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贵州大学中国文化书院荣誉院长 张新民 教授
对清水江文书的研究，早期多围绕林木贸易而展开，原因在于当时学者所经眼者，多为林木类文契，故研究工作备受资料限制，多集中于木材交易一端，乃至误导学界多年，竟有以为当地文书尽皆为林契者。然揆诸清水江流域整体情况，除锦屏一地林契稍多外，其他各县土地买卖文契数量也极为可观，而借贷、典当文书亦占一定比例，其他如账簿、土地登记名籍、鱼鳞册，以及婚书（休书）、风水书、诉讼书、书信、笔记等亦时或见之，尤以私契为其中之大宗，均与乡民的日常社会生活相契应，反映出文书类型的复杂与多样。无论何种类型的文书，均折射了乡民社会生活的一个侧面，合其整体而观之，则可一窥传统中国乡土社会之全貌，呈现出一般官修史书难得一见的民众生活实际情状，其价值意义之大，自不必赘言。
与敦煌文书和徽州文书的发现及陆续整理出版，极大地改善了“史料环境”，丰富了人们的历史认知视野，开拓了不少新的研究领域一样，大量遗存的清水江文书的发掘整理及刊布发行，扭转了西南地区地域学研究长期滞后于他地的生态失衡局面。其中值得注意者，即为借贷与典当文书，稍一检读余所编纂的《天柱文书》，即不难知道其所占比重甚大，且有较为突出的连续性特征，牵连到数量不少的村寨族群，折射出乡村生活、人际交往的复杂经济生态关系，当为有心还原乡土社会原貌者所必知。大量借贷或典当文书的遗存，无论从积极或消极面观察，均可说借贷或典当实为乡民经济生活所必需，乃是正常社会秩序运作机制的必备要素，不能不搜集多种多样的大小传统文献资料，展开多方面的切近乡民生存与生活实际的研究，再现传统中国乡村社会固有历史的真实图景。
正是有鉴于此，徐钰君遂在多年潜心研究古典文献之余，负笈来我所供职之学校求学，时值国家重大招标课题“清水江文书整理与研究”开始陆续推出成果，徐君乃踊跃参与，埋头阅读大量他人视为枯燥至极的契约文书，并选择较能代表清水江文化特征的天柱县为研究对象，广采新近出版之《天柱文书》，同时比对各种传世文献，辅以必要的田野调查，展开与民间借贷或典当有关的系列性研究，汇聚平时一点一滴功夫，遂裒然成一巨帙，诚乃可喜可贺之事。
通读作者所撰之新书，可知其主要的工作乃是大量查阅前人较少利用的民间契约文书，深入传统乡民社会生活的实际，分析民间借贷发生的历史原因，把握借贷活动及相关文书的类型特征，总结今人颇为关注的利率收取规律，客观评价其作为一种经济生活现象必有的利弊得失，尽可能地还原民间借贷活动的真实存在状况。具体而言，其所涉及的内容主要有：（一）民间借贷活动之发生背景；（二）民间借贷之原因；（三）民间借贷文书之类型；（四）民间典当活动；（五）民间借贷之利率；（六）民间借贷之违约处置。作者分章列节，件按条举，凡有论述分析，均援引材料立说，一一清晰而翔实，诚乃论从史出之佳构，颇有据理说服力量之新篇。
尤宜拈出为说者，作者强调借贷之所以成为乡民社会生活常见之现象，乃在其能缓解乡民经济拮据时之急求。从宏观上看，借贷存在的社会原因，当然与政治之良窳、经济之盈缩、收成之丰歉、交通之畅滞、秩序之治乱，无不关系密切。具体到乡民个体，一旦出现燃眉之急，或发生不虞之灾，乃至一时偶发之变故，借贷至少能暂纾厄困，稍缓窘境，当然也是一条解决急难问题的出路，成为乡村生活常见的文化现象。足证借贷固然弊端极多，不排斥高利贷存在的可能，然仍不能说于乡民互助毫无裨益。简单化地一概视为“毒瘤”，痛斥其为“剥削”，遗忘了复杂社会生活诉求的多样，显然并不完全符合传统乡村社会的实际情况。何况传统村落或族群组织本为熟人社会，血缘与地缘两种关系高度整合，生息借贷之外，尚多有无息借贷。“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并非面壁虚构。借贷固然是经济贫困制约的结果，但并非就意味着一定是高利贷，如同我们承认高利贷的客观存在一样，互利性质的借贷亦时常见诸乡村生活，二者的同时存在当为不容否认的客观事实。
