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我们都独立于个人的文化根源和籍贯，生活在一个文化延伸，社会文化进行着阶段性转变的时代。迅速而有效的人与商品的运输，特别是贸易与经济几乎在世界范围内进行着直接的交流。哲学在这样的情况下，想维持自己作为多元文化中一个在文化实践领域里可靠的自我反思的手段，不能也不允许它在这个全球机器和随之而来的新语言规则中离弃自我富有精神养分、创造性的思想根基。而世界各种不同文化的哲学至少有一部分是植根于完全不相联系的哲学历史发展。还有涉及到他们各自的语言原环境和在“原始直观形式”（卡尔·雅思贝尔斯）中发展而来的诗歌、宗教和艺术。世界哲学是被非常多样和广泛的加以区别的。[①]如果要放弃哲学多文化创造的多样性，也就是说，放弃哲学作为多文化的“理念之库”，那样只可能造成各种严肃哲学的终结。而有的哲学却总是试图回避与现实相关的问题，总是回避他们所惯用的概念、理念和方法的纷繁复杂的历史发展。

　　我认为世界哲学，特别是亚洲与欧洲发展和拥有的哲学文化，如今担负着这样的责任：共同将建立于科技发展基础上的全球一体化的跨文化进程，通过对哲学的研究让人类文化重新扎根于多样文化的不同形式中去。而这些又只能在进行广泛的跨文化相互对话，但却不损害参与一方在他们自身哲学精神的前提下才能实现。

　　例如说在中国与德国哲学的对话中，我认为其中第一步也是最基础的一步，即是在双方面对陌生文化时，尽可能从中国和欧洲的由不同语言和历史原因而导致的、不同的哲学形式入手尝试去熟悉对方。这种向他者学习的过程，也是一种超越那些有千年传统的哲学文化界限的过程。这样就能从对立面引导出一种具有创造性的对陌生事物的认知。这种认知只有在避免被禁锢在自身哲学文化的状况下才能进行。面对陌生哲学文化，并同时将其与自我哲学文化进行对比，就可以避免被禁锢在一种思想中，从而准确又深入的学习和理解另一种思想。[②]

　　以科技全球化背景的世界，炙手可热的时代问题层出不穷。当今社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需要跨文化的哲学工作。而用何种方式方法才能使我们在精神上从跨文化现象中受益，同时又不否定自我的文化根源呢？我们也许可以借鉴那些在世界哲学历史中曾经出现过的哲学问题的一贯解决方法。

　　在这里，我想借我的演讲以中国哲学家王阳明和与他几乎同时代德国哲学家库萨的尼古拉为例，通过研究这两位思想家在两种不同文化中各自哲学生成的过程， 来阐述哲学家如何在陌生跨文化环境中生存，又如何同时维护自身哲学文化，而激发的跨文化哲学的经历，以及其中蕴涵的非同寻常的富有创造力的哲学潜能。这种潜能既包含了自身哲学的传统脉络，又产生了有划时代意义的哲学影响。
　
　　王阳明和尼古拉虽然是来自两个完全不同文化的哲学家，但他们在长期寻找各自的哲学定位时，在从最早的哲学启蒙到晚期独立哲学思想的生成过程中，都遭遇了一次远离自己习惯的社会文化环境，在跨文化的状况下寻求生存的经历。在身在异乡为异客的情况下，他们都突然为各自长期以来未能解决的哲学问题，提出了新的观点看法。这些突如其来的新观点就像被擦亮的火花，不仅为他们自己的哲学奠定了基础，而且也大大的推动了亚洲欧洲哲学传统的革新。

　　1508年，王阳明经过危险的长途旅行后，到达西南贵阳的龙场悟出了他的道，为他成熟的哲学思想打下了基础。那时他生活在龙场，远离汉族文化，在文化上成了绝对的异乡人。当时在龙场主要生活的是苗族、彝族和一些其他的民族。王阳明并不懂得这些土生土长民族的语言，而这些少数民族不仅不懂得汉语，也不理解王阳明的儒家礼仪、道家还有佛学的举止行为。因此他们对待王阳明这个异乡人甚至采取了极端的方式：试图给王阳明投毒。[③]

　　在这样的环境中，王阳明在那个著名夜晚的悟道，成为了一件对他的哲学发展以及中国哲学历史来说尤为重要的事件。王阳明在那个晚上悟出这样的道理：我的自然，我的“心”，就已经足以提供我作一个圣人的智慧了。他突然发现自己一直错误的地方，就是把“理”一直作为外在的物来寻找的。而外在世界的“心”和“理”在这一晚就成为了一个普遍统一的在时间上贯穿的意识结构。

