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大学中国文化书院：五百年的王阳明学统

作者：张明（贵州大学人文学院贵州贵阳550025）
来源：作者惠赐《儒家邮报》
时间：孔子2564年暨耶稣2013年5月20日

 

    作者简介：张明（1970—），男，土家族，贵州印江人，历史学硕士（中）、教育学硕士（美），美国夏威夷大学访问学者，贵州大学人文学院、贵州省高校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中华传统文化与贵州地域文化研究中心”副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中国思想史、贵州地方史、教育学。

 

    摘要：王阳明龙场悟道是中国思想史上的转折性事件，标志阳明心学在贵州的初步形成。王阳明去世以后，黔中王门弟子建立天下王门最早的一家“阳明书院”，大力宣讲阳明心学，贵州成为“王学圣地”。清初，“阳明书院”改为“贵山书院”；1902年，“贵山书院”改为“贵州大学堂”，是为“贵州大学”前身；1942年，重组改建为“国立贵州大学”；2002年，贵大出版《阳明学刊》，这是中国唯一一家以“阳明学”为刊名的大型学术刊物。推其历史源流，贵州大学与阳明心学乃有一脉相承之关系，故贵州大学是一所具有五百年王阳明学统的重要学府。

    关键词：贵州大学；王阳明；阳明心学；学统
    基金项目：贵州大学人文社科项目“王阳明与黔中王门研究”[批号：GDYB2010014]。

一、王阳明“龙场悟道”与贵州“阳明书院”
    正德三年春（1508.3），贵州历史上迎来了一件引人瞩目的大事。是年，王阳明被谪贵州龙场驿（今贵州修文县）。他在生死边缘之际，仍潜心探究圣贤之道，终于大悟“格物致知”之旨，于是提出“心即理”、“心外无物”学说，这就是中国思想史上著名的“龙场悟道”，当代学者称其为“思想史上的一声惊雷”。[①]第二年（1509），王阳明又在贵阳宣讲“知行合一”学说。“心即理”和“知行合一”学说的提出，标志着阳明心学体系在贵州的初步形成。
    王阳明龙场悟道以后，旋即在龙场修建“龙岗书院”，向当地苗夷弟子讲授心学。贵州以及省外士子前来听课者达数百人。贵阳陈文学、汤冔、叶梧等前往就学于门下；湖南蒋信、冀元亨不远千里，前来求教；云南朱克明、朱克相兄弟也拜学于王阳明门下。他们后来都成为在西南地区传播阳明心学的著名学者。贵州彝族土司、贵州宣慰使安贵荣多次遣使问候，表达崇敬之情，结下深厚友谊。[②]贵州提学副使席书邀请王阳明到贵阳文明书院讲学，并亲率书院弟子二百余人“以所事师礼事之”，“诸生环而观听者以百数，自是贵州人士始知有心性之学”。正德四年岁末（1510.2），王阳明离开贵州，黔中弟子饯别于贵阳城南，并于大风雪中将王阳明送至龙里，依依惜别。王阳明在镇远邸店中致信贵州弟子，嘱咐他们管理书院、刻印诗文，勉励他们“努力进修，以俟后会”。[③]
