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他用民族心理学的研究成果来论证“民族特性”是可以改变的，从而否定了梁漱溟的文化研究在方法论上的可靠性。他指出，梁氏把文化还原到一个哲学（儒家学说）的态度，“只能算一种观察而不能算研究文化全体的方法”，因为一个民族的文化并非由一种哲学产生，且文化与哲学在范围上也不相吻合，所以梁依据所谓“哲学”得出的结论，自然多有主观臆想的成分。张东荪力主采用“科学（即民族心理学、人种学、地文学、社会学历史学等）来研究文化”，并依据美国学者赫金（W·E·Hocking）《人性及其改造》一书的研究成果，说明由于“人性可以改变”，所以“我们不必因民族有特别本能而就以为不能采用他族的文明了”[1]。也就是说，不同民族虽然都有其自身的“根性”，但并不妨害其有相通性。人类文化是可以沟通的，任何一个民族都可以习得和采用其他民族的文化，所以，中华民族和西洋民族虽各有其民族性，却并不妨碍彼此之间的相互交流。特别是鉴于中国目前的状况，更有必要而且也完全能够输入和采用西洋文明以改变自身的民族性。
其次，他认为梁漱溟对西方文化发展趋势的判断是一种误读，西洋文明实际已发展到较高的阶段，中国更应输入和采用西方文明。梁漱溟断言中国的自得其乐主义将代替西洋向前奋进主义而更加兴盛，张东荪则持否定态度，因为只要考察西方文明史，就会发现西方文化不但没有回到中国文化之路上来，反而进至另一更高阶段。所以无论从哪方面说，都看不到西方文化转向中国文化的趋势。他认为梁氏失误的原因，是“把西洋文化只看作物欲的争逐”，而实际上，西洋文明已由“个人逐物”进至“社会逐物”，“向前要求”的精神不仅未有改变，而且更加强烈，方法也更为进步。面对西洋文明的新发展，中国理应摒弃“自得其乐”的文化，改走西方奋进主义的路向。
再次，张东荪不同意梁漱溟“持中意欲”的人生观，而主张采取西洋奋进主义的人生观。依照梁氏的看法，持中意欲是中国文化的特点，同时也是一种完美的生活态度。而张东荪则以为这是违背生活本性的，极不自然的。反而西洋奋进主义的人生观顺应了生活本身的趋势，所以是生活的正态。进一步说，佛家“灭欲”的生活是一种变态，而儒家的持中意欲因为出于人生的勉强，一旦接触西洋物质文明，则“没有不立败的”。既然持中意欲的不自然生活已被打破，那么，中国人就必须改而采取“除去物欲争逐的奋进主义，换言之，即淑世主义”。因为淑世主义“一方面虽不控制‘欲’，而他方面却极力扩充‘爱’。妙在调和众欲而成大欲，即是不使个人福利相抵牾而造成人类的大福利。换言之，即使自利与利他各得其所并合在一起以发展到极高度。这种生活完全是奋进的而不是持中”[2]。正因为如此，西方淑世主义生活观必然取代中国“制欲”的人生观，中国理应“彻底输入”西方文明。
最后，他断定西方文明已取得世界文化的地位，因而中国必须采用西方文化。梁氏强调东西文化的民族差异，认为中国不可能真正习得西方民族的文化，必须“把中国原来态度重新拿出来”，以不失中国文化的民族性。张东荪则坚决反对梁的这一说法，认为民族特性是可以改变的，输入西方文化之所以必要，是因为它代表着世界文化发展的方向，“西洋文化既是大部分上含有世界文化的要素，则我们采取西洋文化便不是直抄他族的东西”[3]。也就是说，中国输入并采纳西方文化，本质上是采纳世界文化。这样，中西文化的关系不仅仅是东西两个民族文化的关系，而且更是地方性文化与世界性文化的关系，而通过将西方文化界定为世界文化，异质文化之间的通约难题似乎也就得以消解。
总之，张东荪通过批评梁漱溟的文化观，不仅进一步申说了“彻底输入西方文化”的论点，而且系统阐述了主张“输入”说的立论依据。概括言之，即一则由于民族特性是可以改变的，一则由于西方文明经过“危机”进入了更高阶段，其文明大多已取得世界文化的地位，所以中国不仅必须而且能够输入和采用西方文化。
四、二十年代后期的“补救论”
