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振珮：《史通笺注》（修订再版本），中华书局，2022年
《史通笺注》一书，乃先君子(1911—1988)穷六年之力，晚年最后撰成之史学专书。府君早年兼治文史，弱冠即刊发《李义山评传》，乃义山研究极重要之现代早期著述。嗣后由文入史，多有史学撰作问世。盖以为学问文章，不可不熟知史事，涵养文化睿智，则子玄之书自当精读。余少时侍先君子，即常见其案头置有《史通》一书，询之乃知为张鼎思本。后又获见张之象本，以为纸极佳，字亦遒秀，而宋本今已不可见，即明代善本亦得之不易，或可藉此一窥《史通》原貌，遂取之比勘互校，发奋全面释解训注。乃广访大陆各大图书馆，一时善本网罗殆尽，而皆汇校合聚为一书。又多方取证典籍，阐本旨，诠典实，尤重用典引事原初之出处，弥补历来注家之阙漏。子玄所见唐前文献写本，今多难以尽见，欧阳永叔尝谓“唐四库书目散亡磨灭百不一二存焉”，四库馆臣亦以为子玄书“非一二人之耳目所能遍考”。然府君以一人之力，逐卷逐节，遍加训释，其难可知。故是书谓为其晚年罢笔之作可，谓为一生心血所倾亦无不可。
（唐）劉知几撰《史通》书影，張之象明万历5年[1577]刻本，国家图书馆藏
余又尝侍先君子赴江南访书，而稍知是书之版本源流。府君每见一善本，均必口述其特点，曾语余云：“张之象与张鼎思，即所谓二张之本，后人皆知取用，然象本较诸鼎本，则胜之远矣。今宋本不可见，明本得之亦甚难，凡能传之于今日者，皆当加倍宝㥩。”故其训释《史通》，乃以象本为底本，至于其他异本，凡能查考者，则尽量网罗。而尤重视明代珍本，均一一比勘互校。其终日伏案校书，虽寒暑炎凉，从未中辍，即在病中，亦少见例外，其情其景，尽管往事云散，仍恍然若在眼前。而转瞬之间，相距竟四十年，每一思之，不禁眼中含泪。
《笺注》初版(1985年)刊行后，曾获多篇书评。学界赐函者甚多，其中不乏大家名宿。举其要者，如“嘉惠士林，不愧名著，可与前贤比美，真不愧刘知几史学之功臣”（傳振伦）；“取材广博，考证精详，嘉惠来学，至无穷尽”（张舜徽）；“大作美富，搜采既富，断制亦严，讽诵折服”（程千帆）；“博采异闻，补苴罅漏，此书出，赏音必多”（谭绪缵）；“体大例精，详明博洽，甚有益于读刘氏书者，完全可以替代浦注而为学林所重”（张三夕）；“卷帙浩繁，见识独到，笺疏宏通，注释精审”（项英杰）；“现当今惟一有识欲以张之象本为底本而为之笺注 ,亦黔之先贤于郭子章之后再使世人之世有达雅笃学非慕名利者在也”（李纪祥）。士林反响既巨，评价亦高，遂引起教育部历史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重视，推荐为历史本科专业以上必读之书。各高校开列历史专业硕博必读书目，是书亦多列入其中。
或乃有鉴于此，中华书局遂有意重刊是书。余目眚多年，辨读困难，幸得许刚、史达宁二君，一执教于华中师范大学，一开课于贵州民族大学，均慷慨鼎力襄助，凡原书出注之处，则一一比对异本，核对原文，反复雠对，必求允当。遇有疑难，需反复推敲确定者，余亦时时商之二君，共同讨论，以求合理解决。原书旧版刊行后，府君复通校一过，列有一勘误表，曾油印分赠友人。是表订正手名误植错排之处颇多,亦就余之过录者，商之二君，逐条据改。个别注释或附录刊落者，亦一一复核，尽量补齐。注释原文为省文字，以精当准确为据，时有压缩节引，以求达致文省义精之目的，则概以引号示明出处，兼表敬重原著之意。而引书均今世可见，自可一一复核。遂使新版不失原著特征，而又添光增色不少。二君早年虽从余游，然慧根夙植，品性醇厚，诚如百丈怀海禅师所云：“见与师齐，减师半德；见过于师，方堪传授。”无论才学识力，均远胜于余。二人同执校雠之役，耗时既多，贡献亦大，严谨宛如“以校雠为性命”之顾千里。夫子尝云后生可畏，衰年更望其学业大成。
