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11月30日“儒家网”以“当世「醇儒」——张新民先生儒学研究、实践和思想述评”为题，推送转载贵州大学中国文化书院教授王胜军、贵州大学历史与民族文化学院在读硕士刘霞2019年第4期《贵州文史丛刊》论文“张新民先生儒学研究、实践和思想述评”。全文如下：
摘 要：张新民先生是贵州著名学者,贵州大学中国文化书院荣誉院长、贵州省儒学研究会会长，长期从事儒学研究和书院教育实践，毕力于以阳明学为中心的宋明义理之学，兼及嘉乾汉学，尤于贵州地域儒学史研究贡献为多，并特别注意阐发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意义。张先生的儒学思想，具有深厚的历史维度，注重天命直觉的内在体验，讲求汉宋佛道的贯通和大小传统的互动，主张以活泼泼的生命境界为导向的政治生活秩序的建构。
关键词：张新民；儒学；贵州；王阳明；书院
原标题：张新民先生儒学研究、实践和思想述评
王阳明龙场悟道，过化存神，心学之火遂在黔中大地代代相传。五个世纪以来，包括心学在内的传统文化穿越历史风烟中曲折前行，在改革开放之后，又一次迎来了复兴的春天，贵州儒学的研究及其传播亦重新拉开序幕，一时间涌现出许多著名学者，张新民先生即是其中的巨擘。
张新民（1950~），字止善，号迂叟，贵州大学中国文化书院主要创办者兼首任院长（现为荣誉院长），贵州省儒学研究会主要创办者兼会长，学兼中西，通贯儒学、史学、佛学为一体，和乐坦易，笔耕不辍，从教四十年余中，诲人不倦，奖掖后进，门人私淑，英才云集，被学者称之为“醇儒气象”[1]、“西南一大儒”[2]。
一、阳明学的历史考察和体验解读
张新民先生素长于经史之学，又兼多年研习佛学，有静坐之实功，故其阳明学研究不仅多从文献考证入手，还往往表现出东方文化的体验式思考。作为贵州阳明学研究第一期的重要人物[3]，张先生先后在贵州师大、贵州大学带领学者团队，致力于阳明学研究，形成了地方特色。《阳明精粹·哲学探微》是其多年来对阳明学进行思考和研究的集成之作。
1.王阳明“龙场悟道”的历史考察
知人论世，王阳明的学术与生平紧密交织，“把握其哲学思想又不能不先了解其一生事迹”[4]。张先生从上世纪九十年代末开始，就不断对王阳明生平及其家世进行考证，梳理其思想发展脉络和心理形成路程，尤其集中于“龙场悟道”。
“龙场悟道”是阳明学的发端，是王阳明心灵世界的转折，是对贵州地域文化的形成和明代思想史演进都有深远意义的思想性事件。张先生将王阳明思想品性的风格形成追溯到其家族累世积德的好学孝友之风[5]，更是将“龙场悟道”作为王阳明早期驰骋文辞、泛滥释老等尝试中对各种思想资源进行广泛吸收的结果[6]，认为放弃辞章、转向佛老是王阳明最终将繁琐向外认知转为简易内向体认工夫的标志性变化，“龙场悟道”即沿着这一思想逻辑而形成。[7]
在龙场之前，王阳明“尚学无宗主，始终徘徊在各种思想力量的冲突和碰撞之中”，有着心之理与物之理判然两截的内在问题意识和焦虑，龙场之后，其“学问宗旨已清晰可定”[8]，最终获得了“精神之大自由、大自在”[9]。之后阳明学的核心命题如“知行合一”与“良知教”等都是龙场“圣人之道，吾性自足”的问题意识的进一步展开。
张先生认为王阳明“悟道”从学术史而言与陈白沙之间还有紧密关系，并对其早期交游作了精密考证。张先生指出，陈白沙之与阳明的学术联系在湛甘泉，甘泉是阳明“由二氏之学转向儒家正学的真正诤友”，对阳明“影响不可谓不大”，王阳明不仅在《别湛甘泉序》中指出甘泉之“自得”之学即其夫子自道，清人张杨园、近人马一浮也都做出过相似论断。
同时，张先生依据耿定向《先进遗风》考出白沙另一弟子许璋，又据庄昶《定山集》及《明文海》中《送许生还上虞序》考出李承箕，又据白沙《送李世卿还嘉鱼序》钩连出白沙与李承箕及其弟李承恩的关系，又据《明儒学案·许先生圭璋》及王阳明《寄梁郡白手札》等史料复佐之以光绪《上虞县志校续》等文献，说明许璋虽未游于白沙之门，而仍得白沙学之实，进而与阳明交游，因此得出结论认为白沙对阳明的学术影响不仅有学术思路的相近性，更有学术脉络的承接演进。[10]
阳明学有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先立乎其大”，因此，“龙场悟道”看似是一个具体事件，其实事关整个阳明心学脉络发展和结构形成。张先生指出，阳明自龙场之后，“虽随一生经历的变化而不断发展成熟，但目的旨趣始终前后一贯，所以他的思想变化，乃是‘教’的变化”[11]。
这与程朱理学逐渐积累知识而导致学术思想质化是绝不一样的。“龙场悟道”除了具有这样的时间性意义之外，还在空间上深刻影响到贵州思想世界的形成与发展，“因为自汉代舍人、尹珍以来，儒学大传统即不断传入黔地……但至少迟至明代中叶以前，贵州历史上仍从未出现较具规模的地域性学派。
真正的地域性思想学派的形成，仍要到王阳明龙场悟道之后，才具备了较为成熟的历史条件和学术条件。”[12]这样，“龙场悟道”就成为到贵州文化史形成的奠基性部分。
2.阳明学直觉体验解读的拓展
张新民先生的阳明学研究除“龙场悟道”之外，尤其集中在“四句教”、“致良知”、“静坐”等重要命题。一般而言，学术界对阳明心学主要是哲学诠释，基本表现为西方逻辑分析的名言表述，张先生更为表现出一种注重超验和本体世界的生命体验式解答。
“四句教”包含有阳明对心、知、意、物等核心概念的理解，是王阳明晚年思想大成的最集中表述，历来聚讼纷纭。从上世纪九十年代末开始，张先生就连续发表论文阐述其对“四句教”的看法。
