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辛亥风云回旋激荡
人们从戊戌变法失败的惨痛教训中，清醒地看到，中国的唯一的出路，只能是用“革命”的手段，推翻专制、腐败的清王朝，彻底结束封建皇帝在中国的统治，杀开一条生路，建立“共和国”，于是，革命思想浩浩荡荡地在中华大地上风起云涌，终于导致辛亥革命爆发。
农历的辛亥年即公元1911年，也就是末代皇帝的宣统三年。10月10日晚，革命党人首先在武昌举行起义，打响了第一枪，揭开了辛亥革命的帷幕。往后的历史进程有如疾风闪电，22日湖南、陕西宣布独立，23日江西九江起义，29日山西独立，30日云南新军起义，11月3日上海建立军政府，而就在这一天晚上9点钟贵州即响应武昌起义，与上海同列全国第六。以后响应武昌起义的，有浙江、 江苏、安徽、广西、福建、广东，在短短一个月内，全国有十三个省宣布脱离清王朝的统治。贵州在辛亥革命中名列前茅，是因为咸同起义和“反洋教”斗争已作了铺垫，维新变法失败的教训进一步把贵州人民引上了革命的道路。早在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贵州出现了资产阶级革命团体——自治学社，在全省有47个分社，最多时有社员十万余人。在此之前，1905年孙中山在日本东京组织同盟会，贵州有平刚、于德坤等人参加，建立了同盟会贵州分会，同时在省内发展了一批会员，其中有些同盟会员参加了自治学社，自治学社员也有人参加同盟会。在同盟会的推动下，自治学社迅速转向革命，通过《西南日报》、《自治学社杂志》和社员的活动鼓吹革命，并运动新军，发动陆军小学堂的学生，联络哥老会，造成很大势力。
贵州的“光复”极富戏剧性，一夜之间便换了“大王旗”。1911年11朋3日傍晚，起义的命令传达到陆军小学，但事机不密，被巡抚沈瑜庆知道。陆小向驻在南厂的新军求援，标统袁义保出面阻拦，队官杨树青朝天打响了第一枪，新军在杨荩诚、赵德全的带领下列队入城，沈瑜庆命卫队抵抗，而卫队已经反戈，末代巡抚沈瑜庆长叹一声交出大印，黎明时“大汉贵州军政府”成立，宣告贵州“光复”。这是一场兵不血刃的革命，起义的枪声虽然打响了，但并末遭到抵抗，没有发生战斗，一声吆喝便推翻了清王朝在贵州的统治。这是历史的必然，因为在咸同时期清王朝在贵州就“已无完土”，而到了清末更是日暮途穷，所以在四面楚歌声中已是不堪一击，不打自溃，因而出现了这种梦幻般的历史巨变，在一阵呐喊声中一命呜呼了。
然而，一夜之间的革命并没有摧毁根深蒂固的封建势力，作为革命政权的大汉贵州军政府只存在不到90天，便于1912年2月2日被旧势力颠覆了，从此演变为长达24年的军阀混战。革命党人遭到迫害、屠杀，纷纷逃离贵州，组织“冤愤团”上京告状。可是，那时是袁世凯当权，有冤无处伸，有状无处告。从贵州看全国，又从全国看贵州，情况都是如此。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改用公历，以这一年为民国元年。但革命党并无实力，出现了“革命军兴，革命党消”的局面，大权掌握在武人手中，不得不与袁世凯妥协，4月1日把大总统之职交给了袁世凯，前后也只有90天。从辛亥看戊戌，又从戊戌看辛亥，同样都是百日而终，根本的原因就是中国封建势力太深，不经过巨大的扫荡就很难改变社会，所以在辛亥革命后全国都陷入军阀统治的深渊。
