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宾名片
张新民，贵州大学中国文化书院教授兼荣誉院长、国际儒学联合会理事、尼山世界儒学中心学术委员会委员、贵州省儒学研究会会长。撰有《贵州地方志论纲》（1985）、《贵州地方志考稿》（1993）、《中华典籍与学术文化》（1998）、《贵州：传统学术思想世界的重访》（2010，合著）、《阳明精粹·哲思探微》（2014）、《儒学的返本与开新》（2021）、《存在与体悟》（2022）等多种专著，主编《黔灵丛书》《天柱文书》，整理古籍10余种，发表论文300多篇。
采访札记
夏日午后，漫步于贵州大学中国文化书院，曲径通幽间清风徐徐。
张新民老师远远地走来，一名女研究生在案前做功课。他们仔细打了招呼，张新民从包里拿出几本书来，送给那位学生，转过身来，也赠我一本《存在与体悟》——这是张新民所著的一本探讨人的存在方式及如何“下学上达”证成形上本体问题的书籍。这样说来，作为读者的你也许会觉得生涩拗口，但如果真的有幸翻阅张新民的文字，你会顿生中国传统文化原来如此之精彩，但求张先生多讲讲的感慨。
贵州大学中国文化书院
女研究生说，“自己的导师是张老师的学生，本门有规矩，学习初期都要大量抄写张老师的文章，自己大概抄了5万字。”张新民一听，哈哈大笑起来。他并不知道学生中还有这样的规矩。
事实上，多年前我与张新民老师在贵州大学中国文化书院曾有过一面之缘。印象深刻的原因有二：其一便是张新民的笑声，那时的他，总是在采访中说着说着便“哈哈哈哈”大笑起来，振聋发聩的笑声中有一种自内而外的豁达。其二是采访结束后，张新民听闻我家中有幼子，便提点道：“孩子小的时候，要大量阅读经典，不需要讲解意思，大量读就可以。”
再次见面，张新民老师一定不记得那句曾经随口说出的话。但我却想要对他说，那句话，我记下来了，认真实践着，果真在孩子成长的道路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实，我也不曾想，那句随口说出的话能够在另一个人的生命中产生如此巨大的力量。但那天的风、那天的笑以及关于那次采访的一切，仿佛都在为我那一刻的“领悟”做准备。
2022年6月30日，张新民接受记者采访。
“您是否意识到自己是一个三言两语就能对别人产生很大影响的人，您认为这种特质也是儒者特有的气质吗？”听我这么问，一旁的女研究生连连点头。
在这次“共论贵州美”的采访中，我向张新民老师请教了王阳明为何最终在贵州龙场悟道。张新民却说，不能只看到“顿悟”，更要看到“悟”之前的“修”——那表面天启般的大彻大悟，其实经历了长久艰难的生命体验历程，这世间少有人肯真正踏实用功夫，所以也少有人能真正悟道。这样的回复，让我心悦诚服，似乎能够窥探到张新民“追求生命真理”的治学之道。
他是一位拥有生命雍容宏阔气象的文化学者。曾几何时，他把中国文化书院当成“道场”来建设，希望办一所挖掘和传播中国文化与之相关的各种正面价值，真正能传播人文精神价值的书院。即使在理想落于现实中受到重重阻碍，也依旧能够为理想凝结心血。
书院内的挂牌机构
但更让我高兴的是，通过这次采访，让我看到了一位充满活力的张新民。他说，退休后的自己在书斋里面忙得不亦乐乎，年轻时作为儒学研究者的理想主义与百感交集，变成了当下的时不我待。“旧问题才去，新问题就来”，对于张新民来说，儒者的一生都在不断面对新问题，如此便活得很有意义。
如果说人生是一场难念的经，那么与张新民的这次“共论贵州美”之约便是我要取的经。本期“共论贵州美”，就让我们一起走进张新民的儒学世界，以及他心中的大美贵州。
寻美贵州
将生命与经典逐渐合一
天眼27°访谈：看了2019年《贵州文史丛刊》对您的采访，标题是“博学通识是为大儒”。其实我特别想知道，您对于“儒”这个词是如何理解的？我们今天所说的“儒”和古人所说的“儒”，它发生变化了吗？
张新民：关于“儒”或“儒家”的起源与解释问题，最早可溯至《汉书·艺文志》。班固认为“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者也。游文于六经之中，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以重其言”。但以后严格意义上的学术溯源和诠释工作，后人似乎做得并不多，直到20世纪初章太炎发表了《原儒》，之后胡适刊布了《说儒》，相关的讨论明显增多，情况才开始有了改变。