张先生并未对相应概念一一对比西方哲学术语进行格义，不是将阳明学对象化，而是试图还原其本意，并与佛、道两教进行比较，从体验的角度指出认为王阳明所谓的“无”乃是“纯乎天理而无一毫人欲之杂的形上虚净本体，它主要把握本体的至善，进入道德的自由超越境界，在空寂中似有生生化化之妙用。”[13]“无恶无善”乃是“太虚之无形”，一切“有”皆从此虚净无形中生出，因此王阳明仍然持守着儒家精神的发展方向。
尽管如此，张先生后来还是倾向于将阳明学的“上一截”即本体等同于佛老，认为“儒、道、释三家所同者乃在体”，甚至认为三教“下一截”亦有异曲同工之处，“儒家是在一切存在中维护一切存在，道家是在一切存在中调整一切存在，释家则是在一切存在中超越一切存在”[14]。可以看出，张先生对阳明学的诠释事实上力图合三教为一，表现出其重视超验和本体世界的一贯诠释思路。
张先生关注超验和本体世界的趋向，在“知良”探讨中亦时时得见，即言工夫几乎必言本体，强调上下“打通”。在其看来，良知可以分为四层结构，一是“良知”（良知本体），二是“致良知”（良知实践），三是“良知教”（良知教育），四是“良知学”（良知理论）。
特别强调良知的形而上意义，认为良知是“天理流行意义上的宇宙本体”，是“天地间活泼泼的创生不已的化育力量”[15]，在其看来，“龙场大彻大悟之后的王阳明，始终都在想方设法帮助他人自证本体”，“良知说既是本体，又是工夫，即本体即工夫，即工夫即本体”，“天地虽无心，但天地之理可以开窍于人之心……不仅人心可以代表天心，而且人心即是天道、天理的敞开敞亮处”。[16]并且认为良知可以作为一种“精神”生命的终极安顿，为道德生活提供“先验、超越、内在的依据”。[17]
可以看出，张先生对本体的形容都是工夫达到特定境界之所体见，而非实证推理之结果，故特重“静坐”，将其看作是“心性本体世界的证入”[18]，是“身心内外凝成一片，乃至通体透明之现象学显现，决不可随意扣以神秘主义的大帽”[19]，而是一种直觉智慧，并将这种静坐的化境描述为“身心归到静寂后，不仅全身充满活泼劲气，而且能放大光明”，这种“大光明”是常寂光，不是普通物理学意义上的光，而是“生命归元即证入寂静本体之后发出的光”[20]。
“证入本体之学”绝非虚无，而是突显出人的主体性和实践性，有着强烈的生命体验特色。早在1997张先生就发表论文，将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说定义为“生命行动的哲学”[21]。
在其看来，在参赞宇宙化育的创造过程中，在良知灵性之光的超越涵盖下，生命存在的意气也自然直入穹苍而与之同一无尽，人的创造本质与宇宙化育本质已完全从根本上合辙一致，自然生命、道德生命、文化生命、超越生命也浃然凝为一个完整的整体，而“良知一旦泯灭，生命立即枯萎，价值立即遁隐，意义立即消失，局限立即显现。”[22]
“静坐”作为工夫同样与生命相关，如其所论：“‘息思虑’的根本目的仍是收拾精神，澡雪心志，激活生命的活泼创造生机，决非执滞虚静，枯守空寂，造成生命的畸形病相。”[23]从这个角度，张先生还以“孝悌”的角度揭示了王阳明“理世界”之外充满人间温情的“情世界”并使之交融为一体。[24]
二、宋明理学与贵州地域儒学研究
张新民先生以阳明学为中心和视域，进而辐射到整理宋明理学的义理式研究，并与以文献目录学为基础的经学研究互摄演进，同时又将国家文化大传统转接地方文化小传统，体现出“贯通”、“圆融”的研究特色。
1.贯通一体的理学与经学研究
张新民先生试图以“良知学”的圆融、合一的精神将儒家文化“贯通”为一体，强调传统儒学生命、本体、主体、形上等方面，意图沟通意义世界与经验世界，突出价值理性对于人类文化和生活的意义，呼唤个人承担起宇宙赋予的本源性生命。
张先生一路追溯，将“天人一体”作为汉宋诸儒的共同特征，比如将董仲舒“天人感应”就看作是“天人合一”的另一种表达形式或称早期模式，认为周敦颐为重建儒家形上学及宇宙生成论思想体系及其“宇宙生成秩序的具体节律化运作”实与董仲舒类似，其特点却又表现为是不断生成和变化活泼生命创化力量。[25]
对理学集大成者的朱子，张先生也倾向于用生命、主体、本体、形上等语言去解释，在其看来，朱子理学同样是为了挖掘生命存在的本然性深度，唤醒人类主体性的实存道德价值感，在朱子那里，克服人类道德弱点的过程不外是存养扩充德性之理的过程，无论本体论或工夫论，“去恶”与“全善”都是一体两面之事，既是人生界不可逃避的形而上任务,也是宇宙界赋予的本源性使命。[26]
对王阳明的“知行合一”，张先生同样认为其表现了儒家“天人合一”的精神，认为“合一”之“一”,乃是指有着巨大统一性的“本体”；“本体”与“现象”不即不离，以“一”与“多”的关系互摄互涵，即“一本万殊”或“理一分殊”。
“天人合一”观一旦转化为人的道德实践活动，必然就能打通形上与形下两重世界，强化人的绝对主体精神，形成“知行合一”学说的实践向度，唤起天道下贯于人生所彰显出来的强烈神圣感与使命感,活化为人伦道德与生态伦理双重责任的自觉肩负。[27]
张先生先早年沉迷考据，关注清代乾嘉学者的治学方法[28]，并将其精神和原则进一步拓展到自己的研究中，后又究心义理，表现出汉宋合流的特征。张先生早年名作《贵州地方志考稿》[29]即特见其考据学功力之深厚。其他诸如论嘉乾名儒王鸣盛“征实”的史学方法和思想、贵州学者黎庶昌的版本目录学、《四库全书总目》学术批评方法[30]以及莫友芝的版本目录学[31]等论文，皆深得乾嘉经史之学的精髓。
以张之洞《书目答问》为例，张氏本河北南皮人，然生于贵州、长于贵州，及提学四川，建尊经书院，西南经学遂大盛于晚清之际，时黔中之学亦受其影响。张先生著《书目答问斠记》，分条收入于来新夏等汇补之《书目答问汇补》。
