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属边远地区，在明代未建省以前，教育发展缓慢。虽然东汉时毋敛（今黔南）人尹珍远赴中原，师从许慎、应奉，“还以教授”，首开“南域”之学，[1] 但其后经魏晋至隋唐，史乘中未见贵州地区有办学的记录。南宋时，贵州教育略有起色，如播州土官杨氏尊崇儒学，“建学养士。”[2] 思州的沿河地方，南宋绍兴年间曾建有一所叫鸾塘胜院的学校。但这些都是稀少现象。到了元朝，尽管朝廷曾倡导儒学，下令各路建立学校，但那时贵州分属湖广、四川、云南，处于各省边区，不受重视，其所设立的也不过是顺元（治今贵阳）、普定（治今安顺）和播州寥寥几处而已。所以郭子章说“元以前，黔故夷区，人亡文字，俗本椎鲁，未有学也。”[3] 但在明朝建立尤其是贵州建省以后，贵州教育勃然兴起，便与过去迥然不同。据《黔记》所载，“明洪武二十六年，设贵州、思州二宣慰司学，永乐间废田氏，思州宣慰司学亦废，已而，思南、思州、镇、铜、黎平五府学以次建焉”，其后“各卫州县学亦以次建”，于是贵州有了各级官学。在官学的推动下，贵州的民间教育也以私塾、义学等形式大量设立。至明中叶，王阳明贬谪到贵州，在当地讲学，促进了贵州书院的发展。随着教育的发展，贵州在嘉靖年间也开始单独设立乡试。有明一代，贵州出现了举人1721人，进士121人,这较之建省以前千百年间的默默无闻，也说得上是盛况空前了。

　　贵州学校的兴办，儒家学说的推广，确实使过去被视为“蛮夷之区”的一些地方，移风易俗，出现了一种新的社会风貌，产生了一种“崇文教”（陈寅恪语）的社会心理。由于明代规定“科举必由学校，”[4] 教育成为当时人们的重要政治生活方式。这种情况必然会促进学术研究的活跃，又由于明代学校和科举皆以儒家经典为根本，这首先便促成了贵州地方性经学的形成发展。

　　贵州是王阳明心学的发祥地，贵州经学是以阳明心学为契机而形成发展起来的，但因尚处于草创阶段，明代贵州的经学著作不算多。据民国《贵州通志·艺文志》所著录的统计，一共只有十九种，即：易类有易贵的《易经直指》十五卷、孙应鳌的《淮海易谈》四卷、李渭的《易问》、阴旭的《读易应蒙》；书类有吴淮的《壁经一苇》二卷；诗类有易贵的《诗经直指》十五卷；春秋类有孙应鳌的《春秋节要》、《左粹题评》十二卷、吴淮的《麟经独断》、傅尔讷的《春秋讲义》；群经总义类有易贵的《群经直指》、邱禾实的《经筵进讲录》、蒋杰的《九经抄》；四书类有孙应鳌的《四书近语》六卷、卢腾凤的《四书讲义》四卷、吴中蕃的《四书说明》、高国琦的《学庸讲义》；乐类有孙应鳌的《律吕分解发明》四卷；小学类有吴中蕃的《韵会》。从这些著作看来，其研治范围几乎遍及群经（只缺礼类及孝经类），这可以窥见明代贵州治经的规模。从写作年代看，除易贵所作在王学产生之前外，其余的大都写作于王学盛行以后，它们大都可以说是王学影响的产物，从中可以窥见明代贵州治经的特色。然而，由于历史的原因，这些著作大部分已经散佚，传下来的很少，这的确是贵州文化的大不幸！职是之故，我们今天只能就现存的几种作些探讨，以见王学的影响及明代贵州经学的梗概，说不上是全面系统的研究。

