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12月19日，“儒家网”刊载贵州大学中国文化书院荣誉院长、贵州省儒学会会长、国际儒学联合会理事、中华儒学会副会长张新民教授评论文章，题：义理同备，圆转无穷——刘强教授《论语新识》简评。全文如下：

    《论语》一书乃孔子应答弟子或时人的语录汇编，也有弟子相互对话而接闻于夫子之语。编纂时间当在孔子身后，由门人辑录编次而成，然皆弟子亲炙夫子所闻所见之笔录，即所谓“七十子之俦，会集夫子所言以为《论语》”(赵岐《孟子题辞》)，乃是中国历史文化最重要的一部传世典籍。

    孔子是影响中国历史文化最为深广的历史人物，《论语》又是中国历史文化最为重要的一部传世要籍。因此，孔子为人人所应了解之至圣，《论语》亦为人人所应读之经典，不知孔子即难知中国文化，不读《论语》亦难懂华夏传统。

    《论语》既然主要是孔子与学生的对话，则其思想乃是充满活泼理趣不断展开的思想，智慧亦为灵妙生动时机化的智慧，学问则是有体有用能见诸行事的学问，理想更是高远超迈而又步步踏实的理想。读《论语》则必能启发思想，升华智慧，丰富学问，坚定理想，开拓胸襟，变化气质，澡雪精神，点化人生。沉潜含玩愈久，愈觉其意味深长。

    面对礼崩乐坏的社会，僭越错乱的政治，孔子思考的是人的存在及其价值意义的本体论依据，力图寻找社会秩序重建的人性论基础，从而发现蕴藏或内在于人的生命之中的“仁”，其实就是一切价值得以展开和实现的源头活水，既是精神人格挺立的本体论根据，也是道德实践永不枯竭的动力活泉，能够表征人之所以为人的修养，彰显人格挺立的尊严，体现出处进退的原则，传递人与人相处应有的态度。“仁”作为人的本质规定性，其不断展开和实现的过程，显然即是人为了实现自己的生命价值不断社会化和实践化的过程，也是人为了实现自己的创造潜能不断扩大人文关怀和道德理想范围的过程。因此，“仁”既是社会秩序建构的人性论基础，文明或文化体系不断生长壮大的本体论原则，也是人的道德实践活动得以展开或实现的形上依据，人与人之间合作友爱关系能够建立扩充的动力源泉。“仁”乃众德之总目，不能脱离任何实践环节，不允许任何场域的价值真空，必然能开出众多具体的德目，转化为伦理生活的客观实际，建构符合人性需要的礼乐刑政制度，或可直接总结提升为仁本体实践之学。后世儒学无论怎样发展，所要解决的时代问题有何差别，即使程朱、陆王主理主心有不同，“仁”依然是一统摄性、笼罩性的德目总纲，离开或违背了“仁”便不能是严格意义上的儒家。而今日无论心性儒学、政治儒学或生活儒学、人文儒学，尽管众说纷纭，各有侧重，“仁”均决然不能从中剥离或消解，只有充满了强烈仁爱精神的人才有资格宣称自己是儒家，只有“仁”的精神到场的场域才是真实的有生命的秩序化的场域。

    我们今天之所以应该反复强调本体实践学的重要，乃是因为孔子不仅深挖“仁”的本体存在根源，更重要的是还要将其转化为具体的生活实践活动，落实为人伦共同体的真实伦理行为，展现为人的生命呼之即到的活泼存在方式。所以，既要有人生责任的主动承担，也要有礼乐文明的不断建构，否则人便失去了“仁者人也”的严格规定性，随时有可能退堕为禽兽，政治也缺少了“政者正也”的天道人性合法基础性，完全有可能下陷为丛林。从孔孟早期儒家到宋明诸大儒，从来都有一条清晰的仁学思想发展历史线索，他们前前后后，新新顿起，一方面以“仁”来照亮或燃烧自己的内在生命，引发了巨大的历史震撼或人心回响，一方面也以“仁”来点化或改造外在的社会秩序，成就了灿烂辉煌的礼乐制度文明。孔子所倡导的“仁”始终都是儒家最高的精神追求，落实于每一个体就是“人人皆可以成尧舜”，扩充于家国天下就是“天下归仁”，推广于林林总总的自然界就是“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这既是一条内外合一必归于至善之境的秩序建构大道，也是本体诠释与本体实践不断互动互构的长久发展坦途，不仅反映了孔子本人的胸襟情怀，同时也体现了民族集体共同的价值理想。

