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10月9日，贵州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网站转载刊出贵州大学历史与民族文化学院（中国文化书院）王胜军副教授论文。全文如下：
王胜军：明清时期西南书院祭祀与儒学传播
编者按：本文刊载于《贵州社会科学》2016年第9期，是贵州省社科基金项目《明清西南书院与儒学传播》(批准号15GZYB53)的阶段性成果。作者王胜军为该项目负责人，贵州大学历史与民族文化学院（中国文化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宋明理学、书院文化等研究。
[摘要]书院祭祀是儒学传播的主要构成部分和重要线索。明清时期西南地区书院祭祀一定程度上展示了阳明心学、程朱理学、清代汉学等不同形态儒学在当地的传播情形，具有地域性特征。
[关键词]书院 祭祀 儒学 明清 传播
[中图分类号]K203
祭祀是书院的主要功能，也是学术传播、学派流衍的重要标志。史料庞杂、零散是西南地区儒学传播研究的主要难题，然而书院祭祀却仿佛一条红线，将这些散落的“明珠”串连起来，最终展示出儒学在西南地区传播的基本图景。因此，考察书院祭祀是梳理西南儒学传播的肯綮。
一、阳明心学传播与西南书院祭祀
贵州是明代祭祀王阳明的重要地区，主要在贵阳、修文。阳明在黔讲学时的嘉靖十三年（1534年），曾亲炙其门下的贵州学者如汤伯元、陈文学等乃于是年集数十人请为阳明立祠，王杏于是建阳明书院，并于书院中奉祀阳明，“祭的仪式亦备”。王杏为之作记指出“构堂以为宅，设位以为依，陈俎豆以为享祀”皆为形式，更应继承阳明的“法言”、“德行”、“精思”。[4]第六卷是时正逢“桂萼在朝，学禁方严，薛侃等既遭罪谴，京师讳言学”[2]1329之后不久，王杏作为封疆大吏，其行动无疑是很具特殊意义的。楚中王门学者蒋信到贵州任提学副使时，重建文明书院，并为之增设祭田，又建正学书院，两书院成为当时传播王学的重镇，嘉靖二十五年（1546年）巡抚王学益改建文明书院，且肖阳明像于祠中。修文龙冈山阳明祠为焦维章任贵州提学佥事时建，并有祭田。[3]时间当为嘉靖十三年（1534年），时焦维章在职。[4]到嘉靖三十年（1551年），监察御史余姚人赵锦再建，仍名为“龙冈书院”，奠阳明之位于中堂。[2]1341
隆庆五年（1571年），由于贵阳置府等原因，阳明祠“迁徒靡常”，以致“僻在委巷中”、“芜陋特甚”，于是巡抚阮文中乃于抚署左重建，此前阳明书院已改为贵阳府学明伦堂。新建之后的阳明书院堪称壮观，书院建成之后，曾延请黔中名儒、王门后学马廷锡会诸生讲学于阳明祠正学堂。
阳明之外，其弟子后学祭祀于书院者有张翀、邹元标、李渭。张翀号鹤楼，从学于王学名臣除阶，嘉靖三十七年（1558年）贬都匀，建读书堂讲学，而万历间邹元标亦贬谪于此，遂建鹤楼书院以讲学。万历二十二年（1594年）提学徐秉正建南皋书院（邹元标号南皋），祀邹元标，巡抚江东之为记，以为其立身行事可与阳明并传。史称“二百余年，俎豆不衰”[5]，直到清同治十一年（1782年），知府罗应旒重建，于邹元标之外复祀张翀。李渭，思南人，与孙应鳌、马廷锡并称贵州“理学三先生”，祭祀李渭的有思南府大中书院，是为明万历间，清代则有为仁书院（李渭讲学之所）、印江书院（在印江县，即龙津书院）。
