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8月31日上午，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桓占伟老师开启了溪山岳麓·大成心境名家讲坛24场传统文化公益学术讲座。本次讲座的主题是“从庙堂之高到江湖之远——义观念与中华传统文化精神”，贵州大学历史与民族文化学院副教授、贵州大学中华传统文化与贵州地域文化中心兼任研究员罗启龙担任本次讲座学术主持人。
讲座中，徐教授从汉文化的魅力与启示两个大的方面展开论述。
桓教授从“义”——国人最根本的文化心理说起，指出“义”是先秦诸子普遍认同的文明准则，亦是古代王朝最为重视的政治手段，更是中国社会最推崇的基本观念。他进一步从“义”与“我”的原始意义进行解读，指出对于义字形和意义较为通行的解释是：“義，己之威仪也。从我、羊……臣铉等曰：‘此与善同意，故从羊。’”段玉裁注：“从羊者，与善美同意”。并指出甲骨文“我”字释为一种宗教祭祀场所的杀伐刑器也许更符合实际。宗教祭祀具有神圣性，“我”作为杀牲的工具，自然也要具有较强的形式感，需要通过某种装饰凸显其神圣和威严。因此可以谨慎地认为，“義”就是商王在宗教祭祀中以“我”杀羊，献祭祖先和神灵；并以“我”解羊，给参与祭祀者分肉，并由此演化出“公”、“善”和“分”的内涵。
讲座的第二部分，桓教授讲述了“义”与“宜”。他指出，宜祭的地点一般在社中举行。那么，卜辞中“义京”作为宜祭的主要场所，就应该是武丁时期殷人的大社。而在这个大社举行的宜祭活动，又因为“义”而具有特殊重要的含义。
宜祭是“国之大事”中极其重要的宗教祭祀，“义”又是这种重要祭祀活动中的关键程序。这就决定了“义”必然会在社会发展进程中越来越来突出，越来越重要，甚至宜祭的过程也由“义”来统摄，形成了强大的聚焦效应，放大了整体仪式中以“我”分肉的关键程序，并发展为用这一程序指称宜祭的形式礼仪。
“义”所具有的分割牲肉之宗教本底，又孕育了后代所谓“分”的内涵，衍生出贵贱、亲疏、长幼等世俗含义，并最终浓缩为亲亲、尊尊——后世义观念的精神内核。
在义与德关系的陈述中，桓教授认为从观念发生史的角度看，具有政治观念意义的德与义密不可分，甚至没有义就没有得（德）。义成为得（德）的前提，是先于得（德）的、更早的观念。也可以说，义最早与得（德）建立了联系，孕育了中国古代政治观念的萌芽。
义观念在殷周时期生成，其精神内核是亲亲尊尊、其原初内涵有公、善和分。由宗教祭祀程序发展为宗法政治准则，从宗教神性发展到政治理性，是中国政治观念的滥觞。
义的内涵在古代逐渐发展。与义相比较而言，仁、敬、忠、信、贞、让、勇等具体德目，基本上是针对某一特殊领域、具有特定指向的一般观念。这就决定了他们只能作用于春秋社会的某些方面，不具备涵盖性意义。义却是众多德目成立的依据和准则，它如同春秋观念大网上的总纲，起到了统领具体德目的作用。
先秦两汉时期士义构成了士的行为准则，成为士的群体性标示；侠义树立了关于人的生存、价值和尊严的道德标准，为天下所仰慕，凝聚着华夏族群的共同情感；私义又组织了无数游离于社会的个体，形成了华夏族群的基层社会组织。战国社会的中坚阶层、华夏族群的共同情感、社会最基层的组织都要由“义”来维系，“义”是以观念形态维系着战国社会的神秘力量。
现在看来，义为文化带来正面影响：一是形成了中华文明基本精神，使华夏文明在观念上保持了内在一致性。中华民族“一家亲”在义观念的基础上发展成型，义观念的强大组织功能，保证了中华文明的长期延续；二是形成了国人最本质的文化心理；三是形成了中华礼义文明，是当时中国古代最受仰慕的制度文明；四是形成了中华文明时代性和开放性。
同时，也带来负面影响：一是形成了国人重观念轻制度，重人情轻规则的文化心理；二是形成了重义轻利的传统，长期以来重道德原则，轻具体事功；三是形成了根深蒂固的宗法文化氛围，使整体社会形成无数的圏子，民主法制建设举步维艰。
最后，桓教授就听众关于古代义的内涵与演进过程等问题作了解答。
主讲人桓占伟，1974年生，教授，博士生导师，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美国达特茅斯学院访问学者。兼任中国秦汉史学会理事、中国史学会传统文化专委会委员、河南省史学会副会长。主讲《先秦思想史》《观念史研究前沿》。近年来，在《中国史研究》《清华大学学报》《文史哲》《世界宗教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学报》《史学月刊》《光明日报》等期刊杂志发表论文近30篇，出版《在观念与思想之间：论先秦义范畴之生成》学术专著一部，主持完成国家社科项目“夏商周三尊宗教观念演生研究”一项，主持横向课题七十余项。
主持人罗启龙，历史学博士，贵州大学历史与民族文化学院副教授、贵州大学中华传统文化与贵州地域文化中心兼任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所访问学者。研究方向秦汉史、生态环境史，发表CSSCI来源期刊、CSCD核心库等文章十余篇，主持在研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1项、省级社科项目2项。
文：贵州大学 罗启龙 图：贵阳孔学堂
一审：王凤梅 二审：何茂莉 三审：张清
编发：中国文化书院（阳明文化研究院）中华传统文化与贵州地域文化研究中心 办公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