盖棺未必论定
——高昌文献“景教”性质质疑
刘振宁
引 言
《一五五０年前的中国基督教史》，是英国东方学者及基督教史家阿·克·穆尔(Arther Christopher Moule)的代表作。[i]然而，大凡治中西交通史者皆知，由于该书面世较早，致使日后发掘出的相关文献未能收入。为补此阙，其中文译者郝镇华先生在译著中采用附录的形式进行了补救。
作为附录之六的乃是“新疆高昌发现的叙利亚景教祈祷书断片”。据介绍，该文献是“德人格路·威德(Albert Grun Wedel)1902年领导德国中亚探险队来中国新疆考古，其成员李库克(Albert von Le Coq)1905年6月在高昌（即吐鲁番地区）获得此祈祷书断片四叶，其中前三叶为叙利亚文，最后一叶为以叙利亚文拼成为粟特文者。经学者们考证，此为九世纪末至十世纪初的景教遗书，即晚唐至
五代的遗物。”[ii]同年，时任皇家柏林大学教授的爱德华·赛乔博士(Edward Sachau)，在对文献作了些许必要的修正和学术性界说后，在《普鲁士科学院会刊》第67期上发表了文献的抄本。文献的汉译本则是“张文凯同志译自佐伯好郎所著《中国基督教研究》第一卷（1943年）。”[iii]
而被誉为中国景教研究扛鼎之作的《中国景教》，对上述文献亦作了相似概述：“1905年夏天勒科克(A. Von Le Coq)在新疆高昌国遗址发现的景教遗物，有以叙利亚语写的景教祈祷书的断片”。[iv]
在香港，罗香林先生在《唐元二代之景教·序篇》中较详尽地介绍了各种发现于中国境内的叙利亚语经颂文献，尤其对高昌文献的发现过程、属性与产生年代等方面给予了说明。“其所获各种语文写本中，有叙利亚文之景教祈祷书断片四页，其最后一页，且为以叙利亚文拼成为粟特语者。此类祈祷书，经学者考证殆为第九世纪末期，或十世纪初期遗存，盖即晚唐或五代时遗物也。”[v]此外，尚有《唐朝基督教之研究》[vi]、《中外宗教交流史》[vii]等论著中均对该文献的所属性质作了相同的界定。
综上所述，高昌祈祷书的“景教”性质，似乎早已盖棺论定。然而，如此的
论断是否客观精当，惟有依据景教性质这一评判尺度，并始终根基于文献文本，通过准确释读和全面论析文献文本之后，方可确证。
景教之维
所谓“景教”，究其实质乃是首叩中国大门的基督教。准确地讲，它是基督教“异端”教派，入华前被称作聂斯托利教派(Nestorianism)，传入中土后易名为“景教”。唐贞观九祀（635）始传华夏，流播于大唐210载，先后受到了太宗、高宗、玄宗、肃宗、代宗和德宗等帝王的礼遇与优待，一度发展到“法流十道”、“寺满百城”的兴盛之颠。然而，武宗会昌五年（845）的一朝灭佛，使它几乎遭致灭门之灾。自此以降，偃旗息鼓于中原大地，销声匿迹于边陲僻壤。
追本溯源，聂斯托利教派创制于公元498年前后的波斯帝国境内，教名源自曾任东罗马帝国首都君士坦丁堡的大主教聂斯托尔(Nestorius)。尽管教派之名取自聂斯托尔，但其神学思想却并非根源于此，而是发端于四世纪小亚细亚东部及叙利亚境内的两位基督教思想家—安提阿(Antioch)教派的迪俄多尔(Diodore)，以及身为迪氏弟子又为聂斯托尔恩师的忒俄多尔(Theodore)。安提阿派竭力主张耶稣基督是神而人，具有两个位格—既是上帝之子（圣子），又是凡人之子（人子）。神而人所具有的“神性”与“人性”，虽然并存和一统于同体的耶稣之内，但是彼此间只是精神上的统一，而非肉体上的统一。“耶稣基督作为人，具有自然的人的发展、人的弱点、人的需要、也有人的意志。……耶稣象其他所有的人一样，各方面都与他们没有差别，唯一的不同只是逻各斯以他的身体作神殿，仁慈地居住在他里边。”[viii]
身为忒俄多尔门徒的聂斯托尔，在秉承师门前贤思想的基础上，力图通过倡导基督“二位二性”说和玛利亚人母说，以此跳出传统教义的藩篱，摆脱前人陈规旧矩的羁绊。尤其是在继任君士坦丁堡主教（428-431）后，对自己的神学思想进行了全面的阐扬，对玛利亚的身份进行了独具匠心的诠释。
聂氏指出，“三位一体”教义中的“圣子”耶稣基督，既是神而人又是人而神，具有“神”与“人”两种属性。其神性源于“圣父”上帝，人性则来自于童贞女玛利亚。但是，“神”“人”二性并非浑然一体，而是神性本体附在人性本体上，并各自属于“圣子”与“人子”两个不同的位格。耶稣为玛利亚感灵所生，但是玛利亚自身是人而不是神，因此从她所生者，只能是有形可见之人，而非所感之神。聂氏在其讲道文中一再强调，玛利亚“没有生育神，……她只生育了一个人，一个神的器官。”[ix]那作为盛神的肉身器皿，仅仅是一个脆弱的、尘世的、寄居着不死神灵的躯壳，或者说仅仅是承载着上帝之道。屈尊暂寄于其间的神，正是依凭这一载体所作出的奇迹和预言，来显示他超人的威力和智慧。一言以蔽之，玛利亚只可称作“人之母”或“耶稣基督之母”(Anthropotokos or Christotokos)，但不可尊为“神之母”或“上帝之母”(Theotokos or Θεοτóκοs)。
