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第2期《地域文化研究》刊载贵州大学中国文化书院荣誉院长、贵州阳明文化研究院副院长、贵州省儒学会会长张新民教授论文，题：地域学术与黔学。全文如下：
编者按：中华学术丰富多彩、历久弥新。以文献来分，有经史子集；以地域来划分，有齐学、蜀学、关学、浙学、湘学、黔学、徽学等。可以说各个地区由于自己的自然环境、经济环境、社会环境以及传统历史的不同，在文化的构建、学术的创造上都有自己的特色和内涵。 地域文化又如同百川归海，共同汇聚为中华文化的大传统。本刊邀请蜀学、湘学、黔学、关学研究的四位资深教授，围绕“地域”“文化”进行交流，并以“文化笔谈”的形式刊出，期望能进一步推进中国地域文化研究的开展。
作者简介：张新民，贵州大学中国文化书院荣誉院长、教授，贵州阳明文化研究院副院长，贵州省儒学会会长，研究方向：中国思想文化史、中国史学史；贵州，贵阳，550025。
张新民教授
我想先谈一下地域学能否成立，成立的依据是什么的问题，然后再以此为宏观背景，简单介绍一下黔学的发展情况。
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就特别主张“善者因之，其次利导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实际就是强调应该针对物产的丰歉多寡，习俗的良窳好坏，因地制宜地加以治理。读《汉书·地理志》即可知道，汉成帝时已将全国划成不同的区域，并特别注意相关区域的习俗差异，目的仍然是如何针对地方实际开展合理有效的治理。在这一整体背景和致思脉络下，区域学的研究及相关成果的积累，就不能不成为一种历史的必然，越到后期成果内容就越显得丰富。根据《汉书·地理志》的记载，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即使儒学也是在一定的地域范围内慢慢发展起来的。严格说当时只有鲁地“好学犹愈于它俗”，齐地“土多好经术，矜功名”，其他地区或“高富下贫”，或“俗夸奢，上气力”，或“薄恩礼，好生分”，按照儒家的价值标准，都有因势利导或移风易俗的必要。可证儒家早期也是作为一个地域学派才发展起来的，最初主要集中在鲁齐两地，以后再逐渐向各地传播渗透，即使上升为国家意识形态后，也经历了很长一段时期，才成为跨地域的全国性思潮。
以儒学不断发展、传播和扩大的整体历史进程为范例，似可断言任何学派的早期发展都不可能没有地域性。至于以后传播速度的快慢，流行范围的大小，则取决于自身学说的理论圆足性与实用有效性，当然也关涉到文化心理认同的具体程度，需要社会历史条件的适当配合。但无论如何，一地的学术思想如果传入另一地，必然就会在传播或过程中嵌入当地的社会历史经验内容。这就是所谓的历史性和具体性，历史性和具体性也可称为在地性。我们固然应该重视学术发展自身固有的内在理路或发展脉络，但也有必要关心其与地方社会结合后所产生的经验形态或变化方式。在这一意义脉络下，地域学的产生显然是必需和必要的。无论着眼于实然或应然两个层面，地域学的存在及其发展都是不可否认的客观历史事实。地方历史文化的存在就是地域学产生和发展的客观现实根据，离开了地方历史文化的客观存在就谈不上地域学的产生和发展。
