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数十年来，随着清水江文书整理编纂成果的大量出版，相关研究论文或论著的数量也在明显增多，而清水江流域无论作为长江支系文明或民族社会区域空间，也越来越引起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和重视。以流域或区域作为分析讨论框架，探讨族群、聚落、区域、国家多方面的互动关系，进而了解或把握中国历史文化整体而全面的发展进程，也越来越成为研究者广泛接受或采用的一种重要方法。正是有鉴于此，我们在原有文书整理和研究成果积累的基础上，拟以“清水江区域学文库”为题，编纂一套大型学术研究丛书，希冀能够借此汇聚起更多的优秀学术研究成果，从而推动区域学或中国史研究的健康发展。为了帮助读者了解清水江流域自然-人文历史变迁发展的状况，尤其是国家对当地的长期经营与开发、区域与区域之间交流和互动以及乡民对自身生活秩序的维系及建构，我以自身长期从事研究所积累的学术经验或学术旨趣为出发点，特撰下列文字以作导读性的总序。
一、河流水道交通与聚落区域之间的互动
清水江乃沅江的正源，发源于今贵定县斗篷山与都匀市云雾山麓之间，自西南向东北流经今贵州省东南部广袤区域，入湖南省西部至黔阳镇以下始称沅江，因而也可以清水江-沅江之称来统合其上下游。其蜿蜒委迤穿越黔湘两省，最终东流注入洞庭湖，并联结更具有战略航运意义的长江及两岸各地。
清水江-沅江流经黔湘两省，黔境涉及之地有都匀、丹寨、雷山、福泉、麻江、凯里、黄平、施秉、台江、剑河、三穗、天柱、锦屏、黎平等县市，入湖南后流经之地则有新晃、会同、洪江等县市。重要支流与贵州相关者，一是发源于福泉县罗柳塘的㵲阳河，出黔省再进入楚地，即“东至沅州而入沅水，以达于长江”，其与清水江汇合处亦在黔阳；再为源出江口梵净山西南的锦江，“东至辰溪县入沅水而达于楚江”；三即源出黎平县的渠水，东流黔城镇清江口与㵲阳河相汇。（康熙）《天柱县志》称清水江“发源于黔属苗界，不知其几千里，由岔处至托口，与渠水合，至黔阳与沅水合，并入辰河”，虽未必精细准确，亦反映清人的地理认知。
以清水江流域作为历史叙事或史学研究必具的时空分析框架，从而展开各种立体式分层讨论的区域学或建构活动，显然既可指上游流经黔省的清水江，即狭义的清水江流域，也可指横贯黔湘两省的清水江-沅江，即泛清水江区域。由于清水江 - 沅江与长江紧密相连，长期以来都为长程船舶辗转运输的重要通道，因而也可将清水江文明称为长江支系文明。观察或了解清水江文明固然需要深入其内部开展各种分析，但也有必要超越区域进行区域与区域之间的关联性比较，尤其应注意国家力量经营开发过程中必然引发的各种互动性区域社会变迁现象。
广义的清水江流域既然地处黔湘两省交汇的广袤地带，长期“省地”“熟界”“生界”交错纵横，苗、侗、汉等多种族群分散聚居，“苗田”“（土）司田”“民田”三种土地占有形式并列共存。更突出者则为清水江南岸以雷公山为中心的大片“生苗”区，即面积范围广至三千里的所谓“苗疆”，其在雍正年间王朝武力开辟之前，乃是“王化”力量从未渗入的国家认知盲区，较诸其他早已郡县化的行政区域，更表现出极为复杂多元的不平衡社会发展现象。因此，如果从湖广国家行政权力中心的视野看，则往往将其视为“楚边”，即所谓“西徼百蛮底，南荒三楚边；苗顽风未殄，盘瓠种犹传。江自牂柯发，山从越嶲连；封疆秦日画，威德汉朝宣”。而立足于黔省国家行政体系中心的立场，又可称其为“黔边”，也可说“黔边不修，民喜乱，终为隐忧”。“楚边”与“黔边”交叉叠错，无论王朝中央或地方士人，多视其为“边地”或“边徼”，也可说是“内边疆”或“内地边疆”，亦即“内在的边缘”或“内在的边陲”（internal frontier），便是我们今日所要讨论的清水江流域，一个极有必要将其作为完整的自然-人文地理单元来加以叙事书写或分析研究的重要文化区域。
