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新民
题记：西历2015年元月23日至25日，应深圳大学之邀，笔者曾赴赴深圳参加“经典、经学与儒家思想的现代诠释”国际学术研讨会，发言讨论之余，有媒体记者来访，九问九答，遂成以下文字。原文题作《生命的学问与知识的学问并重》，揭载于2015年2月8《深圳商报》，惜多有删节，未为完帙。兹重新拟定标题，全文刊之于下，或可供读者哂焉。 甲午年岁杪止善谨记于筑垣花溪水心溪梦馆之晴山书屋
(一)您长期从事中国历史文化的教学和研究工作，当初为何对中国历史文化感兴趣？
其实我早年读书时，兴趣主要在数理化上，曾自己装过收音机，下乡时居然成为了解外界世界的奢侈品。后来又爱好过天文学，躺在草地上仰望天空是我最惬意的人生享受。但“文化革命”上山下乡，一方面只能靠自修苦读人文社会科学的著作，几乎是能找到什么书就读什么书，一方面是面对冷酷的现实不能不严肃地思考未来的人生问题，透过历史文化中的丰富经验或许能找到满意的答案，遂产生了强烈的学习人文社会科学的兴趣。当然，思考自己的人生问题则不能不关注国家民族的命运，即使在文化极度边缘化的生存环境中，我与当时一起下乡的几位年轻朋友也对中国文化的复兴怀有信心。因为青年人尽管幼稚，但却充满热热情，我们只有深入把握中国历史文化发展的整体全程，才能更好地思考它未来可能出现的走向，而人文历史是一个精神与思想都极为丰富的世界，一走进去就会感到个人的渺小，所以后来我总是强调要将个人的小生命融入到历史文化的大生命之中去，用历史文化的具体经验来丰富自己的人生阅历，才能获得个人安身立命的自由空间和超越的精神资源，否则灵魂只能孤单地飘荡在历史文化之外，成为无家可归的流浪人，实际都跟早期下乡读书的经历有关。回想自己浸淫在中国历史文化的世界中，不知不觉已有四十多年了，然而却一事无成，真不禁有些感慨!
(二)您是出生于书香世家，抑或有人引导走进人文研究世界？可否为读者讲讲您早年的经历故事？
我父亲是大学历史系的教授，小时候他曾为我课读过《四书》，但很快中断了。因为我究竟该学“文”还是学“理”，父亲当时也很犹豫。不过父亲休息时常常随口吟诗，我听多了也能跟着背诵，以后回忆才感到中国文化应该是活泼泼的文化，即使在我童年的家庭生活中也能透出颇有生气的氛围。而早年的经典课诵，当时并未视为正业，现在看来却是重要的童稚启蒙，播下了永远不能抛弃的文化情感的种子。
父亲绝非一味守旧的人，他早年(上世纪30年代初)研究李商隐，与苏雪林先生论辩，便已注意引进西方理论，所以在我的“学业”选择上，他似乎更倾向当时以为可以报效国家的理科或工科。只是后来我下乡返城后，他知道我的兴趣已完全转入文史，而且学理学工的可能性已完全破灭，才开始给我单独讲授史部目录学，要我系统地阅读中国古典名著，将钱大昕、王鸣盛等人的撰述当作范文来读，走乾嘉考据学的路子。记得当时他还关在“牛棚”里，讲课时常常可以听到高音大喇叭从远处传来的文革口号。这些场景印象都极为深刻，成为我文化记忆的一部分，让我愈加珍惜人文世界中的精神财富，不敢对前人用生命书写的传世之作有任何轻慢或懈怠。
(三)古代的书院担负着教书传播学问的功能。那么，在担任贵州大学中国文化书院院长时，您的主张是什么？您希望在您领导下，贵州大学的中国文化书院成为怎样的书院？
