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二十年贵州佛教研究综述

　　　　　　　　　　　　　　　王尤清

　　佛教作为中国文化中最有代表性的文化传统之一，其传入贵州，至迟可溯至唐代。明清两代，随着中原文化大量进入，贵州佛教日益兴盛，尤其明清递嬗之际，遗民为保全气节，纷纷遁隐逃禅，以示爱国之情操，不仕之决心，一时文人荟萃，高僧辈出，弘教开宗，盛况空前，为华夏正气之所在，贵州俨然成为精神文化之中心。佛教进入贵州主要是沿黔北、黔东两条路线并逐渐覆盖全省；因此，贵州佛教既有与中原佛教一致的特点，也有在传播过程中不断地方化、边缘化、世俗化、民族化的地域性文化态势。然而令人感到遗憾的是，贵州佛教研究历来殊少有人问津，研究成果更寥寥无几。近二十年，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文化的繁荣，省内不少学者重视到贵州佛教这一重要文化现象，并将其作为学术研究重点。总体来看，佛教研究人员逐渐增多；开始举办全国性及国际性的学术会议；促进了贵州佛教研究的进一步发展，相关研究成果陆续面世。以下就近二十年来贵州佛教研究情况作一综述。



　　　　　　　　　　　　一、近二十年贵州佛教研究成果简述

　　　　　　　　　　　　（一）典籍的整理编纂与综合研究



　　佛教典籍整理研究，包括对佛教典籍文献的编辑、点校、考辨、阐释等，是佛教研究的基础性工作。近二十年贵州佛教研究在这方面的成就主要体现在张新民牵头整理点校的《黔灵丛书》上。1995年，在张新民的倡议之下，贵州历史文献研究会和黔灵山弘福寺合作，成立了《黔灵丛书》编纂委员会，组织黔省文史界、佛教界著名学者专家，搜集整理贵州佛教典籍文献及高僧语录，并结集为丛书分批出版。《黔灵丛书》包括《黔灵山志》、《锦江禅灯黔南会灯录》、《黔僧语录》、《续黔僧语录》、《了尘和尚事迹》，整套丛书近四百万字。这部丛书的陆续出版问世，大有禆于禅宗史的深入研究。

　　明以来，贵州佛教名僧多，语录多，他们活跃于西南崇山峻岭之中，影响却遍及海内外，仅《嘉兴续藏》台湾《中华大藏经》，日本《卍续藏经》，就收入黔僧语录数十种之多。此次收入《黔僧语录》、《续黔僧语录》的，就有二十余种，大部分都属全国范围内一流禅师的语录或诗偈。这些禅师语录，多为思想文化史上的重要著作，汇辑出版将是大乘佛教特别是禅文化的一大宝藏。反映西南佛教不但师资灯传支派繁多，同时在宗教哲学及禅思智慧方面也贡献巨大。透过《黔僧语录》或《续黔僧语录》，我们不难窥见川黔佛教联成一体，相互旁助、密切关联的文化图景。正是川黔佛教丰富多彩的历史内容，群星璀璨的禅门宗师，代代相承的传法世系，活泼生动的机缘妙语，直接促动了大批禅宗语录的出现。

　　1996年6月丛书之一《黔灵山志》付梓，被堪称是我国佛教名山志书编纂的一部精品之作，中国佛教界重要文献。清康熙十一年(1672)，临济三十三世赤松道领大师锡杖来游，见层峦叠嶂之中，堪为选佛之场，与其徒筚路蓝缕，火种刀耕，开创黔灵山弘福寺。赤松依照佛教丛林规章，设“两序”，立“清规”、续“法派、挂单、传戒”，收集佛教经典；手辑《黔灵山志》十二卷：星野、胜概、寺院、金像、法语、护法、寺田、源流、清规、塔垆、艺文(上、下)。贵阳举人何素儒订定，于清康熙四十四年(1705年)付梓。民国初年复由贵阳于止情补辑，文通书局铅印出版，1989年手抄影印出版流通。《黔灵山志》的再次点校出版为研究弘福寺及贵州佛教提供了宝贵资料。

　　1998年8月丛书之二《锦江禅灯•黔南会灯录》出版。《锦江禅灯》二十卷，另有目录一卷。明遗民僧丈雪通醉编。康熙三十二年（1693）重刊。收在《卍续藏》第一四五册、《禅宗全书》第二十八册。通醉广搜历代诸家史传、语录，依指月录等之体例，将历代各宗共为一源，而不别分五家七宗等枝末派系，惟于卷目之下标明大鉴下第几世。主要收录蜀地出身而弘扬宗乘于异地之诸师，或籍属四方而建法幢于蜀地者之上堂、小参、行实、颂古等，以及朝野护法居士、隐逸山林之高僧与神僧之机缘法语，共计一千余人，其中初祖达磨至大鉴下四十世之禅师约有八百余人。

　　《黔南会灯录》八卷，善一如纯辑。善一跋涉各地，遍访名山大剎，问故荒江古庵，广搜口碑，博采语录，从游历时发大悲愿，到返归故里后握管执笔，再到《黔南会灯录》全书之告竣，历时近二十年。书成于康熙四十一年(1702)，次年即刻板入藏。收于《卍续藏》第一四五册。《嘉兴续藏》原本、日本藏影印本均次于《锦江禅灯》之后，为史传部重要撰述。除藏本外，又有民国十九年贵阳文通书局铅印单行本。内容系收录明清时代川、滇诸地之禅家语要。计收录一一六位禅师之上堂、小参、示众、机缘、拈颂、法语等。该书所收录之禅家，以临济宗天童圆悟之法嗣破山海明之法系最多，并含相同之临济宗汉月法藏之法系、曹洞宗云门之法系及不详法系者若干名。

　　《黔南会灯录》的点校以日本《续藏本》为底本，参校文通书局本。《锦江禅灯》因无他本可采，主要取《景德传灯录》、《五灯会元》、《五灯全书》等丈雪引及之书，以他校法反复校勘，凡原本误收或里贯错讹者，均一仍其旧，不复更改。书末附有张新民所撰《黔灵临济禅宗世系》长文一篇，自破山以下，所述虽主要为敏树及赤松一系，下限及于近今，可作为读《锦江禅灯》与《黔南会灯录》之旁助，有裨于厘清西南临济禅宗的师资灯传及前后源流关系。《锦江禅灯》、《黔南会灯录》，乃是两部记载地方禅宗传承世系及机缘语句的区域性灯录著作，同时也是全国罕见的兼顾禅师思想学说和学派发展历史的地方性学术史要籍。无论研究西南佛教禅系源流，抑或稽考一方文化史迹，都离不开这两部极为重要的僧家典籍。

