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爆发后，为开发人力资源支持民族战争、推进地方建设，总理黔政的吴鼎昌不仅要求发展各级学校教育，又虑及贵州失学成年民众过多的现状，“特别注重民众教育”。[1] 出于权力意志和现实的需要，“教育失学成年人，须先于一切”成为战时贵州教育事业的指导方针。[2]贵阳民众教育事业由此空前繁荣：各种民众教育设施纷纷添设，民众教育经费、机构、人员显著增加，民众教育活动频频开展。[3]针对此一历史事象，本文通过揭示民众识字率低、生产技能落后、国家民族意识淡薄、身体素质弱等面相，探讨战争背景下在贵阳开展识字教育、生计教育、民族主义教育、康乐教育（健康与娱乐）以“改造民众”的必要性问题，并总结性地分析此种改造对贵阳城市社会及其市民生活的影响。
一
抗战军兴，沿江沿海一批大中学校的内迁，使素来落后的贵州教育颇有改观。[[4]]然而，历史欠帐及贫穷、学校资源匮乏等因素制约，民众识字率偏低仍是战时贵州社会的显著面相。如，1940年3月18日《贵州日报》刊登的时论《本省文盲的扫除》就指出，战时贵州文盲“占全人口百分之七十以上”，呼吁推进扫盲教育。 [5]失学民众太多的现实，甚至迫使1939年1月迁黔的教育部第一社会教育工作团，“工作重心改为推行成人补习教育。”[6]当代学者的研究结果也表明，1940年代，贵州全省识字率仅24.7%。[7]综上可见，抗战时期贵州民众多是不能读、写、运用本国文字的文盲。
上述教育层面的基本省情，贵阳即使作为一省首善，亦无所逃脱于其中。1939年，全市113131人中不识字人口总计70415人，文盲率达62％，其中15岁以上人口总计79052人，文盲45664人，15岁以上人口文盲率占总人口的40％，约为同年龄组人口的58％。[8]时隔三年（1942年），贵阳市人口上升到203270人，但不识字人口总计124830人，文盲率达61.5％，其中15岁以上人口总计158935人，不识字83288人，15岁以上人口文盲率占总人口的40％，约为同年龄组人口的52％。[9]而且，所引数据若考虑战时人口流动问题，贵阳本籍文盲人口应超出此数。抗战爆发后，沿江沿海人口西迁，含贵阳在内的各大后方城市人口骤增。这些移入人口，“一部分为技术人员与文化工作者，多数为知识阶级”。[10]新居民多是“知识阶级”，贵阳文盲率当有所降低。搁置战时人口流动对贵阳民众识字率增减之影响不论，仅从现有数据看，时人的担忧并非空穴来风：“贵阳成人之不识字，问题已够严重”。[11]
这种严重性主要表现在：首先，不具备基本识字能力的民众很难立足于现代社会。现代世界是一个知识构建的世界，文字则是知识的载体，“知识为人类进化的要素，而文字又为获得知识的津梁，欲传播知识，必先传授文字；欲获得知识，必先认识文字。”[12]文字和知识之间的内在关联性决定着社会个体只有认识文字，才不至于被“愚”、“弱”、“贫”、“私”诸病症所纠缠。尤其是在现代性特征最为突出的城市，离开了文字的帮助，简直可谓寸步难行。1943年8月15日，战时创办于贵阳的《西南风》周刊曾登录了如下城市故事：“乡农不识字，一日进城，吃蕃芋充饥，见墙壁贴有商店广告，便故作默读状，以壮体面。旁列一人，明知其不识字，意欲打趣，遂大声念言：‘市政府广告，手拿蕃芋面对布告而吃者，有失礼貌，着罚屁股一百。’乡农闻之，即将蕃芋抛掷，飞跑逸去。”[13]城市识字者戏谑文盲乡农的这则故事无论是否杜撰都表明：生活于相对封闭的“乡土中国”的民众或许不必视“文字”为必须之器物，走出“乡土中国”进入诡谲的现代城市，“文字”则是民众不可须臾而离之的日用品，“城市生活，需要文字的机会多，穷而至挑夫，亦以识字为方便”。[14]
