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学以其深邃丰厚的思想学术内涵进行意义非凡的跨文化交流时，一批又一批睿智的思想巨人出现在历史的地平线上。历史的目光定格于18世纪下半叶到19世纪上半叶的朝鲜半岛，实学思想的集大成者丁若鏞(1762-1836)就是这样一座朝鲜朝巍峨的学术高峰。茶山先生将“经世致用”、“利生厚生”、“实事求是”实学思想会通于一，又将西方技术科学精神融会贯通，完成了朝鲜朝宏大的实学思想体系建构。茶山先生著述卷帙之浩繁，思想建树之高远，生命历程之坎坷，都在朝鲜半岛思想史上鲜可比肩。本文着重讨论茶山《尚书》学及其代表作《梅氏书平》。
一、茶山及茶山《尚书》学
在思想史和学术史上，许多著名的学者一生充满传奇色彩，但又命运蹇舛，多以悲剧在人生的大舞台上苍凉谢幕。茶山先生也是如此。朝鲜朝英祖三十八年,茶山出生于京畿道广州郡马岘陵内里。冠名若镛，乳名归农，字美庸、颂甫，号茶山，堂号与犹堂。他以汉江为冽水，取栖身冽水滨之意，亦号冽水。世人多习称茶山先生。茶山先生天分卓尔，4岁始习《千字文》，9岁丧母，在父亲膝下苦学5年。14岁与承旨洪和辅之女完婚，1782年初试及第。1784年夏应王命，在经筵席讲授《中庸》，获得成功，为正祖所信。从李蘗处学习西学，在成均馆六年，1789年28岁中文科第，开始仕途。1792年，任弘文馆修撰，值修水源华城，赴任设计，制造出起重机、用滑轮起运重物。1800年，正祖驾崩，纯祖继位。大五太妃、英祖后妃全氏掌国，老论党独揽大权。第二年，因辛西邪狱事件被关进监牢，发配庆尚北道，开始了长达18年的流放生涯，直到1818年回归故里。宪宗二年（1836）含忧辞世，终年76岁。
茶山先生一生著述宏富，古籍经义，用力勤劬，毕生述作，汇成《与犹堂全书》和《与犹堂全书增补本》。茶山先生和所有的经学大师一样十分重视群经之首《尚书》的研究。《书》载政事之纪，述帝王之政。《尚书》最早在朝鲜半岛的三国时期，就己传入新罗。到了18世纪，朝鲜王朝正经历一个内忧外患、危机四伏的转折时期，传统的儒家思想开始受到强烈冲击，着意解救时弊、改革现实的实学家丁若鏞站在传统儒家思想的立场上，从朝鲜现实出发，精心研究《尚书》，著有《尚书古训》和《梅氏书平》等。治《书》之旨为治政。茶山先生正是从《尚书》中努力探寻改革政治的思路。他著《经世遗表》系统论述国家行政机构全面改革方案，他写《牧民心书》则集中阐述地方行政改革设想。长期以来，研究者多忽视茶山《尚书》学的研究，而探讨茶山《尚书》学，对于研究茶山的经学思想至关重要。
茶山《尚书》学，成就最大者体现于《梅氏书平》。《梅氏书平》顾名思义也是辨证东晋梅氏《古文尚书》真伪之作。《尚书》的先秦版本早亡佚于秦，西汉初年伏生口授的《今文尚书》也亡于晋，只有东晋梅赜所献的《古文尚书》保留下来。唐孔颖达据以作《正义》，“自吴棫始有异议，朱子亦稍疑之。吴澄诸人本朱子之说，相继抉摘，其伪益彰，然亦未能条分缕析，以抉其罅漏。明梅鷟始参考诸书，证其剽窃，而见闻狭窄，蒐采未周。”[①]阎若璩在前人的基础上引经据古，“一一陈其矛盾之故，《古文》之伪乃大明”。以后，惠栋的《古文尚书考》、程廷祚的《晚书订疑》、段玉裁的《古文尚书撰异》都是在阎氏的影响下进一步证伪之作，与此同时，有毛西河的《古文尚书冤词》、洪右臣的《续作冤词》则与阎氏针锋相对，为《古文尚书》鸣冤。古文《尚书》真伪之诉虽最后以阎氏胜出，然仍难以尘埃落定。茶山先生针对千百年来古文《尚书》真伪之辨中诸多聚讼不息的焦点问题进行全面的考订，涉及上述诸人的著述。对古文《尚书》考其版本，辨其源流；黜《大序》，辨《正义》，释《集传》，驳《冤词》；条辨伪书，考证义理，辨析疏证。纵横捭阖，多持论公允，平而有据，是一部精思慎辨、自成体系的经学巨著，也是《尚书》学史上唯一一部系统考论历代辩论《古文尚书》真伪著述的著作。
