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虽重视“信”，但没有把它绝对化。孔子说：“好信不好学，其蔽也贼”。“言必信，行必果，硁硁然小人哉！”孟子：“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义所在。”道德高尚的人不必拘泥小信、小行，要从道义的大局出发。

　　国际关系中，我们可从儒家的“诚”、“信”得到如下启示：

　　1．要推行真实、诚恳的外交。

　　外交政策要从实际出发，对他国以诚相待。韩朝之所以在2000年出现和解的局面，很大程度上因为金大中推行真诚的阳光政策。

　　2．要树立国际威信。

　　通过“德治”、“仁政”、“义勇”、“廉耻”等符合道义的行为树立良好的国际形象，以获得他国的信任，才能协调或带领其他国家改造和完善世界。通过武力、霸权和高压政策等树立威信，必然后患无穷。

　　3．要守信用，但不为信用拘泥。

　　在国际场合不轻易许诺，一旦许诺则要信守；遵守双边、多边以及国际条约和国际通则。同时，不为“守信”拘泥，一些原来合理的约定会变得不合理，对此种约定应解除或不遵守。1945年8月8日，苏联对日本宣战，单方面废弃《日苏中立条约》。此举从儒家“义”的角度来看，反法西斯战争的正义性使苏联遵守“雅尔塔协定”。苏联惟义是从，是正义的。

　　4．订立国际约定、条约等一定要符合道义。

　　符合道义的信约不仅在遵守上有保障，而且，因为它符合事物的规律，容易实现。

五、“贵和”--理想关系的境界

　　儒家重视“和”，以“和”为贵的思想流传很广。在国际关系和外交领域也有应用。如50年代，中国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好评，这说明“和”的深远影响。“和”是儒家在处理人际关系和国际关系时追求的理想境界。

　　“和”在古汉语中的意思是：“顺也，谐也，不坚不柔也。”《中庸》说：“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中庸》把人的感情表达符合礼仪称为“和”，认为它是天下共通之道。做到“中”与“和”，天地则各就其位，万物就发育生长。

　　孔子说：“礼之用，和为贵。”意思是：推行礼仪，应恰到好处才可贵。孟子把“和”用于人际关系，“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礼记》把“和”用于理政治国，“发号出令而民说，谓之和”。体现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顺”与“谐”的关系。《礼记》还认为“义与信，和与仁，霸王之器也。有治民之意而无其器，则不成。”《尚书》把“和”用于各国关系上。《尚书》：“百姓昭明，协和万邦。”说尧帝表彰好“百姓”，努力理顺各部落国家之间的关系。可见，儒家从一般事物，到人际关系、理政治国和国际关系都浸透“和”的思想。

　　国际关系中，我们如何借鉴儒家“和”的思想呢？

　　1．“和”是各国生存和发展的基础。

　　要把“和”作为国家生存与发展的基础，加以珍视。在“和”的状态下，各国可以发展；在不“和”的状态下，国家互相仇恨或爆发战争，将导致无法发展，甚至灭亡。

　　2．以“和”作为处理对外关系的重要准则。

　　要把“和”渗入外交政策与活动，与一切可以和好相处的国家和好相处。对尚不能和好相处的国家，区别对待，对道义国家应积极创造条件，争取与之和好相处；对不道义的国家，按照道义原则中正不偏而待之。

　　3．应把“和”作为具有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和外交理念在国际场合加以弘扬。

　　“和”是最具中国特色的思想。它既有深刻的内涵，又有普遍的实用性。因此，有必要使各国深刻领会并接受“和”。

　　4．用“和”化解在外交和国际关系中的难题，结交更多的国际伙伴和朋友。由内“和”推动外“和”，由外“和”促进内“和”。早日解决台湾问题。

六、“礼教”--秩序良性循环的约束机制

　　“礼教”是儒家思想的重要部分。文革时，被称为“害人的礼教”、“维护封建的等级制度”等。客观地说，礼教的确存在糟粕。它不仅繁琐，对居于上位的人和统治者有利，而且，对人有很大束缚。但是，从它的合理内核考虑，其仍有很大的积极意义，它约束所有人，使之各尽其责。使人际关系和社会关系在“礼”的制约下协调发展，社会秩序获得良性循环。

　　《礼记》说：“夫礼者，所以定亲疏，决嫌疑，别同异，明是非也。”“修”礼，谓之“教”。

　　儒家关于礼教的论述很多，除了《周礼》、《礼记》等，孔子和孟子也有很多论述。孔子说：“礼，与其奢也，宁简。丧，与其易也，宁戚。” “不知礼，无以立也。”“立于礼。”“君子义以为质，礼以行之”。孔子还阐述“礼”的平衡功效：“恭而无礼则劳，慎而无礼则葸，勇而无礼则乱，直而无礼则绞。”孟子说：“有礼者敬人”，“敬人者，人恒敬之。”“恭敬之心，礼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