五四时期，张东荪积极主张“彻底输入西方文化”，并积极介绍西方新思想，然而，未及几年（1926年），他的思想便有了微妙变化，即认为“输入西方文明不是决无问题”。尽管对自己过去的说法略有怀疑，但其实彻底输入西洋思想的主张仍未改变，只是针对西洋思想在中土传播后出现的“畸形状态”，感到“非有一种补救之法不可”。这一“补救之法”，便是他所谓的“理智救国”论。
（一）“畸形状态”
张东荪“实地考察中国情形”后发现，社会颇有人欲横流，私心膨胀的“畸形”发展趋势。而应该对此负责的，则是西方文化的输入。
西方文化的输入何以会导致中国社会出现“畸形状态”呢？原因首先是，输入西洋文明后，“推”、“挽”失调的现象开始出现。近代西洋文明的源头活水主要来自希腊文明与希伯来文明，前者的主知主义与后者的宗教精神—推—挽，使近代西洋文明得以平稳发展。但晚清以来，中国输入西方文化，重点在“奋进主义”，尤其五四时期急于强调“促进厚生”，以“个人思想”为本位，数十年间已使中国具有了“奋进”式的推动力，然而“挽”的方面却颇成问题，原因主要是中国固有文化已难以肩荷“挽”的责任，于是只有一味的“推”，结果就势必会推车撞壁。这里有必要追问，中国固有文化为何不能在“促进厚生”的同时提供精神上的安慰，从而在“挽”的方面发挥相应的功能呢？在张东荪看来，则是由于中国固有文明的精神价值大部分已在无形中“腾化”了。
张东荪认为，中国传统礼教本来具有“挽”的力量，然而它早已在历史演进过程中“蒸腾”，逐渐丧失了这一功能，因此，当西方文化进入中国后，必然会出现“推”、“挽”失调的畸形状态。用他的话说，即早在与西洋物质文明接触以前，“中国的传统已早成为具文，只是一个空壳，没有实际的力量，并且社会上所流行的风俗渐渐变得与传统的道德观念不甚相干了，降至今日，所谓礼教名称外，其实质与现代社会几乎完全无关。……原来礼教是表示道德的意义，后来变为空的仪式，其内容的真义好像水蒸汽一样早已腾化出去，我因名此为一礼教的蒸腾。……所以物质文明一来便好象飞入干柴，立即烧起来了”[4]。
张东荪还从社会进化的角度，考察了理智初开与社会发展的关系。他认为古代社会是建立在传说和礼俗基础上的，然而随着理智初开，传说和礼俗也逐渐堕失“尊严”，古代社会也因之向近代社会转变。理智初开的本质是“抨击破坏”，它一面对既有的东西重新估定价值；一方面则质疑原先毫无问题的事物的价值前提。由此可见，理智初开本质上即为谋求解放，促进自我思想的觉醒。
但是，自我之觉醒却会带来利己主义的流弊。张东荪特别指出，利己思想是小我的发觉，小我则是利己思想暂时的标准。而所谓流弊实际即是推翻礼俗道德必然滋生的现象。但我们仍必须承认，“推翻礼俗乃是理智的初醒”，是由不自觉经半自觉而达于自觉，所以“利己主义乃是半自觉时所起的一种病症，换言之，即这个过渡期间所必现的畸形”。
（二）、“理智救国”
对中国社会畸形状态的病因作了诊断之后，张东荪进一步指出，补救之法则在“提倡理智主义，充分开发知识”，也就是说，要解决输入西方文化所出现的畸形状态，只有充分扩充人的理智，并进而发现“大我”的存在。
提倡理智主义，其最后的归宿是什么呢？张东荪认为目的是倡导一种“理智的生活”，即以理智为核心的新人生观。在他看来，传统的“节欲主义”生活早已随着礼教的“蒸腾”而消失，取而代之的则是纵欲主义，这正是畸形状态的一种表现。对付的办法则“唯有提倡理智，鼓吹养成理智的生活”。如何在生活中发挥人的理智的一面呢？张东荪认为即是“遇事必自问其是否应做，理智的作用重在辨别是非，不在计较利害。设著一个人能把理智来控压情感则必不仅有计较利害心。因为计较利害仍是暗中情感奴御理智，换言之，于不知不觉中理智为情感所利用。若真使理智抬起头，不为情感暗中所左右，则决不会仅计较利害而不问是非”[5]。可见理智主义的生活既不同于节欲主义，亦与纵欲主义迥然相异。
要践履理智主义的生活，则不能不面对理智与人欲之间的矛盾，张东荪为此又提出了“化欲主义”的人生观，主张以理智导引情感，使情感跟着理智走，而情感能为理智所导引，则同时亦得满足。实际上，“化欲主义就是把下等本能升移到高尚方面去，使其亦得满足”[6]。他以为这既不是纵欲主义，也不是绝欲主义或节欲主义。在他看来，这种新人生观正可以发挥“挽”的功能，足以成为中国人安身立命的精神支柱，无疑是救治输入西方文化难以避免的“推车撞壁”灾难的良方。
