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漱溟一生为人生问题与中国问题所缠绕，由人生问题之烦闷不解而使他走向哲学，出入百家，由中国问题的刺激而使他产生行动，把理论付诸实践。[1]无疑地说，梁漱溟不是一位学院式的哲学家，他也从来不想成为一位学院式的哲学家，但是他却是一位富有性灵与极具思辩力的思想家，一位当代的大儒，他不愿自己只是一个纯粹思想的思想家，而总有一种实践其思想的冲动在他的生命中不停地跃动，并驱使他采取行动。在这个意义上看来，梁漱溟是一个真正地道的大儒，是一个知行合一的思想家，他尊德性而道问学，身体力行，虽不可而为之。综观梁漱溟一生的思想理论与行动实践，不难看出，在他的思想中包含着儒学之“内圣外王”之教的规模的全幅义蕴。实际上，他是当代新儒家在20世纪初本于儒家“内圣”之学而开“新外王”的第一人。他的乡建理论与实践活动虽然不免还是一种探索与尝试，但是已为儒学的“内圣”开出 “新外王”的理论模式指出了一个具体的方向与一条具体的道路。遗憾地是，他的乡建理论与实践并没有得到由他所最先开启的当代新儒家以及更多的知识分子的重视与关怀。

梁漱溟的乡建理论与实践是在新文化运动的过程中、并针对着新文化运动的全盘反传统的思潮而出现的，然而它却构成了近代以来、特别是20世纪中国农业现代化运动的不可割舍的一部分，与此同时它又并不为农业现代化运动所限，无论在中国现代思想史、哲学史、文化史、政治史、或社会史，以及农业现代化运动史上，均具有特殊的意义。诚如著名的中国近代思想史家王尔敏所指出的：它“比较新文化运动更深入更具重大意义，但却难激起较多知识分子的认识与兴趣。因为在表面上看来是太平凡而太不新鲜。因此这是先知先觉所领导从事的工作，也正需要有智慧的历史家去发现他们，研究他们。”[2]

今天，我们纪念与学习梁漱溟先生，研讨他的乡建理论与实践活动，一个重要的论题就是，应该关注并揭示其对于儒学之“返本开新”，即由“内圣”开出“新外王”的重大意义。

一、 打破向西走的迷梦 折回头来往东走

　　梁漱溟生在中国民族不幸命运的时代，他的乡村建设是一种具有特殊意义的社会改造，是中华民族人生态度的复兴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重建。在他看来，“今日已是西洋化的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终局”[3]，同时亦就是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与开始。这正是他以一个历史的见证人站在思想的智慧高度上检讨与反省中国自近代以来的“西洋化的”民族自救运动道路之失败的一个重要结果与向上一机之超转的一个大开悟。梁漱溟写道：



　　我以1893年生，其时中国人不幸的命运，早已到来好几十年，而一天紧似一天了。其次年，便是中日甲午之战，中国人的大倒霉，更由此开始。而我们先知先觉，所领导的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亦于此加紧的、猛烈的进行了。（康梁一派变法维新运动，孙先生的革命运动，均自此猛进）。我真是应著民族不幸的命运而出世的一个人啊！出世到今天（1930）已是三十七年，所谓命运的不幸，已非止门庭衰败，而到了家人奄奄待毙的地步。民族自救运动就我亲眼见的，前后亦换了不知多少方式，卖了不知多少力气，牺牲不知多少性命，而屡试无效，愈弄愈糟，看看方法已穷，大家都焦闷不知所出。究竟我们怎么会到得这步天地？事到今日，不能不回头发一深问。[4]



　　回顾中国自前近代至近代以来的历史不难看出，自明亡以来，中华民族的深重灾难与巨大祸患连绵而降，频频加剧，一阵紧似一阵，及至清末民初，中国这个老社会为新环境所刺激、压迫与扭曲，在不知不觉中走向多难多舛的不幸命运，民族国家正面临步步接踵而来的极大难题的考验。梁漱溟眼见中国民族的自救运动——“西洋化的”民族自救运动虽然自发起以后就没有停止过，然而却从来也没有成功而把中国引向一条康庄大道。每一次“西洋化的”民族自救运动无不轰轰烈烈，无不激发中国人民的热情与斗志，到最后竟然都失败了，而每一次失败却在每一个国民的心灵上蒙上了一层阴影，使人处处丧气与失落，倍感沮丧与失望。因之最为严重的后果便是使中国民族的生命活力在一次次的民族自救运动的失败与失望中被大大地斫伤与削弱了。

