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四、自然的人化与人化的自然
邝： 生命的定义可说是多种多样，但大多认为生命是多元性的存在，在不同的空间或不同的纬度，显像是不一样的，是有各自的差异性的。您在这方面有什么看法，是否可以再花费一点时间详细说明。
张：空间是生命的显露形式，时间是生命的展开过程。空间不同，时间有异，生命的显露或展开自然不一样。无论空间或时间现象，它们总是与事物现象合为一体，不可能脱离事物而单独存在，都是与事物现象有关的空间或时间。反之，一旦存在了，就必然在时间和空间之中，没有无时间的存在，也没有无空间的存在。这是充满动态内容的时间和空间，表现出流行不已的动静相生的宇宙大生命力，遵循着相生相待的宇宙运作规律。
广义的生命，实际也包括了整个自然界，宇宙本身就是一个大生命体，充满了内在的活力，个人的生命与宇宙自然的大生命原本不二，变化的现象与永恒的本体也原本不二。大化流行的道体是遍及一切的，人根本就不可能自外于其间，否则就违背了道体规定下的人性。人的本质与宇宙自然的本质是同一的，人回归自己的本质就是回归宇宙自然的本质，所以人心的发窍就是宇宙自然的发窍。人可为天地立心，能够代表天地的精神。人的伟大就是既在时间与空间中存在，受到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又能超越时间和空间，直接与终极性的真实合一。所谓终极的真实，便是我们已谈到的无所不在的“空性”。
人只有在宇宙自然中才是真实的。宇宙自然的存在不但是人的感官知觉中的印象，是认知的对象，而且更是人的存在的根源，是统摄一切存在的存在本身。宇宙的建构方式及运作模式，始终影响和规定着人类的文化创造活动，而人类的文化创造活动也足以丰富和充实宇宙的建构方式或运作模式。西方有个名叫刘易斯的学者，撰写了一本《细胞礼赞》的书。他认为我们应该把所有的存在都看成是机体——有着鲜活生命的机体，一个社会组织，一个学术团体，它们都是一个机体，都是有生命的存在。怀德海也认为自然有生命，生命的流行是一普遍的事实。无论自然或社会，我们都有必要将其视为有生命的机体，因此应该重视复杂生态之间的平衡运作，最大化地保护一切生命，尊重生命存在的价值。
宇宙的创生性活泼生机既为一切事物的存在提供了直接的基础，又是它们本质规定的最高形上原则。尽管现实总是处于永恒性的消失过程之中，但消失的结果则是继续以某种新的形式被创造出来。这是现实实存的客观化转换，也就有了客观永恒的持续性特征。宇宙是一个不断变化、消失、显现、生成着的宇宙，所有的事物都是相互依存的。柏格森也认为宇宙充满了创造性的活力，人作为其中最重要的事件，便是以充满生命活力的方式摆脱了物质的支配，拥有属于自己的自觉的历史。怀海德等人的看法很接近中国文化一贯持有的价值立场，为儒家的生态伦理和宇宙论思想提供了一个外在观察的立足点，甚至也可以相互补充或彼此诠释，所以英国学者李约瑟怀疑他们受了中国哲学的影响。我觉得这种可能性完全存在。
中国人不仅把自然世界看成是有生命的机体，而且也把文化世界看作是有生命的存在。宇宙是生命存在，一堆泥土也是生命存在，一花一世界，一叶一世界，人人一太极，物物一太极，人的创造力在根源上是与宇宙同构的，人不可能是宇宙异质的另类存在，人是宇宙演进过程中最重要的一环，人的创造与宇宙的创造合一才是“善”的最高真实。宇宙中的一切存在在根源深处都有至善性，这样我们才能对万事万物或自然世界产生应有的尊重之情，将神圣性或价值之光赋予一切与我们共在的存在。