《尚书》学史上，人们只知有阎若璩《尚书古文疏证》，而不知有茶山《梅氏书平》，这不能不说是一大遗憾。茶山《梅氏书平》虽然晚出阎若璩《尚书古文疏证》数十年，然却并非阎氏的简单补充或重复。在《梅氏书平》写成二十年后，茶山方知阎氏有此专著。他在《阎氏古文疏证百一抄》中写到：“余在耽津谪中治《尚书》，取毛氏（奇龄）《古文冤词》，辨其谬妄，著《尚书平》九卷，专攻梅赜之伪，今已二十年矣。近见清儒宋鉴所著《尚书考证》所论，若合符契，窃自幸海外僻陋之见得与中华大方之家不谋而同。乃宋氏书中屡引阎氏若璩《古文疏证》中言议多明鬯可悦然。谓宋书后出意当益备。丁亥冬，适海居都尉过余洌上，索余《尚书平》，不敢终閟，既归而寄示之，顾其时谪中绝无书籍，所持唯《史记》、《汉书》、《后汉书》、《晋书》、《隋书》等传志数十卷而己。空弮冒刃，动辄可笑。唯其所秉本是师直为壮，不至为萧山倒戈之锋所摧陷而己。都尉以其兄判书公命寄示阎氏《疏证》一函，去此书辞多可采，而来卷中不被录入似未及游览，今兹津纳以供妙择，盖其意嘉其一得矜其孤陋。今得以扩充善端也。谨阅其收凡一百二十八条，共八卷。其于梅氏伪案爬栉精严，引据浩博，辞无遗蕴，物无遁情，可谓大备。不知宋氏既见此书，何故又事乎《考证》也。意欲删烦以就要耳，余书今废之可矣。何又采之？唯就阎氏书略加订议，以务掩卷之忘，亦以答都尉昆弟之原意云。”[②]
茶山在这里交代了他作《梅氏书平》的缘起，是在人在谪中、资料阓乏的时候。因而二十年后面对早出的阎著，是极尽谦恭与褒扬。他们对梅书的辨伪有着不少一致的看法，甚至不谋而合，但二人由于学术思想、研究方法的差异，他们的结论与观点也不尽相同，两相对照，有些地方后出转精，亦不为虚语。倘若阎若璩地下有知，当要为几十年后觅得海外一知音而欣慰。
我们讨论《梅氏书平》不能不提及茶山经学与康雍乾嘉四朝经学的关系。茶山生活的近八十年间，正对应我国的乾嘉两世。茶山经学不能说与康雍乾嘉四朝经学没有关系，但更多的是差异。阎若璩生活在康雍时期，这个时候的学术背景基本上是经学与理学并存，而以经学考据学突出，在对待理学的态度上，阎氏是反对阳明而折中程朱的，这从他的《四书释地》可以看出；而毛西河则是遵信阳明而友程朱的。总体来说，经世致用之学开始消沉，理学则变成朱陆两家之间的门户之见，渐渐失去了以前的活力，可以说是由是明清之际通经致用之学向乾嘉考据学的过渡了。茶山经学则与此明显不同，他所主张的“只要有利于利用厚生的，都要学，都要开发”的泽民精神，强调科学技术的实用化才是创造国利民福的实质性道路，是对明清之际实学思想的继承与发展，和先秦墨家思想有着相通性，甚至更强烈。对待理学的态度上是从朝鲜的现实出发，反对朱熹性理学的，“天理”是性理学的最高课题，是先于人们知觉活动的先验性的某种原理，其世界观认为，人们的道德秩序或社会制度等并不是人为的，而是天理的体现，因而这个世界不能由人来改变。茶山不能接受的正是这种把作为“天理”的体现的社会秩序看成是当然的论断，因而，他否定天子的合理性、要求改革不合理的社会制度的思想，在经学领域里，突出表现了这种摆脱性理学的性格，这在他的《尚书》学研究里也着直接或间接的反映。茶山经学与乾嘉学术也有区别。乾嘉学术以考据学著称，其产生的社会背景，据钱穆分析有三：一是社会安定，二是经世致用思想的消退，三是文字狱的盛行。[③]这与朝鲜时期的社会混乱、实学思潮与改革思想盛行的背景形成鲜明的反差。