胡适的《说儒》是一篇大文章，反响巨大，讨论热烈，尽管也引发了不少的批评，但仍有许多观点值得重视。譬如他认为“诸子自老聃、孔丘至于韩非，皆忧世之乱而思有以拯济之，故其学皆应时而生，与王官无涉”，就与《汉书·艺文志》的看法完全不同。又认为儒是殷的遗民，是殷礼的保存者和教士，亡国后受到周人的压迫，因而表现出柔逊的文化性格特征。他们长期的身份特点是博学多能，因而也可用“术士”来通称广义的儒。而儒能从一个亡国民族的教士阶级，变为调和三代文化的师儒，用“吾从周”的博大精神，担起了以仁为己任的绝大使命，才最终产生了孔子突破性的新儒教。甚至老子在他看来，也是一个有殷商遗民特点的“老儒”。
胡适的说法显然引起了不少人的不满，例如冯友兰、郭沫若、钱穆等著名学者，都曾撰文予以驳斥。但大体可以肯定的是，儒谙熟诗书礼乐经艺，是一批有修养的文明人，他们在西周时期大量散落民间，其中最突出的人物便是孔子。
青年时期的张新民
孔子开始从事六艺的教化工作，从而倡导“有教无类”一类思想，标志着轴心时代对王官之学的超越性突破，于是遂有大量民间学者和思想流派的兴起，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诸子百家争鸣。即使道、儒两家，也同出一源而各倡其说，并非后人想象的那样对立。孔子的重要即在于他继承了三代的传统，看到其前后损益变迁的辩证发展关系，在乱世中寻找人类未来发展的方向，力图凭借“仁爱”“忠恕”“礼乐”等中心范畴，建立起一整套的思想体系，目的则在重建人间社会的合理秩序。而儒的人格形态也因为有了“朝闻道，夕死可也”的人生终极目标（《论语·里仁》），也就由原来的柔逊退让，一变而为刚健弘毅。《礼记·儒行》总结儒的行为特征，认为“儒有不陨获于贫贱，不充绌于富贵，不息君王，不累长上，不闭有司，故曰‘儒’”，便颇有一种大丈夫的豪迈气概。《中庸》说的“君子和而不流，中立而不倚”，也颇能表现儒者宽裕温润和独立不倚的志节。经孔子之手创建起来的新儒教，深刻地影响了中国文化达2000多年。
以孔子为代表的新儒学对王官之学的突破，是一种具有哲学意蕴的思想性的突破。同样地，宋明时期儒学的重大历史性突破，也是包蕴佛教而得新生的再一次突破。陈寅恪先生说：“宋儒若程若朱，皆深通佛教者，既喜其义理之高明详尽，足以救中国之缺失，而又忧其用夷复夏也。乃求得而两全之法，避其名而居其实，取其珠而还其椟。”中国学问因得佛教之裨助，也“立时增长元气，别开生面”，放射出极为灿烂的光芒。
中国文化书院内景
今天，我们面对的西学较之过去的佛学，显然更系统、更全面、更复杂；人生要应对的社会文化环境，显然也更多样、更多元、更诡谲；人类需要解决的社会危机，显然也更深刻、更巨大、更棘手。因此，如何立足于中国文化本位的立场，一方面继承和发扬自身固有的思想文化传统，促使其朝着现代性的发展方向全面转型，另方面也尽可能地吸收消化西方文化的精华，从而谋求自身文化充满生命活力地大步向前迈进，并对整个人类文明做出世纪性的崭新贡献。这样的儒学与过去的儒学相较，当然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所谓“变”乃是不失故我的“变”，始终保持自身民族性或中国性的“变”，是既有继承性、连续性，又有开放性、创新性的“变”，是拥有世界性眼光并为整个人类社会作出新贡献的“变”。
天眼27°访谈：“桐城派”作为中国清代文坛上最大的散文流派，称雄清代长达200多年。您的家学与“桐城派”颇有渊源，成长在这样一个家庭里，它给您的一生带来了什么样的影响？
张新民：我的父亲出生在安徽滁州，以后就读于国立安徽大学，早年生活和成长于安徽，必然受到安徽学风与文风的影响。他就读安徽大学时，桐城派的大家姚永朴先生尚在学校任教。姚氏博揖经学的勤苦，不慕名利的高风，曾深得同为桐城大家的马其昶的赞叹，加上父亲早年曾参加过《安徽先贤传记教科书》的编撰，桐城派300年辉煌发展史肯定对他有所影响。
张新民的父亲在书房面授文字音韵训诂之学。
但是，我自己虽也读过姚鼐的《古文辞类纂》和黎庶昌的《续古文辞类纂》，却很难说有什么影响。父亲虽偶尔也会提到他的老师辈学人，却似乎从未谈论过桐城学派，我自己也从未认真揣摩过桐城派的文章家法，甚至姚永朴先生的《文学研究法》和《史学研究法》两部名著，也是在父亲逝世后才读到的。我能勉强写点不像样的文章，或许如朱子所说，“书只贵读，读多自然晓”，是笨人用笨办法，不断反复认真读书才有的结果。如果说受到桐城派什么影饷，那也只能是透过父亲平时无意之间的闲谈，非常间接而不自觉地获得的。
天眼27°访谈：站在这个年龄，回望来路，走上儒学研究的道路，是无心插柳还是有意为之？