西方人长期把自然看成是无生命的，机械主义的二元论始终是他们思想的主流。无生命即意味着无知觉，无理性，无情感，无自我，无生存意志，相反人却有理性，有情感，有自我，有生存意志，当然就可以对自然进行征服和宰割。西方人将自然客观化和对象化固然成就了他们的科学体系知识，但却加剧了人与外部世界对抗所造成的紧张和焦虑。回到东方文化的立场看，宇宙人生都是有生命的存在，是大化生命流行发用的场所。《易经》说“天地之大德曰生”，最高的人文境界必然是自然的，非异化的，也是充满活泼生机的，有盎然机趣的。人与自然的统一，或者说天道与人道的互贯，才是人文活动的最高目标。庄子说：“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这是一种一体化的生命观，是“道通为一”的人生宇宙论，为儒道释三家所共有。中国人始终认为宇宙本来就是一个不断创化的过程，是一个有着阴阳消长变化的生命体，天地、日月、山川、河流、草木、鸟兽、瓦石等都是有生命的，甚至在人的智慧的运思中也能呈现出本有的目的性，透露出活泼泼的生命意蕴，随时随处都能显现“活理”而不是“死理”，充满了诗意般的机趣而不是机械死板的存在。它们都有自己的内在价值，都有自己的存在权利，都应该得到人类伦理的关爱，都共同构成了人类生存所必须的多样性生态，是世界之所以为世界必不可少的重要一环。更明白地说，世界不仅是物质性材料的冷冰冰的堆积，更是有意义的生命的显现。宇宙充满了生机，世界充满了活力。天地万物都是于穆不已的生命体，人只是作为参赞化育的主体性存在，才与世界一起共同构成了具有活泼创造生机的精神力量，成为能够为天地立心的有灵性的存在。
在一个真正的农夫眼中，自然是有生命的自然，大地是有生命的大地，山川是有生命的山川，四季往复变化，生命可以不断再生，一切都是属于自然的，一切又是切近自身的，一切知识学所要追问的真理，似乎都在自然的天地中现成地涌动着。回到中国文化的生命观来看自然，可以更好地帮我们建立起这样一种观点：尊重自然，关爱自然，保护自然，开发自然，拥抱一切生命自然之美，并以此来点化自己的现实人生。人对自然的态度，或自然给予人的原初经验，必然会影响文化发展的取向，内化为价值观的具体内容。其实即使是最有主体自我精神积极性的人，离开了自然赋予我们的秉性与素质，一切人文性的创造活动都难以展开。我们不能设想没有自然的人文世界的存在。人永远都是自然的一部分，是各种条件组成的多层次动态结构的自然的一个重要环节。人离开了自然，便无法生存发展；自然离开了人，也毫无价值意义。二者息息相关，谁也离不开谁。而所谓价值世界，也不过是自然世界的人化，或人的世界的自然化而已。人化的世界最终仍要返回自然，自然才是我们最终的归宿。但强调顺应自然固然不错，重视人文化成也理所当然，二者合为一体，才构成了人类活动必不可少的整体。这是一个由自然到人文，又由人文到自然，即否定之否定的不断发展的过程，是真正的文化创造与开展的过程。我们不能强迫自然改变自己的性质，我们只能为自然赋予它应有的意义。自然本身虽也可以在与人关联的境域中不断涌现意义，但却从不改变自己的原初本性与天然本质。守住自然才能守住我们的本性和本质，才能实现生命的意义和价值，才能更好地开展文化的创造活动。即使儒家所说的道德，真正达致最高境界，也是一派活泼并充满生机的自然境界，绝不允许丝毫的矫揉造作掺杂其中。依照自然而生活，就是依照生命固有的理性而生活，依照道德而生活，依照生命的创造活动而生活。自然是至善的源泉，能够将我们引入最高的理境。守住我们真实的人性，就是守住我们的自然。只有这样，才能保护好我们美好的家园，获得诗意地栖居的可能。因为我们是生活在自然当中，生活在人人皆有的天性当中，我们禀受的自然就是宇宙本有的自然，我们天赋的正性就是宇宙本来的自性。人类一旦以高度的自觉主动配合天道的秩序化运作，他们的文化活动就一定是有意义、有价值的合目的性的创造活动。