　　《黔僧语录》、《续黔僧语录》、《了尘和尚事迹》属于黔灵丛书之三、之四、之五。
　
　　《黔僧语录》收录敏树、赤松、瞿脉、燕居、云腹、语嵩七家禅师语录，其中赤松、瞿脉乃贵州省贵阳市黔灵山弘福寺开山始祖；另附僧人诗文两种，均属中国禅宗史重要著述，为研究中国思想史者所必读。语录撰作时间都在明末至康熙年间，一部分曾收入《嘉兴续藏》或《中华大藏经》，一部分则为长期鲜为人知的孤本或善本。每一语录前均撰有点校前言，概说其禅学思想大要，以及版本校勘情况。

　　《续黔僧语录》汇辑明末清初八家禅师语录。其中不少是国内久已亡佚，而鲜为人知者，由日本群马大学教授石田肇多方搜求，影印赠送，具有极高的文献价值和学术价值。收入该书的莲月、丈雪、月幢、善权、善一、厂石、梅溪、山晖等八位禅师，都是当时活跃于西南地区的著名人物。该书收录了他们的说法、勘验、问答机缘语句和书信、诗偈等，集中反映了他们的禅道活泼智慧和深遽哲学思想，从严格的思想史和哲学史立场看，即使在全国也有一定的学术地位，不仅撰写中国禅学思想史有必要对他们进行研究，甚至编纂完整的中国哲学史也不能忽视他们的存在和贡献。

　　《了尘和尚事迹》也是西南地区禅林要籍之荟萃，重新点校出版，是贵州佛教古籍整理的又一重要成果。了尘和尚是清末民初的一代著名高僧，早年曾云游大江南北，遍交名宿硕学。一生以深遽的生命体验，卓绝的宏法能力，主动配合时代的转型，谋求佛教的内部改革，开拓佛教义理与现代社会勾通的新境域，推动了现代佛学的开新与发展。其一生思想及科研智慧，多发为诗文创作，并由门人弟子汇为《了尘和尚事迹》十卷。《了尘和尚事迹》分赞佛、赞法、阐法、愤激诗、山居诗等类，内容主要为说法偈语，诗词韵文，兼有少量论说杂文，范围极为丰富庞杂，体例与语录大体相类，故书名又或作《了尘语录》。本书依据民国年刊本标点整理，故仍从其旧，题作《了尘和尚事迹》。

　　《黔灵山志》、《锦江禅灯•黔南会灯录》、《黔僧语录》、《续黔僧语录》、《了尘和尚事迹》，从搜访、辑录、点校、整理、编纂到出版，历时数年。这部丛书重新整理有裨益人们认识大乘佛教及禅学，并进一步挖掘、整理、利用、转化地方文化综合体系的智慧资源，探讨、理解、诠释、阐析现代性与传统文化的关系问题。



　　　　　　　　　　　　（二）佛教史的研究



　　近二十年来，佛教史的研究可以说是贵州佛教研究的重点，有不少研究成果问世。

　　1、佛教在贵州的传播状况研究

　　佛教何时传入贵州，考诸史志，皆无明确记载。贵州地方史志，对贵州佛教的传入、分布、发展、演变和影响诸事亦语焉不详。其因盖在于以往史家对所谓“蛮夷之区”的贵州佛教不甚重视，故少有笔录，以至贵州佛教缺乏系统的史料，宋元以前的佛教难以详考。王路平在《贵州佛教引论》、《唐代贵州佛教述论》、《宋代贵州佛教述略》、《元代贵州佛教简述及佛教丛林》[1]等一系列论文中收罗诸种文献资料，互为发明印证，考其源流，述其梗概。指出贵州佛教兴起于唐，至宋代佛教逐渐传布贵州各地，一方面在黔北黔东地区，佛教仍以强劲的势头向纵深发展，佛寺遍布其地；另一方面，随着佛教在贵州各地传布渗透，贵州土官土酋开始热衷奉佛兴寺，佛教影响深入少数民族地区，贵州腹地亦始建有佛寺，住有僧人。这为元明时期贵州佛教的大发展，奠定了较好的基础。外籍僧人入黔传教，黔北黔东出现佛教名山大刹，黔中地区开建佛寺简述代贵州佛教及佛教丛林。

　　贵州佛教丛林，可说是临济禅宗的天下。而临济禅宗除梵净山一系外，大多为圆悟及其嗣法门人破山大师传下的弟子。圆悟大师佛法继承临济宗风，为临济三十一代正宗传人。临济乃禅门五宗之一。张新民在《贵州临济禅宗灯系溯源》[2]中从禅门第一公案说起，追源溯流：石阡三昧敏树传下赤松和尚，即黔灵开山之第一代。沂流溯源，师资代代相承，如长江之后浪前浪。由临济第一代义玄至赤松，松当为三十三世传人，由东士初祖达摩至赤松，松则为七十世传人。佛法心灯，匪师弗传，匪传弗觉，赤松之承上启下亦可谓大事因缘也。敏树禅师嗣法弟子除贵阳黔灵赤松道领一系外，尚有石吁中华天隐道崇、思南中和天湖正印、思南安化颖秀真悟、安顺长寿天语怀、遵义虎丘大冶道况，江口香山圣符道越、贵阳兴国禄黎觉甫、贵筑华光圣圆道行、偏桥云台净空性明、偏桥福云天机道通及天吼廊等。而赤松一系法脉瓜贬绵绵，维系临济宗风不坠，道振黔中，冠映西南，乃是最为兴隆。最具影响，亦最有功于临济禅宗的清代佛教灯系。王路平在《明清贵州临济禅宗灯系及其典籍著述》[3]一文中也概述了明清贵州临济禅宗灯系传承及其典籍著述情况。

　　王路平在《天台宗佛教在贵州》[4]中研究表明贵州之有天台宗佛教自民国始。天曦和尚属天台宗灵峰法系，为近代著名天台宗大师谛闲的法弟子，他在贵州盘县丹霞山、贵阳大觉精舍大开天台道场，培养了昌明、果明、超伊等大批弟子。由于教宗天台而行归净土的天台灵峰一系在贵州的传播，对净土信仰在贵州的流行亦造成推波助澜的作用，由之而使近代贵州佛教发展的总体趋势与全国同步，亦造成“家家阿弥陀，户户观世音”之局。