我透过我的家庭生活的记忆，始终感到中国文化是“活”的文化，但现实不合理的环境却让它枯萎凋残，以致西方学者列文认为中国文化已经死掉，只能摆在博物馆中对象式地供人观赏，其他学者也有“游魂”的比附，好像儒家文化已经完全失去了挂搭或托身的处所。而大学体制只重视知识教育或技能训练，缺乏生命教育和人格教育，我们在远离古典文明世界的同时，也丧失了自己可以诗意地栖居的家园。所以我清楚地知道守护和弘扬中国文化已是自己的宿命，当然就不能不发愿在学校现行体制内创办一所拥有相对独立精神和文化理念的书院：一方面证明中国文化是“活”的，它的精神价值通过一代又一代人的实践创新和丰富发展，至今仍能滋养我们的生命和提升我们的人格，一方面则希望改变大学体制不合理的内部结构，提升校园文化的精神品位，证明学校本来就应该是文化理想与精神价值传播的场域。也就是说，我把书院视为能够承载中国文化精神命脉的“活”的有生命的载体，力求将它办成足以寄托中国文化价值理想的有生气的活动与交流的场域。
(四)对于您个人来讲，历史上哪些人物是您所敬仰的，亦成为您在研究工作中的精神支持？
我阅读最能代表中国古典文明精神的原著，其实也是与屹立于历史文化之上的哲人对话。我感到如同自己的生命是可以与天地感通的一样，今人的生命也是可以与古人的生命感通的。这是通过促膝谈心绵延出来的话语脉络，一端联系过去，一端指向未来，中间则连接着我们的现实。对我有所影响的古人实在太多，他们已用自己的精神生命和行为方式汇成了一个连续性的系谱，代表了一个民族健动不已的创造力量，集体性地内化在我的生命记忆之中，以致不能做人我自他的分别，也暂时无从单独列举他们的名字，但我却能时刻感受到他们智慧的眼光，听到他们生命脉动的声音，使我既不敢随意抨击与自己的看法存在差异的古人，也不愿曲解看法相近的古人来发挥个人一己之说。尽管我常将自己比喻为顶霜犯寒播种的痴人，知道理想的实现从来都极为艰难，现实的成果与预期的目的总是差距很大，却始终真实地感到自己生存的精神空间已变得越来越广大，实际都得力于与前人对话的精神回报，依赖于古典文明的滋养和涵化。
(五)您在教学实践中特别强调生命的学问与知识的学问并重，为何会产生这样的理念？
我的从教生涯已有四十多年了，深感学校体制只有知识教育而无生命教育。知识教育关注的是知识的积累与传播，突出的是人的理性好奇与知性探求的一面。这当然也很重要，代表了人生发展极为重要的一个方向。但他们往往忽视了人生发展极为重要的另一方向，即刚才提到的生命教育或人格教育。与知识教育或技能培训不同，生命教育或人格教育强调心灵的净化，境界的提升，人格的成长，气节的挺立，关注性情世界的开发和表达，重视价值理想的落实与达致，当然也可以将其称为心灵的学问或精神的学问。教育并非只是灌输知识，更重要的是教养和教化，教养和教化则意味着变化气质，使人活得更高贵和庄重。我提倡生命的学问与知识的学问相统一，就是希望实现价值与知识的良性互动。传统士君子风骨凛凛的人格，理所当然地应在学校体制内重获新生。
我将中国文化看都是“活”的生命体，必须有人格精神的具体落实。毕竟文化是人用生命和和劳作创造出来的存在，就像生命与呼吸一样根本无法剥离。无论个人群体或国家民族，都应该有一个合情合理的健康性秩序结构来推动其向前发展。现在人类共同面对的信仰迷失危机、价值世界颠倒危机，当然也需要通过不同文化之间高层心灵的对话，寻找问题的根源，探索对治的方案，达成积极的共识，谋求解决的出路。缺乏高层心灵的对话和参与，丧失心性本体动力资源沛然涌出的自觉能力，大家只是陷溺于物欲之中，在贪婪心中打转，在浮泛之气中起伏，人类是没有希望的。我之所以强调生命的学问与知识的学问并重，也是希望改变社会生活浮泛和虚假的风气，认为必须有真实的生命和真实的人格到场，我们才能在功利的喧嚣声中另开出一个人人都可置身其中的人文的世界。
(六)当下社会兴起各种“国学热”、“读经热”和“儒学热”，您认为中国传统文化在当下面临着一种怎样的状况？是“回归性地传承”还是“发展性地传承”？
