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12月1日“儒家网”转载贵州大学历史与民族文化学院教授黄诚2019年第4期《贵州文史丛刊》对贵州大学中国文化书院荣誉院长张新民教授学术研究文章，题：学修并进，经史兼综——探寻张新民先生佛学研究之学术旨趣与思想特质。全文如下：
内容摘要：张新民先生之佛学研究因缘乃受中国文化热之时代影响，其直接原因是对生死问题之追问，并在博大精深之中国文化智慧海洋尤其是佛学中找到了解决人生迷惑与生命迷惘之答案，而走入了佛教之历史、文化和思想研究新天地，且走进了中国文化之意义世界。其研究方法是佛学研究与生命体悟相结合，研究特征主要表现为学修并进与知行不二、儒释之间与“游苑禅林”、经史兼综与中西会通；其佛学研究特点乃是在儒释道三教视野观照下之综合诠释与立体融合；其佛学研究其时段可划分为三个阶段或为三个十年，既是先生佛学研究登堂入室和重要积累阶段，又是其生命转换和身心体悟之关键时期，而重要之处亦是先生学术生命之上升期和功德圆满期。
关键词：张新民；佛学；学术成就；研究特色
缘起
法不孤起，因缘所生。在茫茫人海之中，一切事象包括人、事、物之相互闪现都有内在之关联或必然。《贵州文史丛刊》编委王进教授邀我书写一篇与贵州大学中国文化书院创院院长、贵州省儒学研究会创会会长张新民先生（以下均称“先生”）有关之学术介绍或评价性之文章，乃是鉴于我追随先生且共事多年，既有“学缘”而应该知先生之学术理路，又有“人缘”而能体察先生之精神气象。我之所以义不容辞地应允，不在于我是否具备书写之身份与学识，因以我今日之处境与条件，既不能为先生争辉，亦不能为师长添彩，且以晚辈后学之形象妄论前辈鸿儒与耆老尊宿，既不妥亦不智；虽然自知自不量力，但仍敢于书写则完全在于我对先生有无与伦比之敬仰之心、感恩之德与崇拜之情。我非先生之正宗嫡传弟子，是以未能进入先生学术奥堂接续学统家法，然自一见先生后即生崇敬心，故始终以私淑先生学修为荣。与先生相交、相识，乃我人生之大幸，求法与求道之心忘乎所以，故在“尊德性，道问学”上攀缘且求增上缘，而但求能添列于先生学脉法派之系谱，先生不弃亦视我为己出且以学海道心真心真意挥尘指引我前行。有此道缘与法缘，且有王进教授之道友缘，可谓因缘殊胜、甚为希有，故欣然提笔作此陋文，以期从一侧面管窥或折射先生之佛学研究学术与思想面相。
一、生死追问与佛法智慧
上个世纪90年代，正是中华传统文化热兴起之高峰时代。与众多之佛学爱好者有同样之人生经历。先生之佛学研究因缘，亦受当时中国文化热之时代影响，而对作为中国思想文化重要组成内容之佛教产生了好奇，但关键处则始于其对生死之追问。在那个年代那个时段，由于先生家中几位亲人陆续离开人世[②]，悲伤、痛苦、迷惘、焦虑、不安常常萦绕在其内心世界而五味杂陈，内在情绪伴随和牵引着他心灵深处在自己处于悲痛无奈之中还不断要进行人生问题之思考：人为什么要死？人从何处来，要往何处去？人世间到底有没有天堂、地狱？到底有没有六道轮回？好人是不是可以上天堂，坏人是不是一定下地狱？到底人死了有没去了西方极乐世界？面对一系列人之生死问题与人生迷惑，没有更好之良方能够解决问题和扒开迷雾，且亦不能医治自己之心性问题，而现有知识结构不能满足先生对生死问题之追问。因此，从其他学术研究路径寻找人生答案成为先生探寻之重要着力点。先生上世纪50年代出生于书香门第，家学渊源丰厚，有桐城派法脉传承，故从小就受到严格之学术训练，古代传统之考据、义理与辞章之学在其幼小心灵深处早就扎下了文化之根。之后，其学术研究方法在继承父亲张振佩老先生传统家法之同时而求自我创新与创造，并呈后来居上之态势。而此次亲人相继离世之人生困惑问题，促动了他更大思考。于是，先生在刚入不惑之际，即转向了博大精深之中国文化智慧海洋中去寻找解决人生迷惑与生命迷惘之答案。如此，佛法给了他思考与面对生死之思想智慧，从而开启了先生认知佛法与研究佛学之重要时机与缘份。
时先生在历史学和方志学研究上硕果累累且有杰出成就，但在遭遇生死问题并经深入思考后，其学术研究出现了某些转向而涉足到了佛教研究新领域与新问题。先生认为，佛法是智慧之学，要智信而非迷信，“在东方智慧的各种表现形式中，佛教智慧有特别引人注目的地位”[③]。首先，在他看来，佛教是一种历史文化，在中国思想文化是上绵延二千年多年，有其自身内在之生命力，且能够构成学术研究范式，故可以开展学术性与学理性之探究；其次，佛法内涵人类思想闪亮智慧，不仅是中国文化之重要组成内容，而且具有中华文化之内在精神，能够给予人以思想启迪和带来正向能量，解决生死之困惑，智慧照亮生命之光明，尤其是中国佛教丰硕之佛法思想资源值得现代借鉴和当代运用，故对其有深入探寻之必要。再次，佛教与其他学科在中国学术思想史上交相辉映、精彩纷呈与相互影响，进行交叉研究有利于丰富中国思想文化之研究内容、论域、范式和进一步把握中国思想文化发展之历史特点及其内在规律。
由此，先生在生死追问和佛法智慧启迪中与时俱进、与时偕行，既坚持自己本体之历史研究，又拓宽佛学研究新路向，而走入了佛教之历史、文化和思想研究新天地，并走进了中国文化之意义世界，在跨世纪之时代转型中踏上了自己人生道路上不平凡之学术研究新征程并取得了佛学研究丰硕成果。
二、学术研究与生命体悟
整体而论，当下先生之佛学研究按照时间维度来划分，则可以大致分为三个阶段，或为三个十年。三个阶段、三个十年，既是先生佛学研究登堂入室和重要积累阶段，又是其不惑之际生命转换和身心体悟之关键时期，而重要之处亦是先生学术生命之上升期和功德圆满期。
第一阶段：90年代，即第一个十年。先生之佛学研究秉承了中国传统之学术家法，即其研究是以点校和翻译佛教经典文献为开端和始基，于是奠定了先生坚实之佛学基础知识和研究基本工夫。1994年，先生点校、翻译之《法华经》和《华严经》两部佛教长篇巨著，经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问世后反响非常之大，由此奠定了先生在佛学基础文献研究上之重要地位而开边疆贵州新时期研究佛教之风气，且开始广泛交流与结识海内外佛教研究有代表性之著名学者并获肯定。
先生发表于《闽南佛学》（1995年第2期）之《佛教智慧丛书序》一文直接指出：“佛教的人生方向就在于追求智慧，契入最真实、最圆融的存在境域。”[④]而对佛教及其智慧之学给予了充分肯定。先生还在该文中明确地点出了编写一套佛学智慧丛书之目的与意义，他说：
