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新民，贵州大学中国文化书院荣誉院长、教授。
摘要：王阳明“龙场悟道”之后，针对大、小两种传统受众的不同，开展了一系列的讲学活动，既吸引了大量地方普通民众，化导移易了民间社会风俗，也培养了不少科考读书士子，构成了王学地域学派的中坚。贵州既是阳明的“过化”之地，也是他的“施教”之区。而黔中王门学者受阳明心学思想的沾溉，主动践行“知行合一”实践哲学精义，不仅人才群体济济兴盛，即代表人物亦卓荦特出。他们或“得阳明之和”，或“得阳明之正”，遂“承良知之派以开黔学”，形成了全国最早的阳明学地域学派。无论分析或讨论阳明心学的地域分布状况及思想生态结构格局，还是研究或书写有明一代思想学术发展变迁历史进程，黔中王门作为崛起于边地的一大心学学派，都是必须客观正视不能绕过的重要文化现象。
关键词：王阳明 黔中王门 儒学入边 心学传承
大 纲
引言：余姚之学成于龙场
一、悟道与讲学：天下无不可化之人
二、因材施教：大、小两种传统受众的区分
三、从民间到官方：心学思想影响范围的扩大
四、培养精英：“知行合一”说的面授与传播
五、授学乐群：黔中王门弟子的人数规模
六、先立乎其大者：黔中王门学者的圣学工夫积累
七、刊刻典籍：学术思想资源的传播
八、薪火相传：承良知之派以开黔学
引言：余姚之学成于龙场
王阳明正德三年（1508）“龙场悟道”的思想史意义，自明代以来即不断有学者论及。例如，王阳明门下大弟子钱德洪便曾明白指出：“先师（阳明）始学，求之宋儒，不得入，因学养生，而沉酣于二氏，恍若得所入焉。至龙场，再经忧患，而始豁然大悟‘良知’之旨。自是出与学者言，皆发‘诚意’‘格物’之教。”[1]万历年间曾入黔考察阳明行踪遗迹的贵州巡抚郭子章也认为：“海宇谭圣学，半宗余姚，余姚之学，成于龙场。”[2]具见“龙场悟道”既是阳明一生思想发生转折的关键，也是他创立心学体系的开始。持类似看法者尚有江右王门学者胡直：“阳明先生抱命世之才，挺致身之节，亦可以自树矣，然不肯已，亦其天性向道故也。过岳麓时，谒紫阳祠，赋诗景仰，岂有意于异同？及至龙场处困，动忍刮磨，已乃豁然悟道原本不在外物，而在吾心，始与紫阳传注稍异。”[3]亦可见阳明之学在朱子之外，别开一大学派，形成二水分流之态势，实得益于其困顿中之身心体验，肇端于龙场之大彻大悟，绝非有意与朱子立异。一生狷狂又极为服膺阳明的李贽，更认为阳明在龙场：“颠倒困踣之极，乃得彻见真性。是困而知之圣人也，大非象山先生之比也。其屡屡设法教人先知后行，又复言知行合一，复言静坐，卒以‘致良知’三字为定本。则以时方盛行朱学，虽象山先生亦不免数百年禅学之冤。呜呼！陆子静耳何曾闻一句禅语，目何曾见一句禅书乎？冤之甚矣，况王先生哉！”[4]其说称阳明“教人先知后行，又复言知行合一”，允当与否，姑暂不置论，然“知行合一”之说发端于龙场，当与“彻见真性”有关，历来学者无异言，是说亦决然无疑义。可见“龙场悟道”无论于阳明个人，抑或于整个明代思想史，其中也包括黔中王门的形成和发展，都有极为重要的历史性的思想意义与价值。
阳明在龙场大彻大悟之后，突破性地创立自己极具独特意义的思想学说时，正值官方意识形态化的朱子学说笼罩天下，人人“恪守宋人矩矱”[5]而不敢越雷池半步的沉闷时代。与象山一样，阳明后来尽管屡遭时人讥诋为禅学，但其实仍是以儒家经典《大学》“格物致知”之旨[6]，依据龙场“居夷处困”自我身心的真实体验[7]，重新做出了与朱子迥然不同的创造诠释，展示了儒家理解人的灵性生命及其与万物关系的另一重要思想进路，倡导自成一家的“知行合一”学说，标志着其心学思想从边缘向中心突围的开始，所谓禅学的批评尽管出于门户之见，但也反映他的思想具有重塑典范的重大时代意义。
龙场乃贵州宣慰司辖下的驿站，“其地尽属夷疆”[8]，乃彝、苗、仡佬等族裔人群聚居区，“夷”多“汉”少，即儒家思想资源亦显得相对薄弱。阳明之所以能在“夷疆”悟道，并在朱学之外别树一帜，亦与他在当地感受到的占统治地位的程朱官学压力相对较轻有关，至少他在龙场驿丞任上的讲学活动从未有人攻击为“异端”[9]。因此，不必再过多列举例证，细读前引四家之说，即不难了解阳明一生学问“得力于龙场时居多”，尤其读其百死千难悟道后之诗文尤甚，更可一窥其一派超越之风姿，了解其真有常人罕见的“无入不自得之乐”[10]。
与一生学问多得力于动心忍性的“龙场悟道”类似，阳明平生最重视的讲学活动，亦即以心学思想的建构与传播为鹄的，积极自觉地开展各种“觉民行道”的教化活动，既吸引了大量地方普通民众，化导移易了民间社会风俗，也培养了不少科考读书士子，遂破天荒地开启与黔地有关的一大早期王门地域学派，以后虽“门徒遍天下，流传逾百年，其教大行”[11]，然如果认真追溯其源头，实亦以其在龙场驿丞任上的人生史迹书写为发端，标志着一个可与朱子理学相媲美的心学时代的到来。而黔中王门作为阳明“龙场悟道”后最早产生的心学地域学派，无论思想史的研究还是学术史的书写，都是决然不可轻易绕过或忽视的重要历史文化现象，即使置于全国范围内观察也有极为重大的历史性意义。
一、悟道与讲学：天下无不可化之人
然而稍感遗憾的是，无论有意无意，或许由于黄宗羲《明儒学案》失载的原因，历来学者重视阳明“龙场悟道”的多，关心黔中王门人物活动的少[12]。但如果缺少了黔中王门产生发展的学术史研究或历史书写，不仅阳明本人思想变化发展轨迹的探讨会受到影响，而且王门后学地缘分布整体形态的分析也会出现缺环。“龙场悟道”与黔中王门的产生乃是明代王学编年叙事完整结构中不可分割的两个重要组成部分。质言之，从时间或空间大跨度范围讨论王学的全国性影响，作为阳明悟道及一系列心学活动之地的龙场既不可忽视，黔中王门作为一个重要的地域学派亦不当在史书叙事中有所遗漏。阳明晚年曾回忆其在龙场讲学的经历说：
吾始居龙场，乡民言语不通，所可与言者，乃中土亡命之流耳；与之言知行之说，莫不忻忻有入。久之，并夷人亦翕然相向。及出与士夫言，则纷纷同异，反多扞格不入，何也？意见先入也。[13]
所谓“言语不通”云云，说明阳明生活的龙场，乃是贵州宣慰使司治下的土司辖地，亦即与汉文化区差异很大的“夷区”[14]，借用宣慰司使安贵荣的话来说，“历代以来皆止羁縻，即拒命，难以中国臣子叛逆共论”[15]。因而阳明在“夷区”龙场的讲学对象，开始主要为“中土亡命之流”的汉人，内容则为他率先揭出并倡导的“知行合一”学说。然而讲学效果，较诸其离黔后所面对的深受程朱思想影响的汉文化区的知识精英（士夫），反出人意料之外地更胜一筹。而面对当地彝、苗、仡佬多种族裔人群杂居的情况，阳明则“履若中土，居职之暇，训诲诸夷”[16]，做了大量与“觉民行道”有关的讲学教化和秩序建构工作，时间稍久即“夷人亦翕然相向”，推动了儒家思想及价值在“夷区”的扩散和传播。
由于阳明的讲学活动吸引了不少边地不同族裔的聚落人群，龙场实际已成为“夷区”内部儒家价值传播的中心，而儒学本身又有凝聚人心、维系秩序的作用，因而他的讲学活动不仅具有学术史与思想史的意义，同时也具备了政治学和社会学的价值。无论“儒学入边”或“儒学下乡”，他都做了积极有效的推动工作。类似的例证可举者尚多，譬如钱德洪便认为：“师昔居龙场，诲扰诸夷。久之，夷人皆式崇尊信。”[17]嘉靖《贵州通志·本传》也称他“时集夷人老幼，亲狎教导之”[18]。清人更每每说他“因俗化导，夷人喜，相率伐木为屋，以栖守仁”[19]。均可见无论身教还是言教，他都做了大量“过化觉民”的工作，并扩大了儒家思想和价值在“夷区”的传播范围。他后来批评门下弟子说：“你们拿一个圣人去与人讲学，人见圣人来，都怕走了，如何讲得行。须做得个愚夫愚妇，方可与人讲学。”[20]显然与早年在龙场针对乡村民众进行教化工作取得的经验有关。他与朱子有别的“亲民”思想的产生与形成，当也离不开龙场驿丞任上与“夷人”和谐相处的生活实践体证经验。
阳明一生之思想理论或学问，以“龙场悟道”为起点，集事功、道德、学术三者为一体，“上欲以其学辅君，下以其学淑吾民，倦倦欲人同归于善，欲以仁覆天下苍生”[21]。无论“诲扰诸夷”还是“因俗化导”，都是一种自觉主动的生命实践行为，都继承和发扬了孔子“有教无类”的精神文化传统。他在龙场大悟“圣人之道，吾性自足”[22]，显然也是可以推己及人，不分高低贵贱，无论族群类别，能够遍及一切人的生命存在的。因而不仅“天下无不可化之人”[23]，同时更应落实为以“有教无类”为出发点的讲学实践，二者作为一种最基本的教化原则，当然也应该是普遍或普世的。正是本此“有教无类”的教化原则，阳明才始终不忘以德化俗，以“亲民”的方式开展各种教化工作[24]，主要立足于民风习俗的改善，重视人伦社会秩序的建构，尽量以浅近平易的方式，讲解普通民众都能接受的内容，遂使风规习俗差异很大的“夷人亦日来亲狎”[25]。阳明曾有《寓贵诗》云：“村村兴社学，处处有书声。”[26]可见儒家价值在当地已有广泛深入的传播，当亦离不开阳明直接面对“夷人”讲学化导的历史性功绩。
阳明千里投荒初至龙场时，面对各种人生难以忍受的苦难，亦尝“为歌诗，调越曲，杂诙笑，以相解慰”[27]，固然不排除有个人解忧纾困的目的，但实际也是乐教或诗教的一种方法。事隔三十六年后的嘉靖十三年（1544），王杏入黔任贵州巡按史，“每行部闻歌声蔼蔼如越音，予问之士民，对曰：‘龙场王夫子遗化也’”[28]。从中即不难看到，阳明教化活动植入人心之深。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如果“以黔为文成过化地”，或视为“过化居夷地”[29]，当也是颇为允当或妥适的。
二、因材施教：大、小两种传统受众的区分
然而，除了面对“夷民”做了大量“过化”工作外，更重要的是，阳明还面对地方知识精英或科考读书士子，以讲学论道的义学说理方式，倡导与传播了他的“知行合一”等多方面的心学新鲜思想。作为民间性的龙冈书院，由他亲手订立的《教条示龙场诸生》个人传道授业学规，主要以立志、勤学、改过、责善四事黾勉规约，要求受业者不可谓不严。其中特别强调“立志”的重要，以为：“立志而圣，则圣矣；立志而贤，则贤矣。志不立，如无舵之舟，无衔之马，漂荡奔逸，终亦何所底乎？”[30]显然出发点是激发来学者坚定人生志向，从而最大化地透过各种社会实践活动来实现内在人性的“至善”价值，开显本真生存应有的自由意志与精神品性，最终迈入成贤成圣的终极理想境域。我们今天固然已无法将阳明讲学的语境还原为当时的场景，但如比观对照前面提到的针对一般民众即所谓“愚夫愚妇”说话的语气态度，则不难发现无论其施教的方式或言说的内容，相互之间明显存在着较大的差距。前者立论要求之严及希望寄托之高，显然只能是针对准备举业的读书士子而言的。