张东荪所提倡的以理智主义为核心或内涵的“补救”论，实际已向思想界提出了一个严峻的问题——即如何在传统文化解体之后重建新的道德伦理（新人生观）。五四的功绩之一是破坏了旧的道德伦理体系，但社会不可能一味破坏而毫无建设，破坏之后（或之时）重新建构新的道德体系乃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同时也是国人安身立命之必需。否则精神无所适从，无所寄托的现象便会发生，而社会更会出现“畸形状态”。而五四以后，之所以出现“畸形状态”，原因之一即是“旧轨已去，新辙未立”（梁漱溟语）。面对“旧道德不便于本能的弃之惟恐不速；新道德之不便于本能的不愿迎来”的社会现实，张东荪则提出“主智的、创造的、化欲的、无我的、自然的、乐天的”新人生观以作应对。
以理智主义救中国，本质上即是以理智主义为核心的新人生观（道德观）来纠补社会之弊病。这与旧派人物鼓吹的“道德救国”论在思路上并无二致。后者对输入西方文化后出现的各种社会问题十分不满，常常慨叹人心不古，世风日下，力图以固有道德来规范世人言行，挽回不古人心，但又与前者略有区别，旧派人物只是空发感叹，力主复古，则根本无补于现实；张东荪则要建立新道德以补救社会，其新道德观之根基也来源于西方思想。当然，“补救论”的提出也反映了不加选择地传播西方文化所造成的流弊，新文化运动时期鼓吹“全盘西化”包括张东荪在内的文化精英，他们对早年的信念已开始有了不很明显的某种自我质疑。
五、三十年代前期的“恢复论”
三十年代前期，在如何对待中西文化的问题上，思想文化界相继出现了“全盘西化”论与“尊孔读经”两种倾向。
五四时期西化派的主要代表为胡适，他们由激烈反传统进而发展到“全盘西化”，并逐渐建构了一套激进的全盘西化话语体系。1928年，胡适著文称中国百事不如人，稍后又宣称只有一心一意接受西方现代文明，才是中国唯一可行的态度，而陈序经更公开提出，中国文化的出路“无疑是要从全盘西化着手”。五四时期维护中国固有文明的守旧派，起初大多都抵毁西方文明，提倡整理国故，最后则赞同甚至鼓吹“尊孔读经”。1934年，蒋介石在南昌发起“新生活运动”，提倡礼义廉耻，陈济棠和何健则分别在粤湘两省提倡“尊孔读经”，南京政府甚至举行公开的纪念孔子活动。一时间，“复古之风”甚嚣尘上。在此思想背景下，张东荪于1934年12月写成《现代的中国怎样要孔子》一文，阐明了有关“关于文化问题的总观点”，认为“必须恢复主体的健全，然后方可吸取他人的文化”，今天决不能讨论中国要近代化或欧化与否的问题。因为只有一个如何欧化的问题。也就是“一方面输入西方文化，同时他方面必须恢复固有的文化”[7]。
（一）主体性的丧失
之所以要提倡“恢复固有文化”，在张东荪看来，主要是由于吸收西方文化的同时，中国文化也丧失了自身的主体性，而主体性的丧失又主要表现为主体消化能力与承受能力的衰退。张东荪冷静反思以往“输入论”的主张，认为自己忽视了文体主体的“消化能力”。他说：“我在以前向来主张中国宜充分吸收西方文化，但近来细看实际情形，乃恍然知道一个民族所以能吸收外族的文化，必定其自身有很强的消化力，……以前我们竭力输入西方文化便是忘了自己的消化能力”[8]。如果说，他以前已认识到纯粹输入西方文化的结果是导致了“畸形状态”，并力图以“理智救国”的方法加以补救，那么，此时他更进一步清醒地意识到：出现弊端的症结并不在于是否输入西方文化及输入数量多少的问题，更重要的则是有无消化西方文化的能力问题；不仅仅是“补救”的问题，而是价值取向方面如何作出较大调整的问题。因为“输入”仅是手段，而“吸收”、“消化”方为目的，如他所说：“须知今天的问题不是中西文化好坏比较的问题，乃是中国如何吸取西方文化的问题，亦就是一个人吃了东西如何消化的问题”。消化能力至为重要，因为“你只劝他多吃是不相干的，吃了未必能消化，而反会生病。所以我以为一个民族若自己没有对于外族侵入的反应力，断乎不能吸收外族的文化。其结果不外为外族所征服而已”[9]。由此显示，他已经充分注意到如何消化西方文化的重要性。
