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没有阳明学吗？

　　学术界长期流传着一种观点，认为中国和日本有阳明学，而韩国没有形成阳明学。果真如此吗？史料证明这种观点是不科学的，中国阳明学传到了韩国，并形成了独特的韩国阳明学。

　　关于中国阳明学传入朝鲜朝的时间，韩国学术界主要有三种观点。

　　一种观点认为：中国阳明学传入朝鲜朝的时间应在朝鲜中宗十六年，即1521年左右。如吴钟逸教授认为：阳明学传入朝鲜朝的时间应该在 1521年[1]。这一观点的根据是朴祥（1472－1530年，号纳斋）的《纳斋集》和金世弼（1473－1533年，号十清轩）的《十清轩集》两部文集。其中，《纳斋集·年谱》中有“阳明文字东来，东儒莫知其为何等语，先生见其《传习录》，斥谓禅学”，“辨王阳明守仁《传习录》于辛己”的记载，时为朝鲜中宗十六年。《十清轩集》卷二中则有“阳明老子治心学，也入三家晚有闻，道脉千年传孔孟，一毫差爽亦嫌云”的诗句。可知《传习录》初刊本（1518年）在1521年左右传入朝鲜朝。又如刘明钟教授在《韩国哲学史》第十六篇第一章中说：

　　阳明学向韩半岛的传播是从阳明在世的时候就开始了的。笔者也曾根据《西崖集》认为起始时间是明宗十三年（1558年），但目前根据朴祥（1472－1530年）的《纳斋集》和金世弼（1473-1553年）的《十清轩集》判断，《传习录》初刊本传到韩半岛，那是中宗十六年（1521年），也就是王阳明五十岁时候的事。因此，我认为，将初刊本的刊行时间（1518年）往后推三年，即公元 1521年才是正确的。[2]

　　另一种观点认为：中国阳明学传入朝鲜朝的时间是在明宗十三年，即1558年。如金忠烈教授根据柳成龙（1542-1607年，号西崖）的《西崖文集》的有关资料，提出了明宗十三年（1558年）说[3]。关于阳明学传入朝鲜朝的问题，《西崖文集》中有这样的记载：

　　右《阳明文集》，余年十七趋庭义州，适谢恩使沈通源自燕京回，台劾不检，罢弃重于鸭绿江边而去，行囊中有此集。时阳明之文未及东来，余见之而喜，遂白诸先君，令州吏善写者誊出，既而藏箧篓中。

　　按《西崖文集》的记载，柳成龙从沈通源丢弃的行囊中获得《王阳明文集》的时候当是在1558年。又如柳承国教授在《韩国儒学史》第六章第二节中写道：“王阳明学说初传来韩半岛是在朝鲜前的明宗代。明宗十三年（1558年），少年时节的柳成龙（1542-1607）在侍奉义州府史的父亲同住之时，赴明而返的谢恩使一行在回程时为逃避检查而将行囊弃于江边，由其拾得行囊中得到《阳明集》一书，此乃阳明学最早传来的记录。

　　第三种观点认为：中国阳明学传入朝鲜朝的时间，当为李退溪（1501-1570年，号滉）生活的时代。其理由是退溪生前著有《传习录辨》一文，对阳明学作了批判。退溪的批判是朝鲜学术史上对阳明学所作的最早的公开批判，例如李丙焘教授在《韩国儒学史略》第三编第六章第一节中说：

　　王书之传来我东，始自何时？年代未可得知。然李退溪生存时，已得见《传习录》而为之辨证一篇，载在其文集（见《退溪集》，卷41）矣。退溪之作辨证，又不知在何时。假使其作系于晚年，王书之传来，恐不后于明宗朝矣。王书之东来也，最初著为文字，以加一棒者，除退溪外，未闻其人焉。[4]

