲会中心已经转移到府城山阴。这些讲会在王阳明赴广离越后由弟子主持。他叮嘱弟子要继续办好讲会，“会讲之约但得不废，其间纵有一二懈驰，亦可因此夹持，不致遂有倾倒”。他也十分关注弟子在各地组织的讲会。江西安福县的弟子组建了惜阴会，他特作《惜阴说》，对讲会进行指导和勉励。经过他的提倡，书院讲会之风盛行于朝野。这不仅推动了书院讲学的发展，也充实了书院教育的内涵。

（作者系黑龙江大学创新创业教育学院副教授）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2024-1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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