　　建省以前，贵州因地处西南边陲，属“蛮夷之区”。当初其地多分属巴、楚，境内杂居苗、侗、布衣、彝、仡佬等众多少数民族。由于边交通不便，远离中原文化，居住在这里的少数民族长期的精神文化、信仰意识大都处于原始自然宗教，崇拜山神树精之类，停留在泛灵信仰阶段。罗美芳在《贵州建省以来的佛教》[5]一文中认为贵州佛教，巫佛混杂，交相影响，显示了民族性、多元性和综合性的特色。自明建初省至清中叶，是贵州佛教发展的兴盛时期。

　　毛珠梅的《贵州佛教派别》[6]简要地介绍了禅宗、法相宗、净土宗、天台宗、密宗、华严宗六个佛教宗派的传入与发展。马钧在《贵州佛教》[7]一文中简述了唐代牛腾在牂柯大布佛教，黔北、黔东兴建寺院10余座，为佛教传入贵州之始。并通过贵州历朝各地佛寺的发展、传承来叙述贵州佛教史。释宗满的《贵州佛教的过去和现状》[8]将贵州佛教的发展分为七个时期：（1)唐、宋隐士时期；(2)元、明雏型时期；(3)明末—清代中叶发展时期；(4)嘉、道、咸、同衰微时期；(5)光绪—民初复苏时期；(6)军阀混战与抗战时期；(7)贵州佛教现状，从以上七个时期对贵州佛教史进行简要概述。

　　2、对明季佛教寺院遍布黔中原因的分析

　　明末清初是贵州历史上佛教最为鼎盛的时期，在中国佛教史上亦占有重要的一页。明末中原西蜀战乱，“天下扰乱，贵州粗安”，南明永历帝乃驻跸贵州安隆，使贵州一度成为南明永历王朝的政治文化中心。于是中原西蜀之禅师纷纷人黔，特别是临济禅宗天童圆悟一系的子孙更是人多势众。他们在黔中创建禅寺，培养弟子，弘教开宗，接引信徒，与士大夫往来唱和，同名士文人共参“教外别传”之旨；南明亡后，士大夫又多逃禅，或祝发出家以全其志节，遂使贵州禅宗佛教盛极一时，佛教寺院遍布各府州县直至穷乡僻壤，佛教名山兴隆繁盛，佛教典籍文化灿烂辉煌，明末清初贵州佛教之鼎盛，在贵州历史上可谓空前绝后。

　　王路平在《明季外籍禅师入黔弘教考述》、《明末清初贵州佛教论纲》[9]和司亚勤在《明季佛教寺院遍布黔中原因探颐》[10]中研究认为明季贵州佛教鼎盛，佛教寺院遍布黔中，其之众多、之宏盛、之广布，堪称贵州有史以来之最。考其原因，主要有三：一、南明君臣承明朝遗规，对滇黔之地的佛教寺院更是注意保护和修建。二、佛门僧徒以超尘出世的宗教精神，刻苦习劳冒险的习惯，广事拓殖，建寺造庵。三、明朝遗民逃禅辟建，黔中明朝遗民为全其志节，多逃禅出家，其中很多人把精力倾注于佛教兴盛的事业上，他们或创佛寺，或建梵林，或兴名山，遂使黔中寺院更增其盛在佛门所至。王路平在《明代贵州土司流官崇佛兴寺考述》[11]中指出明代贵州地方土司流官大肆兴建寺院，崇奉佛教，表现在：大兴佛寺，遍及境内各府卫；热衷铸造佛钟，致使贵州历代宰官铸造佛钟之多；向明朝历代帝王、太后请赐黔中寺名以及兴建皇家寺院。亦使明代贵州佛教出现繁盛景象。

　　3、对梵净山佛教开山建刹诸种不同说法的考证

　　求是在《梵净山史实考证》[12]一文中考述梵净山“钦命建刹，始于妙玄；释家开山，盛于万历”，“于是‘久’自何时?‘古’从何代?至今还留下一个悬案”，“要探究梵净山在万历前的古与老，迹与胜，那就只有待于从它被命名为九龙山，为辰山，以至于为三山谷的史程中去追踪探索了。”该文长于文献的引证与史料的分析，但对开山建刹于何时则不作结论。

　　章海荣在《梵净山佛教开山建刹考略》[13]中认为梵净山佛教何时开山建刹目前还未有统一的认识和系统的研究。作者从有关史志中得出如下结论：梵净山佛教的开山可分为三个阶段。作为山中建刹的背景和基础，梵净山周围的府、县治地最早在唐、宋时便已建有寺庙。至明代佛教在这一地区有一个较大的发展。明代中叶，梵净山中开始建寺庙，佛教活动由此向山中深入。及至万历初年，金顶起塑庵殿，标志佛教对梵净山的开山已经完成。

　　王路平的《贵州第一佛教名山梵净山佛教考述》[14]一文从宏观的角度，对梵净山的佛教缘起及其兴盛、佛教的衰落和复兴、佛教传灯、寺庙沿革四个方面进行了较为全面和系统的考述。在另一篇文章中[15]王路平、释行愿考述了号称贵州第一佛教名山的梵净山，认为其在明代就已形成弥勒菩萨道场，被视为与四大名山并列的第五大名山。山中供有弥勒之佛像、菩萨像和比丘像，具足弥勒全部之净上，即兜率净上、人间净上以及道场净上，同时与唯识学(慈氏学)又有殊胜因缘。因而不仅形成提升道德、净化人心、走向解脱的一大庄严神圣的净土世界，而且为天下学人学佛修身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和真正的道场。

　　张明在《梵净山佛教源流考》[16]中认为宋代佛教开始传入梵净山，至明初，梵净佛教业已兴盛。明季万历年间，梵净山两次重修，明神宗皇帝救建皇庵。清康乾时期，梵净山已有“五大皇庵”、“四十八大脚庵”，崛起成为西南佛教圣地，与峨嵋、鸡足鼎立而三，威名远播，宇内奔趋，僧众云集，若水若云。清末至民国年间，梵净山历经数次战乱，屡毁屡建，至解放初，寺宇终于焚毁殆尽，千年名山遂衰落破败。随着宗教政策的落实，梵净山朝拜之风逐渐恢复，佛教也得以重新兴盛起来。该文有附文两篇：附一，梵净山历代住持法脉；附二：梵净山历代住持世系表。