张东荪认为，中国由于输入西方文化而出现的种种问题，根本原因都是“消化能力”减退的缘故，民族自信心的丧失和西学东渐承受力的萎缩，都可视为消化力减退的具体表现。他批评说：“中国近来一切祸患未尝不是由于太把自己看得一钱不值了”，“这二三十年来，欧化东渐，人们往往只看见自己的短处。凡社会上所崇拜的人大抵是痛骂本国文化的人”[10]。中国人对本土固有文化如此轻视，正表明了民族自信心的丧失，而民族自信心的丧失，则说明中国人吸收西方文化的“底盘”——具有消化功能的“胃”出了问题。
文化主体消化能力减退的同时，对西方文化传播的承受能力也在衰退。令张东荪悲观的是后者更显得严重，这就是他所说的“对于西方文化不但不能消化，并且承受的能力亦渐渐衰退了”，“其原因不在于西方文化之不适于中国，乃只在中国人已缺少了吸取他族文化的‘主体’的资格”[11]。
文化主体性的丧失， 危害是灾难性的。如果吸收西方文化而又不具备“健全的主体”，那么，中国不但难以步入现代化轨道，而且面临沦为文化殖民地的危险，他说：“须知所谓吸取西方文化乃是说中国人以西方的文明而立国。倘使中国变为殖民地纵是人们都欧化了，这亦不得称为吸收西方文化”。换言之，“吸收了他族文化而自己更发扬起来，才称得上吸收西方文化；如果吸收了他族文化从此不能自振，只能称得上‘征服’”[12]。可见“彻底输入西方文化”的主张，是以民族独立国家富强为前提的。张东荪的自述，充分反映了中国近代社会尽管存在“救亡”与“启蒙”的两大主题，但知识分子往往只能把“救亡”奉为第一要紧事，而有意无意之间却忽视了有关启蒙的学理性探讨[13]。
为什么中国会丧失对西方文化应有的主体资格呢？张东荪认为，这是由于过去太注重西方文化的“输入”，却相对忽视了如何保持自己主体能力所导致的结果，也可说是倡导“全盘西化”过力必然出现的偏差。因此他坚决反对“全盘西化”，认为这一主张徒害无益，有关这一方面的问题，我们以后还会详细论及。
（二）“必须恢复固有的文化”
既然全盘西化导致了自信心的丧失，导致了消化能力和承受能力的衰退，并最终造成了文化主体性资格或文化自主性的丧失，那么中国当务之急就是重新恢复民族自信心，重新培植对外来文化的消化能力和承受能力。因此张东荪明确指出：“必须恢复主体的健全，然后方可吸取他人的文化”[14]。如何“恢复主体的健全”呢？办法是重新改变国人对待固有文化的态度，承认固有文化的价值，树立起民族文化自信心，克服民族自卑感。也就是说，“我们固然必须知道自己的短处，但同时亦不妨承认自己亦有些长处”，“一方面输入西方文化，同时他方面必须恢复固有的文化”[15]。
“恢复主体的健全”与“恢复固有的文化”有何关系呢？张东荪主要是从以下两个方面展开阐述的。
首先，恢复主体的健全是为了重铸中华民族应有的民族性，而民族性之有无可能重铸，则以自信心之树立为前提，欲树立民族自信心，则必须恢复固有文化。在他看来，如何吸取西方文化，如何欧化与如何造成民族性，这三者是三位一体密不可分的。民族性即蕴涵在中国固有的文化中，用他的话说就是：“中国固有的文化，便是有其民族性。无奈中国的民族性是由有到无，泰西各国不然，他们以民族的国家为最高，把所有教育文化风俗都染上了这个色彩，所以他们的民族性是由无到有。换言之，即民族国家主义的产物……中国以后要竞立于世界各国之林，当然除了走上民族国家主义这一条路是别无办法的，但须知民族国家主义无不宝贵其国的自己文化”[16]。也就是说，中国未经民族国家主义陶冶，尚未铸成近代式的“民族性”，而要铸成此种民族性，则必须首先“宝贵其国的自己文化”，即树立民众对固有文化的热爱和尊重。在强调国本、恢复民气的基础上，对西方文化进行细嚼慢咽的消化。