从传统国家战略地位看，“黔、楚唇齿相依，山路如梭”，交通不便，一旦“黔事已坏，楚边齿寒”，反之亦然。但幸得清水江-沅江水道交通运输之便，上、下游之间仍有频繁的沟通往来，加上各种大小支流的注入，尤其是其与陆地交通驿道的联结，尽管其中仍有不少化外的政治空隙，未必一概纳入了王朝国家的控制，尚有不少游离于区域整体社会结构之外的地方族裔，但仍形成了网络状的交通体系，不断整合区域内部的各个聚落或族群，从而不断扩大其相互之间的交往关系，并逐步凭借主干水道交通向外部世界延伸，层层突破区域与区域之间的分隔界划，使区域在长期拥有自身地方性或民族性特征的同时，也具备了国家与地方及区域与区域之间多方面互动的全国性认知意义。
二、人、财、物的流动与区域社会经济的发展
水道与驿路相连而交错纵横，无论其或疏或密、或近或远，作为一种交通网络体系结构，都有利于人群与人群之间的交往与联系，能够促进地方社会的变迁和发展。从纵向即河流水道对上下游地区人群的联结作用看，清水江-沅江上游可与黔楚大道相接，驿路横贯贵州东西全境，直入云南境内，下游则能经长江转运河，以水运方式联结江南广大地区，并北上直入京城。这当然极大地促进了“人、财、物”的流动，不仅京城的“皇木”采办扩大了国家力量或朝廷官员进入上游的空间范围，而且“三帮（徽州、临江、陕西）”“五勷（湖南常德、德山、河洑、洪江、托口）”商人亦纷纷沿江深入山区，加上明代以来王朝中央主动推行军事屯田与移民屯田政策，“人”的迁徙流动越到后期就越频繁。大量已经商品化的深山木材则顺江而下，销往长江两岸各地，尤其是需求量较大的江南地区。与其对应的购置木材的白银也逆江而上，流入散落在上游的各个商场市镇及深山苗侗村寨，甚至深入到“王化”不及的“苗疆”腹地。上下游之间“人、财、物”三者的双向流动，显然都远非任何局部区域所能限制的。
与“人”或“人群”的流动一样，“财”与“物”的流动也越到后期便越引人注目。当然，除大量木材流入江南或中原换取白银之外，朱砂、水银、铅梓、桐油等地方特产，也同样可以顺江向外输出换取白银。其中最重要的是“人”或“人群”的流动，必然带来各种有别于“苗区”的知识、技术、精神、价值等，成为交流与共享的无形资源，不知不觉地以“深层结构”的方式改塑了人的生产或交往行为方式，强化了地方社会的伦理秩序建构。至于“财”的流动则满足了地方社会经济生活对白银的需求，尤其是“苗民”将白银作为财富与礼物象征的心理诉求，充实了市场商品交换必须依赖的货币总额，提供了国家赋役征银的客观历史条件。与此同时，“物”的流动则促进或扩大了人工林的种植规模，使木材产业朝着集种（种植）、养（养护）、伐（采伐）、售（销售）为一体的商品化方向发展，从而形成了范围广袤的木材贸易经济文化圈，极大地改变了地方族群的生计模式与经济文化生态格局。更值得注意的是国家与地方及地方与地方之间的互动，可谓“政令之推行，军事之进退，物资之流通，宗教文化之传播，民族社会之融合”。举凡当地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或社会变迁史迹，都可沿着交通路线寻找其前后发展脉络，分析其升降起伏变化原因，获得解决问题的实证答案。