张新民：我今年已经73岁了，也算与孔夫子同寿了，虽才疏德薄，也算感到很庆幸了。不过儒家长寿之法，不在生物生理的生命，而在精神文化的生命。比如孔门大弟子颜回只活了31岁，但却以“好学仁人”长久地影响着中国人的精神生活，历代都有学者称他从来未死。我虽不能至，也心向往之。
1980年，张新民与父亲。
回顾一生的学思历程，我的生命，我的家庭，我所走过的人生道路，我所读过的书籍，都决定了我必须走上研究和认同儒学的道路。其中固然有外部社会环境的影响，比如我下乡3年的地方，是一个汉人文化区，我就发现传统中国社会的价值观，在乡民心中仍然植根很深，他们在好恶是非等重要问题的决断上，都天然朴素地表现出源自良知的正义感，无须防范作假，十分率直真诚，能够与我在书本上读到的儒家知识相互印证，加深了我对中国文化的认知和了解。
但更重要的是内部生命力量的牵引，一种发自心灵深处的呼唤力量，总是吸引着我必须去研究中国文化，而在研究中总是能找到不少异代谈伴或心灵知音。与外部世界各种巨大的迷人诱惑力量相较，我当然不愿也无力抗拒自己内心时时涌出的神圣使命感，仿佛那就是我必须服从的宿命或天职。尽管这中间并不能说就完全没有任何偶然或意外，我一生的学业也谈不上有什么成就，但我却始终认定内心的使命感其实就是天意，我必须无所选择地行走在它所安排的人生道路上。
天眼27°访谈：您的一生也经历许多，也曾从很边缘、很困顿的境界中去体悟生命，想知道面对苦难、挫折的时候，您所研究的儒学是否真正从经典中跳出来，成为您内心的力量？
张新民：我人生中最艰难、最困顿的时期，与千千万万的年轻人一样，恰好就是在那10年青春时光，尤其是下乡插队当农民的3年。那时一方面大量阅读俄罗斯的小说，以为与不少小说所描述的人物一样，社会根本就既不需要也不容纳自己，我就是一个“多余的人”；另方面又阅读了不少中国古典作品，以为就如李白的《将进酒》所言，“天生我材必有用”。年轻的心灵充满了困惑和矛盾，仿佛急流受到巨石阻挡后，又总是绕道设法继续向前流淌，能不能汇归大海则不知道，现在回想起来，那也是一个时代的缩影。
年轻时的张新民在书房
那3年，我自以为最大的人生痛苦，便是求知欲无法满足的生命煎熬，那是比物质的短缺引发的饥饿更难忍受的痛苦，是灵魂摆脱束缚拼命挣扎般的受难，受难中反而加倍迸发出一股上进的力量，于是拼命地找书读书，仿佛浸润在书籍的世界之中，才能缓解生命急切求知不能满足的饥渴，为四顾茫茫无处安顿的精神带来真正的慰藉。王阳明不是有他悟道之地龙场吗？我也有我的“后寨湾”。
我真正大量系统阅读中国经典，是在下乡返城后。这是按古典目录学的方法，先熟悉历代书籍著录的情况，然后一部一部地查书找书，一部一部循序渐进地认真阅读的。整天浸淫在经典的世界之中，一部一部用整个生命来吸收和消比，中国古人称为“沦肌浃髓”，西方人名之为“内化”，自己的生命与经典的生命逐渐合为一个生命，不知不觉也就为中国文化的精神所“移”所“化”，虽不敢说与古人同发一境界，同一把手前行，也激起了不随时髦、不赶潮流的思想勇气，产生了守住边缘、耐得寂寞的存在力量。
儒学入边与龙场悟道
天眼27°访谈：作为历史上远离中原的“蛮荒之地”，儒学在贵州是怎样落地生根、成长发展的？
张新民：这个问题很大，我只能宏观性地稍加勾勒。2000多年前，司马迁在其《史记》一书中，谈到当时“西南夷”的情况，认为如同夜郎、滇等一类的西南部落酋长国，都有了君长统治的政权形态，即所谓“耕田，有邑聚”。但同时也存在着不少零星分散的小族群，即所谓“毋君长，地方可数千里”，尽管占地范围极为广大，却始终缺乏制度化的政权形态。虽然西汉中央王朝对“西南夷”地区进行了大规模的经营和开发，在当时是一项了不起的政治奇迹，但真正要彻底完全地将其纳入国家大一统秩序结构之内，仍有相当漫长曲折的道路要走。一部贵州经营开发变迁发展史，也可看成是不断向国家主流文化靠近并融合的历史。
1985年6月，张新民研究生毕业论文答辩。
我之所以强调主流文化的重要，主要是看到历代王朝国家对西南地区的经营与开发，除了经济政治方面的举措与行为外，文化方面的交流与整合也十分重要，软性的“文化治边”的历史作用决不可随意轻忽。也就是说，“文化治边”是我学史、治史过程中，长期关注的一大重要问题。其中最当注意者，即“儒学入边”和“儒学下乡”两大题域，因为无论边地族群聚落或乡族社会，历史上只要是儒家人伦思想深入扎根的地区，都相应地容易融入国家整体政治秩序架构，成为较为和谐稳定和发展较快的地区。事实上，汉武帝在经略开发西南夷，并推行国家郡县制的过程中，包括儒家思想在内的中原文化与西南文化的交流融合，也始终在不知不觉地缓慢进行。其中最突出的，便是清人称为“汉三贤”的舍人、盛览、尹珍，三人在今贵州边地先后崛起，则不能不说是文化频繁交流的具体产物。
