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4月27日下午，“贵州大学清水江学研究中心揭牌仪式暨学术研讨会”在贵州大学中国文化书院的“勉学堂”举行，来自于贵州大学、贵州师范大学、贵州民族大学、贵州财经大学、贵州师范学院、贵州省文联、贵州省考古研究所、贵州省社科院、清镇市人大等十余家单位的专家学者参加了此次会议。《贵州日报》、《当代贵州》的记者也热情地参加了本次会议。会议还吸引了决心投身清水江文书整理与研究的研究生以及部分苗族、侗族本科生参加。老中青三代70余人汇聚一堂，为清水江文书整理和清水江学研究这一贵州历史上重大的事件畅所欲言、建言献策。

　　清水江文书是明清以来，贵州和湖南两省的清水江流域苗侗等少数民族用汉文保留的各种民间契约文书的总称。内容涉及土地买卖、林木贸易、分家析产、婚姻关系、子嗣过继、诉讼案件、村规民约等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估计总量在50余万份左右，目前已收藏10余万件。据目前研究可知，早在上世纪四五十年代，著名学者吴泽霖、费孝通等就先后到清水江流域进行社会历史与民族文化调查；1953年天柱本地学者龚其昌第一次私人收集和整理了清水江文书；1959年锦屏县有关政府部门第一次将清水江文书收入档案馆保存；1960年贵州大学历史系在清水江地区进行历史调查，收集有包括文书和碑刻在内的重要资料。此间，贵州民族研究所在国家民委组织下也进行了苗族和侗族社会历史的调查。八九十年代以后，清水江文书研究成果开始增加，贵州大学吕左教授还获得两项有关清水江研究的“国家社科基金”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课题。进入21世纪后，有关清水江文书的资料汇编、学术论文、研究著作大量涌现，引起国家和贵州省的高度重视。2010年，清水江文书入选《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越来越多地的国内高校参与到研究队伍之中。贵州大学中国文化书院自2002年成立以来就一直进行清水江文书的调查、整理与研究工作，获得国家重大招标课题、清史工程课题，以及省部级课题多项。在省委丶省政府和贵大学校领导的关心和支持下，“清水江学研究中心”也应运而生了，这是省内外第一加以“清水江学”命名的研究中心，标志着贵州大学清水江学研究进入到一个崭新的历史阶段。

　　会议由中心副主任张明、马国君主持，中心主任张新民教授首先致欢迎辞。他说：清水江是一条有灿烂文明的河流。这条河流在明代以后逐渐开发，成为沟通贵州边地到中原腹地区的一条交通大动脉。这一地区的世居民族，包括苗族、侗族、汉族等创造了灿烂的文化，尤其是如今发现了大量的文书极大地推动了这一地区的研究。他特别强调这批数十万份清水江文书，与敦煌文书、徽州文书可以并列成为中国文书史上的三大重大发现之一，完全可以建立与敦煌学、徽学三足并立的清水江学。在东北学、西北学、东南学都有着很好的发展的今天，西南学也应该有突飞猛进的发展。通过以清水学为重要组成部分的西南学的研究，可以在整体上为当今社会提供和谐的治理经验、民族交流经验，族群与族群之间、地方与地方之间交流互动的经验，不仅可以将它们上升为国家经验，而且也可以为国际上解决民族冲突发挥借鉴作用。他还就如何加强省内外、国内外的学术合作提出了自己的构想。

　　贵州大学社科处处长洪名勇教授对中心的成立表示祝贺和肯定，他说：贵大对清水江文书整理与研究非常重视，在中心成立之前，贵大中国文化书院已对该领域进行了深入研究，纳入了国家重大社科项目，发表了相当数量的研究成果，这些成果为当前的研究打好了基础。他认为，中心为贵大校内外的学者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研究和交流平台。他还强调指出，对清水江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研究，需要更加深入进行发掘原始材料，正史与文书都是我省历史研究的重要资料，恰逢贵州建省600周年，使得本中心的成立具有了更为重要的意义。他指出，对清水江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等多方面的研究，需要整合各个学科进行交叉协调合作，从多角度多视角深入研究，获得广泛深刻的研究成果。他祝愿中心在整合省内外的清水江研究方面取得更多成就。