学术思想的产生和发展既然不能排除地缘因素的影响，地域学的形成与发展必然也会受到地方习俗文化的浸淫或制约。因此，如何自觉主动地了解地方民情风俗，将其提炼上升为国家治理经验，从而成为政府部门决策施政的依据，就不能不成为国家制度建构必须考虑的问题。缺少了地方史的国家史将会显得空洞，抽离了国家史的地方史也会显得狭隘。区域学的建构不仅有地方性的意义，而且也有国家性的价值，宏观固然可以包容微观，微观显然也能彰显宏观。如同国家与地方之间存在着互动关系一样，地方与地方之间当然也有明显的互动关系。这就决定了任何地域学都只能是开放而非封闭的。
现代地域学之所以区别于古典地域学，我以为其发轫当可溯自20世纪初。当时梁启超为了建构他所说的“新史学”，就曾主张分省分区地研究整体性意义上的中国。也就是说，认识整体性意义上的中国必须从地方开始，只有一个地方一个地方地认识清楚了，我们才能建构更大范围的整体分析框架，从而全面准确地认知或了解中国。至于爱国家也必从爱乡邦始，如果连自己的乡邦都不爱，又遑论什么爱国。同样的道理，如果连自己的国家都不爱，又奢谈什么爱人类。所以，理解或解释好地方便是理解或解释好中国的一条方法论路径，理解或解释好中国也是理解或解释好世界的一条方法论路径。反过来，我们也有必要以世界性的眼光来观察中国，以全国性的眼光来了解地方，透过整体和局部、宏观和微观或明或暗的循环解读，真正建构起必要的地方学术传统，形成异彩纷呈的地域学繁荣局面。正是由于有了新的方法论的高度自觉，尤其是研究典范的突破性转化，才形成了与古典地域学明显有别的现代地域学，尽管新旧之间并非完全对立，古典与现代之间仍有密切的联系。
黔学的提出相对较晚，大概延至民国年间才有人提出黔学这一概念。20世纪90年代，我们开过有关贵州学的学术研究会，也有一些专题研究论文发表。近十年来关注的人越来越多，成立了不少黔学研究机构，有官方的，也有民间的。但是如何定义黔学，学界的讨论仍很模糊。主要原因是贵州文化比较特殊，世居民族数量众多，多元性特征较为突出。我想或许可以用“大传统”与“小传统”来做适当区分，狭义的黔学主要指属于“大传统”的学术研究及其传承，经史子集的文献历代积累很多；广义的黔学则应同时兼顾大、小两种传统，我们当然不能将地方族群或民间社会的研究排除在外。
黔学概念虽然要到民国年间才产生，但决不等于之前的黔地就无学术文化的研究与传承。以“大传统”即儒道释三家的视域观察，贵州学术显然可追溯至汉武帝时期的舍人。读一下历代史志目录及朱彝尊的《经义考》即不难知道，他是为《尔雅》作注的第一人，也可视为贵州经学研究的开山者。稍后则有盛览，他曾跟司马相如学赋，司马相如告诉他：“赋家之心包括宇宙，总览人物，斯乃得之于内，不可得而传。”他撰有《合祖歌》《列锦赋》，不仅为崛起于边地的一代赋家，而且也开了广义的心学传承的先河。再即为东汉时期的尹珍，曾北上中原跟许慎学古文经，又从应奉学今文经，学成后即返乡办教育，传播儒家思想和价值。他们都是最早传播儒家价值的重要人物。两汉时期儒家思想已在西南、岭南地区渐次传播，不妨看成是国家经营战略的一件大事。
魏晋以迄唐宋，国家对今贵州地区的控制，无论羁縻或经制，可说都十分松散，但南宋时播州杨氏已开始建孔庙，并延经师课读子弟，我们判断程朱理学当已在贵州传播，尽管他们的信仰世界明显杂有释、道两家的成分，并非由儒家管控的一元的单纯的天下。
明代贵州儒家的发展开始步入高峰，主要得力于科举制度在地方的推行，也与大量汉族移民的进入有关，同时也离不开地方官员的热心倡导。与程朱理学并峙的是阳明心学，正德三年（1508）才开始传播，铸就了一批心学人物，形成了黔中王门学派。清代则有考据学的兴起，主要传承汉代经学。 我们看汉三贤祠的兴建，为什么要特别祭祀舍人、盛览、尹珍三人，主要就是经学运动唤醒了他们的汉代记忆，同时也是为了争取更多的正统资源，从而壮大地方学术的声势，所以清代贵州的经学著述，数量也相当可观。