　　关于阳明学在朝鲜朝传播、发展的脉络，笔者以为可以分为以下六个阶段，即：

（一）阳明学早期传播期

　　从历史记载看，朝鲜最早的阳明学信徒当推东冈南彦经和庆安令李瑶。

　　南彦经是徐敬德的门客，但同时又与李混交游过。所以，他的阳明学思想可从《陶山全书》的〈静斋记〉[5]考察。其内容主要有：

　　1．主张“一气长存说”，认为“虚静微妙者，气之湛寂而先天之体也；生动充满者，气之流行而后天之用也”。

　　2．反对李滉的“静时气不运，理自然存在”的主张，同时亦反对“理非静有动无，气也非静无动有”的主理说。

　　3．南彦经说：“涵养体察为我之宗旨，天理与人间之理并非两种事物。”这就是说：天理就是人间之理，即我心。其实，这就是王阳明的“心即理”思想。

　　4．李滉认为：“时甫前次所言心有善有恶，其主张大错”，南彦经的“心有善有恶”说与王阳明弟子钱德洪的“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有一定关系。

　　5．南彦经说：“若曰静而气未用事，则所谓气者，静处无而动处有；所谓理者，静处明而动处暗。安见其理气合—、流行无端之妙乎！”理气合一之妙即暗示 “良知”。

　　南彦经的“一气长存”说和“理气合一即为良知”的观点，表明了他对理气问题的关心及对气的重视。这一思想演为朝鲜阳明学的主气说。

　　李瑶就学于南彦经，深信阳明学。他曾向宣祖宣讲过阳明学。据《宣祖实录》记载，宣祖曾对李瑶说：若按南彦经说，用阳明学治国可一扫倭寇；阳明才气过人，吾人才气低下，难以学之。李瑶对答说：“常省吾心”的主张很对，阳明的意思要先正其心，事事必求正当，阳明的主旨为致良知。

（二）阳明学奠基期

　　张维（1587－1638年，号谿谷）是朝鲜阳明学的奠基者，其阳明学的代表著作为《谿谷漫笔》。朝鲜阳明学集大成者郑霞谷是通过《谿谷漫笔》受到启发而潜心钻研阳明学。

　　张维关于阳明学的主要思想有：

　　1．张维与南彦经一样，主张气一元论。不过，张维的 “气”是把老子、庄子，阳明的气与朝鲜学者李珥的气综合在一起。这表现了他“好老庄之道”的遗风。关于气，他在《谿谷集·杂记》卷三中说：“气的本体是极其虚无的，往前无始，往后无终，大无际，小无心，无处不在。此处谁也难得，谁也难失，谁也难让其死，谁也难让其活，因为天地万物没有不是气的。”这表明：他认为气具有绝对性、普遍性、永恒性，是作为宇宙本体的一种实体。这种作为宇宙本体的实体气，在张维看来，就是良知之气，即心气的宇宙化。

　　2．张维主张自治、自立和自主。这一观点是以阳明学尊重自由、个性为其根本。他批评朝鲜学术界没有实心、实事、实功、实得和志气。他在《谿谷漫笔》卷一第二十四页中认为：中国学术多种多样，有正学、禅学、道教、程朱学、陆王学等，而我们朝鲜不管有知无知，只要是能识字者，就只知程、朱而不知其他，其原因在于没有一个真正的学者。没有实心的学问或对学问没有实得，就会过于拘谨，缺乏志气，耳听口说都是程朱学的重要，行动上的表现也只是进行捧场。这不是假学问，又是什么？而究其根源则是缺乏自治、自立、自主之心。而缺乏自治、自立、自主之心的实质是对良知自我拓展之缺乏。

　　3．张维主张“慎独”说。在心性修养方面，他批评了程、朱的穷理和居敬，认为即物穷理和居敬与我们的心性修养不合，而“慎独”更为切合实际。为此他写了（慎独箴）一文：“有幽有室，有默其处。人莫闻睹，神其临汝。警尔惰体，遏尔邪思。”慎独就是神的降临，要像站在神面前一样进行自身警惕，防止邪思，实现良知的虔诚的心境。慎独的实质就是心身修养。而心身修养不仅是知，也是行。张维认为：“先儒以穷理为格物致知之事，专属于知。唯阳明以为兼知行而言。范淳夫曰：‘自君臣而言之，为君尽君道，为臣尽臣道，此穷理也，与阳明之说合’”[6]张维这一思想是对王阳明“知行合一”说的一种具体阐述。