一方面着眼于宇宙论、本体论、人生论、认识(功夫)论等胜义谛层面上的智慧，把佛教对人生的体验、对内心的照察、对宇宙的解析、对真理的证会等独特智慧揭示出来；一方面也注意其语音、语法、修辞、譬喻、逻辑、数学、天文、星象、音乐、美术、医学、保健等世俗谛上的智慧，把佛教影响文学、艺术、科学、民俗等中国文化的精微细密处介绍给读者，使人们在积极与西方文化交流的同时，自觉地重视“自家宝藏”，在广泛吸取一切人类的智慧成果的基础上，承担起文化重建的世纪性课题。[⑤]
由此亦具见，先生之佛学研究视野之开阔与开放，在理论上有学理之独特哲思与信心勇气，对具有人类智慧性意义之佛学有学科发展与研究内容之亲切观照与觉悟，也体现了新时期先生视界中之佛学研究乃是一个大而全之多科性研究完整系统。若果说《法华经》和《华严经》之点校翻译是先生佛学研究成长之基，那么《佛教智慧丛书序》一文则又打开了先生学理探索建构佛学研究内容框架体系之门，且真实展示了先生对佛学研究之全方位理论新思考与实践之新探索。
紧接着，濒临天命之年先生又参与了贵州地方佛教文献大系——黔灵丛书系列之编撰出版工作，因工程浩大，而持续至2000年前后完成。1996年，《黔灵丛书之一：黔灵山志》（9万字）[⑥]，由贵州省地图印刷厂印制出版，先生担任此册副主编；1998年，先生以执行副主编身份主要整理编撰了《黔灵丛书之二：<锦江禅灯><黔南会灯录>》（50万字）[⑦]，由四川大学出版社出版；2000年，先生以执行副主编身份主要整理编撰了《黔灵丛书之三：黔僧语录》（300万字）[⑧]、《黔灵丛书之四：续黔僧语录》（300万字）[⑨]、《黔灵丛书之五：贵阳高峰了尘和尚事迹》（300万字）[⑩]，均由巴蜀书社出版。《黔灵丛书》大型文献整体系统出版，凡5巨册，计959万字，在学术界产生了巨大广泛之影响且颇受好评，为国内佛教地方文献整理与研究树立了标杆并成为同行开展类似工作效仿之典范，其编撰之意义乃“为研究佛教文化提供宝贵资料”[11]，而当时在国内地方佛教文献整理与研究中处于领先地位并起到引领作用[12]。先生是黔灵丛书方佛教文献大系之整理出版主要参与者、研究者和完成者，先生之整理工作不仅为学术界提供了丰富之佛教研究资料和基础素材，而且先生在这一整理过程而就佛教文献进行了全面系统梳理研究且对佛教经典文本开展深度耕犁，并在具体学术研究实践中贯彻义理、考据与辞章之学，在经史互参、身心体察与文字般若中深得佛法精义与奥义，敞亮和形成了自己佛学研究之理论向度、思想向度、思维向度与体悟维度，进而体认并提出“知识学问”与“生命学问”融合、打通且同等重要之价值与意义，并将研究体悟书写进入贵州大学中国文化学规，体现中国文化之精神奥义。
此外，先生还在其他报刊杂志上发表了一系列佛教主题内容之论文，如《敦煌写本<坛经>“獦獠”辞义新解》[13]、《贵州佛教文化与典籍》[14]、《日本学者石田肇与弘福寺》[15]、《贵州临济禅宗灯系溯源》[16]、《南明高僧月幢禅学思想初探》[17]、《贵州佛教典籍跋文二则》[18]、《黔灵开山祖师赤松和尚与嗣法传人瞿脉禅师》[19]、《这个和尚，尽有力量：黔灵开山祖赤松和尚》[20]、《一代高僧了尘和尚》[21]、《五台山云岗石窟朝圣记（上、下）》[22]、《〈黔灵丛书〉与贵州佛教文化》[23]、《雪斋书存、石兰和尚文跋》[24]、《黔灵高僧慧海上人传略》[25]、《般若智慧与禅道治疗学》[26]、《论清代高僧莲月的禅学思想》[27]、《莲月印正禅法综论》[28]等等，广泛性地就佛教文化作了探究并有自身切实之生命独特体悟，故其佛学研究成果也具有知识与生命融会贯通之特质，尤其是先生所著《中华典籍与学术文化》[29]一书中内含佛教研究内容有生命智慧之鲜活涌现，乃是值得重视与细致检阅之重要思想读本。
第二阶段：2000—2010年，即第二个十年。先生学术研究领域非常广泛，成果非常丰硕。此阶段先生之佛学研究内容亦复如是，既与上个阶段在研究理路上一脉相承、绵延不断，且对佛教认知和佛法体证又有新进展和新突破，而研究上亦涉及诸多方面之内容：一是就佛教历史人物行状与思想进行综合研究之成果，如《晚明高僧月幢禅学思想述论》[30]、《清季滇黔高僧赤松和尚与瞿脉禅师合论》[31]、《清季高僧善一禅学思想综论》[32]、《禅道澄明意义世界的呈现：临济宗高僧善一如纯及其禅法特点》[33]、《驰骋龙象，直指风规：临济宗月幢和尚及其禅道思想》[34]、《〈了尘和尚〉事迹书后》[35]、《菩萨悲情与心灵正见：一代高僧了尘和尚事迹与思想》[36]、《黔灵大和尚：慧海》[37]。二是就佛教之传播与区域性佛教历史文化状态及其研究情况进行考探与书评，如《“獦獠作佛”公案与东山禅法南传：读敦煌写本<六祖坛经>箚记》[38]、《临济宗风化边表》[39]、《贵州：传统学术思想世界的重访》[40]、《地方禅道文化的宝藏》[41]、《区域宗教研究的重要成果》[42]、《宗教区域文化现象学的时间性展开：读〈贵州省志·宗教志〉》[43]、《穿行在历史与现实之间的地缘学术思想：<贵州：学术与思想的世界>前言》[44]。三是切实地以身心世界体悟佛法真义，并以体悟式书写方式直探佛法根底与佛教意义世界，且对佛法蕴藏之真实奥义进行体悟性诠释与解读，为学研佛法与操习禅道而提供心灵正见并指出了有效路径，如撰写《菩萨悲情与心灵正见》[45]、《回归生命的意义世界》[46]、《在生命的实践中体悟大乘佛法》[47]、《存在与体悟：在“纪念黔灵弘福禅院赤松和尚开山330周年”学术讨论会上的演讲》[48]、《达摩禅的现代性新开展：〈探寻生命的真实：静坐散记>序》[49]等等，尤其是先生之“存在与体悟”和“《静坐散记》序”两文内容十分精彩，堪称佛学研究“知行合一”之典范，且显露出大乘佛法所具有之实践性精神和普行菩萨道之法理影响意义，而使研究与实践两个方面合二为一、打成一片，并呈现出学修齐头并进之态势与正向指导之价值。
此阶段，先生之佛学致思，还散见于其他书序之中。如先生为香港中文大学著名学者王熤《东西方文哲札记》书序云：“古代纯粹以文学名世者，也多出入儒、释、道三家，有其思想智慧可供采撷，应引起治哲学史者之重视。如禅门人物云：‘青青翠竹，总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既是拟示之美句，充满灵动生气，复是诗化之哲学，饶富天然理趣。”[50]先生以禅宗诗性言语，来透视文学艺术创造之美且给予内在独特分析，倘无有对佛学深度之体悟和神会，哪能会有顺手拈来之工夫与洞见。与此，也折射出先生之佛学研究特点，乃是在儒释道三教视野观照下之综合诠释与立体融合。