　　最初是洋务运动，在上海开办制造局，翻译西学著作，在马尾造船，创办与训练北洋海军，学习与输入西方的船坚炮利，声光化电，以为　如此这般，中国便会强大，便可跃入世界列强之位，中国民族自可走上强盛之路。孰料甲午一战，北洋海军居然全军覆没，宣告了洋务运动的彻底失败。接下来，便又废科举，兴学堂，办实业，修铁路，于是而有学术制度之变革，也颇为热闹了一阵子，结果并不奏效。往后，中国人的认识与态度似乎更深入一层，有了改革政治以自救图强的意识，于是乎发生了戊戌变法，却不幸而悲壮地流产了！紧接着，中国人便不得不承受庚子赔款的重荷与耻辱，民族尊严、民族信心与民族活力深受重创，同时也激起了巨大的反弹。自始国人视政治制度的根本变革为迫切至急的头等大事，以为中国此时此刻非建立民主共和的政治制度不可了。因之而有辛亥革命。辛亥革命的成功而建立了中华民国的共和制，中国长达数千年的君主专制似乎从此就彻底地结终了，然而民国却使中国陷入了一片混乱与战火。此时，国人在思想上似乎有了更进一步地反省：为什么一系列的“西洋化的”民族自救运动都失败了呢？原来是自家的文化有问题。一般人形成了一般的见识，皆认为中国的传统文化、特别是以儒学为主的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国进行“西洋化的”民族自救运动——中国现代化的最大的“绊脚石”而必须铲除。因之而出现了具有深远影响的“新文化运动”。

　　大致上说，“新文化运动”的主流，一方面是对中国传统、特别是以儒学为主的中国传统文化的最大的一次反叛与进攻运动，另一方面则代表了中国自近代以来“往西走”的“西洋化的”民族自救运动的高潮。最能代表这一“往西走”的“西洋化的”民族自救运动的是两种模式：努力仿效英美之路与苏俄之路的模式。这两种自救模式的一大共同特征是以激烈地痛打与虐待“自己”（自家的文化传统）、侮辱“自己”（自家的文化传统）与背叛“自己”（自家的文化传统）来改变自己以拯救自己。他们的普遍心态是以他们所具有的传统、特别是文化传统为落后的腐朽的文化，让他们在被认为代表着人类最先进最高尚最伟大的西方文化面前倍感耻辱与抬不起头来，他们恨不能割断与自己传统的脐带般的可憎的联系，恨不能彻底地改变自己这可憎的血统、色种与面目。他们感觉到处处不如人而失去了对中国传统文化与中国民族的自信心。其实，在他们对中国的传统、中国的文化与中国民族失去信心以前，他们自己先已失去了对他们自己的信心了。他们实在已虚弱得很了。他们要藉西方文化来安慰自己与掩饰自己。他们表面上看来是“西化论”者、“俄化论”者或“世界主义”者，其实却是极端自卑自怜而虚脱了的民族主义者的变种，只有盲目的病态的爱国心。在这种心态下，他们把以儒学为主的中国传统文化与来自西方的近代“科学”与“民主”对立起来，未能区分作为思想层面上的中国传统文化与作为政治制度层面上的中国传统文化，保存在历史层面中的中国传统文化与活在民间民俗层面中的中国传统文化，这四个层面当然是既有区别又有内在的联系的，必须给予厘清与具体分析，而不能妄加否定与简单化的粗暴地批判。特别是就前两个层面来说，政治制度层面上的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学早已被专制政治所利用所歪曲而成了僵死的东西，的确应该而且是必须批判的，至于思想层面上的中国传统文化或儒学，则不能随便地就加以否定，而必须作深入具体细致地分析。他们批判与否定专制政治层面上的中国传统文化或儒学似乎无大错，甚至是有功的。然而，他们未能对四个不同层面上的中国传统文化或儒学进行区分与廓清，一否则全否了。除了保留与提倡诸子学、特别是墨学与名学以及承续“汉学”的朴学以外，中国传统文化基本上都被否定与抹杀了。表面上看来，他们对中国文化持完全否定的态度，对西方文化持全盘欢迎的态度。但是，从他们对待中国传统文化的头脑与心态，就不难看出他们对于西方文化的实况了。就是说，他们虽然想欢迎与拥抱并享有西方文化，但是他们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有这个能力呢？不能不令人感到怀疑。事实上，他们一方面不遗余力地打击与否定以儒学为主的中国传统文化而否定了他们自身的立足之地，另一方面他们失却了对西方文化的批判力、吸收力与消化力，因而决不可能具有创造与开拓中国民族新文化的活力。他们极力提倡输入“科学”与“民主”，他们却并没有真正地领略与参透“科学”与“民主”的精神，到头来，“科学”与“民主”却并不能在中国扎根，中国也并没有什么“科学”与“民主”出现。因此，他们实际上只能充当文化汉奸，自觉地在中国实行西方文化对中国的“殖民”或“后殖民”。他们实在是在帮西方打中国，而不是在救中国。他们作为中国人而巨大地直接打击与伤害了中国民族的感情与自尊，打压了中国民族的精神活力，——这是最最最不幸的，足以使人千古流涕，千古太息！就此而论，事隔数十年后的连续的系列“文化”运动，尤其是“洗脑”运动、“破四旧”运动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正是“新文化运动”激烈反传统运动的顶点与必然归宿，——这能不说是最最最不幸的吗？新文化运动的结果是既抛弃了自家文化的宝藏，又未能学到西方的“点金术”，企图在中国点石成金却成了南柯一梦，真可谓“竹篮打水一场空”，赔了“本”又折了“兵”，而且加重加深了中国民族与社会的危机。