　　兹即就明代的儒学教育与地方性经学问题略作论述，敬求专家指正。

　　　　　　　　　　　　　　　一、明代儒学教育的推广

　　贵州儒学教育在明代的勃兴，是与国家权力的介入有着直接关系的。《明史》卷六十九《选举志》云：



　　洪武二年，太祖初建国学，谕中书省臣曰：“学校之教，至元其弊极矣。上下之间，波颓风靡，学校虽设，名存实亡。兵变以来，人习战争，惟知干戈，莫识俎豆。朕惟治国以教化为先，教化以学校为本。京师虽有太学，而天下学校未兴。宜令郡县皆立学校，延师儒，授生徒，讲论圣道，使人日渐月化，以复先王之旧。”



　　又《明太祖实录》卷四十六洪武二年十月辛卯诏曰：



　　古昔帝王育人材，正风俗，莫先于学校。自胡元入主中国，夷狄腥膻，污染华夏，学校废弛，人纪荡然。加以兵乱以来，人习斗争，鲜知礼义。今朕一统天下，复我中国先王之治，宜大振华风，以兴治教。今虽内设国子监，恐不足以尽延天下之俊秀，其令天下郡县，并建学校，以作养士类。其府学，设教授一员，秩从九品，训导四员，生员四十人；州学设学正一员，训导三员，生员三十人；县学设教谕一员，训导二员，生员二十人。师生月廪食米人六斗，有司给以鱼肉，学官月俸有差。学者专治一经，以礼、乐、射、御、书、数设科分教，务求实才，顽不率者黜之。



　　洪武二年（1369），明朝刚建立，开国皇帝朱元璋即诏令全国府、州、县设立儒学，并制定儒学制度，以行教化，育人才，为巩固其新政权服务。对于当时还被视为蛮荒之地的西南少数民族地区，这位洪武皇帝更采取了“广教化，变土俗，使之同于中国”的政策，洪武十五年（1382），贵州普定军民府土官者额朝参辞归时，太祖特下诏谕：



　　王者以天下方家，声教所暨，无间远迩，况普定诸郡，密迩中国，慕义来朝，深可嘉也。今尔既还，当谕诸酋长，凡有子弟，皆令入国学受业，使知君臣父子之道，礼乐教化之事，他日学成立而归，可以后使土俗同于中国，岂不美哉！[5]



　　洪武二十三年（1390），谕国子监：



　　今西南夷土官，各遣子弟来朝，求入太学，因其羡慕，特允其请，尔等于善为训导，俾有成就，庶不负远人之心。[6]



　　明建国之初,朝廷即重视少数民族教育，规定少数民族首领的子弟必须入国学受业，以后遂成为有明一代的定制。洪武二十八年（1395），监察御史裴承祖奏建议于西南夷土司设儒学，他说：“四川贵、播二州，湖广思南、思州宣慰司及所属安抚司、州、县，贵州都指挥使司平越、龙里、新添、都匀等卫，平浪等长官司……宜设儒学，使知诗书之教。”太祖立即采纳。[7]《黔记》卷十六《学校志上》载吏部尚书王直《司学记》云：



　　贵州去京师万里，实古荒服之外裔之区也。德威所至，无思不服，太祖高皇帝不鄙夷其民，既设贵州宣慰司抚治，又欲使皆复于善，诏立学校以教，贵州始有学，盖洪武二十六年也。学在贵州城之东北隅，有明伦堂，堂前辟四斋，以为讲肄之所，而未有庙。洪武三十五年，贵州都指挥金镇汤清始为大成殿，翼以两庑，奉圣人像于其中，群贤陪位，以次序列。春秋严祀，行礼有所，缭以周垣，前有棂星门，规模备矣，然两庑犹草创。



　　朱元璋把推广儒学，作为“安边”的要务。他要求各级地方官吏要重视教育，积极办学，凡有条件的地方，都要设立学官，建立学校，修建孔庙，开设科举，力图以国家的权力促进边疆教育的发展。自此以后，明朝历代皇帝无不奉行这一“祖训”。

　　永乐年间贵州建省以后，作为一个省的建制，贵州相继建立各种官学、社学和书院，逐渐形成比较完整的教育体系。但由于贵州教育基础薄弱，贵州教育的发展有一个艰难的过程。如贵阳府为“黔省首郡”，府治与贵州宣慰司同城，而宣慰司学元代已有基础，明初即正式建立，但贵阳府学却在建省百年之后的成化年间始建。《黔记》十六《学校志上》说：