儒家的重要学术流派，在贵州都有不同程度的传播。具体可概括为四类：一是汉代经学，二是程朱理学，三是阳明心学，四是乾嘉考据学，分别体现了不同的意义模式，代表了不同的诠释进路，构成了地方性的文化传统，反映了内地化的发展大势，当然也是黔学必须关注的内容。无论明代的王学或清代的汉学，后来都有不同学派的分化和发展，明代的黔中王门与清代的沙滩学术，我以为都是值得重视的地域学派。清代贵州大儒郑珍曾有诗句：“师法千年来，儒者各涵咏。”可见儒学的传播必须透过“千年之眼”才能观察清楚，各种思想资源相互交汇碰撞，当然也有了综合的发展取向，获得了明显的地域性经验形态。
儒家思想经过多方面的渠道，特别是科举制度的推行与各类学校的创办，也不断向民间社会或民族社区渗透，影响遍及百姓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形成了大、小传统长期复杂互动的有趣景观，发挥了维系或稳定乡村社会秩序的重要作用，当然也表现出多种文化因子混杂组合的地缘形态，实际已形成了一个地域性的文明体系。这是广义的黔学必须如实加以研究的，我们不能只盯着“大传统”而遗忘了“小传统”。
地域学尽管不能等同于地方文化，但它仍应以学理的方式来展示一方文化的精神品质。现在问黔学的精神品性是什么，贵州文化的地缘特征应该如何归纳？我们看清初学者陈法的《黔论》已有了很好的概括。作为一个有着强烈本土意识的贵州学者，陈法经过深刻的反思，概括黔地或黔人有“五病”“八便”。其中“八便”即居黔的八种好处，如“无大荒锓”“无祁寒盛暑”“风俗简朴”“奇山水可供游观”“山多林木，养生丧死无憾”“山洞可以避秦”等等，有些我们今天仅凭直观即可客观感受。“五病”则为黔人的五种弊端，每一种都用一个字来代表：陋、隘、傲、暗、呆。他认为除了“呆”以外，其他四种毛病都是可以改变的，如“陋者宜文之，隘者益广之，傲者益抑之，暗者益通之”，只有“呆”字应该珍惜，不能用“巧滑”来加以改变。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呆”即“朴实而不知变诈，谨伤而不敢诡随”，最能表现做人的“直道”，显示做事的“实心”。前人认为“黔人不好夸饰，故不为外人所知”，这当然就是“呆”或质朴的表现。
黔地学风质朴笃实，当然也有山的风骨。曾担任过中宣部部长的朱厚泽先生，他就认为黔地多山，山必有山的风骨，所以贵州人不缺钙。“不缺钙”即意味着坚毅质朴，说明贵州人生活在大山之中，始终拥有山的精神。山在中国文化语境中又象征着仁爱精神，体现了坚忍不拔的人文气象。所以，完全可以用坚毅质朴来表现贵州文化的地域特点，展示黔学的学风气象。
一地之学必对一地之文化有所影响，当然也必对一地之文化展开研究；反之，一地之文化也必对一地之学术产生影响，需要通过一地之学来加以提炼和升华。二者长期良性循环并互构互动，才能更好地推动社会的进步和发展。
