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记忆与表达主体面对的今昔知觉现象场变化（此实为“此一时非彼一时”的根本原因），为多种心理－话语修辞策略开启了广阔的意义变化－转换空间。
身体在场与缺席
与前一机制密切相关，但特别从身体性与知觉现象场的角度看，意义建构主体（这里指忆旧及其表达主体）的身体在场与缺席，意味着完全不同的情感体验－意义建构场、由此带来不同的意义建构效果[1]。对于苦难记忆及其表达而言，当初的身体今天不再，今天的身体当初缺席[2]。苦难记忆心理与表达修辞策略由此获得高度可操作、可变换的情感体验－意义建构空间。
有关身体性、知觉现象与意义生成三者内在关联的学理思考，对这一机制的理解至为关键。
自我与他者今昔变换
在苦难记忆及其表达的情感－意义建构时空中，过去“心－身－情境”整合与激情互动[3]而遭受苦难的“自我”，成为今日忆旧视野中孤立、平静而抽象的“他者”；今日真切而（以“胜利者”姿态[4]）幸存、身体在场的“自我”，亦为当初可能前瞻性想见的“未来”孤立而抽象的“他者”。由此带来的情感－意义空间的拓扑变换性，为苦难记忆修辞策略提供了富裕的施展余地。
这里尤为需要强调的是，自我与他者今昔变换所涉及的，绝非不同肉身的空间处所换位，而是不同“心－身－情境整合”及其相应知觉现象－意义建构场在不同社会－文化元语境之间的格式塔变换，其间的心理－话语修辞意义建构空间可谓无限巨大。
由“今昔感知觉现象场变化”、“今昔身体在场与缺席”，以及“自我与他者今昔变换”等展现的今－昔不同，都决定性地表明了，几乎是在绝对的意义上，只能是“今非昔比” 。而忆旧或任何长时段记忆的本质，恰恰就在于今－昔的关联，此间存在的巨大而多重的意义时－空的混成和高度的流变性与转换性[5]，为心理与话语修辞的意义建构提供了不可限量的各种意义上的可能性、形式类型和效果目标。
历史－社会进步意象
近代以来，人类依其精心建构和维护的历史－社会进步意象，在社会－文化意义层面上对历史时间所进行的理性切分，以及由此展开的历史－叙事哲学，为当代盛行的历史时间知觉、历史时间的空间隐喻转换及其存在论叙事等所依凭。继之而形成的有关社会与文化的时间-叙事元理论框架和合法性依据，为忆旧的诸多意义维度带来决定性的建构原则，其中包括集体苦难记忆修辞进行线性（历史与叙事）意义建构所依凭的语义－价值学支持和底线预设。
具体而言，诸多进步观（或与之结构对位的退步观）指导下的历史－叙事的时代切分和意象，如“黑暗时代”、“启蒙（“给与光亮的”）时代”、“新、旧时代”、“新、旧中国”“解放前、后”、“公元前（倒计数）与公元后（顺计数）”、“三代以上”与“××以降”、“江河日下”等等，均预先通过现实时间向意义时－空的符意转换，为各种集体苦难记忆的心理－话语修辞的“意义－情感－价值” 建构空间和建构性叙事时间，提供了基本而不容置疑的区隔及其合法性标准。
现世希望哲学
人类普遍（故常为非宗教取向）的顽强的生存渴望和生存意志，规定了现世希望哲学的必要性，而不必追问其本体论（或神学）基础。因此，根据相应的生存意义哲学，对于任何一个幸存者（而不计谁幸存下来、谁未幸存下来和怎样幸存下来这一伦理维度）来说，现世希望哲学总是能够相当程度上抵消（如通过遗忘、忽视、否定等）苦难时代对个人和集体产生的创痛和其它苦难后果。其根本原理，是该哲学所暗示的“过去－现在－未来”的叙事的、结构的、继而本体的同一性[6]。
这一强大的生存论需要和相应展现的充满希望的未来图景，为以缓解表意紧张、亦常常以心理－象征地缓解苦难效应为目的的苦难记忆心理－话语修辞策略，尤其是“此身犹在”、“指向未来的合理化整饰”等策略，提供了“坚实”的意义建构基础与合法性。