世界各国的绿色运动都强调对生命的尊重，他们的所作所为已成为保护我们生存于其中的地球家园的重要民间力量。但绿色运动仍需要深度的理论价值体系，仅仅靠西方的理论来支撑仍显然不够，有必要从中国文化的思想资源中寻找新的立论根据，从更宽广的能涵盖东西方民族生存经验和精神睿智的大视野来展开言说。科学固然重要，谁也不会轻易否定，但仅从科学的一维性角度来看生命，恐怕也会导致盲点或局限。生命的要义在于活动，缺少了活动便无所谓生命。“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便可理解为一种生命的运动，代表了遍布于宇宙间的宏大势能。人之所以是万物之灵而显得特别可贵，就是他能在相互感通的生活、生存过程中去从事文化创造活动。生存环境其实也是文化的组成部分，我们只有尊重自然物的“物性”和“活性”，让它活泼畅邃地生长，依照固有的规律运作，才可能充分发挥自己的人性，成就人人皆有的“灵性”。灵性的生命乃是能感应或感通的生命，可以通过创造性的历程来实现自己的主体性的生命。文化建构不能破坏自然——那其实是反文化的行为——更重要的是尊重自然，自然之道就是文化建构之道，二者是和谐统一的，不是对立冲突的。中国的道教从来都强调一切行为都要归本于自然，自然本身就可以使我们获得生命的至善，代表了人类的福祉。儒家也有以自然为本的思想，只是他们在自然之外还要架构一个人文世界；人文世界尽管有自己的内在发展理路，有相应的和谐化要求，但从根本上说，仍不能悖离自然——包括我们天性的自然或血缘的自然。与道教一切始于自然又终于自然相较，儒家始终重视天道秩序的和谐与心灵秩序的和谐，认为穷究其根源，二者仍本来一致。儒道两家虽然终极归趣相同，但仍有局部的差异。文化精神或学术思想往往与自然观或宇宙观有着对应的关系，从东西方文明异同的比较分析中也可看出。
邝： 我是从比较狭窄的科学范畴看问题的，张先生的观察则立足于比较广义的人文学领域。生命是一种自然的过程，就算不能复制，没有下一代，他们存在于天地之间，仍然不能说不是生命体。这一看法我也能接受，只是仍有进一步论证的必要，是不是这样呢？
张：自然中的存在往往都有唯一性，如果不能遗传或复制，终有一天会消亡，必须面对各种建构性的力量，同时也不忽视解构的意义。生命现象尽管林林总总，但唯一性仍然使它显得十分珍贵。地球作为生命体，就明显地具有唯一性。它与人类不可能是对立的关系，只能是佛教所说的“依正不二”的关系。包括根身与心识在内的生命主体都是我们的正报，生存环境或意识境界则是作为主体的人的依报。这是物我同体的生命观，与儒家的“民胞物与”思想极为相似。人类的心识活动及行为实践，不可能不对我们的生存的环境造成影响；特别是随着人的活动能量的增大，更应该对地球环境的动态性变化主动承担起责任。人与自然既可以相顺相生，也能够相违相灭，人的群体活动作为一种“共业”，的确已到必须认真反思的时候了。
当然，人也可以把自然人化，为它赋予各种象征意义，使它成为美的欣赏对象，通过自然的精气与人的灵气的交往互动，创造各种美的诗文，开发各种善的情感，净化人的身心，陶冶人的性灵。无论自然的人化或人的自然化，它们都是人类创造活动必不可少的方式，二者之间有着相互缘起的关系。自然中蕴藏着生命力，它总是以运动的方式向着我们显现。这个唯一性的地球，尽管不能复制，我们仍可将它视为生命体，珍惜或保护它，才有利于人类的健康发展。在这一前提下，也可以从狭义上来讨论生命体。看到一即一切，一切即一的相互共在性影响，看到此有故彼有，此灭故彼灭的相互感应关系。作为一种复杂的生态系统，尤其是相互协调的缘生共同体，任何生命的存在都是不可或缺的，值得加倍珍惜和爱护的。
邝：从狭义的角度对生命进行讨论，便要追问目的是什么？意义究竟如何？前几天说到“外王”事业，譬如一层一层向外“推”，从诠释学的意理逻辑看，从个体推到群体，又从群体推到国家乃至世界，这一“推”的过程就是复制——隐喻的转换性的复印，代表了生命的扩大化过程。实际上，原则或相应的做法接受或适应之后，再向上一层，无论是单一或复杂的复制，都是非常重要的。
