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各有“命”。命运是人的生活经历，是人的现实状况和境遇；换言之，命运无非是个人的吉凶祸福、穷通夭寿、得失利弊、荣辱毁誉。一般而言，命运有好坏之分：健康是好的，疾病是不好的。一个病魔缠身者，我们有理由说他命不好。诸如此类，可以类推。在经验世界中，虽然吉凶无常，但它们本身是确定的，祸就是祸，福就是福，不能以它们的相对性、变化性否定它们的确定性。“塞翁失马”这一经典告诉我们，虽然命运外在于人们的主观愿望，但人趋利避害、趣乐避苦的愿望却是普遍的，它凸现了自然人性层面的基本倾向。

　　从《易经》的性质我们知道：《易经》作为一部卜筮之书，基本关注的是人的吉凶祸福，其主要术语有元亨利贞、吉、凶、无咎、悔亡、利涉大川、不利涉大川、有凶、小利有攸往、不利有攸往、利见大人、有悔、元吉、贞吉、贞厉、终吉、无不利等等。这些术语所传达的，有祸福大小之分，有悔咎程度之异，有吉凶暂久之别，以及两者之间的相互转化等等，但都以卜筮为根据，概不出吉凶模式。例如，《易·坤》说：“西南得朋，东北丧朋。安贞吉。”又如，《易·蛊》九二爻辞说：“干母之蛊，不可贞。”如此等等的卜筮结果，在《易经》中比比皆是。我们也许有理由说，以卜筮预测吉凶，属于荒谬、神秘之列。但我们无论如何也不能否认，卜筮在特定时代让人们顶礼膜拜的秘密在于：因为它可以预示人们行为的结果，由此满足了人们趋利避害的心理需要，消除了人们对灾祸的恐惧。

　　“知命”是一种态度，是对个人命运看法和对生命意义的理解。如果说一个人的命运是不可改变的事实，那么，对命运的看法就可能各各不同，可以改变它，可以接受它，可以抱怨它。宿命论者与唯意志论者对命运的看法大异其趣。如果有人认为肉身自我的命运就是一切，那么，就有人以超越肉身自我的视野看待个人的吉凶祸福。如果有人仅仅从自然人性层面上看待生存的意义，那么，就有人在人类本体存在的高度理解生命的价值。孔子作为中国传统的圣人，其精神的崇高、视野的高远、人格的伟大，自不待言。不言而喻，孔子的崇高、高远、伟大中，包含着对“命”的态度与把握。孔子说：“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论语·尧曰》）又说：“五十而知天命。”（《论语·为政》）孔子为什么这样说？我认为，与孔子对“命”的看法与理解有关。人的命运各各不同。命运可以在常识层面直观地得到把握，准确无误。在这个意义上，“命”不能简单等同于“天命”。“命”的好坏人人皆知，但不是人人都能体悟“天命”，不知“天命”为何物者大有人在，否则，孔子就不会说“五十而知天命”。这即是说，“命”具有两个层面的涵义。一是自然人性层面上的命运——个人存在的吉凶祸福，一是超越个人的吉凶祸福的生命存在的意义——所谓“五十而知天命”的“天命”是也。“命”当然是自己的命运，但又不止是自己的命运。“命”既与个人的吉凶祸福的生命存在形式的“小我”有关，同时又与超越个人的吉凶祸福的生命存在的意义的“大我”有关。“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论语·里仁》）孔子这里所指显然是肉身“小我”的自然欲望。但人不能想要富贵就有富贵，想趋利避害、趋乐避苦就能趋利避害、趋乐避苦。因为“死生有命，富贵在天。”（《论语·颜渊》）愿望只是愿望已。作为肉身“小我”的命运不乏偶然性、不确定性、不可预测性，在这个狭义的意义上，接受一切现实的地位、境遇，就是“知命”。孔子所说的“五十而知天命”，包含着对某种不可预测、难以把握的外在力量，遭遇、结果、偶然性的认识、理解与体悟,包含有对自己一生的来龙去脉的接受、容纳与承担。但，这只是“知命”的一个方面，并且是相对次要的方面。更为重要更有价值更有开创意义的是对“命”和“知天命”的道德本体上的理解和升华。《论语》中的千古格言，凸现的正是道德律令的崇高性：