四 苦难记忆的心理-话语修辞策略
塞翁失马与“祸福”辩证法
“塞翁失马”为最常见的修辞策略。依凭人事所不能逆料的、不同概率的可能性，为常常是习得性无助（learned-helpless）的当事者与后来的忆旧者（从逻辑上言，后者必定是习得性无助者），赢得一种总是（概率地）可能的胜利者姿态。而且，常常又在进一步或同时的修辞性忆旧叙事中，建构性地、不可证伪地“证明”这种胜利者姿态的“实际赢得”状态。
从“塞翁失马”被动的概率可能逻辑，很容易进入能动的“祸福”辩证法策略。再进一步，被动适应成功，常可符意转换为积极而正面的个人成就之路。如沈从文文革期间降为故宫讲解员而成就其服饰研究之佳话[7]。
如结合“成长必需的历程”策略，可转换成感恩修辞。
此身犹在
“其它都不多说了，最重要的是这条命还在。”或“此身尚在，已足矣！”
作为一种修辞策略，这种对物性身体尚存这一 “胜利”的无奈或犬儒姿态的庆幸（列宾油画《伏尔加纤夫》：“感谢上帝，我们还活着！”），可以缓解苦难记忆与表达性叙事固有的表意紧张，并有可能由此入整合的生存意义域：“至少我们走过来了”，同时意味着“其它一切都没什么大不了的！”
此策略还暗含一种亦不可证伪的逻辑可能性：“本来还可能更遭！”（It could be worse !）进一步，则“此乃不幸中的万幸！”：已俨然为一大幸或一种真正的胜利了。
因此，“此身犹在”，还可能作为一种生存胜利的证明依据和推理依据，依时间叙事同一哲学而使苦难记忆与叙事转换为指向未来的合理化整饰（在此作为一种修辞意义发生机制，以维护历史－社会进步意象）、以犬儒姿态步入关于苦难的现世希望哲学修辞建构（见后文）。修辞情感－意义建构威力之巨大，由此可见一斑。
这一心理与话语修辞策略，在中国，具有深厚的传统文化（农业的、老庄、略带犬儒的）及其历史－文化语用哲学作为其基础。但这种生存状态的追求与满足，固不可谓高境界，而至少其所涉及的苦难记忆－表达者与他人的伦理问题，已至为严重：对于那些因苦难未能走过来、其身已殁者，天道何言？
博大胸怀与高远视野
作为一种修辞策略，二者均强调博大与超越，但具体展开又有不同：
A “青山依旧”与个体之渺小： 那样的（苦难的？）时刻终归逝去，留下的印迹“无非渔樵佳话”。由此展开的历史知觉现象场和意象：渺小且不必无奈亦不必悲伤（流行歌词：“这点痛算什么！”）的个体，微不足道、甚至而可笑地面对（而常常不必面对）宏伟而博大、永恒的“依旧青山”。
这是“客观唯心”式的（不必说成自然神论的）博大与高远。 问题在于：文化社会历程及其中人类主体必须面对的伦理主题（代表、责任、未来启示），并非依旧青山，且不能哪怕象征性地被其代表；这里的伦理主题，与那依旧的青山，是绝对“不可同日而语” 的；
B 个人的伟大境界：此为“主观唯心”式的。这里的个人为象征地宏大或“大言”化的记忆主体或事件当事者。此修辞策略的典型气势与意象有似“砍头只似风吹帽！”或“二十年后又是一条好汉！”。过去的一切已过去，算不了什么。
逻辑上，这种个人伟大的唯一证明和成因，只是此人挺过来了，而且有了言说的权利，以言行事[8]，说自己伟大（故似同语反复）；依此逻辑，在伦理上言，对于那些没有挺过来的（故亦有与“此身犹在”策略相同的伦理问题）或未获发言机会的，便无任何成为伟大的可能性；
最后，象征地宏大或“大言”化的主体或事件当事者，并非完全真实的身体性存在主体，故这里的又一系列伦理问题：言说者自我的真诚问题；言说者伟大的象征性个人或自我，不能代表真实而无发言权的身体性存在主体[9]。
事件外归因
苦难记忆及其表达所常用的事件外归因，有归因于运气、偶然因素、神秘力量等。而其修辞语义学复杂又涉及伦理的，是同样常见的主体内部归因，即不问苦难事件的成因及其严肃的社会文化意义关联与影响，而是强调事件的个人化结果，进而将后者的产生归因于反应性主体[10]内部（可控或不可控）：若因苦难而欲（而非被迫）寻绝路，是“都怪我死心眼”（今天则可能强调个人的“心理不正常”）。
