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近代，世界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西方列强极力向外扩张，中国出现了“三千年末有的大变局”。在这种情况下，原先处于边缘的东南沿海和西南边疆，猛然被推向与外国接触的前沿，对外来侵略和外来文化的反应特别敏感。英国占领印度和缅甸，法国占领安南（今越南）之后，云南、广西、贵州便成了他们的势力范围，处于前沿地带。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贵州在太平天国时期爆发了咸同各族人民大起义，进行了一连串“反洋教”斗争，戊戌变法、辛亥革命、护国护法都走在前列。南昌起义中贵州人起了重要作用，红军在贵州活动六年之久，中国革命在贵州发生重大转折。抗日战争期间，贵州进入了“战时经济主流圈”，并成为“抗战文化”的大舞台。

　　（一）、血与泪的感悟

　　粗略地看，贵州似乎没有受到鸦片战争的直接影响，战火没有烧到贵州，也没有在贵州设立通商口岸和修筑铁路。然而，事情比我们想象的要复杂得多。鸦片战争一开始，贵州就派出2500人，分三批到广州参战，以后又由段永福带到浙江一带防守。鸦片的流毒在贵州相当严重，致使贵州成为全国四大鸦片产区之一。列强侵略带来的沉重负担——战费和赔款，分摊到贫困的贵州人民身上，显得比其他省区更难以承受，各种社会矛盾迅速激化起来。在“用十字架征服中国”的口号下，西方传教士纷沓而至，把云南、贵州作为向内地深入的重点，贵州实际上成了法国的势力范围。最强烈、最敏感的反应，就是在贵州爆发了长达18年的咸同各族人民大起义和绵延40余年的“反洋教”斗争。我们把贵州近百年的社会变革作为一个前后相续的历史过程来看，咸同起义和“反洋教”斗争是一个重要开端，它激活了贵州的思想，并成为往后社会思想变革的重要契机。

　　正当太平天国起义以雷霆万钧之势席卷半个中国之时，贵州爆发了咸同起义。这是贵州有史以来规模最大、时间最长、影响最深的一次起义，参加这次起义的有50多支队伍，几乎所有的民族都卷入了斗争，占据了咸丰、同治两朝，所以叫做“咸同各族人民大起义”。起义军以“苗、教为大宗”，其特点是“苗、教、仲、回分合聚散”。千里苗疆闻风而起，组成了大小数十支队伍，以黔东南的张秀眉起义军和黔西北的陶新春起义军势力最大，此外还有高禾、岩大五、包大肚、潘名杰、李洪基、柳天成等领导的苗军。“教军”以“斋教”为组织发动形式，因其各支以不同颜色的头巾为号，又称“号军”，分为红号、白号、黄号、青号四支，以刘义顺领导的白号军和何得胜领导的黄号军最有实力。在此期间，布依族有杨元保起义，侗族有姜映芳起义，水族有潘新简起义，仡佬族有曾三浪起义，回族有张凌翔、马河图领导的白旗军。各支义军虽以某一民族为主，但均有其他民族参加，他们在战斗中彼此呼应，互相配合，协同作战，但又不相统属。起义从咸丰四年（1854年）开始，直到同治十一年（1972年）才平息下来，前后18年时间。成千上万的农民，狂飚似地在贵州高原上来回扫荡，使得清王朝在贵州“全省几无完土”。