　　梁漱溟检讨、反省与总结中国近代以来的民族自救运动之失败，不胜愤懑而痛彻地写道：



　　自救运动正是祸国运动，时至今日吾愿有真心肝的好汉子一齐放声大哭，干脆自承；即不自承，而事实不已证明之乎！[5]


　
　　在他看来：



　　我们一向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大错误，就在想要中国亦成功一个“近代国家”，很像样的站立在现今的世界上。……今日大家的心理，果真明断不存此想，又有几人呢？……“近代国家”，仍是多数人理想的梦！曾不知近代国家是怎样一个东西。他的政治背后，有他的经济；他的政治与经济出于他的人生态度，百余年间，一气呵成。我国数千年庚续活命之根本精神，固与之大异其趣，而高出其上，其何能舍故步以相袭？至于数千年既演成的事实社会，条件不合，又不待论。乃一切不顾，唯亟亟于摹取追踪，于是：

　　乍见其强在武力，则摹取之；乍见其强在学校，则摹取之；乍见其强在政治制度，则摹取之。乃其余事，凡见为欧人之以致富强者，罔不摹取之。举资本主义的经济组织之产物，悉以置办于此村落社会而欲范之为近代国家。近代国家未之能似，而村落社会之毁其几矣！

　　迨所求既不得达，正在穷极思异，而欧洲潮流丕变，俄国布尔什维克之成功尤耸动一世；于是我们亦掉转头来又唱打到资本主义帝国主义。最近五年间，表面上为国民党领导着，精神上为共产党领导着的革命潮流，遂应运以实现。所谓共产党其物者，从其所以解决政治问题社会问题的方向来看，则正是从来西洋人根本精神赤裸裸地表现，最彻底地发挥。[6]



　　对梁漱溟来说，中国近代以来这么多次的民族自救运动每次皆以西方模式为蓝本，而每一次都惨痛地失败了，——不仅是美英式的失败了，而且苏俄式的也失败了，——建国以后的数十年，我们以苏联为老大哥，一直向苏联学习，模仿苏联的社会主义模式，大搞斯大林式的阶级斗争（——其实，是法西斯主义，甚至是超级的法西斯主义）与计划经济（——其实，是自绑手脚与卡住脖子的饿死人的经济），结果还是都失败了！其失败的根由正在于西方模式与中国之民族精神大相刺谬，无法与中国的文化与民情相应相契。可惜，那些执持以西化模式的民族自救者多不醒悟。长此以往，则中国民族的元气不保，中国民族必将丧尽其生命活力而自亡。因此，中国民族在这存亡的紧要关头，不能不有真正可行的民族自救之最后觉悟。因此，要实行真正可行的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路，必须首先打破中国向西走的迷梦，使国人彻悟往西走的路不可通，并指点他们折回头来往东走。梁漱溟说：