涉及更为重大伦理问题的，是与上述内部归因不同，强调积极的个人化心理主体变量，以心理－象征地缓解苦难效果的主体内部归因，如诉诸坚强性格、“开朗豁达”等。这一修辞策略面临的严肃的伦理问题：这种归因同时意味着他人若遭受了较大的苦难，原因亦在于他们自身（因此：“活该！”）；抑或幸灾乐祸：“你看，我和他们不一样，我就没有这样惨。”
个人成长必需的历程与感恩修辞
将苦难言说成个人成长必需的历程，似西式的成长小说然。此策略与“元话语语境的时代－文化错位”不同，不仅默认苦难时代对个体性主体的负面影响，还“辩证地” 视其为个人成长所必需，实有主动合谋之效果。
若进一步强调“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强调苦难历程为个人成长所必需，即转换至感恩修辞。这是一种以过程哲学为基础的修辞策略。既然苦难过程为个人成长所必需，个人成就的动机、目标与绩效当居其次，首先要感恩于苦难历程本身，亦即苦难被否定，苦难时代变成被（被谁？）恩赐的光荣历程。从伦理角度言，这是一种极不真诚不道德的符意学转换。
归位文化特异性合法的人生图式
每一种文化均有其文化特异性（cultural-emic）合法的人生图式[11]。作为苦难记忆和表达的修辞策略，“归位相应文化特异性人生图式”，即是将人性普遍的苦难主题，转移至有利于削减其苦难性的文化特异性语境，进行不同的意义建构和解释，修辞性地在心理感受层面降低苦难程度，甚至否定苦难的存在，甚或将其反向转化成正面意义的历史文化现象（再甚而至由此进入感恩修辞）。
如在意识形态－伦理意义上“家－国”同构的文化（如传统中国、一定程度上的罗马文化）中，人民遭受的苦难，乃“子民与子女”遭受的不幸，且常常只是因为“父母对其子女的误解或冤枉”，因此“子女应该谅解”，更不应该“记仇”。这里，“家－国”的结构－象征语义关联、非隐喻的父母与子女间“合法的”伦常关系与情感－行为互动规范，在很大程度上言，都是文化特异性的。
此策略的意义效果，实为苦难的记忆和表达者所认同的特定文化，以苦难的记忆和表达者为代言人而进行的自我辩解，或苦难记忆和表达者单独，或与其所认同的特定文化一道（二者在效果上实难区分），以特异性文化为借口，搪塞与苦难相关的普遍的人性－伦理问题[12]，亦即可能成为个人与特定文化意识形态的合谋。
社会本体论存在诉求
“当时就那样。”或“此事历史上常有或亦有发生”。后一策略，如劝人多读历史之书，因从中“可知文革之乱，历史上多有之”[13]。
淡化、模糊苦难感受、将彼苦难时刻认定为 —或认同于另外高一本体层次的— 人力不及、或人所不能知的社会本体论存在，且设定如此存在的“都是合理的”，而不必追问其社会本体论预设或“彼－此”社会本体划分的合法性基础。这固然有黑格尔总体国家哲学的宏伟气势，亦不乏东方式忍耐哲学的气度，但（非自然原因）苦难的集体记忆和表达所涉及的人性普遍的伦理问题，非但没有消失，反而变得更加严重。
本策略可有主动认同与消极排遣（以为知觉自卫）之别，用以否定苦难的存在则同。
此策略的另一预设（实一问题逻辑）：苦难只是一时代偶发的外在（种的而不是属的）特性而已（故无本体论上的重要性）。
本策略的明显问题：苦难是否存在过？因为依此逻辑，要么，彼时整个的都是苦难（佛学即作如是观，但在这里是违反本来的社会本体论存在预设的），或者，所谓苦难实非苦难（如只是某一时代偶发的外在特性）。
解释性语义场和语境转换
任何特定意义的确定，取决于特定的解释性语义场和语境、及其相应的语用规则，亦即不同的解释性语义场和语境及其相应的语用规则，决定不同的意义生成和解释，而这正是“解释性语义场和语境转换”修辞策略的运作机制。