虽然乾嘉时期也有部分学者关注社会人生，如钱大昕、戴震，但更多的是以考据为主的、与人生思想并无多大关系的经史之学。由经学向史学的转换，更主要的是纠正考据学风之过。因而一到道咸同光时期，社会衰微，连年战争失败，理学地位又开始回升，学术思想最终趋向保守。茶山所处的李朝朝鲜，政治上虽然形成了由保守势力一党独揽政权的局面，然而学术上出现了以茶山为代表的一些进步思想家开始冲破性理学的局限，吸收清朝的实学与西学，发动了围绕近代社会矛盾与危机的多种思想争鸣。茶山《尚书》学便是这些争鸣中的杰出成果。
二、《梅氏书平》的特色与方法论上的超越
1、《梅氏书平》的根本特色
茶山《梅书书平》最大的特色可以归诸一个字：平。正如茶山卷首自述：“凡议讼之法，
贵在平允。汉人所为廷尉，平是也。彼有何冤，讙譟喷薄，我本无事，应之以平，亦以逸待劳之义也。”[④]
这个“平”字实则突出反映了茶山的实学思想在经学研究领域的应用。所谓实学，即“实政”、“实证”、“实用”的带有现实性的活的学问。在茶山眼里，实不仅指实的内容，更重要的是指实的对象，即“牧民”。包括《尚书》学在内，茶山的经学思想是以追求经世泽民这一学问之道和政经平等这一爱民精神为旨归的，其治学的次序也是以圣贤经典对“牧民”的实用程度为基础的。
“对资料的追求与发现，必受有某种观念的诱导；与观念有关的资料，以常视而不见的。尤其是对资料的解释，常要凭藉有关的观念作分析与综合的钥匙,……观念，实际上是由经验的长期积累而成，经验的扩充，不仅有赖于闻见的广博，尤关系于一个人的反省能力与习性。……突破由个人经验而来的观念较易，突破由时代经验而来的观念，亦即是突破笼罩一个时代的观念，便万分困难。”[⑤]
茶山先生要突破的正是当时那样的一个时代观念。一个“平”字既体现了学者治学的根本精神，又突破了《尚书》真伪之辨中那样一个“真则全真，伪则全伪”的时代观念，处处体现出自己鲜明的观点与态度,即合于先圣先王之古道。
这样一种平实学风，更体现在茶山《梅氏书平》中只就事论事，而不旁生枝节，不上纲上线，曲意攀援。其中对蔡沈《书集传》的考论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蔡沈是朱熹的正统弟子，受朱熹指导完成《书集传》。他将朱熹关于公与私之辨、人欲与天理之分等主张发挥到顶点，而尤其是将《尚书》中《大禹谟》关于“人心道心”的文字奉为“十六字心传”，运用“人心道心”作为《尚书》所有篇章之统一解释的基础。这十六字就是：
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
蔡氏在《书集传》序中写道：
二帝三王之治本于道，二帝三王之道本于心，得其心，则道与治固可得而言矣。何者？精一执中，尧舜禹相授之心法也。[⑥]
这样一些观点成为正统见解的主要支柱，奉为朝廷官学主张，但后来相继得到清儒的反驳。特别是阎若璩、惠栋、孙星衍等人完成对伪《古文尚书》的抨击后，汉学对正统古文经的威胁己延及国家高等考试科举考试。
茶山本是朱熹性理学的坚决反对者，但他在对《书集传》的考论中，却一字未提朱熹或者蔡氏的“人心道心”说，在这不短的十节辨析中，只进一步考析了《尚书》源流。按理说，朱熹学说的根柢正在这“十六字心传”，茶山完全可以就此展开对朱熹性理学的严厉批判。这符合一般学术研究的成规，也更容易驳倒对方。正如庄存与所担心的，若成定论己久的《大禹谟》遭驳斥，则“人心道心”之基本学说及皋陶（舜之宰相）之法令亦将被颠覆。茶山没有这样做，相反他对朱熹的眼力和识见表示出特别的赏赞。从中可以见出，茶山《尚书》学的气度与平实风范，令人不由得肃然起敬。
