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期两天的《哲学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当代价值——海峡两岸哲学论坛》即将闭幕，我受大会委托做会议总结。人民大学与辅仁大学的两岸哲学交流从1990年开始，每年开一届，最初在李文海、罗国杰、陈先达、刘大椿等老领导的支持下展开，也得到辅仁大学历任领导的大力支持，25年来，黎建求前校长、潘小慧、尤煌杰、汪惠娟、傅玲玲、邱建硕诸教授一直支持两校交流，虽然中间有点中断，但最近十年一直没有间断，在冯俊、郝立新院长时代，这种持续有效的两岸哲学交流很好地坚持下来了。今天我们人大进入姚新中院长的新时代，我们还将继续保持两岸交流的优良传统。

　　我们开完两天会之后，还是应该反思一下，本次哲学论坛到底取得了哪些成绩和突破，是否推动了我们时代的哲学与传统文化之间的对话。

　　应该说，我们来到王阳明龙场悟道的圣地，来到他悟道之后不久就建立、如今已经有着五百年沧桑历史的中国文化书院，并来到这几年蜚声海内外的文化高地孔学堂，我们来这里开这个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大会，说明会议本身就是两岸哲学家们来到中国文化的圣地提升中国传统文化当代价值的努力！所以大家说了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到哪里开会，比如我们当下在郭老师所谓的未来的西南联大孔学堂开闭幕式，这本身就是哲学融入当代中国传统文化建构的行动。

　　这就是为什么贵州大学宋宝安校长一开场就要指出，我们这里是王阳明龙场悟道的圣地，因为这种龙场悟道的精神和魄力，让几百年来的中国知识界地动山摇，其动静和历史余波远远超过尼泊尔这几天的大地震。我们这几天一起酝酿的可谓中国知识界复兴阳明学的地震，下面我就具体分析一下我们这里发生的这一场文化地震的深层意义。

　　请允许我从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院长姚新中教授《传统、现代化与中华文化的当代价值》开始说起，姚院长在英国23年，是国内少有的、世界范围内也不多见的具有全球性眼光和世界性胸怀的哲学院系领导人，他回国后就一直在思考传统与现代的关系，他提出短现代化和长现代化概念或模式。他认为，中国传统与现代化的关系既不短也不长，中国一直被现代化，被西方强加现代化，可见西方是中国现代化的原罪，没有西方就没有中国现代化带来的诸多问题。相对我们的本土传统来说，现代化可以说就是异化。姚院长提出，传统与现代化是相互塑造、相互改变的过程，所以他提出循环模式，认为中华传统就是现代性的一部分，实现价值统一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等，就是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统一，在此过程中，中国文化对现代化可以做出特殊贡献。

　　根据姚院长的远见卓识，我们各位同仁来到王阳明龙场悟道的地方，就要体会王阳明那种千古之下圣学复活，古代圣学道统血脉相连，如今复兴在我的气魄。恰好本次会议有几篇关于王阳明哲学的精彩论文，如中国人民大学哲学学院外国哲学教研室主任欧阳谦教授《“皆从心上说”的意向性诠释——从现象学看王阳明之心学》，该文从他三十多年来对王阳明“知行合一”之教的深刻思考和仔细琢磨入手，说明“岩中花树”是给花赋意，是一种意识建构性，所以心学也可以说是意识学或者体验之学，是心灵不断给这个世界赋予意义的过程，心灵一动，即是行动。但他指出阳明学将道德理想过度理想化，难以实现，这点受到当代著名中国哲学权威、武汉大学国学院院长郭齐勇教授的质疑，郭老师认为王学的理想现实没有分开，知行合一是打通的。

