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清水江文书为代表的沿江、侗寨、苗乡的文化资源完全可以申报世界文化遗产，让更多的学者介入这个研究行列，从清水江更好地认识西南，认知中国。”对清水江文书研究多年的贵州大学张新民教授分析说，清水江文书的特点：第一，具有全息性，清水江文书已经收入20万份，加上民间的达30万份，集中反映了当地苗侗民族生活的方方面面，具有极高的研究价值；第二，完整性、系统性，清水江文书有些是一个完整家族史、村寨史，构成了一个完整的知识链条，折射出社会变迁的大历史；第三，民间性，当地的契约分为红契与白契，红契是经过官府认证并加盖印章的契约，白契则是指未经官府备案的契约，清水江文书白契居多，红契较少，当地人形成了一套独特的契约观念，不需要官府的认证，约定俗成地遵守着契约的内容；第四，归户性、在地性，空间上的准确定位，可以有效准确进行实现田野调查，田野调查与文献解读的有机结合，家谱与文书配套研究，才能有效理解与认识这种多元交融的民族文化。
2018年01月26日《贵州日报》第12版“27。黔地标”“黔史”栏目刊载图文报道，题：“清水江文书：研究中国人文历史崭新视角”。全文如下：
《贵州清水江文书·黎平文书》首发式暨学术研讨会举行，北京大学、厦门大学、中山大学、吉首大学、贵州大学、贵州师范大学专家学者，充分肯定清水江文书的收集整理、编纂以及学术研究的方向与价值——
清水江文书：研究中国人文历史崭新视角
本报记者 赵相康 实习生 郭远芳
1月20日，由凯里学院、贵州民族出版社主办的《贵州清水江文书·黎平文书》首发式暨学术研讨会在凯里学院举办。来自省内外的专家学者云集于此，研讨会上，北京大学、厦门大学、中山大学、吉首大学、贵州大学、贵州师范大学教授学者，就《贵州清水江文书·黎平文书》出版发行以及研究成果展开主题发言，专家们一致肯定《贵州清水江文书·黎平文书》编辑出版的学术价值，并对清水江文书的收集整理，编纂以及学术研究的方向与价值展开讨论。
“清水江文书大多都散落在民间，收集和整理工作难度很大，内容也非常丰富，涉及税单、账单、礼单、诉状、书信、证书等，数量巨大，很难影印出版。”厦门大学郑振满教授认为，此次成功地编纂出版体量如此庞大的《清水江文书·黎平文书》是对所有参与这项工作的工作人员的肯定，文书的出版将进一步推动清水江社会文化的研究，同时也在文书的整理收集工作上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伴随着资料整理出版的基础性工作的完成，相关的研究也将随之展开，民间文书研究的大方向在哪里？郑振满教授认为文书研究应该超越地域，超越民族，要有一种更为广阔的视域，“文书不仅仅是历史学的问题，而是整个中国人文历史的问题”。以清水江文书的研究这样一个崭新的视角，来看待中国人文历史，将会产生更多有价值的观点，形成一个更为广阔的思想交流平台。
(贵州清水江文书·黎平文书)
“以清水江文书为代表的沿江、侗寨、苗乡的文化资源完全可以申报世界文化遗产，让更多的学者介入这个研究行列，从清水江更好地认识西南，认知中国。”对清水江文书研究多年的贵州大学张新民教授分析说，清水江文书的特点：第一，具有全息性，清水江文书已经收入20万份，加上民间的达30万份，集中反映了当地苗侗民族生活的方方面面，具有极高的研究价值；第二，完整性、系统性，清水江文书有些是一个完整家族史、村寨史，构成了一个完整的知识链条，折射出社会变迁的大历史；第三，民间性，当地的契约分为红契与白契，红契是经过官府认证并加盖印章的契约，白契则是指未经官府备案的契约，清水江文书白契居多，红契较少，当地人形成了一套独特的契约观念，不需要官府的认证，约定俗成地遵守着契约的内容；第四，归户性、在地性，空间上的准确定位，可以有效准确进行实现田野调查，田野调查与文献解读的有机结合，家谱与文书配套研究，才能有效理解与认识这种多元交融的民族文化。
中山大学的刘志伟教授首先对此次《清水江文书·黎平文书》的出版给予了极大的肯定，同时对民族国家历史的认识与对地方文献研究的关系进行了阐释。刘志伟教授认为要推动历史学的发展，需要从不同学科的视野，建立起新的历史解释。对地方文献的研究正是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与新的材料，从这个角度出发重建历史叙述、历史解释,将会更深入了解中国历史文化的发展脉络，也最大程度地实现地方文献的历史价值。
那么作为地方民间文献的《清水江文书·黎平文书》的发掘是否会对传统的历史文献造成冲击？传统的历史文化学能否真正容纳这些新的发现？北京大学赵世瑜教授从历史学学科建设的角度回答了这个问题，他认为新材料发现意味着对研究的新挑战，历史文化研究必须打破狭隘的学科视角，要从多种角度来认识理解，才能充实完善清水江文书研究的价值。
贵州师范大学徐晓光教授认为，种类繁多、保存完整的清水江文书的发现是文书研究的重大机遇，极大扩展了档案文书的研究范围，拓宽过去只关注官方文书的传统视野。文书的意义在于服务历史研究，对历史进行深入研究追寻历史痕迹，研究清水江流域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增强地方学术自信，推动地方文化发展。着力从清水江民间文书中发现新问题、发现新目标，沿着新发现建设新贵州。
吉首大学杨庭硕教授提出了在研究清水江文书的过程中要注意的问题，认为有四个维度不能忘记。首先是时间维度，不同时代的生活生产方式有着极大的差异，因此要注重把握在不同时代的文化特点；第二是空间的概念，比如在同一时期的云南与贵州的刀斧手伐林的区别，以及他们的知识体系有何不同；第三如何处理民族文化与国家认同的问题；第四是思路问题，要读透跨文化之间的差异，从多种视角进行解读。
“清水江文书不仅是地域概念也是文化现象，它是区域百姓生活的百科全书。”吉首大学罗康隆教授认为，清水江文书作为民间文书，细致地记录着各村落之间交往。通过文书的研究可以发现从民间交往到地方治理状况，民间文书的重要价值在于真实细致地展现清水江流域的社会历史变化。专属于木材交易的文书展现的就是清水江流域社会交往半径以一天的来往半径为生活圈演变为以河流、码头的点线结构，经济结构的转变也改变了社会文化结构。
学术研究出发点与落脚点都是对人类本身的关注，因此学术研究既要有历史学背景，也要有人类学的背景。“人类学家是讲故事的，是一个时光流逝的关于美的故事。”中山大学张应强教授这样说道，苗疆是文化中国的重要组成部分，要用一种更大的格局来看待，文书提供一种新可能性，也为新的有价值的结论的诞生奠定了基础。
图文收集与编发：中国文化书院（阳明文化研究院）办公室 图文来源：《贵州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