“汉三贤”中的第一位人物舍人，是最早为《尔雅》作注的西南边地学者。他极有可能就是当时的今文经学家。黄季刚先生认为他的《尔雅注》，“虽零文只义，皆可葆珍，探讨《尔雅》者，究不能不首及于此”。稍晚于舍人的盛览，曾跟司马相如学赋，学成之后，不仅大得赋家包括宇宙之心，同时还有《合组歌》《列锦赋》等作品的问世。尹珍则从学许慎、应奉两位中原大儒，“通三材，还以教授，于是南域始有学焉”（《华阳国志》）。莫友芝称他“裒然为儒者冠”，黎庶昌更盛赞他“以北学开南中之陋”。都可见僻处一隅的边地，并非就关起门来妄自称大，也有积极向外开放交流的一面，并产生了不少与主流文化融合的历史人物。
年轻时的张新民
当然，最值得注意的是，尹珍一类人物北学后，又主动返回家乡办学授教，反映“儒学入边”已是两汉时期西南社会的历史事实，不仅标志着当地融入了国家主流文化的历史进程已经正式启动，而且象征着“文化治边”透过国家、民间等多种渠道也早已在静悄悄地进行。
然而不可否认的是，由于远离中心，交通险阻，地貌复杂，加上风俗不同、族类多样、语言隔阂等多种复杂因素，贵州边地融入国家主流文化的历史进程，随着王朝中央政权力量的升降起伏，时快时缓仍多有曲折和反复。只是文化的交流与融合，作为一种整体性的历史发展趋势，仍以民间交往或跨区域活动的方式，长期持续不断地展开或进行。“儒学入边”与“儒学下乡”，作为一种全面性的思想传播行为，即使排除了国家力量的干预，也在通过各种民间渠道缓慢而不间断地开展。例如，南宋时期的播州杨氏，作为一种地方土酋势力，便主动地修建了具有儒家符号意义的孔庙，朱子学堂在同一时期传入了当地。
2003年7月，张新民在云南西双版纳“中国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与历史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作大会发言。
当然，“儒化”或“汉化”最快的时期，仍要延迟到更晚的明代，主要得力于独立建省和科举制度的推行。莫友芝撰《雪鸿堂诗搜逸序》，称明朝开国不过百余年，仅声名震襮一时的贵州诗家，其人数即已接近20人，可谓“榛莽递开，略具涂轨”。以后又有孙应䱯、李渭、马廷锡一类黔中王门人物的崛起，均重视修身，“一意儒学”，文章不过余事罢了。沿此风气继续向前推进，则“几于人握灵珠，家抱荆璧”，不仅科举人才联袂而起，“儒学入边”已是普遍客观的文化现象，甚至乡里名贤也不胜枚举，“儒学下乡”也成为广泛常见的社会事实。
由明代转入于清代，与国家经略开发的历史进程一致，贵州融入主流文化的速度也在明显加快，最突出的便是郑珍、莫友芝、黎庶昌等一代大儒的崛起，其背后尚有大量名贤雅士涌现于万山之中，说明精英文化的发展已臻于高峰，即使是在边远族裔的聚落村寨，也不难发现儒学文化传播的踪影。民间化的儒学已逐渐漫延普及，俨然成为大众日常生活中最重要的伦理范导力量。
天眼27°访谈：回到一个来自大众的灵魂拷问，为什么王阳明最终会在贵州“悟道”？您认为这里面是否有着历史的必然？
张新民：龙场是王阳明长程贬谪有形路途的目的地，也是他漫长心路历程无形跋涉的悟道地。事实上，在龙场大悟并建构其心学体系之前，无论个人的人生体验经历或思想的探讨发展过程，似乎都在为他“中夜大悟格物致知之旨”那历史性的一幕，提前预作了各种广涉人性人心，从而彻底了解和把握自己作了历史性的思想准备。因此，我们讲“龙场悟道”，不能只看到他的顿悟，而遗忘了他的“渐修”。
龙场悟道之地
“悟道”是透过长久艰难的生命体验历程，尤其是各种动心忍性的苦难磨砺工夫，才换来的真理性生命体悟。表面是天启般的生命真理的当下大彻大悟，其实是长久苦难工夫换来的结果。我们不能只讲电光火石突然闪现的顿悟，却遗忘了久久为功最重要的实践方法。然而一旦真正顿悟后，便会领悟到源自深层人性的生命真理，体验到真理的客观性存在与人性的本源存在的一致性，同时显发出一种二者合一后的生命雍容宏阔气象。朝着悟道的方向发展自己的人生，历史给予的有利条件固然不少，但人为设置的各种障碍也非常多，只有层层突破生命的障碍与局限，层层下学上达般地自我超越，化逆境为顺境，变劣势为优势，积极调动一切天赋人性内在本有的资源，才能最终以“自胜者强”的方式把握到生命的真谛。这是生命的学问，是透过一点一滴的工夫水到渠成开显出来的人生大智慧，就像经过严寒的春树到了时节一定会开花一样，工夫到处则既自然又必然。只是借用古人“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的表述，历来少有人肯真正踏实用功夫，也历来少有人能真正悟道。因而阳明的悟道才像平地孤峰一样，显得既突兀奇异又难得罕见。