　　贵州大学张明教授是中国文化书院张新民院长的高足，也跟我的老师成中英教授学习过一年，他的《从王学到阳明学——范式的转换及其在中日两国的命运》说明了同样是阳明知行合一之教，在中国和日本的命运似乎迥然不同。他指出，看中日几百年的互动，中国败也阳明，日本成也阳明。他虽然给出了很多历史人物和历史实例，听起来头头是道，但我对这种归因表示不以为然，尤其他说中国今天的阳明学是出口转内销，跟着日本走，这就偏离了王阳明知行合一之教的本旨。在明末清初黑暗的社会状态当中，王学知识分子也有成功人士，他们对国家民族命运的担当不完全是悲剧性的。清末内患外祸，日本脱亚入欧跟欧洲列强一起欺负上千年的师傅中国，到老师家打家劫舍，欺男霸女，甚至霸占宝岛台湾，今天大陆阳明学的研究不能停留在近代史屈辱的记忆当中，如果王阳明活着，一定不会同意这种判断，当然是我们的本心良知自作主宰，不但要恢复当年王学征服日本的气魄，而且要征服连同日本在内的欧美。所以我的文章诉诸孟子的心性论来振兴儒家伦理，其实跟诉诸阳明知行合一之教来振兴中国文化的精神，是一脉相承的。

　　姚新中院长还在主持的过程当中，就高屋建瓴地指出，辅仁大学的诸位同仁配合得可谓天衣无缝。首先，文学院院长陈福滨教授谈《基督宗教七圣事的意义》，之后尤煌杰教授《台湾新士林哲学界对知识理论的阐述》谈论新士林哲学的知识理论，接着潘小慧教授讨论伦理学，而何佳瑞教授讨论美学，他们都紧紧围绕新士林哲学，体现出强大的学派意识和高度的内在一致性。今天阳明学的复兴，特别需要跟新士林哲学团体学习这种哲学学派的精神。

　　如果今天阳明在世，他可能会颠倒罗光主教的使命，从“使天主教进入中国文化”，变成“使中国文化进入天主教”，他们的共同点正如潘小慧教授在《台湾新士林哲学的伦理学发展：以高思谦、罗光、周克勤为例》当中指出的，“两家伦理都注意内心”。王阳明哲学对人性良知有强烈的宗教意味，可能跟罗光主教认为没有宗教不能谈伦理异曲同工，而且正如潘教授指出，多玛斯哲学的伦理学精神与中国儒家的“诚意”一致，都注意到内在行为的关系，可以汲取儒家伦理学的精华与优点，说明善恶的核心在内在，道德的关键在内心。反过来说，今天基于阳明哲学的伦理学建构应该吸收多玛斯哲学伦理学的内在合理性，重建阳明哲学的哲学与宗教维度。

　　阳明学的重建首先要学习陈福滨教授指出的宗教维度，他作为中国哲学专家，曾经极其精深地研究过道教经典《周易参同契》，而陈老师同时也是基督徒和天主徒，对基督宗教圣洗、坚振、圣礼、和好、傅油、圣秩、婚姻七大圣事都有深刻的体悟，在他身上，我们看到中西哲学与宗教精神的高度统一。儒家哲学的复兴，首先是儒家宗教精神的复兴，是儒者对天地、宗族的宗教意味的重建。

　　尤煌杰教授在《台湾新士林哲学界对知识理论的阐述》提到柴熙神父、罗光主教等几位在台湾士林哲学中有代表性的知识论著作，他指出，多玛斯的实在论知识超越经验，可以跟中国哲学思想对话，建立中国文化特色的士林哲学知识论。我想，如果哪一天欧洲大学也讨论具有意大利文化特色的阳明学知识论，那样阳明学与士林哲学的对话才进入比较平等的时代。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具有阳明先生那种强烈儒家使命感的武汉大学国学院院长、孔学堂学术委员会主席郭齐勇教授《儒家生态伦理对现代性的超越与启示——以<礼记>为中心的讨论》提出，以阳明学为精神的中国文化，需要消化西学，转化西方宗教，消解当代意识形态中正面和负面的内容，这是何等的气魄和远见卓识！他借用生态层面反对西方的自我膨胀来说明，中国哲学的国际化发展就是要遏制西方哲学的自我膨胀，消解西方哲学标准化和普世化的历史趋势，反对人类中心主义，要求人类的发展要符合天地生生的气象，人的祭祀等礼制要符合时令，利用动植物要符合自然节律，儒家道德是对自然物取用的反思，不是简单占有，而是自觉维护生态。随着中国走出一两百年来的历史低谷，中国哲学的精神将从被西方彻底边缘化，发展到越来越有普适性，逐步恢复几百年前，王学征服日本，今后征服欧美的气魄。这点上，郭老师和阳明的心意是相通的。郭老师说生态问题也是政治问题，或许可以理解为讨论生态问题其实也是讨论政治问题，其旨远，其文宏，郭老师的文章恐怕暗含深意。