又有为吕幼樵《书目答问校补》一书《前言》，考述张之洞以四川学政赋予的权力话语身份，通过《答问》这一相应文本“规训”青年学子，并按照儒家的知识形构原则来指明治学路径，“以儒家价值理念和道德理想来规约各种实际知识”，“考古”能够明理，“治身心”有俾蓄德，因此，与“考古”与“治身心”二者可以同时兼顾。[32]张之洞是晚清汉宋合流的重要代表人物，张新民先生对张之洞儒学成就、特色的综论和评价，亦说明先生本人对经学、理学合流共贯的衷心认同。
2.与大传统互动的贵州地域儒学研究
就贵州地方文化而言，义理之学与经学皆有传播，均来自于中原地区，并由之而形成了地域化的学术形态即黔中王门与沙滩文化，且贵州地域小传统又与中原大传统不断互动，渴求认同，张先生即以这种历史大变动为背景来探看贵州地域儒学。
儒学的边域传播对于地方认同和大一统政治秩序建构具有积极意义。张先生在《贵州：传统学术思想世界的重访》序言中指出：“贵州学术思想的发展,不但与中央王朝凭借国家力量开发和经营帝国西南疆域的历史进程一致，而且也与以儒学为主体的大传统文化向滇黔两省的扩散传播同步，它既有赖于士大夫社会的形成，也有赖于知识精英的产生，最终则经、史、子、集四部均各有大量撰述，直接以地缘文化的形式丰富了祖国的学术文化宝库。
任何具有价值的理解或诠释都必然包含着历史与现实的沟通，传统学术思想通过亲切而具体的创造性衔接亦可成为未来文化继续发展的动力资源。”[33]在这一思路下，张先生围绕史书与地方志，深入考察了舍人及其《尔雅注》、盛览从学司马相如以及东汉的名儒尹珍，以及这一群体形成的两汉时期的儒学南渐。[34] 并尤其注意地方志编纂中体现出来的地方文化意识，由之揭示儒学地域传播的内容和特质，比如《大一统冲动与地方文化意识的觉醒：明代贵州地方志的文化现象学探析》[35]一文就认为“贵州地方志书酝酿、出现、积累和发展的过程，实际也是儒家思想学说和价值理念不断扩大其传播范围的过程，是儒家文化逐步在边地开拓生存空间，尝试为地方秩序的建构寻找认知基础的结果”[36]。
面对大小传统互动与儒学边域传播，张先生突出经典形成的意义，指出：“经典及经典诠释所构成的经学学术体系，乃是传统思想世界最具有权威性的核心学问，不仅得到官方权力力量的遵从或崇奉，而且也成为民族文化心理的自觉选择和认同”[37]，认为莫与俦、郑珍、莫友芝等一派晚清学者的经学研究及其形成的地域儒学形态，是儒学南渐之后在明代“理学化经学”自我调整之后的结果，是为“朴学化的经学”。[38]
张先生对黔中王门的研究同样展示了中原与地方文化互动的学术思考。黔中王门在黄宗羲《明儒学案》中缺而不载，是以改革开放四十余年来贵州学者努力耕耘，渐呈其面貌，张先生是推动黔中王门研究的重要学者，点校专著有《淮海易谈》（附《孙山甫督学文集》）[39]《黎星使宴集合编补遗》[40]等，发表论文有《明代大儒孙应鳌及其著述考论》[41]《黔中王门大儒李渭学行述要》[42]等。
其中《西南边地士大夫社会的产生与精英思想的发展：兼论黔中阳明心学地域学形成的历史文化背景》一文最有综合性和深度，张先生在文中指出阳明学的兴起与明代移民军功集团向文人群体转变的旁助式结果，而黔中阳明心学地域学的形成和发展，又“恰好配合了地方士子文化认同的心理取向，构成了学术思想世界引人瞩目的现象学景观，弥补了大小传统悬殊过甚造成的反差或缝隙。”[43]
三、儒家文化与现代社会的思考和实践
解决现代性问题是儒学在新时代复活的根本。张新民先生以良知学的立场，从“中国文化”的角度给予儒学以现代性关照，既阐发了儒家文化佐治社会的理论原则，又对政治合法性提出若干儒家化建议，并以书院这一传统教育模式为依托亲身实践其中，向世人表达了对中国传统文化现实生命力的独特理解。
1.“中国文化”的界定和王道政治的构想
在从中唐到宋初数百年的儒学复兴运动中，士人界定的“中国文化”实为儒学（如《原道》《中国论》《本论》等），皆以夷狄而排斥佛老。时至晚清，西方文化强势迫临，“中国文化”的界定遂大有变化，主要表现为融合儒、释、道三家，力图避免内部的矛盾冲突以应对外来冲击，对内讲求圆融、合和，即“留心中国整个文化的发展”[44]。
张先生之建书院，名曰“中国文化”，当有取其中之意。在其看来，佛教虽为外来，然而以道家为桥梁，不断与儒家文化融突磨合，出现了儒学化的发展方向，突破了彻底中国化的最后一个环节，形成了完全中国化的佛教宗派。[45]同时兼以旁助式催生了作为儒学第二期的宋明儒学，形成了儒、道、释三家长期共存共荣的多元文化生态格局，丰富了固有文化不断赓续发展所不可或缺的价值系统及其义理内涵。[46]
不仅如此，张先生还强调先秦诸子百家之间的交流融合。[47]进而将作为一体的“中国文化”总结出两个取向：一是始终关注超越天道，一是注重内在人性的体验。[48]其中，儒学是三教的核心。
首先，儒学应该人格化，形成人格化儒学，在现代社会中儒学要复兴，个人必须有意识在其中担负起责任。张先生认为，“儒学的现代性发展必须从关怀人类未来前途的角度出发,以深刻的悲情大愿将中国文化的真精神回向天地社会，以话语的方式将古今圣贤一脉相承的生命体验呈现给人类。
中国文化一以贯之的道统是由人来担负的，儒家的真精神也是透过人格力量才有所体现的。离开了屹立在历史文化之上的具体人格，我们将无从感到儒家活泼、生动、感人的真情神。”[49]
在其看来，儒学的本质绝不是知识概念之学，而是“静坐、自醒、体悟”为特征的“源自古往、神圣敬畏、直觉神秘的‘体验型道德’”[50]，并指出“中国的体验哲学则是建立在直下证入心性本体的洞见智慧之上的，更强调回归生命的本源，当下即可契入与天地万物一体的真实存在境域。”[51]
张先生最早发表于《贵州日报》1994年7月到8月《学习与思考》理论版的一组论文以及之后发表的《良知•内省•自律——传统道德精神与现代人格三题》一文都旨在说明儒学作为“生命”之学对于当今道德建设的意义，并给予道德一个基于传统而又具有现代名言表达的概念“人性的自我实现与人格的自我完善，以及人与人、人与自己、人与万物的和谐化关系建构”[52]。之后，陆续发表论文、接受采访，尤多以“良知”为中心来阐释儒学对现代社会道德重建的意义。[53]