明末清初思想界掀起了一场反思、批判阳明及其末流的思潮，阳明心学在入清之后由此逐渐衰落，但是王阳明的祭祀在贵州书院却仍绵延不绝。清初贵州诸巡抚如杨雍建、田雯、卫既齐、陈诜等皆是理学名臣。杨雍建在三藩之乱后重建阳明书院，认为阳明有功于黔，“黔人之俎豆先生宜不能怠”[6]余编第八卷134。田雯则述说当时阳明祭祀仍有其深厚的民间土壤，以致于“岁时伏腊，咸走龙场致奠，亦有遥拜于其家者……虽樵人猎士过其地者，无不感而生敬……”[6]余编第八卷136。雍正十一年（1733年），阳明书院改为贵山书院，虽然当时程朱理学已被钦定为庙堂之学，王阳明却仍然被奉祀于书院中。
在贵阳之外，清代书院对阳明的祭祀还出现在黄平、龙里、贵定、瓮安、安顺等地。星山书院在黄平，建于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张凤枝《星山书院落成记》有“祀明王文成公，以昭黔学倡教之始”之说。[7]第九卷337莲峰书院在龙里，道光间重建之后，立二贤祠祀阳明及诸葛亮，陈晋熙有记认为“黔之有书院也，自明王文成公讲学始也”[6]余编第十卷165。均将阳明祭祀与儒学传播联系起来。兰皋书院（贵定）、花竹书院（瓮安）、凤仪书院（安顺）等亦皆奉祀阳明，据道光间安化知县俞汝本讲彼时“郡县书院皆祀阳明”[8]第十一卷381，固属夸张，但贵州书院对王阳明的祭祀于清代亦未甚替则可知。在贵州之外，云南、四川（含重庆）阳明心学相关祭祀却实乏其例。
二、程朱理学传播与西南书院祭祀
贵州地区程朱一派祭祀不及王学，见诸记载者有施秉、镇远、平远等地。兴文书院（又名“培龙”）在施秉县治右，始建不详，祀朱熹，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署县理问杨之翰改祀孔子，移朱熹于东庑。紫阳书院在镇远府，嘉靖间由知府黄希英建，万历初巡按毛在有《镇远紫阳书院记》，称朱熹“游学四方，足迹遍天下，天下宗之，无问古今所在肖像以祀”。在此之前，张居正禁毁天下书院，紫阳书院由于地理偏僻得以保全。清代可考者有平阳书院（又名“凤西”），在平远州，旧属义学，乾隆二十年（1755年）改建为书院，有景堂五间，名“九贤祠”，祀濂、洛、关、闽九贤神主。谢泽在《新建平阳书院碑记》中讲九贤祠之设是要“俾诸生知理学渊源之有自”[9]第十六卷714。诸书院虽有祭祀，讲学形情却皆不详。
程朱理学在贵州传播从总体而言是比较微弱的。其中，唯有乾隆时期贵山书院在陈法掌教时期，程朱理学一度颇有兴盛之概，陈法与陈宏谋等湖南程朱理学一系关系密切，著有《明辨录》，该书与张烈《王学质疑》、罗泽南《姚江学辨》均为清代辟陆王之学的名著。陈法在主持贵山书院近二十年中，一面购书，一面申明学约、反对科举功利之习。故而，贵山书院将陈法与另外两位山长艾茂、张甄陶一体奉祀。在这段时期，贵山书院阳明奉祀已是“尘封苔渍”[6]余编第九卷147，几近荒废，赖粮储道德隆重修之。这样，程朱、陆王之学诸人物便合祀于贵山书院，形成了学术史上比较奇特的景观。
四川（含重庆）地区程朱理学传播相对为多，周敦颐曾仕于合州，程颐官涪州，魏了翁、黄裳又是蜀人，故此历史情形导致四川书院（含重庆）对程朱理学人物的祭祀在宋代已发展起来，有周敦颐、程颐、尹焞等。[10]39与贵州一样，往往合祀，主要分布于夹江、叙州、石泉、万县及成都等地。夹江县有平川书院，建于嘉靖元年（1552年），祭祀颇具规模，有楼名“桂华”，共二十八楹之多，按察使张凤羾有记，谓当时书院学校“非五经图书不讲，非周、程、朱、张不宗，百五十年来，五教大行……”[11]第八十卷2632。邑令刘希周于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复建，改名“漹江”，前为讲堂，中祀濂、洛、关、闽诸儒，刘希周于记中盛称程朱之学说“至濂、洛、关、闽诸大儒出，然后有以接千载不传之绪，开示蕴奥，辨析疑似……孔孟教人之道灿然复明于世”[12]第十一卷。