    王阳明在贵州的“龙场悟道”、创办“龙岗书院“和主讲贵阳”文明书院”，揭开了贵州书院讲学运动的序幕。王阳明离黔后，其在贵州的及门弟子大力进行讲学活动，弘扬阳明心学，“承良知之派，以开黔学”。[④]尤值一提的是，王阳明逝世后（1529），朝廷剥夺王阳明的爵位，定王学为“伪学”，禁止天下讲习阳明心学，黔中王门三大弟子陈文学、汤冔、叶梧于是相继弃官，返归贵州故里，他们并不为朝廷禁令所动，慨然以弘扬师说为己任，使阳明心学在贵州得以继续传播。在王阳明逝世五年之后（1534），贵州士人或在家遥祭阳明，或亲到龙场祭奠，里巷歌声犹然“蔼蔼如越音”[⑤]。是时，阳明浙中私淑弟子王杏巡按贵州，汤冔、陈文学、叶梧于是联络黔中及门弟子数十辈，恭请王杏兴建“王公祠”以作“阳明书院”。嘉靖14年（1535），王杏会同贵州左布政使周忠、按察使韩士英等购贵阳城东“白云庵”建成“阳明书院”。[⑥]王杏亲撰《新建阳明书院碑记》，是为天下王门最早的一家阳明书院。王杏、汤冔等还在贵州刻印《阳明先生文录续编》，使黔中王门弟子学有依归，遵师训而行。嘉靖18年（1539），王阳明当年在贵州的著名弟子湖南人蒋信提学贵州，为进一步抵制朝廷将王学定为“伪学”，蒋信扩建重修“龙岗书院”、“文明书院”、“阳明书院”，并新建一所“正学书院”[⑦]。至此，在全国禁毁阳明学说的背景下，贵州率先形成了龙岗、文明、阳明、正学四大心学书院鼎立的盛况，表明阳明心学在贵州少数民族地区已深入人心。
    此后，王阳明弟子徐樾、王学益、胡时尧、刘大直、赵锦等先后出任贵州巡抚、巡按、提学等高级官员，他们不断重修“龙岗书院”、“阳明书院”等四大书院，王阳明著名的浙中弟子王龙溪、江右弟子罗念庵分别为“龙岗书院”题写碑记。他们继续刊刻王阳明著作于贵州，大力宣讲阳明心学，培养出黔中王门第二代弟子、著名的贵州“理学三先生”——孙应鳌、李渭、马廷锡。[⑧]隆庆五年(1571)贵州巡抚阮文中、按察使冯成能迁“阳明书院”于巡抚衙署左（今贵阳市省府路），增置学田四十亩以供诸生膏火，特聘“贵阳名士”马廷锡主讲其中。冯成能时时来会，听者常数百人，“盖若先生（阳明）复出而相与周旋问难于何陋、宾阳间也。”[⑨]在“阳明书院”的示范作用下，至万历年间，经过黔中王门弟子四代一百年（1508—1608）的不懈努力，阳明心学在贵州得到广泛传播，贵州从无到有建立起四十余所书院。[⑩]是时，泰州王门巨子罗近溪游历龙场，江右王门名士、东林党领袖邹元标谪戍都匀，江右王门郭子章巡抚贵州，三大王门巨匠与黔中王门理学三先生同时闪耀贵州，他们相互论学，弟子云集，阳明心学遂迅速覆盖贵州全省，并出现以龙场、贵阳、思南、清平、都匀为中心的五大王学重镇，[11]形成了贵州古代教育史和学术史上的前所未有的盛举，贵州因此被后世称为“王学圣地”。