是书所据或参校之本，主要有张之象本及蜀本两系。象本据宋椠，并参校早出之陆深刻蜀本，学界历来评价较高，最当利用。鼎本出于蜀本一系，虽有改易，仍存旧本之真，颇有特点。郭孔延之《史通评释》，虽据张鼎思本，书成后复参校象本，亦有精处。
（唐）刘知几撰《史通》书影，陆深明嘉靖14年[1535]刻本，国家图书馆藏
《四库全书》所收，乃“内府所藏旧刻”,核其内容，讹脱最少，较他本为优，所据实即张之象本，而馆臣虽偶有校改，然象本原刻俱在，仍不必再列为参校之本。《四部丛刊》本据张鼎思本影印，张元济欲取象本互核，而终究未果，今鼎本原刻获之已易，《丛刊》本亦不复具列。惟象本所据乃宋本，鼎本则另据陆本。顾千里尝多次取鼎本手校，或以为其所据乃宋本，实即出于陆深重刻蜀本一系,校语为孙毓修采入其《史通札记》，附《丛刊》本之后，先君子均有所甄釆。鼎本既据陆本翻刻，又经名家手校，较诸象本，一度流传甚广。陆本则据蜀椠旧本重刻，又依其他旧抄本改易，不仅劂刻较早，后世亦称罕见。其所据之旧蜀本，则为今版本流传之最早者，历来见者极少。即在撰作《评释》之明儒郭孔延，亦将“首刻”之功归于陆氏,不知陆椠之前，实先已有一蜀本。如清人钱遵王《读书敏求记》即云“陆文裕公刻蜀本《史通》”，已将蜀本、陆本混为一谈。章钰校书不察，遂以为“俨山嘉靖中官四川左布政使，故刻于蜀耳。‘蜀本《史通》’四字似不词。”盖不知陆本乃据蜀本重刻，遂以刻于蜀地强解。孙毓修亦沿郭氏之说，以陆本为“明时第一刻”，殆皆未见更早之蜀刻旧本致误。惟旧蜀本梓行时间，尚无原本之序跋可据，历来多有疑义。蒙文通先生以为即宋刻，洪业先生断为明初蜀藩司刻本，当据其私藏原刻立论，并参以陆书王阁《刊正史通序》之说，显然应从。具见其书早出，弥足珍宝。今幸蜀、陆两本俱存，当同为一系。鼎本后出，虽时见异同，皆归一源，三者互有短长，今皆一概取作参校本， 可称备矣。其中尤以蜀之旧刻本，似锓版于正德年间，陆深虽以为讹异难读，然历来少见人利用，故补校新出注者，数量亦最多。而郭本取鼎本参校象本，书中校语皆题后者为吴本，遂据以补足部分脱漏文字，尝先独自刻行，后又与李书合梓，两家评语从此共为一编。《四库存目》据此著录为“李维桢评，郭孔延附评”。惟无论单刻或合刻，取与象本比勘，仍时有异文，实更接近鼎本。则郭本虽已吸取象本优长，然仍当归入蜀本、陆本、鼎本一系。足证象本所据，必另有其早期祖本，以刊刻地在江南，其他传抄本尚多，均另成独立一系，较诸蜀本系统，自有明显差异。嗣后王惟俭刻《史通训故》，复以郭书为基础，同样参以张之象本，自谓“凡借数本，凡校九百一字，标疑七十四处”，自不当忽视。而陈继儒之《史通订注》，实仿自郭孔延之《评释》。郭氏家世，父子两代，与鼎思、惟俭、继儒三人，均有交谊。而过从最密者，则为孔延父子章。陈氏既与子章有交，当亦稔熟《史通》。其书虽历来殊少著录，今人或疑为书贾假其名以欺售，然明代刊本历来少见，清人季锡畴校浦氏《通释》，即将其列为独立一家，偶取参校，亦自有用。故除象本与早期蜀本一系三书外，再合以李、郭、王诸氏之作，虽取舍颇为审慎，必其可观始出注，仍可谓明人刻本可甄采者，庶几尽合为一编矣。