其次是将儒学王道精神与现实社会结合，突出儒学的政治意义。2002年8月仲秋，张先生与蒋庆先生在修文银盘山阳明精舍“朱张”式的会讲最为大观，两人就儒学现代性发展问题讨论凡五昼夜，由张明先生整理为《儒家的世界及其现代意义》，洋洋三十余万言。
张先生的主要观点是，儒学对政治权力的合法性进行重新审理，保持其主体性，政治秩序有必要维持基本的稳定，因此发展经济是第一要务、是政权合法性的重要来源，但是政府必须要进一步满足人们心灵和道德价值的需要。[54]
关于儒学“道统”如何参与政治，张先生认为可以继续强化传统的“谏权”与“弹劾权”，重建“以学议政”的学治主义传统。[55]必须寻求历史合法性资源，因为“未来中国无论怎么样发展，都必然会受到内在文化理路既有轨迹的暗中制约”[56]。
张先生认真反思了“民意”，认为不应将其作为政治合法性的唯一标准，在其看来，“民意既可以从本心本性出发，形成社会的公道力量和正义思潮，也可能从欲望偏嗜出发，酿造社会的邪恶力量和偏执思想”。[57]
可以看出，与蒋庆等新儒家不同，张先生不认为制度是根本性要义，不以外在制度建构为先，而是强调制度的人格化发展，认为制度是国家重器，在制度改革上‘过’和‘不及’都会带来难堪的困境，认为只要“文化走上‘道’的轨道了，权力世界也会跟着发生变化”[58]。
此外，批判西方进而主张中国文明的独立特性，反对李泽厚“西体中用”，认为民主政治带来的是一种消极自由[59]，在这一方面张先生又表现出与海外、大陆新儒家的不同特色。在张先生看来，道体可以发用流行，所以它不是西方式的逻辑概念，而是活生生的不可言说的存有。[60]不能“将科学和民主视为绝对价值，将其作用无限夸大”，因为“科学只能获得物质世界规律性的答案，而决不能诉诸人的生命意义等形而上学的问题”[61]
张先生认为现代新儒家也有很强的西方制度情结[62]，对台湾学者李明辉“现在台湾不再讲政治儒学，那是因为它已经成为现实，再也不用特别提倡”的说法，先生认为欠妥，在其看来，现代西方的民主制度不可避免存在大量弊端，即使西方自由主义者也在展开各种内部的批判工作，儒家积累了上千年的政治智慧，当然可以再次激活为现代政治批判或现代制度建构的重要思想资源，重新在面向未来的社会中发挥积极正面的作用。[63]
最为重视其在人间社会的展开和落实，因而更具有超越性与开放性，也更多地与具体的历史文化实践活动相结合。[64]并由之反思西方启蒙哲学“理性”至上神话带来的政治灾难。[65]同时，张先生同意“儒教”这一现代概念，以对抗耶教，重振中国文化的主体性。[66]
2.书院模式的探索和民间儒学的诠释
儒学的现代化不仅是概念阐释，更要从传播实践中去思考。自唐代中期以降，书院作为一种文化教育组织就长期都是新儒学研究和传播的主要阵地。即二十世纪新文化运动儒学被批判之后，马一浮、张君励、熊十力、钱穆等前贤依然试图通过书院维系道统于不坠。改革开放之后，在现代教育的困境中，书院作为一种教育文化模式又再次出现。
2002年贵州大学中国文化书院成立，是大学办书院的又一次探索[67]，张新民先生作为主要创办者出任首任院长。在担任中国文化书院院长长达十余年的时间内，张先生的儒学思想有了更加面向现实的可能。张先生重新界定书院的四大功能为“论道”、“讲学”、“习礼”、“刊印书籍”，认为书院“非仅读书讲学之地，实为民族生命之中流砥柱，而与文化精神共存亡。”[68]
张先生对现代教育有深切的关怀和清醒的批判，既从教育理念角度批判大学中“良知教”的缺位，又从制度上指出书院以“导师”为中心胜于西式大学以“课程”为中心。[69]要证明中国传统文化决非是西方学者列文森所谓变成了无生命的死物，只能摆在博物馆中供人观赏，或余英时所说的“游魂”。[70]中国文化书院遂成为张生先在现代大学教育中复活“良知教”的试验场。
张先生为中国文化书院撰写有《学规》《条规》，现刻石于书院墙壁。邓洪波教授《中国书院学规集成》上起乾道四年（1168年）吕祖谦的丽泽书院《规约》，下讫即贵州大学中国文化书院《学规》《学约》[71]，由之可见张先生《学规》《学约》在现代书院中的引导性意义及对传统的继承。
《学规》考述朱子、阳明、马一浮、钱穆诸先贤学规精神，指出“自宋以来，历经千年兴衰发展，要皆以敦励品节，树立风声为办学原则”，特别强调要将“学问”与“做人”打成一片，讲求做第一等人即以圣贤自期。[72]
总体来看，《学规》以心学为本色，比如第二条“第一等人与第一等事……起点却本于内心光明之一念”、第三条“先有内在伟大之一念，才能有伟大之人格，先有伟大之人格，才能有伟大之事业”，即与《教条示龙场诸生》首列“立志”的意涵相通。《学规》第四条“勤学之工夫，一日不可废”即发《教条龙场诸生》“勤学”的精神。第六条“成为伟大人格之仁、智、勇”，此阳明先生之三不朽的精神。
第七条“伟大事业在学业，成就伟大之学业不能不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以发明真理为职志”，亦突显出理学精神和心学特质。同时又兼以知识、性情、容装之考察，如“居处必恭，步立必正，视听必端，言语必谨，容貌必庄，衣冠必整，饮食必节，出入必省，读书必专，写字必楷敬，几案必整齐，堂室必洁净，相呼必以齿”。[73]
《条规》是对具体行为的准则，要求以外在整齐严肃与内心的精神感发相结合，要求师生不能自毁人格，诸如不得引朋呼类，大声喧哗，更不容许酗酒废荡，乖行滋事；内外竹木花草，不得损伤；讲学论道，自有乐地，不得恣谑轻慢，不能唱流行歌曲，不容秽语伤人，不许亲昵浪嬉，不容群聚戏游；朋友有过，必当规劝，勉其所已至，勖其所不能，然不许讦人阴私，以说长论短为能事，亦不能相互标榜，养成浮泛之作风，等等，共有十条之多。[74]
