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访人简介：贵州大学中国文化书院荣誉院长、二级教授，贵州省文史研究馆馆员、中国孔子学会理事、中国孔子基金会学术委员会委员、中国明史学会王阳明研究会副会长、中华儒学会副会长、国际儒学联合会理事、贵州省儒学研究会会长。曾任贵州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历史系副主任、历史研究所所长,贵州大学中国文化书院院长、教授、校学位委员会委员，贵州省省管专家，第八届、第九届贵州省政协委员、贵州省政府参事等。学术专著有：《贵州地方志论纲》《贵州地方志考稿》《贵州：学术思想世界重访》《中华典籍与学术文化》《阳明精粹·哲思探微》《存在与体悟》《中国文化的意义世界》《儒学的返本与开新》等。
访谈时间：2020年10月25日
访谈地点：张新民教授家中
访谈内容：
车秀琴：张教授，非常感谢您接受此次采访。据我所知，贵州社会主义新方志的编修是以1981年1月24日《贵州省志》编写筹备组召开筹备会议为启动标志的。20世纪80年代贵州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陆续推出了一批贵州地方志参考丛书，作为当时地方志工作者学习、编写地方志书的工具书。您撰写的《贵州地方志论纲》，就是其中之一。作为早期研究贵州地方志的学者，您能谈谈贵州地方志纳入您研究视野的渊源吗？
张新民：1981年，我考上贵州师范大学的研究生。1982年初入校。当时吉林省图书馆、吉林省地方志办公室牵头组织全国各地的上百名图书馆学、目录学、地方志的专家学者们联合编修《中国地方志详论》丛书，目的在于对浩如烟海的地方志遗产进行分地区的研究，对方志学的理论与实践问题进行深入的探讨。我的老师周春元先生希望我能承担贵州地区的撰写工作。当时，贵州的地方志编修还处于启动阶段，资料较为缺乏。我的资料来源主要借助于贵州师范大学的图书馆和省图书馆，同时查阅了不少国内其他图书馆的善本。1982年，我开始着手这项工作，用了差不多三年的时间来搜集资料、制作资料卡片，1984年我因为用眼过度，导致视网膜脱落，休息了半年，1985年我将搜集到的资料整理后，先是刻印了《贵州地方志考稿》，合装为五册，分送全国各地相关研究机构，7月份，省地方志办出版《贵州地方志论纲》，1987年，吉林省地方志办公室、吉林省图书馆学会出版《贵州地方志举要》。这三本书是我研究贵州地方志的心血之作，也凝聚了我对贵州地方志的热爱之情。
车秀琴：张教授，由于这三本书出版的时间都较早，现在也不容易购买了，您能为我们介绍下这三本书吗？
张新民：好的，我按照出版的时间顺序为大家介绍吧。最早出版的就是你刚才提到的《贵州地方志论纲》，这本书是1985年7月2日由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内部出版的，作为贵州地方志参考丛书之一，它具有区域方志史及理论研究的性质，面向的读者一是想要了解贵州地方志发展历程的专家、学者，再是刚进入地方志工作机构的入门者。由贵州地方志概述、贵州地方志的流弊与价值、贵州方志学上的成绩、附录4部分组成。我重点给大家介绍下贵州地方志概述这个部分，这个部分由贵州地方志的起源、明代的贵州地方志、清代的贵州地方志、民国时期的贵州地方志4部分组成。
贵州地方志的源泉，当推东晋常璩所撰《华阳国志》为最早，其南中部分，涉及今贵州地理沿革、民族风俗，可供考究。从体例上看，《华阳国志》熔地理志、编年史、人物传于一炉，已是早期成体地方志，对贵州后世地方志书及其他杂史专书的编撰，都有很大的影响。隋唐时期，贵州行政区划屡有变更，“经制”“羁縻”，相互推行，时复废弃，典籍难稽。宋室南渡后，南方经济、文化都有发展，贵州文化风气开启，《宋史·艺文志》载有《思州图经》一卷，《珍州图经》三卷，这些就是贵州开创性的地方志乘，是图文结合的图经类方志，主要记载民情风俗、地理沿革、山川形胜，门类尚少，内容亦较简略，是未定型的方志。元世祖统一中国，号令督促各地修志，全国大规模地修志，必然促进贵州地区的方志发展，这一时期，贵州方志内容体例渐趋完备。明代纂修全国大一统志并颁发修志条例，贵州行省的建立，作为朝廷政令管辖下的一个独立行政单元，更是促进了作为一种资料性学术著作的贵州方志迅速向前发展。自明以迄民国，省志设修志局，编有四部官修志书，其余各地纂修府州县志达六十余部。志书修纂发展最快的是清代，是时贵州“改土归流”大体完成，地方相对安定，社会经济文化转型发展，可说是贵州方志纂修的鼎盛时期，不仅数量、质量上超越前代处于繁荣阶段，而且多次续修，出现全国著名的精品佳志。
