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研究以文化批评为基本动力性语境和研究指归，在心理和话语两个互为关联的层面上，对集体苦难的记忆－表达主体有意无意所采用、由此在苦难记忆及其相应表达中随处展现出来的多种修辞策略，联系其动机结构、意义生成机制、修辞诚伪及其伦理维度，进行文化－心理符号学分析和其它相关学理考察。

　　忆旧及其相应[1]表达，只能作为在“他者”主体（包括研究者）知觉现象场中“呈现”[2]出来的一种现象，才能成为真切的研究和考察对象。而依佛洛伊德到尤其是拉康展开的理论，心理与话语表述二者，是根本不可分隔的；所谓“真切的”现象呈现，究其本质，只能是一种多向度且动态性的符意学（semiotic亦译符号学）关联和指涉。这里只是为了理性言说的方便，将忆旧及其表达分为结构语义上相应的心理和话语两个层面。

导言： 苦难记忆修辞的心理－话语符意学

　　对于理性的忆旧主体而言，忆旧必定有其难以表达和言说、而且应该是更为“本真”的情感－意义层面。该层面必定与主体意识到的理性表达、尤其是向公共意义－交流空间的表达，形成难以缓解的紧张关系。具体在现象层面上言，这种张力涉及情感和意义的可表达性与不可表达性、感悟和意义表达的私人性和公共性。

　　但是，从哲学人类学意义上的主体间性（intersubjectivity）和交流理性来看，人类的任何一种心智活动和情感，都应该 — 因而被人类理性主体努力为能够 — 被言说和表达，或者说，都应该、因而都能够有其可以被言说和表达的方面，无论其间的表意问题有多复杂和严重。特别依拉康的洞识，（与忆旧相伴的）心智活动和情感，从语义结构来看，有其语言－话语构成要素，在相当程度上，这种心智活动和情感，乃至主体性构成本身，亦是语言的产物；就过程而言，忆旧 —暂不计其话语表达— 主要是一个（无意识与意识层面上的）话语－意义构成过程。故知忆旧之作为现象呈现与表意过程，同时在于其狭义或广义的话语－意义机制。近年兴起的话语心理学（Discursive Psychology），当能为怀旧的话语与心理符意学分析提供重要的学理切入点。

　　忆旧的本质，又首先不在其主体自身的语义构成（依维特根斯坦，私人语言不可能），而在于其向互主体意义空间和从微观到广阔的社会－文化生活世界透露出的（个体独特和人性普遍的）生存体味和生存-认识论意义。故忆旧的话语－心理分析，本质上更是一个生存论意义的理解与阐释过程。由此，与以意义为学理枢纽的文本－心理符意学直接关联的（哲学）阐释学，成为怀旧话语－心理分析的另一重要理论架构。当然，生存论意义的理解与阐释及其学理研究，并不能代替主体自身和主体间真切的体悟和感受。

　　由此己可知，怀旧及其表述的学理研究，不应该只是出于“价值中立”的纯学术兴趣。尤其是集体苦难记忆的学理研究，更是如此。

　　对一个民族或一个特定的人类集体所特别遭逢的、或人类共同经历的（非自然原因所致的）苦难时刻和悲剧性事件（战争苦难、纳粹集中营与种族灭绝、大陆诸多文革事件，如抄家批斗、知青岁月等）的集体记忆，可能对之进行的任何一种学理考察和理性反省，都应该具有比纯学术兴趣更为深远的生存论意义和人文意义。

　　这首先是因为，对民族－社会特定或人类共同的苦难时刻、悲剧性事件的集体记忆，特别是当进入大众传媒和文化文本、进入公共情感－话语和公共资讯层面（大陆的伤痕文学、世界范围内新千年的怀旧情感、反法西斯胜利60周年纪念等）、由此在一定社会与文化中产生广泛共鸣和认同、乃至成为更为普泛或人类共同的情感－意义理解与建构性语境的时候，其丰富与深广的生存论－人文意义，是直接关乎特定社会与民族文化、直至整个人类生存共同体的。