　　贵阳府儒学，成化间建于旧程番府，隆庆二年（1568）迁府入省，学制、殿庑、祠祀与宣慰司共之，而以司学右阳明书院为明伦堂。万历二十一年（1593），布政王来贤、提学徐秉正、知府刘之龙议呈抚院林乔相、按院薛继茂，建于北门外贵州驿文庙，在明伦堂后，启圣、乡贤、名宦三祠附之。巡抚江东之学记略曰：“黔中古西南夷地，自高皇帝辟乾肇造后，遂得列为藩服。而贵阳尤黔省首郡，故牂柯程番地，更始于穆考御极之三年。明年秋，始设学，如令甲一时规恢未备，姑就阳明书院改署明伦堂，群博士弟子员讲业其中，若圣庙贤庑所为瞻礼陈乐也者，则第因宣慰而贵阳附焉。万历甲午春，当事者始兴创建议，遂于会城门北得吉壤，昔为蜀行都司，今割入黔，偃武修文，实相迭运，固山川灵秀所锺最胜之遗，而都人士所注念已久。于是鸠工御石，经始告成，亦阅三年。……会余被命抚黔，……余谓黔即古罗甸国，锋捍时起，七萃联镳，士之览穰苴入彀者与燕赵争奇，亡论已。方今圣天子右文教，他藩于制科以加额，请特于黔，诏可。岂以诸士异采娴辞，缘饰儒术为足多，亦以夷方秀出于民，镜检所归从，今月会旬修，蜚腾茂实，中原文献，未之或先，斯圣谟之訏也。士生斯际，千载一时。兹庙貌已新，适逢其会，诸士仰而思之，将何以摅所学而不负吾君也？矧诸士之先，皆来自旧都，所称故家遗俗，藉以远实徼外，原掺用夏之权。向之抵掌而谭，据梧而吟者。又东越讲良知，故馆诸士服习已深，即令学舍移而中有不移者，使处为孝悌，出为忠良，胥自翱翔书囿间养之。语云：坚树在始，今之时也。”



　　据此可知贵阳府学原建于“故牂柯程番地（今惠水）”，其后迁入省城，又借用贵州宣慰司学校舍二十多年，到万历二十一年（1593）才建独立校舍。这说明了贵州教育发展的不平衡性。又如印江无县学，万历二十七年（1599），郡人御史萧重望题请建学，得到贵州巡抚郭子章的支持，遂“会同御史宋兴祖覆题建”。《黔记》卷十七《学校志下》载子章疏云：

　　贵州印江县介在酉播，青衿满百，寄学思南，大称不便，乞要添设学宫，改设教谕，颁给条记，并裁革兴隆卫训导一节。为照学校之设，所以维世淑人，微独中原藉之以陶铸人文，即遐方异陬，所为挽草野犷悍，而归之雍容礼让，则学校之所关系者大也。印江县古称鬼方，先是犹绌于文物，迩来，青衿之士游黉序者百余人矣，尚尔寄学思南，往返跋涉，士子甚苦之。今萧御史陈安边之策，而首之以建学，盖商榷于黔中众宦而为此议，非臆说也。况庙庑、廪饩等项，不费公帑一钱，而士民愿输……但建学事重，……伏乞皇上轸念遐方，主张文教，敕下吏礼二部覆议上请行臣等钦遵施行，庶夷方在在有学，荒服济济向风，易鳞介以冠裳，解椎结而诗书，其关系边计非浅鲜矣。