其次，成年民众文盲率过高，必将对社会转型产生制约。如所周知，人口结构中数量最多的成年民众是社会的主体，是经济发展、社会文化提升的中坚力量。这个群体若文盲太多，则知识的传播、技术的推广以及国家政令的执行等势必收效甚微，进而影响社会转型。所以，成人扫盲才被列为现代化过程转变阶段的核心任务之一。[15]事实上，遍地的成年文盲，的确阻碍了战时贵阳的现代化进程。抗战爆发后，由于人口西移、工厂内迁、资本转移等多种因素合力作用，贵阳加速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在这个过程中，最大的阻力是文盲们“对现代民众应具备之条件，多未了解”，“对一般新政之推行与新兴事业之设施缺乏认识”。[16]各项建设事业因此被迫减速，“变成现代化的都市”之梦想日趋渺茫。[17]故首任贵阳市长何缉五才强调：“儿童需要教育，成人更需要教育”，其中，“识字教育最为关键”。[18]
最后，成年“睁眼瞎”太多，势必削弱抗战的力量。提供相对合格的人力资源，是贵阳在民族战争中应尽的责任。但作为抗战主力军的成年民众却多是不能掌握各种现代生产技术和军事技能的“睁眼瞎”，供给人力资源以增加抗战力量就是空谈。
总之，战时贵阳成年文盲过多的现状及其引发的各种危害，决定着在这座城市必须将民众识字教育进行到底。
二
生计教育是民众教育的一个重要内容，其目标可用1931年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制订的《三民主义教育实施原则》之规定总括：“增进民众职业技能，以改善家庭经济，并增加社会生产力。”[19]换句话说，生计教育就是要推广现代生产技能以治“贫”。必须强调的是，抗战时期的生计教育还关系着能否增加战时生产的问题。
那么，战时交通国际、屏蔽陪都重庆的贵阳可否有必要对民众开展生计教育？
欲探明此问题之究竟，同样应放置到战时贵州全省的问题语境里考察，否则，难免“见木不见林”之嫌。事实上，与民众识字率偏低遥相呼应，战时贵州的又一个现实省情是，“黔省一般人的技能比较起来是落后的”。[20]例如，由于无能运用现代生产工具和生产工艺改善生产条件、提高生产效率，生产技能“纯属旧式”的黔北重镇桐梓县民众，“每年收获，惟靠天赐，此所谓靠天吃饭者是也”。[21]“靠天吃饭”既无法使民众脱贫，又势必对抗战前线的物资供给产生消极影响。
贵阳不是世外桃源，它是贵州的贵阳。山城里的民众虽未必“靠天吃饭”，却同样多是现代生产技能的“门外汉”。这种“门外汉”的技能特征甚至阻碍了贵阳的工业化进程。最明显的事例是，受制于人力资源市场提供的劳动力大多不会操作新式机器的困境，贵阳“各工商团体，不得不降格以求，所有职工，知识技能，均较低劣，工作效率固小，而种种弊端亦复丛生”。[22]深度改变了贵阳产业结构的各类工厂企业在萌芽、发展的途程中，遭遇了H·J·哈巴库克所指出的工业化进程里常见的熟练、半熟练工人及技术工人短缺问题。[23]若不采取措施消解这个瓶颈性问题，战时贵阳的工业化必然受挫。没有工业化提供动力支持，这座城市的城市化进程也应该减速，“工业化和城市化，这两个过程互为因果的关系是显而易见的”。[24]
贵阳更是中国的贵阳。在民族战争的语境里，每一位贵阳人都有责任、有义务参加社会生产。吊诡的是，各类新式工厂企业招收不到合格工人的同时，一个被官方界定为“不事生产者”的群体却日益膨胀。1939年，贵阳的“不事生产者”合计3373人，一年后（1940年），这个群体飙升至15456人。而1940年贵阳的总人口量只比1939年净增7756人（1939年为113131人，1940年为120887人）。[8]这个扩张速度惊人的群体不是老弱残废者，都是劳动力充沛的成年人，他们的共同属性是，“虽未必均无生产技术，即使有之，亦未必适合现代需要”。[25]就是说，有原始劳动力可资凭籍的“不事生产者”之所以被使用机器生产的“新世界”抛弃，没有生产技能或者生产技能落后于时代的要求是一个重要原因。当“新世界”可望而不可及后，这些人只有“散处市内各地，因收入有限，生活困难，或竟毫无所事，游浪偷盗以度日，所处情况，殆有难以想象，虽言人间地狱，不为过也。”[26]“不事生产者”群体的存在，一方面浪费了增加战时生产所必须的劳动力生产要素，另一方面还威胁着社会稳定。