　　如果郭老师的发言是故意用曲笔的话，那么贵州大学中国文化书院荣誉院长张新民教授《从佛教的儒化、儒学的佛化看中国哲学的未来发展》就清楚明白地指明阳明学的发展方向。他指出，唐代以后宋代以前，佛教比儒家盛，宋后反过来，佛教早期译经时就吸收了儒理，唯识学也中国化，宋以后儒家复兴，吸收了很多佛教的哲理。近代以来，儒家被迫臣服于西方文化的拳头，但是，随着国家的振兴，西方文化的蛮横力道将被儒家的太极绵掌化为无形。阳明学作为中国哲学的核心之一，无疑将成为儒化西方文化的主要力量。或许，中国人民大学陈世珍教授《论<矛盾论>、<实践论>语境中的中国传统文化及其当代价值》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提出，她要表达对毛泽东类似大家对多玛斯或对熊十力的敬意，因为毛提出要抓住主要矛盾，要付诸实践，这跟王阳明的精神也是相通的。她的论文涉及对毛泽东文章的创作时间甚至创作真相的疑问，但我们不能怀疑其中有中国文化的精神，具体来说，就是阳明学的精神。其实，毛泽东敬佩王阳明、曾国藩，早年对阳明心学用功极深，如果按照前面中日比较的逻辑，一个继承了阳明精神的毛泽东就超越了日本所有学习王阳明的历史人物。

　　本次会议如果理解为阳明心学精神的复兴，那么在具体表现可以有以下五个方面：重建宗教，重建哲学，再造传统，现代转化，当代价值。以下我一一说明。

    重建宗教

　　辅仁大学士林哲学学派的诸位同仁，在重建宗教方面似乎有一种自觉，因为他们有传承，而且着鲜明学派风格。前辅仁大学校长黎建球教授《以意义与价值为内容的哲学谘商》，从自己念哲学教哲学的经验当中深切体会到，百分之八十的哲学系学生毕业后不从事哲学工作，哲学家应该是灵魂的医生，对人类的心灵有帮助，自我陶醉是不够的，中西伟大哲人立身处世都是以帮助他人，为国家服务为根本目标。哲学咨商就是以哲学助人的方法，必须能够自立立人才是有内容有意义有价值的系统。一般人只是生活的哲学家，可以用经验助人，最好用哲学思想助人。哲学咨询跟心理咨询不同，与临床医学也不同，因为哲学咨询没有病人。黎校长有句名言：“所有情绪都来自于观念之后”，他举例孝是概念，顺是方法。对父母孝敬不容置疑，但如何孝敬必须依靠自己。相信价值引领，如果哲学没有价值就不是哲学，要有价值系统，亚里士多德说“人生的目的在追求幸福，幸福的目的在于至善”，跟《大学》“止于至善”说相通。世界上应该有某种绝对的东西，这就是对至善的一种宗教感。最后是互为主体，哲学咨商是在对象上看到自己的过程。黎校长的哲学咨商说是一种即凡而圣的努力，帮助无助的哲学家们在日常生活中运用哲学，从而维系哲人追求至善的宗教维度的情怀。

　　辅仁大学何佳瑞教授《从多玛斯哲学看美感经验中的意志作用》说明了意志与美感的关系。她指出，美与善是同一的，善在于平息欲望，而美通过所知与所见来平息欲望。美是个体超越属性之美实现了意志的目的，意志获得愉悦，个别的美与普遍的美之间发生了共通感。她认为，在审美活动中，理性与意志可能同时运作。关于审美中的意志问题是非常难以理解的，何教授的努力披荆斩棘，很见功力，对之前的众说纷纭，何老师基本梳理出了一个清晰的头绪，有很深心得。