辛亥革命的伟大意义在于，它不但推翻了清王朝，而且结束了在中国统治两三千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自此以后，任何人想当皇帝都成为不可能。辛亥革命是中国社会变革的一个重大转折，在此之后，社会各方面都发生了变化。然而，历史并不是直线型的发展的，其间有许多波折。作为封建余孽的袁世凯，在篡夺了革命果实之后，又演出了一幕复辟帝制的丑剧。1915年12月31日，独夫民贼袁世凯，下令改民国五年（1916年）为“洪宪元年”，将总统府改为“清华宫”，择元旦为登基之日，并册封皇后、嫔妃及公、侯、伯、子、男各爵，闹得乌烟瘴气。这是历史的大倒退，是封建制灭亡的回光返照。然而，封建专制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经过辛亥革命洗礼的人民，再也不容许任何人再当皇帝，于是掀起了反袁的怒潮。
武昌起义后，清王朝为了扑灭革命，起用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这就是一个危险的信号。当时，一批思想敏锐的革命党人，在北京组织“暗杀部”，1912年，北京发生了一次震惊中外的刺袁事件，一批革命志士用炸弹轰击袁世凯，刺杀没有成功，有三人壮烈牺牲，时人谓之“刺袁三杰”。“三杰”中，有两个是贵州人，一个是麻江的张先培，另一个是贵定的黄之萌。正当袁世凯举兵南下围攻武昌之际，贵阳人熊朝霖在滦州发动兵变，率领敢死队与袁世凯军作殊死战斗。两年后，锦屏人吴虎头（吴鼐）拟收买袁的厨师在食物中下毒杀袁，不幸被捕遇害。一桩桩，一件件的事实表明，贵州人民对独裁者深恶痛绝，表明与袁世凯誓不两立的态度。当袁世凯复辟帝制的阴谋显露以后，梁启超于1915年底在天津召开秘密会议，策划反袁。参加策划的有梁启超、蔡锷、戴戡、王伯群、蹇念一、陈国祥、汤觉顿，时人称为“天津七君子”，其中，戴、王、蹇、陈是贵州人。
1915年12月25日，云南首先发难，通电全国反袁，掀起了“护国战争”，维护“共和国”的尊严。在云南的护国军政府中，贵州人戴戡任左参赞，任可澄任右参赞，陈廷策任政务厅长。次年1月27日，贵州宣布独立，坚持“反对帝制，拥护共和”。当时，云南形势非常紧急，袁世凯派三路大军从四川、湖南、广西三面围攻云南，若不是贵州及时响应，云南首义很可能因孤立无援而被扑灭。云贵联合组成护国军，解除了云南三面受敌之忧，主动攻入四川，出兵湖南，彻底改变战局。云贵首义之后，广西、广东、浙江、江苏、安徽、江西、湖南、陕西、四分纷纷宣布独立，在众叛亲离的困境中，袁世凯被迫于3月22日取消帝制，不久在全国人民的唾骂声中结束了可耻的一生。
袁世凯死了，仿佛又重新回到“民国”。可是不久在北京又出现“张勋复辟”的闹剧，三千辫子军又把末代皇帝扶持出来，还将1916年改为“宣统九年”。螳臂挡车，12天就被“讨逆军”打跨了。在一片混乱之中，北洋军阀段琪瑞重任国务总理，实行“武力统一中国”的方针，不惜出卖中国的利益来换取日本支持，公然拒绝恢复民国建立时通过的《临时约法》，宣布解散国会，于是，孙中山又领导南方各省进行“护法战争”，贵州再一次走在前列。
（四）、一次深刻的文化大反思
从辛亥到五四，中国历史经历了一段剧烈的阵痛，在短短的几年间，风云迭起，政局动荡，光明与黑暗、专制与民主、帝制与共国、在此期间展开了一场殊死搏斗，引起了人们深刻的反思。辛亥革命后的中国并没有成为真正的民主共和国，武人专政，军阀混战，仍然是“换汤不换药”，这就引起了思想大反思，出现了“新文化运动“，其主题是“科学”与“民主”，它是对中国文化深刻反思的结果，也是新的文化取向，直接针对“愚昧”与“专制”两大社会弊端，具有深远意义。