现在我们一谈到什么“学”，就必须用西方的概念来定义，甚至套用自然科学的现成方法，似乎人文学的任何研究都必须清晰地加以界定。其实与哲学、史学、文学等专业分科学科不同，地域学的概念是比较松散的，凡涉一地之山川、历史、人物、文化等等都应该研究，也都是可以纳入其范围，它是宽泛意义上的学问而非专门性的学科，因而很难以单一学科的概念来加以严格界定。但既为地域学则不能不受到地理空间的限制，不能说它完全没有规范，只是说它很难建立严密的理论体系。而一地之文化只有经过知识学的严格处理，才更容易学习、接受、掌握和传播，所以地域学也不能放弃知识化、学术化的发展取向，必须积累能回应各种现实挑战的地方性知识，它的存在永远都为生活世界所必需。
历史上的确产生了不少的地域学派，当然需要以最有代表性的人物来作为符号象征。例如湘学的船山、闽学的朱子、关学的张载、浙学的王充等等，他们既是一地文化地灵人杰的代表，也是一方学术创论立说的象征。刚才我们讲到黔学，黔学便颇受湘学、蜀学、浙学的影响，最明显的便是沙滩文化，不仅长期受到湘学、蜀学的影响，甚至浙学的影响也不可忽视。因为贵州禅学之所以兴盛，溯其渊源，考其终始，则主要传承浙江天童圆悟一系的法脉，而遵义恰好为禅宗最活跃的地区，何况抗日战争时期浙江大学迁入，也对当地产生了重大文化影响。
郑珍、莫友芝、黎庶昌等一大批学者，他们都是沙滩文化的杰出代表，是否形成了学派尚可以讨论，但学术贡献的巨大当是无可置疑的。例如，郑珍早期研究程朱，也就是所谓的宋学，后来潜心经学，当然就更重视汉学，尤其擅长“三礼”研究，经学成就也十分突出。他之所以由宋学转向汉学，主要是受了安徽名儒程恩泽的影响。他与程恩泽在湖南相处一年多时间，与湘中学者交往颇多，他的名字“郑珍”两字是程恩泽所起，因而又字“子尹”，就是表示要效法东汉乡先贤尹珍，并特别推崇汉儒许慎、郑玄的学问，显然是清代汉学的重要发扬者。但我们也不能断言他就完全放弃了宋学，尊重朱子可说贯穿了他的一生。晚年他曾有撰写《危语》表彰宋学的想法，只是因为逝世太早，所以未能留下任何文字。他不是心学阵营中的人物，但对阳明本人仍十分推崇。
我们回顾以郑珍为代表的沙滩学者，可说他们已在从事综合各家各派，以求折中一是的工作，尽管时局动荡造成了很大的限制，但他们仍表现出一种集大成的学术气象。有趣的是，无论地缘环境或政治地位，郑珍生前均长期处于边缘，但他用生命积累起来的学术成就，却在身后不断从边缘走向中心。显然，边缘与中心是可以互动的，边地未必就不能回应全国性的大问题，只是如何坚忍不拔地守住寂寞，沙滩学者已做出了很好的示范。他们是古典黔学的重要发扬者和总结者，代表了古典黔学最后的灿烂霞光。
除郑珍的经学成就极为突出之外，莫友芝的版本目录学也在学界产生了重要影响。他与黎庶昌都曾做过曾国藩的幕僚，受湘学的影响很深。莫氏曾受曾国藩的嘱托，遍访江南藏书，他的《宋元旧本书经眼录》《亭知见传本书目》，历来为学者所称道。黎庶昌是散文大家，与同时的薛福成有“南黎北薛”之称，文风新颖醇厚，为桐城派重要人物。沙滩学者的成就是多方面的，我们当然应该推尊他们为黔学的代表。
最后，我想说的是，沙滩文化这一概念的最早提出者，其实不是贵州人，而是浙江大学的学者。抗战期间浙大南迁遵义后，张其昀曾主编《遵义新志》一书，便有了专门介绍沙滩文化的文字，是沙滩文化概念的最早提出者。沙滩文化当然不能等同于贵州文化，沙滩学者的成就也不能等同于黔学的成就，但以它作为标志性符号，象征黔学成就或黔人精神，我以为是完全能够成立的。他们继承了传统中国多方面的思想资源，代表了一个久远的人文传统，是崛起在黔中大地上的学术文化群体，不仅具有地域性特征，更具有全国性意义，完全可以作为更大范围的黔学的突出代表。
关于黔学的重要成就，学界一般认为有以下四点。