然而“五·四”以来由于各种反传统思潮的侵蚀，加上列强欺凌的激增，国人对传统文化大多怀抱“庆父不除，鲁难来已”的心态。在一般人眼中，中国固有文化既不能和西方文化媲美，又如何能恢复他们爱护旧文化的信心呢？张东荪的解决办法是设法使固有文化的价值“再发生新芽”，他说：“我们必须发现固有的文化有些地方不但不与新入的文明相冲突，并且可以并存而相辅。换言之，假使我们对于固有的旧文化不能使其再发生新芽，而只是把外来的新种移植进来，则中国的民族性便无法养成”[17]。所以，肯定固有文化的价值，是恢复主体健全，建构民族性的一个“必要条件”。
恢复固有文化，最引起张东荪重视的，是儒家思想中“重心在内”的“人生哲学”。也就是说，健全的主体性建构必须恢复和发扬固有文化“重心在内”这一特有的精华。他说，所谓“主体”，是指“重心在内而言，如果‘重心在外’，便不知有我。于是不仅个人为失了自主性，在一个民族，亦是失了自主性。而一个民族失了自主性，则决不能采取他族的文明，而只有为他族所征服而已”。要恢复民族自主性，就必须恢复该民族本有的文化，中国固有文化不仅不与已输入的西方文化相冲突，而且完全可以做到相辅相成。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内涵于传统文化之中的“人生哲学”是十分有价值的，恢复固有文化实际就是提倡这一颇有现代价值的“人生哲学”，诚如张东荪所说：“中国固有的文化可以儒家思想为代表，他只是讲做人的道理，并且这种人生哲学即从西方眼光看来，仍不失为很有价值的，在西方思想中很难寻找与他相等的，所以这一方面非但不应该打倒，并且应该提倡”。在他看来，“中国总是偏于以自己为对象，以自己为起点，来研究如何修养，如何做人，如何处世”[18]。个人有此“人生哲学”，则因“重心在内”而不致自卑，民族有此“人生哲学”，则会看重自己文化中的精华，树立起民族自信心，不至于匍匐在西方文化面前。
张东荪表面提倡“恢复”固有文化，深层意图则在促进中西文化之间的交融——“保存国粹与从事欧化乃是根本上不相冲突的”。至于“如何恢复中国固有文化”，“如何造成民族性”等问题，尽管他只提出了用新的态度和方法整理国故与躬行孔子精神等主张，而且论证也并不充分，说理亦不够透彻，但毕竟表明了他在中西文化问题上的微妙态度变化，这一变化（试图沟通中西文化的意向）到四十年代便发展成较为成熟的“沟通论”。
六、四十年代的“调和”论
在深刻比较中西文化的基础上，四十年代的张东荪进一步发展了自己的“恢复”论主张，并进而形成了更为成熟的中西文化观。
（一）、“化冲突而为调和”
1937年初，张东荪在《思想自由与文化》中说：“中国如果不遇着西方文化，中国本身并无多大问题。无如西方文化的侵入是个必然之势，于是问题乃起。如何调和中西文化，使西方文化进来而又不致推翻中国固有的文化，这是一个大问题”[19]。这里我们依稀看到了梁漱溟“三种文化路向”的影子，也反映了暂时处于弱势的非西方国家的知识分子的无奈[20]。张东荪在《思想与社会》中进一步说，倘要彻底把西方文化“移植过来”，“则决不能专靠做输入的工作即可奏效。因为专做输入外来的等于抛弃固有的，而殊不知固有的极不容易摒弃。倘不加以整饬，便会发生纠纷，所以一味不理固有的乃是对于输入外来的反有不利。故我主张必须根据这样的文化沟通方有办法”[21]。面对中西文化冲突，“我们所应努力的不在顺着自然的趋势以助长一方，推倒他方，乃只在于设法各得相当的安排，互有界限，不出范围，化冲突而为调和”[22]。足证三十年代后期至四十年代，张东荪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中西文化的“调和”与“沟通”上，目的是要使中西文化“各得相当的安排，互有界限，不出范围”。也就是说，“化冲突而为调和”是他这一时期开展学术论述的根本态度和出发点。
“调和论”的旨趣是协调与沟通中西文化，如张东荪所言：“沟通”是中西文化的调和与沟通，即接受西方文化的同时又保留固有文化，也就是在激进与保守之间作一折衷。