这一策略为符意转换意义生成机制典型的策略展开，故具有多种运作形式。举例如：
A 个人与集体（直至民族与国家等）意义层面转换：将苦难相关的负面主题的解释性语境，由个人向集体语域转换、或由集体向个人语域转换，形成不同的修辞性元语义关联，带来完全不同的解释性意义建构。
若加上同一层面不同语域的修辞性选择，便得到最常见的转换策略：以个人追怀已逝青春时光的一己性情感－意义语境，去陪衬、代替或修饰（这里已足以展开三种不同的修辞策略）集体苦难记忆与表述的非个人语境。前一语境在个人生存－意义形构中的甜蜜、温馨和无条件地值得永生怀念，（一定程度上）是超越甚至任何不幸的生存境况的，但并不与苦难主题必然关联。
追怀已逝青春时光的一己性情感－意义语境和集体苦难记忆与表述的非个人语境，在构成与叙事时间上重叠，意义建构亦不免有所关涉，但本质截然不同，必须在情感－意义空间中分隔开。这种分隔亦是为集体苦难记忆相关道义责任所要求的。但这一修辞策略，恰恰将这两种语境不负责人地交叠起来。
亦即：“现在回想起来，当时的不幸和痛苦，也不是那么深重和无法承受了。那毕竟是我们充满青春激情、纯真而又浪漫的年代啊。虽然苦涩，毕竟还是甜蜜的。青春时代人生只有一次，岂可不令人怀念。”不必论及个人心理健康的需要（阿Q精神总的来说是符合个人心理健康需要的），亦不必展开有关受虐欲的“心理病理学”讨论，就集体苦难记忆的伦理责任来看，这一较为典型的忆旧表白及其代表的苦难记忆修辞效果，是不道德的。不要忘记阿多诺重比千钧的字句：“奥斯威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
B 元话语语境的时代－文化错位：决定特定意义建构的特定解释性语义场和语境，即是特定时代－文化提供的特定元话语语境。对不同时代－文化元话语语境进行修辞性错位，亦带来完全不同的意义建构（误读？）效果。此策略可行使认知防卫等功能。
依此策略，可将特定苦难时代个人历尽苦难幸而“挺过来”的人生过程，脱离当时特定社会－文化－历史语境，转换至人类普遍确认的人性“普遍”、故而“正常” 的社会－文化语境，苦难被重新解释，可至 “苦难实非苦难”效果。
在大陆，知青当年的上山下乡，若移至所谓“人性普遍” 的“个人成长－离开父母独立生活”与“走向田园，亲近自然。” 解释－叙事文化语境，这不仅是不得要领，在伦理上言，首先是对不起几乎整整一代中国人。若顺势将其叙述为因坎坷故而伟大的个人成长奋斗历程，而且“其作品整整影响了几代中国人”云云[14]，则进入“个人成长必需的历程与感恩修辞” 策略，无论其诚伪，其伦理问题更为严重（见上文）。
指向未来的合理化整饰
这种策略以历史－社会进步意象为意义建构机制，将 “过去的过去”[15]、“过去／过去我”、“现在／今我”与“未来／未来自我”关联起来，依同一性哲学，不计个体层面上的存在伦理意义或以之为牺牲，进行面向特定社会乃自人类未来的叙事意义建构，使苦难记忆与叙事表达被转换为指向未来的合理化整饰，苦难时代的苦难被修辞性地降低，相关联的表意焦虑得到缓解。
或者，如前已论及，此身犹在，或今我“居然”存在，这种多少具有某种胜利者姿态（而不论他人如何）的存在这一事实，即可修辞性地进一步作为合法人生历程及其生存意义的解释性证据和推理依据，继而展开上述指向特定社会乃自人类未来的合理化整饰的修辞建构。
可知，个人牺牲原则和 “进步”、“解放”等宏大话语为这一策略的最终意识形态指令和意义－伦理的合法性依据。