第三阶段：2011年至今，即第三个十年。此期间，乃先生进入耳顺时期，仅就先生之佛教研究成果而言，与上述两个阶段相较似稍少，但从践行大乘佛教所倡导之菩萨道精神来看，先生则是把更多之时间和精力投放在了对贵州地方文化遗产之保护与研究以及文化传播与人才培养上，然而在佛学体悟与涵养中先生则进入不可言说之新天地与不可思议新境界，故有其《惟有智者才能在情理交融的世界自由遨游》[51]一文中所展现之体察见识，即有“惟有智者”才能“自由遨游”如是生动性、透彻性之言说感念与感怀即为明证，亦展示了先生长期畅游在佛法天地之间心性开阔敞亮而体察证悟了佛法智慧在生命自由中所具之重要意义。且先生亦有关怀世间一切友情之真心回向：一是积极弘扬具有贵州地域性特色之佛教文化并对受佛教影响下而创建之心学及中国思想史上儒佛关系重要学术问题展开深入讨论，如《贵州禅宗的兴盛与发展：以山晖、敏树、利根为中心的考察》[52]、《心学思想世界的建构与拓展：以王阳明整合儒佛思想资源的学术活动为中心》[53]、《儒释之间：唐宋时期中国哲学思想的发展特征》[54]等论文。二是先生心怀济世情怀而以慈悲心指教开示学人，故撰写有《慈悲与智慧的圆融：在中国首届西普陀观音文化论坛开幕式上的致辞(代序)》[55]、《大乘菩萨道卓荦人格风姿的应机示显：论如何契入观音菩萨慈悲与智慧的情怀》[56]等文章，而为热心佛教之学人学修佛学与操习佛法指明方向。在他看来，“佛教是能够以学术研讨的方式为人类贡献出自己的力量的”[57]。
三、学修并进与知行不二
先生之佛学研究之学术思想特质乃在于学修并进与知行不二。在学修中参悟中国文化之奥义，实现生命之超越性而达至知识学问与生命学问打通之思想自由境界。
先生佛学研究之学修并进，广泛见之于先生之著述与生活。如先生《存在与体悟：在“纪念黔灵弘福禅院赤松和尚开山330周年”学术讨论会上的演讲》一文，讨论了存在与修行、存在与空性、存在与本体、存在与意义、存在与真实等一系列重大之重大佛教理论问题，在教理与心宗、道统与学统以及如何回应现代性挑战、如何诗意地安居等方面，也依据自己习禅之体验提出了相应之看法[58]，实际体现了他学修并进之佛学研究旨趣。先生指出：“悟道或证道是脱胎换骨地改变人的生命进程的决定性时刻。”[59]并认为：“证道即是通过长久的破执去妄的解构性修行工夫，获得生命与道体合一的实存性本然契悟，在超越智慧的观照视域下，彻底了解生从何来，死从何去的问题。……通过证悟，真理已成了我们生命内部的拥有。”[60]他尤其强调：“用学术讲道的方式来体悟佛法，领会人应有的圆融存在方式。学术研究也是一种法门，可以通过讨论的方式讲道，也可以帮助人言下启悟而证道。”[61]显而易见，先生之佛学研究乃是以亲身之体悟为根基，故切身体悟式地渗透出学术与佛法有机融合并呈现出鲜活之思想意境。
先生之佛学研究既是真知亦是真行，知行合一、知行不二，尽显学、修、悟之真义，故亦如他在《探寻生命的真实——静坐散记》书序中评云：“达摩之静坐壁观，实即定心澄止，默一起观，照理分明，亦称为禅观或止观，乃儒释道三家之共法，证入形上法身之手段。”[62]尤见先生对佛理与实证两翼之独特把握与自我觉悟。有觉才有悟，有证才有解，而对佛学奥义之深刻理解与把握，并具心灵正见，这当然与先生学修并进之亲身实践密不可分，故他言：“解空不解离声色，似听孤猿月下啼。不缚于禅者，始真深于禅。反权合道，离指见月，妙如玄机，一切无事，于法自在，方是习禅正途。”[63]关于先生学修并进之真实状况，他有自己之洞见：“余学道未深，教观双乘，幻情妄想，头上安头，忘机弃时，罪过非浅。……即所谓人法俱尽，取舍皆忘，冥契天道，活机无尽也。”[64]可见，先生之学修并进之真实，至于“余学道未深”、“头上安头”、“罪过非浅”云云，乃先生谦逊之风昭然显示也。
先生学如其人、文如其人，人如其文、人如其学，知识学问与生命学问一体贯通，且在生活实况中尽显儒雅之气、禅者之风，深邃温和、和气如风。日常生活中，每当有学人求教其修心之法时，先生常常笑曰：“打得念头死，方得法身生。”[65]而将禅宗修身养性之方法转示于后学参悟。在先生看来，“禅者真正的深度体验仍需自证自悟，否则便难免不造成话语表达上的肤浅”[66]。
四、儒释之间与“游苑禅林”
儒学是先生安生立命之学。先生温文尔雅、文质彬彬，具有儒者气象和儒士之精神。但他出入释老，时常游戏三昧于儒佛道三教之间，思索儒学及其现代性开展问题，体悟禅学之佛法义理与实践真义，探寻儒释道三教关系中之阳明心学要义、格局、气象与时代精神，致力于打通古今与中西之学，注重学问义理、考据与辞章三学之融汇与贯通，且以儒学为法眼、佛学为道眼，穿行于中国思想文化之历史大脉络中而尽可能精准把握中国文化之思想价值与理论特质。
其一，通过举办刊物，穿行在儒佛研究之间，见证中国文化之活泼存在，重建中国文化之理论自信、文化自信和学术自信。一是创办《阳明学刊》积极探索儒学及其现代性开展，以儒家为本怀，探索研究阳明心学之时代性主题，又兼顾中国文化大传统研究内容，且深度涉及佛学之广泛性研究，如先生曾说：“大乘佛学或禅宗乃是本刊长期关注的重要研究领域。”[67]先生论及儒学和阳明之文章，似均会有意或无意之间援引佛学内容加以印证，如其在《良知：人生与社会的天则明师——传统心学思想的现代新开展》一文中言：“如明代高僧蕅益智旭大师便明确宣称：‘近代传孔颜心法者，惟阳明先生一人；传佛祖心法者，惟紫柏大师一人。’……所以虽于儒释源流，略窥一线，知与世谛流布之理学禅机，迥然不同。”[68]又言：“蕅益大师于佛教则推崇紫柏，紫柏与蕅益一样均为明代著名高僧，影响后世甚深，其事迹可暂且不论；而儒家人物中，他最为看重者，即比他稍早的王阳明，原因在他看来，王阳明颇得孔颜心法，故生无限向往之情，颇以不能亲炙为憾。”[69]借用佛教史料来评价和证明王阳明学术之价值与时代性意义，不能不说是先生穿行在儒释之间鲜活之客观证明。儒佛互释之方法或观念，经常存在于先生之研究话语系统中，如《视野交融下的哲学、宗教与科学——答香港城市大学邝振权教授问》一文中，先生指出：“大乘佛教与禅宗认为真空是体，妙有是用，真空无碍，缘起无尽，形上涵摄形下，形下内蕴形上。这就是程伊川所所的‘体用一源，显微无间’。”[70]显而易见，先生以程子之观点来会通佛学之教理，儒佛互释跃然于纸上。先生主办《阳明学衡》（又称《阳明学刊》第二辑）一贯重视佛学研究，在自己身先士卒撰文护刊之外，还刊登了台湾著名学者、禅门泰斗张尚德先生《道为什么不可说》一文[71]，从逻辑学、知识论、方法论入手并以儒释道三家证道之法而就道之不可言说性展开言说和阐释，凸显了“中国文化的宝藏儒释道三家一体”[72]、“印证物自体的基本方法是定慧”[73]之重要观点。