中国文化书院斋舍亭楼命名与传统书院一样，依托符号将儒学的意义贯穿在具体的空间中，比如崇德室（办公之所，《论语·颜渊》“主忠信，徙义，崇德也”）、仁文厅（会客之所，《论语》“以文会友、以友辅仁”）、鹿鸣楼（下榻之所，《诗经》“呦呦鹿鸣，食野之萍。我有嘉宾，鼓瑟吹笙”）、传习室（传道授业之堂，《论语》“传不习乎”）、合一亭（“天人合一”、“知行合一”、“身心合一”、“道气合一”）等。
不仅如此，张先生对诸斋舍意涵多有进一步揭示，如励道楼意义诠释如右：“所谓励道者，即惕厉奋发，刚健不息，时时探究人生真谛，汲汲领悟宇宙真理。同时坚持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意志，敢于为知识而知识，为学术而学术。脱心志于俗谛窒锢，昭公道于社会人间。易言之，凡入书院者，均应潜心研修，深造自得，卓然独立，气节浩然。务必以学术为职志，追求高深之学问，探究存在之究竟，了解生命之真谛，维护学者之尊严，谨守学术之规范。”
仁文厅意义诠释如右：“朋友相处，最应彼此责善，相互激励，道义相扶，虚衷攻错，非仅体现友谊，更咸归至善。故朋友之道不在阿谀酬应，而在时闻逆耳之言。而二三知己，品茗趣谈，出入文史，纵论古今，融铸中西，牢笼天地，范围百代。人生若有快意之事，又何能过于此耶？”[75]
张新民先生在主持文化书院期间，于科研、教学之外，早在2004年就创办了《阳明学刊》，《阳明学刊》是当时中国第一部以“阳明”为符号标志的学术刊物。
张新民表示，创办此刊是“出自对精神文化传承与价值理念开拓的关心，希望能通过学术讨论开辟出一个共同的人文天地与心灵世界，使生命获得‘朝闻道，夕死可矣’的真理性喜悦”，“复兴不能不借助传统文化的资源，不能不先有知识分子文化主体意识的自我觉醒，也不能离开价值新境域的展开与实现”[76]。
此外，书院还创办有《人文世界》，注重地方知识文献的整理和研究，这样大小传统就在书院被结合起来。张新民先生还积极推进贵州省儒学研究会成立，并于2006年7月出任贵州省儒学会第一任会长，儒学会以中国文化书院为阵地，创办会刊《贵州儒学通讯》，对贵州儒学十余年的长足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张先生主张尊重和理解儒学的传统符号和由之形成的民间社会生活方式，是民间儒学早期的倡导者之一。在其看来，传统儒家所经营的世界，决非简单的“政治中国”所能涵括，从更广阔的视域看，他们也开拓了一个广袤的文化世界，营造了一个多民族跨国界的文明区域，全面安顿了中国人的精神生命。[77]
张先生指出，民间“天地君亲师”的普遍信仰就是儒家思想与百姓日常经验结合后的产物，构成了中国乡民世世代代生活于其中的颇有宗教性义涵的人文化生境。[78]它既是“大传统人文主义精神向小传统浸染的直接反映”，又是“民间社会理解自然与人伦秩序的符号象征”，并将五者分别代表的秩序进行划分，其中“天地”代表自然创化秩序，“君”代表政治社会秩序，“亲”代表家庭伦理秩序，“师”代表文化价值秩序。[79]
张先生还以经学的角度考证古代人的文化思维和生活世界，认为由之形成的传统节日比如清明祭祀就值得肯定，在其看来，站在中国文化的整体立场看，“死生虽然二途，幽明尽管两分，但故去的先祖与活着的后人，依然是不同时空的同一社会存在，仍可以透过宗教性的祭仪活动，获得相互间的生命感通，构成彼此可以交往的世界。”[80]
因此，张新民先生极其注重儒学向民间社会的传播，认为民间儒学是上行路线扎根的基础，它代表着相对独立的文化秩序。恢复民间社会的自治和发育功能，这样才能更好地实现国家与社会积极有效的交流与互动。[81]
因此，张新民先生曾表示要积极地加强书院与民间社会的联系说：“我既不愿意丢掉中国文化的身份，也不愿意放弃乡土文化的认同”[82]，曾依托中国文化书院为贫困县区学校和农村儿童进行传统文化宣传和指导读经，前后达10余万人[83]，力图以之沟通大小传统之间的关系。
张先生主张学者要“俗讲”，即运用通俗的语言，向百姓传播严肃、神圣的华夏文化正统，但是俗讲非并是指庸俗化、娱乐化，而是以通俗易懂的语言，将神圣性、超越性的价值直接引入百姓的精神世界之中，与他们本来就有的善良天性结合。张先生主张“习礼”，认为“习礼”引领社会大众的文明觉悟与道德操守风气，使市民成为文明市民，公众成为道德公众，城市成为礼仪城市。[84]
四、儒学复兴比较视野中的特色和贡献
新儒家的兴起已近百年，形成了许多流派，或倡道于海外、或击铎于大陆、或研经于学院、或传习于民间，从政府到学校，从社会到家庭，已然形成了一种文化复兴的社会思潮。张新民先生以“本体实践学”为旗帜的儒学研究和实践在改革开放以降的儒学复兴思潮中独树一帜。
一是追求内在的体验式的义理解读。为了回应西学的挑战，现代新儒家的主要工作就是要“使形而上学本体化的过程中体现逻辑论证和理性化”，在既受达尔文进化论、柏格森生命哲学、逻辑实证主义、德国古典哲学以及罗素、怀特海、海德格尔等思想影响之外，传统文化如佛教也给予其逻辑思维方法的支持。[85]
揆诸熊、牟诸子可以尽见。中国自身的体验式的“内证”思考方式，即来自于天命直觉的心性“体验”，由于无法尽由西式的方法去证实，传统儒学的进路遂被大部阻断。张新民先生虽然究心佛学，但是更为重视体验，而非因明，如宋明诸儒所追求之“孔颜之乐”，即具有某种神秘的宗教色彩，非体验不可得，虽以个人体验为进路、终是人心所得之同，与科学真理一样具有普遍意义；张先生又强调内在情感的重要，以之对抗没有生命活力和善恶价值的知识分析，表现出中国文化自身的理路。