　　台湾明新科技大学古旻陞教授《初论“音心对映论”》说明音心可以对映，可以和通，从而实现儒道互通。他以胡塞尔主体间性来说明在审美意识中，需要靠存在的先验性保证客观性，但从欣赏者的角度，他引列维纳斯意向性有开放性的观点，认为认识彼此通过我思来构成，人只能听到自己听到的音乐作品。但如何通过我思来转化音乐和艺术作品，成为我的部分？这说明意识有转化能力。他认为，要理解音乐作品存在于作曲家与欣赏者之间，还是需要借助多玛斯的共相论，换言之，首先追求我们讨论的共相，看看是否可能得到理性的愉悦，理解具体音乐可以通达全体，这样作者不在场音乐作品也能够被认识。这跟中国哲学里物物一太极，万物皆有道相通。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曹南来教授《建设有中国特色的基督教：商人基督徒研究》通过对海外温州人宗教信仰的研究，认为在东西沟通的时代，何为我，何为西方其实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而中国宗教的建构，也不是一个简单的东西宗教沟通问题。曹教授可能想模仿我们辅仁大学的同仁建设有特色的士林哲学研究，认为我们也要建立中国特色的基督宗教研究，当然，他的研究更侧重社会学，而不是信仰。

　　辅仁大学汪惠娟教授《读马若瑟的<儒教实义>以检视儒家的宗教哲学》和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张雪松教授《刍议佛性论与中国本土人性论思想的交涉》都在宗教和哲学之间。汪教授有感于辅仁大学敬天祭祖大典受到学生抗议，反思儒家在多元文化中的问题。她指出，如果儒家只是以伦理为核心，那么还是不够开发出其人文主义，必须开发出其宗教哲学。汪教授从法国耶稣会神父马若瑟开始，分析儒家是否是宗教？她认可徐复观春秋时代儒家人文化只是信仰形式的改变，而不改变信仰本身的观点，也同意任继愈认为儒家可以成为儒教的判断。汪教授认为，中国的宗教哲学就是陈述宗教信仰，虽跟西方不同，但也是宗教哲学。她引述方东美认为儒家是生命超越的哲学和罗光认为儒家的超越是心灵活动的超越，是生命自我活动的超越，说明最高境界是“从心所欲不逾矩”，落实在伦理性的超越。最后汪教授认为，台湾护守了中国文化，保持了对天的敬畏，这对建构当代儒家宗教哲学很重要。

　　汪老师要沟通儒教和士林哲学，而张雪松老师则以佛性问题为中心，探讨了佛教传入之后跟中国传统思想之间的沟通互动，对今天沟通宗教和哲学很有借鉴意义。他认为，佛性问题带来中国人性论的重大变化，改变了生之谓性的传统，提升了对人性论的思辨水平，刺激儒家道德形上学的产生和发展。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刘增光老师《<诵孝经观>的佛教因素与杨复所的宗教关怀》认为，杨可能是第一个把儒家经典宗教仪式化的儒者，建立了诵读经典的工夫论。他跟他的弟子对读书的仪式非常讲究，借鉴佛道二教的资源为诵读《孝经》设计了一套仪式，以孝可以融汇儒道佛。刘老师对经文的佛道内容做了分析，说明其受到天台宗天台忏法的影响明显。同时刘老师分析了杨跟袁了凡的关系，讨论儒家学者对于佛道思想的接受和影响，落实到阳明心学所讨论的道德只能来自内在的本心，不可能来自外在的出发点上。张雪松和刘增光对中国古代宗教性的讨论，对于今天如何建立儒家哲学的宗教性有借鉴意义。

    重建哲学

　　重建哲学首先要重建过去哲学命题的意义，所以辅仁大学邱建硕教授《“福尔摩斯杀了成吉思汗”命题分析》就很有方法论的意义。他认为分析命题要提出不同的理由，希望找到问题背后的信念，为什么会提出这样的命题，为什么这样想，命题的起点与终点，对信念怀疑的问题是确定概念的问题，重点在于足够的理由做逻辑分析，想方设法让学生有兴趣。他提出回到分析者好像庄子鱼之乐的故事最后回到濠水之上，做旁观者和分析者，去面对语句、命题的理解，不能不回到关系、命题的整体性去。可见，在中国文化中，意义的展开难以离开整体的情境。虽然邱老师苦心孤诣建立起来的结构似乎被陈老师一句“张飞打岳飞”给解构了，但邱老师的精深运思的魅力还是征服了与会的老师和同学们。