　　我眼中的乡治或村治，全然非所谓什么“当今建设事业之一”，或什么“训政时期之一种紧要工作”；我是看作中华民族自救运动四五十年来再转再变，转变到今日——亦是到最后——的一心方面。这实是与四五十年来全然不同的一个新方向；——以前都是往西走，这便要往东走。我不能牵牵扯扯裹混在往西的人堆里，干我往东走的事；——事原是大家的事，原要大家往东走才行，我一个人往东走没有用的。如果大家于旧方向不死心断念，则我的乡治或村治即无从谈起！这是你和他说说些个乡治或村治的怎样怎样办法，中什么用呀？我不开口说话则已；我说话，劈头一句，就要先打破他往西走的迷梦，指点他往西走的无路可通。然而这样的说话，在彼时是不大相宜的。鸿一先生常爱念我的八字诀：“少着人力，多听无功。”不待大家先自感到无路可走，你唤他，是唤不回来的。[7]



　　所谓“往东走的路”，就是中国民族自己探索与开辟一条适合于本民族所走的自救之路。在梁漱溟看来，他的乡村建设理论与实践作为一种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所以不同于他以前的一切“往西走的”或“西洋化的”民族自救运动之路，正在于它代表和表现了适合于中国民族所应走而必走的自救运动之路。毋须讳言，后来的事实证明，邓小平提出中国改革开放，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正就是一条使中国“往东走的路”，有不少可与梁漱溟所说的中国民族所应走而必走的自救运动之路的思想相印相契之处。不过，这已经是后话了！

二、 乡村建设与“返本开新”

　　乡村建设作为一条民族自救的“往东走的路”，便是一条扎根中国民族、中国文化与中国社会的最基层，即扎根乡村的文化创新与建设的道路，便是一条以乡村的现代化为基础而走向都市现代化而走向全中国的现代化的道路（——这是横向地说），便是一条以乡村的现代化为基础的自下而上的社会改造的道路（——这是纵向地说）。乡村建设的目的在于从救活饱受破坏的中国乡村入手而救活整个中国的老民族与旧中国。为此目的，必须让旧中国转变出一个新局面，为旧中国与老民族创造出一种新文化。旧中国要转变出一个新局面必须以创造一种新文化为依归。惟有如此，旧中国才会变成具有现代意义的新中国，中国的老民族才会重新成长为充满活力的新民族。贺麟于20世纪40年代初在其《儒家思想的新开展》一文中曾说过一段名言，兹引如下：



　　中国当前的时代，是一个民族复兴的时代。民族复兴不仅是争抗战的胜利，不仅是争中华民族在国际政治中的自由、独立和平等，民族复兴本质上应该是民族文化的复兴，儒家文化的复兴。假如儒家思想没有新的前途，新的开展，则中华民族与夫民族文化也就没有新的前途，新的开展。换言之，儒家思想的命运，与民族的前途命运、盛衰消长，是同一而不可分的。[8]



　　贺麟的这一席话可谓掷地有声，已为中国历史的不幸悲剧部分地证实了，并且必将得到更进一步地更愈来愈全面地证实。因此，旧中国与中国的老民族能否得救的真正关键是看能否创造出一种中国自己的新文化或儒家自己的新文化，也就是新的儒家文化。梁漱溟说：“乡村建设就是由于要转变新局面创造新文化而来的。”[9]可是，为什么中国转变新局面，创造新文化一定要搞而且首先要搞乡村建设呢？必须看到，提出乡村建设运动的理论是梁漱溟的一个根深的智慧之洞见。其中包含着梁漱溟对中国社会的深刻而敏锐的观察与对中国文化的极其深切而透辟的理解以及他的丰富的人生经验。在梁漱溟看来：