张：人类对环境的破坏力现在已远远超过保护力，生物圈和生态链的濒临灭绝或失衡破坏，以及弥天漫地的污染已是人所共知的事实。地球不仅有可能不再适合人类居住，而且也有可能不再适宜其他生命物种生存。在人类的贪欲面前，一切都显得不堪负荷，自然界的灾难已足以构成警示，人的反省或自责的声音却始终显得微小。尽管灾难的具体成因可能极为复杂，但作祟者并不能排除人类自身。人的作祟正是人类毁灭的根源，人类行为的乖张也是人类走向歧途的主因。但现在知罪或忏悔的声音仍很微弱，歧途上的滑行依然未见停止，人类的傲慢心理继续无限膨胀。孔子说：“世与道交相丧”；似乎早已点出我们现在的生存困境了。
生命复制引发的可能性仍是一个未知的领域，人没有上帝的全知全能，不可能预测清楚所有的引发性连续后果，因此不能不特别审慎和小心——对一切科学技术的应用都不能盲目陶醉，而只能戒慎恐惧着眼于更长远的未来福祉。从严格意义看，一模一样的复制是不可能的，任何微细的变量都可以成为否定的因素。生命的时间性绵延总会产生或大或小的变异，而变异后的基因仍在其嬗衍过程中延续和传递，遗传与变异是一体两面的关系，就像继承和发展永远是一体两面的关系一样。现在的问题是，复制造成了单一性与同一性，遗失了多样性与差异性。前面提到宇宙是各种力量相摩相荡的生命体，天地是大化流行的生命过程，自然本身也是一种创生性的存在。但“天地生物，无有二致”，天地的创造性活力是遍及一切生命活动的动力资源，天地生物没有完全相同的两样东西，地球上找不到完全一样的两片树叶。多样性才是宇宙赐予我们的财富，单一性则是自然遭到破坏的结果。所以对任何人为的复制，我个人都抱持保留的态度。
宇宙创生，氤氲化物，是靠多样性来保持和谐的，和谐与多样性不可二分，就像“理一”与“分殊”不可二分一样。这是多样性的和谐，和谐的多样性，而不是单一性的雷同，雷同的单一性。一切的分殊或特殊，都在和谐的运作力量之下显得更突出，它们都趋向和谐但又不丧失自己的特殊性。最高的和谐便是儒家最重视的“大和”，它是充满了复杂多样性的整体性和谐，代表了“生生”的创造性终极根源，是隐藏在自然现象后面的最高真实。即使阴阳消长也以走向和谐为究竟，虽对立而互补，不是对立而失调，失调而破坏，最终则引发地球人类的毁灭。
但遗憾的是，现代社会的弊病是复制太多，创造太少；工具理性声嚣尘上，剿袭模仿已成风气。艺术品的复制当然有利于艺术的推广或普及，但也使艺术变成了消费和娱乐。艺术成为商品而不断地复制，艺术也就成了庸俗或粗鄙。在铺天盖地的复制商品中，面对无所不在的技术控制，人类已失去天地赋于我们的创生能力或创造生机，成为精神极度苍白的空虚存在。无聊伴随生命，庸俗成为时尚，人已不知内在性的深度体验为何物，生命必然付出失落空虚的代价。因此，面对如此平庸浅薄的时代，如何恢复创造性的生机，如何避免从俗从众的浮泛追赶风气，如何唤醒我们的诗意和才情，也是人类必须思考的一大问题。
邝： 生物体基因的复制与变异，是适应环境的结果，从教育、学习、培训到学术研究，是一层层提升上去的。我们希望人能逐层提升，在最高的层次上发挥自己的才能，但也要注意脚踏实地的工夫，必须从基础做起，从一点一滴开始，是不是可以这样说呢？。
张：现在人类的问题非常多，我们一定要注意返本开新。“返本”有两个方向需要注意，一是返回到心性本源上来，返回到人类的光明自性上来，重新审视人类存在的问题；一是返回到宇宙或自然的本源上来，返回到人类立根的环境模式上来，重新了解文化创新的时代本质，批判一切违背自然与人性的异化现象。这就是从基础做起，从我们存在的大根大本做起，重新寻找解决问题的有效办法。西方自笛卡尔以来便认为人已经从自然界分化出来，不可能再返回自然，难以获得生命本有的意义。中国人自春秋以来就认为天人可以合一，回到自然——自然的真实人性和自然的真实宇宙——才能实现生命的意义。即使是超越的实在，也内涵于宇宙之中，不能脱离人的真实生命，完全可以在与“道”合一的人生行为中具体落实，在与天地万物合一的工夫活动中如实呈显，通过生命的证量工夫豁然朗现。