话剧中，在贵州龙场，王阳明被山民所救。
当然，生活在龙场的王阳明，与当地彝苗族群朝夕相处，得到了他们不少生活物资方面的帮助，极大地舒缓了他所面对的朝廷政治迫害，减轻了他在困厄环境中必然产生的精神压力，同时也有助于他更好地发现边地民众天然素朴的人性之美，这也是他大彻大悟的一个重要外部刺激因素。与孔子的“有教无类”说类似，他“悟道”后也同样强调：“天下无不可化之人”，认为“夷之民方若未琢之璞，未绳之木，虽粗粝顽梗，而椎斧尚有施也，安可以陋之？”表现出与儒家前辈学者一样的人性普遍本善的深切理解与关怀，即一方面源自自己“悟道”后对自身人性与道相通相合的坚定信仰，一方面又本于他对边地乡民社会人的行为的深刻观察及了解，因而才能以普遍或普世的人性本心为理论出发点，反复强调无人不具的天植灵根善性的重要，认为良知才是一切创造性实践活动的源头活水，以此为基本前提则人人都可成圣成贤。
思想的力量
天眼27°访谈：您认为阳明心学思想的诞生，对于整个贵州明代之后的发展产生了怎样的深远影响？可以说直到今天在贵州的社会、经济、文化、旅游、教育方方面面都有着意想不到的新的回响，这就是思想的力量吗？
张新民：王阳明“龙场悟道”后，开始在贵州传播其心学思想，进行了一系列的讲学传道活动，在我看来至少有三方面的重要历史意义。
首先，从个人心路跋涉历程看，从早年立志做圣人开始，经过种种人生理性认知与实践工夫的反复，最后到了龙场大彻大悟之后，阳明才超越了人生最难超越的生死大碍等一系列困厄及考验，从而发现成圣成贤的本体论根据就在内部人性而非外部事物。自此他的学问宗旨才发生了决定性的转变，即使是“心即理”“知行合一”“致良知”等一系列理论学说的提出，都离不开“龙场悟道”对生命和人性深邃体验所奠定的实证体验基础。一句话，“龙场悟道”是区分阳明前期思想与后期思想的分水岭；只有到了“龙场悟道”之后，阳明才真正踏上了儒家成圣成贤的人生不归之路。
2017年，张新民参加阳明心学高峰论坛。
其次，从贵州学术发展史的具体历史语境看，“龙场悟道”后的王阳明不仅率先通过讲学的形式，在黔地传播了其心学思想，开了全国的风气之先，而且以龙冈和文明两个书院为阵地，培养了一批心学人才，形成了全国最早的地域性心学学派——黔中王门。从此以后，贵州儒学传播的速度明显加快，不仅士习文风不变，人才骎骎兴盛，而且文教事业大兴，大、小两种传统同时受益，从而汇集了经济文化多方面的有利因素，引发了地方社会结构的内地化转型，影响范围之深广巨大，即使今天也能有所感受。
2017年，张新民（右三）在北京“唤醒良知 真学实修”第二届中国阳明心学高峰论坛上，荣获“国学传承奖”。
最后，从更广袤的全国范围看，阳明心学思想的传播以贵州为起点，以后随着其讲学活动及事功行为地域空间的扩大，很快就风靡了大江南北，不但形成了与朱子学二水分流的政治生态格局，理学心学各自张大成军，而且产生了涵盖区域极广的众多地域性王学学派，声势震动朝野上下，影响远播朝鲜、日本。黄宗羲称“尝谓有明文章事功，皆不及前代，独于理学，前代之所不及也。牛毛茧丝，无不辨析，真能发先儒之所未发”。这当然主要得力于阳明及其后学的贡献，也可见思想具有改变一个时代文化风气的力量。如果溯源穷流，论其首开风之功，仍不能不以“龙场悟道”为肇始，令人想到他在贵州的各种思想传播实践活动。
天眼27°访谈：事实上，今天我们在社会广泛的层面上提及阳明心学，很大程度上希望它能够产生一种非学术理论的实际价值，希望它能够给予我们发展、前行的力量，或者说能够拨开生活的迷雾。但如果不是深入研究或者天赋异禀，普通人似乎很难从书本中理解、顿悟。于是，贵州提出阳明文化的新IP“问道十二境”，想要将这种思想变成研学体验，以文化旅游的方式让更多人理解。您对此有什么看法？
张新民：谈到阳明心学，它本质上也是一种心灵哲学或精神哲学。如果以阳明为时间坐标，进一步展开长时段的观察，我以为也可触摸到一个民族长期奋进不已的跳动心灵，看到一个民族长期存在着的伟大精神传统。
蜈蚣桥 李小龙 摄
人是需要有一点精神的，我们今天重新发现或讨论王阳明，其实最重要的仍是重返自己的精神世界，发现自己本真至善的人性，洗涤层层堆积在心灵上的各种尘埃，消除一切有碍思想自由发展的障蔽，听从本真良知而非外部权力世界沉默而大声地召唤，寻找纯洁天真的非异化自我存在方式，皈依人天一体创进不已的生生大道，迎接那个只属于自己的曙光灿烂的黎明。这是一种最能激活自身无限创造潜能的哲学，足以让思想从俗谛桎梏中解放出来，从而“解缆放船，顺风张棹”，直入与苍穹同一无尽的广阔大海，感受“仁者与天地万物为一体”无滞无碍的思想快乐。