一是方志学成就。贵州自明代以来，前前后后共编纂了近三百部方志，集中反映了黔学发展的一个面相。其中最具典范意义的便是郑珍、莫友芝合纂的《遵义府志》，梁启超称为“天下府志第一”，张之洞认为“灿然可列著作之林”。与郑、莫先后同时，贺长龄聘湖南学者邹汉勋入黔，先后编纂了《贵阳府志》、《大定府志》、《安顺府志》，与《遵义府志》一样，也都是一流上乘之作。大家知道，邹是著名舆地学家，曾与魏源一起撰写《海国图志》，他编纂的《大定府志》，林则徐曾给予很高的评价。张之洞的父亲张所修的《兴义府志》，也是一部值得称道的名志。贵阳青岩人周钟蠧在台湾诸罗县任上，也主修了一部名志——康熙《诸罗县志》，香港著名地理学者陈正祥誉为“天下县志第一”。贵州学者能在方志学领域拿到两个“第一”，不能不视为黔学的骄傲。
二是禅学成就。陈援庵（垣）先生撰写《明季滇黔佛教考》，便特别表彰了滇黔两省的禅学成就。他的这部著作主要叙述自天启至永历一段的佛教史迹，实际已涉及入清以后的历史，但书名之前仍冠以“明季”两字，即是为了表彰固守人格气节的遗民，尊重他们的政治立场和身份选择。晚明时期中原佛教已经衰颓至极，西南独能承接东南禅风的波动，特别是南明政权恰于是时驻跸贵州，文人雅士纷纷逃禅，禅宗的兴盛可谓空前。我过去曾主持编撰《黔灵丛书》，即收录了大量禅宗语录，提供了不少佛教发展的有用资料，集中反映了贵州禅学方面的成就。陈先生的这部《明季滇黔佛教考》则全面介绍了禅宗兴盛一时的情况，当为最具代表性的黔学经典著述。
三是诗学成就。明代贵州就有谢三秀、杨龙友、周渔璜等一批著名诗人，清代的诗家更受到世人的广泛关注，最具代表性意义的作品便是郑珍的诗歌创作。四川大儒赵熙评价郑珍的诗，以“绝代经巢第一流”许之。今人钱仲联也有“清史三百年，王气在夜郎”的评语。以郑氏为清代诗坛的“宗祖”，当是晚清以来多数学人的共识。大约八年前我曾接待过加拿大学者施吉瑞，他是叶嘉莹先生的学生，研究工作刚从唐宋转入清代。他就认为郑氏在诗史上的地位，当不亚于大诗人杜甫。去年他的大作《诗人郑珍与中国现代性的崛起》出了中译本，书中不仅将郑珍拔高到可与陶渊明、李白、杜甫、苏轼媲美的程度，而且更将其视为现代性大变局的早期源头。他的评价正确与否，我们暂不置论。但可以断言的是，历代贵州诗家，他们不仅用自己的作品营造了一个情感的诗化世界，而且也铸就了一个赓续不断的人文传统。
四是心学成就。阳明“龙场悟道”后即开始传播他的心学思想，讲“知行合一”及“心即理”等学说，培养了一批黔中弟子，因而黔中王门的学术成就也不可轻易忽视。最具代表性的学者就是大儒孙应鳌，他的《易》学和《四书》学成就都十分突出。刚才我们讲到明清易代之际，儒家学者为坚守气节而纷纷逃禅，其中就有不少心学人物，当然服膺程朱学的学者也不少。陈寅恪为《明季滇黔佛教考》撰序，便明言“明末永历之世，滇黔实当日之畿辅，而神州正朔之所在”。他认为时当明清大变局之际，贵州“以边徼一隅之地，犹略能萃集禹域文化之精英”，实为中国文化史上的一件大事。陈援庵先生也认为“明季中原沦陷，滇黔犹保冠带之俗，避地者乐于去居岐”。可见僻处西南边陲的云贵两省，当时已成为华夏正统的象征。与《明季滇黔佛教考》类似，陈寅恪先生的序言也是黔学研究的纲领性文献。
以上只谈到方志学、禅学、诗学、心学等方面成就，实际可向大家介绍的还很多。地域学是包容性很大的学问，黔学当然也不可能例外。
图文收集与编发：中国文化书院（阳明文化研究院）中华传统文化与贵州地域文化研究中心 办公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