叙州有翠屏山书院，建于成化十八年（1482年），祀周、程、张、朱五子之像，每岁夏至日祭祀，周洪谟《翠屏山书院碑记》盛赞理学道统说：“濂溪开正学之渊源，二程导其流，横渠扬其波，晦庵会而归一……”[13]第四十卷。石泉县有酉山书院，建于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讲堂三楹，书室五间，中奉朱熹神主，朔望行礼，倪承宽有记。万县（在今重庆）有万川书院，咸丰七年（1857年）建，祀周、程、张、朱五子，知县冯卓怀为记说“宋五子之功不在孟子下也，自科举取士以来，士之读圣贤书者往往争利禄而遗道学”，望生徒“希贤、希圣”。[14]
其中，大益书院在明代成都府地位最高，正德十三年（1518年）提学王廷相创建，祭祀人物众多，程朱理学人物有周敦颐、二程、尹焞、张栻、魏了翁等，左布政使陆深有记。明末张居正毁书院，大益书院在西南地区首当其冲，讲学固已停辍，祭祀亦不能进行，而诸人木主尚存，说明祭祀仍然是书院最后的维系。之后郭子章改其为大儒祠。
朱熹与四川（含重庆）乡贤合祀，共同构成程朱理学的传播谱系，展示出其地域特色。如明代保宁州锦屏书院，祀朱熹、张栻、黄裳。陈宗虞《锦屏书院三贤祠记》记载说“锦屏书院建自嘉靖初……中有尊道阁三楹，贮经史书其上，阁下为大椟，函三木，祠晦翁朱先生、南轩张先生、兼山黄先生。”[11]第八十卷2627张栻号南轩，今四川绵竹人，湖湘学派代表人物之一，朱熹曾从福建千里跋涉到长沙，与张栻探讨理学，史称“朱张会讲”。黄裳，号兼山，今四川广元人，曾与彭龟年荐朱熹入朝为侍讲。两人可称为泛意义上的程朱理学人物。
单独祭祀的人物如周敦颐、二程、张栻、魏了翁、薛瑄等，皆是程朱理学一系。合州合宗书院（又名“濂溪”），嘉靖十年（1531年）重建之后，塑濂溪像奉祀其中，以周敦颐曾官合州，故祀。祀程颐者有钩深书院（今重庆），宋时名为“钩深堂”，原为其讲学之所，后建北岩书院，乾隆九年（1744年）重建，中祀程颐。汉州有讲道书院，雍正十一年（1733年）建，有二程子祠，以志二程随父程珦来汉州事。此外，绵州有南轩书院、晋熙书院，皆祀张栻，分别为嘉靖元年（1522年）、乾隆六十年（1795年）。剑州兼山书院祀黄裳，实宗程朱理学，雍正五年（1727年）杨鹏羽《重修兼山书院碑记》中就讲说：“宋自五星肇运，名贤迭出……至紫阳崛起，集诸子之大成，而正心诚意之学赖以昌明而不坠。”[15]第十卷851祭祀魏了翁者有鹤山书院，邛州、眉州各有一所。祭祀薛瑄者有楼山书院，在屏山县，始于隆庆元年（1567年），明季毁于兵燹。广义而言，这些人物既属程朱一派，又与四川（含重庆）有渊源，所祀书院学术宗尚为程朱理学。
云南地区程朱理学传播不及四川（含重庆）、贵州，诚如朱若功之说：“滇省宋时未入版图，不得与于中原文献之传，至今醇谨者多，而决意效法程朱者绝少”[16]第七卷。其书院祭祀亦有表现。其中，昆明五华书院有六贤祠，祭祀鄂尔泰、杨名时、尹继善、陈宏谋、李湖、张太岳等与云南有关的封疆大吏，其中，杨名时、陈宏谋可称名臣兼名儒。主讲席者学者甚多如艾茂、张甄陶、尹壮图、许印芳、陈荣昌等人，或宗程朱，或尚汉学。雉山书院在宜良县，建于康熙三十二年（1693年），有四贤祠祀朱熹，知县龙灿有记。之后有陈复仁、严廷中讲学，皆不以理学名。崇文书院（原名“崇正”）在建水，明嘉靖二年（1523年）建，有五贤祠，祀周、程、张、朱五子，至清而未废，明人张绎有记盛称朱熹《白鹿洞书院教条》，批评当时以科名取容于世、苟得利禄之习。[17]第十五卷讲学情形不详。
三、清代汉学传播与西南书院祭祀