因此，重走当年阳明走过的道路，重新体验他当年“居夷处困”的悟道经历，感悟本真生命存在必有的灵性，我当然认为是值得积极倡导和认真推广的。这是思想之旅、心智之旅、精神感悟之旅、与前贤交流对话之旅，目的在于重新返归自己本源真实的天性，依从良知的指南性方向定位，安排好自己的人生道德实践活动，契入中国文化最为重视的人天一体精神世界，成就人人都需要的“成己”“成人”“成物”的社会文化事业。绝非仅仅是游山玩水式的短暂娱乐，也非好奇猎怪的浅尝而止，更非追赶时髦人云亦云地空讲良知，或者拿着阳明的一两个话头凭空欺名盗世。思考生命是严肃的大事，体验人生也不能视同儿戏，在观赏外部山水风光的同时，也有必要领略内心人性的闪光风景。
今天的中国阳明文化园 李小龙 摄
王阳明居黔期间，从最早的经由玉屏进入黔省，到最后的抵达镇远告别离黔，前后在黔生活近3年，凭借他的灵心妙悟，以及生动有趣的笔触，为我们留下了大量生动有趣的诗文。其诗其文与山川自然相得益彰，不仅是重要的思想精神财富，同时也是宝贵的旅游文化资源，值得生活在贵州这片土地上的人民长久珍惜，当然也应该用大手笔来加以认真挖掘和合理开发。
清水江文书里的贵州智慧
天眼27°访谈：除了阳明学，贵州的清水江文书似乎也是您一直以来的学术重点。这两个看似不太相关的学术选择，您是如何把它们凝结在自己的人生中的？
张新民：我早年受过严格的文献学训练，重视乾嘉考据之学，后来又随父亲研治《史通》，尽可能地吸收传统史学的思想资源，但又不满足于纯粹的史料分析，读了不少宋明诸大儒的著述，陶醉于哲学义理的讨论，治学范围一步一步地扩大。或许是由于生活并成长于黔地的缘故，对家乡总有一种特殊的情怀，以为表彰乡邦先贤也是一种人生责任，研究或总结区域史更责无旁贷，所以也熟读了不少地方文献典籍。
2011年，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清水江文书整理与研究”开题论证会上，张新民作为课题首席专家作主旨发言。
从我的研究视域看，地方总是有国家的地方，国家也是有地方的国家，因而缺少其中任何一个观察视野，都会造成研究方法上的盲区。所以，地方与国家之间的复杂互动关系，也是我长期关注的一个研究题域。与此同时，我也多次反复强调，不仅要从大传统来认知或了解中国，同时也要从小传统来认知或了解中国。毕竟中国文化的根在乡村，不了解传统乡村社会，缺乏自下而上的观察眼光，便很难全面完整地认知传统中国。而亲民思想本身也是王阳明学问体系的重要内容，“觉民行道”更是多数王门后学人物长期身体力行要做的工作，泰州平民儒学学派的产生和发展便很能说明问题。我讲的“儒学入边”和“儒学下乡”，明代应该是一个发展高峰，读一读王门后学人物的著述便不难知道，他们大多主动自觉地致力于乡村社会的秩序建构活动。而清水江文书的大量遗存，恰好为我们认知传统乡村社会，提供了极为丰富的第一手原始资料。我当然有兴趣深入其中，组织团队展开多方面的研究。
2014年，张新民赴清水江调查乡民家藏契约文书。
我在治学态度及研究路径等问题上，就学者本身的素质而言，一贯主张必须才、学、识三者兼备；从治学方法论上讲，则有必要义理、考据、辞章三者共擅；立足于学术建构方面讨论，更应文、史、哲三位一体，不必人为地设置过多的畛域，更不应泾渭分明地划疆设界。研究视野如果不广阔，总是以碎片化的知识为满足，缺乏立体和结构性的全面思维训练，即使局部问题的讨论也很难有所深入。
天眼27°访谈：您认为清水江文书最重要的价值是什么？这种价值的输出，在它成为一个学界热点的同时，向世人展现了一个怎样的贵州？
张新民：清水江文书的遗存数量极为庞大，现在公开出版的尽管仅是其中极小一部分，但由于史科价值的珍稀和丰富，仍引起了学界的广泛关注和重视。
严格地讲，与学界对华南、江南乃至西北、东北的研究相较，我认为我们对西南地区的研究仍显得相对滞后和薄弱。人才队伍的严重不足是一个重要原因，但更重要的原因是资料的严重匮乏。而清水江文书作为一种数量庞大的史料系统，贮存了大量全面认知传统乡村社会的历史信息，以从未经过任何人为剪裁加工的原始资料形式，弥补了历代传世文献缺乏基层社会或乡民生活记载的不足，举凡今天人文社会科学的任何一个分支学科，都可以在其中找到相应的研究素材。因此，认真系统地进行整理和全面合理地对其研究解读，不仅能改变西南地区史地文化研究工作长期滞后和薄弱的局面，而且也有助于从更广袤的地缘范围来全面完整地分析和研究传统中国。
