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发展模式的历史透视

　　2010年11月8日下午3点，中国社科院近代研究所研究员雷颐在中国文化书院传习室做了“新中国发展模式历史透视”讲座。讲座由人文社科处主办、中国文化书院承办，中国文化书院副院长龚晓康博士主持。文化书院院长张新民教授、副院长周光琴、黄诚博士、廖峰博士、王进博士等出席了讲座。雷颐研究员演讲主要内容如下：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共领导人必须作出的最重要的抉择是，共和国成立后基本国策是巩固还是放弃“新民主主义制度”，围绕这一中心问题，不同观点进行了激烈的争论和斗争。
　　1948年下半年，毛泽东委托刘少奇具体规划即将到来的新中国蓝图。1948年9月，刘少奇在中央政治局所作的《关于新民主义的建设问题》和12 月在华北财经委员会所作的《新中国建设的方针与问题》这两篇报告明确提出“过早的社会主义政策是要不得的”，过早地消灭资本主义的办法“则要犯‘左’的错误”。1949年3月中共七届二中全会明确了新民主主义建设的路线和政策，据此， 刘少奇于同年4、5月间到天津调研，发表了著名的“天津讲话”，其核心内容是对资产阶级的态度问题。
　　当然，中国共产党内对“巩固与发展新民主主义制度”或“确立新民主主义秩序”的观点并不完全一致，甚至有非常大的分歧。但重要的是，这种不同观点得到了毛泽东的支持。
　　历史就是这样充满遗憾，适合中国国情、促进现代化发展的模式没有被选择，“获选”的却是阻碍现代化发展的“一大二公”计划经济模式。然而，即便在这“获选”的后一种并不理想的模式框架之中，也存在着是以经济为中心、对经济进行尽量“科学计划”的管理，还是以阶级斗争为中心、对经济进行随心所欲的“命令”、大搞“群众运动”式“管理”这两种方法的激烈争论和斗争。
　　由于批评了“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农村的合作化运动和城市的“社会主义改造”便急速进行。1951年底因毛泽东对山西省委和东北局农业合作化表示支持，实际已发出了合作化运动的信号，各地便不同程度地开展了农业互助合作化运。到1952年底，在“老区”有65％的农户、“新区”有25％的农户参加了各种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组织。
农村的这些现象引起了中共中央的高度重视，1953年3 月发出《关于缩减农业生产和互助合作五年计划的指示》，指出：“目前无论在老区或新区，均已发生了左倾冒进的严重现象。”要求各地根据具体情况对原定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数字“加以压缩，提出新的计划数字。”随后，中共中央又发出几份文件并采取了一系列有力措施“反冒进”，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邓子恢作了大量工作，多次批评急躁冒进倾向，系统阐述了“稳步前进”的方针。
　　但是，毛泽东在1955年7月 《关于农村合作化问题》的报告中却对邓子恢作了严厉批判，否定了1953年及1955年春对合作社的两次整顿工作，提出要大反“右倾”。10月初召开的中共七届六中全会（扩大）根据毛泽东的报告通过了《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决议》，把党内在合作化速度问题上的不同意见当作右倾机会主义批判。从9月至12月， 毛泽东主持编辑了《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并为此书写了两篇序言和一百多条按语，又对“反冒进”作了严厉批评，并将其扣上“右倾保守”、“小脚女人”的帽子。
　　总之，这一阶段农村、城市“社会主义改造”这种过急、过快“运动”式作法对农村生产力造成了破坏，对城市工商业发展造成不利影响，破坏了国民经济的平衡发展，导致了经济、社会生活相当程度的混乱。
　　在1957年秋召开的八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就开始了对八大路线、方针和这一次“反冒进”的批评。对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他提出了与八大路线相反的论断：“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的矛盾，毫无疑问，这是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这一论断得到了全会的赞同，并在次年召开的八大二次会议上得到正式批准。这样，“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际为“以阶级斗争为中心”所取代，这就必然要发展到以后明确提出“以阶级斗争为纲”。
　　中共八大确定党的工作重点由改变生产关系转变为保护和发展生产力，这与八大作出的“我国的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已经基本解决”这一结论正相反对。而这时国内的“大鸣大放”和国际共运对斯大林主义的批判更使毛泽东确信“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道路与资本主义道路的的矛盾是主要矛盾”。
　　在这种背景下，给国家、社会、人民带来空前灾难，使中国现代化遭受巨大挫败的“大跃进”式的盲动就很难避免了。在这种盲动遭到经济规律的严惩之后、付出惨重代价后，不得不重新以经济为中心、尊重经济规律，以渡过危机。
　　“文革”的发动不仅使经济“调整”彻底失败，给中国造成了十年之久的浩劫，使中国的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更谈不上现代化发展。“大跃进”和“文革”的历史证明，实行高度计划的经济体制却又无计划、以非理性的“命令”取代理性的“计划”，必将造成最为可怕的后果。可以说，这是一种“最劣”模式。正是对这种体制的深刻反思，使中国在1978年开始了对发展模式的根本性重选，现代化事业才真正开创。
这种“根本性重选”，是从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重新确定“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开始的。
　　粉碎“四人帮”后，在“两个凡是”仍占主导地位时，理论界的部分人士便冲破重重阻力，在经济理论上“拨乱反正”，对前几十年对“唯生产力论”的批判进行批判，强调了生产力的重要、发展生产的重要；对前几十年对按劳分配的批判进行批判，强调按劳分配原则的重要性与合理性；提出要尊重客观经济发展规律，对前几十年的“命令经济”、“长官意志经济”进行批判。这种“批判的批判”与几乎同时进行的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讨论，对长期以来居统治地位、不容置疑的“左”的理论进行了清理和批判，确是“思想解放”运动。这种思想解放，为1978年末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党的工作重心的转移、中国开始改革开放作了思想、理论上的准备。
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标志着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模式从“劣”到“优”，意义深远的开端。
　　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确立之后，又面临着“市场导向”与“计划导向”这两种模式的选择。经过近二十年的曲折探索之后，终于确立了“市场导向”的发展模式，这可说是“优中选优”的发展模式。
　　从现代化视角回顾这几十年对于发展模式的选择，以1978年为界，此前是“劣中选劣”，此后是“优中选优”。在1978年以前，从批判“巩固新民主主义”到“一大二公”高度集中、高度计划，再到“不平衡经济发展战略”、“以阶级斗争为纲”，实际选择了一种“劣中之劣”的模式。而从1978年开始的“新时期”，改革的过程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尊重客观经济规律”发展到明确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则是一种“优中之优”的模式选择。这种根本性转变，付出的代价不可谓不巨，确确来之不易，格外值得珍视。因为百余年来，由于内外种种原因，中国与“现代化”总是“失之交臂”，机缘尽失。但在1978年，中国终于抓住了她在本世纪最后一次机遇。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的“新世纪”在1978年已经开始。然而，正因为这场现代化社会转型是全面、深刻的，所以它遇到的矛盾、问题必然也是全面、深刻的。能否或如何解决这些矛盾、问题，既关系到中国在本世纪的种种奋斗、努力、探索、成就、挫败、付出……是否会全都付诸东流，更直接关系到中国在下一世纪的面貌与命运。

　　　　　　　　　　　　　　　　　　　　　　　　　　　　　　　　（廖峰 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