特别是在先生主编《阳明学刊》中专设“佛学研究”栏目，积极推动佛学研究。历期刊发之佛学文章，则有霍韬晦《禅与东西文化——思维角度的检视》[74]、王堃《莲池大师的净土思想》[75]和《佛教孝亲观浅探》[76]、廖峰《禅哲学，还是禅宗史——现代学术史中的一桩公案》[77]、郭文夫《佛教学的过去、现在和未来》[78]、宋立道《中国禅宗的心性论主张与传统思想背景》[79]、刘益《海德格尔的“它”与禅者的“他”》[80]和《禅者的“词语破碎”与海德格尔的“词语破碎”》[81]、欧阳镇《印顺佛学思想研究中存在的歧义》[82]、刘聪《罗汝芳与佛教的因缘》[83]、黄诚《论清凉文益禅师与法眼宗的形成》[84]、张宏斌《神会之护国思想溯析》[85]，且先生亦曾在《阳明学刊》上专门撰写发表论文10余篇，其中佛学主题文章有《存在于体悟——在“纪念黔灵弘福禅院赤松和尚开山330周年”学术研讨会上的演讲》[86]、《视野交融下的哲学、宗教与科学——答香港城市大学邝振权教授问》[87]。可见，先生不仅自己以身作则进行学术研究，还为佛学研究搭建平台，始终穿行在儒佛研究之间并游苑禅林，且以自由之心境畅游在学术之天地。
二是主持《人文世界——区域•传统•文化》，既注重区域文化之特色研究开掘，也关注中国传统文化之探索开新，而将大传统（传统文化）与小传统（地方文化）有融合，而双轮驱动区域文化小传统与儒佛道三教文化大传统之学术研究且相得益彰。故在先生主导下，该刊物大量刊发儒学与佛教关联性文章及地方文化题材研究文章，如有刘聪《王阳明“四句教”佛学渊源探悉——兼谈“无善无恶”非境界论》[88]、陆祥运《阳明心学传习中儒与佛、老的分判》[89]、龚晓康《浅析智旭的“唯心净土”说》[90]、欧阳镇《论印顺人间佛教的架构与理路》[91]、隋思喜《从佛道关系的演变看北宋道教理论转型的实现》[92]、张体珍《沿河佛教文化史考》[93]、刘先和《盛世佛缘，佛恩浩荡——读<虚云和尚全集>南老序言所感》[94]、刘益《禅者之“手”与海德格尔之“手”》[95]、黄诚《思想文化史视域中的“三教关系”与信仰世界——以黔地儒释道“三教关系”与宗教文化信仰为个案》[96]、张明《梵净山历代高僧考略》[97]和《梵净山佛教文化保护与旅游开发》[98]、金波《梵净山三大古寺佛教文物考》[99]，等等。
概而论之，先生主办刊物重视中国文化之传承和开新，并将佛教列入办刊之事实，足以表明先生穿行于儒释之间，以儒学安身立命之学术理路和以佛学修养为方便法门之意趣。换言之，即是“以出世之心做入世的事业，是更为重要的一种实践性的修行工夫”[100]。且举办上述两大刊物，按照先生之宏愿，乃是“本着应机应时、契道契理的精神，先后创办了《阳明学刊》和《人文世界》两大刊物，出版了学术文库丛书一套，希望能重新厘清中国文化的价值系统，全面认识传统中国的社会文化结构，寻找现代人安身立命的学术文化资源，见证民族文化生命永不死亡的真义。”[101]
其二，学术上秉持“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融贯儒佛道三教，在研究中体悟与实践，在静坐涵养中“游苑禅林”。先生2004年创办《阳明学刊》一下子占据了阳明学研究制高点，结束了国内有阳明学研究而无阳明学研究专门性刊物之事实，而成阳明学者独立举办阳明刊物之典范并起研究引领之作用，兹后才有《王学研究》、《阳明学研究》等系列刊物之雨后春笋般涌现。2004年，时任浙江省社会科学院“国际王阳明研究中心”秘书长钱明博士曾专门撰文称：“贵州学者对阳明学的长期研究‘尤其值得称道’，《阳明学刊》的成功出版，则使贵州一跃成为阳明学研究的中心。”[102]先生创办较早之《阳明学刊》，倡导研究阳明及儒佛道三教思想，以阳明学统合中国文化之研究，即显示了其独立办刊之情状和独树一帜之风格。且先生以开放心态办刊接纳学院派之外实修之论文刊发，有如张尚德《论王阳明的悟道》[103]和《道为什么不可说》[104]，先生《存在于体悟——在“纪念黔灵弘福禅院赤松和尚开山330周年”学术研讨会上的演讲》和《视野交融下的哲学、宗教与科学——答香港城市大学邝振权教授问》等文章，而开一时代学术研究之风气，并广受港台学者及海外学者关注且专门就刊物所载之身心实修论文进行研讨。
融贯儒释道三教，是先生“一以贯之”之思想立场。他说：“三教融合是明清两代中国文化的一大发展趋势，……东汉牟融撰《理惑论》，早已开三教融通的理论先声了。”[105]又认为“儒道释三家本来便可以相通，只是依体起用时言说的方向略有不同而已”[106]，“儒道释三教的逐渐趋同，也是一种文明对话的结果，是人类交流史上的壮观”[107]。可见，先生认为儒道释在形上之本体意义上乃具有一致性或同一性，而在实际之起用上则表现为分殊性或差异性。具体在划分儒释道之文化类型界限时，先生则是以“大传统”与“小传统”之边界进行界定，他说：“儒释道三家作为大传统文化，一方面越来越占据了地方思想世界的中心地位，表征着知识精英群体活动规模的不断扩大；另一方面也不能不凭借小传统的肥沃土壤以求生存发展，出现了从内容到形式的各种变异现象。”[108]由此亦具见儒道佛三教业已成为中国文化之不可或缺之核心内容，而传统文化之研究则必不离于儒道佛三家之研究，且从中也折射出先生融贯儒道释三教研究之学术眼光与重视进行儒道佛三教研究之重要意义。
先生一直主张在生命实践中体悟大乘佛法，故他撰有《在生命的实践中体悟大乘佛法》一文强调了在实践中体悟佛法之重要性，认为：“体悟是最基本的、根源性的人生经验，不但有助于生命境界的提升，而且直接就是人的存在方式。体悟先于认知，直接与真理为邻。只有通过体悟的行动，我们才能真正步入‘道境’，打开真理的大门，获得自身的实然性绝对存在。”[109]
在涉及佛家开悟之问题上，先生指出：“禅法的传承从来都有严格的师承关系，否则连基本的宗教实践的方法都不知道，如蚊子叮铁牛一样找不到入口处，又遑论什么开悟？”[110]在先生看来，“默坐静定便是前人总结出来的一种最好的入道体征的方法，是朝向开悟获得终极性的本觉体验所必须经历的环节”[111]。而且，先生指出：“配合禅定(静坐)修证的方法，通过各种实际的生命磨试工夫，凭借不同的精神修炼方法，加上以“道”为中心而展开的文化智慧的涵化，完全可以化解各种各样的无明执著，摆脱无常与虚假的遮蔽，消饵烦恼与痛苦的缠绕，破除一切人我的分界，让人依据证空之智慧，彻悟存在的自明性本质，透入生命的形上本体，踏进意义的真实境域，获得极高的超越性慧识。”[112]