策略的具体展开：以作为记忆与叙事表达者的今我的明确无误的当下本体存在为知觉现象参照点，联系过去（包括过去的过去），面向未来，将忆旧的个体主体性的回溯目光，转换为指向社会或人类未来的希望哲学视野。由此，“那时固然很苦，但比起××年前，要好得多了。”、“每一代人都少不了自己的苦难，大家不是都走过来了（实际上并非都走过来了），而且总的来说时代越来越开明和民主，未来会更好。”
“未来会更好”，这其实就是当初命名Great War时人类怀抱的信仰，后来的历史教导人们，这只是“第一次”世界大战而已。当今的“后现代”反思，就以揭露这种宏大话语（作为现代性的特征）的修辞本性为其使命之一。
心理－文化的意象诗学
记忆主体身处其中的“象征”生活界（仿拉康）有取之不竭的“意－象－言”心理－文化意象诗学资源，记忆主体利用这一资源，可以展开不同的意象诗学，（有意无意）从事其“立诚”所需或缓解表意紧张所需的苦难记忆与表达的修辞建构。具体策略甚多，这里只略举一、二。
有意、甚至刻意的象征－隐喻表达及其修辞性的诗学展开，为一种主要出于心理防卫的策略，其性质在意识层面上主要为知觉防卫，在潜意识层面则主要为佛洛伊德意义上的（心理病理学的？）心理防卫机制。
具体如 “咀嚼苦涩”意象[16]。此意象个人而亲切、抒情，值得回味甚至可以“良药苦口”，与个人成长必需的历程策略配合，相关苦难即可获得较为正面的赋值。
再有“消退”意象。苦难及其留下的创痛随时间流逝自然会过去。此意象隐含丰富的建构意义：自然流逝，不仅总会逝去，而且不必人为干涉，甚至不必“感慨系之矣”；苦难及其留下的创痛会自然逝去，光明的未来亦将自然地来到，“ 光明就在前头”。一切都自然而然，故而轻松随意、故而超越而老庄境界，故而“苦难当时不足忧，事后早该放下。”
小结: 苦难记忆修辞的伦理维度与文化批评
语无伦次的我们的“后现代”当代，固然是一个善于健忘的时代[17]。但是，我们共同的苦难，却是不应该忘却的。
而集体苦难记忆无涉怀古之幽情[18]。亦非止于对个体生命历程的怀旧而已。
有幸终于走过来的我们（并非只是抽象的自我），或与我们有如此生息相关的他们（并非只是抽象的他者），怎样面对 —直视、反思、真诚言说、伦理交代— 那过去（非自然原因）的苦难及其留下的创痛？怎样由此面对和展开前面的路？在有幸失而复得的内心宁静之际，怎样面对那没有走过来的、或苦难之后未能再站起来的他们或作为我们一部分的他们？这一切，对我们的后来者，乃至对整个人类，都意味着什么？在这些追问与努力求解的过程中，我们作为当事者和今天的幸存者的责任和使命，又应该是什么？
这些问题 — 亦即记忆－表达者的真诚与勇气、当事者与他人的伦理关联、记忆－表达者者作为代言人的代表性及其道义合法性，尤其是对其他不幸者或不现有话语权力者的道义责任等— 可能才是集体苦难记忆及其表达的“学问”所在。
苦难记忆固然不是关于播种仇恨的，亦不仅仅是关于宽容的（苦难承受者往往并未被赋予宽容的权利），而首先是关切更普遍的人性生存及其伦理构成维度的。苦难记忆研究，在任何具体的学理进路展开其理性研究的同时，必须补充以真诚的评价和批评视角，观照集体苦难记忆及其表达固有的人性生存及其伦理构成维度。由此，对于苦难记忆研究，有了引入文化批评视角的必要性。
进入苦难记忆的修辞主题域，这一批评视角又有了新的的必要性。任何修辞的意义建构效果，总有诚与伪这一重要的真理（truth）与伦理学维度[19]。而修辞为理性思维和言语表达所固有，与语言层面的情形一样，不存在没有任何修辞手法的“纯记”忆及其表达[20]；这同时也意味着，任何一种甚至刻意而不足够“诚”的修辞意义建构，都可能、或应该有其合理甚至必要的方面：修辞诚伪问题因此变得敏感、普遍而重要。苦难记忆的心理－话语修辞策略，也因而更为直接和全方位的关切到苦难记忆的诚伪－伦理学维度，这也意味着，就（静态的）语义学和主题学而言，文化批评视野对于苦难记忆心理与话语修辞的学理研究具有特殊的重要性。