　　“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论语·里仁》）

　　“朝闻道，夕死可矣。”（《论语·里仁》）

　　“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

　　“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争？死而后已，不亦远乎？”（《论语·泰伯》）

　　“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论语·卫灵公》）

　　“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论语·宪问》）

　　这，就是“知天命”、“畏天命”的内容与具体化，“天命”的神圣性在此。所谓超越自己，就是追求高于“小我”的东西，从有限进入无限，由遮蔽走向澄明，自狭隘达到广阔。而这种超越之所以可能，是因为人发现了崇高，它比照出“小我”的渺小。肉身生命可以为崇高献身，只有一个解释：是敬畏感的牵引。因此，所谓“知天命”，肯定不是要“君子”消极地接受命运的安排，因为一个宿命论者、一个悲观主义者同样可以接受命运的安排。不用说，“知天命”表明孔子的精神境界已经达到了相当的高度，因为在此之前孔子已经坚定了自己的生命理想，所谓“四十而不惑”是也。这就是：人的肉身有限性并不妨碍人的高贵性。我们不能说，一个人因为贫穷，社会地位低下，生活充满艰辛和苦难，就否定他存在的价值，因为“大我”意义上的责任与理想与高于“小我”意义上的命运。孔子赞扬颜回说：“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随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论语·雍也》）颜回坦然接受自己艰难的生活条件，同时他明白生命的价值和人生的意义，他自然就活得境界高远，因为他真正体悟了“知命”的真谛。孟子说：“夭寿不二，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 （《孟子·尽心上》）“莫非命也，顺受其正，是故知命者不立乎岩墙之下。尽其道而死者，正命也；桎梏而死者，非正命也。”（《孟子·尽心上》）孔子所说的“知命”，正是孟子解释的“立命”、“正命”。显然，孔子“天命”观有大义存焉。“知命”，就是以敬畏的心态承担自己的责任，它以明白终极意义上的人生的意义为前提。“君子”有崇高的使命感，因此君子显得强大、独立、庄严。“知命”者无比自信，因为他找到了人生的归宿，个人境遇上的一切，无论穷通夭寿，无论得失利害，不是与崇高的使命意识无关，就是相比之下显得黯然失色。

　　无论我们把个人的现实境遇“命”理解为偶然还是必然，都不重要，因为这并不妨碍人的追求，不妨碍“知天命”。但，“小我”意义上的“命”并非就微不足道。这一点，孔子当然清楚。孔子的学生颜回英年早逝，孔子不胜悲痛（《论语·先进》）。“伯牛有疾，子问之，自牖执其手，曰：‘亡之，命矣乎！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斯人也而有斯疾也。’”（《论语·雍也》）人生有种种偶然，即令有德如颜回者也不免短命。“小我”的命运不可把握，其原因如康德说：“因为尘世上一切实践方面的因果联系，作为意志被决定以后的结果看，并不遵守意志的道德意向，而是遵守对于自然法则的认识，并依靠于利用这种知识表达自己幸福的物理能力上，因此，我们纵然极其严格地遵守道德法则，也不能因此就期望：幸福与德行能够在尘世上必然结合起来，合乎我们所谓至善。”[1]因此，就人的情感而言，面对人世间种种不如意、不顺心、不可预测、不可抗拒的事情，面对充满偶然的“命”，只有感慨、叹息而已。另一方面，既然个人无可奈何于肉身“小我”的命运，那么，唯一明智的选择只能是坦然地接受它，所谓“不怨天，不忧人”（《论语·宪问》），在特定意义上表述的是一种理性的超然与自如。

　　“命”是一个天然的事实，不存在认识不认识的问题，存在的只是是否接受的问题。面对同样的生存境遇，“君子”与“小人”的态度迥异：“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论语·卫灵公》）而“天命”有待我们认识。孔子说：“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论语·为政》）“知天命”是孔子在漫长的人生道路上体验出来的，体现为孔子对“天命”的认同与理解。《中庸》关于“天命”的界说与孔子的“知天命”相互发明。《中庸》开宗明义说：“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天命”、“性”、“道”、“教”是一个首尾一贯的有机结构，具有内在统一性。“天命”的逻辑起点是“教”，从人类历史演进过程看，“教”是“天命”在人类社会的落实和实践，“教”源于“天命”，之所以有“教”，之所以需要“教”，是因为只有通过“修道”之“教”才能达到对“天命”的理解与把握。“天命”体现为逻辑与历史的统一，但只有显现在时间过程中，为人们体认，它才是真实存在的，才不至于是空洞飘渺的。

　　命运可以同情，可以庆幸，可以抱怨，可以接受。人们庆幸化险为夷，人们往往对不幸这抱以同情。如此等等，皆是人之常情。但命运几乎不会让人产生敬畏之情。人们可以对身患绝症者的不幸遭遇表示同情，但不能设想人们对不幸本身表示敬畏。人们只能对不向命运低头，以顽强的意志向病魔挑战的精神表示敬畏。孔子之所以说“知天命”、“畏天命”，有以下几方面的含义：一，能够让人敬畏的东西，肯定是崇高，是高于个人的利益、存在和命运的东西，“畏天命”表明“天命”既在肉身生命本身之外，又高于生命本身。只有把“天命”理解为“责任”、“使命”、“规律”、“法则”“理想”，才能唤起人们的敬畏感，不再把生命的意义局限在一时一事的利害得失上，不再把人生的价值制限在“小我”的得失利弊上，而具有人类本体的高度，具有终极关怀的视野。换言之，无论我们把“天命”理解为什么，它都必须是崇高的、超越的、独立的。二，只有崇高的东西才能让人敬畏，“天命”是崇高的，因此，我们应该对“天命”表示敬畏。三，应然不等于实然，价值不等于事实，应该敬畏“天命”不等于所有的人都敬畏“天命”。“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论语·季氏》）。因此，是否“知天命”、“畏天命”，因人而异。因此，只有高贵的心灵才能认识崇高的东西，只有开阔的视野才能了解博大的东西。