　　清水江学研究中心顾问、贵州省文联民协原秘书长、资深苗学专家杨培德先生发表了热情洋溢的发言。他说，清水江学是一个大有可为的学科。自古以来，清水江都是贵州通往中原地区最主要的通道，从国家体制的高度对清水江地区进行研究，将国家政策与地方影响结合起来，可以更好地把握该地区的历史发展脉络。他列举了清朝改土归流后，到抗日战争时期，这一地区经历了大大小小的战争，尤其是民国时期各路军阀的争夺频繁，对该地区造成了极大影响。杨先生认为，苗疆的开辟一方面是对地方的控制，另一方面是对资源的争夺，该地区的木材、桐油资源丰富，木材交易直至民国时期都十分繁荣。值得注意的是，鸦片战争后黔东南地区的鸦片泛滥，鸦片交易与运输在该地十分繁荣，至民国时期地方军阀对烟税的征收是重要的经济来源。杨先生还强调，档案文献、田野调查、文史资料等都是清水江流域研究的重要资料，应同样加大关注度。

　　贵州省文联副主席、贵州民族大学龙耀宏教授认为清水研究大有可为，介他绍了清水江流域族群的地域差异，他以该流域范围内的戏剧、宗祠为例，追溯该地区苗、侗、汉各民族文化的源流和传承。他注重提到关于清水江流域苗侗关系研究的问题，他在考察中发现了苗侗两族人民存在身份互换的情况，两族直接的纠纷大多通过宗祠来解决，很少有矛盾激化的现象，因此清水江流域的民族关系是整个贵州民族状况的缩影。清水江学的建立是有历史和现实基础的，几十年来积累了许多研究成果，在此后的研究中，还要从文书中拓展出去，为清水江学研究开辟更广阔的空间。他指出清水江学具有以下意义和价值,即通过清水江学的研究,抢救清水江流域民族文化的记忆；丰富文化基因，扩展文书以外的研究范围；推动沿江两岸的古道研究保护。龙教授还对文书的研究提出一些意见，特别指出应加强对文书语言学的甄别工作。

　　贵州师范大学张羽琼教授谈到张新民教授对清水江学做出的巨大努力，她说，张新民教授很早就提出要重视史学的地方性研究，并在九十年代就提出了“贵州学”的概念和研究框架。她认为清水江学的形成，其研究范式和研究视觉会对全国区域史研究作出补充和扩大，对中国民族史、文书史、区域史的研究作出填补，具有十分重要的文献价值和现实意义。

　　在清水江学研究中心揭牌仪式之后，专家学者们进入自由讨论环节。贵大刘锋教授首先以汉文化进入前后清水江流域苗族社会婚姻形态的变化为例，探讨了国家与地方的互动。历史上清水江流域的统治者不仅需要从国家获得身份、地位的认同和政治利益，而且也需要在地方上获得百姓的拥护，继而采取了很多方式，在这一进程中汉文化与地方少数民族文化不断在融合。他认为，清水江学研究不应是一个“小”的概念，应该形成一个“泛清水江”概念，可以考虑将清水江、舞阳河、古苗疆走廊联系在一起进行研究，将点、线、面串联在一起，可以形成网状研究，这样才能将视野放宽，获得更多的研究成果。


　　贵州省考古研究所副所长李飞博士针对近年来清水江流域考古成果做了一个题为“万年清江”的专题学术报告。他指出，清水江沿线人类活动的历史已超过一万年。清水江正式进入考古工作视野的时间是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在天柱县的白市、江东、茅坪、三江、远口等地，考古调查组先后发现了仙人洞、烂草坪等11处史前遗址，采集到大量分属于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的石器和陶片。李飞博士强调，由于我省旧石器时代遗址多为洞穴遗址，这些清水江沿岸阶地上的遗址具有着特别重要的价值。清水江通航的历史至少可以上溯到2000多年前的战国、秦汉时代，在清水江河床内淘金出土了数以千计的战国、秦汉时期青铜兵器，就代表了多种文化因素。另外，在清水江沿岸，还发现了宋明时期的瓷窑，明代的古城遗址等，因此，从旧时代时期一直到明代，清水江流域的人类活动从未间断。李飞博士一一展示了这些激动人心的考古新成果。他认为，考古学研究揭示了一个过去我们所未知的清水江，而后续的研究仍需很大关注和投入。他希望清水江文书与清水江考古学联合起来，展现出丰富多彩的清水江历史文化面貌，丰富清水江学研究的内涵，积累更多的清水江学研究成果。 