人的生命与天地宇宙的结构、功能、规则在本质上原来一致，通过创造性的劳作即可获得天人合一式的节律性交感和互应，认为自己的存在与其他在世的生命存在，二者之间只是分离、疏隔、对立、冲突的关系，这其实来源于我们分别意识的主观性切割，最终的结果便是限制了无量无边的心性，压抑了最能表现生命意义的同情与悲悯，消解了对自然及其他存在的欣赏和热爱，妨碍了自己的生命潜能和行为价值的实现。中国人的宇宙观与生命观都是有机的，无论生物圈或更大范围的形器世界，都是非常重要的相互依存的协调生命体，它们都关系着万物的生育和自然界的存在，是“天道”而“人道”的共同本体，也是人间伦理秩序的来源。中国的哲学思想主要由境界观与实践论组成，必须通过活生生的生命行动来加以见证，是时机化和境域化的，不完全是思维界中的事，更非纯粹概念或绝对范畴所界定的对象。在生机流行的存在境域中，不必有过分的主体与客体的区分。当然，西方社会每向前发展一步，都有一部分哲学家要主动回到古希腊或希伯来文化的源头上，重新思考人类社会大根大本的问题，以求获得重大学理突破，展开批判性言说。这是一种回转之后的再前进，同中国以复古为解放的做法颇为相似。章太炎称为“转进”，用辞倒是很妥帖。历史感的获得本身就是深刻的表现，足以突破依据现时经验随意言说的局限，使理论的展开有更广大的人类经验的支撑，避免依据狭隘经验立论可能出现的偏颇、短视和固执。因此，返回心性本源、自然本源与文化本源来重新思考人类社会问题，便是依据体用合一的中道智慧来做“外王”事业，以更深广的人类经验为基础谋求社会的进步发展。所谓经验当然不限于人文，更可扩大到自然。我之所以特别强调自然的本源，就是因为只有在自然赋予的睿智的指引下，通过自然、社会、文化等各种变量因素相互作用的定位观察，我们才能更合理、宽容、有效地处理各种人间事务，防止人类过高估计自己的理性能力一味行事所造成的灾难。
从中国文化的视域看，或潜入生命的深处如实观照，本心之仁，人人皆有的良知，我们所秉持的懿德，都是天赋的，生而本有的，依此自然赋予我们的睿智明德将人间活动纳入自己的运思之中，自然会将自我与他人，自我与万物视为一体。这就极有利于我们在人文与自然生态平衡的格局中创造发展，实现更加合理健康的“外王”事业。心性的本源与自然的本源，其实本是一回事，无论孟子的“仁民爱物” 或张载的“民胞物与”，都有深刻的内与外合为一体的体验性哲理依据。也就是说，充分地实现“内圣”与更好地发展“外王”，二者本来是可以合一的。正德、厚生、利用，任何一个环节都不能缺少。“外王”事业与我们谈到的“推”的方法结合起来，就是立足于自我层层扩展的过程，向外实现生命价值的过程，成就自己也成就他人或他物的过程，牵涉非常复杂的社会结构，构成天道性理落实的最大实践化场域。“外王”事业则必须借助各种复杂的知识学工具，凭藉各种自然或人文的学科谱系，通过综合性的分析来加以判断决策，避免过错或失误。自然永远都是我们最好的老师，自然法也永远都是人类的第一法。
重建人类秩序必须尊重自然秩序，视自然秩序为第一性的最高原则。或者说天然尺度永远都是第一尺度，它不但可以内化在我们的生命中，而且也能够运用到一切对象上，成为美好生活的基本原则。对自然一方面要合理有效地作到利用厚生——自然是我们福祉的来源；一方面则要顺天而行——自然是我们存在的根源，并以此为前提尽量改善我们的生存环境，学会珍惜一切生命，欣赏一切美好的价值，尽己之性，尽人之性，尽物之性，在尽性的过程中成就一切生命的价值。老子要人“法天地长久”，自然的本质是生生不已，文化的生命也要可持续发展，其间并没有什么对立与冲突。因此，我们可以断言，自然是人类永恒的秩序来源，人类则是自然不朽的生命象征。适应自然才可能有长久的人间秩序，保护自然则是巩固或强化我们持续创造的前提。与自然世界有关的隐性秩序的密码就内在于我们的生命之中。人的创造性能力与自然的节律性运作合为一体，才构成了宇宙间最为壮观的生命巨流。天时、地利、人和是古人早就窥知的成功秘密。我们即使成功也要感谢“天公作美”，就说明人的努力离不开自然的配合。自然的人化与人化的自然，二者本来可以统一。无论自然的经验或社会的经验，都为人性潜能的发挥和实现所必需。它们都可以成为规律性的知识，都必须为真正的人生所拥有。这就是中国人最爱讲的“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凶吉”，是一种“上下与天地同流”的境界。