阳明龙场驿丞任上规模较大的讲学，固然以书院杏坛为主要场地（详后），但阳明平时随时随地施教，则无论人数多少，不拘形式内容，均针对具体的个人身世处境及当下问题而展开，颇有时机化的生动活泼理趣与妙义，遂多有与学生切磋交流对话讨论之语[31]，诚乃真正因材施教、平易高明的教化者。今观阳明《龙场生问答》一文，后人以为乃“贵州诸生从之游”[32]，始有此精妙问答之作。文中“龙场生”与“阳明子”一问一答，虽“龙场生”未必为实指，不过自己设问自己回答而已，然仍可见其传道授业时的活泼机趣，反映了师生间相得无间的真实场景。其中阳明所言：“役者以力，仕者以道；力可屈也，道不可屈也”[33]，颇能反映其当时的人生际遇和守道心境，只能是针对来学“诸生”而非―般民众才会有此言说。而仅仅取上引课勉诸生“四条”及问答语录两事比观分析，延至清初仍有人抒发感想，以为阳明一系列的讲学活动，乃是“俾尼山之铎施及罗施鬼国，弦诵流传，以讫今日。黔之士肆，成人有徳，小子有造，彬彬然盛矣”[34]。足见其在当地讲学的历史影响，可谓既深且远。
与门人弟子相互问答的启发式教学风气，虽主要形成于龙场生活期间的讲学活动，却自始至终贯穿了阳明后来整整一生。梁启超就明确点出了“随机施教”“教学相长”的特点：“致良知之旨，先生（阳明）发之殆无余蕴，其门下之解释，亦有大相发明者。”[35]然阳明晚年“致良知”之说，实际亦有其早年龙场讲学活动之渊源。以下两段阳明的话便颇值得注意：
吾良知二字，自龙场以后，便已不出此意。只是点此二字不出。于学者言，费却多少辞说。今幸见出此意。一语之下，洞见全体，真是痛快，不觉手舞足蹈。学者闻之，亦省却多少寻讨功夫。学问头脑，至此已是说得十分下落。但恐学者不肯直下承当耳。
某于良知之说，从百死千难中得来，非是容易见得到此。此本是学者究竟话头，可惜此理沦埋已久。学者苦于闻见障蔽，无人头处，不得已与人一口说尽。但恐学者得之容易，只把作一种光景玩弄，孤负此知耳。[36]
由此可见，“龙场悟道”作为阳明思想史上的重大事件，特别是以“百死千难”换来的人生体验经历，为其晚年良知说的登场揭出，作了历史性和思想性的准备。所谓“不出此意”云云，亦说明早年的“知行合一”说与晚年的“致良知”思想，二者的言说方式尽管不同，但本质上仍可相互诠释。虽“良知”一语更能洞见本体之全体大用，但“知行合一”作为一种生命行动的原则，当也不能离开良知形上本体的展开和落实。以阳明晚年在江西揭出的“致良知”说为观察视域，回看其早年在龙场倡导的“知行合一”思想，必能更好地厘清其思想发展变化的逻辑线索，看到其思想发展层层推进、层层提升的连续性和一贯性。而这类颇具哲学深意的思想性、学理性言说，姑不论其早年“龙场悟道”面对的“汉”“夷”杂处边裔，即使在儒家思想或知识早已普及的江右、浙中地区，他所针对的对象也绝不可能是一般乡村民众意义上的“愚夫愚妇”，而只能是有志向道问学的地方读书士子。诚如清人陈弘谋所说：“阳明先生勋业文章，炳着天壤。读其文集，所言为学，专尚致良知，未免开后来蹈空之弊。”[37]所言既指阳明文集中的“为学”之语，当然也应包括龙场大悟后为诸生所撰的种种进德修业之文。而所谓“蹈空之弊”只能是针对王门后学偏离师说所发之论，与受过阳明“过化”影响的一般社会民众完全无关。
十分明显，阳明在其龙场驿丞任上期间，针对大、小两种文化传统的实际，展开了一系列的“有教无类”的教化实践活动，而所谓“有教无类”并非就是一刀切地不区分环境和对象。一方面，他根据乡村草根民众的社会习俗、生活实际，传播了大量具有普世特点的儒家思想及人伦价值，作了不少以“亲民”实践活动为出发点的因俗化导工作，推动了边地社会秩序的内地化建构和变迁发展的具体历史进程；另一方面，他也面向地方知识精英宣讲了不少自己的心学理论思想，做了大量以心性自我觉醒和实践性锻炼为出发点的人才培养工作，形成了以后不断在地域空间上扩大其涵盖范围的边地心学传播区。如果说前者为后者准备了社会土壤和心理气候等政治文化生态条件，那么后者则在前者提供的历史条件基础上回馈性地酝酿形成了边地难得一见的心学地域学派。无怪乎钱德洪概括阳明在黔史迹，要说“士类感德，翕然向风”[38]。王杏也认为“先生（阳明）功德在天下，遗泽在贵州，公论在万世”[39]。均可见黔中对阳明而言，不仅是他的“过化”之地，其诱导边地民心移易风俗之功不可谓不大，同时也是他的“施教”之区，其启发地方知识精英反躬自悟本心真性之力不可谓不深。无论着眼于阳明个人的心路跋涉变化发展历程，抑或追踪他历年的心学讲学传播活动路径，乃至观察随之陆续兴起的各个王门后学地域学派的复杂历史成因，阳明在龙场驿丞任上与诸生的大量讲学互动活动作为一种早朝的历史诱变现象，都是不可轻易忽视的。
三、从民间到官方：心学思想影响范围的扩大
龙场驿丞任上备尝艰辛的王阳明，在大悟“格物致知”之旨后，面向地方知识精英开展的规模较大的讲学活动，均主要集中在龙冈、文明两个地方书院。龙冈书院的具体地址，明嘉靖《贵州通志》载“在治城北七十里龙场驿，正德间，驿丞王守仁建”[40]。郭子章万历《黔记》亦云：“龙冈书院在治龙场驿内，正德间王文成守仁建。”[41]阳明自谓：“诸夷以予穴居颇阴湿，请构小庐。欣然趋事，不月而成。诸生闻之，亦皆来集，请名龙冈书院。”[42]耿定向则称阳明贬谪龙场，“久之，夷人亦渐亲狎，共伐木，为构龙冈书院、何陋轩、玩易窝居之”[43]。足证龙冈书院虽为阳明亲手创办，然具体修建仍得到了当地“夷人”的无私帮助，称名则与诸生共同商量后才最终确定。
与龙场驿相距不远的龙冈书院，虽为民间私人性质的讲学杏坛，主要传授与官方朱子学明显有别的阳明个人的心学思想，尤其是“心即理”“知行合一”等当时极为新颖的理论主张。一时口碑相传，“贵之诸生，无远近，皆裹粮从之游”[44]。其声势影响之大，历来罕有黔省其他书院可比。具体到讲学规模之大小，前人亦多有描述。例如，明人王杏便明确说：“听讲居民环聚而观如堵焉，士习用变。意者文教将暨遐方，天假先生行以振起之乎？”[45]清初田雯更盛称：“当日坐拥皋比，讲习不辍，黔之闻风来学者，卉衣舌之徒，雍雍济济，周旋门庭。”[46]田氏之说虽为异代遥想，然与王杏所言互观比照，即使有所夸大，亦必离事实不远。而听讲者固然多为来自各地的知识精英，但也有不少当地汉与非汉的普通草根民众。
文明书院在“贵学宪公署之左……诘所从始，正德问督学使毛公既辟公署，即置馆于此，以育蒙士”[47]。具体而言，也可说在“省治城内忠烈桥西，既元顺路儒学故址”。“弘治年间，提学副使毛科建；嘉靖间，提学副使蒋信重建”[48]。与龙冈书院为民间私学杏坛不同，文明书院则为政府官办讲堂。毛科（子应奎）“与守仁同乡”[49]，时任贵州按察司副使，“首以学校为务，恒念贵阳士子虽涵濡圣化之久，人才未底其盛，况初学小子，立志不确，问学罔进，深以为虑。乃建书院，择师儒以陶镕之”[50]。遂与阳明时有交往，并礼聘其前往文明书院讲学。因而“及科致仕归，守仁为文以送之，又尝为之撰《远俗亭记》”[51]，可见过从之密。
有关毛科礼聘阳明讲学事，据后者《答毛拙庵见招书院诗》：“野夫病卧成疏懒，书卷长抛旧学荒；岂有威仪堪法象，实惭文檄过称扬。移居正拟投医肆，虚席仍烦避讲堂；范我定应无所获，空令多士笑王良。”[52]足证毛科的确曾聘阳明赴省城治所文明书院讲学，诗中“法象”“虚席”等用语，适可见毛科先有函致阳明，极尽“称扬”之事。而阳明自知一介谪官，遂以谦词托病推辞，然暗中未必就毫无观察其是否真具诚意之想。是时阳明尚未完全从政治危机的阴影中走出，难免不对朝廷边疆大员的立场态度心存疑虑。毛科的回函今存文献已不见有载，然证以继任者提学副史席书（字文同，谥文襄）之说“曩者应光毛先生在任之日，重辱执事，旅居书院俯教，承学各生方仰有成。不意毛公偶去执事，遂还龙场，后生咸失依仗”[53]云云，则可识阳明最终仍接受了毛科的礼请，由谪居龙场赴省城贵阳，为科考诸生开讲于官办之文明书院。
毛科离黔之后，同样是提学副使的席书，出于培养地方读书士子的考虑，加上仰慕阳明的人品节操，一方面专门去函礼邀阳明讲学，称“执事文章气节，海内著闻，兹谪贵阳，人文有光，遐土大庆……即今省试已迫，愚意欲候文车至止，处分就绪，乃议巡试之期”[54]；另一方面更“身率贵阳诸生，以所事师礼事之”[55]，专程“自龙场延公（阳明）于文明书院，以教诸士。当是时，不惟贵阳诸士得闻所未闻，而文襄公之学亦由此深造远诣，至今贵阳称善教者必曰文襄。则阳明公切磨之功，固不可诬”[56]。阳明于患难中得此至交，亦构成一段难得的历史佳话。
阳明最初“居龙场有龙冈书院”，后又“居会城有文明书院”[57]，可说是“官事简于在朝，师道尊于牖世”[58]。然较诸具有民间性质的龙冈书院讲学稍有不同的是，阳明在官方主办的文明书院开坛授课，更多的则是面对准备科考举业的读书士子，如何处理原先不必考虑的授学内容与科考课的关系，便不能不提上了议事日程。也正因如此，席书致函礼聘阳明讲学时，遂特别强调“误天下之豪杰者，举业也，然使天下士借是而知所向上者，亦举业也”。他同时又引宋儒之言云：“科举非累人，人自累科举。”而“今之教者，能本之圣贤之学，以从事于举业之学，则亦何相妨哉？”[59]这是充分了解阳明之后才能发出的能感动对方的肺腑之言，可见礼聘阳明讲学乃是具有朝廷大员身份的席书周密考虑后才做出的决定。
与席书对科考的看法完全一致，阳明从自己一生求学经历的立场出发，也同样认为“士君子有志圣贤之学，而专求之于举业，何啻千里！然中世以是取士，士虽有圣贤之学，尧舜其君之志，不以是进，终不大行于天下”。何况“知洒扫应对之可以进于圣人，则知举业之可以达于伊、傅、周、召矣”[60]。即在阳明自己，也是“早以文学进于道理，晚以道理发为文章”[61]。席书与阳明一样，亦为进士出身，都以圣贤之学为职志，为官“服御俭约，寮属多所感化。公余唯喜论学，尝着《鸣冤录》，以明陆象山之冤，学者多所开悟”[62]。甚至在早期面对患难之中的阳明，亦颇能认同其与朱子迥然有别的心学。因而即使在举业问题上的看法，二人也言虽异而实一致。阳明能在官方主办的文明书院自由发抒其思想，朝廷边疆大员席书的认同与支持乃是决定性的前提条件。