　　陈政《梵净山与佛教缘》[17]一文从佛教圣地梵净山的佛教起源、文化、建筑等方而的兴衰作了一定的探考，对于研究梵净山佛教文化以及旅游文化业的开发利用有一定参考意义。张凤科在《梵净山四十八大座佛教脚庵兴衰纪略》[18]中记述了四十八大座脚庵的发展历程、兴盛背景、衰落原因及近年来梵净山的开发利用。杨兴英于《梵净山佛教文化渊源》[19]中论述了梵净山佛教在唐代就有传入，明朝达到鼎盛并流传至今，其对于梵净山旅游开发具有文化资源上的意义。

　　4、贵州近现代佛教研究

　　清末民初是佛教振衰祛弊，谋求自我内部改革，主动配合时代转型的重要时期。佛教革新运动在各种新旧思想资源的刺激碰撞下，逐渐成为当时最有生命活力和具有较大影响的一股社会思潮，并涌现出一大批道行学问都足为楷模的著名僧人和居士。了尘和尚(1851－1914)即是这一时期活跃于佛教文化阵地的重要人物，代表了正法住世新新顿起的世间突破力量和人格象征力量。

　　张新民在《一代高僧了尘和尚》、《<了尘和尚>事迹书后》、《菩萨悲情与心灵正见—一代高僧了尘和尚事迹与思想》[20]等一系列论文中，从其生命历程与佛学体验到心灵正见与般若活智的修行过程进行了深刻的论述。了尘在四十九年的学佛弘法生涯中，解行并持，精进不殆，同时还撰写了大量的著作。一生持戒森严，过午不食，在行往坐卧及应机接物之中，参破生死与涅槃不二，彻底了知众生与佛究竟平等，彻底摆脱世俗之生死执著，以及一切二元差别引起的焦虑牵挂。这一不厌弃或嫌恶生死，也不刻意期求涅槃解脱的智慧态度，在他示寂前面对死亡的生命实践中，得到了最充分的彰显。

　　民国年间，太虚大师曾于贵州弘法办学，其事却鲜为人知。王路平在《太虚大师与贵州佛教》[21]一文指出他与黔中高僧大德创办贵州高峰佛学院、至贵阳黔明寺宣讲唯识学，由其创办的著名佛教刊《海潮音》月刊亦由湖南迁至贵州编辑发行，其弟子印顺、悠海等亦在黔中弘法利生。这些活动对地处西南边唾之地且佛法相对落后的贵州来说，无疑给贵州佛教的振兴带来了新的生机和活力。

　　贵州佛教经过明末清初的鼎盛发展之后，至晚清乃呈衰落之势。王路平《论晚清贵州佛教的衰落》[22]考其原因，主观上是由于贵州佛教日益世俗化、功利化，流于形式；客观上则与“咸同之乱”和“庙产兴学”有直接关系，境内佛教寺庙，或被战火毁坏殆尽，或被“庙产兴学”占用，致使晚清贵州佛教遭到重创而一服不振。
　
　　民国时期，佛教在全国呈复苏之象，在这种大环境下，贵州居士佛教勃然兴起。王路平《民国时期贵州居士佛教考述》[23]一文考述了鲜为人知的民国时期贵州居士佛教史实：刘蕴良、平刚、轰树楷、桂百铸、周伯庸等人先后成为贵州佛门的居士长者，而以学佛居士为主体组成的念佛林、学佛社等亦在贵州各地兴起；同时，华之鸿、宋承德、邹定宗、安德福等居士亦率先在境内修建了不少寺庙佛堂，由此推动贵州佛教的复兴和发展。

　　释慧海《新中国成立以来的贵州佛教》[24]一文简要地介绍了1949年11月贵阳解放后贵州的佛教发展概况。

　　5、佛教通史研究

　　王路平撰著的《贵州佛教史》[25]是近二十年来研究贵州佛教通史的专箸。他把贵州佛教之源上溯至西晋，而迁以唐代牛腾作为贵州佛教传播之始，该书大量利用黔僧史料及贵州各地方志，注重法脉相传，把贵州佛教与全国有机地联系起来。

　　古代贵州人烟稀少，交通不便，消息闭塞其迟缓的开发，依赖于大量外来的移民和文化。佛教就是通过人口流动而传入贵州，逐步兴盛起来。《贵州佛教史》不仅以广阔精深的题域考察了自西晋末年三国时期一方佛教源流演变、兴衰起伏的发展大势，而且还从不同的层面论证佛教传播过程中所呈现出奇异地缘文化特征和区域人文样态。作者注重法脉传承，如对明末清初天童临济一系在贵州乃至西南的传播，考证精详，把贵州佛教与全国有机地联系起来，有利于对贵州佛教进行定位。在方法上，将史事考证、文献校订与佛学思想阐述结合，相得益彰。

　　从《贵州佛教史》中可以看出贵州佛教兴起于唐，传布于宋，发展于元，繁荣于明，鼎盛于明清嬗变之际，衰落于晚清，复兴于民国。唐宋元三代主要受川滇及中原的影响，明清时期则得益于与西蜀的接触，民国年间与全国各地都有密切交往。从横向看，则大乘各宗都与时并传，而明显以彻底本土化的禅宗为主流，义解译经偏少，感通神异卓然，台、相、贤、律寥寥，密教时显兴盛热闹，禅净长期遍布境中。这是对贵州自古迄今数千年佛教全面研究、考察、分析、总结后得出的结论。

　　林建曾、王路平等撰著的《世界三大宗教在云贵川地区传播史》[26]一书以中国西南三省这一特定区域为对象，按世界三大宗教在云贵川初传、普传(盛传)、流变进行综合研究。时间、地域纵横交错，把有关宗教事件、人物的活动基本网罗其中，是其学术上的创新。贵州佛教其时限上溯佛教传入中国之时的东汉，下迄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夕。



　　　　　　　　　　　　（三）佛教人物传记及思想研究



　　佛教人物传记及思想研究主要侧重在对贵州佛教高僧思想的释读、义理的辨析和评价上。其中对黔灵开山祖师赤松、月幢禅学、莲月印正禅法、赤松的禅学、禅宗大师丈雪、厂石和尚、瞿脉和尚、了尘和尚等研究较为深入。