复杂的社会系统不能没有政府来管理，但政府过多干预也会造成很大的问题。所以尽管人类不能没有管理，但也要尽量排斥管理不当所带来的负面效应，以限制政府权力的方式来避免其副作用。我们知道，管理如果变成“干预”或“干扰”，就不仅是愚蠢的，而且是有害的。自动自发的秩序才是最合理的秩序，西方自由主义对此早就有所揭橥。权力的运作尽管避免不了罪恶，但怎样减少政府管理的负面作用，消除权力运作所滋生出来的各种腐败现象，也是一个十分重要的现代性课题。
现在人类的异化和疏离十分厉害，不仅万物都成了工具，而且人也沦落为手段，心灵的迷惘，意义的阙失，情感的麻木，精神的错乱，行为的失调，已成为全球性的普遍问题。人自以为能支配地球上的一切，实际却破坏了人与自然的和谐，不但染污了我们生存于其中的环境，而且也伤害了人应有的知识与行为的价值。因此，仍有必要重视万物本有的生命价值，维护人的目的性尊严，恢复礼治秩序及与其相应的人的高贵性，承认人有“人权”，物也有“物权”。要以仁义与和谐的方式来建构社会秩序，改变精神文化结构受到市场与权力合谋支配的局面。这是一种尊天律己的作法，决不容许物质主义与技术主义的过度泛滥，更要防止欲望膨胀汇成蛮力横冲直闯所导致的异化与堕落。
前面已一再强调，在发展科学的同时，也有必要时刻返回心性的本源来匡正其方向，尽管在知识层面上，要尽量扩大认知的范围，但在心性层面上，也不能忽视为己之学的工夫。人一方面要作道问学的积累，不断丰富和扩大自己的智力结构；一方面也不能忘记尊德性的学问，要尽可能地全面提升自己的人文情操。人文和科学是两个轮子，知识与价值也是两个轮子，都应该转动起来，平衡地向前运作，社会才能健康合理地发展，不能一轮转一轮不转，否则社会迟早会出现弊病或危机。人文给科学提供价值资源，归属价值建构层面，科学为人文提供知识资源，能发挥知识建构的作用。我们需要知识，但也要超越知识，超越知识就是回归生命本有的价值，彰显与天命或天心合一的固有德行。发掘资源不仅要聆听科学家和专业人员的意见，而且也要了解哲学家与宗教家的看法。真正意义上的宗教和哲学，其本质必然是反异化的。这样两相结合，彼此尊重，多层次地展开对话，人类的前景才会更加光明，才有真正的盛德大业的出现。
十五、生命教育与人性治疗
邝：张先生的看法很有道理，目前已经看到不少儒家学者、宗教学家、哲学家，他们都力图开辟出一条思想言说的新路。无论香港或台湾，一些僧侣集团的人间佛教活动，乃至大陆中国的读经运动，都可以视为一阳来复的中国文化正在恢复其动态活力。详细讨论需要花很多的时间，但我仍想请您谈谈对经典教育的看法。
张：人不仅是知识的发现者和积累者，人也是价值的创造者和体验者，人是精神的实体，意义的存在，既要扩大知识的范围，也要开拓价值的领域。经典教育在提供知识和经验的同时，也能为我们的生命贯注意义和价值。仁爱、正义、公正、诚实等品质代表了人性的高尚面，但它的实现、展开、外化与培养仍需要人后天的努力，不能缺少社会环境条件的配合。教育作为改造人性的一种工程，不能不特别关心意义及价值与人的生命结合的巨大作用。尤其在今天价值抉择极度迷茫，虚无主义四处扩张，享乐、纵欲、奢靡等风气逐渐从人的思想低谷升起，开始形成漫延趋势之际，更不能不注意价值与意义的生活或人格素质的教育问题。