　　咸同大起义是在太平天国起义的背景下发生的，与太平天国有诸多联系。道光三十年（1850年）太平军在广西金田起义，首先受其影响的是黔南，三年后在独山爆发了杨元保起义，揭开了咸同起义的帷幕。当时，白号军领袖刘义顺就看见了这种形势，断言“天下不久必有大乱”。从全国战局来看，太平天国树起了一面反帝反封建的大旗，北方的捻军、西北的回民、云南的杜文秀、李文学和贵州咸同起义闻风而起，造成了波澜壮阔的滚滚洪流。倘若没有其他各地的起义，太平天国就会处于孤立无援。恰好因为四处起火，弄得清王朝手忙脚乱，不可能集中力量对付太平天国。反之，如果没有太平天国支撑大局，减轻对贵州的压力，那么，贵州的咸同起义也不可能持续18年之久。事实证明，在太平天国全盛时期，贵州咸同起义进入高潮，而在太平天国失败以后，贵州就成为清王朝镇压的重点，起义逐渐转入低谷，最后归于失败。这里还有一个不争的事实，那就是太平军三次入黔。1856年，太平天国发生内江，翼王石达开带兵出走，10万太平军经过江西，浙江、湖南、广东、广西，“假道黔省，以入蜀疆”。从这一年开始，先后有五支太平军进入贵州，前后活动五年。最先是靖王李文茂的部队，活动在黔桂边境。曾广依的部队，曾经与何得胜的号军、潘名杰的苗军联合围攻贵阳。余诚义的部队，转战贵州三月而离去。石达开亲自率领的部队，进入贵州后取道黔北、黔西北而入四川、云南。李文彩的部队转战黔南和黔东南，与张秀眉的苗军并肩作战，直到同治十一年（公元1872年）。

　　在咸同起义风起云涌的时期，贵州“教案风潮”迭起。贵州的“教案”在全国是有名的，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到20世纪初，连绵不断，其间发生了十多起较大的“反洋教”斗争，在国内殊为罕见。影响最大的是青岩、开州（今开阳）、遵义三教案，在全国引起很大震动，并成为中、法两国外事交涉上的争端。青岩教案发生在咸丰十一年（1861年），它是全国“反洋教”斗争的先声，是《北京条约》签订后的第一个影响深远的教案。事件发生后，法国公使哥土耆向清政府提出“抗议”，清政府派两广总督劳崇光前往贵州查办，双方经过多次交涉未达成协议。事未了结，开州教案又起。贵州主教胡缚理立即禀报法国公使，约集英、美、俄等国公使向清政府施加压力，提出“强硬抗议”，要求“严办官吏”。慈禧太后与恭亲王奕祈商议，决定将田兴恕发配新疆，将贵阳六洞街田兴恕公馆改作天主堂，下令将宣传反教的书籍销毁，有关官员撤职查办，赔偿银1.2万两。

　　青岩、开州两案结案后，官绅“畏教如虎”，不敢再参与“反洋教”之事。外国传教士取得“胜利”之后，更是趾高气昂，变本加厉地展开攻势，以抬高教民的手段来争取信徒。更有一些士豪劣绅、流氓地痞，借教会势力欺压良民，为非作歹，致使“民教相仇”，造成对立情绪。在19世纪80年代，又爆发了永宁（今关岭）、遵义、兴义、安顺、桐梓、独山、仁怀、绥阳等几起教案，以遵义教案最为突出。遵义教案发生在同治八年（1869年），在它的影响下，不但贵州又爆发了几起教案，而且推动了四川酉阳教案和安徽的安庆教案。法国政府见事态愈演愈烈，竟派军舰以相威胁，迫使清政府进一步屈辱媚外。清政府处理上述九起教案的方针，就是严惩“煽动之民”，对“平息教案有功”的官员加官晋级，将办案不力的官员正法、充军，赔偿法国银七万两。但教案风波并未因此平息，从光绪八年（1882年）起，“反洋教”斗争再次兴起，特别是在中法战争期间尤为激烈，一直延续到20世纪初。