　　辅仁大学哲学系傅玲玲教授《关于“孔颜之乐”的几点思考》文章提出四点：“孔颜之乐”是儒家生命价值观的体现；乐在“志”(追寻)还是“达”(实现)道，她认为应该是志道，否则就只有孔子和颜回才能达道。志于道就有乐吗？志于道应该就是圆满境界的动力。“与点”之乐是一种内外和谐之境。孔颜之乐是主体内在的体验，不需要外在条件的内在德性的圆满，与喜怒哀乐的欲受到对象影响不同，是纯粹至善的乐，是天人大乐。傅老师对孔颜之乐体会深刻，分析鞭辟入里，丝丝入扣，多能发前人之所未发。

　　贵州大学中国文化书院刘振宁教授《王阳明谪黔心路及其嬗变根由解析》一文对王阳明的经历和思想变化有深刻的研读，对阳明诗词做了仔细分析，认真琢磨王阳明的心路历程，最后落实到其知行合一思想。

    再造传统

　　传统在不断再造的过程之中，今天复兴中国思想，对传统哲学问题的再造非常重要。复旦大学哲学系张庆熊教授《中国传统文化的和谐观念与社会稳定和可持续发展》，回望约一百年前五四运动，反观今日孔家店没倒，还建起孔学堂，科学民主是否可以与发展兼容？中国人比以前对传统文化有自信心了，对自己本来的传统有自信了，所以要建孔学堂。五四之前一百年是中国挨打的一百年，古代可以从国到家，现代好像难了。2000年哈贝马斯认为，中国传统观念建立在自然血缘基础之上，跟现代法治国家观念不同。不同的道(德)不能成为法律和程序民主的基础。中国的日常人伦观念难以上升到程序民主，所以需要从家的平常状态的道德实践上升到合适的状态。儒家思想要融合西方思想需要对现代西方文化有了解。张庆熊教授宽广的学术视野和博大的学术胸怀对后学有重要启发意义。

　　中国人民大学余开亮教授《<乐记>人性论与儒家乐教美学理论体系》是对儒家乐教的解读，指出人性论作为儒家乐教的根基，进而讨论其理论合法性和现实有效性。余教授提出，人性论可分为本性和情性，性朴论站不住脚。《乐记》近孔子，不近孟子，着重礼乐对情性的感动和扭转。音乐如何上升为道德修养？没有西方情感意志等三分，儒家情感血气心知本身就是善的。儒家的音乐不是形式乐，而是有叙述性和道德性的内容，所以音乐能够自然激发人之善心，道德通达有其内在机制。《乐记》肯定天地之和的天理，要人乐安久神，回到天地之和，达到安身立命的高度，这是乐教能够安顿人生的原理。余教授论证了儒家天地自然之善的音乐基础，认为对音乐的欣赏是顺性油然而生，以感发意志，实现美感和心知之善的统一，这跟何佳瑞教授提到的美学之中的意志问题可以互通。

　　贵州大学人文学院宋君修教授《论“大学”之“道”与“道-德”“精-神”》从公共理性概念出发，对中国传统哲学与文化的研究做出思考。他区分了作为“大-人”之学和“君-民”之学的“大学”。他认为，“大人”是融入民族、文化与宗教的人。他提倡对举概念，如阴阳彼此对举而成，否认概念本身孤立存在。他认为，伦理学是主体追求为人之道，而政治是由家而国的实践理论。他明显受现象学的影响，对当代问题域存在的问题深入思考，其风格是中国化现象学和存在主义的，他希望改变中国传统文化研究的方法论。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原理老师《西方人力资源管理中的理性主义和短期主义》与如何利用中国文化建构管理学有关。她指出现代西方管理理论基本都是美国的研究范式，实证主义等都是西方特点。西方公认的是理性主义，追求普遍理论，以为可以超越具体情境。原理老师认为，西方过度依赖工具理性，对于人事的评价过度单一，是“能人主义”，即组织的晋升和提拔体制的评价标准以个人的能力为基准，而能力则只与绩效相关。西方还过度依赖短期主义，急功近利。中国传统文化对西方管理应该能够起到匡正作用。原老师认为，西方管理中的理性主义，工具理性，短期主义是负面的，对我们当下的管理实践，对如何建构中国式管理应该引以为鉴。

　　中国人民大学杨武金教授三十年前是贵州大学的学生，他的《墨家逻辑：在墨经与墨论之间诠释》指出，墨子的逻辑性强，墨家思想以逻辑立论，可以把墨子逻辑与亚里士多德逻辑做比较。他特别强调应用与理论的关系，认为如果研究墨家逻辑不结合运用，就可能高估其思想地位，不可随意比附西方逻辑，需要结合其内在运用比较好。杨老师的论文表示逻辑在中国哲学方法论中有重要地位。