二、“贵山书院”和“贵山三先生”
    明朝末年，因贵州战乱频仍，“阳明书院”毁于兵火。清康熙十二年(1673)，巡抚曹申吉重建“阳明书院”，购书数千卷藏于其中。康熙二十一年（1682），巡抚杨雍建再次增修；二十八年（1689），巡抚田雯重修，增建“合一亭”、“传习轩”五楹；三十一年（1692）巡抚卫既齐增修斋舍。四十五年（1708），巡抚陈洗亲临书院课士。雍正十一年(1733)，贵州巡抚元展成（天津静海人）奉旨将两百年历史的“阳明书院”（1534—1733）改名为“贵山书院”，拨银一千两增建学舍五十间，亲题“贵山书院”额名和对联“天地之性人为贵，风雨不动安如山”。乾隆四十五年(1780)巡抚舒常、粮储道德隆、嘉庆二十年(1815年)贵州巡抚曾燠、嘉庆二十五年(1820)粮储道倭臣布、同治八年(1869年)贵州巡抚曾璧光等均捐资扩建重修，规制空前。至光绪初（1879），巡抚岑毓英又增建“奎阁”，每年追加拨银一千一百余两为固定经费，用于购买图书、增加教师“束脩”和学生津贴。岑毓英题楹联云：“大任从劳苦得来，愿诸君皆以天下为己任；酬知在居恒造就，效曩哲勿忘性内之良知。”继承了王阳明“龙场悟道”以来的“良知”思想和“知行合一”精神，主张以“良知”为准的，在贵州加强文化教化作用，使贵州少数民族学生涵养“天下为己任”的抱负。清代“贵山书院”经不断扩建和重修，规制齐备，藏书众多，名家辈出，成为中国西南地区最为著名、最有影响的书院之一。
    有清一代，出任贵山书院“山长”者均为饱学硕儒之士，其中最著名的有贵州人陈法、艾茂和福建人张甄陶，他们就是闻名遐迩的“贵山三先生”。以下简单介绍“三先生”生平及其成就。
    陈法（1692—1767），字世垂，号定斋。贵州安平卫（今平坝县）人。清代知名学者和治水专家。康熙五十二年（1713）进士。历任顺天乡试同考官、山东登州知府、山东运河道等。悉心研究治河方略，著成《河干问答》一书，总结了历代治河经验，对后世治理黄河、淮河、运河有重要参考价值。乾隆十年（1745），河道总督白钟山被弹劾，陈法大义为其辨解，被革职发配新疆，以四骆驼负书万卷而至，日夜诵读不辍。后遇赦归里，潜心治学，无意仕进，遂主讲“贵山书院”二十余年，捐多年之束修作为书院公费，大力购置善本图书，又积极改革书院弊端，整饬学风，申明学规，循循善诱，敦敦教诲，作《敬和堂文集》二十篇、《明辨录》一卷为书院教材。另著有专著《易笺》、《醒心录》、《内心斋诗稿》、《犹存集》等多种。卒祀乡贤祠。
    张甄陶（1713—1780）字希周，福建福清人。受业于桐城古文派领袖方苞。遍览百家之书，旁搜博采，几遍阅《永乐大典》三万卷。乾隆十年（1745）进士，授翰林院编修。出任广东五邑县，增建书院，颇有政声。改云南昆明知县，因不得上官赏识而免。主讲昆明“五华书院”五年；后至贵州，主讲“贵山书院”十一年，“实能尽心训迪，卓有成效”，成就者甚众，边隅文风大盛，名震滇黔两省，晚以病归闽。张甄陶课士以经义为本，以朱子为纲而旁通众家。“其大旨以正心术为本，以多闻见为资，以明礼达用为宗，以济人利物为效。”其著述宏富，有《实政录》、《周易传义拾遗》、《尚书蔡传拾遗》、《诗经朱传拾遗》、《礼记陈氏集说删补》、《春秋三传定说》、《松翠堂文集》、《惕菴杂录》，等等。
    艾茂（1722—1800），字颖新，号风岩，贵州麻哈州（今麻江县）人。少肄业于三台书院，应童子试为第一名，得贵州督学邹一桂赠诗“两序温文归大雅，五经讲诵逊神童”。乾隆十七年（1752）进士，授翰林院检讨，充国史馆纂修。“文出有班马笔意”。无意仕进，乞养归田，读书著述以自娱。云南巡抚礼聘其主讲昆明“五华书院”，历时五年，后又主讲贵阳“贵山书院”九年。艾茂教人必先器识。自编《贵山四书集讲》、《应制律诗》、《易经入道》等作书院教材，诸生多以文章经济显荣于世。艾茂另有《贵山新草文集》、《联捷文稿》、《宝珠堂诗集》、《五经类纂》、《性理集成录》、《古文聚精录》、《独山志》等著作多种。