　　王阳明自己是这样描述这个具有革命性的时刻的：他在半梦半醒中，听到一个发自于内心的声音。这个声音说到朱熹格物之说。突然间他从这样朦胧的意识状态中惊醒过来，从“半清醒”的思考过程过度到一个清醒的，伴随着巨大喜悦的，有意识的超验的状态中。他从朱熹习惯性的概念范畴中得到了一个以非二重性为基础的经验。

　　虽然这个悟道的瞬间必然是在很多不同因素的共同作用下产生的。但王阳明身在偏僻贵州陌生的异族中的跨文化经历在这次悟道中也起到了很突出的作用。

　　首先王阳明在龙场陌生环境中不可能实践他已经熟知的传统的儒家的自我教育方法。这种自我教育的实践，是从朱熹发展而来的，在王阳明的时代已经成为一种标准范例的格物的实践形式。而它只有在以汉文化社会关系环境为主的儒家传统中才能得以实现的。[④]格物是为了通过对外在世界的理的研究，和儒家模式的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实践，达到净化内心以及自我教育的目的。但是这些在龙场却无法实现。

　　对王阳明来说，他的悟道使在汉文化中的儒家环境不再变得必要。在陌生的环境中，王阳明从内到外的散发着他自身的儒家气质。这对我们的跨文化研究很有意义。我认为，他的悟道也可以被看作是一次在遭遇跨文化，又处于极为困难的生存问题时，所激发的一种本能的解决方法。

　　有趣的是，王阳明是在非儒学的异乡找到自己儒学根源的。[⑤] 悟道之后，他认识到，他所理解的真正的儒学，应该是无论男女、无论是否受过教育、无论民族都能接受实践的。[⑥] 而悟道让王阳明为了将来自不同文化的所有人们以最好的方式联系起来，作为他新的目标来实现。[⑦]王阳明的尝试是众所周知非常成功的，他的言行得到了那些之前含有敌意的少数民族的尊敬，而且他们还开始接受王阳明跨文化形式的儒学实践。[⑧]

　　一个值得继续研究的问题是，王阳明所偏爱的以口头形式为主的哲学与他在贵州的跨文化经历之间可能的联系。虽然说王阳明的哲学发展在这方面很肯定的是受到禅学思想的深刻影响，但也许他在与龙场居民的接触中，有意的将他的哲学用特别简短易懂的方式进行了精简，以便于理解背诵。

　　这样的哲学实践是在许多口头传播的文化中，推动和传授自我反思的文化实践的一种普遍形式。[⑨]很清楚的是，如果这种关系存在，王阳明并没有直接的受到这些原住民的哲学内容上的影响，但是这些人特殊的生活形式却肯定的在王阳明哲学的新开端以及他的哲学手段留下了印记。[⑩]

　　我认为王阳明的顿悟经历可以理解为“涵盖一切的真我”的非二重性，又从这一点上去尝试理解欧洲哲学的一些命题。这也许能成为广泛又有成效的跨文化对话一个重要的哲学命题：

　　王阳明龙场之夜的悟道的形式，在跟特（Helmut Girndt）的文章“柏拉图与佛教思想中顿悟之说”中是这样说的：

　　“一种存在的革命，它将我们在现实中的观念和态度，戏剧性的永远而根本的改变了。这种不同寻常的经历的特征是具有突然性，它是从一种类似梦境、失去理智的状态中突然醒悟过来。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也描述过，不仅是女先知diotima，还有苏格拉底，都经历过这样的顿悟。在柏拉图的第七封信中他提到了有关精神顿悟的经历：‘这种知识不像其他的科学一样能用语言来描述，是在老师与学生对某命题的长期连续的互相交换后，突然从灵魂中产生出来的。它就像一点跳动的火花点燃了火堆，而又继续通过自身燃烧下去。’”[11]

　　德国哲学家库萨的尼古拉生活在比王阳明早几十年的欧洲文艺复兴初期。他也与王阳明一样经历了这样一次突然而不可逆转的意识存在的跃进。这次经历不仅打开了他的思想和认识世界的一种非二重性的观点，而为他全部的晚期哲学奠定了基础。有趣的是，他的经历与王阳明的悟道一样，都是以及跨文化的经历有关的。只是尼古拉当时的个人遭遇比王阳明要幸运一些：