　　贵州大学中国文化书院李秋莎老师对论语里《知其不可而为之》做了详细的辨析。她完全不看稿子，很不简单。她分析孔子未必接受这种判断，隐者不想干，但孔子觉得还是要做，觉得“行义”是儒门大事，而不以利害为判断的标准。李老师认为义是内在的、先于任何经验的标准，这就与把义当做适应性的理解不同。孔子注意到要符合道理而且合于经验事实，但常常理可事不可。不过儒者止于仁，不管他人评价，只做行仁义的事，知且能，以我为主。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王伯鲁教授《马克思技术决定论思想辨析》从学者们对马克思是否是技术决定论有争议出发，分析了决定论及其流变和对马克思的影响，提出马克思是否属于技术决定论。马克思去世的时候，还没有这个概念，另外科技跟今天也很不同。王教授继续讨论技术思想的叙事方式，相对的技术自主性，朴素的技术价值负荷论，辩证的技术决定论，认为马克思的技术思想对于今天的科技发展还是有参考意义的。

　　贵州大学中国文化书院邓国元老师《王门“天泉证道”考辨——以“四句教”、“四有”和“四无”为中心的考察》首先讨论对“天泉证道”的记载的分歧，说明“四有”、“四无”来自王龙溪弟子的编纂，说明“四无”是王龙溪自己的体会。这篇文章考证详实，材料丰富，思路清晰，对学术史的相关问题研究有所推进。

　　以上几位老师从不同的角度再造传统文献和思想。

    现代转化

　　贵州大学人文学院哲学系罗绂文教授《试论现代“境界”论研究的演进模式与内在逻辑》分析了现代中国哲学家如何讨论人生在世问题，他认为有三种模式，即王国维宗白华的艺术境界模式；唐君毅和冯友兰的宇宙论模式；以及张世英的模式，他认为这些模式体现出哲人们的价值存在和自我期许。

　　中国人民大学林美茂教授《浅谈中韩两国传统商道中的儒家伦理——以<商道>与<乔家大院>的比较为中心》是一篇深入浅出，充满人性和诗情画意的论文。他认为韩国大商人坚持的是中国的儒家伦理、仁义和信义，尤其欣赏他们自己冒着生命危险，舍己取义。林老师认为，人的才智必须用到正道上面，用正道获取财富，这样的意义上，商即人，而带着仇恨之心则无法经商。当然，他也分析了商道的局限性，尤其是女性和财富，如女性依附在林尚沃上面，乔家大院里面，两个女人爱你则成就你，否则就治你于死地。他追问：谁是谁的救世主，结论是：只要女人的爱情在，男人才能获救。这个问题成为昨天我们酒桌上的一个话题:0是男人只要有了女人的爱情就可以得救，还是只有女人的爱情可以拯救男人，大家莫衷一是。不过大家都觉得林老师作为著名的诗人哲学家，提出让人回味无穷的命题是情理之中。

　　贵州大学人文学院哲学系龚晓康教授《解构宽恕》分析了谁能够请求宽恕，谁可以给予宽恕，谁有权力来宽恕的问题，他指出，宽恕与礼物不同，后者是无条件的赠与，如果是为了得到回报和感谢，就不再是礼物，而是交换。宽恕是无条件的，绝对性的，根本上不可能宽恕不可宽恕的东西。这样说不是要消解宽恕，而是要指出宽恕概念的悖论性，人很难宽恕不可宽恕的。不过，我觉得宽恕不是仅仅宽恕他人，最重要的是宽恕自己，因为退一步海阔天空，对于不可更改的过去，如果拖着记忆的僵尸不放，或者带着创伤的情感不愿意走出，那就是自我惩罚，是自己对自己的不宽恕。换言之，宽恕与否其实在一念之间。

　　贵州大学人文学院赵永刚教授《论<四库全书总目>之<四书>批评》，认为缺少四书学史，提出《四库全书总目》近于四书学史。他认为朱熹实现五经到四书的转型，但当时四库馆臣主要为汉学家，强调了朱熹的考证成就，没有强调其思想，表面上汉宋兼采，其实是为了推崇汉学，所以他认为今天应该重视这个文献。