先生之“游苑禅林”似当始自上世纪90年代初之静坐参话头。如前文所述，时因先生亲人相继离开人世，而有“人生无常、生命痛苦”之感伤，故常思考“人从哪里来，又到哪里去？”这一人生大问题，于是当时就“参了一些话头，也开始静坐”[113]，即参“人从哪里来到哪里去？”、“万法归一，一归何处？”[114]。依先生自谦之辞，则是“一窍不通，什么也不懂”[115]，而无实质性修学进展和特别体悟。至1997年，先生赴香港参加学术会议，时偶遇张尚德先生后而在修学实践上出现转折，“感觉人的存在会有纯阳之体显现”[116]。之后，先生有修学新进展，据先生说：“在打坐的时候，也有一些体悟，比如：‘人从哪里来，又到哪里去？’有一个很大的声音告诉我：‘人从天地来，还向天地去。’”[117]1999年，张尚德先生在贵阳参加阳明学术会议期间，受邀在贵州师范大学举行报告会；在报告会上，先生有修学新突破，他说在老师讲课时：“一个生命的大流，一种强大的能量，从我头顶灌到脚。”[118]之后先生又追随张尚德先生赴成都、湘潭修学而有突飞猛进之收获，体察到“天、地、人都凝然成为一体，自己也悄然化归为与它们没有分别的存在”[119]。可见，先生是以静坐之方式，去体悟禅之意境，从而实现了身心之自由境界。二十年来，先生学修并进、知行不二，始终在学研佛学之路上耕犁，真正地“游苑禅林”，真实地体悟大乘佛法之奥义。2013年，先生参加“中国首届普陀观音文化学术论坛”毕，而作有《参加西普陀寺观音文化论坛归来有感》云：
昨日自金阳主持观音会归来，甚觉疲累，乃彻夜兀坐，调息平心。而天上地下，卸风乘云，忽来忽去，驰骋自由。然识风散尽，黯云消歇，遂化身为太虚，无形段可言，无尘埃能染，无踪迹可寻。而日月互照，彩霞成绮，雷霆风雨，春花春实，举凡巨细，无论精粗，皆涵摄于太虚之境中，一一明晰清澈可辨。惟无增无减，无来无去，无消无长者，太虚是也。有增有减，有消有长，有盈有缩者，万物是也。万物皆聚于太虚，散于太虚，而终不为太虚累，或理之定数乎？太虚敦化，万物成象，可腐坏者万物，不可腐坏者太虚也。遂愈信无不碍有，有不碍无，有无相得益彰，诚乃妙趣无穷。至于人生之至怏至乐，则为入于无我之境也。乃乘兴胡诌一联，以志时节因缘，而免事后遗忘，兼供同道参焉。联云：乘愿披霓而来，大地河山总关情，千江有水千江月；扶摇御风以去，太虚形段难透迹，万里无云万里天。[120]
先生所言“然识风散尽，黯云消歇，遂化身为太虚，无形段可言，无尘埃能染，无踪迹可寻”，显示了先生证入无形无相之空境。然而空境非空，即空即有，是故先生又曰：“惟无增无减，无来无去，无消无长者，太虚是也。有增有减，有消有长，有盈有缩者，万物是也。”而在先生看来“无不碍有，有不碍无，有无相得益彰，诚乃妙趣无穷。至于人生之至怏至乐，则为入于无我之境也”。此种感言，尽显禅宗机趣与机理，亦彰显了先生禅之体验所获之自由乐趣与真实境界，即所谓真乃个“游苑禅林”也。
五、经史兼综与中西会通
先生精于古之“义理、考据、辞章”旧学，且今又有“同体、殊相、共用”新论，既重视佛教史之研究，也重视佛教经典之诠释，可谓经史兼综[121]。先生提倡有思想之学问与有学问之思想，旗帜鲜明表达不作无病呻吟之文章，且在学术研究实际中坚决贯彻。新学不离开旧学，故其重视“义理、考据、辞章”之旧学家法研究理路，仍然可从其佛学研究成果之思想旨趣中看得出来[122]。
先生具有独立之思想与自由之人格，在继承旧学家法和汲取佛教智慧之基础上思想理论上有创新，并致力于中西会通之方向。先生最为突出之处乃在于先生第一次提出“同体、相殊、共用”之富于创建性之思想理论，并将其落实于阳明心学之具体研究中，而以本体实践论之方法论形式解决了当下阳明心学研究之困境问题，与美国夏威夷大学终身教授成中英先生提出之本体诠释学相辅相成，且成一体两面之不可或缺之车之两轮或鸟之双翼，其思想理论之现实意义不可谓不非凡、不可谓不具有时代性价值与意义。众所周知，佛教乃是实践之学问，心学亦是实践之学问，心学与佛学在实践上有着异曲同工之妙，故阳明在龙场大悟格物致知之旨，或称其为吾心具足之良知本体，同样如同禅宗六祖慧能大师在蕲州黄梅五祖寺受弘忍大师之教导而在袈裟遮围说《金刚经》顿悟“应无所住而生其心”并发出“何期自性本自清净、何期自性本不生灭、何期自性本自具足、何期自性本无动摇、何期自性能生万法”[123]之心灵觉悟，而有形式上之局部相似性体悟经验。先生在对心性体悟中直接体认与感受了阳明心学之内在意义，故其1996年第一次在贵阳修文举办召开之国际阳明学学术研讨会上，就真切地言说表达了“良知就是温暖”之独特见解，而获得了台湾著名学者、达摩书院院长张尚德先生之特别肯定与赞扬。2018年10月，在贵阳修文第六届国际阳明学术研讨会上，先生明确以“本体实践论”之理论方法全面、周延地诠释了阳明心学之理论特质与思想价值，尤见其理论与方法之圆熟性、周延性和系统性，故至此先生在研究方法论上较成熟地完成了对阳明心学思想理论研究之创造性探索。
先生之“同体、殊相、共用”论，究竟是何种理论系统？简言之，同体即一切现象和事物在本体上是相同，所谓体一不二、道通为一；殊相，即事物之表现上则可以是千差万别，有不同之形式；共用，即千差万别之事物现象，在用上可以有同样之作用，或同一之效果，虽方法不同，但作用相同，即如同筷子能吃饭，刀叉亦能进食，达到同样之功能。先生提出“同体、殊相、共用”论，乃是综合了中国传统儒释道三教之思想智慧，尤其是佛学“体、相、用”智慧而创建之独特理论。不仅可以解释中国思想文化史上之理论与实践同一和统一性问题，而且能够打通中西过度强调差异和不同之壁垒对抗而起到实现中西文化思想之平等交流与对话之理论影响。如先生言：“中西文化同体共用异相论一方面强调形上本体的整体性、统一性、普遍性，一方面又看到用的分殊性、具体性、个别性。”[124]此处，我们不妨举一具体研究例证说明之。先生早年在体认佛教空之思想内涵时，对西方存在之思想亦同样作出创见性思考，并形成如下之认识观点：