　　明清嬗蜕之际的贵州、云南两省，临济禅宗曾一度空前兴盛活跃。由于南明政权建立而导致的政治中心暂时南移，以及士大夫的相率逃禅，遂使滇黔地区出现高僧大德辈出，且多有语录撰作传世的文化现象。月幢和尚即是当时在黔中大阐临济宗风的著名禅门人物之一。他与当时驻跸安龙的永历帝长期过从甚密，颇有世外人不忘故国君臣知遇之恩的意味。而作为破山、大雪禅系的中坚主将，他更培养了一批弘宣法教的弟子，在师资灯传方面发挥了承上启下的作用，扩大了这一禅系在贵州乃至整个西南的影响。他的说法机缘语句，不仅吐属精净圆透，而且极富禅道活泼理趣，多为见道证量之语，更是智慧现量之言。张新民在《南明高僧月幢禅学思想初探》、《驰骋龙象直指风规——临济宗月幢和尚及其禅道思想》、《晚明高僧月幢禅学思想述论》[27]系列研究中论述了月幢经历长久实存主体心性解脱的修持，体验不二法门与平常心是道，获致绝对主体性大彻大悟，通过将胜义谛落实于世俗谛的机缘说法，方便善巧地启迪、接引、勘验、印证了大批学人。月幢接引四方僧众学人，突出表现了方便善巧的大机大用。他或答非所问，或避而不答，或干脆棒打拳喝，或遮或诠，或夺或与，要在启迪学人解粘去缚，破除各种“知见”、“知解”，禅风自由活泼，机锋严峻迅烈。

　　在《清季高僧善一禅学思想综论》和《禅道澄明意义世界的呈现——临济宗高僧善一如纯及其禅法特点》[28]二文中张新民对善一如纯的禅学思想进行全面分析探讨，弥补了长期以来未有专文进行研究的不足。善一如纯是继丈雪、善权之后，在西南地区大振临济禅道的著名禅师。他曾撰《黔南会灯录》八卷，与丈雪的《锦江禅灯》合称禅学史上的双壁。张新民进一步介绍他的得法和传法活动，并着重论述其禅法内涵及特点，以见他在禅学思想史上应有的地位，同时提供临济禅在西南边地传播情况的一个面相。善一潜心苦参实究，踏实行履，长期探寻生命因缘，彻底觉悟，接续千古不绝之禅脉慧命，继续悟后之修行而不已，以求生命之无穷超升，而得力得意处又不记其数。善一继承和发扬了临济宗一贯倡导的禅悟玄旨，依然以“无位真人”为说法开示的中心主脑，强调禅悟的关键仍在直接契入自身内在生命的清净本源，说不可说之“道”，显露人人本有的真实自性，由此涌现般若观照智慧，如实知见宇宙人生真谛。在不断渗透宇宙人生奥秘的过程中，自然而然地契入获得，在无我无执，日日是好日的禅道生活中，无心证悟而自然证悟，无心修道而自然道成，道即在生活世界中。悟后广泛接引四方学人，引导学人领悟那不可言说的真实，使心灵摆脱概念逻辑的胶困缠绕，触机彻悟而不死煞句下。在人、我对立的两相遣废中，理性肢解的残缺世界立即消溶、转化为一崭新的完整的禅道世界，生命亦在妄念涤尽的同时跃入澄明新境。

　　张新民于《论清代高僧莲月的禅学思想》和《莲月印正禅法综论》[29]等相关文章中一方面述迹其在川、鄂、黔地区的弘法活动，另一方面指出其事迹不仅启悟了大批前来参问的禅众，也扩大了破山禅系在这些地区的影响。他的禅法在本体论、心性论、中道论、解脱论、修行论、生死观、超越观、时间观、语言观等一系列问题上，都有新颖独特的实存体验和见解，突出表现了禅道“日日是好日”、“平常心是道”的生活艺术，显示了中国文化凡圣不二、修行与顿悟原本不二的特殊精神智慧。

　　赤松和尚是清初贵州佛教思想史上的一位著名禅师，他一生寻师访道，参禅见性，是临济禅宗佛教正宗第33代传人。他作为贵阳黔灵山弘福寺的第一代开山，创办禅宗道场，陪养佛门弟子，法流蕃衍，遍于黔中，饮誉西南。张新民的《这个和尚尽有力量——黔灵开山祖赤松和尚》[30]一文述其进入黔中，开山建刹，弘扬佛法及交游概况。王路平在《赤松的佛教哲学思想初探》、《赤松和尚的佛学认识论初探》、《赤松和尚与黔灵山》、《清初贵州禅宗大师黔灵赤松和尚评传》、《贵州临济禅宗大师赤松的禅学特征及其历史影响》[31]系列论文中从赤松的佛性论、禅学认识方法论和佛教解脱论三个方面论述了其禅学特征是：在宇宙观上，以“真如缘起”的佛性论为基础；在认识方法论上，既以棒喝齐施为宗风，又假借语言文字以方便说法；在佛教内部倡导禅净合一，在佛教外部主张佛、儒、道三教融合，在禅学思想上反映出鲜明的调合色彩。张新民《存在与体悟——在“纪念黔灵弘福禅院赤松和尚开山330周年”学术讨论会上的演讲》[32]一文中讨论了存在与修行，存在与空性，存在与本体，存在与意义，存在与真实等一系列重大佛教理论问题。在教理与心宗、道统与学统，以及如何回应现代性挑战，如何诗意地安居等方面，也依据自己的习禅体验提出了相应的看法。特别强调生命体验及其实践的重要，认为这是人类不断开拓新的价值领域的根本基础。而佛教的现代性转化和发展，也必须以不丢失自己的超越性为前提。

　　瞿脉和尚贵州清代佛教临济禅宗大师赤松的著名弟子，黔灵山弘福寺第二代住持。他才华横滋，悟解超群，继承和弘扬赤松一派的临济禅宗，为贵州清代禅门之翘楚。研究其禅学思想，对于了解和研究贵州佛教文化思想大有补益。王路平《瞿脉和尚的禅学思想研究》[33]指出瞿脉禅学思想的主要特点在于继承了慧能以来禅宗“不立文字”的宗风，弘扬了临挤禅宗“棒喝交施”的传统，提出了“直下悟道”、“遇缘即宗”的认识方法和“一切现成”、“任运愉然”的修行理论。