　　从此疏中可知印江县建学，“不费公帑一钱”，主要是靠社会捐资，知县张熔“拮据有年，节缩多方”筹建起来的。贵州办学的艰难，于此可见。

　　然而，在明代，朝廷派到贵州的抚、按官员中，如郭子章以及江东之、毕三才等人，都能认真贯彻中央精神，“建学校以化夷”，极力推动贵州教育发展，而担任提学副使的官员，如毛科、席书、蒋信、徐樾、谢东山、沈思充、李睿等人，也大多能履行职责，认真办好教育。经过他们的努力，贵州教育这才逐渐走向正轨，发展起来。《黔记》卷十六载有提学沈思充《申饬学校事略》一文，可以略见当时贵州教育的实况，兹录如下：



　　一、 议选教职。夫官以教名，岂其窃禄食以送穷年，毋亦群庠弟子而责之教也。如黔寥寥荒徼，在在山溪险阻，不若通都盛藩，师友观摩，可随取而随足，故需教也特亟，而以边方故，博士员较他方特减，即郡学率多单设一员者，且暮年荒学者十居七八，教欲兴，得乎？为今日计，即科甲不可多得，惟迩年选贡例开，又何靳数十人而不假之为变夷地也。请乞本院移行该部院，以后贵州教职有缺，悉择新选贡生补之，久任责成效，则特为优叙，昔文翁化蜀，非籍博士弟子弗能也，夫黔，亦今日之蜀耳。

　　一、议委文职。昔日之黔未有文也，可以马上治之，迩来圣化大行，青衿日广，而提调者多系介胄之辈，此辟之方圆冰炭，其奚入焉？至名宦乡贤，乡饮节孝诸关大典，尤宜慎重，请本院行令，今后凡卫司学校定派文职，各以其方就近管理，凡前礼举行及地方人才高下，教职贤否，与夫生员行检优劣，俱属核查，开报本道，平日各照地方，悉心咨访，务得其真。仍即主行季考事，非住札处所，就历其地，以便诸生赴集。各卫司学以额费供之，随寓约束咨访之意焉，凡此青衿，固莫非司卫子弟，更待人焉为之时其训督而裨益之，独非父兄之愿乎？有生参差相牴牾者，必其不肖者也。自兹考课不勤，典礼不核，士风不驯，咎先文职。本院注意作人，即以此为举刺第一义，则黔中之习必有改观者，此兴起学校之大机也。宣慰司、威清卫二学，委贵阳府推官；平坝、普定二学，委安顺州知州；安庄卫学，委镇宁州知州；安南卫学，委永宁州知州；毕节、乌撒、赤水三卫学及四川永宁宣抚司学，委驻镇毕节通判；龙里、新添、平越三卫学，委新添驻镇官；清平卫学，委清平县知县；兴隆卫学，委黄平通判；偏桥卫学，委镇远县知县；平溪卫学，委思州府推官。如有员缺，听本道另委。
一、议饬社学。 黔固夷薮也，俗难顿化，其群聚而成都邑大都，军若民乔居者久之，历祖父长子孙，即同土著，舍此无贵州矣。冒籍有例禁，本道约亦在必禁。顾往往有假冒籍以阻后进路者，甚则乘此要挟而索之贿，此中之人，苟非苗种，即系外来，指之冒则冒矣，一唱众和，习以成风。迨至官府核查，而白其诬，则其人且为众所凌逐，丧气以甘废弃耳。坐令生长兹土者，多终身禁锢之忧，聚族而处者，尽逸居无教之众，是上之兴起，终无以胜其下之阻遏，无怪乎黔士之寥寥也。即本道巡历所至，各处庠士颇亦备员，而儒童绝少。职此之故，若州县未设学宫者，其民绝不知学，非不欲学也，学焉而无从进也。且以司民牧教者而朔望庙谒之礼，废焉不讲，亦岂化民成俗之意哉？为今日计，学固难顿增，宜令各有司悉心经理社学。无者议建，有者增廓之。州若县无学者权设孔圣牌位于社，朔望则率其属耆老子弟谒焉。社设两师，一师蒙，一师讲。凡子弟年六七岁以上，即令就蒙师为之句读。稍长，则就讲师教之文义典故，父母官以时督诱而省试之。社置一册，于蒙童入社之始，稽其里贯世次录之，非土民则核其流住岁月，取里邻结而载之册，俟本道巡校，提调官试其可进者取结类送，一体考校，取入附近儒学，有以冒籍者，即按社籍为左券，查照先年题准事例，凡三十年已上不为冒籍，未及年者姑俟之。其游手游食，时去时来，赋役不办于官，声音特异于俗者，乃为冒籍，不容入社，宁容入学。此法立，而真冒籍自无所容，非冒籍者自有所辨。然后地方寄籍之民，皆知子弟之不终以冒籍锢也而知教，教则益聚而不散，聚者明于礼义而不为非，数十年后，黔之为黔，未可量也。其土司武职应袭者，并令自幼在社习学，年长学进，方请衣巾，乃便稽查，不致冒滥。其苗寨向风者，即或彼置社，遣师为教，或听赴城社就学。其学宫未备如清浪等处，或以渐议增，俟后士子渐兴，人文渐盛，解额更可请增。总之，为黔中振声施，图宁定，有忌而阻之者，祗见其识之不广也。此潜移默夺，用夏变夷之亟务也。