“古代把耶稣之母称为‘上帝之母’,意指‘生上帝者’。”[x]尤其到了5世纪初，这种说法在亚历山大等地普遍得宛如流通的货币一般。然而，聂斯托尔却对当时渐次隆盛的圣母玛利亚崇拜说大加批驳。他那别树一帜的异音和对传统教义的改弦更张，不仅极大地挫伤了普通大众对救世主耶稣基督的虔诚心，而且也极大地刺伤了人们对当时推崇备至的“上帝之母”玛利亚的崇敬心。当然，聂氏及其教派也为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背上了“异端”的臭名，受到了破门与绝伐的处治以及忍受了流离与迫害的苦痛。
客观上讲，在公元431年的以弗所(Ephesus)宗教大会上，聂派之所以被判为“异端”，受到清算和处以绝罚，聂氏本人之所以随后惨遭破门流放，除了各宗派之间由于权利纷争，而致使兄弟阋墙甚至骨肉相残这一内讧因素外[xi]，另一至关重要的原因就在于聂派在耶稣基督的“神”“人”二性上，较多地高扬或彰显了“人”性的一面，抑制了“神”性的一面，从而危及到乃至撼动了正统教义中玛利亚那根深蒂固地“神母”地位。这一惊世骇俗的论调与创举，被正统教派视为一种异端邪说，是对传统教义的叛逆，尤其是偏离了被正统教派奉为圭臬的《西尼亚信经》所确立的“三位一体”思想。
《西尼亚信经》乃是在325年第一次公会议上所形成的经文。该年5月，罗马皇帝君士坦丁一世在尼西亚召开了基督教第一次公会议，以解决一些长期陷于纷争的神学和教会体制问题，特别是涉及圣父与圣子关系这一难题，以求达到规范基督教教义和巩固帝国统一的目的。该次会议是基督教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不仅确立了“道成肉身”的基督和上帝的关系，而且开创了主教会议判决异端教派的先河。会议形成了如下的经文：“我们信独一上帝，全能的父，创造有形无形万物的主。我们信独一主耶稣基督，上帝的儿子，为父所生（έκ），是独生的，即由父的本质所生的。从神出来的神，从光出来的光，从真神出来的真神，受生而非被造，与父同质 (όμοούσιος )，天上、地上的万物都是藉着他而受造的。他为拯救我们世人而降临，成了肉身的人，受难，第三日复活，升天。将来必再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们]也信圣灵。”[xii]显而易见，耶稣基督的神性乃是信经论证的焦点和强调的重点，与此相反，其人性的一面则几乎全部被遮蔽，从而为提升童贞女玛利亚的崇高地位奠定了坚实基础。这就是聂氏的主张同《西尼亚信经》间的分歧所在，当然，也是聂斯托利派的“异端性”本质所在。 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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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一五五０年前的中国基督教史》于1930年问世。是书着力阐释了从唐贞观九年（635）至明嘉靖二十九年（1550）间基督教（包括唐代景教、元代也里可温教和明代天主教）“入”“传”华土的景况和际遇。由于该书面世较早，从而使日后发掘出的众多文献未能收入。
[ii] 【英】阿·克·穆尔《一五五０年前的中国基督教史》．郝镇华译．北京：中华书局，1984，p.332，p.297．
[iii] 【英】阿·克·穆尔《一五五０年前的中国基督教史》．郝镇华译．北京：中华书局，1984，p.332，p.297．
[iv] 朱谦之《中国景教》，人民出版社，1998，p.192．
[v] 罗香林《唐元二代之景教》，香港：中国学社，1966，pp.36-37．
[vi] 龚天民《唐朝基督教之研究》，香港：基督教辅侨出版社，1960．
[vii] 楼宇烈，张志刚《中外宗教交流史》，湖南教育出版社，1998．
[viii] [美]穆尔G. F《基督教简史》，福建师范大学外语系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p.94，p.95，p.85．
[ix] [美]穆尔G. F《基督教简史》，福建师范大学外语系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p.94，p.95，p.85．
[x] [美]威利斯顿•沃尔克《中国景教基督教会史》，孙善玲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p.169．
[xi] 在聂斯托尔的众多批驳者中，亚历山大城的大主教西利耳(Cyril) 充当了领军人物，成为了不折不扣的先