　　1437年尼古拉作为基督教会的外交官来到了当时的康斯坦丁诺贝尔。当时的康斯坦丁诺贝尔作为东罗马帝国也是拜占庭领土的剩余部分，由东正教与古希腊文化组成，之后的不久即被土耳其人攻陷。尼古拉是柏拉图哲学的一个特别的代表人物，而柏拉图哲学则已经提出了顿悟的学说，为欧洲这方面的思想打下了基础。同时尼古拉也是现代西方自然科学的先行者。与王阳明相似的是他也是一位优秀的政治家。

　　但是与王阳明不同，尼古拉没有被流放到没有文字哲学传统的原生态文化中去，而是在康斯坦丁诺贝尔寻找到了由古老的文字记载的可靠的柏拉图哲学传统。他认为这样的哲学比自己所属的当时被亚里士多德学派统治的西欧哲学文化更为优越。特别是艰难又长达半年之久的从康斯坦丁诺贝尔回到意大利的乘船旅行中，他非常深入的与两位同行的著名的拜占庭哲学家一起，将一些希腊哲学中的陌生思想，用拉丁语进行了翻译，并且进行了讨论。在这次旅行中，尼古拉经历了类似王阳明在龙场的一次突然的醒悟，为他的后期哲学的建立了基础。他在这次顿悟中，放弃了或者说超越了亚里士多德的逻辑。他用上帝理性原则的超越概念的体验超越了亚里士多德的定律。这次从知性（ratio）思维到高于它的理性（intellectus）体验的意识扩展的跳跃，引导尼古拉提出了他著名的概念：coincidentia oppositorum （对立统一）理论。也就是说，所有的对立面在知性逻辑（ratio）层面上作为矛盾体，而在之上层的理性的超越概念的体验逻辑层面上，对立体则将结合在一起。尼古拉认识到，在知之未知中，那不可名的同一、无穷尽和完美的世界作为现存差异的共同基础，相互组织在一起。就像王阳明，在一次不寻常的半梦半醒的意识状态中突然的进入一种建立在非二重性意识基础上的“顿悟”一样，尼古拉也经历了一次突然的“超验的体验”。这个体验是不寻常的，它并不是那种纯粹理性的可论证的哲学的“自我”意识。他的文化和时间界定决定了尼古拉在他的第一部哲学代表作“有学问的未知”后记中描写到，在从希腊返回的旅程中，他把“对立统一”的原则在纯粹的理性的范围中作为“上天的礼物”来理解。[12]

　　王阳明龙场悟道后将自己的哲学思想在几个不同的阶段及持续的理智道理上进行了拓展。他向不断增多的学生传授他那以儒家为主导，同时受道家和佛教影响的，非二重性基础的观点。相似的是，库萨的尼古拉在他的非二重性的顿悟后直到去世都一直在力争将他非二重的“觉悟到的”哲学，用不同的哲学方法和范例进行传授。当然他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发展出了与王阳明不同的教学方法：根据希腊-欧洲哲学传统，设计了综合性的、以几何学作为思维训练的柏拉图传统的形态教学以及以哲学比喻为主的方法。他试图通过这些方法来传授他顿悟的观点。对他来说，那些在对立的逻辑语句形式中表现成对立又不等同的，蕴含理性的思想和经历，实际上与一个统一的，一个有神圣的根源的万有的意识是等同的。

　　从跨文化的角度来看：王阳明的悟道和尼古拉的顿悟都与深入直接的跨文化经历有关。尼古拉的顿悟也可以解释为，他作为天主教徒认为世界是由神创造的一个统一体。这个统一体是平等的、以哲学为基础的高度文明，并且也可以在宗教上有所区分。从这一点上尼古拉已经从跨文化的角度发展了一种“透视法”主义。通过它，尼古拉思想达到了一个集文化和宗教的多样性的，所有存在的差异为一体的同一的基础的高度。

　　概括尼古拉在时间与文化关系的观点，在所谓的“永恒的”和文化延伸的实用思维形式中，可以与王阳明的思想一同，在亚洲与欧洲的跨文化哲学中开拓新的观点：可以在明确现存的哲学文化差异性出发，但在这些不同的权利平等的、多元化的文化中，相互间的培养出一个非二重性的新的哲学基础。

　　我认为，在身在异乡为异客的跨文化经历的情况下，王阳明与库萨的尼古拉都有意识在文化差异的环境中激发出了创造性的思想火花。两位哲学家通过不同寻常的经历突然触摸到自己寻找已久的答案，将它作为灵感或是作为“上天的礼物”来接受，在同样的非二重性的基础上找到了他们各自文化与内容上不同的思维形式中文化超验的结合点。