康德认为纯粹理性只能获得经验的科学知识，不能获得超验的自在之物(本体)的知识。维特根斯坦强调存在一个不可说的(即在语言范围之外的)真实领域。海德格尔建立“存在”(sein)的形而上学，借助于“诗”(审美)的方式证明存在，以解决人的存在(dasein)如何具有本体论意义的问题——本体不离现象而存在，存在即是存在者的存在。胡塞尔的观象学则指出，用概念建构起来的“科学世界”是抽象的，将这个抽象世界“括起来”，剩下的才是真实的世界，这个无法再“括”、不能再“分”的“剩余者”就是现象学的“还原”，也就是归向事物本身。佛教如实智的慧观方法——通过化掉无明、去除障蔽和偏见，由主体内在的澄明而契入宇宙本质的澄明，透入、生命存在的真实相状，由此展现全幅生命的意义——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有殊胜之处，蕴涵着东西方哲学会通的诠释线索，至于德里达(Jacque Derrida)意义上的“解构”作用，般若智所重视的由消解而显体也早已有了预取。明白了这一点，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海德格尔要感叹他所思维的“存在”远离西方传统，反而接近于大乘佛学与禅宗的“空”或道家的“道”了。[125]
在一篇90年代中期书写之文章序言中，先生不厌其烦对西方哲学问题与东方佛教义理进行比较分析和细致言说，并认为佛教“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有殊胜之处，蕴涵着东西方哲学会通的诠释线索”，既显示了先生对西方哲学思想之非凡熟悉，也体现了先生对佛教之独特认知，而且这一认知具有深刻性、独见性和创建性，这也是我们可以说先生之理论思考具有中西会通之思想意境，即“能够打通中西过度强调差异和不同之壁垒对抗而起到实现中西文化思想之平等交流与对话之理论影响”之直接缘由。
余论
最后，依笔者视界，先生乃道行不二之师德典范，学问涵养为吾辈望其项背，故吾心向往之。笔者曾作《诸缘学脉论》云：“张新民先生实为我生命学问与知识学问需打通之指引导师。张先生学问广博深邃，难以言语，既有儒、释兼修之生命真切体悟，又有文史哲相互打通之杰出成就，不仅义理、考据与辞章皆有贯通，而且中学与西学一体圆融，有儒者气象、禅者风度，且于程朱理学与陆王心学皆有内在心性之细微体察与证悟，学修并进、知行合一、涵养甚深，就此意境而言，则可视为当今学界不二人，余仅能望其项背而赞叹不已矣。张先生虽非我直接授业之师，然其道德学问与人格生命之境界，吾心向往之，愿私淑张师而执弟子礼。而立之年与张先生相识，乃证因缘颠扑不破之理，虽未得宗门学脉心法且未成真谱系传统，然诸学子耳濡目染，受其熏修，知识与学问亦可脱胎换骨也；且吾心能知他者不知先生处，故可以视为终身之师长与同道之巨擘。”此乃笔者心灵深处之真实感言，是红是绿，学人参学先生即可辨明。承蒙先生指教，佛学研究与人生迷津顿开，“如人饮水，冷暖自知”[126]。乐莫斯夜乐，没齿焉可忘。知恩图报，善莫大焉。人立于天地之间，当感恩天地之眷顾、世间之有情，故叩拜且赞叹先生，是为结语。
作者单位：贵州大学历史与民族文化学院 邮编：550025
注释：
[①]作者简介：1.黄诚，男，土家族，贵州铜仁人，哲学博士，文化遗产学博士后，贵州大学历史与民族文化学院、东方思想与文化遗产研究中心教授，长期从事中国思想文化史、儒释道三教关系研究。
[②]先生回忆说：“一九八八年，父亲去世，在同一个月，我的大哥又去世了。两三年以后，我的大姐，又因车祸死得很惨，一个美丽的生命，被汽车冲到人行道上，当场轧死。人生无常，生命痛苦，人从哪里来，又到哪里去？这是一个很大的人生问题。所以当时参了一些话头，也开始静坐。”参见张尚德述、黄高正整理：《探寻生命的真实：静坐散记》，成都：巴蜀书社，2009年，第2页。
[③]张新民：《佛教智慧丛书序》，《闽南佛学》1995年第2期。
[④]张新民：《佛教智慧丛书序》，《闽南佛学》1995年第2期。
[⑤]张新民：《佛教智慧丛书序》，《闽南佛学》1995年第2期。
[⑥]贵州省历史文献研究会、弘福寺黔灵丛书编委会合编：《黔灵山志》，贵阳：贵州省地图印刷厂印制（内部）出版，1996年。
[⑦]释慧海主编，张新民执行副主编：《黔灵丛书之二：<锦江禅灯><黔南会灯录>》，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98年。
[⑧]释慧海主编，张新民执行副主编：《黔灵丛书之三：黔僧语录》，成都：巴蜀书社出版社，2000年。
[⑨]释慧海主编，张新民执行副主编：《黔灵丛书之四：续黔僧语录》，成都：巴蜀书社出版社，2000年。
[⑩]释慧海主编，张新民执行副主编：《黔灵丛书之五：贵阳高峰了尘和尚事迹》，成都：巴蜀书社出版社，2000年。
[11]释慧海主编，张新民执行副主编：《黔灵丛书之四：续黔僧语录》之“总序”，成都：巴蜀书社出版社，2000年，第4页。
[12]据研究同行掌握之情况以及检索同期之国内同类相关之成果，即不难得出这一认识结论。
[13]张新民：《敦煌写本<坛经>“獦獠”辞义新解》，《贵州大学学报》1997年第3期。
[14]张新民：《贵州佛教文化与典籍》，《贵州日报》1997年2月6日“理论版”。
[15]张新民：《日本学者石田肇与弘福寺》，《文史天地》1997年第5期。
[16]张新民：《贵州临济禅宗灯系溯源》，《贵州文史丛刊》1998年第1期，人大复印报刊资料《宗教》1998年第2期全文转载。
[17]张新民：《南明高僧月幢禅学思想初探》，《古籍研究》1999年第3期。
[18]张新民：《贵州佛教典籍跋文二则》，《黔人》1998年第十五卷第4期。
[19]张新民：《黔灵开山祖师赤松和尚与嗣法传人瞿脉禅师》，台湾《十方》1998年第4期。
[20]张新民：《这个和尚，尽有力量：黔灵开山祖赤松和尚》，《文史天地》1999年第1期。
[21]张新民：《一代高僧了尘和尚》，《文史天地》1999年第2期。
[22]张新民：《五台山云岗石窟朝圣记（上、下）》，《广东佛教》1999年第1、2期连载。
[23]张新民：《〈黔灵丛书〉与贵州佛教文化》，《黔人》1999年16卷第2期。
[24]张新民：《雪斋书存、石兰和尚文跋》，《贵州文史丛刊》1999年第4期。
[25]张新民：《黔灵高僧慧海上人传略》，台湾《十方》1999年第1期。
[26]张新民：《般若智慧与禅道治疗学》，台湾《十方》1999年第1期。
[27]张新民：《论清代高僧莲月的禅学思想》，《历史文献研究》1999年总第十八辑。
[28]张新民：《莲月印正禅法综论》，《佛学研究》1999年刊。
[29]张新民：《中华典籍与学术文化》，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