　　贵州大学杨志强教授认为，贵州文化具有多样性，不能用“内地化”来概括。贵州文化在长期的发展中由汉族文化和少数民族文化等汇聚而成，文化形态的复合性、文化多元性展现出独特价值。贵州的区域文化多样性的形成有一个表征，即是先有“国家化”，后有“内地化”，其文化多样性是在整个国家的宏大背景下所建构起来的。在研究民族地区时，学者们往往强调其民族性，而忽视了其地域性，贵州文化长期被边缘化，是因为没有一个本体文化的主体性认同。清水江流域的研究是贵州历史文化研究中的一个重点，清水江作为贵州的重要水运通道，呈现出移民文化的多样性和族群的复杂性，需把少数民族文化与汉文化结合在一起，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清水江学研究同“古苗疆走廊”的研究一样，将助推建构地方文化的主体性认同。

　　贵州苗学会副会长、贵大张晓教授提出清水江学研究可以为苗族研究提供许多新的材料和新的思路。她以苗族妇女研究为例指出，文书可以提供详实准确的文献材料，与家族记忆、口述历史互为印证。比如通过文书材料的显示，西江苗寨在清代时期已经比较开放。所以民族学者需不断拓宽视野，通过文书可以对苗侗民族的历史活动、社会性别、民族服饰、婚姻形态演变方面进行研究。文书也是一个民族研究的重要资料宝藏。

　　贵州民族大学西南傩文化研究院院长陈玉平教授提出清水江文书在少数民族戏剧研究上的重要作用。他通过实地调查和研究发现，清水江流域的傩戏与贵州其它地方有一定差异，清水江流域傩戏与巫傩戏关系不大，是两种不同的形态。傩戏是由四川传入黔北，并从北往南传播。虽然清水江流域戏剧与黔北等地傩戏形态有所不同，但仍然可以确定它也是傩戏的传承路线之一。通过文书的研究，可以为清水江流域的少数民族戏剧找到重要的历史线索。

　　贵州法学学者、来自清镇市人大的戴泽军先生提出，西方法学界一直以来认为：中国民间社会既没有法律观念，更没有证据意识。但事实并非如此，清水江文书就是中国苗侗等少数民族留下的民间传统法律证据。研究清水江文书的证据法价值，不仅可以打破西方法学界长期以来对中国法律的偏见、误解甚至歧视，而且对中国证据法学的学科建设具有举足轻重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他具体分析了清水江文书的法律证据价值，他说：清水江文书属于法律证据中的书证。清水江流域既非国家文化中心，亦非发达之地。但是从清水江文书中可以看到，当时的苗侗民族不仅有了证据意识，而且具备证据知识，他们的文书已经形成了比较统一的基本行文格式，他们已经懂得使用证据来维护自己的权力和利益。他的分析提供了一个对清水江文书研究的全新视角，即用证据法的观点来审视清水江文书在中国法律史上的作用和地位。

　　贵州师范大学石峰教授指出，在以往贵州地方研究中，多以“山”、“水”为对象，但都未能够形成一种“学”，现在清水江学填补了这一空白。他指出，地方研究最忌讳千篇一律，须有地方特色才能突显出研究价值。他认为过去学者研究边疆地区多从“大一统”视角入手，现在应多关注地方的视角，多站在地方的角度上去看待问题。他表示相信，清水江学可以挖掘出相当丰富的新知识点，为区域史和地方文化研究提供新的思路和范围。



　　贵大龚妮丽教授认为，做学问有了资料就占领了高地，清水江之所以能成为一门“学”，就因为我们有大批文书可以作为研究的资源和基础。清水江学的形成是有坚实根据的、也是有充足底气的。立足于贵州文化的清水江学研究的视野很重要，做研究既要有宏观的视野，也要有具体微观的研究，二者缺一不可。对清水江学的研究有很多领域值得去发现、去探索。

　　最后，张新民主任致闭幕词。他总结此次学术研讨会的成果之后，希望各位专家学者能够共同努力，共同推动清水江学研究进程。

　　据了解，清水江学研究中心已经聘请全省范围的各学科的专家学者近100名为中心的专兼职研究人员；以后还将继续扩大研究人员队伍，力争将该中心打造成为具有重大影响的清水江学研究机构。该中心的建立，无疑将推动贵大乃至贵州全省对于清水江文书整理和清水江学研究提升到一个新的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