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教育奠基人—李端棻
贵州日报天眼新闻记者 舒畅
近200年前的中国，国门逐渐打开，世界格局的巨变深刻影响着中国。道光十三年（1833年）九月初十，李端棻出生于贵阳王家巷（今勇烈路）。
李端棻在15岁即通过科考，取得乡试资格。之后的科举之路和仕途，用现在的流行语来说就是“开挂”，官至礼部尚书。但他以大半生的经历证明，崭露头角的意义并非在于“一览众山小”，而是开启了“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一个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理想人格的实践之路。
李端棻一生最为后世称道的是他的识才用人、力主变法和发展新式教育，是当之无愧的“中国近代教育奠基人”。
光绪十五年（1889年），李端棻以内阁学士身份出任广东乡试正考官，一批具有新学萌芽思想的青年人才得到李端棻的赏识和提携，他们中的一些人后来成为影响乃至改变中国历史进程的重要人物，其中名气最大、成就最高者，就是当年的乡试第八名，新会县（今江门市新会区）人梁启超。
作为在中国教育史上留下深刻烙印的教育家，李端棻自同治六年（1867年）起，至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28年间曾先后出任山西、广东、四川、山东四省乡试主考官，壬辰科会试大总裁，顺天府武乡试正主考等，门生众多，识拔人才无数。
贵州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贵州省文史研究馆特约研究员赵青在其2022年出版的《中国近代教育奠基人》一书中，这样讲述善识人才的李端棻：梁启超得到李端棻“饮食教诲”近10年，李端棻先后向张之洞、光绪帝等推荐了梁启超；两广总督岑春煊与李端棻有超过20年的师生情，李端棻为他寻找机会面见光绪帝，由此迎来人生转折；两广总督张鸣岐是李端棻任山东正主考时录取的举人；晚清著名实业家汤寿潜是光绪十八年（1892年）壬辰科进士，在戊戌变法期间李端棻举荐了他；1912年后曾任总理的熊希龄是光绪十八年壬辰科贡士，戊戌变法期间李端棻举荐了他……
光绪十二年（1886年）丙戌科会试前，李端棻召集贵州考生进行考前辅导，这一年，贵州迎来了有史以来第一个文状元赵以炯，还有后来官至直隶总督的陈夔龙也在当年考取进士。
“堪比庐陵”，是梁启超对李端棻的评价。庐陵指的是欧阳修，其任礼部试主考时录取的苏轼、苏辙、曾巩、程颢、张载等人才，每一个的名字都振聋发聩。在这一点上，李端棻与之异曲同工。
评价李端棻的历史地位，绕不开戊戌变法。当时，李端棻以朝中大员身份力挺康、梁的变法主张。他先是以刑部左侍郎身份于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上《请推广学校折》，提出一整套改革教育的维新主张，呈述旧式教育弊端，呈请在京城建京师大学堂，在各省建各级新式学堂。又于3年后上《变法维新陈条当务之急折》，向光绪帝举荐康有为、谭嗣同、严修等18人。变法维新运动期间，更是与康有为、梁启超等共同议定新法，成为满朝文武中二品以上大员中唯一敢言维新者。李端棻在维新运动中敢作敢为，属于这场运动中的关键人物与中坚力量。
《请推广学校折》对当时社会产生了深刻影响。面对帝国主义列强的欺压，李端棻认为创办新式学堂，发展新式教育是当务之急。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七月，由李端棻提议，康有为、梁启超积极推动，清政府出资创立中国历史上第一所近代性质的综合性高等学府——京师大学堂（即后来的北京大学）。李端棻被后人公认为京师大学堂的缔造者。
