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贵州大学中国文化书院暨贵州大学中华传统文化与贵州地域文化研究中心获译者所赠《中国西南民族文化之嬗变》图书。本书由贵州大学出版社2020年3月出版，系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2019年度）并于2023年11月获贵州省第十四次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

本书是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国际视野中的贵州人类学·第五辑》中的一册。作者是日本当代著名文化人类学家、民俗学家、日本庆应义塾大学大学教授铃木正崇，由贵州大学外国语学院王晓梅、李炯里、何微、李丽、文莹翻译。

该书是铃木正崇教授考察中国西南少数民族文化在改革开放后30余年间动态演进的著作，重点聚焦生活在贵州省的侗族、水族、土家族以及生活在广西、湖南的瑶族，通过对上述民族之神话和祭祀戏剧的考察，揭示了包括汉族在内的西南诸民族在长期的交流交往中，文化上所呈现出的相互影响与交融。

全书共七章，各章内容如下：

序章介绍了作者中国西南少数民族研究的基本立场，即“文化的相互影响与嬗变”。作者认为，汉族与少数民族的“民族边界”是流动的，因民族间的相互交流而出现的“边界文化”在各地创造性展开并不断变化着。在这一过程中，并非汉族文化单方面地影响了少数民族文化，少数民族文化亦深深渗透于汉族文化之中。各民族在长期的交流、交往过程中，文化相互影响并被有选择地加以接受，始终处于动态演进之中。

第一章重点聚焦贵州省榕江县侗族的萨玛节。作者详细记录2000年11月在贵州省榕江县参加侗族萨玛节的情况，记录了榕江三宝侗寨的萨祠和祭萨仪式。作者通过田野调查与文献研究相结合的方法，考察了祭萨仪式在上世纪80年代以后于贵州各地侗寨的复苏，以“萨”为代表的女神信仰在文旅融合的发展进程中发生的改变，以及侗族文化表象由最初的风雨桥、鼓楼等物质文化遗产向萨玛节、侗族大歌等非物质文化遗产发展的动态，并对侗族文化在日本、法国的传播进行了介绍。指出随着国际化、全球化的发展，民族文化的商品化以及对民族文化资源的开发利用亦日益增强，在此背景下侗族从民族文化内部选择了鼓楼、萨等文化要素并赋予其意义，呈现出在与其他民族、他者的互动中重构本民族文化与社会认同的动向。

第二章以广西壮族自治区的金秀瑶族为中心。记述了大瑶山瑶族与当地的汉族、壮族，因生态系统差异带来民族间生产物之交易，由此形成多民族共生共存、相互交融的关系。在与汉族的长期交易中，瑶族在节日仪礼、道教信仰、风水思想、汉字使用等方面明显受到了汉族文化的影响。但这却是瑶族有选择地接受与吸收并将其与本民 族的文化相融合，形成瑶族独特的神话与仪式，维系着民族集团内部 与外部的文化边界。

第三章聚焦流传于湖南江永一带的特殊文字“女书”。作者于1997年9月赴湖南进行了实地调查和采访，详细介绍了作者当时采访的几位“女书”传承人的情况。认为“女书”是汉族与瑶族相互交流交往而形成的文化表象，指出“女书”并非单纯的书写文字，更是维系“结拜姊妹”关系的基础，具有重要的社会学意义。2000年以后，随着观光旅游的开发，“女书”作为当地的一种文化资源被 加以广泛利用。2010年后，“女书”的传承传播更是迎来了现代转换，以“女书”为题材的电影、音乐在世界多国上映。作为汉族与瑶族之文化交流而生成的边界文化“女书”，已然超越了汉族和瑶族，在更加广阔的空间中被加以认知，将以更多元的形态加以传承。

第四章以祭祀、婚姻、葬礼为中心，重点考察了贵州的水族、瑶族和白裤瑶的文化变迁。作者以1990年时对水族的田野调查为基础，指出端节、铜鼓和源于早期汉字的水书是水族最具代表的民族文化。在水族的世界里，铜鼓、鱼、马发挥着联系现实与灵界的作用。与前三章重点聚焦“一对一”的民族间文化互动关系不同，在本章中作者不仅分析了水族与汉族之间的关系，同时指出在黔东南这一独特的互嵌格局中水族与瑶族、侗族、苗族、布依族等众多民族之间也存在着密切的交流关系，而多民族之间的相互交流、相互影响以及各民族文化的动态演变可谓中国西南民族的重要特征。

第五章着重考察了贵州德江的傩堂戏。傩堂戏主要流传在黔东北的汉族、土家族、苗族、彝族、侗族和仡佬族之间。在本章中作者仍立足民族交流与文化嬗变之立场，详细记录了1995年11月在贵州德江实地调查傩堂戏的全过程，重点考察了傩堂戏的祭祀仪式、身体技法以及各种面具的文化意涵。在此基础上，结合自身的田野调查，从更广阔的东亚视角，就贵州傩堂戏与日本、韩国的祭祀戏剧之间可进行比较的诸多要素进行了分析。指出通过这种比较不仅可以使东亚各地的鬼之表象更加清晰，同时可以从更广阔的时空视域下明确中国傩戏在东亚祭祀戏剧中的地位。

最后是后记部分，作者介绍了自己开展中国西南民族调查的缘起以及作者与中国学者之间的互动。

本书最主要的特点有三：

其一，始终关注汉族与少数民族间的交往交流及文化交融。作者认为，无论是侗族的萨玛节仪礼、瑶族的《过山榜》，抑或湖南江永的女书、水族的水书、土家族的傩堂戏所使用的文书，无一不创造性地使用着汉字。但汉字的使用方法却因民族而异，被赋予了种种不同的阐释，并最终融入各民族各自文化的发展文脉之中。

其二，“虫之目”与“鸟之目”相结合的复眼式研究方法。本书所聚焦者并非某一民族或某一地域，而是跨越了地域与民族之界限，从更广阔的范围内探究各民族在激荡变化的年代里，其文化上所呈现出的嬗变及发展趋向。作者认为，想将西南各民族之间错综复杂的文化交流与文化嬗变呈现出来，唯有采用“虫之目”与“鸟之目”相结合的研究手法。即在田野四处游走的同时，从空中俯瞰整体结构，将其放置于以文化的相互交流为基础的整体框架内加以“复眼”式的观察和思考是必要的。

其三，对各民族现代性的认知。作者认为，各民族都以各自的方式行进在现代化的道路上，“现代”不是单数而是复数，不是唯一形态而有多种可能。任何片面单一的设定，都会成为阻碍相互理解的绊脚石，而一味固守文化相对主义的立场亦不可取。民族文化的研究，应该立足中庸之道，秉持相互尊重的立场，结合各自的历史文脉去理解各自的文化。

文：外国语学院 王晓梅 中国文化书院 办公室 图：中国文化书院 张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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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发：中国文化书院（阳明文化研究院）中华传统文化与贵州地域文化研究中心 办公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