“使西方文化进来而又不致于推翻中国固有的文化”，虽然在理论上可以成立，但西方文化传入中国乃是大势所趋，“正好像从高地的水流向低地一样”。在这一背景下中国固有文化是否会衰亡仍是一大问题，如果答案是否定的，二者之间该如何配置也颇值得思考[23]。而既然认为西方文化进入中国是大势所趋，岂不就是视西方文化一统天下为人类历史进程之当然或必然吗？既不能拒斥西方文化的长驱直入，又要固守本土民族文化传统，在此不难看出文化衰颓失落之后，一代知识分子寂寞凄凉的心境。
在张东荪看来，完全推翻固有文化既不可能也无必要，“一个人把其所有的历史都抛弃了，在事实上绝对不可能。一个民族亦然。不是不想去这样做，只是没有法做到。一个人的过去历史印在其人的身上，不仅属于心理，并且属于生理。一个民族，其现存的制度在心理上本是一套观念，在结构上就是生活的状态，在由来上又正是传袭而成。如何能一切斩绝弃尽呢？”由于全盘西化毫无事实上的可能性，这样问题就转换为：“要迎接西方文化的进来，反而必须先将固有的文化振作起来”，“然后从相似或相近的地方以接受西方文化”[24]。
张东荪认为中国文化并非不好，只是不够完备，存在某些重大缺陷，但在某些方面又特别优良，有如“一个家庭的房子，必有客厅、卧室、厨房以及书房、浴室等。中国情形好象只有书房，没有浴室，只有卧室而没有客厅。在书房中洗浴，在卧室中会客，这实在不成样子。虽则书房特别精致，卧室特别宽大，而总是不相宜的。中国文化的不完备的情形即可以此比喻为说明。虽关于个人内心的修养方面特别发达，对于公共制度方面即付之缺如”。正因为不尽如人意，所以才需要以西方文化为补充，但这种补充应是裁减适宜、配置得当的，二者之间应“形成一个整体，不起内部的冲突”[25]。
但究竟如何使中西文化“配置”得当而不起冲突呢？具体而言，中国应接受西方文化中的哪些内容？中国固有文化中又应保留哪些方面呢？
早在1934年，张东荪就认为在政治经济等方面，中国向来就欠缺有效的办法，而“非用欧洲的方法不行”，“至于做人，中国本来最多讲求，不妨保留其精华”。三十年代后期以来，他则极力推崇西方“民主主义”，认为“西方的学术思想本来极复杂，其中可宝贵者，尚有多种，而大概与我们相比却并不见得可贵，而唯独这个当作整个儿文化的民主主义却正是西方道德中最可宝贵的东西。我们要接受西方文化亦只须取来这一点即足了。因为这不仅是西方的至宝，乃且是人类的至宝”[26]。
中国固有文化应保留哪些内容呢？张东荪在《思想与社会》中说：“我主张将儒家的精神只限于为内心的修养而重新提倡起来。……儒家之道是最好的心理卫生方法，最新的心理学亦未必能超过之。尚人人都能把自己弄得因尽性乐道而安安稳稳，则虽只系修身而已兼含有治术在内了”[27]。在《理性与民主》中，他又进一步指出：“中国文化只可大约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具有美术性质的，例如字画、建筑、甚至诗词，都可算在内。这部分不仅中国人不愿其衰亡，并且外国人亦正嗜好之。即所谓‘东方美’，确有怡静与淡雅之风味，故这一部分是不在话下的。另一部分则是儒教。我们对于儒家思想可以分两部分，一部分是关于社会组织的，另一部分是关于个人内心修养的。前一部分因为儒家的封建的极盛时代为模范社会，乃总不离家族中心，所以到了现代已是完全不相适应了”[28]。足见张东荪认为中国固有文化主要应保留两部分：一为具有东方审美韵味的艺术，一为“儒家内心修养的方法”。
（二）从反对“调和”到主张“调和”
前面已经提及，五四时期的张东荪曾一度反对过章士钊有关新旧思想“调和”的主张，而四十年代的他又重新高唱这一曾被自己无情推翻的理论观点，极力鼓吹“化冲突而为调和”。并且，如果试对两种“调和”论作一比较，就会发现含义颇为一致。