但在苦难的集体记忆和表达中，修辞效果与生存论－伦理维度的密切关联，又不仅仅是静态语义学和主题学的。一定社会－文化元语境下集体苦难记忆及其表达所面对的特有的表意紧张，使得记忆－表达主体有意无意[21]、主动被动[22]、多方位多角度诉诸各种心理与话语修辞手法，通过对意义建构的修辞性操作和影响，竭力在（个体和集体）心理层面上避免或缓解这种表意紧张，而无暇顾及表意的诚伪问题及其伦理维度 —实际上，这种避免或缓解表意紧张的努力，常常以牺牲苦难记忆及其表达的真诚和人性关怀为代价。
因此，必须密切地、批判性地审视集体苦难记忆心理－话语修辞效果的诚伪及其伦理影响和意义，最终是为集体苦难记忆及其表达的情感－意义建构动机过程所要求的。
修辞可诚可伪，或无涉乎诚伪，而其功效至大至巨，至精至微，则一；欲以诚为本，岂可不慎哉！而回首那曾经共同经历的苦难，又岂可不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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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亦见《后身体文化、权利和生命政治学》，汪民安等编，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12版
[2] 注意身体性存在不是笛卡儿的我思（cogito）主体，后者才可以（不无问题地）认为是今昔同一的。
[3] 参见社会心理学的person-situation互动理论和梅洛－庞蒂的知觉现象学。
[4] 此身犹在，已是一大胜利。此为苦难记忆修辞策略之一，见下文。
[5] 可参考福科《词与物》开篇对油画宫娥的精彩分析。
[6]这种同一性存在的问题，可从阿多诺对同一性哲学的极力反对中见其一斑。
[7]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2005－12《大家》节目采访周有光。
[8] 参见语言学 speech act理论。
[9] HBO FILMS公司 1999年出品的电影 Wit 可为最佳注释。
[10] 如可参英人戏语“此狗可恨，你揍它它还转过头来要咬人！”所示相似逻辑。
[11] 如中国传统的耕读人生图式与西式近代的人生成长图式就有极大的不同。
[12] 任何人类集体遭受的苦难，无论其特异性文化语境如何，都首先是一普遍的人性和伦理问题。
[13] 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2005－12－18《大家》节目采访冯其庸。
[14] 这并不符合文革时期的历史－文化语境。
[15] 故知西语诸多繁复的“时－态”组合，绝非一味的文字游戏。
[16] 如《老照片》第二辑, 山东画报出版社1997－3版，p121
[17] 《文化研究的基础》Jeff Lewis著，邱誌勇等译，（台湾）韦伯文化国际出版有限公司，2005，9版，p8
[18] 阿多诺：“奥斯威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
[19] 古训“修辞立其诚”，实为就载道之文关于诚伪可能效果的的指导语。亦一告诫之辞。
[20] 人类自然语言的本性所使然，真正的“零度写作”（巴尔特），甚至在逻辑上也是不可能的。
[21] “话语说人”更是我思主体和言说主体面对的真实境况。
[22] 集体苦难记忆及其表达的元语境中，各种社会－文化廹力与意识形态指令无处不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