　　贵州大学人文学院张军教授发表《论滦州影戏剧本<玉环扣>对西厢故事的沿袭与重构》。文章认为，《玉环扣》中的西厢故事自有其独特价值，从沿袭与重构两方面改编了家喻户晓的《西厢记》。

　　贵州大学中国文化书院刘荣茂老师《阳明学派的作文观——兼论唐荆川的诗文创作思想》指出心学家的文学观很独特，他认为明代唐荆川受心学影响很大。传统儒者修身与作文不分，好文章来自人的精神修养。洗涤心源、直抒胸臆、本色文章是三个观念，归结到“法如无法”。最后他借助康德专门阐释本色的美学含义。文章与思想的同一也是知行合一的一个维度。

    当代价值

　　陈福滨老师评论林美茂老师的论文时说：没有人不能做事，没有人才不能做大事，没有品行不能做好事，我们人民大学肖群忠教授的论文《论中华传统美德的时代价值》指出，现在是五四运动以来中国传统文化最好的历史时期，肖教授通过此文要肯定传统文化的价值。肖教授认为，传统美德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与理论，与宗教维度不同，日常生活当中修好儒学功夫就可以安身立命，而与人为善就可以养生。这些都说明中国传统美德是可以活学活用的。

　　贵州大学人文学院王进教授《小儒之用心——论熊十力的<礼记-礼运篇>研究兼与刘清平教授商榷》，文章对刘清平用熊十力来反对儒家做了深刻的批判，强调孔子学生中只有子游、子夏有大道思想。刘清平和熊十力认为现代的价值观念不容置疑，可是，难道现代价值不可置疑吗？王教授显然不同意。他提出，在诠释经典时，如果我们不改变思维方向，读书再多都没有意义。方向性的错误扼杀了经典，发现不了圣人的智慧。他认为熊十力犯了方向性的错误。昨天他说明了一下《2005年来港台新儒家和大陆新儒家的论争》，引用蒋庆反对李明辉认为儒家理想在台湾实现，认为这种观点小看王道政治。不过，郭齐勇老师认为《读经示要》表明熊十力没有犯什么根本性错误。

　　辅仁大学哲学系刘康教授发表《错把春愁诉夕晖——王光祈与五四时代知识分子的抉择》一文。王光祈被认识是因为音乐学上的建树和少年中国学会，当时国家面临救亡图存的危机，自强运动失败。刘教授指出，思想跟文化的改变虽然是社会变革的起点，但只有契合时代大多数人的需要时，思想才具有改变的力量，但一旦为大多数人接受，就只能是主义和宗教。他认为共产主义运动与农民革命很像，逻辑和机制相同，而近代中国的根本问题是建立统一的中央政权。毛泽东的两论是中国革命意识形态的确立，哲学与革命的关系迫使哲学必须成为宗教，而宗教不再是哲学，仅靠少数儒家知识分子的修身齐家不能改变现实。吊诡的是，王为人记得还是他的音乐成就。刘康教授通过分析近代知识分子的历史选择，可以反思当下知识分子如何选择才是合乎历史情境的，尤其是如何协调好个人思想和历史命运之间的关系。

　　我自己的文章《孟子心性论作为当代儒家全球伦理的缘发动力》希望当代国际化的儒家伦理走出古代和区域性的双重困境，认为孟子心性论跟阳明龙场悟道一样，非常有力量，我们需要回到原点，从原点发力，再造儒家传统。

　　如果我们把本次会议从重建宗教、重建哲学、再造传统、现代转化、当代价值五个方面来理解阳明心学精神的复兴，那么这次会议无疑推动了以阳明学精神为核心的当代中国哲学与文化复兴，我们两岸哲学家们齐聚王阳明龙场悟道之地，向辅仁大学士林哲学学派学习如何重建宗教，也向他们学习如何重建系统化的哲学体系，从而再造几千年源远流长的精神传统，帮助它完成现代转化，实现其当代价值。

　　最后，本次人大-辅大哲学论坛取得圆满成功要归功于东道主贵州大学，我们向东道主贵州大学的领导、人文学院、哲学系老师们、孔学堂各位领导和这几天付出辛勤劳动的同学们表示诚挚的谢意。

 

责任编辑： 刘丽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