综上可见，推进工业化、城市化进程，解决“不事生产者”的温饱问题，维持社会稳定，以及增加战时生产，处处要求战时贵阳必须开展生计教育，“欲使民众明了生产目的，自愿努力生产工作，并能改进生产技术，非从生计教育入手不可。”[27]
三
近代国家建构的过程中， 民族国家意识的培育是关系到把“部民”改造为“国民”的时代课题能否完成的大问题，“一个现代的国家必定要有现代的国民，所谓现代的国民就是具有民族国家意识的国民。”[28]不过，国家观念、民族意识并非生而有之，亦难借助军事镇压、经济遏制等刚性手段达致，只有依靠后天教育涵养，“正是通过教育，才产生出那些在一定的时候必须出来维持国家的人。”[29]也就是为了培育“维持国家的人”，注重民族主义教育方成为近代中国现代教育最显著的特征。[30]所谓民族主义教育，则主要指以国家观念民族意识的灌输为基调，以增强国民对国家民族的认同与热爱为目的之教育。[31]
外患剧烈时，更有必要强化民族主义教育。这是因为战争时期国家民族的整体利益总是较容易与个人利益发生冲突，而国民若意识不到“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重要性，一旦“小我”战胜“大我”，就可能主动或被动地去损害国家民族利益，给敌寇予可乘之机，给国家民族之生存造成灾难性影响。故战时教育部长陈立夫于1938年10月就民众教育事业发表谈话时强调：“战时民众教育之内容，除识字教育外，并特重于民族主义教育之实施，注意民族意识之激发”。[32]
吴鼎昌主政的贵州省政府之所以重视推行民众教育，“启发一般民众之国家观念，增强一般民众之抗战意志”亦正是其基本宗旨。]这个宗旨的提出，一方面把握住了国民政府战时民众教育的脉搏，另一方面也与贵州民众国家观念、民族意识比较薄弱的现实情景相关。一位在贵州从事了两年民众教育工作的女士曾这样素描她的见闻：“凡经过的地方，总有多少人不知道什么是国家、民族，当然更不清楚国家民族和他本身所发生的是什么关系。最可笑的，在乡村中，竟有很多不知道现在是中华民国，而以为要兵要粮仍是‘大清国’的皇帝呢！明白一点的人们，内心中都严格的和国家民族在利害上分了家”。[33]民族主义教育缺位则是贵州民众和国家民族在利害上分了家的病根， “本省人民能入学者寥若晨星，民族教育难以开展，民族意识，国家观念，故无从培养”。
继续伸论前必须说明的是，国家观念、民族意识的强弱只有具体行动才能辨识，几句豪言壮语难窥全豹。外患侵凌时，这些行动主要体现于民众能否视死如归、同仇敌忾、毁家纾难等。毕竟，爱国、爱民族应诉之于具体行动，空头口号中听不中用。
贵阳是战时贵州政治动员、政治训练和政治宣传等资源的聚集地，就常情言，这座城市的市民对国家、民族的忠诚指数应该相对高。但现实面相令人忧虑。1941年10月左右，假道贵阳的叶逸凡曾对新成立的贵阳市政府建言：“在国家民族遭受空前危难的时候，贵阳因辟处万山，离各战场都很远，而又限于天候，敌机亦很少到临，因之一般市民，不大感觉到战争的紧急，这是无可讳言的事，市府成立后，似宜自宣传、教育、训练各方面，多在这一点上注意，加重一般市民对国家民族的热爱与忠诚。”[34]委婉的语气里流露出对贵阳市民国家观念、民族意识淡薄的失望。这位“过客”的建言实非诛心之论。例如，抗战爆发不久，国民政府发行“救国公债”向全体国民募集军需费用，但贵阳部分民众或消极应付、或公开抵制这个款项，以至于本土舆论界感到“着实有点令人气闷”和“可耻可痛”。