　　一 、邻省附学。湖广偏桥、镇远、清浪、平溪、五开五卫，四川永宁宣抚司，虽隶川湖，而去贵稍近，惟宣抚司旧有学，其镇远卫寄镇远府学，清浪卫寄思州府学，五开卫寄黎平府学。偏桥卫原寄镇远府，成化间奏准开学，平溪卫原寄思州府，嘉靖初奏准开学，俱听贵州提学宪臣考试，而科举则仍于各隶该省。正统八年，贵州设永宁卫，以本卫军生附宣抚司学，其科贡，民隶四川，军隶贵州。嘉靖二十二年，平溪等五卫军生，暨宣抚司民生，称去各该省会险远，比例就近附试，该提学副使蒋信、谢东山，先后议呈两院题奉钦依勘合，卫司生儒俱赴贵州应试，其宾兴银两，仍应办于各该卫司。寻以云南、广西学近贵州境者复求附科，御史孙裒请行禁止，部覆报允，令贵州乡试，邻省不得再行请附。万历二十四年，提学沈思充条议偏桥、平溪、永宁三学生儒，均无有司节制，详允两院以贵阳府驻镇毕节通判，提调宣抚司学，镇远府提调偏桥卫学，思州府推官提调平溪卫学，一切事关学校者咸责成云。万历二十九年，平、清、偏、镇四卫属平溪学，当属思州府提调。镇、偏二学当属镇远府提调，黎平府属楚，其生员援永宁宣抚司例仍属黔云。