如果换一个角度，从横向即河流水道对沿江两岸地区或人群提供的交通便利，特别是其对当地社会经济文化生活所发挥的作用看，仅贵州境内不同地方注入清水江的支流，举其要者即有重安江、六洞河、巴拉河、排乐河、南哨河、乌下江、亮江等，或多或少都发挥了与清水江干流联结并影响经济文化生活的作用。其中支流又与名目繁多的千溪万涧紧密相连，构成交错纵横的水资源系统与耕地（田）灌溉系统，形成了大范围的“人、水、地”三者相互作用的复杂关系，并以人为主体将自然与社会整合为一整体性的结构，产生了各种自然资源复杂多样的使用形态与占有形态，即自然的社会化与社会的自然化。例如，就目前在清水江流域征集到的出水青铜器看，即有钺、戈、剑、矛、镞、斤、斧、凿、簪、带钩等，民间收藏者尚有斧、铲、刮刀、鱼钩等，年代当可推断为战国至西汉时期。我们仅从工具的使用即可看出，人对水、地两种资源的利用与开发，早已有了悠久长远的历史，形成了自然与社会动态的生态格局。战国至西汉时期的清水江及相关支流，其两岸当已分布了数量不少的大小人群聚落。
两汉以后，尤其是明清两代，沿着清水江主干河道及重要支流，更涌现出记载，当地“产木极多，若檀、梓、樟、楠之类，仅以供本境之用。惟杉木则遍行湖广及三江等省，远商来此购买，在数十年前每岁可卖二三百万金。今虽盗伐者多，亦可卖百余万。此皆产自境内，若境外则为杉条，不及郡内所产之长大也”。可见当地木材资源固然极为丰富，但更重要的还是长途运输远销外地，从而使地方获得了极大的经济利益，即所谓“黔诸郡之富最黎平，实唯杉木之利”，并形成了数量不少的规模化商业贸易市场，这均有赖于清水江河道交通水运带来的便利。其中仅锦屏县一地，即有“茅坪、王寨、卦治三处，商旅几数十万”，无一不是木材水道贸易成交带来的市场繁荣。至于湖南境内的黔阳县托口，更“为渠水入沅之地，上通贵竹苗峒，巨木异材，奏集于此，官之采办与商之贸贩者，皆就此估直以售，编筏东下”，远销全国各地，形成了一大木材聚散中心市场。
三、人、水、地三者的关系与地方资源的开发利用
以清水江两岸人群集中的市镇或聚落为中心，从河谷盆地向山区扇状式延伸，当然也会有不少驿道支线及相关的斜径小路，均依山区海拔的高低和道路的险夷凶缓决定聚落规模的大小或人口户数的多寡。通常的情况是距离城镇市场越远，聚落或人口的规模便越小，与外部世界的联系也越少，所谓“山径溪涧，用之成路其间，不用则茅塞之”。其中也有不少游离于王朝政治网络控制体系之外的边缘隙地，亦即国家制度化权力未能到达的“失控区”，其经济形态及社会文化发展水平，也因道路的通塞远近，存在着明显的高低差距。具见即在区域内部的差序格局中，也难免存在“中心-边缘”的二元性结构。
由于当地特殊的地质地貌特征，尤其是高山深谷落差较大，出于水资源与土地资源占有利用，以及人回应自然必有的生计模式的需要，当地村落或族群的地缘区域分布则如民间谚语所云：“客家住街头（汉族），仲家住水头，苗家住山头”“高山苗，水仲家，仡佬住在岩旮旯”。诚可谓如实生动地反映了外来汉人（客家）主要住在与交通干道或支线邻近的市镇，属于百越族系的侗族或布依族（仲家）则常住方便舟船水稻生活的水道河边，归属苗瑶族系的苗族多散居在远离交通沿线适合猎耕的山地。仡佬族在清水江流域分布数量不多，他们主要住在山间低凹处。从中正可看出人与水、土资源相处及利用关系的不同，遂使其在共同的自然 - 生活系统中占有的位置也有区别，从而形成区别很大的人-水-地组合结构生态关系，产生了立体的多元的复杂经济文化生存生活景观。
居住在交通干线或支线附近地区的汉人，不少为军屯、民屯、商屯移民的后裔。他们开垦了不少相对平坦开阔的“坝子”田土，长久居住亦可由“客家”转变为“土著”。屯田化后即成为“民田”，而与“（土）司田”“苗田”或“生苗”区的“夷田”有别，尽管后者亦多陆续转化成了“民田”，但大多仍零散细碎地分布在大山深壑。而其实非汉区的地方族群，其生计模式也大有差异。以水稻的种植为例，侗族傍水而善经营，其田有坝子田、山种田和高坡梯田三类，水资源的利用最充分。苗族山居而远水，尽管与汉人杂居的个别“苗区”，耕种施肥已逐渐接近汉人，但在开辟较晚的“苗疆”，不少地方仍未学会牛耕，耕作方式多以“人拉犁”“脚踩田”为主要方式，水资源的利用并不充分。