[35]这边无钱购买“救国公债”，那边却有钱欢唱“后庭花”，“专以肉感诱人的歌舞团来了两个：现代和梨花。有时演出‘香艳无比’的《新盘丝洞》，有时又演‘壮烈万分’的《九一八》了。贵阳从没有大腿公开的盛举过，所以观众是颇拥挤的”。[36]有什么样的看客，便有什么样的市场，或者说，需求决定市场，“我们试一展开每日的报纸，呈现于我们眼前的，不是说某戏院排演‘春闺梦’、‘打花鼓’、‘墓中生太子’等‘名剧’，就是登载着某影院放映‘美人计’等古装影片”，“每日以有用之金钱，作此无益之消费者，恐在万人以上”。[37]
前方将士浴血奋战的关口，部分贵阳民众拒绝与国分忧的同时，仍沉湎于“商女不知亡国恨”的颓靡生活，也就难怪有人建议贵阳市政府推行民众教育时，必须重视“抗战意识之增强及爱国信念之坚定”。[38]欲使全体市民明白国破家必亡的简单道理，则“应以加紧发扬民族教育为急务”。[39]
四
如所周知，“东亚病夫”这个污辱性称谓的被建构，与国人缺乏现代卫生意识和锻炼习惯是相关涉的。故普及卫生常识以增强卫生意识、提倡体育锻炼成为对民众进行健康教育的主要内容。[40]其目的则如蒋介在1942年9月9日开幕的第一届体育节上所言：“欲求与人并驾齐驱，则必其国人民有健全之体力”。[41]
关于贵阳市民的健康问题，前已提及的叶逸凡曾指出：“我们看贵阳市上往来的人们，除开旅行者外，本市人民的体格，十九都是瘦弱”。]国民党贵州省党部主任黄宇人于1942年7月1日要求贵阳市政府的工作方向应以“注重市民健康”为重的理由也是：“本市人民，身体向不甚强”。[42]贵阳市民的身体素质之所以“向不甚强”，最根本的成因当然是经济贫穷，但烟毒危害、没有卫生意识、缺乏锻炼习惯也难辞其疚。
据谢根梅回忆：“抗战时期的贵阳街头，随时都可以看到许多形容枯槁、面色憔悴的来往行人，他们有男有女，有老有少，有贫苦市民、富商大贾、政府官吏，还有军官、士兵、警察以及少数青年学生。此外，街头巷尾还可以看到一些骨瘦如柴、满面烟容的乞丐。”[43]鸦片对相当部分市民身体的戕害可谓触目惊心。而对毒品危害的无知不仅过去甚至当下都是很多人成为“瘾君子”的病因之一，因此，吸食鸦片者遍布于战时贵阳社会各阶层的情景，还表表征着在这座城市普及卫生常识的重要性。
其实，最能反映市民有无卫生意识的问题，是战时贵阳卫生环境脏、乱、差的现象。省主席吴鼎昌曾经痛斥道：“贵阳市上的不清洁，谁也不能否认，试看若干大街巷里，随处都有垃圾秽水满地，甚至住户开门来污水乱泼，或在家里的死猫死鼠，没有地方放，也丢到街上来，最可怪的小孩子在街上任意的大小便。”[44]不仅公共生活空间被视作垃圾场，因为迷信，私人生活空间同样排斥清洁卫生，“家里不可太清洁，太清洁恐子孙不旺”。[45]如此容易给霍乱、痢疾等各种传染性疾病提供肆虐机会的卫生环境，充分暴露出贵阳市民没有卫生意识的面相。
同时，各种主客观因素亦使贵阳人拒绝锻炼。在吃饭、穿衣都岌岌可危的时代，体育锻炼可能是奢侈的享受，故体育活动“除受教育者能参与练习外，而市民则仍无关焉”。[46]即使生计无忧，由于“土”、“洋”之间的观念冲突，“幽静的公园、空阔的球场”等现代文明设施所指向的各种有助于人体健康的运动，在普通贵阳人看来，“乃是洋派人的洋习惯，不合口味”。[47]纵然市民萌发锻炼的冲动，但在河滨公园、市北体育场这些公共娱乐、运动设施兴筑之前，如篮球场这类最普通的健身场所不仅少而且主要集中在学校、机关内，“市民是无福享受的”。[48]缺乏锻炼的身体只能给疾病提供更多的可乘之机。
羸弱的体质，不仅影响市民的生产、生活，更难依靠之建设乡邦、保卫国家。要使市民身强体壮，发展经济当然是治本之途，但这是对社会整体而言。就个体而论，如果没有良好的卫生意识、拒绝锻炼、有不良嗜好等等，即使富甲天下，健康必将渐行渐远。因此，战时贵阳市政府“一面推广卫生教育，一面消除痢疾与烟毒”便具有针对性、必要性。[49]而增建公共运动设施、举办各种运动会，“唤起市民对于体育之重视”，同样是不可遗漏的环节。[50]