　　中国文化原来是以乡村为本的。[10]



　　中国文化是以乡村为本，以乡村为重；所以中国文化的根就是乡村。[11]



　　这表示创造中国的新文化必须立足于中国文化的根子上。换言之，中国新文化的创造必须落实在乡村这个落脚点上。否则，中国文化的创造就是没有根基的。没有根基的文化创造是不可能的，即令真地能够造出来，也是不牢固不稳定的。因此，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理论实在是为中国指出了一条“返本开新”的切实可以实践的道路。梁漱溟作为“文化中国”的象征，中国当代新儒家的先驱与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之一，尽管他没有正式地使用“返本开新”这个在当代新儒学中具有深远影响的术语，但是他已从自己的亲身实践中点示出了以儒学为主的中国传统文化由“返本”、“固本”而“开新”、“创新”的方向与道路。对梁漱溟来说，乡村是中国文化——当然也就是儒学——之真正的活水源头，是中国文化——当然也就是儒学——之真正的根本所在。这与一般的知识分子仅仅注重在思想理论上从中国的经藉元典来了解、探寻中国文化或儒学的根源的看法与思路是不同的，自然有其更独到更深刻的一面，但是并不对立与矛盾。毋宁说这两种思路与观点的合一才构成了对于中国文化或儒学之根源的完整理解与把握。无论如何，在思想上理论上从中国的经藉元典入手对中国文化根源的探索、理解与诠释，最终必须经由实践贯彻与落实到中国的乡村这一活着的根上。如果不能充分地了解这一点，那么所谓“返本开新”就必然流为空想，充其量也至多是“返本”而已，至于“开新”则完全挂搭不上而只有落空了。如果只有“返本”而没有“开新”，那么很可能就真的只有发思古之幽情的意义了，至多再为披着“爱国主义”的不肖子孙们增添几分“阿Q”精神，借以作为遮羞布对外国人招摇而已。如果结局是这样悲惨，那么具有五千年历史的中国文化真成了聊供世人凭吊或观赏的“化石”或古董了！果真如此，中国民族还有什么中国文化可说？中国民族还有什么前途可望？世界上哪里还有中国的地位？谈论中国民族的自救又有什么意义呢？因此，“返本”是为了“开新”，为了“开新”才须要“返本”。对梁漱溟来说，“返本”是“开新”的前提与条件，只有“返本”才能“开新”，没有“返本”就没有“开新”。“返本开新”是中国民族自救的唯一现实可行的道路。在这一意义上来看，梁漱溟实际上是中国20世纪最先提出“返本开新”的论题并尝试如何解决或处理“返本”与“开新”之间的复杂关系问题的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之一。