　　具体就学理考察与主题兴趣而言，集体苦难记忆与表达中的心理－话语修辞策略具有特别的重要性。在特定社会－文化语境（特别如大陆）之下，集体苦难记忆与表达，必定面对特有的表意紧张。为缓解这种表意紧张而形成的心理－意义驱力（drive），动机性地促成了苦难记忆与表达中无处不在的心理－话语修辞努力，而这些修辞努力的（说服性）情感支配和意义建构等效果，对整个苦难记忆的情感动力系统、结构语义－生存论意义构成以及表征（representing）机制，均产生全方位的决定性影响。集体苦难记忆的心理－话语修辞，由此成为意义深远的重要课题。

　　学理化的人文视角又应该特别关注苦难记忆心理－话语修辞的伦理维度，如修辞诚伪、修辞意义建构中表达出来的记忆－表达者的真诚与勇气、当事者与他人的伦理关联、记忆－表达者者作为代言人的代表性及其道义合法性（涉及表征危机crisis of representation），尤其是对其他不幸者或不拥有话语权力者的道义责任等。在一定程度上言，此伦理维度最具体而直接地涉及特定人类群体（如一个民族）的“自我－他者”建构及其对自己和他者群体（如其他民族）以至整个人类的道义关联和责任。

　　由此，诸多苦难记忆的心理－话语修辞策略，必须从更为广阔的文化－人文视野进行人性关怀的、批判性的学理考察。不废个体而超越个体的批判性文化-意义关注，以及丰富而又多方位的学理展开，在当代，则首推无以（亦无需）明确其区域划界的文化研究（Culture Studies）或文化批评。此文化研究或文化批评视角，即为本研究始终遵循的批判性人文关照角度与意义－理解评估参照框架；一定程度上，亦是本研究的最终旨趣所在。

一 苦难记忆心理-话语修辞的分析框架

　　苦难记忆心理－话语修辞分析框架的基本依据，即是下文将论及的修辞动机机制，尤其是表意紧张引发的动力过程。苦难记忆修辞的意义生成机制分析，亦只有在其动力学分析基础上、在这里讨论的理论分析框架之内进行。



　　互主体动力性语义结构

　　从结构上看，集体记忆及其表达，涉及多种不同的互主体动力性语义形构（configurations），这些不同的形构，皆由三个语义结构维度的不同关联而成（因同在集体性记忆意义层面，故不及单复数维度）：

　　A 记忆主体－被记忆对象：处于主位的记忆主体与处于宾位的被记忆对象。二者只勉强以具体的人（肉身存在）进行生存论意义空间定位，因生存论主体并不与具体的肉身存在等同。尤其是所谓被记忆对象，实际上 — 特别依海德格尔和梅罗－庞蒂 — 是以身体性个体为意义中心而展开的整合性生存论意义时空形构（或格式塔gestalt）；

　　B “我／我们或自我”与 “他／他们或他者”：与上一维度（记忆主体－被记忆对象）关联，有两种结合，即“自我”－“自我”、“自我”－“他者”。 “自我”－“自我”与“自我”－“他者” 固然语义不同，实际上具有内在的互主体意义关联：过去我及我之生（my life，至少有生命与生活二义）成为他者，而所涉主体若是他人，亦可为我的认同对象，为大我之一部分。这些因互主体关联而致的意义空间拓扑变换（为多种忆旧修辞所充分利用），均涉及集体记忆与表达中自我－他者建构、主体同一的生成与维持、自我整饰（self-management）机制等；

　　C 具体而殊相（particular）的自我和他者（我／我们与他／他们）与普适、抽象而宏大（universal and grand）的自我和他者（非身体性的“我／我们”与“他／他们”）[3]：二者之别，乃结构意义建构的结果，继而为相应的修辞意义建构提供重要基础。但这种全知全能的宏大声音与存在的代表者，已受到当代／后现代文学理论和存在论的质疑，其存在论上的不真实性、与意识形态及其霸权话语的合谋等，已不可置疑。故与之关联的记忆修辞建构效果，当为文化批评视角所特别关注。

　　由此而组构成的多种互主体语义结构，又常常进一步互动、矢量变换和混成，展现出多种复杂、拓扑式动力性构形可能，如特定、身体性个体而努力代表普适而宏大的非身体性的“我们／他们”[4]、他人作为自我的投射（projection）、自我作为他人的代言人，等等。