从文化差异性极大的属于土司管辖的“夷区”龙场，移至具有地缘政治文化中心意义的省城贵阳讲学，由民间私人施教传道转入与官方合作的学业授受，而其所传所授又为源自个人心性体悟并有儒家经典可以印证的圣贤之学，其中必然会有与科考举业必备的朱子官学课目明显不同的个人心性论思想。因此，阳明在省城文明书院的讲学活动，其历史象征意义显然十分重大。它不仅意味着与朱子迥然有别的另一新颖独特的心学思想传播地域的迅速扩大，人才培养数量规模的急剧增加，同时也象征着陆学之后又一以“王学”为符号标志的理论学说的划时代崛起，其势头之强劲甚至很快就获得了代表朝廷的地方政府的认可，官学笼罩下的沉闷思想世界开始突破性地吹拂起阵阵来自边裔的新鲜空气。从这一观察视域出发，如果说龙冈书院是全国第一家弘传阳明个人心学思想的民间私人讲学要地，更多的是针对当地的乡村草根民众，那么文明书院就是全国第一家倡导阳明个人心学思想的官方讲学机构，主要针对的是当地的科考生员或士绅精英。阳明心学后来之所以风行天下，固然主要得力于门下弟子王艮、王畿等后学人物的发扬光大[63]，然穷流溯源讨论其早期的流衍传播，则不能不首推席书、毛科两位地方政府大员礼聘其讲学之功。
四、培养精英：“知行合一”说的面授与传播
以龙冈书院的民间讲学活动为基础，阳明受官方邀请前往文明书院，遂凭借省会政治文化影响辐射中心的有利条件，进一步面向更多的受众倡导和传播其心学思想。是时阳明虽仍在龙场驿丞任上，然“为时甚暇，故得从容讲学”[64]，而“贵之诸生，无远近，皆裹粮从之游”[65]，从游受学人数规模明显有所扩大。一时社会声势影响广传，“士类感德，翕然向风”[66]，其中多数为科考读书士子，亦有不少地方知识精英。因而“不惟贵阳诸士得闻所未闻，而文襄公之学亦由此深造远诣，至今贵阳称善教者必曰文襄。则阳明公切磨之功，固不可诬也”[67]。以此观察阳明“龙场之谪”，也可说乃是：“天假手于瑾玉王公于成者。公始以文章气节自负，至黔始悟良知，以养圣胎，龙场其陈蔡也。豫章己卯之乱，繇公而敉，龙场其隆中也。……至谪于黔者，幸公自宽；宦于黔者，依公为仪。其有功于黔，岂曰柳永、韩潮已哉？”[68]
由此可见，阳明在文明书院的讲学，由于获得了席书政治与学术上的双重支持，不仅表明他开始走出了政治迫害的困局[69]，同时也标志着他已彻底摆脱了朱子学的困扰束缚。诚可谓“三年瘴疠不能侵，何陋翻能施教泽”[70]。是时“人之尊信朱夫子，犹夫子也，而能识知朱子之非夫子，唯阳明之学乃真夫子，则其识见为何如者！然有识而才不充，胆不足，则亦不敢遽排众好，夺时论”。正因为如此，则席书之独具慧眼，敢冒天下之大不韪，竟率诸生“皈依龙场，以驿丞为师也。官为提学，而率诸生以师驿宰，奇亦甚矣。见何超绝，志何峻卓，况不虞贼瑾之虐其后乎”[71]。如前所述，席书于阳明心学的早期认同与倡导，不能不说有首开一方风气之功。正是由于他与阳明的相互默契与配合，才使后者的讲学有了政治与学术的双重合法性，从而能够更加有效地突破地方社会沉闷僵化的官学笼罩局面，开启一个新的心学时代强劲刚健、初生勃发之风。时人评价席书，以为“即此一事，公之才识，已足盖当世矣”[72]，其说不可谓不客观公允。
但是，立足于黔中王门地域学派产生和形成的立场进行历史性分析，则席书与阳明的相互默契配合，各自发挥自己的政治身份地位和学术影响优势，更重要的则是以因缘聚合的方式催生了早期心学地域学派破天荒般的产生。从龙冈书院到文明书院，由地方土司领地到朝廷流官辖区，不仅意味着阳明个人生存与生活环境的改变，政治生态格局压力的减轻，同时也象征着他的讲学受众规模的扩大，知识精英群体参与人数的增多。因此，如果说“黔中学派开自阳明贵州龙冈书院”[73]，那么其声势之壮大则当始自省城贵阳之文明书院。是时“王守仁谪龙场驿丞，书择州县子弟，延守仁教之”[74]，无论有意或无意，自觉或不自觉，读书士子既来自全省各行政州县，他们或多或少总会接触或了解到阳明的思想主张，也就会透过吸收消化的方式将其带回原籍，从而扩大了传播影响的地缘生态分布格局，形成了朱学、王学相互并峙的多元文化景观。而席书在延聘阳明至文明书院“训多士”的同时，也“居恒相与讲论，常至夜分”。后人以为阳明“妙悟宗旨，倡明良知之学，上接孔孟之传”[75]，或亦与席书的切磋讨论有关，阳明回忆“往年与公（席书）论学于贵州”时，亦情不自禁地感叹“受公之知实深”[76]，均可见席书与阳明交谊之深，诚可谓亦师亦友。加上前者“才识敏决，文章政事，亦卓然可称。其学专右象山而抑考亭，尝着《鸣冤录》以明象山之冤，识者韪之”[77]。阳明读其书后，亦以为“学力所到，卓然斯道之任，庶几乎天下非之而不顾，非独与世之附和雷同从人非笑者相去万万而已”[78]。足证席书亦为有明一代心学运动的重要核心人物，无论探讨黔省王门地域学派的兴盛崛起，抑或分析全国心学整体运动的利弊得失，他与阳明的交往过从都是不可忽视的重要历史大事，甚至直接视其为黔中王学的开山，当也是符合历史之本来实际的。
龙冈书院与文明书院，二者虽一为民间私学，一为官方公学，然而以阳明为中心大规模聚会讲学时，参与听讲的人群数量均极为可观。其中尤以省城讲学规模最大，以致“诸生环而观听以百数，自是贵人士知从事心性”[79]。甚至较诸后来的在滁及居越讲学，贵阳讲学的数量规模也显得毫不迹色[80]。而自两汉以迄清，黔地讲学亦从未有过如此之盛者[81]。故万历年间郭子章巡抚贵州，便盛称“贵州士类赖以兴起”[82]；其历史影响之长久深远，以致“无远近，无夷汉，莫不尸祝”[83]。而终阳明一生，虽在戎马倥偬之际，亦不忘讲学[84]，然若论严格意义上的心性论讲学，亦当以“龙场悟道”为时间坐标，必始于黔地龙场驿丞任上无疑。
然而聚讲参与的会场人数虽多，除一部分为“士类感慕者”外，亦有不少好奇前来围观的“听讲居民”[85]。其中即使是感慕而来的读书士子，也不能一概视为阳明认可的及门弟子。证以龙场驿丞任上阳明自己的诗作，如其所谓：“闲来聊与二三子，单夹初成行暮春；改课讲题非我事，硏几悟道是何人？阶前细草雨还碧，檐下小桃晴更新；坐起咏歌俱实学，毫厘须遣认教真。”[86]则真能入其室的弟子，除大型聚会参与听讲之外，必又随时随地得从其游。所谓“二三子”云云，即可见其人数必不多。然既能入其室受其业者，针对各人的根性品质差异，阳明亦必随时随地灵活有效地施教，或因病予药，或密示指点，只是天然应机，自在随问作答，要在当下即有震动感应，能够猛醒内省自察。阳明自己也在循循善诱，看到学生悠然自得之际，不期然而然地吟出“正思讲习诸贤在，绛蜡清醅坐夜分”[87]的诗句，真是相处融融然无有分别，完全一派天生自然活机。显然未必都要高居大殿讲堂，才能说教式地传宣大道，否则便谈不上随机指点，亦丧失了对话交流的活泼机趣。
因此，如果认真细绎上引“硏几悟道是何人”“毫厘须遣认教真”等句，则可识其在省城文明书院授业，如与席书私下论学，曾示以“知行合一之旨，豁然有省，曰：‘朱陆异同，无事辨诘，求之吾性本自明’”[88]一样，针对其他入室亲炙弟子，亦必多有类似的启发式教学。其中最重要者即示人以心性体悟之入手工夫，倡导最能表现其本体实践学精义的“知行合一”即体即用学问宗旨[89]，远非仅仅在书册子上凭空死钻硬扣，只知道“改课讲题”的三家村塾师可以比拟。钱德洪说阳明“居贵阳时，首与学者为‘知行合一’之说”[90]，所谓“学者”必以真入室亲炙弟子为主体。
五、授学乐群：黔中王门弟子的人数规模
阳明的在黔及门弟子，早在明万历年间，郭子章入黔了解情况后就曾感慨：“王文成谪龙场，黔士大夫始兴起于学，当时龙场生问答，莫着其姓名”[91]，遂长期影响了对黔中王门的客观评估。以余重耀所撰《阳明弟子传纂》为例，其搜罗阳明弟子人数不可谓不多，然一旦涉及黔中王门学者，则仅于补遗中列有汤冔（字伯元）、叶梧（字子苍）、陈文学（字宗鲁）三人名姓，虽均为阳明在黔期间亲炙弟子，仍不过根据钱德洪《王阳明年谱》掇拾而已[92]。按钱氏《年谱》述巡按贵州监察御史王杏建阳明祠于贵阳一事，遂顺便提及“请建祠以慰士民之”之“门人汤冔、叶梧、陈文学等数十人”[93]，上述三人始得以在《年谱》中具名。然钱氏《年谱》所记，又本于王杏《阳明书院记》。是时恰为嘉靖十三年（1534），在阳明学被官方打成伪学的严峻政治势态下，王杏“以激劝边人”为正当理由，仍坚持立祠以祭祀阳明，较之嘉靖十六年（1537）周汝员建新建伯祠于越地，早了整整三年，是为全国最早的纪念阳明的祠祀。而王杏敢冒政治风险的所作所为，实又离不开阳明一批在黔弟子的合作与支持，有其“先生门人汤君冔、叶君梧、陈君文学数十辈，乞为先生立祠，以便追崇”[94]之说可证。从中正可见嘉靖年间尚有一批阳明亲炙弟子活跃于西南黔省边地，他们显然是作为一个学派群体在维护和发扬师说的。
作为一个学派群体的黔中王门，其崛起于西南边地当始于阳明的黔中讲学。考徐爱《赠临清掌教友人李良臣》诗曾有句云：“吾师谪贵阳，君始来从学；异域乐群英，空谷振孤铎。”[95]徐氏（字曰仁）乃阳明之妹婿，早在阳明赴龙场之前，即已入于其门下。除黔中王门受业弟子外，徐氏乃最早接受阳明“知行合一”之说[96]，同时极为熟悉其在黔史迹掌故者，故所言自当可信。黔中王学亲炙子弟，见诸他省王学人物载籍者，汤冔、叶梧、陈文学之外，又多有了一李良臣。唯诗中既言“乐群英”，则人数又何止此四人？
从阳明一生事迹行履看，其最为重视者即讲学。就全国范围论，“当时及门之士，相与依据尊信，不啻三千之徒”[97]。黔中负笈入门弟子，必有可再举其名姓者。值得庆幸的是，天亦不忍湮没其事其人。早在阳明离黔赴江西庐陵任，抵达镇远转舟之旅次途中，回首顾望，惓惓殷殷，遂手书信札，遥寄黔中及门弟子。是札虽未收入《王文成公全书》，然真迹迄今尚保存完好[98]。据此可知阳明及门弟子除前述之汤冔、叶梧、陈文学、李良臣外，有字号可考者尚有张时裕、何子佩、越文实、邹近仁、范希夷、郝升之、汪原铭、李惟善、陈良臣、易辅之、詹良臣、王世臣、袁邦彦、高鸣凤、何廷远、陈寿等人[99]。札中具名虽未必尽得黔中门人之全，然仍可补万来载籍遗漏失收之缺憾。其人数规模之多，即使置于全国范围内比较，一如《阳明弟子传纂》所列，亦毫无逊色。
阳明离开贵阳时，门下弟子曾远道送行至龙里。阳明《诸门人送至龙里道中》诗有句云：“蹊路高低入乱山，诸贤相送愧间关；溪云压帽兼愁重，峰雪吹衣着鬓斑。”[100]阳明到达镇远后之信札，特意提到当“致谢”送行“远饯”的弟子，并专门致意“列位秋元贤友”。显然前者即指长程送行至龙里始挥手告别的群弟子，后者则为当年乡试（秋闱）高中的众门生[101]。而历来“绩学博一第者，强半寒素之家”[102]。边地“秋元”高中之弟子，必有不少出身寒门，然能以心学人物崛起一方，乃至蔚成一大地域学派，则不能不说是得力于阳明奖掖指点之功。