四川尊经书院祀文翁，是西南汉学传播的大本营。实际运作者为晚清名臣张之洞。张之洞虽不树汉、宋门户，实际则倾向于用汉学经世，《书目答问》即是为尊经书院生徒所列书目。张之洞于同治十二年（1873年）出任四川学政，在任期间，力促汉学之风，又与巡抚吴棠议合，创办尊经书院，于光绪元年（1875年）落成。之后，张之洞又在山西建令德堂、在广东建广雅书院，皆为汉学式书院，尊经书院实际上是张之洞创建的第一所汉学式书院，主要宗旨是“通经学古”而不课时文。张之洞创建尊经书院有极其强烈的汉学经世冲动。故尊经书院祭祀经学家文翁，实是应有之义。
尊经书院有“三公祠”，“三公”分别是秦人李冰、汉人文翁、宋人张咏。有学者认为三者的共通之处是“他们均是从外地来四川做官，而治蜀有功，造福后世。”[18]要之，皆有经世之功。李冰、张咏虽不是学者，但与文翁一样，都有经世的符号意义，而文翁是西汉经学家，是祭祀的核心人物。《华阳国志》称文翁“遣隽士张叔等十八人东诣博士，受七经”，因此，尊经书院最初拟名为“受经书院”，也说明其强烈的汉学意指。尊经书院建成之后，即请学者薛焕为山长，以“继文翁之教，作育人才”。之后又延请王闿运为山长，四川经学遂大张其帜。
尊经书院之外，锦江书院建在文翁石室遗址，亦祀文翁。[10]295时为嘉庆十九年（1814年），知府李尧栋“仿古制建石室于讲堂”，其时正值全国范围内汉学传播鼎盛时期。据王沂《石室书院记》至元六年之前成都曾建石室书院祀文翁，民国《华阳县志》纂者以为或寝而未行，因为至正间又有请复石室为书院事而未果，又考有明三百年中仅有万历中耿定力为成都知府时对文翁石室加以修葺而已。[19]第二十九卷不难看出，“文翁”是汉学在晚清于蜀中传播过程中形成的一个文化符号。
贵州地区汉学传播虽无基础，晚清时却颇有名家，如郑珍、莫友芝、黄彭年、黎庶昌等。从书院祭祀来看，汉儒尹珍蔚为大宗，以贵阳正习、正本、贵山三书院为代表。正习书院建于嘉庆五年（1800年），是时始祀尹珍，有祠三间，光绪初改名“学古”。汉学家莫庭芝为山长时，于光绪四年（1878年）建“敬业楼”，庋书其上，中奉尹珍木主，左右箧笥环列，并作《尹先生祠堂记》，从经学角度盛赞尹珍，称其“远从汝南许叔重受五经，又师事应世叔学图纬，通三材，还以教授”、“瞻仰先生，慨然有思朴学经训之原，而动考古之志焉”、“祀典不修，无以伸后学”[20]秩祀志三，并以每年五月五日祭奠。莫庭芝曾从学于黔中名儒郑珍，与其弟莫友芝皆以考据名世。其父莫与俦亦宗汉学，道光二年（1822年）出任遵义府教授时，便于学宫左阁建三贤祠，祀舍人、盛览及尹珍，以表彰汉学。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深受张之洞影响的贵州学政严修，又聘绥阳汉学家雷廷珍为学古书院山长。
贵山书院在清代中期亦已大有汉学之风。其中，著名汉学家洪亮吉在乾隆间任贵州学政时，“购经史足本，及《文选》、《通典》诸书，俾资讽颂……其在省日，每月自课之……由是黔中人士皆知励学好古。”[21]洪亮吉还不时到书院与生徒讲贯，严立课程。于是，黔中之学为之一变。然而直到嘉庆二十五年（1826年）重葺书院时，始建尹公祠三间。至于正本书院，与正习书院一样是嘉庆五年巡抚常明所建，设有尹公祠三间。