　　对于贵州教案，曾有人用“中西文化冲突”来作解释，认为是“贵州落后”，抵制“先进的西方文化”，但这与历史事实完全不符。首先，基督教传入中国已有千年历史，唐代称为“景教”，元代称为“也里可温”，明代则有“耶稣会”等，清代前期仍继续传播，但都没有引起教案，为什么在鸦片战后却层出不穷呢？应当看到，在“文化冲突”的背后隐藏着极其深刻的“政治冲突”。引起一连串教案的真正原因，是一系列的不平等条约，外国传教士凭着他们取得的“传教特权”，以战胜者的姿态出现，耀武扬威，藐视官府，欺压百姓，霸占田土，唆使一些惹事生非的人挑起事端，并勾结一些流氓地痞仗势欺人。这些狂妄自大、横行霸道的行径，使人们很自然地把“洋教”与列强侵略中国的事实联系起来，把对列强仇恨的怒火，集中到“洋教”身上。事实上，在用武力难以征服中国的情况下，列强不得不“用十字架征服中国”，实际上是传教士搭上侵略者的车，侵略者以传教士为其先导，宗教带有很浓厚的政治色彩。还有一点必须提醒，当时所反的“洋教”是天主教，它在“宗教改革”的冲击下失去了欧洲许多地盘，于是罗马教皇便希图在东方得到补偿，挽回它“失去的天堂”，所以它代表的是一种反动势力，并无“先进”可言。

　　咸同大起义和“反洋教”斗争，在贵州历史上留下深刻的烙印。尽管在此期间，贵州经济处于残破，文化凋零，但从思想的层面上看却是一次大的跃迁。这是一次革命的洗礼，人们在血与泪中感悟到要“救亡图存”，就必须推翻封建专制政体，谋求中国自立、自强之路。持续18年的大起义说明，在贵州各族人民心中，已经无视于官府，无视于“神圣不可侵犯”的皇权，这种“敢把皇帝拉下马”的精神，正是贵州近代思想始终处于激进的重要原因。在“反洋教”的长过程中，贵州人民清楚地看到一个事实：“海外传教”与“海外殖民”，实际上是同一目的的两种手段，“上帝”并不是什么“救世主”，在对待教徒与非教徒的问题上总是偏心的。贵州人民面对面地与外国侵略者进行了抗争，亲身经历了受外国侵略者压迫之苦，越来越清楚地看见外国传教士的真面目。事实告诉人们，清政府已经不能代表中国的利益，它对外妥协、屈辱，对内恫吓、镇压，再这样下去，中国将坠入亡国灭种的深渊。血与火的教训，激发起人们的爱国热情和忧患意识，对清政府的不满坚定了推翻封建专制的决心。正是这些原因，贵州在戊戌变法运动中崛起，辛亥革命也走在前列。

　　（二）、维新思潮澎湃而起

　　长期的“闭关锁国”，使中国人孤陋寡闻，很少有人出国，对西方的情况知之甚少。黎庶昌是贵州走向世界第一人，他于光绪二年（1876年）即随郭嵩焘出国，先后担任中国驻英国、日斯巴尼亚（即西班牙）使馆参赞，在欧洲五年，游历了十个国家。他将其所见所闻所感写成了《西洋杂志》，向世界打开了一扇天窗，使国人耳目为之一新。这本书80年代重印，列入《走向世界丛书》。黎庶昌在欧洲期间，正值洋务运动的高潮，洋务派皆热衷于武备，悉心于制造枪炮弹药，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学习外国的技术而不敢触及政体。《西洋杂志》以新奇的眼光，开放的态度，盛赞西方物质文明，意识到“中国以人工，西人用机器”，所以中国不如西方国家发达。它以大量事实告诉国人，中国必须走学习西方文明之路，这是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他胸怀“为一代除积弊，为万世开太平，为国家固本根，为生人振气节”的思想，亲历其境，在欧洲作了深入的实地考察，认为西方的“民政之国”优于专制政体，赞扬其“无闲官，无游民，无上下隔阂之情，无残暴不仁之政，无虚文相应之事”，认为这种政体“君民一体，颇与三代大同”。他的观点，不同于洋务派“中学为体”的主张，更不同于坐井观天的顽固派，显得更加理智，更加务实。尽管在当时的情况下，他还不可能提出反对封建政体，但事实上是倾向“民政之国”的，下则求“君民一体”的君主立宪制度，上则求“无君主上下之分”的民主制度。他的思想已突破了洋务派的框框，触及政治改革，事实上是主张维新变法的先驱。