 

三、“贵州大学堂”和“贵州大学”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因受到外国侵略而逐渐沦为殖民地半殖民地，先进的中国人开始前赴后继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其中教育制度的改革成为中国近代的主题之一。“戊戌变法”时期，贵阳人李端棻成为支持变法的重要人物，[12]他上疏倡议设立“京师大学堂”，并向光绪帝密荐康有为、谭嗣同等维新人士。虽然“戊戌变法”以失败告终，但“京师大学堂”和教育改革得以继续，全国书院纷纷改为大学堂。1902年，贵州巡抚邓华熙奉诏将“贵山书院”改为“贵州大学堂”，并拟定《贵州省城试办大学堂暂行章程》六章，具体规定了办学目的、培养目标、培养对象、教学计划、教员编制、办学经费、管理条例等。“贵州大学堂”挑选全省优秀学子前来就读，除讲授传统经史科目外，同时也很重视中西贯通，增开外语和西方自然学科，“分英、法、日文三班，并授以经史、格致、天算诸学”。为贵州培养了一批近代人才。
    在此可以特别强调一下，日本近代处于与中国相同的被世界强国凌辱的局面，但日本发愤图强，努力学习西方先进的科技和制度，将阳明心学作为重要的思想动力发动“明治维新”改革运动，日本迅速崛起成为亚洲强国，并在十年之内（1894—1904）打败大清帝国北洋海军和俄罗斯帝国远东舰队。1904年，日俄战争刚刚结束，日本天皇就立即派出皇家代表团，由日本宗亲岩原大三、日本东宫侍讲文学博士三岛毅，偕驻中国武官高山公通等一行共6人，前往贵州贵阳和龙场瞻仰阳明遗迹。东宫侍讲三岛毅题诗并勒石成碑，诗云：“忆昔阳明讲学堂，震天动地活机藏。龙岗山上一轮月，仰见良知千古光。”该碑竖于贵阳东山阳明祠，“足以表海外景仰之意”。[13]日本皇家代表团到贵州的“阳明朝圣之行”，对贵州学子产生极大震动。贵州学子决心“以日为师”，纷纷东渡日本探求强国之道。“贵州大学堂”引领贵州和西南赴日留学潮流，截止1905年，分四批共选送“有志之士”周恭寿（贵州麻江人）等151人赴日本公费留学，他们在日本学成归国后，大多活跃于中国社会各界，成为辛亥革命前后和民国时期的著名人物，极大地推动了中国和贵州社会的发展。“贵州大学堂”是为西南地区最重要的近代高等学校之一。
    由于经费困难，贵州大学堂先后改为贵州高等学堂、简易师范学堂、矿业学堂等，1919年辛亥革命之后不久，学校停办。1926年，贵州省主席周西成重建“省立贵州大学”，贵州大学堂当年派出的留日人员、时任贵州首任教育厅长的周恭寿，被任命为贵州大学首任校长。两年后（1928），因周西成战死，贵大被废，校地被移作它用。1939年，来自王阳明家乡的浙江大学（部分校区）因抗日战争国土沦陷，而迁往幽美宁静的贵阳花溪青岩，浙大校长竺可桢多次强调王阳明“知行合一”精神在现实生活中的重要意义。1942年，因浙大等内迁高校的刺激和影响，国民政府决定重组建立“国立贵州大学”，其校区就选在离浙大青岩校区不远的贵阳花溪河畔；两校比邻而居，是为贵州文化史上的一段佳话。解放战争时期，贵大掀起反对国民党腐败统治的斗争，为迎接新中国作出重要贡献，1950年定名重新定名为“贵州大学”；1951年，毛泽东亲笔题写校名“贵州大学”，以后不断调整、完善，为贵州培养大批干部和各类骨干人才。1997年8月，原贵州大学、贵州农学院、贵州艺术高等专科学校、贵州省农业管理干部学院等完成合并；2005年9月贵州大学被批准为国家“211工程”重点大学。
    值得一提的是，贵州大学于2002年专门成立“中国文化书院”，以整理、研究和弘扬优秀的中国传统文化为目标，同时关注东西方文化的平等交流和对话，使人类文明真正朝着真、善、美和谐统一的方向发展。中国国家图书馆馆长、国学大师任继愈先生为书院题写“中国文化书院”牌名；孔子第77代孙、台湾孔德成先生亲自为书院题写楹联；世界儒商联合会会长、香港孔教学院院长汤恩佳先生捐赠四米高孔子铜像一尊（西南地区最早进入高校的孔子铜像）。书院“合一亭”安置仿“阳明书院”明清古碑三块[14]，书院大门之右静卧刻有“贵山书院”四字的天然巨石，以志不忘“阳明书院”、“贵山书院”之源流和学统。书院设有“阳明学研究所”、“贵州地方文献研究所”、“清水江学研究中心”等多个专门研究机构；“贵州省儒学研究会”和贵州省高校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中华传统文化与贵州地域文化研究中心”的办公机关也设在书院之内。书院还定期编辑出版《阳明学刊》、《人文世界》、《书院文化论坛》等重要刊物，其中《阳明学刊》是中国唯一一家以“阳明学”为刊名的大型学术刊物，大力宣传阳明心学在中国和贵州历史上的重要作用和价值意义，从而弥补了日本有此类刊物而中国反而没有的缺憾。《阳明学刊》已经连续出版多期，在海内外产生了较大影响，贵州大学因此被认为是当今国内外阳明学研究的重要基地之一。2011年5月9日，国家副主席习近平亲自考察书院并与贵大师生亲切座谈，就如何将中国传统文化与新的时代精神相结合发表重要讲话。他要求不仅继承古代儒家“修齐治平”和王阳明“知行合一”的思想，同时更要发扬光大“五四”以来中国人民英勇奋斗的时代精神，扎根社会，顽强拼搏，大力投身文化教育事业，为中华之崛起贡献更多力量；这为贵大、贵州，乃至中国的未来文化发展研究指出了明确的方向。