阳明的黔中及门弟子群，除本地读书士子外，亦有他省远道慕名前来，同一受业于堂下者。例如，尹守衡《皇明史稿》便明称：有“朱光霁者，字克明，蒙化（今云南巍山县）人，王阳明谪官龙场，光霁以诸生从讲学，自是欲弃举子业，以父命遂举于乡，授重庆府通判”[103]。隆庆《云南通志》也说光霁“随父之任，得闻良知之说于王阳明先生之门”[104]。考其父朱玑（字文瑞）乃贵州左参政，后升按察使。阳明初入黔地，即撰《重修月潭寺建公馆记》一文，盛赞“宪副滇南朱君文瑞按部至是，乐兹岩之胜，悯行旅之艰，而从士民之请也，乃捐资庀材，新其寺于岩之右，以为厘祝之所”[105]。其《赠朱克明南归言》亦说：“朱光霁，字克明，廉宪朱公之子也，尝与其兄光弼从学于予，举于乡游太学。”[106]足证阳明与朱氏两代皆有交谊，从其游者除光霁本人外，胞兄光弼（字克相）亦曾同往受业，并与黔籍学者交流互动，不仅形成了一个跨省的心学士人群体，同时也推动了西南边地心学学派的产生和发展。更重要者，朱氏一门乃云南“世家钜族”[107]，又承良知之教，家传阳明心学。他们两代人与阳明的交往，不可能不对地方社会产生影响。尤其泰州学派学者罗汝芳经黔入滇，任云南右参政后，自觉“天地万物一身，无不可教之人，政暇集士夫于书院，更端问难，响答如洪钟，人人虚往而实归”[108]，继阳明黔中讲学及朱氏家族传衍推廓之后，进一步加快了“儒学入边”的历史发展进程，强化了儒家学说建构边地社会秩序所发挥的影响作用，阳明学也因此成为西南地方社会不可忽视的重要精神思想资源[109]。而朱氏一门两代人作为南滇精英人物的代表，他们所发挥的承上启下的历史作用亦断不可轻易忽视。
六、先立乎其大者：黔中王门学者的圣学工夫积累
阳明在黔中讲学施教时，便极力反对举业士子“惟欲钓声利，弋身家之腴，以苟一旦之得，而初未尝有其诚”[110]，非常不满将科举视为入仕谋利敲门砖的功利化社会行为。他认为即使登第入仕，也要以修己治人为根本目的，成就一番治国平天下的人生事业。与阳明的看法类似，席书也反对将科举完全视为“利禄之媒”，认为无论任何时候都必须“进以古人之德业”，身心一体地契入“圣贤之学”，从而达致“风动于道德仁义之域”的秩序化建构目的[111]。而阳明的“知行合一”学说，当也得到了席书的认同。其说强调“知者行之始，行者知之成，圣学只一个功夫，知行不可分作两事”[112]。因此，阳明与黔中及门弟子讨论学问，如前引徐爱《赠临清掌教友人李良臣》诗所云：“文章自余事，道义领深约；南宫屈有待，东州教相许”[113]；必时时处处示以“圣学”工夫，劝勉告诫一切来学者以立志成圣成贤为鹄的。考李良臣为嘉靖四十三年（1564）举人，次年成进士；陈文学为正德十一年（1516）举人，十六年（1521）成进士；汤冔与陈文学同年举于乡，先一年成进士；叶梧正德八年（1513）成举人；朱光霁为正德八年（1513）举人，其兄光弼乡荐则在嘉靖七年（1528）。阳明在黔中讲学授业时，上述诸人尚为生员，因此无论席书“身率贵阳诸生，以所事师礼事”[114]阳明，或由其礼请阳明“居文明书院为诸生讲知行合一之学”[115]，他们作为亲灸受业弟子，都必然同列于门墙之内。
阳明早年即笃志圣人之学，谪居龙场期间又大悟“圣人之道吾性自足”，因而其传道讲学活动，必然也以点醒别人发明本心真性，能够步入成贤成圣正途为终极目标，始终不悖儒家“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中庸》)的一贯宗旨。而前来听讲者虽多乡里之士，亦不乏有志圣学者。其中如陈文学，乃贵州前卫人[116]，“年十余即能诗文，以诸生事阳明，乃潜心理学”[117]。曾官耀州知州，撰有《耀归存稿》《余生续稿》《孏簃间录》，后由门人合编为《陈耀州诗集》，或又题作《五粟山人集》。阳明曾有诗赠他：“学文须学古，脱俗去陈言。譬若千丈木，勿为藤蔓缠。又如昆仑派，一泻成大川。人言古今异，此语皆虚传。吾苟得其意，今古何异焉？子才良可进，望汝师圣贤。学文乃余事，聊云子所偏。”[118]便是针对其耽于诗文的偏颇，劝勉其排除各种世俗陈言的干扰，专心以优入圣域为职志，成为人间社会不可或缺的真豪杰。阳明曾激烈批评“世之学者，章绘句琢以夸俗，诡心色取，相饰以伪”的做法，认为：“今之所大患者，岂非记诵词章之习，而弊之所从来，无亦言之太详、析之太精者之过欤！”[119]取是说与赠陈氏之诗相较，虽一正面一负面，亦可见其对辞章之学的看法，立场可谓前后一贯。而陈氏很早就亲得阳明之耳提面命，阳明的循循善诱诚乃一派护爱之真心。时人称陈氏之学“学有自来矣”[120]，显然并非一时偶发之虚语。
与陈氏同时问学于阳明之汤冔，乃贵州宣慰司人，其与陈文学时相唱和，关系极为密契。据《贵阳府志·汤冔传》记载，“王守仁谪龙场，师事之”[121]，“得知行合一之学”[122]。后出知潮州府，为京朝官十余年，晚年与陈文学唱和，撰有《逸老闲录》《逸老续录》。清人莫友芝撰《雪鸿堂诗搜逸序》，称“黔自明始有诗，萌芽于宣、正，条衍于景、成以来，而桐豫于隆、万。……百有余年，榛莽递开，略具涂轨”[123]。并一一列举黔中可圈可点之诗家人物，陈、汤二氏均赫然具名其中。而“王伯安先生谪龙场，公师事之”[124]，阳明告诫陈氏之言，如进一步加以发挥，也可说真有志圣学者，必先立乎其大，然后下学上达，直明本心真性，以自得为根本，所言必对汤氏亦有启发。
与乡人陈、汤二人同时，叶梧亦从游于龙场驿丞任上的阳明，席书率诸生以师礼事阳明，叶氏亦必在其中。叶梧亦贵州宣慰司人，曾任湖南新化县教谕，并与徐爱时有过从。阳明也有书寄他，以为其能“掌教新化，得遂迎养之乐，殊慰殊慰”。同时复般殷告诫说：“古之为贫而仕者正如此，子苍安得以位卑为小就乎？苟以其平日所学熏陶接引，使一方人士得有所观感，诚可以不愧其职。今之为大官者何限，能免窃禄之讥者几人哉？”信末又特别鼓励：“子苍勉之，毋以世俗之见为怀也。”[125]叶氏既掌教一方，人称“性醇厚温和，而立教严肃，诸生惮之。尝以学宫祭器多缺，竭力营备”[126]。具见他是以学为教，竭力以圣学熏陶接引他人，其人生态度及所作所为，当也与阳明的殷般勖勉有关。叶氏后曾升陕西镇安知县。
纵观阳明一生事功学术，他都希望能“求豪杰同志之士于天下”[127]。而他所谓的“豪杰同志之士”，固然首先要“治人”，即承担家国天下的大任，但更重要的是能够“修己”，即注意自己的人品涵养提升，甚至一念发动之微也是工夫不可忽视的下手处。个人的人格完善与社会群体的整体性完善，在阳明一类的儒家人物看来，二者从来都是不可分割的。因此，阳明在《赠朱克明南归言》中，便极力告诫他与黔中王门弟子，强调为学之第一要务，便是如何“变化气质”。所谓“变化气质”，举例言之，则譬如“其未学也，粗暴者也，贪鄙者也，虚诞者也，矜夸者也，轻躁者也。及其既学，粗暴者变而为温良，贪鄙者变而为廉介，虚诞者变而为忠信，矜夸者变而为谦默，轻躁者变为重厚”[128]。事实上，如同孔子赞叹颜回好学，能够“不迁怒，不贰过”（《论语·雍也》）一样，前引阳明《教条示龙场诸生》立志、勤学、改过、责善四条[129]，都既是儒家生命学问普遍性的为学之方，也是每一个体针对自身弱点变化气质之法。因为如果丢失了存养克治的工夫，气质长期昏浊而僵滞，“则物欲感而过失易生”，必然“改变难而洗涤不易”。即使真能做到“神明之发，及其存养之纯，虽其天姿之高，亦由好学之笃”[130]，不可能离开平时点点滴滴的工夫积累。其中穷理的实践固然不能少，但更重要的则是养气的工夫，需要从静中收摄精神，全面调适整个心智情意结构。阳明正是有鉴于此，以“变化气质”为出发点，特别开出了五剂人生治病的药方：“温良者粗暴之剂也，能温良则变其粗暴矣；廉介者贪鄙之剂也，能廉介则变其贪鄙矣；忠信者虚诞之剂也，能忠信则变其虚诞矣；谦默者矜夸之剂也，能谦默则变其矜夸矣；重厚者轻躁之剂也，能重厚则变其轻躁矣。”并云：“道经湖贵从吾游者多，或有相见者，亦出此致勉励之意。”[131]具见他的话不仅是针对朱氏兄弟的，也是遍告包括黔中王门在内的所有从游弟子的。至于该如何具体下手躬行实践，则各人的禀性气质不同，入门的工夫路径亦有异差，诚如后来谪戍都匀并推动了黔中王学健康发展的邹元标所说：“有因持志入者，如识仁则气自定；有由养气入者，如气定则神自凝；又有由交养入者，如白沙诗云：‘时时心气要调停，心气功夫一体成；莫道求心不求气，须教心气两和平。’此是先辈用过苦功语”，也是后人当认真取鉴的经验谈[132]。
七、刊刻典籍：学术思想资源的传播
十分明显，阳明与黔中受业弟子的交流互动，无论在黔离黔，见面不见面，乃是长期持续而未中断的。早在离黔赴庐陵任的旅途中，他便有信谈道“梨木板可收拾，勿令散失，区区欲刊一小书故也。千万千万”，并云“良臣、伯元诸友均此见意”。[133]考王杏嘉靖十四年（1535）之《书文录续编后》，亦曾明确提道“阳明先生处贵，有《居夷集》，门人答问有《传习录》，贵皆有刻”[134]；郭子章《黔记》亦载有《居夷集》，并称“阳明先生谪龙场时撰”[135]，该书在阳明居黔时即已编排毕役，离黔时遂念念不忘保存梨板以备刻印。今嘉靖《贵州通志》、万历《贵州通志》及郭子章《黔记》，均收有大量阳明诗文，大多为在黔期间所撰，不少为丘养浩嘉靖三年刻本《居夷集》及晚出之通行本《王文成公全书》所未载。其中嘉靖《贵州通志》由王门后学谢东山主修，刊刻于嘉靖十四年（1555）[136]，具有“地近则易核，时近则迹真”的文献搜考优势[137]。书中云阳明“任龙场驿丞，有《居夷集》传于贵”[138]，则所据必为黔地刻本《居夷集》。足证阳明所云区区“小书”，必指《居夷集》无疑[139]。刊刻时间似当早于丘养浩嘉靖三年本。盖阳明正德四年（1509）岁杪离黔时，刻书之“梨木板”即已准备就绪，刻书时间绝不可能拖延太久，及门弟子李良臣、汤冔等，均曾参与其事，并有雠校之功。尤宜注意者，则是“阳明先生之学，大成于贵阳，三载居夷，兴起甚众”[140]。因而《居夷集》在阳明悟道之地的刊刻传播，既可反映阳明个人心路跋涉的艰难变化历程，也能折射黔中王门兴起发展的师资因缘，不能不说是西南边地心学发展史上的一大盛事。
除《居夷集》外，黔地所刊阳明著述，以及门受业弟子所为为限，至少尚有《传习录》《阳明王先生文录》《新刊阳明先生文录续编》等三种[141]。《传习录》如前引王杏所言，黔地早已有刻本，当为早期罕见珍稀之书。《阳明王先生文录》今存嘉靖年间刻本，乃“贵州按察司提学道奉梓”[142]，题作“门人陈文学、叶梧重校”。按嘉靖《普安州志》卷三《学校志》著录“《阳明录》二部、《传习录》一部、《居夷集》二部”，并云均“布政司发下”。贵州巡按御史王杏亦提到，其曾将旧藏黔刊本《阳明王先生文录》，“属所司颁给之”，以裨“贵之人士家诵而人习之”[143]。万历《贵州通志》载“《阳明文录》一部十四册，万历十九年副使萧良斡刊”[144]，则是书嘉靖初年利行后，万历年间又由官方再次重梓。具见以上三书之刊行与颁布流传，均得力于官方行为，亦离不开阳明亲炙弟子之校雠编纂，乃入黔宦游官员与地方王门学者通力合作之产物。其书既由官方权力系统分发，则绝不止于普安一地，必当涵盖布政司辖下之各州县，甚至涉及个别土司地区，反映阳明撰作传播的地缘空间范围已十分广泛，甚至成为不少地方科考士子常读之书，自然也为黔中王门的传衍壮大提供了必要的“土壤环境”和“气候条件”。