　　策略行使与元策略指导

　　对于笛卡儿式自我反思（cogito）主体 —这至少是现代个体主体性的一个构成方面— 而言，比无意识和意识层次结构更为重要的，是主体的“能思主体（主格我）—所思对象（宾格我）”结构，后者从语义构成性主体的角度看，亦即反思主体的“元话语－对象话语”层次结构。

　　与此相对应，在忆旧与记忆表达中，作为我思主体的记忆－表达主体，其心理与话语修辞的展开，亦涉及“策略行使—元策略指导”层次结构。具体就集体苦难记忆而言，主体的元修辞策略指导及其与具体心理－话语修辞策略行使的动机性意义建构关系，更为直接地与整个苦难记忆－表达的诚伪及其相关伦理维度有关。这无疑亦是文化批判视角的重要关切主题。



　　苦难记忆心理与话语修辞的诚伪

　　修辞学之所以始终为学术思想史上敏感的主题，即在于人类的任何语义表达与交流、甚至任何理性思维都须臾离不开修辞机制，如隐喻和换喻之于理性主体的构成性关系所示，而若刻意为之（刻意与自然又无明确界限），则往往会混乱对真理／真实的求证（经典认识论所重）和搅乱学术追求的真诚（当代的求真意志）。

　　以传统真理符合观为标准拷问普通修辞的诚与伪，已受到后期维特根斯坦以降语言哲学的根本挑战，但在心理与文化的意义－伦理层面，从主体间修辞与交流理性[5]角度，关注人类互主体意向及其表达的诚伪，既是可能的，更是必要的。

　　不在学理上深究修辞与我思主体及其言语表达的本质关系，仅在实效论（pragmatistic）与（话语）操作主义的层面上，以尽量客观、诚实的回忆和表达这一基本意志定向，或“求诚的意志”，为判断底线，则可以认为，在苦难记忆与表达的展开过程中，任何一种可能自然而且可能合法的心理－话语修辞策略，只要在一定修辞动机（如缓解表意紧张）推动下，过于刻意或过分使用，都可能超出相应意义构建所需的合理的“立诚”需要，而 “客观上”导致作伪的倾向或实际后果，构成集体苦难记忆的伦理问题之一（这里暂不计有关策略运作所产生的其他与诚伪无关的多方面的语义－情感效果）。

　　苦难记忆－表达主体的元策略指导，可直接表明“立诚”所需与有意不诚之间可能的动机选择（即是否有意而为的问题）。故对记忆－表达主体元策略指导及其功能效果的分析，为苦难记忆修辞批判性研究的重要关节点之一，虽然实际上对这种选择的判断会有相当困难。

二 苦难记忆心理-话语修辞的动力机制

　　苦难记忆心理－话语修辞的符意学分析及其文化批评，不能停留在修辞表意的现象展开，还必须同时深入到修辞的动力机制及其意义生成机制。对话语－心理修辞的动力机制的学理分析，是相应修辞意义生成机制和修辞效果的理解和分析基础，亦应为苦难记忆修辞符意学分析和文化批评的开端。



　　苦难记忆的表意紧张

　　集体苦难记忆与表达，涉及超出个人控制和影响力、反过来对个体命运和生命历程产生重大而深远影响的历史性苦难时刻与（非自然）灾难事件；另外，在历史性的当初，还可能出现个人或集体自愿、乃至全心身参与其中（即合谋）的情形，因此，在（集体性）主体对苦难时刻和事件进行记忆和表达的历史性当下，各种社会－文化迫力（social-cultural pressure）和主导语境、主体建构的意识形态指令[6]和主体同一性（identity）构成规则、日常生存及其意义建构－理解以及社会性心理需要满足所必需遵循的日常规则与意义生成机制[7]等等，均多层面（如意识与无意识、体悟与表达）、多方位（如内容与形式、结构与过程）、多纬度（如理性思考与情感体验）具体而微的、动力性地参与和影响苦难时刻和事件的集体记忆和表达，使之成为至为复杂的文化心理－话语过程。