2、《梅氏书平》方法论上的超越
如果说阎若璩《尚书古文疏证》尚有“旁搜曲引，吹毛索瘢，锻炼成狱”[⑦]之类为时人与后人所诟病的成分在，那么茶山《梅氏书平》则跳出了疑古派的思维模式，植根于他深厚的考据学养，具有鲜明的时代精神。茶山的治学精神重在“修己治人”，“君子之学，修身为半，其半牧民也。”[⑧] “六经四书以之修己，一表、二书以之为天下国家，所以备本末也。”[⑨]他为了修己，在经典研究方面倾注了大量心血，从经典研究中，引出了他的儒学思想。他一方面采取实证的、考据的经典解释态度，一方面热切希望把先秦古经世界以新的面貌展现在自己所处的时代。[⑩]因而，茶山著述中引述最多的是清初经世实学思想家，其中受影响最大的要属顾炎武了。
顾炎武是清初考据学的开山人物，茶山深受“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之实学学风之影响；一方面，在茶山的经学思想中明显可以看出是反对朱子性理学的，朝鲜的实学思想作为李朝中世纪社会末期自身内部的产物，并非中国实学思想的直接产物，本身就是在批判性理学之后产生的学问。茶山明确反对把理当作天，这与朱熹有着明显的距离；但另一方面，茶山的实学思想与经学思想又是不可分割的，茶山虽是生长在性理学的土壤上，对朱子的学说却有着自己的识见，然而，茶山并不因人废言，《梅氏书平》就是“取朱子所以起疑之端平心订议”[11]而成
朱子所疑者，东晋梅赜所献孔安国书。故茶山名其曰《梅氏书平》。意则专攻其伪书，但在研究方法上，是远溯源流，近订义理。从孔安国《大序》、孔颖达《正义》到蔡沈《集传》；从毛奇龄《冤词》；一一考订，屡创新义。与阎若璩《尚书古文疏证》是有区别的。
阎若璩在论证《古文尚书》时提出了他所使用的“由根柢而之枝节”的方法论，这一方法论，据阎若璩自己所言就是先确立真的孔壁古文是存在的，而这真孔壁古文传注由孔安国，马融，郑玄递次而传下来，所以只要以这三家对古文《尚书》的注解或记载为主，就可以将一部真的古文《尚书》给复原出来，再用由这三家所复原出来的古文《尚书》比对梅赜的二十五篇古文《尚书》，若二十五篇古文有不合，即知其来源有问题，也就可以证明其伪。这可以说是阎若璩论证古文《尚书》时所采用的主要方法，而在论证的过程中有些证据是可以透过字句的比对而找出窜改痕迹的，有一些证据却仅能诉诸经验或认知。[12]
这种“由根柢而之枝节”的方法论，固然很严密，但往往容易陷入一种先入为主的观念误区。阎氏首先要证明的是“真的孔壁古文”这个根柢的真实性，他认为这个由孔安国、马融、郑玄依次传下来的注本就是真孔壁古文。试图以此恢复真古文《尚书》的原貌，想法是好的，但真古文《尚书》自宋以后不复见，谁能证明阎若璩复原的就是真的呢？请看阎若璩的复原法：
“安国古文之学其传有四，一传於都尉朝，朝传庸谭，谭传胡常，常传徐敖，敖传王璜，涂恽，恽传桑钦，王莽时立於学官，璜、恽皆显贵。恽又传贾徽，徽传子逵，逵数为肃宗言古文《尚书》，诏选高材生，从逵学，由是古文遂行。一传于儿宽。一传於其家孔僖。传所谓自安国以下，世传古文《尚书》是也。一传于司马迁，迁书所载多古文说是也，东汉杜林於西州得漆书古文《尚书》一卷，常宝爱之，後归京师，出示卫宏。……林同郡贾逵为之作训，马融作传，康成注解，古文之说大备。”[13]
茶山的研究方法是一意针对梅赜古文以攻其伪，相对阎若璩而言，采取的方法要灵活一点，远溯源流，近订义理，不预设一个前提，也不似《疏证》条分枝节。因而茶山得出的结论也明显不同。他不认为真的孔壁古文就是孔安国、马融、郑玄等人传下来的注本。相反他重点考论了孔安国、马融、郑玄等的不合理。