嘉靖十四年本《新刊阳明先生文录续编》稍晚出，亦题有“耀州门人陈文学、镇安县知县门人叶梧校刊”等字样，主要以黔地先已刊行之“《文录》所未载者，出焉以遗之，俾得见先生垂教之全录”[145]。具见《续编》乃是《文录》的新刊补编本，以前后两书合而观之，则阳明著述已大体齐备。新刊《续编》本的锓版，固然离不开王学及门弟子的参与，但也得到了以王杏为代表的官方的支持[146]。书籍的大置刊刻与传播则意味着思想与知识的流通与普及，从而有利于推动地方心学人才群体的形成和发展，参与阳明著述校刻的不过李良臣、汤冔、陈文学、叶梧等数人，但其所代表的仍是黔中王门整个心学学派的认同群体。
大量刊行阳明一生著述文集，作为黔中王门传播心学思想的一种方式，历数其前后经过，可谓始终坚持不懈，不仅反映了边地心学学者学术交往活动的频繁与活跃，同时也体现了宦黔官员对阳明心学的认同和支持。观察黔中王门地域学派产生、形成和发展变化的整体特征，二者都是不可轻易忽视或绕过的重要学术文化现象。
稍有必要强调的是，《居夷集》的撰作在贵州、刊刻在贵州，内容所涉也主要为贵州，对黔籍学者尤其是阳明及门弟子而言，稍一展卷诵读，便不能不立刻感到亲切而有情味，以为其人虽已远离黔地，精神影响仍长留在山川大地之间。而心乃一切价值之源，阳明之心必藏于其书中，读其书而求其心，求其心而反诸身，则又能滋养涵化自己之境界精神。故黔中王门亲炙弟子每感其人其事，遂不能不有“阳明翁此居三年，覆载吾土天地大”之歌吟[147]。而继《居夷集》锓版首刻之后，又先后有《传习录》《阳明王先生文录》《新刊阳明先生文录续编》诸书的刊行，固然首先是源于学理认知的需求，但也有精神情感的劫因。因此，也可说：“先生谪寓兹土，遗惠在人，思其人而不可见，故于文致重也。其勿剪甘棠之义乎？”[148]而阳明自己在心智情感上，也始终挂念和关心黔中王门学者，曾有书札寄贵阳诸生说：“吾所以念诸友者，不在书札之有无。诸友诚相勉于善，则凡昼之所诵，夜之所思，孰非吾书札乎？不然，虽日致一书，徒取憧憧往来，何能有分寸之益于诸友也。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诸友勉之。”[149]虽天各一方，然道义之交，仍灵犀相通，能够神感神应，相互鼓励劝勉。即使阳明逝世后，黔中受业弟子也时常感怀：“不拜先生四十年，病居无事检遗编；义文周孔传千圣，河汉江淮会百川。”[150]具见无论是居黔离黔，生前生后，黔中王学弟子或仰瞻旧迹，驰念追忆，或摩沙遗编，神思怀想，他们与师门的思想联系与精神感应，似乎从来就难有任何人为的阻隔或中断。
八、薪火相传：承良知之派以开黔学
当然，作为阳明心学理论和精神思想的学派传人，在黔中王门学者或有意提倡王学的官员看来，更当强调的是“尊其人，在行其道，想象于其外，不若佩教于其身”[151]。尊崇阳明的最好方式，乃是一本人人均有的天赋良知，自觉主动地投身于人间社会的道德实践和秩序建构事业，谋求人道天道一体不二的价值理想，能在具体的现实生活中公平合理地落实。因此，黔中王门的早期受业弟子，虽相关的学术著述较少，思想理论上的建树不多，但仍能一本师门“知行合一”之训，既重视最能体现生命自我本真精神的觉悟，也关心有益于社会民生福祉的践履[152]，以为觉悟不离践履，践履不离觉悟，二者本来一体，不能须臾分割。这当然也是一种“身体而力行”之学[153]，在黔中王门学者的身上表现得尤为突出。
早期黔中王门的第一代学人，主要以陈文学、汤冔、叶梧等三人为代表，较诸后来相继崛起的第二代学人孙应鳌（字山甫）、李渭（字湜之）、马廷锡（字朝宠）等，前者当称为“前三贤”，后者则应名为“后三贤”。“前三贤”中叶梧史迹见诸载籍者最少，姑暂不置论。陈文学诗作“大半在溪山花月杯酒游览间，触趣而发，不强作，其冲澹如栗里，萧散如苏州，沉郁酝藉如少陵”[154]。又不满官场黑暗，“杜门养疴，一切世故罔预。稍闲，即与圣贤对”[155]。而在圣学工夫论上，则受阳明“龙场悟道”之启发，“终日静坐，默记先圣语言与师说相证发，亦游艺染翰。或对客谈诗文。唯意所适，殆无一时不自得”[156]。显然诗也是发抒心志，批评时政的一种方式。因而郭子章尝引其《赠汪识环歌》：“慨昔阳明翁，过化此边疆。崒嵂龙场冈，夙愿终当偿。驾言道阻长，吾道歌沧浪。”以为：“其自任良亦不小，岂徒作黔中一诗翁乎哉！”[157]
汤冔在“前三贤”中的地位也很重要，他在潮州郡任上时，“潮于两广号剧郡，商旅辏集，税务猥杂，士大夫又好请托，官于其地者多为所挠”[158]。冔至则“裁决如流，税租不一指染”[159]；“缙绅请托不少徇渎之，再三则糊刺堂壁以愧绝之，人由此衔公”。遂因此为所拒势家诬告，不幸竟以堂堂正正之身“中飞语归”。汤氏仕任思亲，不获迎养，乃有“肠断九回情独苦，仕逾十载养全贫”之句[160]，全然出于至真之天性，适可见其为官之清廉。而尤要者，诗未必就不能传达心法，彰显道体，见证悟境，用作教化。诚如阳明所说：“道广矣大矣，文词技能于是乎出，而以文词技能为者，去道远矣。”[161]汤氏以一生行事见证阳明“知行合一”之旨，正是身体力行证道、行道之践履型人物。他与陈文学之立身处世颇为相近，都是颇能守儒者矩矱的践行者。
透过以上分析不难看出，黔中王门地域学派之形成，也可广义说是整个“黔学之兴，实自王文成始”[162]。所谓“黔学”乃特指儒家堂堂正正做人，乃至成圣成贤之学，因而也可说自明以迄清，“三百年来，黔人知圣贤之学者，实自先生倡之”[163]。阳明当年曾颇为自信地说：“他年贵竹传遗事，应说阳明旧草堂。”[164]正是学派的形成与思想的传衍，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学人，才能打通古今的隔阂，见证人的精神的不死。
以阳明的系列讲学活动为肇端，实践性地开启了黔中王学学派。如果考察其前后源流，尽管陈文学、汤冔、叶梧等“前三贤”，较诸后来兴起的第二代王门人物，尤其是被郭子章视为理学重要人物的孙应鳌、李渭、马廷锡等“后三贤”，他们思想性、学术性的话语言说虽不多，但阳明心学乃至整个传统儒学的精义在实践，任何历史文化都不能缺少活生生的，以“仁”或“良知”为本体的人的下学上达的现实实践，而所谓实践并不离人生当然之理及其应行应为的社会日常生活，因而他们以身体力行的实践方式，所发挥的承上启下的历史作用仍不可忽视。正是有鉴于此，清代朴学大家邹汉勋应贵州巡抚贺长龄之邀，入黔主纂具有“领袖全黔”意义的大型志书——《贵阳府志》[165]，便将陈文学、汤冔、马廷锡、马云龙、吴淮合为一传，盛称：“陈宗鲁、汤伯元亲炙文成，宗鲁得文成之和，兼擅词章；伯元得文成之正，且有吏治，虽以飞语见责，怙然自退，又何伤哉！”[166]从黔中王门早期兴起的角度看，其评价显然是符合客观历史实际的。
与邹汉勋高度评价陈、汤二氏，认为其“开黔南学业”的看法类似，黔籍著名学者莫友芝也特别指出：黔中及门学者“争知求心性，得其传者首推陈宗鲁及先生（伯元）。宗鲁得阳明之和，先生（伯元）得阳明之正。文章吏治，皆有可称”。从而充分肯定“两先生承良知之派以开黔学，岂区区诗文足以重两先生”[167]。具见黔中王门的早期形成，主要得力于阳明的亲炙弟子，尤以“前三贤”的贡献最为突出，乃是清人的共识。
阳明一生从事心学讲学活动，首先发端于黔中，以后随着其活动范围及思想传播空间的扩大，尽管其所“创良知之说，是其识见学力深造所到，非强立标帜以张大其门庭”[168]，然门徒仍不断增多，几至遍天下。“及其末流，竟慕心法，以顿悟相高，不顾事功。有仅以默坐调息为王学本领者，又或外以狂逸为高，而身践蔑弃礼义之事，无所忌惮，是以深为后人诟病。”[169]即使高明卓荦如王艮（字汝止，号心斋），超拔圆融如王畿（字汝中，号龙溪），黄宗羲亦以“跻阳明而为禅”讥评之，更遑论“至颜山农、何心隐一派，遂复非名教之所能羁络”[170]，虽勇猛决断之精神不能不说是痛快，但罔顾现实境遇亦难免滋生过激弊害，故历来皆有人视其为“异端”。黄氏的批评不可谓不苛严，但即使如此，四库馆臣也依然认为，其“于王门末流诸人，流于猖狂恣肆者，亦颇为回护。门户之见，未免尚存”[171]。而无论是“得阳明之和”或“得阳明之正”，以清人重汉学而非宋学的立场视之，黔中王门学者能独得此赞誉，诚非易事。
当然，回到阳明本人，其学上承孔孟，别开天地，最重自得，亦最得儒门之正。所谓：“杂入于禅，殆学文成者之过，非文成之失也。今以文成之所表著者观之，学禅者能之耶？且学固欲其通时务、济变故而已，如文成者而尚不谓之正学，将必方领矩步、拘墟无用者而后谓之学耶？”[172]以此反观黔中王学学者，较有代表性者如陈文学、汤冔、叶梧等，均能一本师说，既重践履，又重气节，治心工夫愈深，便愈能复归平实。人品学术，既“和”亦“正”。以“得阳明之和”及“得阳明之正”两语视之，则非仅示王学后人以中正平和之规矩，而且也范导了地方习俗风气的实践性良善变易。阳明心性良知之学得此数人，遂张大旗帜，率先开派于黔中，虽谨守规矩有余，发挥创造不足，然导夫先路之功，仍值得充分肯定。
继陈文学、汤冔、叶梧等“前三贤”入阳明之室，“承良知之派以开黔学”后，产生较大声光影响而崛起一时者，尚有孙应鳌、李渭、马廷锡等“后三贤”，均无不私淑阳明，实乃王门后学中的“荦荦著者”[173]。“后三贤”较之前辈王门学人更有进处，即不仅各有其思想性的专门著述，发明心性学问精义颇多，弥补了早期学者理论建树薄弱的不足，反映了黔中王学学术发展成就的完善和成熟，而且门下弟子济济甚众，形成了范围广袤的地域性心学人才群体，完全能够跻身全国性名家大儒的行列，代表了黔中王学成果积累深刻化和精细化的巅峰。黔中王门经过几代学者的薪火相传，不能不说是“事之后起者，其美出乎前而兼乎前之美”[174]。是时，黔中、楚中、浙中、江右、泰州等不同地域学派的学者之间，往返交流互动愈加频繁，声势规模亦愈加壮大，最突出者即“文成弟子道林蒋信以副使提学贵州，重举阳明学旨以教诸生，贵阳心庵马廷锡独有悟入。清平淮海孙应鳌见知于提学徐樾，即传阳明、心斋之学，又走桃冈印证于道林。思南同野李渭自传家学，亦谒道林陈楼上楼下光景。终明之世，吾黔学祖断以文成为开先”[175]。而阳明教下陈文学、汤冔、叶梧三人亲得阳明衣钵，黔中王门学派于焉成立，孙应鳌、李渭、马廷锡三人扬波助澜，黔中王门学派亦因此逐渐壮大。如果说前者颇有功于阳明，那么后者则“不愧龙场”[176]。黔中王门地域学派的崛起兴盛和日趋壮大，乃是几代学人共同努力发展的历史性结果。