五四时期的张东荪认为章士钊的“调和”论是假调和，因为据他看来，“调和有二种，一为甲乙化合变为丙，即‘哈穆乃’（harmony），此为自然现象；另一是甲乙互让，即‘康波罗密斯’(compromise)，此为人为的现象”。可见他原先理解的调和不是甲乙混合，亦即并非调停而是谐和。而现在“化冲突而为调和”之“调和”又当如何理解呢？张东荪在《思想自由与文化》一文中阐释说，社会是一各种异质成份的结合，社会中的各个组成分子既有共同的利害，也有各自的利害。既然社会成员的利害得失不能完全一致，则与之相关的思想也必然会产生冲突，因而任何思想都难免不有某种偏见，而偏见则根据利害得失而产生。所以思想要化为现实，则必须有一定程度上的所谓“折衷”，诚如他所说：“任何思想，若仅是思想，是不成问题的，倘若求其实行，必须拿出来与各方面调和相磋商，自然会有若干的折衷……思想自思想，实行自实行，思想只须求其合理就行了，激烈偏狭一些不要紧，而实行则必须与人家调和折衷。此调和（compromise）所以为立国之道，因为没有调和就不复有平和与秩序。破坏了平和与秩序以求贯彻其主义，而其结果依然不过至多实现一半。可见无论取哪一种方法，而最后还是不能避去调和”[29]。
显然，这一所谓的“调和”（compromise）与章氏的“调和”论是大体一致的，更突出的是他们都把“调和”视为“立国之道”。不仅如此，张东荪还进一步指出，中西文化的纷争其实是由于不明“调和之道”的缘故，用他的话说就是：“在思想上崇尚创造，应得有充分自由，在实行上必须妥协，应得有相当的让步。这二者是西方文化的根本精神。亦就是欧美人所以立国之道。……我又推究何以中国人吸取西方文化以后反而变得大糟特糟，其故亦未始不在于此”[30]。在他看来，西方文化这一调和的“立国这道”，同样完全适合于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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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陈崧编：《五四前后东西文化问题论战文选》，第480页。
[2] 陈崧编：《五四前后东西文化问题论战文选》，第488页。
[3] 陈崧编：《五四前后东西文化问题论战文选》，第489页。
[4] 张东荪：《由自利的我到自制的我》，《东方杂志》23卷3号，1926年1月24日。
[5] 张东荪:《由自利的我到自制的我》。
[6] 张东荪:《由自利的我到自制的我》。
[7] 张耀南编：《知识与文化》第410-411页。
[8] 张耀南编：《知识与文化》，第412页。
[9] 张耀南编；《知识与文化》，第409页
[10] 张耀南编：《知识与文化》，第409页
[11] 张耀南编：《知识与文化》，第410页。
[12] 张耀南编：《知识与文化》，第409-410页。
[13] 关于中国近代社会救亡与启蒙的双重变奏，参阅李泽厚：《中国现代思想史论》，安徽文艺出版社，1994年，第11-52页。
[14] 张耀南编：《知识与文化》，第410页。
[15] 张耀南编：《知识与文化》，第411页。
[16] 张耀南编：《知识与文化》，第412页。
[17] 张耀南编：《知识与文化》，第412页。
[18] 张耀南编：《知识与文化》，第408页。
[19] 张东荪：《思想自由与文化》，《文史月刊》1卷10期，1937年1月20日。
[20] 参阅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60—74页。
[21] 张东荪：《思想与社会》，第112页。
[22] 张东荪：《思想自由与文化》
[23] 张东荪：《理性与民主》，第180页，
[24] 张东荪：《理性与民主》，第82页。
[25] 张东荪：《理性与民主》，第125页。
[26] 张东荪：《思想与社会》，第242页。
[27] 张东荪：《思想与社会》，第242页。
[28] 张东荪：《理性与民主》，第180页。
[29] 张东荪：《思想自由与文化》。
[30] 张东荪：《思想自由与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