　　张新民在《黔灵开山祖师赤松和尚与嗣法传人瞿脉禅师》[34]一文中着重论述他们师徒二人的悟道因缘，舒卷自如的禅修智慧，以及开辟黔灵道场的经过，接引学人的方法。凸显明末清初西南禅宗的特殊智慧成就，揭示其空前兴盛的原有历史真相。赤松和尚与瞿脉禅师继承临济宗风，发扬破山禅法精神，以各种方法应机设教，彰显不可言说的不二法门妙义，不仅接引了大批有心求道的学人，而且也化导或改善了边地民众的文化风气。
　　
　　丈雪和尚是明末清初著名的临济禅宗大师，王路平《明末清初贵州禅宗大师丈雪和尚评传》[35]在论及黔北佛教宗师丈雪和尚时指出，他在黔中开辟禹门道场，弘传临济禅宗，培养弟子，开发黔北，影响遍及海内外。其禅学提倡“即心即佛”的本体论、“亲证顿悟”的方法论和“无事即佛”的宗教归宿论，具有浑然一体、棒喝交施和人伦宗教的特点。

　　厂石和尚是我国清代贵州西部临济禅宗佛教的代表人物，是贵州著名的佛教思想家和禅宗大师。他的佛教活动和佛教思想在贵州西部特别是安顺地区的佛教文化中有着重大影响。了解和研究厂石的生平活动及其佛教思想，对于研究贵州的佛教文化有重大意义。王路平在《贵州禅宗大师厂石和尚及其佛教宇宙观》、《贵州禅宗大师厂石及其佛教解脱论》和《贵州禅宗大师厂石的研究》[36]从厂石的佛教宇宙观、佛教解脱论、佛教认识论三个方面论述了厂石全部佛教学说，是论证人们如何从痛苦中解脱出来的间题，也就是解脱论。厂石临济禅宗佛教正是从这一宗教实践的要求出发，以四大皆空的解脱论作为最终目的，使其宇宙观和认识论都包融于人生观和伦理学即解脱论之中。

　　语嵩和尚是明季著名的临济大师，他在黔中创建禅寺，培育弟子，开辟从林，制立清规，弘教开宗，接引信徒，大畅宗风，与学士文人往来唱和，同名僧大德共参“教外别传”之旨，慨然以中兴禅宗佛教为己任。其之《语录》吐辞见道，言言透宗，深得破山精髓;其之棒喝，直捷讯猛，振聋发玻，远承临济遗风;其之行化，遍历川黔滇湘江浙诸省，卓然冠映西南，因而深受当时海内佛教信众及社会人士的尊仰与钦敬，被后人称之为“宗门龙象”、“大善知识”。王路平《语嵩和尚的禅学特点及其历史影响》[37]从语嵩的游历、禅学特点和历史影响阐述了语嵩和尚的佛教活动对明季中国佛教特别是贵州禅宗佛教的发展做出了杰出贡献。



　　　　　　　　　　　（四）佛教与贵州地方文化研究



　　大乘佛学与禅宗作为一种文化因素，在深入贵州边地主动谋求发展的过程中，也不断与本土文化相互融合并出现地方化、边缘化的特征。三教传入之后，为了在贵州生存发展，除了三教自身的合一外，还与当地原始巫教相互适应，互为消长，并吸收了这些原始巫教的某些神神、咒术、礼仪和民族信仰，不断充实和改变自己的内容和形式，使之成为适应当地民族的世俗化宗教，结果形成了以佛教为主体的佛道儒巫混杂合流的格局。因此，贵州佛教文化中包容了极为丰富的地域文化和民族文化，并在贵州多民族的传统文化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弘福寺是国西南一座名刹，具有重要的佛教文化研究和开发利用价值。许桂灵、司徒尚纪在《文化禅林》[38]一书中运用文化人类学和文化地理学理论方法，在田野调查的基础上，阐释在贵州佛教历史背景下，弘福寺历史沧桑，它建立和发展的自然、人文社会环境，寺院建筑和文化生态景观、寺院职能分工与管理，从古代寺田到现在以宗教旅游为主的经济活动，以及僧俗二界经济、文化等交流与互动，说明在当代条件下，佛教寺院存在所具有的社会文化意义。本书可供宗教、哲学、人类、历史、地理、文化、社会、人口、旅游等有关部门的实际工作者参考。佛教寺院作为一个神圣空间，它与世俗空间区别何在？许桂灵、司徒尚纪在《暮鼓晨钟：佛教寺院文化人类学考察》[39]中研究表明在现代条件下，以贵州弘福寺为代表寺院结构、功能；解读僧尼群体宗教生活，圣俗二界经济、文化交流和互动。肯定新形势下，寺院和佛教文化的地位和作用。另外许桂灵、司徒尚纪在《新背景下佛教圣俗二界经济文化交流与影响分析——以贵州弘福寺为例》[40]一文中以贵州弘福寺为例深入分析了佛教在我国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在当今条件下它所具有的经济、文化功能及其活动。对周边地区和群众群体产生重要影响。形成圣俗二界经济文化互动与整合，有利于佛教生存发展和社会稳定。应重视和肯定。

　　罗二虎《略论贵州清镇汉墓出土的早期佛像》[41]围绕贵州地区出土的早期佛像，对该佛像所在的青铜钱树、出土钱树的墓葬年代、墓葬与钱树的文化性质、墓主身分、佛像传入路线等问题进行了初步讨论。认为佛教至迟在东汉末期前后已经以某种变相的形式传入贵州地区，并目已有佛像出现。佛像很可能是通过四川地区传入贵州地区的，但当时贵州地区的人们对佛像的理解似乎比四川地区更为肤浅。佛像最初的传入贵州地区则可能是通过当时盛行的钱树这一媒介物，其背景当与升仙思想的流行有密切的关系。他认为，佛教至迟在东汉末期前后已经以某种变相的形式传入贵州地区，并且在贵州地区已开始有佛像出现。佛像很可能是通过四川地区传入贵州的，因此当时贵州地区早期佛像的存在方式和造像都与四川地区的早期佛像有许多相似之处，但当时的人们对佛像的理解似乎比四川地区更为肤浅。佛像最初传入贵州地区则可能是通过西南当时盛行的钱树这一媒介物，其背景当与升仙思想的流行有密切关系。