既然谁也没见过真的孔壁古文尚书，与其费力去论证一个真的在，不如直接弄清梅氏古文其伪何来。茶山就是围绕着梅氏古文这个文本，以这个作为根柢，从梅氏古文所由来入手，考证其伪。
在《总叙》中，茶山一一考论了古今《尚书》之学的三个本子由来兴废。其一伏生所传，乃今文二十九篇，中有书序一篇；其二传言为孔安国所献古文《尚书》，史载古文《尚书》出孔子壁中，是武帝末鲁共王坏孔子宅，欲以广其宫而得之。茶山指出，参考五宗世家，则武帝之末鲁共王卒己久矣。三是梅赜所献孔传古文《尚书》。通过悉心考论，明确了在今古《尚书》之学的兴废过程中，孔安国是一个关键人物。认为梅书为伪者如阎氏《疏证》有一条就是质疑孔安国“二次献书”说。认为梅书为真者则认为“二次献书”是成立的，因为立学官即“五经博士”的前提条件之一便是要有“师说”。关于这一点，茶山指出：“十六篇者《汩作》《九共》等增多于伏本者也，文字遼绝，无可梯接，所以无师说也。《尚书》十六篇之绝无师说，如《仪礼》三十九篇绝无师说，欲辨今古文之源委者，宜与《仪礼》比对也。”[14]茶山精于“三礼”之学，每每以“三礼”来考论《尚书》史实真伪。他进而指出：“十六篇者，安国当时亦不能读，若其平易可读如今《说命》《太誓》，则安国必能尽读，司马迁亦必载之于《史记》矣。”[15]故无师说。所以“有无师说”不成为真伪的关键依据。又考杜林传古文《尚书》即漆书，指出，杜林古文为孔安国的嫡统，杜林漆书才是孔壁真本。没有孔安国就没有古文《尚书》学。孔安国本出于伏生，在伪古文《尚书》之形成中起着重要作用。
“安国既得壁书，又取伪《太誓》时行者以古文写之附入其中，故班固并录如此，晋李顒《尚书集注》于伪《太誓》每引孔安国之说，以此观之，伪《太誓》之附入古经，本安国所为，而司马迁亦信而录之于《周本纪》也。”[16]
可知，孔安国所献之本不是原本古文《尚书》，而添加了伪作在内。阎若璩所指的“古文之说大备”应是杜林古文《尚书》，经卫宏训旨、贾逵书训、马融书传、集大成于郑玄。“郑玄之本句引伪《太誓》而作部，梅赜之本蒐采真《太誓》而成编。遂使一伪废众真，小善掩大恶。而碔璞既幻雄雌误决，此《尚书》兴废之大端也。[17]”故阎若璩所谓贾、马、郑、王（肃）所注的古文《尚书》也是在杜林本的基础上加入了伪的成分，不能算是孔壁真本。
为进一步分辨《尚书》真伪，茶山还详细比对辨析了伏生今文《尚书》篇目、《史记》所载《尚书》篇目、郑玄所注古文《尚书》篇目。茶山的这一结论是结过了反复考论而得来的，正是其方法的科学合理，才有这样令人信服的结论，揭开了千年来聚讼不息的《尚书》迷案。
明了这一大端，茶山据本疏源，先从《大序》，次及乎《正义》《集传》。有本有节，将梅书所伪处以及如何伪一一道明，构建起《梅氏书平》的主干。仅从这个意义上讲，茶山的《梅氏书平》对前人《尚书》学研究是有所超越的。
三、《梅氏书平》考证思路的创新
如前所述，茶山对阎若璩《尚书古文疏证》十分推崇，但在具体的考证路径上，也有所突破。下面试举几例：
《疏证》：从篇数上考证。认为《汉书•艺文志》说鲁共王坏孔子宅得古文《尚书》，孔安国考定多16篇，《楚元王传》所记也说逸书为16篇，关于古文《尚书》见于西汉者都是如此。而梅赜所得却增多25篇，篇数不合。
《书平》：计篇而为三十一者，孔壁之真本加之以《书序》一篇、伪《太誓》一篇，则三十三篇也，加之以增多二十四篇则五十七篇也。计篇而为三十四者，郑氏之新本，序在额外，而伪《太誓》三篇也，加之以增多二十四篇则五十八篇也。若伏生之本二十九篇，本无分出，何又计卷？孔祭酒非不知也。计将以郑注《尚书》，醫然归之于伏氏之学，故诬之如是岂不惜哉？[18]