（三）阳明学被实学派摄取期

　　实学是朝鲜朝后期的一个重要学派。朝鲜实学以强调“实事求是”、“经世致用”、“利用厚生”为其目标。因此，实学学者对阳明学表现出较多的关心。他们认为阳明学在打破道学（即朝鲜朱子学）以正统主义实现一元优化统治而走向学术多元化方面有积极的贡献。而且，阳明学的“知行合一”思想成为鼓励实学派努力实践的理论。实学派从阳明学中找到了自己的哲学根据。实学派对阳明学的这一态度，在客观上亦构成了阳明学在朝鲜传播、发展的一个重要环节。例如，许筠（1569－1618年）、李晬光（1563－1628年）是实学启蒙派，他们的思想都受到阳明学的影响。

　　许筠与王阳明及阳明左派何心隐、李贽、公安派袁宗道、袁宏道、袁中道的新文学运动之间有许多相似之处。像许筠反对嫡庶差别，尊重民众意识；反对朱子学的教条主义，并揭露其虚伪性，严格区别真与伪、公与私；反对禁欲的礼教主义，肯定人欲；反对文艺的陈腐框架，提倡白话文。

　　李晬光号芝峰，是个百科全书派，可是他的著作《芝峰集》或《芝峰类说》却很特别，对理学几乎没有论及，对王阳明的学说则进行了简单的评价。如他在《芝峰类说·学问》卷五中称赞阳明学说：

　　王守仁说：“人生大病，只是一傲字。为子而傲，必不孝；为臣而傲，必不忠；为父而傲，必不慈；为友而傲，必不信。”他又说：“今人病痛，大段只是效，千罪百恶，皆从傲上来。傲则自高自足，不肯屈下人。故为子而傲，必不能孝；为弟而傲，必不能悌；为臣而傲，必不能忠。[……]为学，先要除此病根，方才有地步可进。傲之反为谦，谦字便是对症之药。”世上舞墨弄笔的人如果自高自大，不仅寸步难行，反会倒退，其原因都在于这种病痛。傲病者何止都是学者，千罪万恶都起源于傲，我认为这才是对的。[7]

　　这里，李晬光引用了王阳明（书正宪扇）中的语言，赞同王阳明所说的人生大病只是一个傲字的主张。另处，李晬光还十分称赞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说。如他认为：

　　所谓学问只有“知行”两个字。《大学》的格物致知是求知之因，诚意二相也就是行动条目这个因。《中庸》提出了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等四个为知之因，笃行为行动之因。圣贤之教诲虽有千言万语，但其要领却离不开这一条。我从小时候起主张的“真知中有行”，以行为主，学问和阳明的知行合一说没有什么两样。阳明的“知行合一”说实际上是以行为主，强调自得和实践。[8]

　　可见，李晬光以王阳明的“知行合一”思想对光说不干的后进学者之弊端进行了揭露和批评。

　　梁得中（1665－1742年，号德村）则从阳朱阴王的立场发展阳明学。梁得中的阳明学思想，一是强调良知，二是主张立诚，并提倡诚与良知的统—。

　　王阳明哲学的要旨是致良知。而梁得中则用朱子学佐证良知说。他在《德村集·答尹大源书》中解释良知说：“人皆有良知，故朱夫子补《大学》格致之说，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盖言其不待学问，本有良知也。”“当行吾所明，无行吾所疑，盖言其学未至、见未透者，且从吾良知之明白无疑处，作得去也。”这里，先以朱熹思想解释良知本有，然后证明“且从吾良知之明白无疑处，做得去也”是阳明学的精髓。梁得中认为“良知”的实质是“一诚”。李建芳评论他的思想时说：德村的根本是一诚。这句话是以王阳明所说的以诚意为主就是不必再添一个敬字，之所以只用“诚意”二字，是因为它是以学问的大头脑处[9]为基础的。梁得中将“诚”具体化为“实事求是”，如他对英祖说：不搀入一丝私意，行至诚，勤磨炼，不期而成，自然就会使国家太平。英祖答道：看来“实事求是”这句话非常好，我应该把这四个字挂在墙上，经常看到它。于是英祖用“实事求是”四字代替了原来的“荡平”二字。可见，实事求是就是诚，就是良知。主张良知和实事求是的实学是以“诚”之道德为原理的。

　　以利用厚生为旗帜的洪大容（1731-1783年）、朴趾源、朴齐家等被称为实学中的北学派。而北学派在学术思想上是实学和阳明学的折衷。

　　洪大容从内心深处喜欢阳明学，故郑寅普认为：洪大容的《毉山问答》的虚实论与王阳明的拔本塞源论自成表里之关系。洪大容在《毉山问答》中认为：扶助正学、排斥邪说、救世之仁、保身之哲，都来自于体认矜心、胜心、权心和利心不过是一种虚。因而，他主张要有实心。贯穿这一问答的根本精神是“万物一体”论。而王阳明讲的拔本塞源论本是从“万物一体”论而来的。由此可见洪大容对阳明学的吸取和发展。