本文系2017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艺术学项目“晚明艺术思潮与心学理论研究”（项目批准号：17BA020）阶段性成果。
注释：
[1] 钱德洪：《答论年谱书》，王守仁：《王文成公全书》卷三十六，王晓昕、赵平略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15年，第1577页。
[2] 郭子章：《黔记》卷十五，赵平略点校，成都：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389页。
[3] 胡直：《太虚轩稿·与唐仁卿书》，《胡直集》，张昭炜编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870页。
[4] 李贽：《答马历山》，《续焚书》卷一，《焚书 续焚书》，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2页。
[5] 黄宗羲：《河东学案上》，《明儒学案》卷七，沈芝盈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第110页。
[6] 钱德洪：《王阳明年谱》“正德三年戊辰”条称阳明“至龙场”，“始悟格物致知”见王守仁：《王文成公全书》卷三十二，王晓昕、赵平略点校，第1395页。
[7] 王守仁：《朱子晚年定论序》，《王文成公全书》卷七，王晓昕、赵平略点校，第290页。
[8] 罗绕典：《黔南识略·黔南职方纪略》卷三，杜文铎等点校，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300页。
[9] 王守仁《龙冈谩兴五首》云：“投荒万里入炎州，却喜官卑得自由。心在夷居何有陋，身虽吏隐未忘忧。”所谓“得自由”固然与远离政治斗争迫害漩涡中心有关，但也与摆脱朱子官学无形束缚后的心境密不可分。而“未忘忧”则说明其济世之心犹在，终为一有家国天下抱负的儒者。见王守仁：《王文成公全书》卷十九，王晓昕、赵平略点校，第845页。
[10] 王士禛：《居易录》卷二十三，张鼎三点校，济南：齐鲁书社，2007年，第4131页。
[11] 张廷玉等：《儒林一》，《明史》卷二百八十二，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7222页。
[12] 黄宗羲《明儒学案》以地域划分阳明后学派别，涉及之地域有浙中、江右、南中、楚中、北方、粤闽、泰州等，唯独缺一黔中王门，遂使后世学者如容肇祖、嵇文甫、冈田武彦等，或立足于学者身份，或依据思想倾向，各立坐标，区分学派，讨论王门后学思想变化发展整体情况，均因缺少一黔中王门学派，而造成观察判断上的一大盲点，不能不说是重要缺失或遗憾。参见张立文：《王门分派与黔中王门学派之要义梳理》，《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19年第2期。
[13] 钱德洪：《旧序·刻文录叙说》，王守仁：《王文成公全书》，王晓昕、赵平略点校，第10页。
[14] 杜铭《平越卫学记》云：“粤若贵本古炎荒，蕞尔夷区，其类鸟言舌，椎髻卉裳，习尚刀戈，而好勇斗狠。”即可见明代所谓的“夷区”，固然主要指贵州宣慰使司辖地，即今包括龙场在内的黔西北地区，并常与“夷疆”同时混用，但也可用来泛指“华”“夷”杂处的整个贵州。文中所言乃取狭义用法。杜说见沈庠删正，赵瓒编集：《贵州图经新志》卷十二，张祥光点校，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217页，另可参阅张廷玉等：《王守仁传》，《明史》卷一百九十五，第5160页。
[15] 王士性：《西南诸省》，《广志绎》卷五，吕景琳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第134页。
[16] 王杏：《阳明书院》，嘉靖《贵州通志》卷六，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275页。
[17] 钱德洪：《王阳明年谱》，王守仁：《王文成公全书》卷三十五，王晓昕、赵平略点校，第1519页。
[18] 《贵州宣慰司名宦·王守仁》，嘉靖《贵州通志》卷九，第419页。
[19] 张廷玉等：《王守仁传》，《明史》卷一百九十五，第5160页；又见夏燮：《明通鉴》卷四十一，沈仲九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1427页。
[20] 王守仁：《传习录下》，《王文成公全书》卷三，王晓昕、赵平略点校，第144页。
[21] 余重耀：《阳明先生传纂卷四》，龚晓康、赵永刚主编：《王阳明年谱辑存》（二），赵永刚、钟翌晨点校，贵阳：贵州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332页。
[22] 钱德洪：《王阳明年谱》，王守仁：《王文成公全书》卷三十二，王晓昕、赵平略点校，第1396页。
[23] 王守仁：《象祠记》，《王文成公全书》卷二十三，王晓昕、赵平略点校，第1024页。
[24] 阳明在《复唐虞佐书》中，曾引孟子之言：“君子之设科也，来者不拒，往者不追。”并云：“不愤不启者，君子施教之方；有教无类，则其本心焉耳。”当一并参阅。王守仁：《王文成公全书》卷四，王晓昕、赵平略点校，第215页。
[25] 钱德洪：《王阳明年谱》，王守仁：《王文成公全书》卷三十二，王晓昕、赵平略点校，第1396页。
[26] 王守仁：《寓贵诗》，嘉靖《贵州通志》卷三，第118页。
[27] 施邦曜：《王阳明年谱》，王守仁原著，施邦曜辑评：《阳明先生集要》，王晓昕、赵平略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第8页。
[28] 王杏：《阳明书院》，嘉靖《贵州通志》卷六，第275页。
[29] 引文前句见焦竑：《通奉大夫陕西布政使司左布政使拙斋萧公墓志铭》，《澹园集》卷三十一，李剑雄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第483页；后句则见刘大直：《“龙冈书院”入阳明祠诗》，嘉靖《贵州通志》卷六，第274页。
[30] 王守仁：《教条示龙场诸生·立志》，《王文成公全书》卷二十六，王晓昕、赵平略点校，第1120页。
[31] 钱德洪：《王阳明年谱》称阳明“赴龙场时，随地讲授”。施教者既随地讲授，受教者亦必能随地请正，则如切如磋，必多启发之语。钱说见王守仁：《王文成公全书》卷三十二，王晓昕、赵平略点校，第1398页。
[32] 郭子章：《黔记》卷四十二，赵平略点校，第943页。
[33] 王守仁：《龙场生问答》，《王文成公全书》卷二十四，王晓昕、赵平略点校，第1046页。
[34] 田雯编：《黔书卷下》，《黔书·续黔书·黔记·黔语》，罗书勤点校，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91页。
[35] 梁启超：《德育鉴·知本第三》，北京：中华书局，2015年，第28页。
[36] 陈荣捷：《王阳明传习录集注集评·传习录拾遗》，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83年，第396页。
[37] 陈弘谋：《训俗遗规·王阳明文钞》，《五种遗规》卷二，苏丽娟点校，南京：凤凰出版社，2016年，第233页。
[38] 钱德洪：《王阳明年谱》，王守仁：《王文成公全书》卷三十五，王晓昕、赵平略点校，第1519页。
[39] 王杏：《阳明书院》，嘉靖《贵州通志》卷六，第275页。
[40] 王杏：《阳明书院》，嘉靖《贵州通志》卷六，第274页。
[41] 郭子章：《黔记》卷十六，赵平略点校，第410页。
[42] 王守仁：《龙冈新构》，《王文成公全书》卷十九，王晓昕、赵平略点校，第838页。
[43] 耿定向：《新建侯文成王先生世家》，《耿定向集》卷十三，傅秋涛点校，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523页。又孙奇逢：《王子文成》，《理学宗传》卷九，万红点校，南京：凤凰出版社，2015年，第147页。“夷人”作“龙人”，“龙”当指阳明谪居地龙场，则“夷人”必世居龙场，乃当地非汉族裔。
[44] 嘉靖《贵州通志》卷九，第419页。
[45] 王杏：《阳明书院》，嘉靖《贵州通志》卷六，第275页。
[46] 田雯编：《黔书》卷下，《黔书·续黔书·黔记·黔语》，罗书勤点校，第91页。
[47] 蒋信：《文明书院记》，《蒋道林文粹》卷四，李道纯、蒋信：《李道纯集·蒋道林文粹》，张灿辉、刘晓林点校，长沙：岳麓书社，2010年，第122页。
[48] 嘉靖《贵州通志》卷六，第272页。
[49] 周作楫辑，朱德璲刊：《明总部政绩录·毛科传》，道光《贵阳府志》卷五十六，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1109页。
[50] 徐节：《文明书院记》，嘉靖《贵州通志》卷六，第272页。
[51] 周作楫辑、朱德璲刊：《明总部政绩录·毛科传》，道光《贵阳府志》卷五十六，第1109页。
[52] 王守仁：《外集一》，《王文成公全书》卷十九，王晓昕、赵平略点校，第846页。
[53] 席书：《与王阳明书》，《元山文选》卷五，沈乃文主编：《明别集丛刊第一辑》（第76册），合肥：黄山书社，2013年，第497页。
[54] 席书：《与王阳明书》，《元山文选》卷五，沈乃文主编：《明别集丛刊第一辑》（第76册），第497页。
[55] 钱德洪：《王阳明年谱》，王守仁：《王文成公全书》卷三十二，王晓昕、赵平略点校，第1395页。“武宗时，（书）历河南佥事、贵州提学副使。时王守仁谪龙场驿丞，书择州县子弟，延守仁教之，士始知学。”（张廷玉等：《席书传》，《明史》卷一百九十七，第5202页）当一并参阅。
[56] 谢东山：《送仰斋胡尧时序》，嘉靖《贵州通志》卷十一，第590页。