四、结论
    综上所述，从历史源流上考察，“贵州大学”是王阳明“龙场悟道”之后“阳明书院”、“贵山书院”、“贵州大学堂”在贵州发展演变的必然结果。贵州大学与阳明心学具有一脉相承的关系，因此，贵州大学是一所具有五百年王阳明学统的重要学府。

注释:

[①]张新民：《思想史上的惊雷——纪念王阳明龙场悟道500周年》，见“儒家中国网站”，网址：http://www.rujiazg.com/article/id/2440（2011-12-05下载）。

[②]王阳明有《与安贵荣三书》和应安贵荣请求而作的《象祠记》。

[③]王阳明：《镇远旅邸书札》。

[④]莫友芝：《黔诗纪略》卷三。

[⑤]王杏：《新建阳明书院碑记》。

[⑥]在贵州文化史上，贵州先有王阳明“龙场悟道”（1508），然后依次有“阳明书院”（1535）、“开科考试”（1537）、“贵阳府”成立（1568）、“甲秀楼”（1598）。这一系列事件构成贵州明代文化史的标志性事件和重要历史文化遗产。

[⑦]蒋信：《新建正学书院落成记》云：“‘正学’何为者也？‘正学’者，‘心学’也。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之所谓学也。譬之正路然，自夫此学弗讲，士惟旁蹊曲径之趋，甚者临荆棘赴坑堑，莫有极也。贵之士朴野尚仅存焉，可无望于此乎？是‘正学’之所以名也。”

[⑧]郭子章《黔记》专门作《理学传》一篇，为孙应鳌、李渭、马廷锡三先生作三篇专传。

[⑨]冯成能：《阳明书院记》，见《黔记》卷四十六《学校志上》。

[⑩]李国均《中国书院史》（1998年版）统计明代贵州书院为28所，张羽琼《贵州古代教育史》（2003年版）统计为38所，孔令中主编《贵州教育史》（2004年版）为27所，文志高《论明代贵州书院及对贵州区域文化的影响》（2008年硕士论文）为40所。据最新研究成果，明代贵州书院已经超过40所。

[11]详见张明：《贵州阳明学派思想流变初探》（全国优秀硕士毕业学位论文，2003年5月）；又见张明：《王阳明与黔中王门》，张新民主编：《阳明学刊》（第一辑），贵州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12]李端棻，贵州贵阳人，时任礼部尚书，支持光绪推行维新变法，深得光绪皇帝信任，梁启超称他是：“二品以上大臣言新政者，一人而已。”

[13]该碑毁于“文革”，幸拓片保存至今。

[14]2004年冬，在贵阳市中心的省府路发现阳明书院（即贵山书院）遗址和明清古碑多块。贵大高度重视，校长陈叔平和文化书院院长张新民先生立即派书院院长助理张明考察阳明书院遗址，并要求抄录古碑碑文保存。贵大杨政银教授和张明又应邀到贵州省人民广播电台“午间时光”节目向全国听众讲解“阳明书院”源流及其在贵州文化史上的重要价值和意义，听众踊跃互动，引起广大市民和众多媒体关注，纷纷前往考察或发表报道，产生十分良好的社会影响。贵大后仿制“阳明书院”出土古碑三块，安置于文化书院“合一亭”内，以示对王阳明先生的尊崇和对“阳明书院”、“贵山书院”学统的承续。

作者惠赐儒家中国网站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