2013年，张新民为天柱县撰写“十德碑铭”，落成庆典时接受记者采访。
历史上每一次新材料的发现，比如甲骨文、简牍、敦煌文书、徽州文书、明清档案等，都极大地推动了相关研究工作的快速发展。随着清水江文书的不断公布，研究热点也不断涌现。从新材料发现新问题并得出新结论，也再次说明材料整理与出版工作的重要。这方面贵州学者做了不少工作，有首开风气之功，由此而引起了外界的关注，当然也有助于人们重新认识和评价贵州。
天眼27°访谈：结合阳明心学和清水江文书，您认为处于西南腹地的贵州能够为今天的世界提供怎样的智慧？这个答案是否会超出寻常想象？
张新民：阳明心学与清水江文书的研究，目前是贵州学界的两大热点。从学界目前的发展状况看，与之相关的讨论仍在持续升温，不仅形成了一支学术队伍，而且论著发表的数量也极为可观，即使置于全国范围进行比较，也不算太落后。特别是清水江文书的大量公布，已改变了包括贵州在内的西南研究相对冷寂的状况。一部分学者从十分拥挤的华南研究或江南研究脱身而出，开始利用清水江文书开展多种多样题域的研究工作，作为西南腹地的贵州越来越凸显出其地缘意义与研究价值，当然也有利于贵州形象在人们心目中的重新认知和重新塑造。
张新民与女儿和外孙。
与清水江文书研究尚有大量空间可供开拓不同，阳明心学研究的空间已显得相当拥挤堵塞。现在的问题是，我们的研究模式往往显得平面而单调，分析题域大多显得重复而琐碎。赶热闹的文章多，坐冷板凳的文章少。阳明的学问是其用生命的实践工夫换来的，今日的学者其实多在玩弄口头光影。阳明学的研究必须朝着实践化的方向发展，晚明王门后学产生的弊病仍值得今人认真借鉴。
贵州历史上的学术文化成就，一般认为主要以心学、禅学、诗学和方志学为主体，都可举出不少代表性的人物或典范性的著述。但贵州毕竟是多民族聚居区，不仅国家长期经营开发的经验值得认真研究和讨论，即族群与族群之间交流融合的历史也值得反复分析与总结。恰好清水江文书的庋藏分布地极为泛，但都集中在苗侗汉混杂聚居区，因而最有利于采取区域性的分析研究框架，认真探讨国家经营开发长程历史过程的经验教训，深入研究族群与族群之间不断交流融合复杂历史过程的得失利弊。事实上，有关清水流域社会历史问题的分析，尤其涉及“苗疆”开辟经略历史问题的探讨，不仅国内学者的论著日益增多，甚至国外学者的研究成果数量也不少。国外学者的研究大多立足于“新清史”的立场，以内亚大陆的整体变迁状况为观察视域，虽眼光开阔，立论新颖，但观点仍多偏颇，结论也存在问题，他们看法并不能为我们完全接受。如果要加以回应，则应立足于地域与民族，同时又超越地域与民族，尽可能地利用扎实而丰富的第一手资料，展开多方面立论坚实而可靠的学术研究工作。
今天的清水江流域。
国外学者关注和研究的重点，主要集中在“苗疆”的经营开发问题上。今天透过大量史料仍不难发现，长期被视为“边地”即所谓“内地边疆”的清水江流域，特别是以雷公山为中心的广袤苗侗聚居区，长期均处于王朝国家行政体系管辖的缝隙地带，长期均未能编户齐民纳入王朝行政体制，故清人多径称其为“苗疆”。雍正年间对“苗疆”进行军事经略和开发，虽也发生了不少暴力流血事件，但战后由于国家王道政治和教化策略的主动推行，最终仍使当地成了全国边疆体系最为稳定与和谐的民族区域。今天我们环视整个国际社会，仍可见地缘冲突或民族战争不时爆发，不少地区甚至积怨千年，仇恨矛盾至今难消。但清水江流域多民族杂居相处，却显得一派宁静祥和。今天已有学者提出了“清水江模式”或“贵州模式”，我想无论是“清水江模式”或“贵州模式”，都不但可以从中提炼出一套“文化治边”的成功经验，同时也能从中寻绎出一条多民族和谐相处的合理路径，从而能够以自身独特的民族生存发展智慧昭告世人，化解人类社会至今仍存在着的各种隔阂、矛盾、冲突、战争，真正找到一条人类社会和谐相处实践化发展的康庄大道。
天地广阔，需要行走与阅读
天眼27°访谈：您曾说自己大半生都在书斋中生活，读书生活陪伴了一生，但书斋其实也联系着社会。想知道张老师对于旅游这个词怎么理解，有没有特别喜欢的旅行方式？