所谓人性“改造”，也可看成是一种“治疗”，广义的教育即是一种“治疗”，是人性提升其活泼机用性的“治疗”，是针对与负面心性有关的生命问题的目的性“治疗”。通过“治疗”重新获得已经丢失的价值感与尊严感，使破碎分裂的人格重新整合为统一完整的人格。人性从本然先验的层面上看固然是超越善恶对待的“至善”，但从实然经验的层面看则难免善恶夹杂而极有可能趋向于恶，所以孟子的性善论与荀子的性恶论，如果将其放置在不同的层面，仍有辩证综合的可能。只是孟子的说法实为开悟后明心见性的本体论洞见，荀子的看法则为基于深刻的经验观察得出的世俗常理。治疗学的经验来源主要应参考性恶论，但就本体依据而言仍不能不坚信并恪守性善论，离开前者便谈不上应病予药，缺少后者也不可能转化痊愈。二者恰好构成了治疗学上的一体两面，代表了运作实施的哲理机制原则。
由于各家各派终极目标的设定不一样，“治疗”的方法也有所不同。譬如对应于儒家的“因材施教”，道家的“去伪存真”，佛家的“应病予药”，孔子的仁学可以称为“仁学治疗学”，王阳明的致良知不妨称为“良知治疗学”，道家的“真知”、“天机”思想可称为“反异化治疗学”，“反疏离治疗学”，佛家的转识成智则可以称为“般若治疗学”，“如实观治疗学”。他们都是要给人类治病的，都希望通过治疗改变人的存在方式，化解人的痴迷愚昧，启发人的德性良知，升华人的精神素质，提高人的生命情调。由于人总是容易活在虚荣之中，活在猜忌之中，活在无明之中，活在情绪之中，活在贪、嗔、痴、慢、疑之中，颠倒妄见成了普遍的现象，人生本有宝物却不知何处寻觅，所以治疗可以是哲学的、宗教的、文化的、心理的或伦理的，要真正解决复杂万千的社会人生问题，多种方法齐头并进才是最好的选择。
西方学者如福科，早年关注疯癫、监狱、疾病等，写了不少专著，都很有学术分量，但晚年仍十分重视伦理问题，认为“自我修养”才是人生最根本的需要。我认为他的转向特别值得重视。自我修养是什么？在他看来，主要就是自我关注与自我实现，不外乎人的生存、生活的技艺或方式的重新获得。从目前的学校教育看，儒学教育的恢复仍是最重要的。因为教育直接作用于人的生命，有助于生存意义的挖掘，不仅能为道德形上学的证入作好心灵锻炼的准备，而且亦可为超越智慧的获得作好精神修炼的预习。教育不能只是知识的灌输，不能简单地满足于教材课程的完成，不能物化式地始终都是冷冰冰的理性教条的置入，生命根本就与真实分离，成长也与人格涵养无关，毫无身心情感上的震动，长此以往人就难免不陷入自我封闭，变得自私、狭隘、冷漠、封闭和麻木。因此，人格教育、情操教育、人文教育都应该成为学校育人的重要内容。其中最重要的便是情感教育，因为情感与外物接应而涌出时，一方面可以沿着非理性的方向发展，成为盲目性的破坏力量，表现为丑恶卑劣的现象，一方面也能够顺着理性的方向发展，成为目的性的建构力量，表现为各种美好善良的现象；情感教育就是要使人做到“发乎情，止乎礼”，不但要遵循一定的价值规范，不再是脱缰乱跑的野马，更要上升为诗歌艺术创造的力量，成为生命成长不可或缺的动力资源。所以情感教育应成为最重要的教育活动，它的目的便是尽可能关注人人皆有的具有心理潜伏势力特征的情感，并力图通过各种人文教化的方法将其从黑暗中拯拔出来，转化升华为光明高洁的创造能力。传统的诗教与乐教已累积了不少可资借鉴的经验，儒家“游于艺”的精神仍具有非常突出的现代性或后现代性意义，足以将人类从文明从压抑与异化中解救出来，恢复人作为人应具有的生命意义与价值的庄严地位。
从广义的教育入手，扩大生活世界涵化和提升人格境界的可能，注意人伦日用中的礼义秩序安排，也就是始终注意各个领域和层面的人文化成工作，多开启一些正面价值，特别是有利于人的身心健康和人格发展的正面价值，转化负面价值，尤其是不利于人的身心健康和人格发展的负面价值，使心灵能获得意义的支撑，人生能获得价值的安顿，生命才能显现人性的光辉，激发创造的智慧，实现人之所以为人的潜能。与此同时，教师也要依据学生的个性差异，主动帮助他们从狭小的个人中心伦理观中解脱出来，知道什么叫人生责任，什么是道义承担，什么是人格尊严，引导他们层层超越，最终了悟生命情韵的神奇，不但在理性上能充分认识自我与客观世界，而且在情感上也能充分完善自己并关爱他人，从而最大化地发挥和实现人的生命价值，做到庄严自己的同时也庄严整个人类社会。