[57] 陈田辑：《王守仁》，《明诗纪事》卷十三丁签，北京：商务印书馆，第1293页。
[58] 邹国彬：《献征志》，《修文龙冈山重修阳明先生祠碑铭》，民国《修文县志稿存》卷六，修文县地方志办公室点校，贵阳：修文地方志办公室，2009年内部点校本，第293页。
[59] 以上均见席书：《与王阳明书》，《元山文选》卷五，沈乃文主编：《明别集丛刊第一辑》（第76册），第498页；又见《艺文·书类》，嘉靖《贵州通志》卷十一，第601页。
[60] 以上均见王守仁：《重刊文章轨范序》，《王文成公全书》卷二十二，王晓昕、赵平略点校，第1003页。
[61] 席书：《与王阳明书》，《元山文选》卷五，沈乃文主编：《明别集丛刊第一辑》（第76册），第499页
[62] 《浙江布政司·名宦·席书》，《大明一统志》卷三十八，方志远等点校，成都：巴蜀书社，2017年，第1858页。
[63] “阳明先生之学，有泰州、龙溪而风行天下，亦因泰州、龙溪而渐失其传。”（黄宗羲：《泰州学案一》，《明儒学案》卷三十三，沈芝盈点校，第703页）文中之说本此。
[64] 孙熙昌撰，严寅亮书：《去思碑》，《贵州碑记》，《严修集》附录二，陈鑫、杨传庆整理，北京：中华书局，2019年，第928页。
[65] 《贵州宣慰司名宦·王守仁》，嘉靖《贵州通志》卷九，第419页。
[66] 钱德洪：《王阳明年谱》，王守仁：《王文成公全书》卷三十五，王晓昕、赵平略点校，第1519页。
[67] 谢东山：《送仰斋胡尧时序》，嘉靖《贵州通志》卷十一，第590页。
[68] 郭子章：《黔记》卷四十二，赵平略点校，第946页。
[69] 阳明《龙冈谩兴五首》有句云：“卧龙一去忘消息，千古龙冈漫有名”；“寄语峰头双白鹤，野夫终不久龙场”。（王守仁：《龙岗谩兴五首》，《王文成公全书》卷十九，王晓昕、赵平略点校，第845页）其开始走出政治迫害困局的心境，诗句可谓表露无遗。
[70] 胡长新：《献征志》，《访王文成玩易窝》，民国《修文县志稿存》卷六，修文县地方志办公室点校，第299页。
[71] 以上均见李贽：《席书》，《续焚书》卷三，《焚书 续焚书》，第87页。
[72] 李贽：《太傅席文襄公》，《续藏书》卷十二，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805页。
[73] 傅振照：《李慈铭年谱》，北京：中华书局，2016年，第475页。
[74] 张廷玉等：《席书传》，《明史》卷一百九十七，第5202页。
[75] 万历《贵州通志》卷四，贵阳：贵州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81页。
[76] 王守仁：《祭元山席尚书文》，《王文成公全书》卷二十五，王晓昕、赵平略点校，第1107页。
[77] 李贽：《太傅席文襄公》，《续藏书》卷十二，第808—809页。
[78] 王守仁：《与席元山》，《王文成公全书》卷五，王晓昕、赵平略点校，第218页。
[79] 万历《贵州通志》卷二，第34页。
[80] 钱德洪《年谱》称阳明滁州督马政时，“地僻官闲，日与门人游遨琅琊、瀼泉间，月夕则环龙潭而坐者数百人，歌声振山谷”。又其《刻文录叙说》则谓阳明返乡居越后：“每临席，诸生前后左右环坐而听，常不下数百人，送往迎来，月无虚日。”较诸黔中聚讲规模，可谓旗鼓相当。分见《王文成公全书》第1405页、第12页。
[81] 刘师培曾明确指出：“到了满清，不许读书人讲学，所以教育一门，就衰的了不得。”全国如此，贵州亦无例外。（刘师培：《刘申叔遗书补遗》，万仕国辑校，扬州：广陵书社，2008年，第273页）
[82] 郭子章：《黔记》卷三十九，赵平略点校，第874页。
[83] 万历《贵州通志》卷四，第81页。
[84] “终明之世，文臣用兵制胜，未有如守仁者也。当危疑之际，神明愈定，智虑无遗，虽由天资高，其亦有得于中者欤。矜其创获，标异儒先，卒为学者讥。守仁尝谓胡世宁少讲学，世宁曰：‘某恨公多讲学耳。’桂萼之议虽出于媢忌之私，抑流弊实然，固不能以功多为讳矣。”（张廷玉等：《冀元亨传》，《明史》卷一百九十五，第5170页）是说虽未必持平公允，然亦可见阳明一生多讲学。
[85] 王杏：《阳明书院》，嘉靖《贵州通志》卷六，第275页。
[86] 王守仁：《春日花间偶集示门生》，《王文成公全书》卷十九，王晓昕、赵平略点校，第856页。
[87] 王守仁：《木阁道中雪诗》，《王文成公全书》卷十九，王晓昕、赵平略点校，第849页。
[88] 孙奇逢：《王子文成》，《理学宗传》卷九，万红点校，第147页。
[89] 张新民：《论王阳明实践哲学的精义：以“龙场悟道”及心学的发生学形成过程为中心》，《浙江社会科学》2018年第7期。
[90] 钱德洪：《旧序·刻文录叙说》，王守仁：《王文成公全书》，王晓昕、赵平略点校，第9页。
[91] 郭子章：《黔记》卷四十五，赵平略点校，第981页。
[92] 余重耀：《阳明弟子传纂补遗》卷四，龚晓康、赵永刚主编：《阳明先生年谱辑存》（二），赵永刚、钟翌晨点校，第389页。按“汤冔”，原误作“汤哻”，已据《年谱》改。
[93] 钱德洪：《王阳明年谱》，《王文成公全书》卷三十五，王晓昕、赵平略点校，第1519页。
[94] 王杏：《阳明书院》，嘉靖《贵州通志》卷六，第275页。
[95] 徐爱：《赠临清掌教友人李良臣》，《横山遗集》，徐爱、钱德洪、董沄：《徐爱钱德洪董沄集》，钱明编校整理，南京：凤凰出版社，2007年，第7页。
[96] 孙奇逢：《徐曰仁爱》，《理学宗传》卷二十一，万红点校，第352页。
[97] 王宗沐：《阳明先生图谱序》，冯梦龙、邹守益：《王阳明图传》附录二，张昭炜编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第226页。
[98] 有关阳明信函真迹原件的流传经过、文字连结分合及题名等问题，闫平凡《〈镇远旅邸书札〉考辨》一文，考证最精，亦最当参阅。闫文见张新民主编《阳明学刊》2016年第8辑。
[99] 王守仁：《明王文成倪文正尺牍真迹卷》，《岳雪楼书画录》卷四，顾文彬、孔广陶：《过云楼书画记·岳雪楼书画录》，柳向春校点，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502—503页；又见高野侯编：《古今尺牍墨迹大观》（第2辑），武汉：湖北美术出版社，2013年，第34—42页，叧可参阅刘咸圻：《推十书》增补全本丙辑肆，上海：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1337—1338页。按手迹原件无标题，孔、高二氏著录时，亦无识语跋文。今人束景南、查明辑编之《王阳明全集补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第33—34页）遂将其割裂为三篇入录，并题名为《与贵阳书院诸生书》，“贵阳书院”当系“文明书院”之误。而今本《王阳明全集》卷三十二《补录》（浙江古籍出版社，2010年新编本，第5册，第1576页、1579页）亦将是函析分为二，一题作《与惟善书》，一题作《镇速旅邸书札》，似亦歉妥。实则三篇共为一札，均当共称为《与惟善书》。
[100] 王守仁：《诸门人送至龙里道中》，《王文成公全书》卷二十九，王晓昕、赵平略点校，第1239页。
[101] 宋人欧阳修称：“其亲授业者为弟子，转相传授者为门生。”今人或据此以作阳明传下弟子与门生之别。然欧阳氏兹说，后人多已质疑辨误。例如，清儒郑珍即云：“《论语》记孔子言行，其或曰‘门弟子’，或曰‘门人’，皆孔子之弟子也。’”则门生、弟子，原皆门人之称。欧阳氏之说见《后汉孔宙碑阴题名》，《欧阳修全集》卷一百三十四，北京：中华书局，2001年，第2092页；郑氏之说则见《驳朱竹垞〈孔子门人考〉》，《巢经巢文集》卷一，《郑珍全集》（第6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416页。
[102] “万历十三年八月丙申”条，《明神宗实录》卷五百三十五，台北：“中央研究院”史语所，1966年，第8页。
[103] 尹守衡：《守令列传能吏·朱光霁传》，《皇明史稿》卷一百，明崇祯年间刻本，第22页。
[104] 邹应龙纂：隆庆《云南通志》卷十一，民国二十三年龙氏重印本，第37页。
[105] 王守仁：《重修月潭寺建公馆记》，《王文成公全书》卷二十三，王晓昕、赵平略点校，第1027页。
[106] 王守仁：《赠朱克明南归言》，《蒙化府志》卷六，《云南大理文史资料选辑》，大理：大理白族自治州文化局，1983年，第290页；又见《巍山朱氏历代宗支族谱》，杨世钰、赵寅松主编：《大理丛书·族谱篇》卷二，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2009年，第722页。该文《王文成公全书》失收。
[107] 许宗鲁：《方茅翁朱老先生宗支谱序》，杨世钰、赵寅松主编：《大理丛书·族谱篇》卷二，第718页。
[108] 刘文征：《官师志·罗汝芳传》，刘文征纂修：天启《滇志》卷一十，清钞本，第79页。
[109] “阳明王子当明中叶，迁谪龙场，验征其学，宏敷教义，良知之说，遂阐于西南万山间，而大播乎斯世。”（《人物志》，民国《修文县志稿存》卷八，第313页）说虽略显夸张，然仍可参阅。
[110] 王守仁：《重刊文章轨范序》，《王文成公全书》卷二十二，王晓昕、赵平略点校，第1003页。
[111] 席书：《元山文选》，沈乃文主编：《明别集丛刊第一辑》（第76册），第498—499页。
[112] 王守仁：《传习录上》，《王文成公全书》卷一，王晓昕、赵平略点校，第17页。
[113] 徐爱：《赠临清掌教友人李良臣》，《横山集》，徐爱、钱德洪、董沄：《徐爱钱德洪董沄集》，钱明编校整理，第7页。
[114] 钱德洪：《王阳明年谱》，王守仁：《王文成公全书》卷三十二，王晓昕、赵平略点校，第1397页。
[115] 莫友芝：《太守汤伯元先生冔传证》，《黔诗纪略》卷三，《莫友芝全集》（第9册），张剑、张燕婴整理，北京：中华书局，2017年，第157页。