当体育这类“动的娱乐”遭遇冷落的时候，反差鲜明的是，泡茶馆、听评书、看电影和戏剧、打麻将等“静的娱乐”却深受贵阳市民的追捧。[51]以泡茶馆、听评书为例，战时贵阳市“每天的茶客约在二万六千人以上，听评书的人每天至少有一万四千五百人”。[52]又如方城之战，不仅各公馆里天天有人挑灯夜战，甚至“筑市北乡新桥”之类的贫民区也“赌风甚炽”。[53]电影、戏剧方面，如前引文所述，更是观者云集。然而，贵阳人普遍喜爱的各项“静的娱乐”，时人认为，都是“不正当的消遣，是足以丧（伤）害其健康损伤国家的元气”的。[54]仅从贫贱贵富都有市民沉迷于“麻将”类赌博活动的情景看，上述认知就决非信口雌黄。更何况，看电影、听评书这样的娱乐活动，由于娱乐媒介充斥着不健康、不文明的内容，的确污染着人心和世风。如茶馆里盛行的评书、曲艺、杂耍，或者“充满了神怪荒诞的封建意识”，或者“淫秽下流”。银幕则被艳情片、神怪武侠片等“软性片”占据，乃至有人谴责道：“贵阳现在男女间风气之坏，电影院老板要负一部分责任”。[55]
诚然，娱乐素有“阳春白雪”和“下里巴人”之区别，尤其近代以来还裹胁着“新”与“旧”的争论，这使得社会精英和大众之间在娱乐的价值取向上总是存在着差异。而由于话语权问题造成普通市民失声，精英所描绘的贵阳市民休闲娱乐世界的零碎图像，其中必然搀杂有他们的价值偏好。但积极的娱乐能促进身心健康、优化社会风气，消极的娱乐则反之，这应该无须赘言。[56]故即便不以精英之尺度为尺度，“贵阳市卫生事务所检查产妇，患梅毒者竟占半数以上”之类现象的出现，声色之乐的弥漫可能难辞其疚。[57]时，就算贵阳市民喜爱的各项“净的娱乐”是无公害蔬菜，山河破碎之际，任何纯以消磨时间为目的之娱乐恐怕都是对人力和财力资源的巨大浪费，甚至是没有爱国心的表现。有人就感叹，贵阳喜爱电影和戏剧的市民们若把时间、精力“直接和间接用之于抗战建国的工作，则国家和社会受惠之大，可想而知。”[58]
但是，“游于艺”作为一种价值还是应该肯定的，“寓教于乐”历来就被统治者和主流社会所重视。因此，增建公园、运动场类的公共娱乐设施，提倡公园散步、游览名胜、体育锻炼以改变“一般市民，缺乏正当娱乐”的现状，成为贵阳民众教育的又一个必然之举。[59]即便“洋习惯”不被市民垂青，最低限度，改良评书戏曲的内容，禁止播放各种“软性片”是合乎情理的。[60]
结 论
中国国民党在多年后曾总结性地指出，战时民众教育“一方面要达到迈向现代化国家的要求，另一方面则侧重抗战情绪、爱国情操的培养”。[61]也就是说，依托教育的转化性力量把民众改造成“现代人”和“爱国者”，是战时民众教育的两大目标。贵阳市政府之所以在面临行政资源紧张、经费短缺、人才匮乏等等困难的情况下，仍竭尽所能推行民众教育，根本旨趣就是实现这两大目标。[62]从结果看，开展民众教育的确推动了城市社会及市民的“现代化”或者说“文明化”进程。例如，提倡康乐教育严禁不良娱乐后，山城里的麻将声“已成绝‘响’，尤以一般公务员谈‘赌’色变”的同时，各种体育运动、体育组织如雨后春笋似地开展、组建起来。[63]尤其市北体育场、河滨公园、中正公园、敬之植物园等等社会教育设施的破茧而出，既丰富了市民的休闲生活，更使这座城市增添了若干现代气息。[64]凡此种种，都直观地、潜移默化地改造着这座城市及城市里的人。