    正因为《论语》及内涵于其中的思想是如此的重要，所以历来注疏成果不断层累积淀，数量不可谓不多。举其要者如何晏的《论语集解》、皇侃的《论语义疏》、朱熹的《论语集注》、刘宝楠的《论语正义》，均为一时名著；近人如杨树达《论语疏证》、钱穆《论语新解》、杨伯峻《论语译注》、孙钦善《论语本解》，亦颇为可观。而刘强教授积十馀年功力，撰成《论语新识》宏著，书虽晚出，却能博采诸家之长，成一家之言，诚乃二十一世纪《论语》研究的力作，斐然可列于著作之林。

    刘强教授的《论语新识》，主要以朱子的《论语集注》为底本，同时参考皇侃的《论语义疏》、刘宝楠的《论语正义》、杨伯峻的《论语译注》，凡他人之优长，均认真择善而从之，反之，即使是名儒大家，亦一概不取。即在朱子为一代大儒，《集注》影响后世既深且远，也并非一味盲从。而历代大儒治学，均无不强调读书必先穷理，义理真有所契入，而又可验之身心，付诸实践，方能通达形上超越之大道，称为真有所得。尤其《论语》“义理同备，圆转无穷”(皇侃《论语义疏·自序》)，必须沉潜涵咏，默识证会，才能真正走进孔子的精神世界，与往圣先贤同处于一境界。故作者之解读亦以义理之疏通畅达为主，而未将精力用在字句异同的琐碎校勘上。

    今观《论语新识》一书，其撰述义例，首即恭录经文，一概大字书写，极为醒目。次则出以新注，无论古训或今释，均一一引据详明，而能折衷一是，言简而义赅。再次则辅以新译，主要通译原文，有类串讲，辞甚雅正，义亦通俗。最后复殿以新识，凡涉疑难问题，无论人物史实、义理旨趣、对话语境、历史脉络，均一一深挖开拓，释疑解滞，寻绎发挥，发为确解，出以新意，层层诱导，引人入胜。如书名所示，实乃全书重点。

    以上四个方面，环环相扣，层层提升，彼此参照，相互发明，固然多得力于固有诠释传统特别是经学注疏方法的启示，但也具备了伽达默尔意义上的诠释循环特点。即四个方面互动互构，既有分工，又有重点，恰好构成了循环诠释的圆圈。皇侃认为《论语》之“论”有多重释义，其中一项即以“轮”训“论”，以为原书“义含妙理，经纶古今”，可称为“圆通之教”。而今以诠释之循环学观之，亦可谓妙义流布，遍摄一切，畅达无碍，可称之“圆道之学”。

    《论语》开篇即以《学而》篇冠首，所谓“学也者，所以学为圣人也”。能为“学为圣人”的本体论依据，显然即为孔子反复强调的“仁”。因此，所谓“学而时习之”，则不能不反复实践，在实践中学，在学中实践。“学”既可训为“学习”之学，也可释为“觉悟”之觉，诚如朱子所言，实有“务本之意，乃入道之门，积德之基”，正是一种本体实践之学。可见凡读刘强教授之书者，皆应力学、真学、勤学、善学，学而后能“觉”，学而后能“行”，方为真学。只有透过“知行合一”的学习实践活动，人生才能达于真善美浃然一体的“至乐”之境，才算在生命价值的实现与创造活力的展开方面有了切身性的收获。借此难得的因缘盛会，愿与同道诸君共勉。

戊戌年孟冬谨识于依庸山睛山书屋

图文收集与编发：中国文化书院（阳明文化研究院）办公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