此外，祭祀尹珍的还有龙津书院、铜江书院、黎阳书院、凤仪书院、龙冈书院等。龙津书院在印江县，有屋三楹名“二公祠”，尹珍之外，附祀李渭，知县杜昌堉有《印江尹公祠碑记》，认为“余尝谓经学所以明道，道学所以体道……经学昉于东汉，自道真始；道学肇于胜朝，自同野始”[8]第十一卷376，因为尹珍代表经学，而李渭又宗理学，故试图将两者合一。铜江书院在铜仁，有尹公祠祀尹珍，时间当在乾隆六十年末书院因战乱毁废重建到道光四年《铜仁府志》重修之间（1795年~1824年）。黎阳书院在黎平府，落成于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先祀文昌，于嘉庆年间改祀汉儒尹珍。凤仪书院在安顺，祀尹珍之外，还兼祀阳明等，始于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龙冈书院则于尹珍外，又祀诸葛亮、王阳明、何腾蛟，时为光绪三年（1877年）。由上可见，诸书院祭祀尹珍时间均在乾隆或嘉庆之后，莫庭芝“贵州书院向皆祀道真尹先生”恐系汉学家一种夸张之说。
清代云南书院汉学传播甚微。五华书院山长艾茂、张甄陶颇有汉学风格，艾茂以经学尤以易学著名，张甄陶亦为汉学家，在滇时注经解百余卷，尹壮图、钱沣皆其弟子。尹壮图参与过《四库全书》编纂，之后又回云南主五华书院（昆明）、观澜书院（蒙自）、灵泉书院（阿迷州）、崇文书院（临安），然皆不见有祭祀。建于光绪间的昆明经正书院，有传经、拜经、枕经诸斋，以经史辞章见长，是一所汉学书院，复如学者王善量于通海螺峰书院讲学，以经史著称，祭祀无闻。从总体来看，云南汉学传播是不及贵州、四川（含重庆）的。
四、余论
当然，与儒学传播相关的书院祭祀还有孔子、名宦及奎星等神祇。孔子作为儒学创始人，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但是，相关祭祀在西南地区并不发达，如胡昭曦《四川书院史》中所记什邡方亭书院、黔江墨香书院，它如贵州文明书院、兴文书院，以及以文庙为基础修建的云南新兴州玉溪书院等，总体上数量堪称稀少。主要原因是孔子实际已经无法代表宋明以降愈趋分化的儒学形态，同时孔子祭祀一般规格高、配享多、花费巨，即便中原地区（广义）有建有文庙的书院也并不算多见，况且西南边地官学地位相对更为重要，孔子祭祀“任务”在各府、州、县各级文庙业已完成。
官僚（即所谓“名宦”）对西南书院祭祀及书院传播有重要作用。如上文所述之诸书院，几乎都是在主政官员的主持下建设并展开祭祀的，自发讲学而形成书院祭祀的情形百不一见。清代政府已掌握山长聘任之权，私人讲学性书院空间更是狭窄。因此，官僚祭祀在西南书院中尽管数量不多，但仍然占有重要地位，如五华书院仅祀有鄂尔泰等六名官员，儒学学者皆无与。至于奎星等对象，在清代已经渗透到西南地区众多书院中，表达了士林对科举功名的强烈愿望，但却不为程朱、陆王乃至汉学家所许，不代表儒学的真精神，相反它说明书院祭祀已发生“异化”。
此外，书院祭祀的分布与讲学从某些地域上讲还没有形成真正的“重合”。如遵义湘川书院，主讲习者有李腾华、莫友芝、郑珍、祝文震、萧光远、黎庶焘等诸多名家，或宗程朱，或尚汉学，学术宗向鲜明，而无相关祭祀。究其原因，书院祭祀、讲学及维持均需要大量资金，如清代修四川剑州兼山书院之设费金过万，虽祠祀黄裳，却缺乏膏火、亦无薪金延请名师，贵州安化近奎书院嘉庆七年建成之后，却经费无己、无以延师。
从总体来看，西南书院祭祀远不及中原地区，但是从中仍然可以管窥其儒学传播的一般脉络。贵州由于王阳明讲学以及黔中王门诸子的活动，心学相对发达，与之相对的程朱理学却比较衰微。乾嘉之后贵州儒学传播内容逐渐转变为经世之学，其祭祀对象亦呈现汉学化的特征。四川（含重庆）则与周敦颐、程颐、张栻、魏了翁等人有密切关系，故程朱理学在书院祭祀中长期占有优势。清末四川（含重庆）、贵州、云南都有经世之学传播，这与全国的形势的发展是一致，亦是受其影响而成。云南地区书院祭祀基本无可述者，尽管云南明清两代书院总数达334所之多，远远超过贵州的185所[22]，其儒学传播亦不及四川、贵州，与书院祭祀表现出一致性。从上述来看，书院学界如胡适、陈元晖、胡青、邓洪波、肖永明等普遍认为“书院祭祀与时代学风紧密关系”，在西南地区一定程度上也是适用的。