李端棻戊戌政变后被革职，发配新疆。但他“归来仍是少年”——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李端棻遇赦返乡后回到家乡贵州，应贵州巡抚邓华熙之请出任新式学堂经世学堂主讲，在教学中宣传新学，推进贵州思想进步。《普通学说》是李端棻有感于当时的贵州闭塞、思想落后、缺少学习新学的途径，特别撰写的向贵州民众宣传普及新学普通学课程的书籍。这是贵州近代教育的奠基之作，对新学在贵州的传播及其本土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已是古稀之年的李端棻，仍以壮年之豪情，为宣扬新学、推行新式教育积极奔走。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春，李端棻与于德楷、乐嘉藻（采丞）、李裕增等三人共同发起创办贵阳公立师范学堂（贵阳学院前身），是贵州第一所师范学堂。
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贵州学务处设立，后改设为贵州学务公所，聘李端棻、唐尔镛、华之鸿、任可澄、赵以炯等人为议绅。李端棻与唐尔镛、华之鸿、任可澄等官绅发起成立贵州教育总会筹备会，致力推动近代贵州教育的发展。1902至1910年间，全省共开办各类学堂近700所。
李端棻临终前写给梁启超的信，是他一生以青春热血公忠体国、鞠躬尽瘁的写照：“我虽年逾七十，志气尚如少年，天不死我，犹将从诸君子之后，有所尽于国家矣”。
李端棻画像。
李端棻：名垂青史 启示当代
贵州日报天眼新闻记者 舒畅
道光二十八年（1848）十二月，两代帝师翁同龢之兄、贵州学政翁同书在贵阳、遵义、大定三府对生员进行考核，发现了一棵“好苗子”，他叫李信臣。
科考是生员取得参加乡试资格的考试，这次科考让翁同书赞叹“黔地秀生甚多”，尤其是其中这位李信臣，“文思敏捷，非常才可比”。而被盛赞的15岁的李信臣，就是李端棻。
41年后，光绪十五年（1889），功成名就的李端棻以内阁学士身份出任广东乡试正考官。阅卷时发现一位来自新会县（今广东省江门市新会区）的考生文笔似“熔金铸史”，深以为赞，将其录取为乡试第八—这个才华横溢，能“娓娓道东西邦制度”的16岁考生，就是梁启超。
而梁启超只是李端棻赏识、提携和举荐的众多人才中的一个。曾经在考场上崭露头角的15岁的少年英才，其最大价值并非自己官至礼部尚书的仕途，而是让更多有才华、敢担当、在清末的困局中求新求变的人才有机会进入中国核心政治圈，影响大变革时代中国的历史走向。
从贵阳走出的李端棻，以其毕生的作为，不仅成为那个时代力主变法和创新的弄潮儿，也拥有穿越100多年后依旧照耀当下的精神价值。
家风世代延绵，润物无声
在今天贵阳市勇烈路，立有一块介绍李端棻事迹的书状石碑。石碑所在的位置，就是李端棻故居旧址。
清道光十三年（1833）九月初十，李端棻出生于贵阳，可谓名门之后。哪怕因家庭变故，童年艰辛，却自小受益于良好家风的熏陶和长辈的耳濡目染，令其自强不息，终成大器。
贵州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贵州省文史研究馆特约研究员赵青2022年出版的《中国近代教育奠基人李端棻》一书中，较为详细地记录了李端棻的身世。3岁时父亲去世，李端棻与母亲何氏相依为命。何氏出身书香官宦之家，明正统年间，何氏入黔始祖由安徽凤阳随军入黔——想来如今被热烈探寻的屯堡文化，李端棻与之也有遥远的渊源。据《贵州通志》记载，贵阳何氏第一个举人是明万历年间的入黔第七代何图出，此后家族代代有举人，世世为官宦，是贵阳的名门望族。
在梁启超所作《清光禄大夫礼部尚书李公墓志铭》中，对李端棻曾祖、祖父、父亲都有简略提及。贵阳李氏原为湖南省清泉县人，曾祖父李文瑾是太学生，祖父是李氏入黔始祖，李端棻的伯父李朝显是贵阳李氏第一位举人，叔父李朝仪是进士，官至顺天府尹。从入黔第二代开始，李氏两代人有举人9人，其中考中进士者4人，皆入仕为官，政绩卓著，多人多次获得朝廷表彰的封赠圣旨。贵阳李氏有“叔侄四进士，两代九举人”的佳话。
李端棻曾向表弟何麟书谈及自己早年所受的教养：“吾一生为人之道，得之吾叔；为学之道，得之吾舅。”“吾舅”即李端棻舅父何亮清，曾是贵州学政翁同书之子翁曾源的老师。多年以后，师出同门的翁曾源和李端棻一同参加癸亥恩科殿试，李端棻得中进士，翁曾源则大魁天下，高中状元，何亮清因此得“状元之师”美名。