　　朴趾源的文学思想对阳明左派何心隐、李贽、三袁公安派 进行了不同程度的吸取，而表现为民主、平等意识。

　　朴齐家吸取阳明学者刘宗周的“慎独”思想，强调慎独为治国之根本。“无慎独，则虽治国平天下，皆假也。”

（四）阳明学确立期

　　朝鲜阳明学派自十六世纪中叶引入中国阳明学后，历经百年之久，到十七世纪中叶才由郑齐斗开创为一个学派，在朝鲜学术思想上占有一席地位。

（五）阳明学江华期

　　江华传统指郑霞谷的后代以阳明学为基础，在史学、书法、诗歌、实学等广泛领域的研究成果，而对霞谷学（即朝鲜阳明学）有所继承和发展。例如，恒斋李匡臣在《书斋壁》中写道：“学问只有从心随入微之处努力，才能到达笃实光辉境界。只要确立了大本，即使会产生私欲的萌芽，也不可怕。” 这里所说的“心随入微”、“立大本”即是心学。这与阳明的 “吾人为学，当从心随入微处用力，自然笃实光辉；虽私欲之萌，真是洪炉点雪，天下之大本立矣”[10]这一思想是一致的。另外，李匡师对郑霞谷加以评论：“先生之学，专于内，实于己，如乔岳之蓄、大海之藏，荣华不显于外，接待人言词详尽，仁和旁畅而人自异之也。余识浅不敢知造道至何地，而概其去外诱，存实理，别无余境矣。古所谓笃恭者，先生其几矣。”[11]他认为这里所说的诚实和“专于内”、“实于己”、 “去外诱”、“存真理”等是郑霞谷对王阳明的“诚是实理，又是一个良知”思想的发挥。

　　又如李建昌、李建昇、李建芳一起努力阐明阳明学，并继承了王阳明、郑霞谷的思想。他们在江华开办了启明义塾，义塾宗旨为：1．四民皆学；2．务实；3.心即事；4.实心实事；5．恢复独立权。他们撰写论述真与假的《原论》上、中、下和《续原论》，认为假和假心不是良知，强调真、真实、实心的重要性，以此提倡阳明学的“良知”说。

（六）阳明学近代光复期

　　韩国的光复运动指韩国近代史上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民族抵抗时期。这一时期具有代表性的阳明学者首推朴殷植和郑寅普。

　　朴殷植是韩国近代史具有代表性的爱国启蒙家和阳明学者。

　　郑寅普（1892－？年）的《阳明学演论》对“致良知”、“至善”、“拔本塞源”等进行了论述和发展，并从宏观上对韩国阳明学进行了归纳、分析。郑寅普将韩国阳明学者分为三类，即（1）明确承袭阳明学的，如张维、郑霞谷及江华阳明学派；（2）阳朱阴王的，如李匡师、李令栩、李忠栩等；（3）不谈阳明学，但精神为阳明学的，如洪大容等。

　　韩国阳明学在以朱子学（性理学）为主导思潮的社会环境中，以不屈不挠的精神在与性理学的对抗中流传、发展，显示了顽强的生命力[12]。

二、郑霞谷的阳明学思想

　　郑霞谷生于仁祖27年（1649），卒于英祖12年（1736），姓郑、讳齐斗、字士仰。郑霞谷出身名门，为郑梦周第十一世孙。

　　《行状》说：霞谷五岁而孤，被养于大父忠贞公处，少年时就受到成人的教育。他常侍于忠贞公身旁，一次，有好东西放在霞谷身边。忠贞公命他去取，霞谷取来看了看，又放回原处。忠公贞很感叹地说：“世之贪得者有愧于此儿多矣。”霞谷十六岁时，忠贞公卒。霞谷斋心素食，一如重哀。后因看破官场利禄之争，遂请求母亲“废举可乎”？母亲许之，于是不复以外物为累，杜门专心求志、读书。
　
　　《遗事》说：霞谷二十五岁前在应举业时，已能够通经书及礼乐、数学、百家诸子、天文、地理、医学等，自废举业之后，专治经学，尤以心性之学、务实之行为主。