例如，道咸年间编修的《遵义府志》《兴义府志》《大定府志》《贵阳府志》，即使置于全国范围比较，也不愧是一流名志。至于体例类型上，也呈现出多元化发展的景观，不仅志书体例与内容随时代而发生变化，而且私撰志书也不乏优秀之作。其中光绪《平越直隶州志》删削怪诞迷信内容，说明方志的编纂也在朝着理性化、实证化的方向发展。民国8年（1919年），贵州设置续修通志局，颁发《采访条例》，前后经历30年之久，纂辑了171卷、105册的民国《贵州通志》，当是贵州方志中卷帙最为浩繁、史料蕴含最为丰富的一部地方志乘，可说既象征着传统方志编纂学集大成的历史性总结，也意味着绵延上千年古典方志编纂学的历史性终结。
古典方志编纂学的终结，当然是一个缓慢的历史过程。观察民国时期，即不难知道，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外来思潮的引进，社会风气的变化，内地化发展趋势的加强，志书的内容也随之发生了重大变化。修志者重视实业、注重民生，社会结构的整体调整或转型，必然也会反映到志书体例内容的编纂上。例如：晴隆县志》设经济章，并于章下设财政、农业、矿业、工业、物产、合作社、货币与金融等8节，即反映当地社会经济整体结构已发生了转型性的现代变化。尤其是抗日战争时期，一些著名高校和研究机构南迁贵州，也参与了贵州的修志工作，较具代表性的有浙江大学史地研究室迁移遵义8年间，著名学者张其昀、刘之远等，用现代科学方法对遵义地质、地形、气候、土地利用等方面进行详细的考察和研究，编成《遵义新志》一书，其中土地利用图的绘制，在我国尚属首次，说明古典方志编纂学终结的同时，新型方志编纂学的探索实践工作也开始启动。遗憾的是这一探索实践工作后来有中断，到20世纪80年代初期才开始恢复。我们都是当时的预流者，也是当时的见证人。不过，梳理社会主义新方志编修以前贵州地方志发展的历史脉络，其中仍有大量的理论和实践的经验可供今天总结和借鉴。今天编修方志要发挥民族的长处，传统的学术资源还是要吸取的。
车秀琴：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张教授今天相当于给我们上了一堂贵州地方志发展历程的专业课，请您现在为我们介绍下您的另外两本地方志著作吧。
张新民：好的。《贵州地方志举要》1988年由吉林省图书馆学会、吉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联合出版，主要选取贵州旧志中较具代表性的地方志书，从编纂者、志书体例、志书内容、志书评论、序跋等方面进行介绍，省志选取了弘治《贵州图经新志》、嘉靖《贵州通志》、万历《黔记》、康熙《贵州通志》、民国《贵州通志》，府志选取了嘉靖《思南府志》、道光《遵义府志》、道光《贵阳府志》、道光《大定府志》、光绪《黎平府志》，厅志选取了道光《松桃直隶厅志》、道光《仁怀直隶厅志》、光绪《古州厅志》、光绪《普安直隶厅志》，州志选取了嘉靖《普安州志》、乾隆《平远州志》、乾隆《独山州志》、道光《永宁州志》，县志选取了乾隆《毕节县志》、嘉庆《桑梓述闻》、道光《安平县志》、光绪《天柱县志》、民国《大定县志》，乡土志选取光绪《安南县乡土志》，乡土调查报告选取了民国《定番县乡土调查报告》、民国《石阡乡土教材辑要》、民国《毕节县史地述要》，共计27部。透过这些较有代表性的地方志乘，或许也可藉以考证其前后编纂源流。
车秀琴：听了张教授的介绍，我认为这本书是我们了解、学习贵州旧志必不可少的工具书。
张新民：与《贵州地方志考稿》相较，《贵州地方志举要》不过是一简要本，显得详尽而无遗的仍为《贵州地方志考稿》。
车秀琴：要了解、学习贵州地方志，特别是贵州旧志，张教授的这三本著作都是必不可少的。麻烦您再为我们介绍下《贵州地方志考稿》吧，据说这本书还是国外出版的呢。
张新民：是的，这部书是由比利时根特大学出版社1993年出版的。其实早在1985年这部书就有了油印本，当时同类型的方志著述，只有洪焕椿先生的《浙江方志考》一部。我之所以用“考”与“稿”两字命名，一方面是想突出它的考证性质，以为不过是乾嘉考据学传统的借鉴与学习；另方面是认为学无止境，尚有待今后吸纳学术界的意见进行补充修改。是书油印本分送多家学术机构收藏，省志办的几位老先生将其作为摸家底的工具书，带着它跑遍了全省81个县，推动了地方志回顾、了解、总结、前瞻、实践、编纂的发展事业。《考稿》以20世纪80年代贵州省的行政区划设卷，下设现存与亡佚方志两目，搜集汇考自宋以迄民国的地方志书。就撰写的方法论而言，则本着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原则，在将传统方志书目一网打尽的同时，也力求能呈现其学术史发展的特征。而收入其中的每一部书目，尤真是现存方志，都尽可能地揭示原书内容，介绍特殊史料，考证纂修原委，论说著述宗旨，评述体例得失。如果统计其历代编纂数量，则可说官修私撰省志现存13部、亡佚3部；贵阳市方志现存1部，亡佚4部；安顺地区方志现存14部，亡佚19部；黔南州方志现存12部，亡佚30部；黔西南州方志现存15部，亡佚3部；六盘水市方志现存9部，亡佚4部；毕节地区方志现存13部，亡佚33部；黔东南州方志现存22部，亡佚38部；铜仁地区方志现存17部，亡佚19部；遵义地区方志现存19部，亡佚23部。除了历代地方志外，又专设一篇，著录有关贵州省的专籍，分提要、存目两目，共计收入343部典藉，一省之方志文献，都可以在书中我到。