　　王路平在《佛教与古代黔灵山旅游业》[42]中论述黔灵山的佛教景观具有很高的旅游价值，是古代黔灵山最重要的旅游资源。同时，在旅游功能的发挥方面，黔灵山的佛教又具有独到之处，促进了黔灵山旅游业的发展与繁荣。可以说，倘若没有佛教，古代黔灵山的旅游业就成为无本之木，无源之水。换言之，黔灵山旅游业之所以能兴盛发达，长盛不衰，正是得力于发达的佛教，而这正是古代贵州旅游业的一个显著特点。

　　王路平《黎庶昌与佛教》[43]中指出黎庶昌对佛教文化，有容忍、有贡献，对佛教教义及其学说，有否定、有批判，它们共同构成了黎庶昌与佛教的复杂关系，在黎庶昌研究中，这一点是不容忽视的。



　　　　　　　　　　二、近二十年贵州佛教研究特点与未来展望
　　
　　　　　　　　　　　　（一）近二十年贵州佛教研究的特点



　　从以上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在近二十年贵州研究的具有如下几个特点：

　　1、佛教人物传记及思想研究较为深入。主要侧重在对贵州佛教高僧思想的释读、义理的辨析和评价上。但研究面没有得到拓宽。研究者所用学科和方法来看，仅限于佛教在贵州的发展史、哲学史和思想史的狭小范围，多学科交叉研究的方法未见运用。研究者往往各自为阵，没有形成学术团队，也使一些大家共同关心的重大问题不能深入下去，得出公认的客观正确的结论。

　　2、当前贵州佛教研究以佛教史成果最多，思想研究较为深刻，佛教与贵州地方文化研究次之，近现代贵州佛教的研究再次，宗派研究最差，热点是禅宗的研究；这与我国当前学术大环境有密切的关系，由于禅宗在我国影响最大，禅宗研究一直是学者们研究的中心之一，这些研究重点突出，质量精到。贵州佛教以临济宗为主，其它宗派也同时并存，只不过其发展势头不如临济宗而矣。

　　3、综合研究不完整。一个学科的研究是否完整，这反映了整体研究水平，贵州佛教研究是一种地域性历史文化的研究，有的课题从佛学上来讲有着重大的意义，但对经济建设和市场却没有直接的联系，于是造成没有投入，使一些课题的研究也就受到了影响。因之佛教研究也就不能全面发展，体现不了完整性。

　　4、近现代贵州佛教研究不足。随着人们对近代中国走过的坎坷道路进行反思，于是近现代中国佛教的研究正在悄然兴起，相应贵州佛教在这方面的研究也应该有所体现。但是由于各种原因，效果并不理想，可以这样说，至今仍在外围打转，还没有深入其里。

　　5、学术课题与现实社会联系不够。学术研究虽然有其超越性，但也不应忽略其研究的现实性，如对佛教现状的研究，佛教僧团及其组织管理的制度与现实研究等。



　　　　　　　　　　　（二）未来贵州佛教研究展望

　　鉴于近二十年贵州佛教研究的上述特点，我们对未来研究发展有如下展望：

　　1、在资料上要继续进行系统的整理分类，许多重要的佛教典籍和史料要进行校勘、标点和专门研究，这是佛教研究的基础工程。文化史迹的记载，必须依赖典籍文献加以保存，否则典籍文献湮没无存、文化史迹何处可以寄放？从近二十年这方面的研究成果来看，成果不多，且较集中，研究者也较少。整理出版包括佛教在内的古籍，川滇黔三省与其它各省相较更显得艰难与急迫，在此基础上展开的深入扎实的高水准研究也显得特别重要。这一具有开拓性意义上的事业，将会受到文史界、佛教界以及中外有关人士的欢迎和肯定。

　　2、对许多历史上做过贡献的佛教僧人和学者，除了撰写论文之外，还应对他们作进一步评价。对一些佛教深有研究心得的学者，应该组织编辑出版它们的论文集，肯定他们的历史作用，保存这方面的资料。这种作法，一是将已有的研究精品汇总，避免研究资料全部佚失的情况；二是总结现有的学术成果，避免在今后的学术研究中再出现重复劳动情况，并提供一个正确的学术研究指南。

　　3、在宗派研究方面，除了禅宗以外，其他净土、天台等各宗也应有深入的研究；争取全面开花，体现出贵州佛学研究的整体性。明代由于朝廷行政系统的扶持，瑜伽密宗曾一度广泛流行于黔中，其余如台、净、相、贤等大乘宗派也都程度不同地有所传播，形成诸宗并存，禅净最盛的局面，并不断融入地方大小传统文化之中，呈现释道儒巫混杂合流的文化生态现象。

　　4、加强专题及综合研究，改变现存的薄弱环节。佛教对开发贵州乃至整个西南，贡献巨大，影响深远。一方面与儒、道传统文化融合，培养了一批擅长儒、道学说，兼通释氏禅理，具备很高理论思辨能力的学者，如不少僧人在诗文方面的成就，在文学史上就占有重要地位；另一方面，又以各种方式熔入地方小传统文化结构，对乡邦人才的培养和兴起，士民伦理道德观念的形成与转变，发挥了或潜或显的重要作用，特别是以节日习俗文化，建筑造像艺术影响为最大。僧人往往成为维系法脉的文化依托人，寺庙亦多成为读书讲学的文化传播场。

　　5、加强佛教与贵州地方文化研究。地方佛教也是地方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贵州佛教在发展过程中虽有受地方原生文化的影响，适应普通庶民百姓的精神需要而逐渐“巫化”的现象，但从其对地方经济文化的开展及贡献来看，仍大体具备关怀一切众生的大慈悲温暖之心的特点。

　　6、社会主义时期的佛教等课题是亟待探讨的内容，当前不管是佛教界还是职能部门及学术界，都面对着处理佛教与现代社会的协调问题，它关系到未来中国佛教的运转与发展，事关重大。当代佛学研究也是一个重要的课题。