　　在明代，贵州在教育制度上虽与国内其它省份差不多，但因条件不同，在许多方面表现出民族地区的特点，首先是教职遴选。根据洪武二年设立儒学的规定，一般府学设教授1人、训导4人；卫学设教授1人、训导3人；州学设学正1人、训导3人；县学设教谕1人，训导2人。教授、学正、教谕主讲，训导辅导，他们既是行政官员，又是教师。但贵州“寥寥荒徼，在在山溪险阻，不若通都盛藩，师友观摩，可随取而随足”，故教官匮乏，若按例仅仅从副榜举人中选取，显然不够，因此提学沈思充认为解决的办法便只能“择新选贡生补之”，此犹“昔文翁化蜀，非籍博士弟子弗能也”，这种情况自与他省不同。其次，学校管理。贵州建省以后数十年间，学校由云南提学副使代管，至弘治四年（1491）才改由贵州兵备副使兼管，直到嘉靖时始设贵州提学副使总管全省教育。贵州处于军事要冲，先后设置三十个卫，卫学在全省学校中所占比重最大，所以全省教育曾一度由贵州兵备副使兼管，其实就是军管，这是贵州的特殊情况。但“昔日之黔未有文也，可以马上治之”，后来“圣化大行，青衿日广”，若再用“介胄之辈”来管理学校便有不妥，因此沈思充建议“今后凡卫司学校定派文职，各以其方就近管理”，如威清卫学，可委贵阳府推官，平坝、普定二学，可委安顺州知州等等。第三，整饬社学。社学是官学的“学前班”。它是官立或民间自办的用于启蒙的一种教育组织形式，主要招收蒙童，学有成绩者可通过“童试”升入府、州、县、卫学。由于贵州是多民族地区，对“土生”有“于例不考”等优惠政策，因此常有非土生“冒籍”之事，同时亦有借“打冒籍”为名“以阻后进路者”，为此，沈思充规定“社置一册，于蒙童入社之始，稽其里贯世次录之，非土民则核其流住岁月，取里邻结而载之册”，“此法立，而真冒籍自无所容，非冒籍者自有所辨”。打击社学中的不正之风，使民众认识教育的重要性，这就是“知教”。沈氏认为能“知教”，“教则益聚而不散，聚者明于礼义而不为非，数十年后，黔之为黔，未可量也”。第四，邻省附学。贵州与邻省相连的边区存在附学问题，由于明代“科举必由学校”，这事便与科举考试有关系，如贵州设永宁卫（后属四川叙永），以本卫军生附宣抚司学，故“其科贡，民隶四川，军隶贵州”。平溪等五卫军生及宣抚司民生，“称去各该省会险远，欲就近省附试”，“云南、广西学近贵州境者复求附科”等，此皆关系生员前程，自当妥当确定。总的说来，明代的贵州教育尽管举步维艰，但在国家权力的介入下，毕竟是大多是从无到有地建立起来了。从以上情况看来，贵州教育有着许多特殊性，存在很多问题，有待逐渐完善。但贵州教育的兴办，毕竟体现了中央政府“怀柔远人”、“用夏变夷”的精神，易言之，这便是要利用儒学在边远地区进行精神文明建设，这对于贵州社会文化的发展，无疑具有重大意义。

　　二千多年前，孔子开创的儒学，是中国最古老、悠久、博大而且最富影响力的学说。这个学说源远流长，有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家术”以来，一直是国家的意识形态，指导着公私生活，在明朝也是如此。《明史》卷五十《礼志四》载洪武元年（1368），太祖诏以太牢祀孔子于国学，并遣使诣曲阜致祭。谕曰：



　　仲尼之道，广大悠久，与天地并。有关天下者莫不虔修祀事。朕为天下主，期大明教化，以行先圣之道。



　　孙应鳌《教秦绪言·订学》云：



　　夫学之道大矣！圣谕首言正学、正道。所谓正学，尧、舜、周、孔之学也。所谓正道，尧、舜、周、孔之道也。



　　就教育而言，明太祖在建国之初便制定了“治国以教化为先，教化以学校为本”（见上引）的方针，儒家学说被视为“正学”、 “正道”，成为明代教育的主要内容。

　　明代教育可以分为民间教育和官方教育两个不同层次。一个人从幼时从私塾或义学接受启蒙教育开始，便在为日后进入官方学校（包括府州县卫学及国子监等）作准备。进入官学以后，则要为日后的科举考试作准备。因此，他所学习的内容，也便限定在了官方规定的文化范围之内。在民间教育私塾或义学的启蒙教育阶段，童生从《百家姓》、《千字文》识字开始，然后初步接触儒家经典《孝经》及“四书”，由浅入深，循序渐进。刘若愚《酌中志》卷十六《内府衙门执掌》云：



　　凡奉旨收入官人，选年十来岁上下者二三百人，拨内书堂读书。⋯⋯择日拜圣人，请词林众老师。……每学生一名，亦各具白蜡、手帕、龙挂香，以为束脩。至书堂之日，每给《内令》一册，《百家姓》、《千字文》、《孝经》、《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千家诗》、《神童诗》之类，次第给之。又每给刷印仿影一大张。其功课：背书、号书、判仿。然判仿止标日子，号书不点句也。凡有志官人，各另有私书自读，其原给官书，故事而已。派年长有势力者六人或八人为学长，选稍能写字者为司房。凡背书不过、写字不堪，或损污书仿、犯规有罪者，词林老师批数目，付提督责之。其余小者，轻则学长用界方打，重则于圣人前罚跪，再重扳著几炷香。扳著者，向圣人前直立弯腰，以两手扳著两脚，不许体屈，屈则界方乱打如雨。或一炷香、半炷香，其人必眼胀头眩，昏晕僵仆，甚而呕吐成疾者。……凡强凌弱，众暴寡，长欺幼，每贿托学长，借公法以报私怨……遇令节、朔望，亦放学一日。其每日暮放学，则排班题诗，不过“云淡风轻”之类，按春夏秋冬，随景而以腔韵题毕，方摆列鱼贯而行。有不知而搀越者，必群打诟辱之。别衙门官遇学生排班行走，必拱手端立让过。



