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辑重要论文简介
一、孔子乐教思想探析
孔子非常推崇音乐教化。他的乐教思想根源于其伦理哲学理念，以及生活世界中以人为本的艺术精神。孔子从音乐学习中体会到由“曲”而“数”、而“志”、而“人”的递进层次，这便是“成于乐”的育人依据。能育人的音乐必须是“尽善”“尽美”的音乐——“合于仁”、“合于礼”谓之善；“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的“中和”谓之美，这样的音乐才能引领人们向上提升，获得人格修养的完成。孔子的“大乐与天地同和”乃是最高的艺术境界，也是自由的、审美的人生境界。音乐教化的最终目标是让人在美与善至高境界的陶养中实现人性生命的圆满完成，这是极为强健饱满的美育精神。
二、王阳明散逸诗文续补考
从王门地域学派的角度看，永富青地发现的黔版《阳明先生文录续编》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这部沉睡在上海图书馆近一个世纪的珍贵文献，经永富先生发现整理后，方显出它的真正价值。该书的发现，为黔中王门的研究提供了最令人信服的第一手资料。该书的真正价值，当主要体现在黔中王门方面，第一，该书序跋向我们透露了王阳明著作在黔中刊刻的一些重要信息，通过对黔刻本阳明著述的考辨和诠释，必将大大深化黔中王门的研究。第二，从该书的几篇阳明散佚诗文中能使我们感受到王阳明对黔中的深厚感情。第三，王阳明黔中讲学的目的，主要是想在黔中普及文化教育，而并不是为了王学的传播和门户的扩张。第四，王阳明对明初来戍贵阳人士的后代有深切的同情与期待。
三、略论“是心作佛，是心是佛”
对“是心作佛，是心是佛”之义的不同阐释，实际上是要回答净土宗“念佛”法门修观的问题。净土宗祖师对“是心作佛，是心是佛”之阐释大略可分为三个层次，一是“唯心识观”，二是“真如实观”，三是“一心三观”。此三种阐释均可归于佛教的心性本体论，即“念佛即念心，念心即念佛”，从而说明了“念佛”法门的融通性，此法门实可含摄佛教的一切修行。
四、唐宋元时代贵州佛教述论
早在晋代，佛教已开始影响贵州，至唐代佛教才正式传入贵州。其时牛腾布教境中，高僧不乏其人，佛寺兴建亦蓬勃而起，然佛教的传布仅限于黔北和黔东两个地区，此乃中原西蜀南诏佛教影响使然。进至宋元时代，佛教在黔北和黔东的发展颇具规模，以至出现名山大刹，并且开始向黔中部地区纵深拓展，直至建立寺院，贵州土官土酋亦热衷奉佛兴寺，佛教影响深入黔中少数民族地区，逐使贵州出现佛道儒巫混杂的现象。贵州佛教在明清时期最终形成佛道儒巫混杂合流的格局，实滥觞于唐宋元时代佛教初传贵州的时期。
五、近二十年贵州佛教研究综述
佛教传入贵州，至迟可溯至唐代，随着中原文化大量进入，贵州佛教日益兴盛。明清嬗蜕之际，由于南明政权建立而导致的政治中心暂时南移，以及士大夫的相率逃禅，遂使滇黔地区高僧大德辈出。贵州、云南两省，临济禅宗曾一度空前兴盛活跃，且多有语录撰著传世的文化现象。佛教在深入贵州边地主动谋求发展的过程中，不断与本土文化相互融合并呈显出地方化、边缘化的特征。因此，贵州佛教文化中包容了极为丰富的地域文化和民族文化，并在贵州多民族的传统文化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近二十年，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文化的繁荣，省内不少学者重视到贵州佛教这一重要文化现象，并将其作为学术研究重点。佛教典籍文献的编辑、点校、考辨等基础性研究工作有较大突破；佛教人物传记及思想研究取得可喜的成绩；贵州佛教史的研究亦有不少研究成果问世；佛教与贵州地方文化研究也有一定进展。
六、冯至早期诗歌中的“故事新编”内蕴研究
本文以两个特殊诗歌文本《河上》和《蚕马》为中心。在中国传统的价值信仰体系溃散过程中，冯至在身世际遇影响下对传统“故事”进行新编，试图重构自己信仰体系，突出重围，寻找依靠，以达到内心世界平衡，使魂灵平静。但这种努力最终不过仅仅成为一种表达方式而已。
七、苗族作家龙绍纳及其《亮川集》
晚清苗族作家龙绍纳，考取过举人，有《亮川诗集》、《亮川赋稿》、《亮川杂俎》等刊刻。但他身后百十年间无人知晓，贵州的诗文选本未见其作品。直到上世纪80年代，才有人发现其作品，报刊上有评论文章发表。但对龙氏文学及学术成就未作总体的评价。本文总评其作品，并探索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
八、侗戏《二度梅》剧本的变异性之研究
本文根据侗戏《二度梅》剧本的三种异文以及《二度梅》小说，从记录、语言、体例、内容四个方面，对侗戏《二度梅》剧本的流传变异性做了初步研究。该剧本的变异现象很丰富，变异原因很复杂。其变异性指示着侗戏演变的改良趋势，体现着侗戏与侗族民俗文化不可分离的鱼水关系。
九、清初苗疆开辟及其相关问题述论