二是注重经史考证的精神。现代新儒家受西方影响，纯粹将中国传统文化界定为“哲学”，导致经学文化系统与理学的外王构想很难以进入其范畴，甚至被批判。
正如蒋庆之谓，张先生的儒学研究极其注重“历史经验”[86]，中国文明数千年来发展从未中断，从孔孟到朱王，法先王、复三代，强调以传统、传承为特点的自身文化的独立和光大，历史经验传承起到的作用不可低估，是故史书、史学亦最为发达，而西方文明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割断式的，即新的文明不断摧毁和覆盖旧的文明。
儒学西哲化导致思维建构与生活世界的脱节，是故蒋庆等一举公羊之帜而应者云集，儒学内部形成了严重分歧和冲突，体用、古今之间无法合辙。张先生的学术理路，就是在历史文化演进中去解释和重构儒学，将儒学的合法性由是否合乎西方的“普世价值”转变为历史的、经典的、内证的，这均是中国自身的逻辑演进，大大增加了对当下中国现有生活方式的理解和认同。
三是强调秩序及其共同的“形而上本体”。与急于将儒学推向实用、甚至以实用与否衡量其价值的思维方式不同，张先生高度关注意义世界与经验世界之间的紧密关系，尤其表现在对现代社会的实用化趋向加以批判，在与李泽厚的对话中，张先生就指出，如果找不到共同的“形而上本体”，人类的心智将长期为世俗知见所局限。[87]
这正是传统儒学天人之辨、义利之辨、王霸之辨的进一步延展。而且，这一共同的“形而上本体”，下落到人间就形成政治秩序，它不仅是一种哲学概念的具体化，更是文化在具体时空中的展开。张先生不认同虚空的“德治”，相反，却一再强调“秩序”，即对于历史文化中所涵孕之固有制度文明保持一种敬畏之心，不是简单地将传统政治批判为“专制”，而是将“天地君亲师”的精神作为中国历史文化演进生生不息的源泉。
晚近以来，中国人一直存在强烈的自卑感，在西方文化面前不能毅然挺立。在中国文化复兴的新时代，要提升自己的话语权，形成自己的作风和学派，必须站定自己脚跟，才能取人之长、为我所用，才能赢取人心所同，关键之处，不是自负和自封，而是要有真正对时代做出回应和解读的大儒。
笔者认为，张新民先生的儒学研究和教育实践，从本体、方法到逻辑都与西学有深刻的差异，能够展现“中学为体”的基本精神，在新儒学的当代发展中，是一条极值得注重的进路。
注释：
[1]郑晓江：《心灵净土，精神家园—记阳明精舍、贵州大学中国文化书院之会讲》，《萤火集：贵州大学中国文化书院成立十周年纪念专辑》，成都：巴蜀书社，2013年，第121页。
[2]李万生：《回忆在贵州大学中国文化书院的往事》，《萤火集：贵州大学中国文化书院成立十周年纪念专辑》，成都：巴蜀书社，2013年，第128页。
[3]赵平略：《贵州阳明学研究的三个时期》，《贵州日报》2017年7月14日。
[4]张新民：《王阳明心学思想初探》，《中华典籍与学术文化》，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335页。
[5]张新民：《传统士大夫人格典范—阳明之父王华》（一），《当代贵州》2015年第12期。
[6]张新民：《阳明精粹·哲思探微》，贵阳：孔学堂书局、贵州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9页。
[7]张新民：《阳明精粹·哲思探微》，贵阳：孔学堂书局、贵州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13~14页。
[8]张新民：《阳明精粹·哲思探微》，贵阳：孔学堂书局、贵州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1页。
[9]张新民：《王阳明心学思想初探》，《中华典籍与学术文化》，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342页。
[10]张新民：《阳明精粹·哲思探微》，贵阳：孔学堂书局、贵州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28~33页。
[11]张新民：《阳明精粹·哲思探微》，贵阳：孔学堂书局、贵州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1页。
[12]张新民：《王阳明龙场悟道的深远历史影响：以黔中王门为中心视域的考察》，《教育文化论坛》2010年1期。
[13]张新民：《王阳明“四句教”再探释》，《贵州文史丛刊》1997年6期。
[14]张新民：《阳明精粹·哲思探微》，贵阳：孔学堂书局、贵州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212页。
[15]张新民：《阳明精粹·哲思探微》，贵阳：孔学堂书局、贵州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176页。
[16]张新民：《德性生命的实践与价值世界的建构：论王阳明良知思想的四重结构》，《天府新论》2017年5期。
[17]张新民：《探寻精神生命的终极安顿：王阳明“良知”与“致良知”学说》，《王阳明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贵阳：贵州教育出版社，1997年。
[18]张新民：《寻找下学上达的心性体认施教方法：论静坐方法在王阳明工夫系统中的价值与意义》，《浙江社会科学》2017年2期。
[19]张新民：《儒家生死智慧的超越性证取与突破——王阳明龙场悟道新论》，《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1期。
