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市的死与生

　　2010年7月3日下午，新华社高级记者、《瞭望》新闻周刊编王军在贵州大学文化书院做了“中国城市的死与生”讲座，受到师生们的热烈欢迎。讲座由文化书院张新民教授主持。周光琴副院长和人文学院部分师生参加了讲座。
　　王军从自己的著作《城记》开始，从北京的现实入手，以五十多年来北京城营建史中的历次论争为主线展开叙述，其中又以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为重点，将梁思成、林徽因、陈占祥、华揽洪等一批建筑师、规划师的人生故事穿插其间，试图廓清“梁陈方案”提出的前因后果，以及后来城市规划的形成，北京出现所谓“大屋顶”建筑、拆除城墙等古建筑的情况，涉及“变消费城市为生产城市”、“批判复古主义”、“大跃进”、“整风鸣放”、“文化大革命”等历史时期。城市就是一本打开的书：石块和钢筋水泥凝固着几代人的抱负、理想、成败和恩怨，梁思成和北京城的命运就是这样一部很难让人平静，值得再三解读的大书。
　　刚刚逝去的上个世纪，是北京急剧变化的百年。对于文明积淀深厚的这个历史名城来说，这仅仅是其沧桑变幻的一个瞬间。而这个瞬间所爆发的力量，至今仍使这个城市保持着一种历史的惯性，塑造着它在今天以及将来的形态，有体有形地影响或决定着这里每一个人的生活。所谓“梁陈方案”，就是1950年由梁思成、陈占祥共同签署提交的《关于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区位置的建议》。他们建议为了整体保护北京古城，在月坛以西、公主坟以东建设新的中央行政区。北京的悲剧在于，由于共产党人的远见，它在战火中奇迹般地保存下来；然后在和平建设时期却被逐渐毁掉。由于领悟了毁城背后民族的大命运，最令人震惊的事实，莫过于在1958年大跃进时期，正式提出了改造故宫和在天安门建政府大楼的设想。“北京市当中放上一个大故宫，以致行人都要绕道而行，交通十分不便”；“要用阶级观点分析故宫和天安门的建筑艺术”！多么响亮、正当，多么熟悉的思维和语言，熟悉得令人不寒而栗。如同当年的许多巨变一样，那是一场同时代人共同参与的历史活剧。真正的悲剧性在于，各行各界的人是如此真诚而欢欣鼓舞地将它推向高潮。因而，认识城市变迁的动力结构是更为重要的。我们看到了来自苏联的经验和苏式教条主义，革命化和政治化的意识形态，以及“经济必然性”对古城的“共谋”。梁思成曾赞誉苏联是“计划工作者的天堂”，认为土地私有制下的资产阶级城市难以避免杂乱无章；但苏联专家却以莫斯科改造的经验武断地裁定北京，给古城以致命的第一击。而除旧破新的动员是多么具有时代前进的蛊惑力啊——“北京、开封的旧房子最好全部变成新房子”、“彻底清除旧物质文化”。于是，被拆毁的城墙“像姑娘们一样年轻了”，“一块块方砖，从泥土中站起来，阳光下露出笑脸”……管理者的决策更看重的是经济合理性和现实可行性。当时否定“梁陈方案”的重要理由是另建新区费用昂贵，国家财力有限。
　　梁思成在论述北京的古代城市建筑规划之完美和建筑艺术成就之高时，曾不禁这样感叹：“北平的整个形制既是世界上可贵的孤例，而同时又是艺术的杰作。城内外许多建筑物都又各个的是在历史上、建筑史上、艺术史上的至宝。……它们综合起来是一个庞大的"历史艺术陈列馆"。从保护历史和艺术的角度出发，绝不应当破坏这个全世界保存最完好的体系。因为历史的文物对于人民有一种特殊的精神影响，最能触发人们对民族对人类的自信心”。但是，具有历史责任感的呼声，无论感情多么强烈，也终被盲目和无知所淹没。倘若拆除精美的城墙、牌楼的行为在当时确是理性的，只是后来历史证明其本身是错误的，倒也可在扼腕叹息之余表示谅解。可似乎找不到任何理由。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历史上凡“破”字当头的行为，大都是越盲目越理直气壮。想想看，我们已经有多少承传着古老文明的历史遗迹，在许多专家学者绝没有一丝一毫功利心的声嘶力竭的呼吁呐喊中，还是抵不过一纸又一纸头脑发热的行政命令，在推土机的轰鸣下变成一片又一片瓦砾。
　　梁思成对中国传统建筑的钟爱之情，从他对那一砖一瓦，一栏一石，一寺一塔，一庙一殿的品味便可见一斑。他并非一个只耽于古典情趣，而不理会时代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梦想家。相反，他是个非常务实的建筑学家。他在40年代就已清楚意识到中国城市已经走到传统与现代化的临界点，没有任何力量能阻止北京城的都市化进程。他深知作为一个科学家，其不可推卸的责任是用智慧和知识将传统与现代化相融，单凭对中国建筑美感的依恋是远远不够的。因为不是所有人都能在实际利益面前向历史的责任和审美的需求让步。
　　梁思成的北京是美丽的。想想今天的市政要在保护古建与城市现代化建设之间艰难抉择，也是50年前不听“梁”言相劝留下的后遗症。如今在拓宽的商业街和林立的商城大厦包围下，故宫、北海、景山成了都市盆景，由九城的城墙、牌楼，宫殿、王府、四合院所支撑起的古城的和谐已经支离破碎，甚至不伦不类。梁思成在指出保存城墙丝毫不会妨碍未来日益繁忙的交通，从经济角度考虑，拆除城墙要用炸药，运输城砖也浪费人力物力。不但是庸人自扰，简直是罪过的行动了。那如何解决庞大的政府行政中心区的用地问题与旧城区的矛盾呢？梁思成指出向西郊近城发展建立新区是上策，这样不仅可以解决使办公区有足够的面积和发展余地，以及人口过密、控制车辆的合理流量，还可以一劳永逸地保护旧北京的建筑文物不遭破坏。
　　然而，历史的真实是即便在当时，在旧城区拆旧建新的成本也远比在郊区征地新建昂贵得多。国家真正无力负担的是在旧城区大规模拆迁和安置。居民问题，由于“麻烦”、“花钱”、“耽误时间”，许多部门“情愿去郊区建”。于是在西郊新建了大量机关建筑，当时的人反映说“不知道新房子都盖到哪里去了”。半个世纪之后，城市变化的动因与当年已大不相同。在近十年的房地产开发中，北京和大多数历史文化名城真正脱胎换骨，面目全非。然而，旧城已毁，新建凌乱，城市的命运仍让人忧叹，其中一脉相承的教训是什么呢？王军在演讲中介绍了巴黎、曼哈顿等城市道路规划、城区建设方面的先进经验，阐述了“人民是城市的主人”这样一个城市规划的基本理念。王军介绍说，如今北京老城保护最大的敌人就是房地产开发，而且这种野蛮开发的目标已经逐渐从平房、四合院扩展到楼房，一些二十年以前建筑的楼房也因为所处地段的珍贵而进入开发商的视野，随时可能遭遇野蛮拆迁的命运。“一个东方古国的城市，在建筑上如果完全失掉自己的艺术特性，在文化表现及观瞻方面都是大可痛心的”。今天我们也只能落得在躲避交通堵塞和大气污染之余，用想象的记忆去梦寻古都的风采神韵。但愿不要再让梁思成的痛心继续了。

　　　　　　　　　　　　　　　　　　　　　　　（根据录音整理，未经本人审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