　　这虽是宫中具有私塾或义学性质的学堂，而民间的私塾或义学为学习内容和教学情况大体是相同的。民间的私塾是私人所办，而义学则是半官半民的学校，如万历《贵州通志》卷三记贵阳府社学“（在）城内，忠烈庙右，万历二十五年提学沈思充捐资，行新贵县知县张羽鸿建”，便是这种情况。自洪武八年（1375）诏令天下立社学，贵州各地先后建立社学，而贵阳一带的社学较多，所以王阳明诗有“村村兴社学，处处有书声”之句。私塾与义学的兴办，对于推广儒学传播，起了重大作用。

　　在私塾或义学这个阶段学习的童生达到一定文化程度后，如果还要继续读书，或者通过科举考试求官的话，就必须进入官方学校（即府、州、县、卫学）学习。官方学校的课程，除具有政治课性质的《大诰三编》、《大明律》、《礼仪定式》等外，大都为儒学教材如《孟子节文》、《四书大全》、《五经大全》、《性理大全》等。其中《孟子节文》为太祖时所删定，其余如《四书大全》、《五经大全》、《性理大全》，都是永乐朝刊定的。这些书不仅是官定读本，而且也是科举考试的出题范围和标准答案。从洪武后期至永乐以后，明朝的官学开始正式成为国家官员的培养机构，所以对生员的学习要求十分严格。全祖望《鲒埼亭集·外编》卷二十二《明初学校贡举事宜记》云：



　　其所业自经、史外，礼、律、书共为一科，乐、射、算共为一科，以训导分曹掌之，而教授或学正或教谕为之提调。经史则教授辈亲董之，自九经、四书、三史、通鉴，旁及庄老韬略。侵晨，学经史、学律；饭后，学书、学礼、学乐、学算；晡后，学射。有余力，或习为诏诰、笺表、碑版传记之属。其考验时，观其进退揖让之节，听其语言应付之宜，背诵经史，讲明大义，问难律条，试以断决，学书不拘体格，审音以详所习之乐，观射以验巧力，稽数则第其乘除之敏钝。



　　孙承泽《春明梦余录》卷五十五《府学》记嘉靖中内阁大学士桂萼在奏疏中谈到自己任县官时建学的情况，说道：



　　臣治县时，辟义仓之右废寺隙地南北数百步有余建为学舍。左右相向，中设四堂，前后为门，左右为塾。以笃实长老二人，平旦坐左右塾，序行道出入。每食时至，日夕亦如之。次为习礼堂，中绘陈祥道、杨复所撰礼图，曰童子礼，曰士相见礼，曰婚礼，曰子事父母礼，曰妇事舅姑礼，曰祀先礼，曰乡射礼。立师掌之。诸童子进学，即率见先生，习升降、拜揖、坐立之节，随授一图，指示擘画，令其通晓。间令展习，以辨杂服。又次为句读堂，内榜管子弟子职，亦列数图示之，日讲一图。次以《孝经》、《小学》，教之句读，令其粗熟。仍为讲说大义，约之人身。又次为书算堂，榜六书法，每日止教一两字，即以四方上下，自一至十，若干支等名数授之。又次为听乐堂，内置鼓鼙、笙磬、投壶、诗章、弓矢礼乐之器，或教以鼓节，或教以诗歌，或教击鲁、薛鼓之半以习投壶，或击鲁、薛鼓之全以习射仪，四堂遍而日亦且晡矣。自听乐堂复之书算，以次至句读，至习礼，皆略复旧业，于门左右塾，以次序出。