张新民：我20多岁时，设计自己未来的人生，便开始有了“十年读书，十年交游，十年著述”的想法。所谓“十年”，是说一生之中，要用三分之一的时间来认真读书，用三分之一的时间来广泛旅游交友，用三分之一的时间来从事学术著述撰作。当时主要是受了顾炎武治学态度和经验的影响，颇为认同他的交游与读书著述方式。顾氏的具体做法是：“以二马二骡，载书自随，所至扼塞，即呼老兵退卒，询其曲折，或与平日所闻不合，则即坊肆中发书而对勘之。或径行平原大野，无足留意，则于鞍上嘿诵诸经注疏，偶有遗忘，则即坊肆中发书而熟复之。”因此，我以为交游、读书、著述三者，完全可以形成良性互动的关系，希望自己也能仿效顾氏，凭借交游的方式饱览祖国山河大地，从而“见天下之人，闻天下之事”。这本身就是一种读书的方式，又何乐而不为呢？顾氏积一生之力，撰成《日知录》一书，足可垂范天下后世，也令我无限神往，认为交游和读书多了，必然有裨于著述。可见在我年轻的心智中，交游较诸读书与著述，也占了极重要的位置。如果人生真有所著述并能传世的话，也必以广泛交游和大量阅读为前提。
2016年，贵州省政府参事室组织考察西藏时留影。
现在回过头来，反观自己的一生，由于各种客观现实原因的限制，仍然是闭户读书的时间多，交游与著述的时间少。尽管就全国范围而言，我只有宁夏、新疆两地没有去，一生结交的学界朋友数量也不算少，但其实都借助于现代交通工具的便利，真正花在交游上的时间并不多。因此，我才说自己大半生都在书斋中生活，读书生活陪伴了我一生。
中国文化历来都重视“游”的精神，孔子在强调“志道”“据德”“依仁”为人生重要发展方向的同时，也特别指出“游于艺”乃是人生不可或缺的一大精神休养方式，《庄子》开篇即为“逍遥游”，“游”的人生在庄子那里，与孔子的看法完全一样，其实就是艺术的人生。佛教也有“游戏三昧”的说法，那是摆脱了俗尘烦恼，回归本体真实世界，无滞无碍所表现出来的至高乐境，代表了人生难得的最高境界。无趣无味的书呆子生活，儒道释三家都是反对的。
2018年春节，张新民与老伴、女儿及外孙合影。
“游”的方式当然可以是多种多样的，除了“身游”之外，也可以有更高一层的“心游”或“神游”。“心游”与“神游”不受时间空间的限制，可以上天入地，乘风驭云，周游太虚，出入六合，俯仰观察，饱览河山，体察民情，兴来兴去，随时可为，最为自由。
因此，我说自己大半生都关在书斋，主要是想守住边缘，未必就不能“心游”或“神游”。静坐冥想中的“心游”或“神游”，也有一种忘己忘人的至高快感。晚明大儒刘蕺山说：“三十年胡乱走，而今始知道不远人。”我之所以安心于书斋生活，一部分的原因也与此有关。当然，回到人生现实生活，最好还是“身游”“心游”“神游”三者统一，所以我是鼓励年轻人多参加旅游的，也希望中国的旅游业越办越兴盛。
2018年7月，张新民参访莫斯科大学。
我之所以鼓励年轻人旅游，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广义的阅读，并不仅仅局限于书册文字。生活、社会、名胜、古迹、山川、天地、宇宙，都是无字的大书，都等着我们去参观，需要我们去阅读。只有人在其中的世界，才是有意义的世界，而意义产生的过程，也是人丰富自己的过程。不是为了旅游而旅游，而是为了丰富自己才有必要去旅游。
天眼27°访谈：最后说说您心中的贵州之最美吧。
张新民：贵州是山国，几乎无处不山。山的沉稳、宁静、雄奇、壮伟，完全可以用来表征黔人的民风习俗。过去由于交通的不便，比如王阳明步行旅途中看到的贵州山峦，都是“连峰际天，飞鸟不通”，难免不引起心智上的伤感。今天由于交通的便利，车行看到的贵州山脉，无不成行迎面而来，宛如在笑迎客人，则容易引起心智上的愉悦。我既欣赏贵州山水之美，也赞叹贵州民风之纯。
贵州山水，荔波小七孔。
山水之四季变化，也令人心醉而神往。诚如北宋郭熙《山水画论》所说：“真山水之烟峦，四时不同，春山淡冶而如笑，夏山苍翠而如滴，秋山明净而如妆，冬山惨淡而如睡。”而山多瀑布也多，各处都有大量分布，随天色雨晴而变化，也可如此说来形容：春瀑欢流而如吟，夏瀑急驰而如歌，秋瀑狂奔而如怒，冬瀑潺缓而如喜，同样令人心醉而神往，我也称为贵州之最美。
更重要的是，“仁者乐山，智者乐水”。大山的雄遒厚重，象征着贵州人民的德性生命和宽广气度；飞瀑的灵动奇逸，隐喻了贵州人民的生存发展智慧与应变改造能力。山水相得而益彰，仁智交辉而互映，在赞赏贵州真山真水的同时，也要领略贵州多姿多彩的民风。
栏目策划/李缨 文、视频/贵州日报天眼新闻记者 曹雯 实习生 李开祯祉 图/受访者提供 刊头设计/贵州日报天眼新闻记者 赵怡 视觉/曹雯 编辑/向秋樾 二审/赵相康 三审/李缨
原标题：共论贵州美·第6期｜文化学者张新民：研究贵州是为了追求生命之真理
来源：贵州日报报刊社官方新闻客户端“天眼”2022-07-06
信息收集与编发：中国文化书院（阳明文化研究院）中华传统文化与贵州地域文化研究中心 办公室 经授权转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