雍正年间贵州苗疆大规模的开辟及其内地化发展进程的加快，乃是中央政权经营西南地区长时段战略举措极为关键性的一环。方显作为国家意志的实际执行人或行动者，自始至终参与了从决策谋议到开辟事业完成的全过程。其所撰之《平苗纪略》一书，即提供了该事件极为珍贵的第一手资料。透过方氏之书不难看到，经营苗疆并将其纳入国家秩序结构的目的，主要是在战略上将湘、黔两省连成一体，确保驿路交通控制线的畅通，并随时应对云南地区可能发生的叛乱，防范漠西蒙古南下造成的两面夹击威胁。开辟乃是一统事业逻辑演进必有的趋势，绝非侥幸于偶然的随意性尝试。但基于不同的人性估计或习俗判断，开辟过程中仍有抚与剿的策略性差别；存在既能满足国家理性意志的需要，又符合当地人民文化习俗主动性自我选择的历史可能。因此，一统的事业固然应该肯定，不必要的杀戮亦不能不受到谴责。尤其是双方弱势与强势“非对称性”特性极为明显时，更有必要对过分暴力化的霸道倾向重新作出评估。作为当时之人的观察记录，《平苗纪略》还保存了不少文化人类学的有用史料，值得今人运用历史学、文献学、民族学、社会学等各种学科知识，给予多方面的训释、解读、疏证和研究，以还原历史固有的真实，拓宽清史研究的题域与范围。
十、明初五开卫兴废问题初探
曹树基先生在《中国人口史》第四卷中对《明实录·太祖实录》卷187“洪武二十年十一月丁丑条”的解释，有许多值得商榷的地方。首先，曹先生的“五开卫至迟于洪武二十年十一月废”一说不够准确；其次，曹先生对古州等长官司的归属的推断也值得再探讨。笔者详细查阅相关资料，对《明实录》的记载尝试性地作出解答。
十一、浅议顾成及其在贵州历史上的地位与作用
明永乐十一年（1413年），中央政府置贵州布政司，这是史学界公认贵州建立省级行政机构的开端。这对贵州来说是一件极其重要的大事，他实现了贵州历史性的转变，在这一重大的历史转变过程中，顾成作为当时贵州最高军事首脑，无疑扮演了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为贵州的顺利建省作了大量的前期准备工作，在他指挥和实施的多次军事行动中，肃清了许多反抗势力，削弱和震慑了地方豪强。使贵州逐渐走出动荡不安的阴影，营造了一个相对稳定和平的社会环境，为维护多民族统一的国家领土的完整，作出了相当的贡献。
十二、才猷茂勚的赵侃
自明代开始，贵州的历史文化已经散发出璀灿的光彩，在安顺乃至贵州的历史人物画卷中，赵侃是明代前期引人瞩目的一颗耀眼明星。他不仅是安顺人引以为自豪的第一个进士，也是贵州较早任职京师贵为九卿的官员之一，并且又是最早身受皇帝赐祭葬的大臣。赵侃为官勤政爱民、疾恶如仇，敢于直言谏对，是封建时代传统的治世能臣；他关爱家庭，富有同情心、责任感，是儒家心目中理想的士大夫。他对于安顺和贵州学风的转化具有推进作用，在贵州的历史人物中享有重要地位。
十三、贵州彝文系统记载了夜郎民族传统文化
周文王由《洛书》推演出后天文王八卦而产生的《易经》，幽微而昭著，繁复而简明。五千年间，历代易学思想以之而有形无形地影响着中华民族的社会生活、政治经济和文化以及人生哲学等等。迄今解易之书逾数千家，然而没有一家能够把《易经》的来源根据，即“伏羲先天八卦”交代透彻，都是以第三者的传说而以之论之。彝文古籍《突鲁历咪》（宇宙生化历论）、《野哺散额》（象卦精气论）、《恒特数》（乾坤书）、《弭道弥度》（天壬地葵开辟论）等易传，均系统记载着“先天八卦天文历法勾股规图体系，”她以精气为万物的本原，天地以精气感而万物化生，天地交而万物长，天地顺而日月运动，日月配合而生四时八节。天地之道恒久而不止，人道本于天地道法，天地自然与社会科学一体化。神秘的“伏羲先天八卦”终于在彝文古籍中找到了线索，同时也找到了人类文明开辟文化传说的根源，来自推演“伏羲先天八卦”和“颛顼后天十二月卦”的人格化文学艺术。迄今7000年历史的先天及后天易理哲学是中国乃至世界文明的启蒙文化而博大精深，同时也是驱动人类社会向前发展而不可缺少的哲学学科，极有研究价值。
十四、铜鼓纹饰及船纹中的祭祀文化
铜鼓在南方少数民族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功能，是民族文化的重要载体。铜鼓纹饰主要有太阳纹、船纹、羽人纹、鱼纹、龟纹、蛙纹等，铜鼓纹饰丰富多样，体现了南方各少数民族的多元文化。至于某一纹饰的象征意义，由于不同文化出现了不同的理解。在解读古纹饰时，不能脱离铜鼓产生和发展的历史事实，而随意加以发挥。铜鼓在传播过程中，一文化的符号被另一文化来解读的现象必然存在，但我们在解读时必须依据历史的和社会的事实，本文试图从南方少数民族具体的文化来分析铜鼓纹饰所蕴含的象征意义。
十五、贵州省传统知识立法保护的探索与实践
传统知识的立法保护是目前学术界共同关注的焦点，近年来，贵州省相关部门一直不断支持该问题的研究，作者作为项目负责人，于2004年初开始展开传统知识立法保护的探索与实践，在国家和地方知识产权局的支持下，2006年底形成了保护条例的草案（征求意见稿）；如何实现传统知识保护的预期目标，立法研究从开始就遇到许多研究和实践的障碍，如果说保护资源权益是预设的值点，那么以何种方式和何种途径实现这个值点，如何计算和平衡，研究的展开选择了多重保护机制的构架尝试。本文从问题背景、保护条例设计、焦点与回应等几部分简述贵州省传统知识立法保护的研究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