[30]张新民：《晚明高僧月幢禅学思想述论》，《贵州师范大学学报》2001年第2期。
[31]张新民：《清季滇黔高僧赤松和尚与瞿脉禅师合论》，印顺主编：《虚云法师与鸡足山佛教：中国宾川鸡足山佛教文化论坛论文集》，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8年。
[32]张新民：《清季高僧善一禅学思想综论》，《岭南佛学院学报》2000年第1期。
[33]张新民：《禅道澄明意义世界的呈现：临济宗高僧善一如纯及其禅法特点》，《贵州大学学报》2001年第1期。
[34]张新民：《驰骋龙象，直指风规：临济宗月幢和尚及其禅道思想》，台湾《十方》2000年第11期。
[35]张新民：《〈了尘和尚〉事迹书后》，台湾《黔人》2000年第2期。
[36]张新民：《菩萨悲情与心灵正见：一代高僧了尘和尚事迹与思想》，《佛学研究》2002年第10期。
[37]张新民：《黔灵大和尚：慧海》，《文史天地》2002年第8期。
[38]张新民：《“獦獠作佛”公案与东山禅法南传：读敦煌写本<六祖坛经>箚记》，台湾《中华佛学学报》2003年第16期。
[39]张新民：《临济宗风化边表》，《新原道》2004年第2辑。
[40]张新民、李发耀等：《贵州：传统学术思想世界的重访》，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10年。
[41]张新民：《地方禅道文化的宝藏》，台湾《黔人》2001年第3期。
[42]张新民：《区域宗教研究的重要成果》，《贵州民族研究》2001年第3期。
[43]张新民：《宗教区域文化现象学的时间性展开：读〈贵州省志·宗教志〉》，《史志林》2007年第1期。
[44]张新民：《穿行在历史与现实之间的地缘学术思想：<贵州：学术与思想的世界>前言》，《贵州文史丛刊》2010年第2期。
[45]张新民：《菩萨悲情与心灵正见》，台湾《十方》2000年第1期。
[46]张新民：《回归生命的意义世界》，香港《法灯》2002年第224期，又删改载于《贵州文史丛刊》2003年第2期。
[47]张新民：《在生命的实践中体悟大乘佛法》，《佛教文化》2005年第5期。
[48]张新民：《存在与体悟：在“纪念黔灵弘福禅院赤松和尚开山330周年”学术讨论会上的演讲》，张新民主编：《阳明学刊（第三辑）》，成都：巴蜀书社，2008年。
[49]张新民：《达摩禅的现代性新开展：〈静坐散记>序》，张尚德述、黄高正整理：《探寻生命的真实：静坐散记》，成都：巴蜀书社，2009年；又载台湾《中华唯识学会会讯》2010年第2期。
[50]王熤：《东西方文哲札记》，成都：巴蜀书社，2009年，第5页。
[51]张新民：《惟有智者才能在情理交融的世界自由遨游》，《法住三十周年特刊：守护中国传统文化三十年》，香港法住出版社，2012年。
[52]张新民：《贵州禅宗的兴盛与发展：以山晖、敏树、利根为中心的考察》，《禅学研究》2011年第9辑。
[53]张新民：《心学思想世界的建构与拓展：以王阳明整合儒佛思想资源的学术活动为中心》，《阳明学研究（创刊号）》，北京：中华书局，2015年。
[54]张新民：《儒释之间：唐宋时期中国哲学思想的发展特征》，《文史哲》2016年第6期。
[55]张新民：《慈悲与智慧的圆融：在中国首届西普陀观音文化论坛开幕式上的致辞(代序)》，《慈悲与般若》，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17年。
[56]张新民：《大乘菩萨道卓荦人格风姿的应机示显：论如何契入观音菩萨慈悲与智慧的情怀》，《慈悲与般若》，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17年。
[57]张新民：《在生命的实践中体悟大乘佛法》，《佛教文化》2005年第5期，第72页。
[58]张新民：《存在与体悟：在“纪念黔灵弘福禅院赤松和尚开山330周年”学术讨论会上的演讲》，张新民主编：《阳明学刊（第三辑）》，成都：巴蜀书社，2008年，第278页。
[59]张新民：《存在与体悟：在“纪念黔灵弘福禅院赤松和尚开山330周年”学术讨论会上的演讲》，张新民主编：《阳明学刊（第三辑）》，成都：巴蜀书社，2008年，第280页。
[60]张新民：《存在与体悟：在“纪念黔灵弘福禅院赤松和尚开山330周年”学术讨论会上的演讲》，张新民主编：《阳明学刊（第三辑）》，成都：巴蜀书社，2008年，第280页。
[61]张新民：《存在与体悟：在“纪念黔灵弘福禅院赤松和尚开山330周年”学术讨论会上的演讲》，张新民主编：《阳明学刊（第三辑）》，成都：巴蜀书社，2008年，第280—281页。
[62]张尚德述、黄高正整理：《探寻生命的真实：静坐散记》，成都：巴蜀书社，2009年，第4页。
[63]张尚德述、黄高正整理：《探寻生命的真实：静坐散记》，成都：巴蜀书社，2009年，第7页。
[64]张尚德述、黄高正整理：《探寻生命的真实：静坐散记》，成都：巴蜀书社，2009年，第7页。
[65]张尚德述、黄高正整理：《探寻生命的真实：静坐散记》，成都：巴蜀书社，2009年，第33页。
[66]张新民主编：《阳明学刊》（第四辑），成都：巴蜀书社，2009年，第521页。
[67]张新民主编：《阳明学刊》（第六辑），成都：巴蜀书社，2012年，第541页。
[68]张新民主编：《阳明学刊》（第六辑），成都：巴蜀书社，2012年，第321页。
[69]张新民主编：《阳明学刊》（第六辑），成都：巴蜀书社，2012年，第322页。
[70]张新民主编：《阳明学刊》（第四辑），成都：巴蜀书社，2009年，第398页。
[71]张新民主编：《阳明学衡》（第二辑），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40页。
[72]张新民主编：《阳明学衡》（第二辑），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47页。
[73]张新民主编：《阳明学衡》（第二辑），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45页。
[74]张新民主编：《阳明学刊》（第一辑），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242页。