　　梁启超说：“因政治的剧变酿成思想的剧变，又因思想的剧变，致酿成政治的剧变，前波后浪展转推荡。”甲午之战中国的失败，使人们认识到办洋务并不足以使中国富强，必须变革政治制度，于是，“维新”思潮澎湃而起，终于导致了戊戌变法。寂静的山乡，此时已不寂静，掀起了阵阵狂涛，激起朵朵浪花，表现出贵州人极大的爱国热忱。

　　中国在甲午战争中失败的消息传出，全国一片哗然。中国如此泱泱大国，竞会惨败于区区岛国日本之后，这已是叫人不堪忍受的奇耻大辱。何况，《马关条约》十分苛刻，不但要赔款，还要把辽东半岛、台湾及澎湖列岛割给日本。痛定思痛，国人在苦痛的呻吟与沉思中看见了日本强盛之道，在于“明治维新”。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四月初八，康有为集合十八省举人于北京宣武门外松筠庵会议，到会者1300多人。与会者要求联盟上书，恳请朝廷“下诏鼓天下之气，迁都定天下之本，练兵强天下之势，变法成天下之治”，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公车上书”。集千人在京城请愿，在封建时代绝对是“大逆不道”，因此在签名时许多人迟疑、退却，所以在《上书》中签名的只有603人（内缺两省）。现存《公车上书题名》，记有600多人的姓名、籍贯和科甲。广西最多，共计99名，贵州为96人，仅次于广西。

　　康有为一连上了六次书，但都因人微言轻而不能上达。康有为也曾多次请托朝中大员转呈奏章，但大臣们都感言辞过激，不愿担此风险，婉言拒绝了。变法的中坚人物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能进入决策圈子，实际上是贵阳人李端棻密为保荐。当时，李端棻是二品大员、工部侍郎，有资格面见皇帝，于是秘密引见了这批变法人物。此事虽然机密，但却瞒不过深谋老算的慈禧太后，所以在她亲政以后，以“竞将大逆不道之康有为等滥行保荐”的罪名，将礼部尚书李端棻“着即革职，发往新疆，交地方官严加管束，以示敬惩。”

　　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李端棻上了一道《请推广学校折》。在奏折中，他大声疾呼“人才之多寡，系国家之强弱”，在此“需才孔亟”之时，必须兴办学堂，广开民智，培育英才，适应世界潮流。他提出了“一经五纬”的主张，以学校为“经”，以建藏书楼（即图书馆）创仪器馆（即科学馆）、设译书局、广立报馆、选派游历者（留学生和出国考察官员）为“纬”。他的奏章被光绪皇帝采纳，进入了政府决策，成为中国教育史上的一座重要里程碑，从此在全国各地开办新式学堂，京师大学堂也在这种情况下开办，成为北京大学的前身。这一奏章推动了近代文化的发展，成为中国文化转型的一个重要指针。设译书局和仪器馆，引进了西方科学文化。建藏书楼和办报纸有利于文化的传播，特别是报纸对传播新思想、新文化起了重要作用。选派游历者更具有开放意识，走出国门，走向世界，主动学习世界先进文化。尽管戊戌变法仅施行一百零三天就失败了，但由此开创的近代文化教育事业却继续发展，直接影响近代中国文化的转型。