　　这两位哲学家都在他们的哲学过程中超越了以往文化和方法的研究道路，获得了一个所谓的直觉的体验。这种体验将不同的哲学概念，在各自的文化基础上，被统一成一个新的思想：王阳明将朱熹的两个相对立的思想‘外在的物’和‘内在的心’通过实践行为成为一个非二重性的统一体。还有我们今天在这里庆祝的他的500年诞辰的著名理论“知行合一”，将‘知’和‘行’作为差异中的同一，作为超验的非二重性来理解（知与行在语言的抽象概念中是二重的，但是在时间的经验运动中统一成为了整体）。尼古拉在晚期从以往西方哲学中臆想不可逾越的思想界限中发展出一种新的哲学形式，这是一种“将现象与最高级的抽象推论，感官性与概念性思维作为表面的抽象化的认知。”[13]

　　这里以哲学史上的两个范例，王阳明和库萨的尼古拉为例，来说明在不同哲学传统、不同的文化思维中拥有的一个共同的标记：两个哲学家从他们各自不同的哲学传统背景中超越出来，将那些范例性的概念，进行理性系统化的分裂，而形成了不可动摇的新范畴。他们都经过了超越的非二重性的体验，之后又借助哲学的语言形式将这种非二重性传授出去。而他们各自提出的训练道路，以及那些决定了他们各自哲学的那些非哲学的文化传统是完全不同的。但是这些不同的道路却指引出了相同的非二重性的认识。这些认识是在一个上层的统一基础上的，它包含了所有的经验与认识过程。

　　这两位哲学家都推动了欧洲和亚洲哲学的发展。我的看法是，我们当代的哲学，是必须无可置疑跨文化的存在的。它的发展道路可以从一个文化多元的统一体中入手来寻找，而文化间的差异性正是这条道路的巨大财富所在。它能引导我们解决当今这个全球化的时代最迫切的各种哲学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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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考： Heinz Kimmerle: Der Philosophiebegriff der interkulturellen Philosophie. Nordhausen : Traugott Bautz, 2009 (Interkulturelle Bibliothek ; Bd. 66), 36页: 我认为，特别是在中国哲学问题上必须将雅思贝尔斯的“直观形式”这个定义进行扩展。不仅仅是从时间前后关系，特别还要从时间平行关系的直观形式上着手来讨论哲学的影响。比如说：中国古典哲学与中国传统医学之间的关系。

[②] 参考：Bernhard Streck: Fröhliche Wissenschaft Ethnologie : eine Führung. Wuppertal : Hammer, 1997

[③] 参考： Tu Wei-ming: Neo-Confucian Thought in Action : Wang Yang-ming’s Youth (1472-1509). Berkeley/ Los Angeles/ London :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6, 129页

[④] 参考， 如上，128页。

[⑤] 参考，如上，126页。„Symbolically, the whole problem of human relatedness was so deep-rooted, so much a part of his quest for sagehood, that only when it was forced out into the open did he feel its full weight.

[⑥] 卡尔·雅思贝尔斯称王阳明为儒学的革新者。参考：Karl Jaspers: Die großen Philosophen ; Bd. 1. Ungek. Taschenbuchausgabe, 8. Aufl., München/ Zürich : R. Piper, 2007, 185页

[⑦] 参考，杜维明，同上，129页。

[⑧] 参考，同上，129页，135页。



[⑨] 参考，Heinz Kimmerle，同上，55页, der diesen Zusammenhang für die ausschließlich oral ausgerichtete traditionelle afrikanische Philosophie nachgewiesen hat.

[⑩] 参考，杜维明，同上，126页: „Symbolically, the whole problem of human relatedness was so deep-rooted, so much a part of his quest for sagehood, that only when it was forced out into the open did he feel its full weight.”

[11] Helmut Girndt: „Die Lehre vom ’plötzlichen Erwachen’ bei Platon und im buddhistischen Denken“, in: Ders. (Hg.): Zeit und Mystik : Der Augenblick im Denken Europas und Asiens. Mit e. Einl. v. Gerhard Larcher. Sankt Augustin : Academia, 1992, 69页



[12] Nikolaus von Kues: De docta ignorantia : Die belehrte Unwissenheit. (Philosophisch-theologische Werke ; Bd. 1) Mit e. Einl. v. Karl Bormann. Hamburg : Felix Meiner, 2002, 101页

[13] Harald Seubert: Nicolaus Cusanus interkulturell gelesen. Nordhausen : Traugott Bautz, 2005 (Interkulturelle Bibliothek ; Bd. 90), 12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