　　由于篇幅和资料所限制，本文仅仅介绍一些重要的研究成果，可能还有部分本文无法介绍，只好俟来日弥补。总之，贵州佛教研究的范围涉及到很多方面，这是令人可喜的现象，同时也要看到，高质量的成果并不多，很多成果虽然有创新的意义，填补了空白，但在深度上还不是令人十分满意，甚至还有一些硬伤出现。面对这种情况我们既不能妄自尊大，也不亦自我菲薄，坚持在已有的研究基础上，不断向同行学习，增进交流，借鉴先进研究方法，如此，贵州的佛教研究将会有一个斩新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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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王路平：《贵州佛教引论》《贵州文史丛刊》；《唐代贵州佛教述论》，《贵州社会科学》1998年第2期；《宋代贵州佛教述略》，《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3期；《元代贵州佛教简述及佛教丛林》《贵州文史丛刊》

[2]张新民：《贵州临济禅宗灯系溯源》，《贵州文史丛刊》1998年第1期，又载人大报刊复印资料《宗教》1998年2期

[3]王路平：《明清贵州临济禅宗灯系及其典籍著述》，《世界宗教研究》1999年第1期

[4]王路平：《天台宗佛教在贵州》（《贵州文史丛刊》2004年第4期

[5]罗美芳：《贵州建省以来的佛教》，《佛教文化》2005年第5期

[6]毛珠梅：《贵州佛教派别》，《贵州民族报》2005年6月20日第003版宗教

[7]马钧：《贵州佛教》，《贵州民族报》2005年6月6日第003版宗教

[8]释宗满：《贵州佛教的过去和现状》，《宗教学论文集》（第四集）, 2001年

[9]王路平：《明季外籍禅师入黔弘教考述》，《贵阳师专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0年第1期；《明末清初贵州佛教论纲》，《贵州社会科学》2000年第4期，

[10]司亚勤：《明季佛教寺院遍布黔中原因探颐》《贵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0年第1期

[11]王路平：《明代贵州土司流官崇佛兴寺考述》（《贵州民族研究》1999年第4期

[12]求是：《梵净山史实考证》，台湾《黔人》杂志，1994年第11卷，第4期

[13]章海荣：《梵净山佛教开山建刹考略》，《贵州社会科学》1996年第6期

[14]王路平：《贵州第一佛教名山梵净山佛教考述》，《贵州民族研究》2000年第3期

[15]王路平、释行愿：《论贵州梵净山弥勒菩萨道场》《贵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9月

[16]张明：《梵净山佛教源流考》《佛学研究》2005

[17] 陈政：《梵净山与佛教缘》，贵州文史丛刊2002年第3期

[18]张凤科：《梵净山四十八大座佛教脚庵兴衰纪略》，1994年第6期

[19]杨兴英：《梵净山佛教文化渊源》，《黔东南民族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4年10月第5期

[20]张新民：《一代高僧了尘和尚》《文史天地》1999年2期；《<了尘和尚>事迹书后》，《黔人》2000年第17卷第2期《菩萨悲情与心灵正见—一代高僧了尘和尚事迹与思想》，《佛学研究》2002年10期

[21]王路平：《太虚大师与贵州佛教》《贵州文史丛刊》，2001年 第4期

[22]王路平：《论晚清贵州佛教的衰落》，《贵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3年9月第5期

[23]王路平：《民国时期贵州居士佛教考述》，《金筑大学学报》(综合版)2000年第3期

[24]释慧海：《新中国成立以来的贵州佛教》，宗教学论文集（第四集），2001 年

[25]王路平：《贵州佛教史》，贵州人民出版社2001年7月版

[26]林建曾、王路平等：《世界三大宗教在云贵川地区传播史》，中国文史出版社,2002年版

[27]张新民：《南明高僧月幢禅学思想初探》，载《古籍研究》1999年3期；《驰骋龙象 直指风规——临济宗月幢和尚及其禅道思想》，载台湾《十方》2000年第19卷第11期；《晚明高僧月幢禅学思想述论》，载《贵州师范大学学报》2001年2期

[28]张新民：《清季高僧善一禅学思想综论》，载《岭南佛学院学报》2000年第1期；《禅道澄明意义世界的呈现——临济宗高僧善一如纯及其禅法特点》，载《贵州大学学报》2001年1期

[29]张新民：《论清代高僧莲月的禅学思想》，载《历史文献研究》1999年总第十八辑，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9月；《莲月印正禅法综论》，载《佛学研究》年刊1999年第8期

[30]张新民：《这个和尚尽有力量——黔灵开山祖赤松和尚》，《文史天地》1999年1期；

[31]王路平：《赤松的佛教哲学思想初探》《贵阳师专学报》1991年第4期；《赤松和尚的佛学认识论初探》，《贵州社会科学》1992年第4期；《赤松和尚与黔灵山》，《贵阳师专学报》2001年第3期；《清初贵州禅宗大师黔灵赤松和尚评传》，《贵阳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4年第2期；《贵州临济禅宗大师赤松的禅学特征及其历史影响》，《贵州社会科学》2004年5月第3期

[32]张新民：《存在与体悟——在“纪念黔灵弘福禅院赤松和尚开山330周年”学术讨论会上的演讲》

[33]王路平：《瞿脉和尚的禅学思想研究》《贵州社会科学》1993年第4期

[34]张新民：《黔灵开山祖师赤松和尚与嗣法传人瞿脉禅师》，载台湾《十方》1998年17卷4期

[35]王路平：《明末清初贵州禅宗大师丈雪和尚评传》，《贵阳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3年第1期；

[36]王路平《贵州禅宗大师厂石和尚及其佛教宇宙观》《贵州社会科学》1991年第4期；《贵州禅宗大师厂石及其佛教解脱论》《贵州师范大学学报》1994年第4期；《贵州禅宗大师厂石的研究》《贵州社会科学》1997年第2期

[37]王路平：《语嵩和尚的禅学特点及其历史影响》，《贵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3期

[38]许桂灵、司徒尚纪：《文化禅林》民族出版社，2005年版

[39]许桂灵、司徒尚纪：《暮鼓晨钟：佛教寺院文化人类学考察》，中国评论学术出版社，2003年版

[40]许桂灵、司徒尚纪：《新背景下佛教圣俗二界经济文化交流与影响分析——以贵州弘福寺为例》，《广东技术师范学院学报》2004年第1期

[41]罗二虎《略论贵州清镇汉墓出土的早期佛像》，《四川文物》2001年第2期

[42]王路平：《佛教与古代黔灵山旅游业》，《贵州民族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93年第4期

[43]王路平：《黎庶昌与佛教》，《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6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