　　门人李震炳说：霞谷先生以醇粹之资，负特立之才，超然于俗学之中。……自成心与道合，泯然无际，晬和之气，溢于面背。其所知之博，则于帝王为治之道，阴阳造化之理，万理万物之变，无不融会贯通。

　　门人尹淳说：霞谷先生常说：所论虽千言万语，若不务实德尽，归文具唯在默而成之，不言而信而已矣。于是反躬实践，务本力行。以为天下万事之本在于正心，而正心又在于慎独，此乃为学之根本也。……故世之学者为人，而先生之学为己；世之学者务于外，而先生之学专于内。

　　门人李匡臣说：霞谷先生初年从事于考亭之学，凡大全语类，义理精微，蛛丝牛毛，靡不贯穿研索。顾其格致之训，即物穷理之说，终觉有抵牾。……中年得明阳书，读之，至其致良知、知行合一之说，乃有发周程所未发者，遂乃曜然省悟，专心致知于此。[13]

　　郑霞谷的阳明学思想一方面是对南彦经、张维、李晬光等前期阳明学者的继承，另一方面则是对朝鲜性理学者对朝鲜阳明学攻击之反动。

　　众所周知，以李退溪为代表的朝鲜性理学是朝鲜朝的统治思想。作为统治思想的性理学在阳明学一传入朝鲜时，就对它进行了残酷的打击。例如，李退溪著《传习录论辨》，对王阳明的学说进行批评，要点如下：

（一）王阳明、陈献章的学问是以陆九渊之学为出发点，形式为儒而实质为佛。

（二）笃信唯心论，不以物之理为然，认所有事物皆为心障，唯有排除心障，本心、良知的作用才能得到自由发挥。总之，六经为心之支柱，凡事可从心得，不一定非读书不可。

（三）“知行合一”说与究理之心相悖。

（四）阳明所谓的“性”实为古时告子所说的“生之谓性”之理，但朱子认识到纯属理之本体的仁、义、礼、智四德就是“本然之性”。

　　另外，退溪的弟子柳成龙对阳明学也作过批评。他指出：第—，阳明学虽富实践性，但心中并无准则，若持主心说，会滋长猖狂妄为之弊端；第二，王阳明主张致良知，不读书，哪会对一切事物皆了如指掌？陈献章不精道学，阳明以儒学代替禅学；第三，虚灵为心之本体，知觉为心之作用，心中所藏之理即仁、义、礼、智，也就是所谓的“性”。若将虚灵和知觉均归为性，那必然与佛学相近。格物致知的“知”说的是心知，“物”说的是物之理。王阳明将致良知视为学问的精髓，贬朱子学为支离破碎，属外道即佛家学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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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见朱七星主编：《中国、朝鲜、日本传统哲学比较研究》（延边：延边人民出版社，1995年），370页。另见张立文：《李退溪思想研究》（北京：东方出版社，1997年），27页；楼宇烈主编：《东方哲学概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221页。

[2]韩国哲学会编：《韩国哲学史》（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6年），下册，3页。

[3]见朱七星主编：《中国、朝鲜、日本传统哲学比较研究》， 370-371页。

[4]李丙焘：（韩国儒学史略）（汉城：亚细亚文化社，1986年），266页。

[5] 〈静斋记〉，《陶山全书》3（京畿道城南市：韩国精神文化研究院，1980年）， 269－270页。

[6] 《谿谷漫笔》（肃兰市：大学社，1996年），卷1，22页。

[7]李晬光撰、青柳纲太郎编：《芝峰类说（原文和译）》（京城：朝鲜研究会，1916年），卷5， 153页。

[8]同上注， 154页。

[9]参见《传习录》上，《王文成公全书》，卷1。

[10] 《阳明文录·与黄宗贤》，《王阳明全集》（北京：红旗出版社，1996年），第2册。

[11] 《门人语录·霞谷全集上》，骊江出版社1988年版，第349页下。

[12]参见韩国哲学会编：《韩国哲学史》，下册， 9-48，65-70页。

[13] 以上见《行状遗事·霞谷全集上》，第330页下-331页上，344页上，346页下-347页上，348页下-349页上，349页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