“吾叔”即官至顺天府尹的李朝仪。幼年丧父的李端棻由叔父李朝仪教养。其治家甚严，子侄中尤宠李端棻，视为己出，待之独厚。李朝仪于道光二十五年（1845）中进士，以知县分发直隶（今河北），先后任直隶平谷知县、三河知县、大兴知县、晋南路厅同知、东路厅同知、永定河道等职，直至顺天府尹。所到之处，皆有治声，并在三河知县任上，捐廉创建书院。他的这番经历对李端棻后来的求学、应试、仕途生涯及发展近代教育，都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李朝仪逝世之后，其最小的女儿李蕙仙，在李端棻的操持下，嫁给了梁启超。这使得李端棻和梁启超既是师生，又是姻亲，更是政治上的伙伴，日后他们共同推动了中国的近代化变革。
家风绵延，李端棻既是受益者，也是传承者。作为贵阳李氏家族担任官职最高、最有威望的大家长，李端棻不仅严格要求自己，对家族也有严格要求。《中国近代教育第一人李端棻》一书的作者赵青在写书过程中拜访过多位李氏、何氏后人，得知李氏留有家训“勤奋、清廉、不购房、不置产”。通过《何氏家乘》，赵青似乎更理解了李端棻的人格养成：“何氏入黔600年厚重的历史，让我明白李端棻身后一个数百年的书香官宦之家对他家国情怀的影响。”而当她和李氏后人穿行在贵阳李氏先祖的墓葬间，听他们讲述先辈的故事，她感觉“如同走在时间的隧道里，历史的微光能让人依稀辨清未来的远方。”
贵阳市勇烈路李端棻故居旧址处立书碑介绍李端棻事迹。（图片来源：赵青《中国近代教育奠基人李端棻》）
为人为官，精神品质闪耀光芒
同治元年（1862）顺天乡试中举，二年（1863）会试中进士后，李端棻入翰林院任编修、内阁学士，之后曾任云南学政，以及山西、广东、云南、四川及山东等省乡试主考官及顺天乡试、会试总裁，全国会试副总裁。后迁任刑部侍郎、工部侍郎、仓场总督，直至光绪二十四年（1898）破格擢任礼部尚书。
贵州省社会科学院党委书记吴大华在为《中国近代教育奠基人李端棻》作的序言中，概括了李端棻在为人为官中体现的精神品质，而尤为重要的是，这些精神品质至今仍具有弥足珍贵的当代价值：“一是公忠体国的爱国精神。李端棻始终以国家利益为根本，谋求国家的富强与进步。以‘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胸怀与气度，积极参与国事。”例如他担任仓场侍郎（二品）时，提出“尽撤漕仓诸官”解决仓弊问题，为此他愿率先垂范，辞去仓场侍郎一职，此举令梁启超大为感动，赞其“忠也”。“二是清廉自守的奉献精神。李端棻数十年京官生涯，一心为公，未留下多少财产，晚年回到家乡，勇烈路旧居地仅为普通住宅。”吴大华在文中写道，“三是变革图强的维新精神。李端棻在京城这个中国思想变革的最前沿逐渐开阔眼界，坚定了变革图强、谋求国家富强进步的政治理念。”
李端棻是中国近代教育的先驱。光绪二十二年（1896），李端棻上奏《请推广学校折》，提出全国遍设新式学校，采用新式教育方法，才能实现“他日奇才异能由斯而出，不可胜数也”。当时的《时务报》《秦中书局汇报》《渝报》等皆全文刊载，在当时的社会各界产生很大反响。这一奏折为日后相关改革之发轫，奠定了中国近代教育变革的基础，标志着维新变法的序幕已经拉开。
据《中国近代教育奠基人李端棻》一书记载，《剑桥中国晚清史》阐述了李端棻《请推广学校折》的重要价值和深远影响，认为这一奏折在关于建立新学堂的奏折中是最突出的，得到朝廷推行，使改革之风席卷全国，并影响到两年后的戊戌变法。奏折的相关政策体现在戊戌变法期间的相关改革中，并导致了1900年以后教育的根本变革和1905年科举制度的废除。“由于西太后的政变，教育改革停止了，但是其对已经进行的改革并不想加以纠正。就这方面而言，1900年以后教育的根本变革和1905年科举制度的废除，都是从1895年以后开始的。”
变法最需要的是维新人才。门生众多，识拔人才无数的李端棻，更是多次向朝廷保举维新人才，其中包括著名政治家、戊戌变法主要推动者康有为、梁启超，光绪帝阅读其著作《危言》的晚清著名实业家汤寿潜，曾任贵州学政、对贵州教育有重要贡献的严修，曾任湖南学政、支持湖南维新的江标，1912年后任国务总理的熊希龄，被称为诗界革命导师的黄遵宪，戊戌六君子之一的谭嗣同，1912年后成为历史学家的夏曾佑，与谭嗣同并称为湖南时务学堂教习“浏阳二杰”的唐才常，维新派著名诗人曾习经，支持维新的皇族爱新觉罗氏寿富等10余人。