(明)郭孔延《史通评释》，郭孔陵明万历32年[1604]刻本，国家图书馆藏
清儒纪昀之《史通削繁》，以浦起龙《通释》为底本，删其芜蔓，另刻梓行。其书虽失刘氏原本面目，然眉评仍多为府君所采。原书底本曾为杨守敬所获，遂据以批校。批校本今藏于湖北省图书馆，友人张三夕教授据此辑出纪氏评点刊本未见部分，以及杨氏批注校语，再合以过录向宗鲁原本之批识，依序汇为一编，题曰《〈史通〉三家评校钞》，分载于《学术集林》（1997年）卷十一、卷十二。三家所据之本，均浦氏之《通释》。倘取与《削繁》刻本合观，则可一窥纪氏评语之全。杨氏校语多采浦本及卢文弨《群书拾补》，虽有俾校勘，实少新意。向氏校语颇精，程千帆先生多已采入其《史通笺记》。该书流传已广，甚便查阅，自可比对，故不再补入。而刘咸炘之《史通驳议》，收入其《推十书》中，近已再版，自可参阅，亦不备述。
（清）纪昀：《史通削繁》书影
朱希祖《刘子玄年谱稿》，原手写本藏今国家图书馆。先君子撰《刘知幾学行编年简表》时，其书尚未刊行，未能毕览；后《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据以影印，流布始广。朱氏认为“明万历五年张之象翻宋刻本《史通》二十卷，此为《史通》传本之最佳者。嘉靖蜀刻本仅据抄本，又经陆深以意改易，不及张本远矣”。陆深蜀本仅据抄本之说，虽末必可信，仍可见先君子以象本为底本，取陆本一系以雠对，实与朱氏识趣不谋而合。明代旧抄一本今皆不传，姑暂不置论。象本较诸蜀本、陆本、鼎本，异文颇多，亦可见其所据宋本，必为俨山所未睹。可见祖本有异，流别必亦不同。至于后人批校象本者，亦有两本可述。一为何义门之批校本，除批校之语外，又过录冯舒评语，附有顾千里、邓邦述跋文。再即乔載繇过录本，过录黄叔琳、卢文弨批校语，亦偶有迳改者。二书均藏国家图书馆，其批语有裨校勘，或别可备一说者，亦略有甄采。
朱希祖《刘子玄年谱稿》书影，《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影印本
《史通》一书，虽明代以来即颇受人重视，其书一刻二刻乃至三四刻，然无论抄本或刻本，历来讹脱甚多，即以校勘名家之何焯，亦感慨少见精校佳椠。先君子之雠校是书，除广采各种善本外，凡历来名家校语札记，如陈鳣、周星诒、纪昀、卢文弨、孙毓修等，能采者均尽量酌采。而知幾原书之真貌，得诸家之说以折衷，虽不敢遽云完全得其原貌，然相去亦必不远矣。
训释《史通》之风气，当由郭孔延之《评释》首开。郭氏或注书，或注人，或注事，兼以评语发抒见解, 虽尚简略粗疏，然率先释疑解难，仍有裨训读。遂下启王惟俭、黄叔琳、浦起龙诸人，层累堆积，积少为多，尤以浦书最为晚出，注释亦最详赡。而版本校勘之外，又另辟一训释新路。然注释必讲求精当，批评亦当公允，前后遂形成一注释及批评系统，显示《史通》学之创进发展，尚有不断推进开拓之新境。先君子之书，发微补阙，辨疑厘滞，冶注释与评论为一炉，固然沿袭固有之学术传统，不离本来文化之根脉，实又向前拓展深化，而有所发扬光大，不失融通综合之新特征，内涵时代变化之新信息。
附录辑录《史通》各本刊刻序、跋，兼及历代名家著录及批校品评，循序检读，必有助于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亦为研究《史通》者所必知。先大人取例甚严，今则适当补充。其中如浦氏之《通释》，书虽流传较广，今仍将其原序及《举例》两篇，一并附入，以见原书之重要。惟郑樵、章学诚等评骘之语，学者多已熟知，则本先君子之说，概不具录。旧本《〈新唐书·刘子玄传〉笺注》《刘知幾学行编年简表》两篇，一置于《史通》书首，一殿于《史通》文末，今为统一体例，一概归入附录。读者欲知其人而论其世，自可随时比照对读。