　　教育是维新变法的重要切入点，维新派认为：“变化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兴，在开学校；学校之立，在变科举。”光绪二十二年（1897年），湖南创办了时务学堂，成为新学的重要开端。贵州得风气之先，于当年改革学古书院，在全国处于领先地位。改革学古书院的是李端棻保举的严修，他在光绪二十年至二十三年（1894—1897年）任贵州学政。他改革学古书院之目的是为了培养“有用之才”，改革的方针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体现“泰西之学俱为当务之急”的思想。他亲自到各府去寻访人才，选拔了48名高材生。开设的课程有经史、时务、算学、英语、格致（物理、化学）、地理等，打破了以往只读“圣贤书”的教学，开启了贵州的近代教育。严修又创办了贵州官书局，它比北京强学书局和上海大同译书局稍早，对传播新思想、新文化起了推动作用。

　　在此期间，严修上了一道《奏请设经济特科折》。他所讲的“经济特科”，包括内政、外交、理财、经武（军事）、格物（数理化）、考工（工业制造）等六个方面，目的是培养一批适应社会发展需的人才，他主张“经济特科”与原先的科举并行，纳入国家考试，实际上是对科举制度进行改革的一科尝试，在1901—1906年曾一度在全国施行。在奏章中，他提出了一种新的人才观，极力主张“破格求才”，中心思想是“破常格”、“设专科”、“搜异才”。“破格”颇具开放意识，主张“录用无资格”（无论官员与布衣或秀才、举人、进士都可以量才录用）、“去取无定额”（有多少合格就取多少）、“考试不定常期”（可随时举行）、“选送无限疆域”（任何地方都可以考）。他认为地方官吏必须留心搜访人才，发现人才多的要奖励、重用，不重视人才的官要加以惩处，埋没人才的要罢官。“经济特科”抓住了时代的脉膊，唱出了时代的强音，呼唤新一代人才的出现，给中国带来了希望的曙光。

　　贞丰位于北盘江畔，有船与两广相通，商务繁忙，有“小贵阳”之称。当时在贞丰任百层厘金局总办的吴嘉瑞，与谭嗣同是同乡，在维新变法上有共同语言。谭嗣同的变法思想集中表现在《仁学》一书中。这本书是在变法失败以后若干年才出版，而贵州率无传播其思想，在贞丰建立了“仁学会”。仁学会经常组织演讲，讲述国际时事、国内政治及西方科学文化，敢于“揭穿政治黑幕，言人所不敢言”。许多青年为之倾倒，一时间，维新思想弥漫贞丰全城。当时参加仁学会的有数十人，后来有的成为辛亥革命的骨干，有的出国留学，有的创办学校，有的编辑报纸。贵州辛亥革命的领导人张百麟，年轻时拜吴嘉瑞为师，受其思想熏陶。

　　由于维新思想在贵州的传播，出现了一些新气象。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创办了贵州第一张报纸《黔报》，以后又出现了《贵州公报》、《西南日报》和《贵州自治学社杂志》，思想逐步开化。贵阳文通书局始建于宣统元年（1909年），在全国仅比商务印书馆晚11年。钟昌祚成立“不缠足会”，提倡妇女解放。白铁肩开办贵阳女学，提倡妇女读书。贵阳出现了“科学会”，在传播科学知识的同时宣传革命思想。贵州自治学社和立宪预备会等资产阶级社会团体在清末产生，在兴办学堂、开办实业方面都起到了一定作用，为贵州辛亥革命打下一定思想基础。

　　戊戌变法在历史上，有如昙花之一现。从光绪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三日（1898年6月11日）光绪皇帝下“定国是诏”开始，到八月初六（9月21日）慈禧太后复出“训政”为止，总共103天，可谓是名副其实的“百日维新”。一个初生的婴儿，刚满百日，竟被活活掐死在襁褓之中，这是何等凄惨！何等悲哀！不过，这“维新”的百日，的确不同寻常，它做了几千年难得的一梦，梦想把自秦始皇以来日盛一日的君主专制就此了结，学习英、俄、日走变法之路。这是几千年无人敢想、无人敢做的事。然而，历史像是有意开玩笑似的，留下的，却是一滩殷红的血。血，使人感到凶残、可怖，触目惊心。但血的教训，更能发人深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