　　《鲒埼亭集》所记是官学生员的学习状况，而《春明梦余录》所记则可以代表当时较为有序的学校规制。贵州虽处于边远地区，但其官学教育状况及规制应与全国大抵相同的，尽管会有些简化，但它仍然是要求诸生“立志以圣贤为归，学道以伦理为准”（孙应鳌《幽心瑶草》），培养目标是不会改变的。孙氏《教秦绪言·崇制》云：



　　我国家以科举取士，士以此进身。然伏读圣谕，首言崇正学、迪正道，革浮靡之习，振笃实之风，务敦尚孝、弟、忠、信、礼、义、廉、耻，不许务口耳之学。良法美意，至远至周，是科举取士之根本也。



　　明代的官学教育讲究的是“经明行修”，也就是说不仅注重学习儒家经典，同时也注重道德行为的修养，而道德行为乃是儒家理论的实践。要之，官学的目标是用儒学培育合格的科举人才，贵州自然不会例外。

　　在明代，除义学和官学两种不同层次的教育体制之外，还有一种特殊的教育形式，这就是书院。书院教育与学校教育不同，它虽然属于民间教育范围，却必须有官方的认可。一般说来，官学教育与科举有直接关系，而书院则与科举关系不大，它是一种高层次的、属于学术传播探讨性的教育。弘治十六年（1503），贵州按察使司副使毛科首开书院之风，在贵阳建文明书院，在铜仁建铜江书院，以后从弘治到万历百余年间，贵州建了二十多所书院，一些被贬谪到贵州的官员，如兵部主事王阳明、刑部主事张翀、邹元标等，亦开设书院，聚徒讲学，对贵州教育作出了贡献。这些书院中以王阳明在龙场（今修文）创建的龙岗书院最为有名。王阳明所写的《龙场生问答》就记载了他在龙岗书院讲学的情况。而《教条示龙场诸生》所提出立志、勤学、改过、责善，便是他的教学总纲。王阳明主张有教无类，不论贫富华夷，他都录取，他说“夷之民，方若未琢之璞，未绳之木，虽粗砺顽梗，而椎斧尚有施也”。他的讲学大受欢迎，“士类感慕者云集听讲，居民环聚而观如堵焉，士习用变”，“先生与群弟子日讲良知之旨，听者勃勃感触，”[8]是当时在龙场的盛况。他后来应提学副使席书邀请，赴省城主讲文明书院，学生遍及黔省。他的亲传弟子中最著名的有陈文学、汤伯元二人。据《黔记》所载，他们二人在王阳明讲学龙岗时，一起负笈请学，“宗鲁（陈文学字）得文成之和并擅词章，伯元得文成之正具有吏治”，二人都成为贵州有名的学者。王阳明对贵州教育与文化发展的贡献，不仅在于他在贵州期间，为贵州培养了一批人才，更重要的还在于他离开贵州以后，他的教育思想、学术思想得到更大传播，产生了深远影响，为贵州开创了一代学风。据记载，明嘉靖十三年(1534)即距离王阳明离开贵州二十多年后，按察御史王杏巡察贵州时，还听见贵阳大街小巷歌声蔼蔼如越音，问其原因，才知道是“龙场王夫子之遗化！”所以道光《贵阳府志·翁同书序》说阳明以“良知之理，用是风励学者，而黔俗丕变”。关于王阳明对贵州文化的影响，俟下节详及，这里只作为书院的显著例证列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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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华阳国志》卷4《南中志》。

[2] 道光《遵义府志》卷31《土官》。

[3] 《黔记》卷16《学校志上》。

[4] 《明史》卷69《选举一》。



[5] 《明太祖实录》卷150。

[6] 《明太祖实录》卷202。

[7] 《明太祖实录》卷203。



[8] 王学益《改建阳明祠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