[20]张新民：《本体与方法：王阳明心学思想形成与发展的两个向度——以“龙场悟道”为中心》，《南京晓庄师范学院学报》2017年第4期。
[21]张新民：《生命行动的哲学：论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说》，《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7年2期。
[22]张新民：《阳明精粹·哲思探微》，贵阳：孔学堂书局、贵州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159页。
[23]张新民：《寻找下学上达的心性体认施教方法：论静坐方法在王阳明工夫系统中的价值与意义》，《浙江社会科学》2017年2期。
[24]张新民：《阳明精粹·哲思探微》，贵阳：孔学堂书局、贵州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21页。
[25]张新民：《试论周敦颐思想中隐涵的“天人合一”义理旨趣》，《船山学刊》2017年第6期。
[26]张新民：《朱子“去恶全善”思想的本体论与功夫论》，《孔子研究》2002年4期。
[27]张新民：《天命与人生的互贯互通及其实践取向：儒家“天人合一”观与“知行合一”说发微》，《天府新论》2018年3期。
[28]王远柏：《张新民：守护文化，是生命力量的牵引》，《贵州日报》2018年11月26日。
[29]张新民：《贵州地方志考稿》，根特：比利时国立根特大学，1993年。
[30]以上诸论文分别为《王鸣盛史学的实证特征及其价值观》《论〈四库全书总目〉的学术批判方法》《黎庶昌的版本目录学——读〈古逸丛书〉札记》，集中参见张新民《中华典籍与学术文化》，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
[31]张新民：《莫友芝版本目录学成就考论——影印〈宋元旧本书经眼录〉前言》，《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3期。
[32]张新民：《古代书籍世界的目录学窗口——〈书目答问校补〉散论》，《阳明学刊》，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312页。
[33]张新民：《穿行在历史与现实之间的地缘学术思想：〈贵州：学术与思想的世界〉前言》，《贵州文史丛刊》2010年第2期。
[34]张新民：《舍人、盛览与西汉时期的儒学南渐》，《孔子研究》2017年第5期。
[35]张新民：《大一统冲动与地方文化意识的觉醒：明代贵州地方志的文化现象学探析》，《中国文化研究》2002年4期。
[36]张新民：《儒家价值的传播与地方性知识的建构》，《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年5期。
[37]张新民：《经学视域下贵州学术思想的流变》，《当代贵州》2013年第10期。
[38]张新民：《经学视域下贵州学术思想的流变》，《当代贵州》2013年第10期。
[39]张新民：《淮海易谈》（附《孙山甫督学文集》），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15年。
[40]黄万机、张新民、石田肇：《黎星使宴集合编补遗》，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1年。
[41]张新民：《〈淮海易谈〉、〈督学文集〉点校合刊序》，《贵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第1期。
[42]张新民：《黔中王门大儒李渭学行述要——〈李渭集〉序》，《贵州文史丛刊》2019年第2期。
[43]张新民：《西南边地士大夫社会的产生与精英思想的发展：兼论黔中阳明心学地域学形成的历史文化背景》，《国际阳明学研究》第3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
[44]方东美：《方东美先生演讲集》，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第119页。
[45]任重、周绍刚、刘青衢：《专访张新民：只有儒家才能解决中国认同分裂》，《儒家网》2015年7月6日。
[46]张新民：《儒释之间：唐宋时期中国哲学思想的发展特征————以儒学的佛化与佛教的儒化为中心》，《文史哲》2016年6期。
[47]张新民：《道、学、政三统分合视域下的古今道统之辩：对刘泽华先生批评文章的反批评》，《南国学术》2016年4期。
[48]张新民、成建三：《阳明心学的现代性解读——张新民先生访谈录》，《贵阳学院学报》2014年第5期。
[49]张新民：《儒学的人格化与人格化的儒学》，《安徽大学学报》2002年第1期。
[50]彭美玉：《彰显贵州独特优势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当代贵州》2014年第12期。
[51]张新民：《本体与方法：王阳明心学思想形成与发展的两个向度——以“龙场悟道”为中心》，《南京晓庄师范学院》2017年第4期。
[52]张新民：《良知·内省·自律——传统道德精神与现代人格三题》，《贵州社会科学》1995年第6期。