不过，如果说“西化”的生活方式及价值观是王迪教授所揭示的民初成都的精英们识别民众是否“文明”的主要标准，那么，能否与国家民族和政党共患难则是战时贵阳的社会精英们审视民众“文明”或“不文明”的基本指标。[65] 这则是由“抗战情绪、爱国情操的培养”之紧迫性所决定的。例如，对成年妇女进行扫盲时，改造者们特别强调“识字教育”非为识字而识字，是“籍识字来教育一般妇女，懂得抗战的意义及自身怎样做抗建工作等”。[66]吴鼎昌亲自编撰的《贵州省民众学校课本》则明确要求教师：“本书重在意义，识字次之，教师应先讲说意义，最后识字。”[67]500个基础字、40篇课文构成的这册识字课本，贯穿始终要阐发的“大义”就是“抗战至上”、“民族至上”，尤其是“党国至上”。又如，康乐教育方面，“颓靡”的娱乐固然“不文明”，内容相对健康的文艺性娱乐在改造者们的法眼里也属于奢靡的消费， “娱乐一项，固有其相当的价值，但在战时的后方，无论如何，究属于浪费的性质”，故应该把文艺性娱乐“所消耗的时间与金钱，贡献于国家”。战时贵阳民众教育的这种“政治化”和“军事化”取向，纵然存在着强化国民党威权统治的一面，但不可否认的是，它对于挖掘民众的抗战潜力，增强民众的抗战意志，提供因应国难所必须的相对合格的人力资源，是有效果的。[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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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王建吾：《贵阳市体育建设之理想》，《贵阳市政》， 1942-10-15,（3V4/5No）.19.
[49]何缉五：《贵州政坛忆往》，台北：中外图书出版社，1982.63.
[50]张士博：《市府提倡体育的意义》，《贵州日报》，1941-11-29(4).
[51]王健吾：《动的娱乐在贵阳》，贵州日报，1942-04-18(4).
[52]季子：《评书在贵阳》，《贵州日报》，1941-12-22(3).
[53]《本团要闻》，《社教通讯》， 1941-10-25,（1V10No）.12.
[54]储裕生：《贵阳市的河滨公园》，《贵阳市政》， 1942-11-15,（3V6No）.16.
[55]浩之：《漫谈贵阳电影》，《贵州日报》，1940-11-24(3).
[56]即便是消极娱乐，或许也隐含着张扬个性、颠覆主流意识形态等价值。李孝悌：《明清文化史研究的一些新课题》，自氏编：《中国的城市生活》，新星出版社，2007.“序”,5-9.
[57]程兆熊：《川黔考察随笔》，《旅行杂志》，1943-12,（17V12No）.68.
[58]（佚名）：《贵阳戏剧业之概况》，贵州日报，1940-10-02(4).
[59]《提倡正当娱乐》，《贵州日报》，1941-07-28(3).
[60]傅启廉：《贵阳市疏散后之教育》，《贵阳市政》，1945-07-01,（5V5,6No）.49.
[61]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中国国民党与社会建设》，台北：正中书局,1984.109.
[62]周贤模：《贵阳市之民众教育》，《贵阳市政》， 1943-04-15,(3V10、11No).4-6.
[63]《观风台》，《贵州日报》，1941-08-20(3).
[64]何缉五：《十年来贵州经济建设》，南京印书馆,1947.378-401.
[65]王迪：《街头文化——成都公共空间、下层民众与地方政治，1820－1930》，李德英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156-189.
[66]马筠云：《贵州的妇女工作》，《工作检讨》，1939-04-30，(2No).18.
[67]吴鼎昌：《贵州省民众学校课本》，贵州省政府教育厅印,1939,“教师须知”.
[68]《贵阳市志·教育志》，贵州人民出版社,1991,256-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