阎若璩从篇数上考证，得出一个简单的不等式：16≠25。茶山从篇数上考证，得出孔颖达之伪。梅书则极力想与孔祭酒吻合，《正义》尚伪，况梅书乎？
《疏证》：从篇名上考证。汉代所得古文《尚书》篇名，信郑康成所说，为《舜典》、《汩作》、《九共》、《大禹谟》、《益稷》、《五子之歌》、《嗣征》、《典宝》、《汤诰》、《感有一德》、《伊训》、《肆命》、《原命》、《武成》、《旅獒》、《冏命》凡16篇,而晚出之书无《汩作》、《九共》、《典宝》等,篇名不合。
《书平》：《书》有《弃稷》本无《益稷》，虽弃名稷官不宜连称，《弃稷》之解明在《周语》，何谓弃名？……《弃稷》本作于太康之时，与《五子之歌》相连为篇，不可改也。
梅书屡合郑注，茶山每驳郑注，以证梅书之伪。
《疏证》：从文字用法、典制上、史实内容和撰书义例上考证。如：“古文传自孔氏,后惟郑康成所注者得其真。今文传自伏生,后惟蔡邕石经所勒者得其正。今晚出书：昧谷，郑作柳谷，心、肾、肠,郑作忧、肾、阳。”[19]
《书平》：郑（康成）云：阳伯犹言春伯，春官秩宗也……是时契为司徒，掌地官矣，又举禹掌天官矣。按撰传者本凭空白撰，为不可知之词。郑虽辛苦，注解宁得晓然？禹之百揆在尧崩之后。郑谓是年禹为天官，何据矣？又与传文何涉？郑云仪当为羲仲之后也。[20]
此为茶山论郑注《书大传》中一段，梅书总想合郑注，阎若璩总信郑注，而茶山偏屡诘郑注。一以原典圣贤为真。仅仅一篇《书大传》郑注，茶山即指出郑注差误有十余条之多。郑所注者何得为真？
和阎若璩专以文字、典制、史实内容、撰书义例上分条考证，显示出对考证方法的突出所不同的是，茶山则没有刻意突出这些方法，而是运用这样一些相同或相似的方法，巧妙地融合在对某一本书或某一条史实的考证上。换句话说，阎若璩是以方法论为纲，以考证对象为目；而茶山则是以考证对象为纲，综合运用多种方法。阎氏多以推论代替直接材料。茶山则更多的侧重从古籍源流和古书义理上进行考证。
《疏证》：在解释两汉既有十六篇的真《古文尚书》，为何又会出现一部二十五篇的伪本时，即采用推断法，亦即“虚会法”。他的著名结论“《古文尚书》十六篇之亡，实亡于永嘉”就是这样得来的，基于这样一个假设：“秘府果存其书，虽世有假讬伪撰之徒，出秘书以校之，其伪立见，……若元帝时秘书犹有存者，则梅赜所上之《传》，何难立穷其伪哉？”[21]因此阎氏必在梅赜上书之前，寻找真古文遗失的时间。提出的根据是《隋志》。
据《隋志》云：“及永嘉之乱，欧阳、大、小夏侯《尚书》并亡。”所谓并亡，是指三家，还是包括《古文尚书》经文在内？又如何断定晋世秘府所存的《古文尚书》包括十六篇？针对这些疑问，阎氏是不好解释的。因为他提出的材料都不是直接的证据。
《书平》：茶山认为“亡于永嘉者，伏氏今文之学”，“孔氏十六篇或亡于此时，亦无明文，不可质言”[22]。同样是据《隋志》。《隋志》谓孔壁古文之原经真本，晋世犹存于内府，今遂失传也，此物自班固《艺文志》纪载谨严，籍历详明。班固之时，此物尚无传注而只厥经文，如天球弘壁不可遗失。撰《隋志》者不得不记其存亡。孰谓布在人间之孔本尚书、马郑传注三十四篇今无有传者乎？《隋志》又云：梁陈所讲有孔郑二家，齐代唯传郑义，至隋代孔郑并行，而郑氏甚微。何云都亡于永嘉乎？郑注《尚书》至唐犹存，故孔颖达录其篇数，列其第次，采其诂训，昭其同异，何谓秘书已亡，无由比较耶？岂秘书可校而人间布满之书，不可考校其篇数第次，明其有同异耶？孔颖达手执郑梅二本，详核无漏，而犹然取梅而弃郑，阎氏又何恨矣？王肃亲见郑注，目为未善，自又撰注，何云郑氏微灭？王肃亦不见古文乎？王肃所未见者，梅氏之二十五篇，孰谓孔本三十三篇，王肃不见耶？阎氏所重构的真古文历史岂不虚哉？