借贷固然不能排斥有高利贷现象，但又不能一概将其等同于高利贷，因而借贷率的孰高孰低，实关涉借贷活动之具体评价，既往之研究受阶级斗争史观影响，一般均对剥削性质责之甚严，近年始多见持平公允之论，但利率分配指数究竟如何，仍有待以计量史学方法进行客观评估。所谓客观评估即不是从抽象的先验的成见出发，而是以具体的经验的事实为依据，凭借大量可靠的第一手文书实证资料，对借贷利率做出实事求是的量化分析，立足于客观史实展开合理的分析或解释。
要准确可靠地分析判识乡村社会生活的借贷现象，尤其是客观评价与社会贫富异化现象有关的借贷利率，仅靠传世的典籍文献显然是不够的，因为即使国家政令律则赫然见诸史册，亦未必就真能转化为民众生活的实际行为，具文往往与乡民生活的实际有很大的差距，加上村落内部组织结构及族群礼俗风规的不同，基层民众生活的实态与国家层层下发的政令之间，其落差之大往往超出一般人的想象。有幸的是大量清水江文书的遗存，恰好为我们提供了新的观察基层民众社会生活的视角，足以弥补一般传世文献较少描述乡民日常经济交往行为的缺憾。而已出版之《天柱文书》，不仅数量繁多，其类型亦显得多样，均有可靠的户属形态可供查寻，其中便有不少借贷及典当文书，积累了大量可供比对分析的素材。如经作者反复查考，多方折中周纳，即从中择取较有代表性的325份借贷契约，通过与其他地区同类文书的比较研究，认为当地民间借贷利率，排除无息借贷不论，可知清代货币月利以2.5%为多，民国货币月利则在3%~5%之间，而钱物借贷年利则长期在50%上下，偶尔亦有高至100%者。比较官方借贷与民间借贷，前者利率远低于后者，但官方借贷系统匮乏，仓储制度弊政丛生，实际的功效未必就大，乡民不得已而为之的借贷诉求，仍主要依靠民间自然生成的经济秩序，借贷本身仍有民间社会扎根的深层土壤，属于经济社会生活复杂结构的必要自发行为。国家与社会之间，借贷行为固然有交叉重叠，但也明显存在着分野，各自发挥其功能，显然不能以国家来消解社会，也不能以社会来排斥国家，二者既不能相互僭越，也不能随意越界取代。
民间借贷遵循的是生活逻辑而非权力逻辑，扎根于自动自发的自然经济秩序，当然就会汇聚民间资源而显得形式多样，绝无单一化的制度设计的死板或僵硬。故其借贷类型既有一般意义上的普通借贷，又有特殊形态的典当、合会、赊买等多种形式的变相借贷。其中尤以典当最为普遍。而典当之承典人多为私人或民间组织，故与普通抵押借贷并无太大本质差别。大量私契（白契）的存在，也说明政府的权威未必都发挥了实际的作用。传统民间社会自治的秩序空间，似乎远比今天的现实社会更加广大。契约订立少见后续纠纷，固然说明争讼并非化解矛盾之首选，族内协商乃是更为普遍的文化现象，但也反映阶级分化并不严重，阶级对抗似未尖锐，自耕农经济始终占据主导地位，社会的发育和成长仍在持续，尽管借贷者往往都是贫困农户，经济资源占有的不公依然长期存在，社会的贫富差距根本不可能彻底消弭。经济生活可说是无人不参与其中，其本身也是社会秩序内在建构的一种方式。故与其生硬地说当地的社会制度结构是地主所有制，不如揆诸事实说是自耕农所有制。社会变迁是长程的历史发展才能显现的现象，简单地比附西方或今天的社会显然是愚蠢的做法。但无论社会如何急遽变迁，利率指数有何升降起伏，民间信用体系的存在与牢固维系，尤其是权利与义务伦理原则暗中支配所发挥的作用，都是契约秩序得以产生或成立的基本前提。传统中国文化的大树无论怎样枝繁叶茂，其根基依然扎在乡村社会生活的土壤之中，分析或探讨乡民各种自觉或不自觉的经济行为，乃是更好地理解和把握中国文化的一条重要方法路径。
借贷或典当作为一种长期存在的社会经济文化现象，其行为的主体当然只能是人，必然牵涉双方或多方面的主体利益诉求，有复杂的行为动因及各种次生的行为事项，因而在关注借贷或典当普遍行为特征，重视其可抽绎为一般性的模型或事例的同时，似也不应忽视契约背后活生生的具体的人的真实想法，回避真实的人的具体生活遭遇及伦理处境，看不到与其相关的家庭或宗族的人际制约网络关系。所以，如何透过表面的协商式契约关系，利用当地文书特有的户属形态有利特征，结合必要的田野作业或口述史调查，深入乡民的心灵天地与情感世界，直接感受他们世代积累在记忆中的喜怒哀乐，了解他们经济行为必有的动机原则，把握与人的经济行为特征相关的文化运作机制，再现真实而可靠的有人到场的经济生活图景，展示生活世界必有的复杂交往结构关系，挖掘较诸经济行为更为深层的文化习俗生成影响土壤，实际仍有大量的课题研究范围容许的工作可做。