无论“国学热”、“读经热”或“儒学热”，整体看都是好事。因为它反映一个民族长期受到文化殖民伤害后自信心的恢复，折射出文化长期边缘化移位后的正常心理反弹。媚态的激进的崇洋奴隶心态，让位于沉毅的稳健的文化主体心态，回顾百年来中国文化花果飘零的历史，难道能不令人欣喜或振奋吗?“学绝道丧”并非危言耸听的奇说，现在已开始出现突围的迹象了。但如果仔细分析，便不难发现由于在传统中扎根的中心价值，经过一百多的诋毁抹黑后，始终未能豁然开显挺立，当然就大者不立，小者必夺，所以上下参差交错的乱相很多，不少是出于功利目的，也有盲目附庸风雅。附庸风雅未必就完全不好，但如帕拉图如说，容易将洞穴中的影子，错当成生活的真相，一旦见到真正的阳光，反有可能刺瞎眼睛。文化长期边缘造成的缺位，结果就是价值世界的真空，急需相应的内容来填补，当然就会产生泥沙俱下、鱼龙混杂的现象。生病之后胡乱抓药，也可能越吃越坏。所以我强调高层心灵对话和参与的重要，希望有责任伦理担当精神的精英敢于站出来引导价值方向。至于您所说的“回归性地传承”还是“发展性地传承”，其实二者之间并没有什么矛盾或冲突。回归的目的是为了发展，发展必须最大化地调动一切资源，当然就有必要以回归的方式来谋求创造性的发展。传统不是文化的负担，生活的累贅，传统是价值的渊薮，创造的活泉。历史上如西方的文艺复兴运动、中国唐代的古文运动，都是以回归传统的方式来建立新的学术典范，从而更好地引领人类社会生机勃勃地向前发展的。
(七)在您看来，中国传统文化能为当下的社会建设提供怎样的智慧借鉴？
中华文明是人类历史上唯一没有中断过发展行程，亘古亘今始终连续不断的伟大悠久的文明，不仅积累了大量人类历史文化的具体实践的经验，而且汇聚了无数民族集体生存与发展必需的智慧。如同缺少了西方经验和智慧便难以构成完整意义上的人类经验与智慧一样，离开了东方经验与智慧也谈不上完整意义上的人类经验和智慧。特别是中国几千年一统大国的管理经验，当包括各种对治乱世危机的方法与路径，仍值得今天作为正面或负面的范例来加以总结和借鉴。更重要的是我们几十年来已吃够了从抽象的理论演绎或派生出来的计划性秩序的亏，因而愈加相信只有从传统中自然生长或发展出来的秩序，才是最有生机最有活力的秩序，也是最有可持续发展与合理健康可能性的秩序。
文化总是在不断调整的过程中为自己开辟发展的空间的，现在重要的是在意识形态和权力支配两个方面为文化松梆，为文化发展留够自由的生存空间，文化才能重现活泼泼的创造性生机。以百年来的意识形态控制为例，如果说以西方文化为标准，将中国文化妖魔化，不是愚蠢就是别有用心的话，那么近年来暗中预设西方哲学标准，讨论中国哲学有无合法性或正当性，其实也是一个伪命题。传统中国有没有哲学不重要，哲学使人聪明也使人愚蠢，重要的是我们有没有一套涵盖天人物我和社会文化的大智慧。智慧是哲学的精义神髓，抽掉了智慧哲学又有什么意义？一个民族只要拥有智慧，即使世界毁掉了，也可以重建一个世界，反之则只会堕落毁灭，拥有世界更会失去世界。但只有智慧仍不够，德性命的维度同样不能缺少，存在的勇气也不能丧失；存在的勇义是智慧与仁爱合为一体支配下的勇气，任何一个民族缺少了仁、智、勇三德，都只能是一堆行户走肉而已。