李端棻《请推广学校折》。（图片来源：赵青《中国近代教育奠基人李端棻》）
谊笃桑梓的老人，开拓变革的晚年
李端棻对于今天这个日趋老龄化的社会来说，具体的现实意义也许还在于告诉人们，一个人的老年还可以怎样度过。
李端棻一生孤苦，就在戊戌变法加紧推进的紧要关头，他的妻子病逝。李端棻有4个孩子，但都未能长大成人。此时的他已是65岁的孤独老人，仍义无反顾，投身到变法维新的历史洪流中。
戊戌变法失败后，李端棻被贬谪新疆。光绪二十七年（1901），李端棻遇赦返乡，回到贵阳。
历史学者范同寿认为：“从人格方面来看，愈挫愈勇是李端棻终其一生最大的特点。”他认为李端棻以69岁高龄，在经历了一段长途流放之后，回到故乡依然壮心如初，实属罕见。“虽然失去了礼部尚书头衔，失去了朝廷这座舞台，但这只不过是让他在角色上发生了一次转换：从维新变法的倡导者与坚定的支持者，变成了以贵州为阵地推行变法宗旨的实践者与具体的执行者”。从光绪二十七年（1901）赦回原籍，到光绪三十三年（1907）病亡，6年中李端棻始终不知疲倦地以“开通风气，导引后进”为己任。他“没有如许多告老还乡的官员那样，品茗饮酒、吟诗作赋、乐享暮年，而是老而弥坚，更奋勇地奔波在他自己《请推广学校折》中所言的强国宗旨上。”范同寿认为李端棻对维新思想的大力传播，不仅影响了当时的贵州官员，也激励了大批青少年。“这些受过他熏陶的青年，如姚华、唐尔糖、王伸旭、任可澄、何麟书、桂伯铸等，后来都先后在不同领域展现才华，成为一代名人。”
应贵州巡抚邓华熙之请，李端棻出任新式学堂经世学堂主讲，在教学中宣传新学，推进贵州思想进步。《普通学说》是李端棻有感于当时的贵州闭塞、思想落后、缺少学习新学的途径，特别撰写的向贵州民众宣传普及新学普通学课程的书籍，用作经世学堂讲稿，奠定了贵州近代教育的基础。
赵青这样回顾李端棻和曾出任贵州学政的严修对贵州近代教育的贡献：“严修是贵州新学的开拓者，光绪二十年（1894）出任贵州学政后就开始在贵州尝试新学的传播……严修在贵州改革之时，正是李端棻在京城上奏《请推广学校折》之日。贵州与北京，李端棻与严修，为贵州新学进步，接踵前行，是开拓者，是领路人。”
已逾古稀之年的李端棻先后与一些具有维新思想者一起创办了贵阳公立师范学堂（今贵阳学院前身）、贵州通省公立中学堂（今贵阳一中前身）等新式学校，掀起了贵州办近代教育的热潮。他还与唐尔镛、华之鸿、任可澄等官绅发起成立贵州教育总会筹备会，致力推动近代贵州教育的发展。1902至1910年间，全省共开办各类学堂近700所。
李端棻临终前数月，虽是年逾古稀、步履维艰，但仍由人搀扶巡视贵阳各学堂。临终前一日，他谆谆嘱告子弟出资捐助学堂经费，并把自己一生的微薄积蓄全部捐了出来。李端棻养子李葆忠遵父遗命为贵州通省公立中学堂捐银一千两。
民国《贵州通志·人物志》这样记载这位了不起的老人的临终：“及其临殁前日，犹谆嘱子弟出资，捐助学堂经费。又念尚节堂为风化所关，亦令子弟措资捐助。其系心公益，谊笃桑梓，乡人士至今犹称颂之。”
李端棻著《普通学说》。（图片来源：赵青《中国近代教育奠基人李端棻》）
我们为何要重提李端棻——顾久谈其人其事的当代价值
贵州日报天眼新闻记者 舒畅
2007年，李端棻逝世一百周年。时任贵州省文史研究馆馆长的顾久应《贵阳文史》之约，撰写了《我们为何要重提李端棻》一文。10多年过去，围绕李端棻进行的学术研究更加深入，当贵州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贵州省文史研究馆特约研究员赵青撰写30余万字的《中国近代教育奠基人李端棻》一书出炉，顾久又以此文代序。他认为，时至今日，乃至未来，仍有必要重提李端棻。
在顾久看来，李端棻给予后世的意义，并非只在于还原他的历史功绩，更在于他身上所具备的当代价值。“如何把李端棻看作我们生活中的人，如何看待他的情感、他的经历、他的内心，如何找回他寄托在这些千秋功业里的真精神？是我们今天重提李端棻必须面对的问题。”