车秀琴：真可谓洋洋大观！不仅是贵州旧志的集大成者，更是贵州旧志整理的典范，还是贵州地区自然、人文、社会的丰富史料。张教授，您是我们地方志工作者学习的榜样。
张新民：我自1972年起就从父亲学文献学，受过严格的版本目录学训练。周春元先生早年曾从学顾颉刚先生，他在魏晋南北朝史的研究上有很深的造诣。1982年初我曾陪同他赴江苏师范大学（今苏州大学），参加《方志学概论》》一书的编撰研讨工作，该书后来由来新夏先生主编出版，在方志学界影响很大。我之所以撰写《贵州地方志考稿》，实出于他的严厉要求，否则有可能从刘知几的《史通》入手，叧走一条研究史学史的道路，在学术成就上， 完全是另一番景观。王燕玉先生一生精力主要用在贵州史的研究上，他也是上世纪80年代地方志研究的早期开创者，《考稿》正式出版前他曾审阅全稿，对我的帮助也很大。来新夏先生与我长期通信，他的鼓励也给我很大的精神动力。陈福桐先生与我交往最深，他的奖赞常使我汗颜。傅振伦先生远道赐序，那时他已八十岁高龄，破例为我功笔，也令我感动不已。欧洲汉学家魏查理教授主动联系出版，最终使此书能以中文形式在欧美传播，而黔省史地文化研究也提高到全国乃至全世界瞩目的地位。回想旧事前后经历，真有无尽的感慨！
车秀琴：是的，学术研究本就是不易之事，何况地方志研究领域本就是“三苦”（清苦、艰苦、辛苦）之地。张教授，您可谓贵州旧志研究的集大成者，请您为后来的地方志工作者们传授下旧志研究的经验吧。
张新民：地方志是我国特有的极其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是祖国文化典籍的重要组成部分，能够突出地反映各个区域文献积累的地域面相。更重要的是，各个时期编纂的地方志，各有其时代的明显特点，可从中了解当时政治隆替、地方治乱、文化盛衰、经济荣瘁等各方面的情况，可补正史之不足，纠正史之阙失，无论批判性地继承古代文化遗产还是创造性地编纂当代新方志，都需要对旧志进行认真整理和利用。
整理和利用方志遗产，首先从目录学入手，掌握现存方志的家底和亡佚方志的情况，考究它们的源流、真伪，分析它的价值、地位。以最负盛名的道光《遵义府志》为例，此书的纂修者为遵义郑珍与独山莫友芝，号为“黔中二杰”，享有“西南大儒”之誉。他们二人都曾师从本土学者黎恂、莫与俦治朴学，以后又转益多师，学承多元，治经而兼文史，同时也留心宋学。他们两人可说是最能代表贵州大传统学术儒风的学者，由他们二人一起主修志乘，可说是最佳人选。
郑、莫二氏应知府平翰之聘，穷三年心力，纂成《遵义府志》48卷，凡80余万言，计33目。内容分别是：图说、星野、建置、疆域、山川、水道考、城池、公署、坛庙、关梁、古迹、金石、户口、赋税、蠲恤、农桑、物产、木政、坑治、风俗、祥异、学校、典礼、兵防、职守、宦绩、士官、选举、人物、年纪、艺文、杂志、旧志叙录。全书“源流洞若，门目灿然，精炼而无秕，周密而罔遗”[1]，其中金石、农桑、坑治、旧志叙录诸目，均为前志所无，系郑、莫二氏增创，至于类目设置的广泛，既说明了社会结构的微细变化，也显示了志家视域的扩大。此书撰成于道光二十一年（1841），此书的撰成，标志着19世纪中叶以来朴学研究领域的旗帜在偏僻的贵州也得到了张大，并且旁及到经学以外的方志学领域。
我们今天编修新时代的方志，是否能再出郑、莫那样一流的人才，编出《遵义府志》那样一流的好书，不仅发扬光大固有的修志传统，更重要的是创造出符合时代需要的新方志，我想是对每一个修志工作者的严峻历史考验，以今天的条件论我们没有任何理由不做出更好的成绩。今天编修方志，也要有辦证观察社会问题的敏锐眼光，有社会担当的主体责任意识。古人优以天下，乐以天下，修志者有苦有乐，是同样的道理。
车秀琴：是的，编修符合时代需要的新方志是我们这一代方志人必须面临的历史考验。感谢张教授接受此次访谈，非常感谢给了我们这次学习的机会。
[1]道光《遵义府志》卷首，钟裕序。
文字视频收集与编发：中国文化书院（阳明文化研究院）中华传统文化与贵州地域文化研究中心 办公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