如同文化因为人的灵性生命的创造才是“活”的存在一样，哲学也因为有体有用妙不可言的灵动智慧才充满了朝气和活力。西方观念与知识系统能够帮助激活中国文化的固固有智慧当然很好，但一旦将其绝对化或普遍化，奉为不可挑战的神圣权威，也便难免不会成为观念或知识架构的牢笼，自觉不自觉地中国文化淋漓尽致的生命元气就被封闭在其中，成为永远飞不出的无朝气、无智慧的小鸟。一百多年来，我们羡慕西方的富强，只是一波又一汲地迫赶急功近利的潮流，不仅人人知小而忘大、识末而昧本，而且造成了今天上下交征利的危机性困局。礼乐教化的大国一变而为道德沦丧的大国，，表面以人(人民)为本，实际则以利润(资本)为本，根本就缺乏长时段国治民安的眼光，既无智慧把握长程发展的蓝图，又将人伦精神一扫而光，只有血气贪欲滋生的鲁莽，毫无堂堂正正做人的大勇。中国大、小传统一致认同的“积德行善”行的传统，早已为喧嚣不已的功利躁声所掩没。我想未来的中国要欣欣向荣地继续向前发展，就要用自己的生命来真诚地体会古人的生命，以古人的仁、智、勇三德激活自己心中的仁、智、勇三德，真正做到大者立而小者不能不夺，“由已”而不“从物”，同时也外化为可知可感的社会文化经验事实，——当然也包括一系列物质与精神的客观成就——才谈得上是可以为世界文明示范的真正意义上的伟大民族复兴。人类的福祉自始自终都取决于人类自己的思想及其行为本身，我们不能不以戒慎恐惧的方式时刻做自我反省和自我批判的功夫。
(八)在中国文化建设方面，有哪些途径可以实现？
问题显然太大，一时难以回答。但可以肯定的是，文化本质上是必然付诸实践的，传统中国的实践诉求是一个人文化成的世界落实或实现。实践的价值方向一错，一切都可能跟着一错再错。因此，回顾近代以来的百年历史，我们必须放弃过去全盘西化和一味否定中国文化的极端化做法，承认无论东方文化或西方文化，都有独立存在和相互交流的价值。现在问题的症结是官员普遍缺乏文化意识，表面在跟风高喊文化的重要，暗地并不尊重文化，所以目前政府的转型最为重要——政府要尽可能地褪尽过去战争年代留下的军事集团色彩，主动地朝着开明、公正、民主、法制和高度礼义化的管理模式转型。也就是说，政府必须以仁为中心价值来安排或建构制度架构，其中当然包括法制体系的完善；百姓则在衣食饱暖(物质极大丰富)的同时，向上翻身回归自己最能温暖心智的德性幸福。安身——生存及生存权利的维护——固然重要，立命——存在及存在意义的实现——又何能缺少?传统儒家经世致用的一套完整系统，决不容许任何一个秩序环节出现价值真空。至于承担道义的知识精英，则不仅应该是社会病相的批判者，弱势群体的同情者，同时也应该是社会发展的清道夫，价值世界的守护人，代表社会良知发言，能够谋道与谋食能够统一固然很好，如果二者不能得兼，根据“朝闻道，夕死可矣”的古训，显然应该以谋道为第一义原则。朱子说遇贫贱，便在贫贱上做工夫；遇富贵，便在富贵上做工夫。今天的读书人理所当然应绵延这样的传统，不能设想知识阶层自己不修身而能正面影响社会。社会道德风气的好坏，则直接关涉国家气运，我们尤其不能设想天下熙熙攘攘都是恶人，国家社会能做到和谐幸福和长治久安。其实早在上世纪初叶，著名佛教史家汤用彤就大声呼吁：“国之强盛系于民德，而不系于民智。”这是大可激人深思的警世之语，颇值得今天已陷入道德危机陷阱的中国人三复玩味。
(九)在耳顺之年，您如何看待自己过往在人文领域里的耕耘和贡献？下来有何新的研究计划吗？
马一浮先生说他一生学问的得力处，便是不求为人所知。我自己实在谈不上什么贡献，希望今后只是默默无闻地耕耘。能按读书人的本分做自己愿意做的事，不为外部潮流风气所转移，在“耳顺”的境界中聆听天道人心最真诚、最自然的声音，不能说是很高的境界，但已心满意足了。
年轻时读《随园诗话》，便很喜欢“事到难图念转平”一句。如今见到太多的人事沧桑，一切忧患急难之事，都视为生命必须遭遇的经历，只是从容地含玩体会，反而是莫大的智慧增上缘。所以谈到未来的计划，则一切交给天命，天命就是计划，其他别无任何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