　　具体就其中记忆与话语表达的结构性对位而言，尤其是从主体构成动力学和生成（becoming）过程来看，在这对位的两极之间，亦即在记忆主体真切诚实的内心体验－感受，与相关理性话语表述及其在（历史－文化特异性的）公共意义－交流空间的展露之间，同时亦在忆旧主体各组成部分（无意识本我与意识我、现实我与理想我等）之间的对话关系[8]中、主体同一性建构（包括结构性认知协调）努力中，都存在着明显而又特别（如大陆等文化特异性的）的表意紧张。

　　诸多因素决定了苦难记忆及其表述的结构语义－生存论意义的动力构成，而作为其中关键因素之一的表意紧张，则进一步成为苦难记忆修辞的根本性动力机制。

　　具体而言，在记忆－表达主体的无意识和意识界，表意紧张构成一种必要的、强大的动机性（motivating）促进力量[9]，在心理与话语表达两个互为关联和动力互动的层面上，激发、启动或强化（可能业已存在的）多种修辞策略，以实际或象征性地（抑或 “心理病理学地”[10]）缓解或避免这种表意紧张。这些以缓解或避免表意紧张为效果目标的诸多心理－话语修辞策略，进而全方位地决定和影响了苦难记忆及其表达的诸多定义性特征，如情绪－意义结构、叙事模式、所涉及的象征秩序、读者反应期待以及隐含的对话策略和解释策略等。



　　自我－他者建构

　　记忆与表达主体为我自己／我们，记忆所涉（经验）主体或记忆对象则可为自己或他人，故后者或依忆旧的时间－叙事展开，过去我（我过去的生命和生活）被建构为“他者”，或径直以作为记忆对象的他人为“他者”。但同时，作为记忆对象的他人亦可为我的认同对象，为大我之一部分，亦变成我对我的记忆，而相应的建构性“他者”，则不等同于作为记忆对象的现实的他人。这里涉及较为繁复的符意转换（transforming）和相应的意义生成问题。

　　忆旧叙事结构特有的自我－他者建构，为苦难记忆的意义结构带来诸多重要的组织原则，这里关注的是其作为推动相应心理－话语修辞策略的动力性机制：

　　A 今我可以安慰苦难的“他者”即过去的我（不是他人）；

　　B 以“他者”即不幸的他人或过去我衬托、证明幸运的今我，这里涉及历史性当下的自我整饰（self-management）和现世生活的希望哲学；

　　C 以过去我“他者”与今我“自我”的叙事性区分和超叙事的结构性同一（过去我与今我亦是身体性结构同一的我）， 促进与维持主体的同一，进而可以象征性地消弭或减少苦难时刻对超叙事、故而“永恒”的结构性同一的主体我的破坏性影响。

　　除了作为心理－话语修辞策略的动机性机制，自我建构应衬下的“他者”建构语境，还可以体现 —并有助于解释— 诸多苦难记忆与表达的价值－伦理学特征、互主体性特征、交流理性特征等。



　　心理防卫

　　许多苦难记忆的心理－话语修辞策略，出自于（个体或／和集体）自我心理防卫动机，包括佛洛伊德意义上的诸多自我防卫机制，尤其是否定、投射、反应形成、合理化、升华等，还包括更为接近意识层面的知觉防卫（perception defense）[11]，如“元话语语境的时代错位”策略（见下文）所行使的，即是知觉防卫功能。

　　心理防卫的有效性有赖于一定的预设性支持（作为其意义生成机制），如新－旧时代划分等进步观的意义-叙事框架，即为诸多心理防卫（尤其如否定、投射、知觉防卫）不容置疑的预设性支持（故在大陆许多苦难叙事到了1949年便可“自然地”戛然而止）。



　　日常生存必需

　　如前述，日常生存及其意义建构－理解和社会性心理需要满足（如自我形象整饰与维护、群体认同与被接纳等）所必需遵循的日常生存规则与意义生成－解释机制，全方位多层面地参与和影响特定社会文化语境中的集体苦难记忆及其表达，而这种参与和影响方式之一，便是促成相应的心理－话语修辞策略，使特定苦难记忆及其表达所关涉的逻辑－象征秩序和相应的意义生成与理解，符合历史当下新的日常生存规则与意义生成－解释机制，以保证和促进个体和集体在新的社会－文化语境下的日常生存。