由于清水江流域盛产木材，木材贸易提供了大量技术交流的机会，因而以人工造林的方式利用山地资源，广种“苗杉”，以求经济利益的最大化，无论苗人或侗人，其种植养护技术均已十分成熟。根据所谓“土人”长期种养结合总结出来的实践经验，“种杉之地，必预种麦及包谷一二年，以松土性，欲其易植也。杉阅十五六年始有子，择其枝叶向上者，撷其子，乃为良，裂口坠地者弃之，择木以慎其选也。春至则先粪土，覆以乱草，既干后而焚之，而后撒子于土面，护以杉枝，厚其气以御其芽也。秧初出，谓之杉秧，既出而复移之，分行列界，相距以尺，沃之以土膏，欲其茂也。稍壮，见有拳曲者则去之，补以他栽，欲其亭亭而上达也。树三五年即成林，二十年便供斧柯矣”。这固然是山地生态地方性知识与实践经验的智慧总结，但也说明了人对山地林木资源的合理有效利用。
巧妙运用各种生态环境知识育林护林，从而扩大和增加人工林的种植面积及收益效率，固然主要与山区林地资源的充分合理利用有关，但水道木材运输贸易带来的经济收入动因也不可忽视。古人所谓“财以工化，贿以商通”的说法，揆以清水江流域森林木材的种植开发流程，当也符合其社会经济生活变化发展的实际。如果说长期性的木材贸易缓慢地改变了地方经济社会的固有结构，那么移民的大量进入也逐渐强化了地方族群的交流融合。交流融合必然有利于更大范围的区域文明共同体的凝成，文明共同体的凝成也有利于形成共同国家或民族的认同。
清水江流域的民族交流融合乃是双向的，其中“苗人”汉化的现象固然十分普遍，但汉人“苗化”的现象也非少见。如清人徐家幹就敏锐地观察道：“其地有汉民变苗者，大约多江楚之人。懋迁熟习，渐结亲串，日久相沿，浸成异俗，清江南北岸皆有之，所称‘熟苗’，半多此类。”足证清水江流域的人群关系极为复杂，表面是苗、侗地方族裔或拥有苗侗祖先记忆的，真实的血缘来源却有可能是汉民；早已成为汉民或拥有共同汉族祖先记忆的，亦可能是苗、侗后裔。今人为建构、强化民族身份，反倒容易遮蔽民族融合的客观历史事实。无论木材贸易带来的社会变化，抑或移民进入造成的族群融合，作为“人、财、物”长期流动的一大区域性水运通道，清水江都在其中发挥了极为重要的纽带联结作用。
四、“文字入边”与“儒学下乡”
然而稍有必要指出的是，除了前面一再提到的“人、财、物”的流动之外，作为一条历史性的水路交通走廊通道，清水江还发挥了交流传播文化的重要作用。也就是说，如果认真分析探讨清水江流域不同族群之间同化混融的整体历史过程，则尚有两件历史大事值得反复思考或重视。两件大事一为“文字入边”，再即“儒学下乡”，二者都既关涉文化的传播和交流，也影响族群的同化与混融，能够揭示区域内部社会生活变迁发展的轨迹，当然也应成为历史叙事与史学研究关注或重视的史实实证内容。
以广义的清水江-沅江为观察对象，探讨“文字入边”的历史过程，则可溯至唐宋时期。最初因中央王朝对边地族群的羁縻政治策略，不断争夺笼络，清水江-沅江下游湖广境内的上层“蛮酋”。中央王朝一方面输入了汉字系统，逐渐强化了王朝中央对边地的控制，另一方面也传播了儒家意识形态思想，尤其是孝道伦理一类基本价值观念。然后再以下游汉文化核心区为据点，透过国家力量的不断推进扩张，以及汉族人群的渐次移动迁入，一步一步向上游即今贵州境内非汉文化地区扩大其传播输入范围，并由上而下向基层社会辐射渗透，使汉字系统及其所携带的知识文化信息，由原来仅为少数上层政治人物或知识精英掌握的文化专属特权，转变为黔楚边地社会普通乡民都能学习掌握的知识工具。