自1915年陈独秀在上海创办《新青年》以来，在中国兴起了一个“新文化运动”，请出了“德先生”（德谟克利特，即民主）和“赛先生”（赛因斯，即科学）。他们高举“科学”、“民主”的旗帜，以“新文化”向“旧文化”猛烈开火，轰击专制独裁，抨击封建礼教，让思想冲出牢笼，提倡新文学和白话文。“新文化运动”是一股巨大的思想解放潮流，起了思想启蒙的作用，加速了中国人民的觉醒。“新文化运动”的脚步声，响彻贵州高原，人们激动起来，深感需要焕发精神，打掉“老大帝国”的暮气，以少年精神来振兴中华，振兴贵州。1918年，即“五四”运动的前一年，贵州出现了一个新思潮团体——少年贵州会，它比北京建立的少年中国会要早一年。“少年贵州会”的建立，在思想上深受梁启超《少年中国说》的召唤和感染，在组织上则是受了“玛志尼少年意大利会”的启发。参加少年贵州会的主要是 青年教师和学生，一批留日归来的“少壮派”军政人物也参加进来，工商界人士、开明士绅和社会贤达也是“特别赞成员”。“少年贵州会”有3000多成员，在贵州70多个地方建立分支机构，犹如春回大地，整个贵州高原一派生机。
“少年贵州会”表现出一种强烈的民族危机感，并把贵州与中国的命运紧密联系起来。它认为要拯救这个“垂暮之古国”，首先必须培养“少年进取之气”，强调“竞争不息”的精神，以“英英少年”的姿态“与世界为缘”，与时代“车趋竞进”。他们提出“警醒夜郎”的响亮口号，要人们特别警惕“闭塞晦盲，又成夜郎自大”，以致“抢残守缺，故步自封”。“少年贵州会”极力鼓吹“德谟克拉西”，把它定作一个能概括新思想、新学说的“标准语”，看作推动社会进步的原动力，是世界历史发展的大潮流。这对于“政治恶劣、社会黑暗、思想固蔽”的中国来说，无疑是一枚重磅炸弹，炸开被封建专制禁锢了几千年的思想牢笼。
“少年贵州会”推动新文化运动在贵州的发展，大力提倡“新戏”，在社会上造成很大震动。新戏又称“时装戏”或“时事新戏”，它内容新鲜，贴近现实，密切结合当前时事，传播新思想，展现新人物，有强烈的时代感和真实感。演新戏最著名的是达德学校，称为“达德学校戏班子”。为了打破贵州的暮气，振奋精神，活跃空气，培养竞争意识，鼓励人们积极进取，锻炼强壮的体魄，“少年贵州会”大力推广近代体育，如体操、球类、游泳、射击等等。又开展文娱活动，传播西方音乐。他们致力于“灌输新智”，举办政治，军事、经济、法律、哲学讲座，出版《少年贵州报》，开办英文、法文、德文、日文班。
在思想上深受梁启超《少年中国说》的召唤和感染，在组织上则是受了“玛志尼少年意大利会”的启发。参加少年贵州会的主要是 青年教师和学生，一批留日归来的“少壮派”军政人物也参加进来，工商界人士、开明士绅和社会贤达也是“特别赞成员”。“少年贵州会”有3000多成员，在贵州70多个地方建立分支机构，犹如春回大地，整个贵州高原一派生机。
“少年贵州会”表现出一种强烈的民族危机感，并把贵州与中国的命运紧密联系起来。它认为要拯救这个“垂暮之古国”，首先必须培养“少年进取之气”，强调“竞争不息”的精神，以“英英少年”的姿态“与世界为缘”，与时代“车趋竞进”。他们提出“警醒夜郎”的响亮口号，要人们特别警惕“闭塞晦盲，又成夜郎自大”，以致“抢残守缺，故步自封”。“少年贵州会”极力鼓吹“德谟克拉西”，把它定作一个能概括新思想、新学说的“标准语”，看作推动社会进步的原动力，是世界历史发展的大潮流。这对于“政治恶劣、社会黑暗、思想固蔽”的中国来说，无疑是一枚重磅炸弹，炸开被封建专制禁锢了几千年的思想牢笼。
“少年贵州会”推动新文化运动在贵州的发展，大力提倡“新戏”，在社会上造成很大震动。新戏又称“时装戏”或“时事新戏”，它内容新鲜，贴近现实，密切结合当前时事，传播新思想，展现新人物，有强烈的时代感和真实感。演新戏最著名的是达德学校，称为“达德学校戏班子”。为了打破贵州的暮气，振奋精神，活跃空气，培养竞争意识，鼓励人们积极进取，锻炼强壮的体魄，“少年贵州会”大力推广近代体育，如体操、球类、游泳、射击等等。又开展文娱活动，传播西方音乐。他们致力于“灌输新智”，举办政治，军事、经济、法律、哲学讲座，出版《少年贵州报》，开办英文、法文、德文、日文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