[75]张新民主编：《阳明学刊》（第一辑），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263页。
[76]张新民主编：《阳明学衡》（第二辑），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48页。
[77]张新民主编：《阳明学衡》（第二辑），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64页。
[78]张新民主编：《阳明学刊》（第三辑），成都：巴蜀书社，2008年，第220页。
[79]张新民主编：《阳明学刊》（第三辑），成都：巴蜀书社，2008年，第240页。
[80]张新民主编：《阳明学刊》（第四辑），成都：巴蜀书社，2009年，第491页。
[81]张新民主编：《阳明学刊》（第五辑），成都：巴蜀书社，2011年，第492页。
[82]张新民主编：《阳明学刊》（第四辑），成都：巴蜀书社，2009年，第508页。
[83]张新民主编：《阳明学刊》（第五辑），成都：巴蜀书社，2011年，第478页。
[84]张新民主编：《阳明学刊》（第六辑），成都：巴蜀书社，2012年，第413页。
[85]张新民主编：《阳明学刊》（第六辑），成都：巴蜀书社，2012年，第447页。
[86]张新民主编：《阳明学刊》（第三辑），成都：巴蜀书社，2008年，第278页。
[87]张新民主编：《阳明学刊》（第四辑），成都：巴蜀书社，2009年，第331页。
[88]张新民主编：《人文世界——区域•传统•文化》（第三辑），成都：巴蜀书社，2009年，第3页。
[89]张新民主编：《人文世界——区域•传统•文化》（第三辑），成都：巴蜀书社，2009年，第38页。
[90]张新民主编：《人文世界——区域•传统•文化》（第三辑），成都：巴蜀书社，2009年，第213页。
[91]张新民主编：《人文世界——区域•传统•文化》（第三辑），成都：巴蜀书社，2009年，第220页。
[92]张新民主编：《人文世界——区域•传统•文化》（第五辑），成都：巴蜀书社，2012年，第113页。
[93]张新民主编：《人文世界——区域•传统•文化》（第五辑），成都：巴蜀书社，2012年，第162页。
[94]张新民主编：《人文世界——区域•传统•文化》（第五辑），成都：巴蜀书社，2012年，第491页。
[95]张新民主编：《人文世界——区域•传统•文化》（第四辑），成都：巴蜀书社，2011年，第273页。
[96]张新民主编：《人文世界——区域•传统•文化》（第四辑），成都：巴蜀书社，2011年，第290页。
[97]张新民主编：《人文世界——区域•传统•文化》（第四辑），成都：巴蜀书社，2011年，第318页。
[98]张新民主编：《人文世界——区域•传统•文化》（第五辑），成都：巴蜀书社，2012年，第178页。
[99]张新民主编：《人文世界——区域•传统•文化》（第五辑），成都：巴蜀书社，2012年，第515页。
[100]张新民主编：《人文世界——区域•传统•文化》（第四辑），成都：巴蜀书社，2011年，第367页。
[101]张新民、龚晓康主编：《萤火集——贵州大学中国文化书院成立十周年纪念专辑》，成都：巴蜀书社，2013年，第457页。
[102]参见张明：《2004年贵州大学中国文化书院工作总结》。
[103]张新民主编：《阳明学刊》（第一辑），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页。
[104]张新民主编：《阳明学衡》（第二辑），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40页。
[105]张新民主编：《人文世界——区域•传统•文化》（第四辑），成都：巴蜀书社，2011年，第398页。
[106]张新民主编：《人文世界——区域•传统•文化》（第四辑），成都：巴蜀书社，2011年，第398页。
[107]张新民主编：《人文世界——区域•传统•文化》（第四辑），成都：巴蜀书社，2011年，第398页。
[108]张新民、李发耀等：《贵州：传统学术思想世界重访》，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393页。
[109]张新民：《在生命的实践中体悟大乘佛法》，《佛教文化》2005年第5期，第72页。
[110]张新民主编：《阳明学刊》（第四辑），成都：巴蜀书社，2009年，第366页。
[111]张新民主编：《阳明学刊》（第四辑），成都：巴蜀书社，2009年，第366页。
[112]张新民：《在生命的实践中体悟大乘佛法》，《佛教文化》2005年第5期，第70页。
[113]张尚德述、黄高正整理：《探寻生命的真实：静坐散记》，成都：巴蜀书社，2009年，第2页。
[114]张尚德述、黄高正整理：《探寻生命的真实：静坐散记》，成都：巴蜀书社，2009年，第2页。
[115]张尚德述、黄高正整理：《探寻生命的真实：静坐散记》，成都：巴蜀书社，2009年，第2页。
[116]张尚德述、黄高正整理：《探寻生命的真实：静坐散记》，成都：巴蜀书社，2009年，第2页。
[117]张尚德述、黄高正整理：《探寻生命的真实：静坐散记》，成都：巴蜀书社，2009年，第3页。
[118]张尚德述、黄高正整理：《探寻生命的真实：静坐散记》，成都：巴蜀书社，2009年，第3页。
[119]张尚德述、黄高正整理：《探寻生命的真实：静坐散记》，成都：巴蜀书社，2009年，第3页。
[120]参见止善云寒博客（http://blog.sina.com.cn/s/blog_55997d840102ecat.html）。
[121]贵州大学中国文化书院王胜军教授、贵州大学历史与民族文化学院张明副教授，将分别从张新民的史学研究成就、儒学研究成就撰文论述，此处不再赘述。
[122]张新民先生之佛学研究成就前文有论述，此处不再赘述。
[123]《坛经·行由品第一》。
[124]张新民主编：《阳明学刊》（第四辑），成都：巴蜀书社，2009年，第388页。
[125]张新民：《佛教智慧丛书序》，《闽南佛学》1995年第2期。
[126]《坛经•行由品第一》。
图文收集与编发：中国文化书院（阳明文化研究院）中华传统文化与贵州地域文化研究中心 办公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