然而，西南地区书院祭祀却又呈现“纪念性”的符号特征。比如贵山书院在学风变迁之后仍祀王阳明，因为阳明对整个贵州而言有文化肇始的意义。又如四川绵竹晋熙书院虽长期奉祀张栻，但湖湘理学难考其流传，光绪间邓炳文为主讲，却以“朴学为宗”。楼山书院祀薛瑄，以志其少年时入蜀，并不说明河东之学有所传播。锦江书院虽祀文翁，但长期以科举为重，以故薛焕、张之洞要另建尊经书院，却仍奉祀文翁。诸如此类，均须详考。那么，这个“纪念性”究竟意味着什么呢？笔者认为，从西南诸书院祭祀的历史叙事而来看，均有一种汉文化向边地传播胜于儒学内部畛域之争的思想倾向；如王阳明、文翁等固然是理学、经学的界域象征，同时更是中原文化与边地文化区别的标志，其儒学传播主要不在于文本诠释、概念解析。故而，从总体上西南书院儒学形态传播的界域不是特别分明，其符号化的祭祀却十分突出。
参考文献：
[1]嘉靖贵州通志[Z]．贵州府县志辑第1册，巴蜀书社，2006：341．
[2]王守仁．王阳明全集·年谱[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
[3]邹守益．邹守益集[M]．南京：凤凰出版集团，2007：404．
[4]侯清泉．贵州历代职官一览表[M]．中国近现代史料学学会贵阳市会员联络处，2002：111．
[5]唐树义、黎兆勋、莫友芝．黔诗纪略[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3：419．
[6]道光贵阳府志[Z]．贵州府县志辑第14册．成都：巴蜀书社，2006．
[7]嘉庆黄平州志[Z]．贵州府县志辑第20册．成都：巴蜀书社，2006：587．
[8]道光思南府续志[Z]．贵州省府志辑第46册．成都：巴蜀书社，2006．
[9]乾隆平远州志[Z]．贵州府县志辑第49册．成都：巴蜀书社，2006：714．
[10]胡昭曦．四川书院史[M]．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6．
[11]民国四川通志[Z]．成都：巴蜀书社，1984．
[12]民国夹江县志[Z]．四川府县志辑第38册．成都：巴蜀书社，1992：198．
[13]嘉庆宜宾县志[Z]．四川府县志辑第30册．成都：巴蜀书社，1992：115．
[14]同治万县志[Z]．四川府县志辑第51册．成都：巴蜀书社，1992：284．
[15]同治剑州志[Z]．四川府县志辑第19册．成都：巴蜀书社，1992：851．
[16]光绪呈贡县志[Z]．云南府县志辑第3册．南京：凤凰出版社，2009：202．
[17]雍正建水州志[Z]．云南府县志辑第55册．南京：凤凰出版社，2009：548．
[18]李晓宇．从《四川尊经书院举贡题名碑》看尊经书院的办学理念[C]．四川尊经书院举贡题名碑[C]．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13：45．
[19]民国华阳县志[Z]．四川府县志辑第3册．成都：巴蜀书社，1992：425．
[20]民国贵州通志[Z]．贵州府县志辑第8册．成都：巴蜀书社，2006：309．
[21]吕培．洪亮吉年谱[M]．上海：大陆书局，1933．43．
[22]邓洪波．中国书院史（增订版）[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2：66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