将历代所传《尚书》及其注本一一筛过，去伪存真，驳诘建新。这正是茶山穷溯源流，遍察史实，于考证思路上的创新。另一方面，与之并行的是穷于义理的考证，他既肯定并承续了前人的研究成果，同时也有所超越与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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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M］.尚书古文疏证条.中华书局.影印本.1965.
[②] 丁若镛.与犹堂全书第二集第三十二卷［M］金诚镇编.郑寅普.安在鸿校. ［韩］景仁文化社出版.1975.页330－331.
[③] 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M］ 商务印书馆.1997.页5-9.
[④]丁若镛.与犹堂全书第二集卷二十九［M］.金诚镇编.郑寅普.安在鸿校. ［韩］景仁文化社出版.1975.页5。
[⑤] 徐复观.两汉思想史第一卷［M］.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页192－203.
[⑥] ［宋］蔡沈.书集传. 序.［M］.台北.世界书局.1969.页1－2.
[⑦] ［清］毛奇龄.古文尚书冤词［M］.四库全书本.
[⑧] 丁若鏞.牧民心书.与犹堂全书［M］ 金诚镇编.郑寅普.安在鸿校.［韩］景仁文化社出版.1975.
[⑨] 丁若鏞.自撰墓志铭.与犹堂全书第1集［M］ 金诚镇编.郑寅普.安在鸿校 ［韩］景仁文化社出版.1975.
[⑩] ［韩］李钟虎.以星湖学派为中心的韩国实学思想与退溪学［J］.东岳论丛1998（6）.P81－85.
[11] 丁若镛.与犹堂全书第二集卷二十九［M］.金诚镇编.郑寅普.安在鸿校. ［韩］景仁文化社出版.1975.页11.
[12] 魏慈德. 阎若璩及其《尚书古文疏证》的研究方法论［J］.东吴中文学报.1999（5）.P1－25.
[13] ［清］阎若璩.尚书古文疏证.［M］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页44－45.
[14] 丁若镛.与犹堂全书第二集卷二十九［M］.金诚镇编.郑寅普.安在鸿校. ［韩］景仁文化社出版.1975页14.
[15] 丁若镛.与犹堂全书第二集卷二十九［M］.金诚镇编.郑寅普.安在鸿校. ［韩］景仁文化社出版.1975.页26.
[16] 同上，页27－28.
[17] 同上，页46.
[18] 同上，页37.
[19] ［清］阎若璩.尚书古文疏证.［M］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页194.
[20] 丁若镛.与犹堂全书第二集第三十二卷［M］金诚镇编.郑寅普.安在鸿校. ［韩］景仁文化社出版.1975. 页322.
[21] ［清］阎若璩.尚书古文疏证.［M］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页4.
[22] 丁若镛.与犹堂全书第二集第三十二卷［M］ 金诚镇编.郑寅普.安在鸿校. ［韩］景仁文化社出版.1975.页3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