进一步分析，则可说任何人文或社会科学的研究，都必须以人的存在为根本前提，人作为一种基本的目的预设，无论任何时候都不能忽视。如同没有人的社会根本就难以存在一样，缺少了人的存在的经济行为也无法想象。而人则活跃在自己的社会中，生活在自己的习俗中，成长在自己的传统中，拥有自己的文化归宿，需要寻找自己的情感认同，有着切身的属己的世界。因而我始终认为在研究事的同时，也有必要见其人，见其人则必有人性的触摸，心灵的对话，语境的分析，存在的解释，古人所谓“知其人而论其世”，显然是千古不易之论。也就是说，包括借贷一类的经济行为，其行为必是有人的社会性的行为，人亦为有行为的社会性的人，无论人或行为都应纳入分析与讨论的叙事学框架，在见其人又见其行的同时，尽可能地揭示人的经济行为特征，彰显经济生活变化的全程，看到众多个人的经济行为与立体的社会结构所形成的复杂耦合关系。追求自己的利益途径与族群或伦理世界的建构，二者之间未必就一定冲突。无论是借贷目的、借贷周期、借贷类型、借贷规模的研究，都必将人及其文化习俗的因素考虑进去，看到地域与地域或族群与族群之间或多或少总是存在的差异，原因即在于任何与交换有关的物与物的关系，其背后都必然存在人与人的关系。
借贷除了金钱（货币借贷）或实物（实物借贷）交往关系外，当然也需要活生生的人格信誉来作保障，利率过高超过社会的容许度，即很难想象其能长久在现实世界中存在。畸高变异超乎常理的诡诈经济行为，一般都难成为日常社会生活的常态，非常态的借贷反而会妨碍资金的调节流通，阻塞物权秩序化转移的正常渠道，因而研究工作不仅要看到借贷双方经济行为后果的前后变化，理清作为行为主体的当事人的个人身份及与之相应的社会关系背景，同时也要把握完整意义上的理性人利益及其经济目的要求，了解其目的诉求透过习俗文化呈现出来的表达方式和行为特征，还原多种经济行为及复杂人际关系合为一体的整体区域生活图景。诸如此类，显然其中尚有大量的研究空间需要开拓，有无数的契约素材需要重新进行合理有效的解读，无论文献考证或田野调查，都为真正严谨的学术研究所必需。特别是面对侗、苗、汉多族群聚居的广袤区域，更有必要自觉克服或防范由于文化差异而引发的认知障碍及理解偏差，尽可能地熟稔当地民众特有的语言表达方式和认知方法，从他们固有的观念或立场来深入了解或合理诠释各种文化和经济现象，学习以当地人的内在心灵及认知眼光来把握和释读各种生活行为及仪式礼俗，避免外来理论系统或解释模式的生硬强加或粗暴附会。这并非意味着不需要借助任何具有强大说服力的理论，只是强调理论必须与经验事实天衣无缝地深度融合。因此，作者多年潜心研究取得的成果固然可喜，但面向未来的持续性耕耘当更为重要。如果要开创出文书学研究及区域叙事学的新路径，则不能不依赖于一大批志向不凡的青年学者的共同努力。
徐钰君勤思好学，浸淫中国古典文化尤深，为人多以谦退自处，奋毅而能自律。从余游虽甚寡言，然默识心通，所获常较他人为多，作文亦甚见功底。余知其性静有志，天资近道，然从不当面夸誉，以为处困经难或更加受益。其论文征考宏富，发论必求征实，论文答辩时至有学者认为，即使置于既有博士撰述，亦堪称上乘佳构。是耶非耶，余不敢遽断，惟衡以清水江学研究既有成果，其书实有拓展路径之功，乃建议纳入《清水江区域学文库》，推荐其正式出版。
受其所嘱，乐为序焉。
张新民
二〇二〇年春日撰于筑垣郊外水心溪梦馆 时年七十
来源：《清至民国时期清水江流域民间借贷研究》 贵州日报当代融媒体集团孔学堂书局2022年3月版
编发：中国文化书院（阳明文化研究院）中华传统文化与贵州地域文化研究中心 办公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