　　众所周知，“返本开新”的问题是当代新儒家所欲求解决的重大中心课题，当代新儒学——所谓“第三期儒学的开展”——就是由这一重大中心课题的牵引而诞生和发展起来的。对于一些人来说，“返本开新”的课题或问题似乎只是对于当代新儒家才有的，也就是说，“返本开新”只不过是当代新儒家的问题或课题而已。因为在梁漱溟时代乃至整个中国的20世纪，主张与坚持“往西走”或“西洋化”的民族自救者只有“开新”的问题或课题，而并没有“返本”的问题，因而似乎根本上就不存在所谓“返本开新”的问题或课题。殊不知，这一看法大错而特错了！事实上，舍去了“返本”，“开新”就成了空中楼阁，只能是一厢情愿的妄想而已。舍“本”而逐“开新”，正表露了中国近代以来的严重的文化危机、精神危机。根据梁漱溟的观察，中西文化相遇以后，中国人改变自己学习西洋文明以求应付它，结果学西洋文明未成，反把自己的乡村破坏了。[12]“没有学成功新的还不要紧，而因此却把我们旧的破坏了！把乡村破坏了！”[13]把中国的老文化破坏殆尽，而新的文化未能建立。这不仅是中国社会的危机，而且是中国民族的文化危机。贺麟说：“中国近百年来的危机，根本上是一个文化的危机：文化上有失调整，就不能应付新的文化局势。……儒家思想在中国文化生活上失掉了自主权，丧失了新生命，才是中华民族的最大危机。”[14]事实上正是如此。这虽然是中国民族的不幸，但同时亦是中国民族起死回生，一阳来复的大好时机。可见，所谓“返本开新”并不是当代新儒家所特有的课题或问题，而是中国自近代以来所面临的一个普遍的文化的大问题、哲学的大问题。无须讳言，我们至今也没有能够处理好、至少是未能完全处理好这一大问题。对于今天的不少知识分子与受过较好的高等教育的身居要职的官员来说，仍然深受这一“老生常谈”的问题所困扰所磨折。虽然大家都可以大谈高呼“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与“综合创新”的绝对正确的至理名言，但是古今中外的文化、哲学之中的“精华”或“糟粕”究竟何在？它们之间的关系我们处理好了没有？或者，我们究竟在多大程度与什么意义上处理好了它们之间的关系？究竟创造出了一种什么样的新文化？究竟应该以什么样的标准来衡量评价（才会被世界允应为客观公正）？这些都是发人深省的重大问题。实际上，如何理解与处理古今中外的哲学、文化之间的关系问题，对中国哲学中国文化来说，恰恰就是“返本”与“开新”的关系问题。因此，梁漱溟提出与推动中国的乡村建设运动，恰恰是要给中国文化的“返本”与“开新”之间的关系问题以一个较好的满意的答案。换句话说，就是要在“返本”中国老文化的基础上为中国创造出一种新文化。他说：



　　“乡村建设”的意义是什么呢？“乡村建设”包涵两个意思：一因乡村破坏而有救济乡村之意；二因中国文化要变而有创造新文化之意。现在我们想把这两句话前后倒转过来说，倒转过来说则更切当，就是“从创造新文化上来救活旧农村”，这便叫做“乡村建设”。开头我们说过：自中西两个不同的文化相遇之后，中国文化相形见绌，老文化应付不了新环境，遂不得不改变自己，学西洋以求应付西洋；但结果学西洋没有成功，反把自己的老文化破坏了，把乡村破坏了。老文化破坏殆尽，而新文化未能建立，在此青黄不接前后无归的过渡时期，遂陷于混乱状态。这是中国最痛苦最没有办法的时候；所以现在最要的就是赶快想法子创造一个新文化，好来救活旧农村。“创造新文化，救活旧农村。” 这便叫做“乡村建设”。[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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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参阅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自序〉，《梁漱溟全集》第三卷，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0年出版，第5页。

[2] 王尔敏《中国近代思想史论》，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出版，第442页。

[3]《梁漱溟全集》第五卷，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2年出版，第113页。

[4]《梁漱溟全集》第五卷，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2年出版，第102-103页。

[5]《梁漱溟全集》第五卷，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2年出版，第107页。

[6]《梁漱溟全集》第五卷，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2年出版，第10—109页。

[7]《梁漱溟全集》第五卷，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2年出版，第21-22页。

[8] 贺麟《文化与人生》，上海：上海书店，1991年出版（影印），第2页。按：在今版的《文化与人生》（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年出版）中，此处的引文在“儒家文化的复兴”与“假如儒家思想没有新的前途”之间尚有一段文字为：“民族文化的复兴，其主要的潮流、根本的成分就是儒家思想的复兴，儒家文化的复兴。”（见该书第4-5页）可见，新版的此书在文字上有一些改动，有的改动不仅失真，而且与作者的原意已经有出入了。贺麟先生在新序中也认为其中有错误。从这篇序文可以看出，贺先生本人对于新版也是不能满意的。这是值得注意的！为慎重起见，本文的引文一律以1991年的影印本为准。

[9]《梁漱溟全集》第一卷，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89年出版，第611页。

[10]《梁漱溟全集》第一卷，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89年出版，第608页。

[11]《梁漱溟全集》第一卷，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89年出版，第612页。

[12]参阅《梁漱溟全集》第一卷，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89年出版，第606页。

[13]《梁漱溟全集》第一卷，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89年出版，第609页。

[14]贺麟《文化与人生》，上海：上海书店，1991年出版（影印），第2页。

[15]《梁漱溟全集》第一卷，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89年出版，第61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