广义的教育并不限于狭小的学校课堂，人类社会存在的任何空间都可以是教育的场所。学校教育、社会教育、家庭教育三者要统合起来，形成有利于人格提升的系统教化机制或教育体系。这种教育机制或教化体系的形成就是广义的教育——在人类存在的任何地方，都能感受到人文情操的熏陶，都会有生命情义沟通的感动，都能体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爱，领悟人类共同的价值希望。人能享受最大化的价值选择的自由，又能感受无尽的生命上升的动力。
概括言之，学校与社会不能相互脱离，社会重工具理性，学校讲价值理性，两边好像是互不相关的封闭的孤岛，成为各自悬绝的世界，请问这样如何能行？学校不能迎合社会，但却要影响社会，要重新整合社会规范，凝聚一切道义力量，调动一切精神资源，充分发挥批判的作用，为社会树立风声，输入各种正面价值，展示人生应有的意义。人是意义的创造者和实现者，也是具有统一性整体精神生命的存在，教育的最大目的就是要帮助人们创造和展现意义，最大化地实现人的全部潜能与价值。整个生活世界都是创造和实现意义的场域，人在生活世界中获得的经验与自我意识应该与意义的展开与落实一致。生活世界应该发挥广义的教化功能，以生活的创造性取代生活的重复性。从这一意义脉络看，我认为仍有必要把整个社会作为教育工程来建构，最终目的则是维护每一个体的尊严与自由。现代性的发展不能以破坏人的尊严与自由为代价，价值需要通过教育的方式内化到人的生命之中，形成健康完整的人格。人格转化为风格，风格转化为风度，风度再转化为风尚，这就有了身教的楷模，是经师与人师合为一体的真正意义上的教育。人不能不有风格，也不能不有风度。人人都有自己的风格或风度，社会就会形成良好的风尚。即便政府官员也要不断接受价值教育，在“道统”面前他们只能是受教者而不是教育者。这才是文化发展的健康方向，形成广义的家庭、社会、学校三位一体的教化体系。
邝：我完全同意张先生的观点。学校学生跟教员的关系，也长期为我所关注。回到心学的工夫系统上，有必要适当提倡“静坐”，让学生知道精神锻炼和人格锻炼的方法，但迄今为止，无论教育机构或政府机关，都看不到提倡这种工夫的可能。世界卫生组织总部设有“安静室”，是为世界各地的参会人员准备的。会议中途累了，可以进去休息或凝思，同时使身心获得调和与安宁。他们的做法就值得借鉴，不知您的看法如何？
张：不仅世界卫生组织需要安静室，整个和社会都要有类似的地方。宁静和放松的空间很重要，因为具有清醒、镇定、沉着、宁静、专注、忘我的心态，有利于培养人的意志品质，充实人的精神活力，提升人的智慧涵养，强化人的敬业精神，是成就一切人生事业必不可少的根本条件。现代人自身的焦虑、紧张，恐惧、抑郁，以及竞争日趋激烈的社会生存环境，都容易造成生命内部各种各样的烦恼，形成名目众多的心理疾病或精神疾病，影响与人生潜能相应的事业成就。这是世界性的文化现象，无论政府或民间组织，都应给予高度重视。现代性表面上扩大了人的能力或能量，实际却容易使人满足于虚假的自我本质，出现更大的人生困惑与缺憾，成为物欲重压下的异化存在。现代人的精神整天向外奔驰，追逐时髦已成为普遍的社会风气，但人的主体性却普遍遭到肢解，生命的安顿根本就无从谈起。德国法兰克福学派的代表人物马尔库塞甚至认为文明就是压抑，他的看法颇类似于我们的老、庄，虽不能避免危言耸听之嫌，但也说明文明的发展从来就蕴藏着祸机。祸机的显露现在已成了明显的事实，老、庄智慧也愈加显得突出。这一问题颇为复杂，但也提示我们重新寻找精神疾病的复杂社会原因，尽可能地减轻或消弭文明繁荣所造成的压抑。至于如何静定在永恒之中，怎样学会智慧和沉思，则是更高层次的精神自由的问题，恐怕只有少数特立独行的人能做到，暂时还无法向大多数人推广普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