　　这里涉及记忆与历史记叙的本质：二者都不是纯粹“客观”的记录，而是历史性的当代主体，在历史当下的生成论－意义建构需要的促动下，所展开的生成论（而非客观反映论）“合法”的叙事－意义建构。



　　避免或象征性转化敏感主题－意义域：

　　特定社会的社会－文化迫力、主导语境以及（个体与集体性）主体建构的意识形态指令等，都会出于多种不同的原因（因社会文化形态而异）为其社会成员划定其不能或不能过多涉及的、或隐或显的敏感主题－意义域，甚至设置若干绝对的“禁区”。后者特别地与苦难的记忆及其话语表达形成不同程度的焦虑关系，包括表意紧张。除了直接面对表意紧张（见前文），努力不同程度地避免或象征转化这些敏感主题－意义域，也是许多苦难记忆修辞策略的动机所在。

　　与知觉防卫相似而实不同，避免敏感主题－意义域作为修辞动机，主要是主体意识操作层面上的、语态上且往往是被动的。



　　主导意识形态对主体性构成的的命令

　　一定程度上言，特定社会中任何（个体与集体性）主体，都是在其社会化过程中，被相应主导意识形态所构成和唤醒的（主要依阿尔都塞的理论）。主导意识形态是一种超个人的指令，个体必须在自身主体性被构成和唤醒的前后[12]以不同方式（包括有意无意、主动被动等不同意向姿态）遵从。

　　为表意紧张所迫的苦难记忆－表达主体有意无意采取的许多心理－话语修辞策略，便是为了遵从这种超个人指令，以保证文化－意识形态特异性定义下的“健全” 主体性的顺利构成和维持[13]。



　　主导意识形态及其话语霸权的功能行使

　　主导意识形态及其话语霸权，对社会性个人（与集体）施加诸多决定性影响，其中既包括与前一机制相同的，即主导意识形态主动对主体性的构成和唤醒，还有其它形态和效果的影响机制，如对个体（与集体性）主体的规训和整体性同化[14]。

　　作为苦难记忆的修辞动力机制，这里所谓意识形态及其话语霸权的功能行使，谓特定文化中代表主导意识形态与话语霸权的普适而宏大的“我们”，作为形式上的记忆主体和实际上的言说主体（因而是虚假的身体性体验主体），为了履行主导意识形态与话语霸权对社会性个人与集体的影响功能，而启用相应的心理－话语修辞策略（故成为后者的动机机制），以修辞性而实为命令者的姿态，对真实体验和记忆主体 —作为自我或他者— 施以上述主导意识形态和霸权话语对个体主体性的多种影响。

　　这一修辞动力机制，必须成为苦难记忆修辞的文化批评的对象主题之一。

　　以上心理－话语修辞策略的动力机制，有的是记忆－表达主体可能完全没有意识到的，如表意紧张等；有的可以完全意识到，如避免敏感主题－意义域。而意识到与否，直接与修辞策略运作及其意义－价值论效果产生的几个重要方面相关，如策略行使与元策略指导、消极修辞与积极修辞、修辞的情与理、修辞的诚伪等等。

　　这些新的主题域，超越修辞语义学范围，而将苦难记忆修辞研究导入修辞的价值－意义学和伦理学语境，使在相应学理分析框架内对苦难记忆修辞的诚与伪、苦难记忆话语的伦理维度及其效果历史等主题的讨论成为必要。对此，苦难记忆修辞研究的文化批评视角尤其重要。

三 苦难记忆修辞的意义生成

　　修辞的可能性和有效性要求一定的修辞（语义与非语义的）意义生成－诠释空间。相应（合法的）修辞空间内修辞有效性的实现机制，即可视为修辞的意义生成－诠释机制。苦难记忆心理－话语修辞的符意学分析及其文化批评，亦以修辞意义生成－诠释机制的研究为基础。