　　通过“知天命”，我们就可以理解孔子所说的“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论语·述而》）“小人常戚戚”，因为“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论语·季氏》。“小人”狭隘，他被局限在“小我”得失利弊、穷通贵贱的世俗功利价值范围内，不知道有高于世俗功利价值的东西——人道精神、人格理想和社会责任。儒家经典《大学》说：“小人闲居为不善，无所不至，见君子而后厌然，掩其不善，而著其善。”“小人”势利、圆滑、多变，躲躲闪 闪是小人的手段，也是小人的面目。小人清楚自己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他对“小我”命运的执着，源于他短浅的目光和偏狭的心理；他对“大我”人格的无知，同样源于他短浅的目光和偏狭的心理。一个人现实的遭遇和命运难以预料，也难以把握，人生旅程不确定因素多多，任何可能性都会发生，任何意外都是可能的。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有充分理由说：人生无常。既然人生无常，对于“小人”而言，一旦他遭到挫折，他处于不利地位，他必然就会悲观、失望、抱怨，就会胡作非为，就会铤而走险。“小人穷斯滥矣”，“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 “小人下达”（《论语·宪问》），“小人求诸人，”（《论语·卫灵公》）孔子一针见血地揭露了“小人”卑下的形象，“小人”之为“小人”，正是因为他被“利”所困。
　
　　“君子坦荡荡”，因为“君子”“知天命”、“畏天命”，因此“君子”有充分乐观与自信的理由和根据。“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与比。”（《论语·里仁》“义”是道德律令，“义”，则是不变的、绝对的、神圣的。“君子”“知命”，就是“君子”以“义”为自己行为的指南。“义”是“君子”的“命”，因此君子“行其义。”（《论语·微子》）“君子”的人生遭遇，是不确定的，正如儒家经典《中庸》所言：“君子素其位而行，不愿乎其外。素富贵，行乎富贵；素贫贱，行乎贫贱；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难，行乎患难。”这是何等的高迈与放旷，何等的自如与自由！有此境界，还须怨天尤人吗？因此，“小我”意义上的遭遇无须考虑，它在“义”的前提下完全可以被理解被容纳，同时对“义”本身不会产生丝毫影响。程颐所说的“圣者惟知义而已，命在其中，”（《河南程氏遗书》卷二）正是对孔子的“知命”，孟子的“正命”、“立命”的正确解释。

　　一个人可以通过努力改变自己的命运，但这只是一种可能性，因为努力最终化为泡影也是完全可能的。试图通过努力改变自己的命运的或然性、不可靠性在于此。个人的命运与社会息息相关。一个邪恶的社会，人间悲剧落在谁的头上都是可能的，事实上这样的社会是人间地狱。“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莩，此率兽而食人也。”（《孟子·梁惠王上》）孟子所言正是人类苦难的真实记录。因此，要改变个人的命运，要改变一个个个人的命运，唯一可靠的选择是建立一个美好的社会。虽然一个美好的理想社会不就能保证每一个人的幸福，却完全可以实现全体人民幸福的最大化，从消极方面说，可以把一切不幸降到最低限度。面对实然世界的不合理，以理性观念构建完满社会，是人类神圣的激情之一，也是人类永恒的渴望。从逻辑上说，要构建理想世界，就是因为没有理想世界；如果已经存在理想世界，构建就没有必要，也没有意义。因此，理想的不是现实的，现实的不是理想的。春秋末期，礼崩乐坏，社会处于动荡混乱之中，聚敛财富、以强凌弱、贪婪无耻、掠夺压迫、丧失人性等等非正义的现象触目惊心。在这种分崩离析的社会危机之中，孔子以大无谓的精神，向一切邪恶挑战。他呼吁建立更加合理、更加公正、更加美好的社会，正是针对现实社会的不公正发出的呐喊。不能设想“大同”社会与孔子的伟大精神没有内在统一性，[2]无论“大同”社会的性质如何，显而易见的是：只有美好的理想社会才能保证人的幸福，才能一劳永逸地解决困扰人类的“命运”问题。在这个意义上，“知天命”就是儒家的人生观、价值观与世界观，或者说是三者的的统一。它的唯一指向是：生命的最大价值和意义就是让“天道”普遍显现在人类社会中。由此，人的使命就不是改变自己的命运，而是为建立美好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从孔子的“人能弘道，非道弘人”（《论语·卫灵公》）到孟子的“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志”（《孟子·滕文公下》），到东汉请流士大夫的“以天下为己任”，到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为犹，后天下之乐为乐”，到张载的“民吾同胞，物吾与也”，到程颢的“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到陆游的“位卑未敢忘忧国”，到顾炎武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到东林党人“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到林则徐的“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一直到谭嗣同的杀身成仁和梁漱溟的矢志不移，一脉相传，凸显的正是“知天命”的使命感。

　　“知天命”是中国的传统精神，体现了儒家宗教情怀的鲜明特征。它高扬了人的主动性，提升了人的境界，开阔了人的视野，其不朽的启示在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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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实践理性批判》，康德著，关运文译，商务印书馆1960年版，第116页。

[2] 孔子曰：“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礼记·礼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