锋。作为聂斯托尔的宿敌，西利耳瞄准这一千载难逢、一箭双雕的时机,不惜采用一切卑劣的手段，用一切可资利用的力量，孤注一掷，欲置对方于死地，从而实现自己梦寐以求的双重目的—既可对聂氏的君士坦丁堡主教之位拔帜易帜，又可趁此推行自己的基督论主张。431年的以弗所（Ephesus）会议就是在西利耳之流的蛊惑下召开的。
[xii] [美]穆尔G. F《基督教简史》，福建师范大学外语系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p.94，p.95，p.85．
>，p.85．
[ix] [美]穆尔G. F《基督教简史》，福建师范大学外语系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p.94，p.95，p.85．
[x] [美]威利斯顿•沃尔克《中国景教基督教会史》，孙善玲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p.169．
[xi] 在聂斯托尔的众多批驳者中，亚历山大城的大主教西利耳(Cyril) 充当了领军人物，成为了不折不扣的先
锋。作为聂斯托尔的宿敌，西利耳瞄准这一千载难逢、一箭双雕的时机,不惜采用一切卑劣的手段，用一切可资利用的力量，孤注一掷，欲置对方于死地，从而实现自己梦寐以求的双重目的—既可对聂氏的君士坦丁堡主教之位拔帜易帜，又可趁此推行自己的基督论主张。431年的以弗所（Ephesus）会议就是在西利耳之流的蛊惑下召开的。
[xii] [美]穆尔G. F《基督教简史》，福建师范大学外语系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p.94，p.95，p.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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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x] [美]穆尔G. F《基督教简史》，福建师范大学外语系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p.94，p.95，p.85．
[x] [美]威利斯顿•沃尔克《中国景教基督教会史》，孙善玲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p.169．
[xi] 在聂斯托尔的众多批驳者中，亚历山大城的大主教西利耳(Cyril) 充当了领军人物，成为了不折不扣的先
锋。作为聂斯托尔的宿敌，西利耳瞄准这一千载难逢、一箭双雕的时机,不惜采用一切卑劣的手段，用一切可资利用的力量，孤注一掷，欲置对方于死地，从而实现自己梦寐以求的双重目的—既可对聂氏的君士坦丁堡主教之位拔帜易帜，又可趁此推行自己的基督论主张。431年的以弗所（Ephesus）会议就是在西利耳之流的蛊惑下召开的。
[xii] [美]穆尔G. F《基督教简史》，福建师范大学外语系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p.94，p.95，p.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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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x] [美]穆尔G. F《基督教简史》，福建师范大学外语系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p.94，p.95，p.85．
[x] [美]威利斯顿•沃尔克《中国景教基督教会史》，孙善玲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p.169．
[xi] 在聂斯托尔的众多批驳者中，亚历山大城的大主教西利耳(Cyril) 充当了领军人物，成为了不折不扣的先
锋。作为聂斯托尔的宿敌，西利耳瞄准这一千载难逢、一箭双雕的时机,不惜采用一切卑劣的手段，用一切可资利用的力量，孤注一掷，欲置对方于死地，从而实现自己梦寐以求的双重目的—既可对聂氏的君士坦丁堡主教之位拔帜易帜，又可趁此推行自己的基督论主张。431年的以弗所（Ephesus）会议就是在西利耳之流的蛊惑下召开的。
[xii] [美]穆尔G. F《基督教简史》，福建师范大学外语系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p.94，p.95，p.8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