科举得中，踏上仕途，官至礼部尚书，这在当时已经是令人羡慕的“人生赢家”，已经进入“一览众山小”的成功巅峰，但顾久认为李端棻真正的令人敬仰之处在于他位居高官，关注着天下，关注着整个国家。中国传统儒家积极入世、舍我其谁、为天下苍生而活的传统士大夫精神深深融入了他的血脉之中。无论是读书还是入仕，漫漫人生路上，他内心始终有着一个传统知识分子的信念。
“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可以说是李端棻内心信仰的真实写照。顾久认为，对李端棻而言，“朝闻道夕死可矣”不是一句空话，而是真正放在心上的信仰。“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是中国传统知识分子乃至传统中国人心目中的理想人格。这份担当精神，就是李端棻心中的“道”。
顾久谈到了李端棻在“百日维新”时的作为。在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之际，“中国非改革不能生存，非改革不能强大”，是那个时代所有有良知的知识分子的共同认识。“一般来说，下层知识分子或者在野的知识分子，是站在一个不包含自己利益的立场上来谈改革。但是李端棻不同，他是当权阶级中的一员。对于官员来说，谈改革是有风险的，因为改革触犯的是统治阶级的利益，反对自己的阶级就是反对自己、反对同僚的利益。”然而李端棻仍然当仁不让地站了出来，“国家利益大于自我，这是传统士大夫的民族精神：不管付出多大的代价，中国必须改革，必须往前走，这叫做改革创新精神；面对国家灾难奋不顾身，这是向死而生的情怀；所有这些加在一起，是李端棻心中的信仰。”顾久说。
我们为何要重提李端棻？顾久由李端棻而反思当今的一些社会现象：“我们迅速走上了市场经济的道路，市场经济和现代化在某种层面上成为了一个世俗化的过程。在这个消费主义时代，我们还能否找回那失却了的信仰？”当我们从李端棻身上体会到感动、敬重等等美好的情愫时，也许已经在某种程度上获得答案，或者是获得追寻答案的力量。正如顾久所说：“有了知识，有了丰富的情感，有了意志，有了信仰，才是一个完整的人。李端棻正是这样一个完整的人。没有知识，他不可能入世；没有情感，他不可能忧国忧民；没有意志，他不可能谈改革；没有信仰，他不可能为启蒙大众而努力到生命的最后一刻。通过李端棻，我们得以反思，我们得到了什么，我们又失去了什么，我们怎样做才能成为一个完整的人。”
不只是李端棻，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和心中有信仰的人们，都是坚持信念、勇于担当、执着追求的完整的人。而如何把他们心中的这些东西传递下去，就是重提李端棻的意义。顾久认为，李端棻和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们，以及中华民族永世的有信仰有追求的人，当之无愧地可以称为“民族的脊梁骨”。他们是那个时代的精神代表，他们身上的信念足以支撑整个民族。他们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参照，让我们得以睁大眼睛重新认识我们身处的世界。
顾久充满感情地说，重提李端棻，并不是要把他塑造为神坛上一个僵化的偶像，“而是希望今天的人们看到这样一种精神理念，感受李端棻的精神境界、他的见识、他的人格。把他视作我们身边的一位长者、一位朋友，把他的信仰内化为千千万万普通人的人格力量，是我们重提李端棻的意义。”
对李端棻的研究，也在努力还原一个生动的他。“真实的李端棻必定不是一个完人，他的动摇、他的痛苦、他所受的激励、他所面临的争议，他最后的坚持，都是他人生中不可或缺的部分，找回他的这些人生细节，才能让李端棻的形象更加丰满。”顾久说，“说出李端棻的故事，展现他的内心，寻找他的现实意义。只有这样，李端棻才是活生生的。他的生命在我们心中延续着，他还拥有让人感动的力量，这才是真正的李端棻。”
李端棻八言联。（图片来源：赵青《中国近代教育奠基人李端棻》）
来源：《贵州日报》 2024-10-18 第02、07版
一审：王凤梅 二审：何茂莉 三审：张清
编发：中国文化书院（阳明文化研究院）中华传统文化与贵州地域文化研究中心 办公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