“文字入边”与“儒学下乡”两件边地文化大事，其渗透传播速度在明清两代明显加快。尤其值得注意者，即明代中央王朝针对边地战略地位的实际，大量设置代表国家意志的军事卫所，从而导致了军户移民的不断涌入，加上朝廷有意推行“化民成俗”的文化治边策略，以及与水道航运相连的各种民间或官方主导的“人、财、物”流动条件的配合，无论从其传播扩散的空间范围或族群的地缘分布方面观察，“文字入边”与“儒学下乡”作为一种文化现象，都越来越成为一种可随时观察到的历史事实，并可在相关汉文化典籍中找到实证性依据。最初的扩散传播主要在卫所与土司或“民人”与“苗人”交混错居的地带，而后则随着地方社会不断“内地化”或“国家化”的发展进程，逐步向“王化”之外的“苗疆”或其他“生苗”区推进。以后延至雍正年间开辟“苗疆”，设置针对边地实际的新疆六厅，郡县化的历史进程在整个清水江流域彻底显现，“文字入边”及“儒学下乡”也就撤除了各种人为的藩篱障碍，不仅在地缘空间上逐渐成为主流的文化现象，而且也在文化心理上为社会民众广泛认同和接受。
从区域内部或地方文化的视野看，无论“文字入边”或“儒学下乡”，乃至“人、财、物”的流动，透过层层积累不断增多的汉字书写的清水江文书，当也不难发现。兹仅以“文字入边”为例，今存明代契约文书，数量共计15件，均为汉字写本，内容多与卫所、土司有关。其中最早之成化二年（1466 年）《粟文海、粟文江耕种荒田合同》，发现地址为今天柱地区，文书纸质磨泐漶漫，字体时或残缺，但大体仍可辨识。其开首即有“永安乡□□□□人年细仔□，洪武二十二年□□□当军随营住坐，田地抛弃天顺六年回籍寻认产业”字样，并钤有官府四方印记。文书全文格式颇为完整，即使较诸其他汉人文化区，也为成熟定型文书。反映谭氏祖源早期必是卫所军籍，亦文书所云随军从营住坐（工匠），足证王朝屯军已从下游沅江深入到上游清水江，故无论汉字书写或纸契签订方式，亦随着屯军的进驻停留而转移，加上大量非军事化的汉人移民的迁入，遂由卫所而土司、从汉人居住区而非汉人居住区，不仅传播影响范围逐渐扩大，且使用的人群也在不断增加。
从明代折转进入清代，尽管朝代更迭变易，但民间文化的交流融合始终难以中断，以后随着国家政权的稳定和开发速度的加快，最终则是纸契逐渐取代了原来的木契或“埋岩”一类本土方法。其写本纸契数量之多，仅入藏当地各县档案馆即达21万件，合计散落在民间各自然村寨者，当不少于50万件；而分布地域之广，举凡锦屏、天柱、黎平、三穗、剑河、台江等县档案馆，无一不有庋藏，即使早先为“苗疆”腹地的剑河、台江两地，文书数量亦极为可观。
但与其他各县——尤其是锦屏、天柱、黎平三地相较，则剑河、台江两县遗存文书的年代均显得相对较晚。反映汉字的传播扩散与纸本文书的产生增多密契相关，二者均与国家经管开发的历史进程同步，越到清代中后期就越显得普及，不仅“入边”逐渐广传至“苗疆”腹地，同时也“下乡”深入到乡村民众，最终则完全为苗、侗地方族群消化吸收，内化为自身与汉人社会接近的文化传统，成为人们维系或强化复杂社会生活秩序必具的方法，安排或处理公私人际交往关系必用的手段。
根据以上分析，当已不难看出，无论汉字的传播运用或文书的产生积累，就清水江流域苗侗族群而言，其本身就是文化交流融合的必然性结果，既离不开国家与地方之间的互动，也离不开地区与地区之间的交流，必须以区域而非单一族群的研究为基本分析框架，才能透过全面整体的观察视域客观清楚地加以揭示。即使今天当地有大量遗存的各种类型的契约文书，也必须适当比较其地区的文书才能更好地发现其特点。例如：清水江文书中的土地文书遗存非常丰厚，如试取徽州文书稍加比较，就会发现一方面在书写格式与方法上，清水江文书实际已继承和吸收了中原契约文书的不少基本要素，不能不说共同之处颇多；另一方面在内容事项或文字的表述中，清水江文书又透露出大量地方性、民族性的习俗特点，也可说差异性极大。