1986年1月张舜徽先生邀请博士论文答辩委员（何兹全、程千帆、王仲荦、张振珮、朱祖延）之书信 图源：《中华读书报》
是书之重新再版，多得海内外学者关注。台湾佛光大学历史系李纪祥教授长期研治《史通》，一度联系由台湾重刊，后又以为大陆中华书局重梓，必更能沾溉学人，嘉惠士林，遂主动弃让。事后又认为襄助校勘，义不容辞，嘱其门下弟子傅范维博士，助我雠校。范君亦擅《史通》学，多有文章发表,来信颇以份内事自任，愿与斯伇，言之殷殷，意颇真诚，虽道远而未果，仍铭感难忘。整理校勘日日与许刚、达宁二君讨论，中华书局编审马婧女士自始至终参与其事，副总编张继海先生亦不时催促过问，均令人感佩。中国社科院历史所原所长陈祖武先生虽在病中，亦时常询问进展情况。日本群马大学石田肇教授多次提供罕见资料，贵州大学闫平凡教授以是书为教材培养后进人才，助我亦多，因缘和合，厥事乃成，一并申谢。
张振珮先生与夫人丁文芳女士合影于贵州大学校门，摄于1975年
犹忆四十年前，余每侍先大人，获读《史通》各种版本，即知郭孔延父子章，尝巡抚黔中，虽在平播役中，戎马倥偬，仍治学不辍，事功既多，著述亦富。子章尝得张鼎思寄赠其所刻校本，以为黔中无书可参，乃嘱孔延取家中所藏蜀本、吴本再校，并有告诫之语云：“张（鼎思）先生为观察，而手不释书，犹诸生也。尔曹为诸生，乃不诸生也。” 兹事载孔延序中，先大人每以此训余。余不敏，以后治方志学，遍阅黔中志乘，知子章所撰《黔记》,最为上乘佳构。而郭本《史通·杂说下》：“十室之邑，必有忠信，欲求不朽，弘之在人。” 前两句典出《论语·公冶长》，后两句则为子玄之发挥。郭氏则于是句上加眉注云：“家君《黔记》，或亦此意。”可见其父子二人，家世史学，同好《史通》,遂相继撰述，期以立言不朽。子章一生服膺阳明，乃江右王门重要人物，入黔后又多与王门学者交往，表彰黔中王门不遗余力。先大人早年入黔，亦关心阳明在黔史迹，撰有其居黔史迹专文。余承先大人庭训，史学之外,亦兼治心学，与郭氏父子最相类合。虽前后事隔近五百年，恍然似有梦中因缘。黔中学术可述者虽多，奇者即《史通》竟亦名列其中！
张振珮先生与次子心一（左）三子新民（右）合影，摄于1953年
《文心雕龙》论文，《史通》评史，宋人黄山谷以为此二书不可不知， 亦不可不读。黄季刚先生尝感慨：“刘子玄《史通》以后，亦罕嗣音，论史法者，未闻庋阁其作。故知滞于迹者,无向而不滞，通于理者，靡适而不通。”（《文心雕龙札记·题辞及略例》）是书之重校再刊，倘能读而达其辞，知其心，明其义，通其理，乃至深化《史通》学之研究，示人以治学之轨辙，有助于今日史学之发展，则告以先大人在天之灵，必厌其人间关怀之悲愿，忭慰欣乐至极也。故不避狂简，谨跋数言，略述因缘，质正于天下云尔。
辛丑端午七十二岁不敏小子张新民叩拜谨识于筑垣花溪旧园
原载：《史通笺注》，中华书局2022年版，第1117-1124页
附：张振珮：《史通笺注》（修订再版本）目录
转载来源：“亲民之道”公众号 2022-12-11
编发：中国文化书院（阳明文化研究院）中华传统文化与贵州地域文化研究中心 办公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