[116] 有明一代之贵州布政使司、宣慰使司衙门均同驻贵阳府城，贵州卫、贵州前卫治事之署，亦设于贵阳府城区。故明清两代之黔地方志，言及王门后学及其他耆旧人物里贯，或称贵州宣慰司人，或省作宣慰司人，或称贵州卫人，或称贵州前卫人，均今贵阳人。又今人言及明代之龙场，每每径称“修文龙场”，然是时龙场乃宣慰司辖地，非仅未设国家军事卫所，即修文之名亦未见。当地之建县，当在平播、平水西之后，是时先在龙场驿旧境建城设敷勇卫，后又于康熙二十六年改卫设修文县。故凡云明代史事，而称“修文龙场”者，皆以后代前，有失草率。（参见《人物志·马廷锡传》，民国《修文县志稿存》卷八，第316页）
[117] 莫友芝：《太守汤伯元先生冔传证》，《黔诗纪略》卷三，《莫友芝全集》（第1册），张剑、张燕婴整理，第157页。
[118] 王守仁：《赠陈宗鲁》，《王文成公全书》卷二十九，王晓昕、赵平略点校，第1239页。
[119] 王守仁：《文录四·别湛甘泉序》，《王文成公全书》卷七，王晓昕、赵平略点校，第278页。
[120] 郭子章：《乡贤列传四·耀州知州陈文学传》，《黔记》卷四十七，赵平略点校，第1004页。
[121] 《乡贤·贵阳府·汤冔传》，《贵州通志》卷二十八，清乾隆六年刻、嘉庆修补本，第4页。
[122] 《明耆旧传一·明陈汤二马吴传第三》，道光《贵阳府志》卷七十三，第1296页。
[123] 莫友芝：《书序·雪鸿堂诗搜逸序》，《郘亭文集》卷二，《莫友芝全集》（第8册），张剑、张燕婴整理，第41页。
[124] 郭子章：《乡贤列传三·潮州知府汤冔传》，《黔记》卷四十六，赵平略点校，第989页。
[125] 王守仁：《书类·寄叶子苍》，《新刊阳明先生文录续编》卷一，张新民审定，贵阳：孔学堂书局，2020年，第143—144页。
[126] 《官师志·叶梧传》，《新化县志》卷十五，清同治十一年刊本，第6—7页。
[127] 王守仁：《传习录中·答聂文蔚》，《王文成公全书》卷二，王晓昕、赵平略点校，第98页。
[128] 王守仁：《艺文志·赠朱克明南归言》，《蒙化府志》卷六，蒋旭修、陈金玨纂，清康熙三十七年刻本，第33页；又见杨世钰、赵寅松：《巍山朱氏历代宗支族谱》，《大理丛书·族谱篇》卷二，第722页。
[129] 王守仁：《续编一·教条示龙场诸生》，《王文成公全书》卷二十六，王晓昕、赵平略点校，第1120—1123页。
[130] 康有为：《雍也》，《论语注》卷六，楼宇烈整理，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72页。
[131] 以上均见王守仁：《艺文志·赠朱克明南归言》，《蒙化府志》卷六，蒋旭修、陈金玨纂，清康熙三十七年刻本，第33页；又见杨世钰、赵寅松：《巍山朱氏历代宗支族谱》，《大理丛书·族谱篇》卷二，第722页。
[132] 邹元标：《江右王门学案八·忠介邹南皋先生元标》，黄宗羲：《明儒学案》卷二十三，第539页。
[133] 王守仁：《明王文成倪文正尺牍真迹卷》，《岳雪楼书画录》卷四，顾文彬、孔广陶：《过云楼书画记·岳雪楼书画录》，柳向春校点，第503页。
[134] 王杏：《书文录续编后》，王阳明：《新刊阳明先生文录续编》，张新民审定，第489页。
[135] 郭子章：《艺文志下·居夷集条》，《黔记》卷十五，赵平略点校，第374页。
[136] 参见张新民：《贵州地方志考稿》，根特：根特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5—9页。
[137] 章学诚：《修志十议》，叶长青：《文史通义注》，张京华点校，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898页。
[138] 《迁谪·贵州布政司宣慰司·王守仁》，嘉靖《贵州通志》卷十，第467页。
[139] 今人束景南所撰《阳明大传：“心”的救赎之路》（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20年，第452页），认为阳明所谓“区区欲刊一小书”，乃是“指《五经臆说》。《五经臆说》作为龙场之悟后的第一书（始笔），阳明在当时还是非常看重的，他已经准备好梨木板，打算刊刻成书，首先用于贵阳文明书院”。然据《王文成公全书》卷二十六《五经臆说十三条》（第1123页），可识《五经臆说》一书，阳明从不轻易示人，并云“付秦火久矣”，显然无论早期晚期，始终未予重视。今仅就钱德洪“偶于废稿中”所得，尚见存于《居夷集》之十三条文字观之，明人王廷相在《与赵侍御世胤》中（《王廷相集》，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499页），便认为其中“春王正月之论，甚正甚的，非后儒驳僻之说”。据此则不能不追问，何以阳明“阅十有九月”呕心沥血始成之作，竟要付之一炬，必自行焚弃而后快？《五经臆说》凡四十六卷，篇幅如此繁杂，以阳明居黔期间之人生经历、活动内容等等推之，殊难及时完成。何况较诸《五经臆说》之从未单刻，《居夷集》单刻时间甚早。故阳明之说未必真，钱氏之说亦不可信。居黔生活乃阳明最宝贵之人生经历，所谓“小书”必指《居夷集》无疑。束氏之说，似嫌武断。
[140] 冯成能：《艺文志·阳明书院落成会记》，嘉靖《贵州通志》卷二十一，贵阳：贵州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400页。
[141] 张新民：《明代黔中地区阳明文献的刊刻与传播：以嘉靖贵阳本〈新刊阳明先生文录续编〉为中心的研究》，《孔学堂》2020年第3期。
[142] 王杏：《书文录续编后》，王阳明：《新刊阳明先生文录续编》，张新民审定，第485页。
[143] 王杏：《书文录续编后》，王阳明：《新刊阳明先生文录续编》，张新民审定，第485页。
[144] 《艺文志》，万历《贵州通志》卷二十四，第520页。
[145] 王杏：《书文录续编后》，王阳明：《新刊阳明先生文录续编》，张新民审定，第488页。
[146] 张新民：《明代黔中地区阳明文献的刊刻与传播：以嘉靖贵阳本〈新刊阳明先生文录续编〉为中心的研究》，《孔学堂》2020年第3期。
[147] 陈文学：《歌龙冈书院诗》，嘉靖《贵州通志》卷六，第275页。
[148] 王杏：《书文录续编后》，王阳明：《新刊阳明先生文录续编》，张新民审定，第485—486页。
[149] 王守仁：《寄贵阳诸生》，《新刊阳明先生文录续编》，张新民审定，第113页。
[150] 陈文学：《乡贤传·耀州知州陈文学传·借阳明集》，郭子章：《黔记》卷四十七，赵平略点校，第1004页。
[151] 王杏：《阳明书院》，嘉靖《贵州通志》卷六，第275页。
[152] 陈文学诗的《鸦关使节诗》有句云：“当宁思民瘼，观风走使星。”便反映了黔中王门学者的民生关怀。见《艺文·诗类》，嘉靖《贵州通志》卷十一，第527页。
[153] 刘秉仁：《艺文志·毕节卫新迁儒学记》，万历《贵州通志》卷二十一，第394页。
[154] 邵元善：《艺文志·陈耀州诗集·陈耀州诗集序》，郭子章：《黔记》卷十一，赵平略点校，第382页。
[155] 郭子章：《乡贤列传四·耀州知州陈文学传》，《黔记》卷四十七，赵平略点校，第1004页。
[156] 莫友芝：《太守汤伯元先生冔传证》，黎北勋采诗，莫友芝传证：《黔诗纪略》卷三，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157页；另可参阅《明耆旧传·陈文学传》，周作楫辑，朱德璲刊：道光《贵阳府志》卷七十，第1295页。
[157] 郭子章：《乡贤列传四·耀州知州陈文学传》，《黔记》卷四十七，赵平略点校，第1004页。
[158] 《明耆旧传·汤冔传》，道光《贵阳府志》卷七十，第1296页。
[159] 《乡贤·汤冔传》，乾隆《贵州通志》卷二十八，清乾隆六年、刻嘉庆修补本，第4页。
[160] 以上均见郭子章：《乡贤列传三·潮州知府汤冔传》，《黔记》卷四十六，赵平略点校，第989页。
[161] 王守仁：《文录四·送宗伯乔白岩序》，《王文成公全书》卷七，王晓昕、赵平略点校，第276页。
[162] 翁同书：《叙》，道光《贵阳府志》卷首，第3页。
[163] 张辖：《新建阳明祠记》，贵阳市志编纂委员会编：《贵阳市志·文物志》，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57页。
[164] 王守仁：《夜宿汪氏园诗》，《王文成公全书》卷十九，王晓昕、赵平略点校，第851页。
[165] 贺长龄：《序》，道光《贵阳府志》卷首，第1页。
[166] 周作楫辑，朱德璲刊：《明耆旧传·陈汤·二马·吴合传·论赞》，道光《贵阳府志》卷七十，第1297页。
[167] 以上均见莫友芝：《太守汤伯元先生冔传证》，《黔诗纪略》卷三，《莫友芝全集》（第9册），张剑、张燕婴整理，第156—157页。
[168] 袾宏：《竹窗随笔·良知》，心举点校，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28页。
[169] 谢无量：《中国哲学史》，《谢无量文集》（第2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460页。
[170] 黄宗羲：《泰州学案一》，《明儒学案》卷三十二，沈芝盈点校，第703页。
[171] 沈佳：“史部传记类《明儒言行录》”，永瑢、纪昀等纂：《四库全书总目》卷五十八，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528页。
[172] 翁同书：《叙》，道光《贵阳府志》卷首，第3页。
[173] 郭子章：《艺文志下·黔台校艺录序》，《黔记》卷十五，赵平略点校，第389页。
[174] 邵懿辰：《半岩庐遗集·仪宋堂记》，清光绪三十四年邵章刻本；又见徐世昌等编纂：《清儒学案》卷二百〇四，《诸儒学案·邵先生懿辰》，沈芝盈等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第7943页。
[175] 陈田辑：《王守仁》，《明诗纪事》卷十三，第11页。
[176] 郭子章：《玭衣生曰》，《乡贤列传二·孙应鳌、李渭、马廷锡传》，《黔记》卷四十五，赵平略点校，第981页。
本文来源：《孔学堂》（中英双语）2022年第2期
转载来源：孔学堂杂志社 2022-11-24
编发：中国文化书院（阳明文化研究院）中华传统文化与贵州地域文化研究中心 办公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