　　苦难记忆修辞的意义生成－诠释机制，无疑为一般忆旧意义生成机制的特定展开。



　　忆旧及其表达的意义生成

　　忆旧与忆旧叙事话语（内隐的和外在表达的）在共同的意义建构域内同时进行，二者实难分彼此。忆旧的叙事展开，在一定意义上言，是在以言行事，即以有关忆旧的叙事之言，行忆旧其事，以意义建构效果言，最后忆旧的叙事与忆旧同构展开[15]。忆旧的叙事展开，为忆旧及其表达的根本性的意义生成－阐释过程。

　　无论是（意义构成性）主体的内部心理过程还是外在话语表述，忆旧都主要是靠隐喻进行的。与隐喻直接相关、常常通过隐喻进行的意象诗学，亦为忆旧的意义生成机制。当然，二者作为忆旧的意义生成机制，其涉及的意义－诗学空间，则远不限于忆旧。

　　忆旧及其表达，以时间－叙事、时－空隐喻性转换为枢纽；而作为空间实体的忆旧者又无处不在，故忆旧及其表达中的身体性、知觉现象学与（表达性）叙事要素，对于忆旧的意义生成亦至为重要。

　　与集体苦难记忆心理－话语修辞的意义建构更为密切而直接关联的，则有以下具体的忆旧意义生成机制。



　　符意转换

　　符意转换（semiotical transformation），即意义生成关系在不同语境和语域之间的结构性转换[16]，其根本机制，在于意义建构的可变性和意义空间的拓扑转换性，而这种可变性和转换性的前提，是语用学（pragmatics）对语义定位的决定性，即明确的意义待定于元话语定位、语境、语用线索及语用规则。

　　元话语定位、语境、语用线索及语用规则等语用学因素，在苦难记忆－表达修辞的意义生成与解释过程中，都是可操作性变量，使得有意无意的符意转换几乎可以随时进行，以服务于不同的修辞目的。一定程度上言，符意转换为苦难记忆－表达修辞意义生成最为根本的机制之一。而最典型地以符意转换为意义生成机制的心理－话语修辞策略，则有“个人－集体语义场转换”、“元话语语境的时代－文化错位”（见下文）等。



　　今昔感知觉现象场变化

　　这里的感知，指感受与知觉现象。同一知觉主体随其身体性的时空位置不同而进入不同的知觉现象场，亦即进入不同的感知－意义空间，进行不同的现象观照和意义建构，由此面对（亦即建构出）各不相同的“现实”世界和现实图景[17]。

　　苦难记忆涉及的记忆与表达主体，与一般忆旧情形相似，至少面对两种知觉现象场变化：

　　A 今昔时－空距离，对同一特定的忆旧主体，展开今与昔完全不同的知觉现象场；

　　B 对象与背景（figure-background）变换，即过去的对象与背景（及其感知互动）整个成为今天的背景，而今天的对象即今我（主体反观下的对象），当初是不在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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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用 “相应”一词，示不能简单地以“忆旧”或 所忆之“旧”为表达的对象或宾语。

[2] 这里的 “呈现”，实主要为一建构效果。

[3] 后者如忆旧影片解说、旁白，文字文本的说明、评价或宣传，丛书导言等中的话语发出者。

[4] 据传戴高乐就认为与之共餐的美国总统既是在与他本人共餐，也是在与法兰西共餐；一个美国士兵在中国本土强奸一个中国少女，其情绪－意义语域（register）则在“一男人对一女子”、“男人对女子”、“一美国男人对一中国女子”、“美国男人对中国女子”、“美帝国主义对中华儿女”之间切换。

[5] 见哈贝马斯的交流理性论。

[6] 参见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与主体建构理论。

[7] 参见Ethnomethodology微观社会学理论。

[8] 可同参巴赫金和拉康的理论。

[9] 可同参佛洛伊德和拉康的理论。

[10] 若依佛洛伊德。

[11] 可引入梅洛庞蒂的知觉现象学以扩展这里的知觉概念，加大知觉防卫概念的解释力。

[12] 如拉康镜象阶段为界的主体性构成的前后分别。

[13] 对此，杰姆逊的“政治无意识”概念具有极大解释力。

[14] 参见福科和阿多诺的思想，尤其是后者的否定辩证法和美学思想。

[15] 参见语言学的speech act 理论。

[16] 格雷马斯的结构语义学可为此提供诸多例证。

[17] 见梅洛－庞蒂的知觉现象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