其中最突出者，即以汉字记苗语或侗音，多见于文书中的地名或其他特殊称谓；而“手”“把”“籽”“稨”等糯禾计量单位，则属地方习俗特殊用语，虽与中原汉人社会差异甚大，然一概用汉字书写记录又与后者并无太大区别。而无论徽州文书或清水江文书，都可从相关文书中看到风水先生的活跃，反映即使在边远的清水江流域，风水观念也深入到社会人心。但与徽州地区支付风水先生报酬，通常为银钱而非墓地不动产分割不同，清水江流域则有酬以少量风水宝地或见证参与墓地财产分割的现象。具见两地人文传统与商品经济的发展水平不同，反映在文书文本内容书写上也有差异。足证王朝大一统政治文化整体格局下，不同区域之间共同性与差异性的微妙统一，即使已经内化为边地族群自身传统的汉字写本文书，其在内容记事或表达上也会不时透显出上述特点。
五、区域学的历史性认知与现代性建构
当然，以区域为分析框架来研究讨论地方社会或族群，并非就意味着忽视了区域内人的具体活动，毕竟区域存在的基础仍为人及其必有的社会活动，“见地不见人”从来都是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大忌。有幸的是，恰好大量遗存的清水江文书，不仅类型多样，举凡田土林地买卖、过继立嗣、分家析产、典当租佃、婚姻礼俗、互助结社、纠纷诉讼、禀状判词、合同议约、账簿会书、赋役承担、领字除帖、业户执照、纳税凭证等，通常在中原江南已有长足发展的契据类型，都可在当地找到相应的文书写本例证，以致无论公私交往与社会生产生活的任何一个方面，都留下了大量珍贵的原始记录，足可再现乡民生活世界忧欢喜乐生存发展的全貌。更重要的是其时间跨度也较长，自明以迄民国，越到后期积累的数量便越多，涵盖的地域亦越广，以文字契约方式处理自身生活交往事务的乡民也越普遍，从中正可看到区域社会及乡民生活变迁演进的动态化历史轨迹，了解苗、侗、汉不同地缘族群交流融突起状变化的文化演进特点，再现普通民众日常生活安排的实际及维系社会生存合理秩序的方法，重建以人为主体的具有历史书写与史学研究双重意义的现代清水江区域学。
尤须强调的是，与其他各地的民间契约文书一样，大量至今保存完好的清水江文书，乃是未经任何史书编纂系统选择、剪裁、改造、加工过的原始史料，是直接来自乡村田野或民间农户的史书编纂之前的写本文献，充满了乡土文化和草根生活的本源性生命气息，能够触摸到乡民生存劳作的各种利益诉求与情感需要。如果据以展开乡村社会或区域学的历史叙事或史学研究，则如大儒顾炎武所说，乃是“采铜于山”，自铸精美新钱，而非“买旧钱”以“充铸”，“徒事稗贩取充卷帙”而已。利用文书展开各种与文本自身有关的研究，固然首先要成就“文书学”，但“区域学”的自觉建构与积极推动，难道不也是一个值得关注的发展方向？
如同简牍、敦煌文书、明清档案的发现和利用引发了大量高水准的研究成果一样，大量清水江文书的发现与利用也极大地改变了原来固有的史料环境，再现了乡民劳作、生产、交换、合作及订立契约、维系秩序的具体方式，拓展了相关研究领域的深度与广度。沿着原来的发展方向继续向前，必然能够揭示各个族群长期交流混融后所表现出来的地域文化特征，摸清社会变迁演进过程中的内外动因及脉络趋势，提供从乡村或地方认知更大范围的传统中国的西南视角，推动清水江区域学的建构发展及与之相应的理论总结，强化国家史与区域史交叉互动研究书写内容上的有机整合，改变江南、华南等地区与西南尤其是清水江流域研究工作上长期畸重畸轻的不平衡现象。如果说敦煌因敦煌文书的发现与研究而有了敦煌学，徽州因徽州文书的发现与研究而有了徽（州）学，那么清水江流域也一定会因清水江文书的发现与研究而产生大家一致认同的“清水江学”。