[53]参见《良知：人生与社会的天则明师——传统心学思想的现代性新开展》（《阳明学刊》第六辑，巴蜀书社2012年版）、《阳明心学的现代性解读》（《贵阳学院学报》2014年5期）、《阳明心学与现代社会：张新民教授访谈录》（《国际儒学论丛》2018年1期）、《儒家圣人思想境域的正法眼藏：王阳明的良知与致良知学说及其现代意义》（《阳明学刊》第三辑，巴蜀书社2008年版）《传统心学精神的现代性新启示》（《儒学天地》2014年3期）等。
[54]张新民、蒋庆：《儒家思想与王道政治：关于外王学现代性发展问题的对话》，《阳明学刊》第五辑，成都：巴蜀书社，2011年，第380~384页。
[55]张新民、蒋庆：《儒家思想与王道政治：关于外王学现代性发展问题的对话》，《阳明学刊》第五辑，成都：巴蜀书社，2011年，第400页。
[56]张新民、蒋庆：《儒家思想与王道政治：关于外王学现代性发展问题的对话》，《阳明学刊》第五辑，巴蜀书社，2011年，第388页。
[57]张新民：《大小传统的符号释义学解读：关于“天地君亲师”与儒学民间形态的对话》，《阅江学刊》2011年6期。
[58]张新民、蒋庆：《儒家思想与王道政治：关于外王学现代性发展问题的对话》，《阳明学刊》第五辑，巴蜀书社2011年版，第395页。
[59]张新民、蒋庆：《儒家思想与王道政治：关于外王学现代性发展问题的对话》，《阳明学刊》第五辑，巴蜀书社，2011年，第420页。
[60]张新民：《阳明心学的现代性解读》，《贵阳学院学报》2014年第5期。
[61]张新民：《儒家圣人思想境域的正法眼藏：王阳明的良知与致良知学说及其现代意义》，《阳明传统心学精神的现代性新启示》，《儒学天地》2014年3期。
[62]张新民、蒋庆：《儒家思想与王道政治：关于外王学现代性发展问题的对话》，《阳明学刊》第五辑，巴蜀书社，2011年，第395页。
[63]张新民：《知行合一看良知》，《中华英才》2019年第3~4期。
[64]张新民：《道、学、政三统分合视域下的古今道统之辩：对刘泽华批评的反批评》，《南国学术》2016年4期。
[65]张新民、蒋庆：《儒家思想与王道政治：关于外王学现代性发展问题的对话》，《阳明学刊》第五辑，巴蜀书社，2011年，第406页。
[66]郭齐勇、张祥龙、张新民等：《尊重中华文化圣地停建曲阜耶教教堂》，《儒家回归：建言与声辩》，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257页。
[67]龚妮丽：《我与〈阳明学刊〉——书院十年发展之回顾》，《儒家邮报》2013年6月21日。
[68]张新民：《贵州大学中国文化书院学规》附《条规》，《教育文化论坛》2011年第2期。
[69]张新民：《知行合一看良知》，《中华英才》2019年第3~4期。
[70]任重、周绍刚、刘青衢：《专访张新民：只有儒家才能解决中国认同分裂》，《儒家网》2015年7月6日。
[71]邓洪波：《中国书院学规集成·前言》，上海：中西书局，2011年，第2页。
[72]张新民：《贵州大学中国文化书院学规》附《条规》，《教育文化论坛》2011年第2期。
[73]张新民：《贵州大学中国文化书院学规》附《条规》，《教育文化论坛》2011年第2期。
[74]张新民：《贵州大学中国文化书院学规》附《条规》，《教育文化论坛》2011年第2期。
[75]张新民：《走进中国文化书院》，《萤火集：贵州大学中国文化书院成立十周年纪念专辑》，成都：巴蜀书社，2013年，第96、99页。
[76]张新民：《阳明学刊·开卷语》，《阳明学刊》第一辑，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2页。
[77]张新民：《道、学、政三统分合视域下的古今道统之辩：对刘泽华先生批评文章的反批评》，《南国学术》2016年4期。
[78]张新民：《我们应该如何看待传统中国的民间社会信仰：以“天、地、君、亲、师”为中心的文化现象学分析》，《贵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5期。
[79]张新民、蒋庆：《大小传统的符号释义学解读——关于“天地君亲师”与儒学民间形态的对话》，《原道》2010年第1期。
[80]张新民：《死生幽明与存在感通：清明祭祀的文化哲学内涵解读》，《贵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2期。
[81]任重、周绍刚、刘青衢：《专访张新民：只有儒家才能解决中国认同分裂》，新浪历史，2015年7月6日。
[82]张新民：《儒家理想及其当代处境之探讨》，《教育文化论坛》2009年2期。
[83]吴树元：《回忆在贵州大学中国文化书院的往事》，《萤火集：贵州大学中国文化书院成立十周年纪念专辑》，成都：巴蜀书社，2013年，第132页。
[84]张新民：《孔学堂：讲学、习礼、研究、传播》，《当代贵州》2014年5期。
[85]徐嘉：《现代新儒家与佛学》，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7年，第4页。
[86]张新民、蒋庆：《儒家思想与王道政治：关于外王学现代性发展问题的对话》，《阳明学刊》第五辑，成都：巴蜀书社，2011年，第385页。
[87]张新民：《儒家理想及其当代处境之探讨》，《教育文化论坛》2009年2期。
作者简介：王胜军（1979~），男，河北高邑人，贵州大学中国文化书院教授，历史学博士，研究方向：宋明理学、书院文化。刘霞（1994~），女，重庆綦江人，贵州大学历史与民族文化学院在读硕士，研究方向：书院史。
图文收集与编发：中国文化书院（阳明文化研究院）中华传统文化与贵州地域文化研究中心 办公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