正是有鉴于此，我们在长期关注清水江文书庋藏分布状况及清水江流域社会生活变迁历程的同时，一方面极为关注民间契约文书的保护、搜集、入档和归类，做了大量录文、考释、编纂和整理的工作，出版或即将出版《天柱文书》（22册）、《清水江乡民家藏文书考释》（44册）等大型文献专书，另方面也十分重视广泛利用各种原始资料开展学术研究，提倡以材料说话的实证学风及理论创新精神，撰写或汇编了《明清时期贵州民族地区社会历史发展研究：以清水江为中心、历史地理的视角》《凸洞三村：清至民国一个侗族山乡的经济与社会——清水江天柱文书研究》《清水江文书文献价值研究》《民间契约文书与乡土中国社会：以清水江流域天柱文书为中心的研究》《探索清水江文明的踪迹》等一批学术专著。为了凝聚更多的学术资源，扩大与海内外学者的交流联系，多方面地开展清水江文书与敦煌文书、徽州文书的比较分析，又先后召开了“清水江文书天柱卷首发暨第一届国际清水江学高峰论坛”“敦煌文书、徽州文书整理与研究百年经验总结暨清水江文书与乡土中国社会”两次大型学术研讨会，均有力地拓宽加深了清水江文书的研究及清水江区域学的建构发展工作。
清水江文书的录文考释与编纂整理，乃是一项长期性的艰苦工作。我们所遵循的方法或原则，是凡入录的民间契约文书，均按民间原有自然收藏秩序编目，突出其本来固有的村属形态及户属形态，尽可能地以各种著录方式保持民间文书与乡村民众本来即有的天然联系，多方面地提供文书所携带的历史信息和文化信息，从而方便学者按照准确可靠的时空定位从事田野调查与学术研究。研究工作由于文书本身具有的“归户性”特征，必然有裨于使用者依村按户调查询访，当然也就极大地方便了各种形式的田野调查。因而在方法论上，我们一贯主张田野资料、契约文书、传世文献三者相互印证；而在叙事内容或研究旨趣上，又长期倡导族群、区域、国家三者共同比观互照。既注意特定社会文化体系中人的各种复杂身份地位及行为活动，并不忽视具体村寨社区或地缘族群的个案研究，也关注更大范围内的自然-人文立体分层的区域学社会空间分析，始终重视国家与地方及地方与地方之间各种力量交汇整合的综合性历史动因探讨。
严格地讲，我们之所以采取以上做法，乃是因为任何族群或区域都不是封闭的，都有与其他族群或区域交往、交流、学习和借鉴的传统，尤其清水江-沅江作为重要的水路交通要道，联结了大量不同的族群聚落和区域社会，促进了从经济政治到思想文化多方面的碰撞融合，历史性地形成了区域自身自然地理与经济文化一体化的地缘特征。因此，积极认真地开展文书学与区域学研究的目的性诉求，也在以文书学与区域学研究的方式扩大中国史分析探讨的范围，不是为了文书学与区域学而研究文书学与区域学，而是为了文书学与区域学成为整体中国史的有机组成部分而研究文书学与区域学。
正是以上述设想为重要预设前提，我们才决定在原有文书整理与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团结凝聚更多的学界同道，继续编纂一套题名为“清水江区域学文库”的大型丛书，以求汇集起陆续涌现或新产生的高质量学术成果，积极推动区域学的建构与发展，不断丰富或扩大中国史研究的书写叙事内容及观察分析题域。“清水江区域学文库”的编纂出版，以及今后规模的不断扩大与质量的持续提高，需要学术界同仁的共同关心及协作，离不开社会各界朋友的关心与支持。殷切希望学术百花园地中这一充满生命活力的新花朵，能长期获得大家的浇灌、滋养、关爱和呵护。
张新民
二〇二一年岁杪谨识于筑垣花溪晴山书屋
编发：中国文化书院（阳明文化研究院）中华传统文化与贵州地域文化研究中心 办公室 注释从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