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之洞（1837－1909）《书目答问》一书，自光绪二年（1876）刊行以来，迄今已有百余年的历史。百余年来中国传统学术文化发生了深刻的蝉蜕般的升降起伏变化。现实的学术语境由于各种现代性复杂因素的融入，已脱离了原有的发展轨道，而呈显出大不同于往昔的潮流趋势。但《答问》作为一部指引治学门径的目录举要专书，仍在不断变迁的历史流程中顽强地显示着自己的生命力。这不仅反映在学者自觉的话语评论中，而且也表现在书籍传播史的不断翻印上①。也就是说，《书目答问》并没有因为学术语境的改变而减损其价值，反倒由于它一去不复返的目录学文化品性而增加了现代人的读解兴趣。因此，无论未来的目录学如何发展，更适合时代需要的新型指导性古籍举要专书如何不断涌现，《书目答问》都仍有其不可取代的学术地位——它不仅代表了一代学人对古代书籍价值的判断与选择，同时也是中国传统学术即将发生转型之际的目录学总结与历史性象征。
一“立功”“立言”之间的冲突与文化关怀
《答问》撰成于张之洞三十八岁任四川学政之时。之洞字孝达，又字香涛，一字香岩，号壶公，又号无竟居士、抱冰老人，河北南皮人，道光十七年（1837）生于贵州，同治二年（1863）以一甲第三人及第，授翰林院编修，官至体仁阁大学士、军机大臣，宣统元年（1909）卒于北京，谥文襄。张之洞生活的时代，正是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社会急遽遭遇“数千年未有之变局”的时代②。他早年常与宝廷、张珮纶、王懿荣等人，激励风声，纠弹时政，品评人物，人皆目为清流③，以后出则为封疆大吏，入则为枢机重臣，在危疑汹汹的艰难国势和仕宦生涯中，不断步入权力架构的核心，以洋务派领袖名聒天下，并参与了与清末新政有关的各种重大政治活动，成为身系朝疆重任，影响一代时局安危的显赫人物。但尽管权力提高了他的话语地位，扩大了他的影响范围④，他却并没有完全沉溺在权力带来的名望感之中。在安身立命的内心深处，他仍与传统的士大夫知识分子一脉相承，向往着摆脱官场羁绊或权力倾轧之后的超然心态①，渴望“读书著述以终其身”的自在生活。“司马温公已官中丞，而居洛著述十八年；汤潜庵、耿逸庵已官监司，而解组讲学”；在他看来，便是极可仿效的人生选择。如他所说，倘能“仰恳圣恩，速乞骸骨，即不能修老庄养生之道，尚可从容啸咏，追踪白、陆，或能重现旧业，著书数卷，尤为至幸至乐之事矣”②。可见即使是在晚年久居官场，熟悉权力运作方式之后，他也仍将著述看成是可以给个人带来慰藉感和超越感的生命大事，是能够最大程度地彰显价值与意义的人生立言不朽盛业。
中国大传统主流文化中所谓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历来都是士大夫知识分子实现自我价值、追求自我超越的重要人生理念或文化理念，也是他们承担文化使命、影响世道人心必须重视的三个价值领域。立德是任何一个士大夫知识分子在任何一个生命场域都可从事的事业，因为不识一个字也能堂堂正正做人——人人都可以通过自律行为，彰显人性的光辉。同时道德人格的衡量标准也在“行”，不在“言”，用不着张之洞反复不断地自我声明或申论。立功方面他早已作为知识精英顺利通过制度化的科举考试，实现了由“士”入“宦”的角色转换，不仅有了大量的权力支配资源或话语支配资源，而且也有了明道救世或美政美俗的历史活动舞台，因此，对他而言已用不着讨论可能不可能或有没有前提条件，而是如何实现或如何显得更辉煌、更宏大的问题。唯有著述立言乃是他感到自负又相对欠缺的价值③。身在朝廷却又渴望辞归著述，即说明了他对立言不朽的重视，同时也暗示了立功与立言两种价值选择在他内心深处始终存在着紧张与冲突。这种紧张与冲突蓄积在潜意识的深层，一遇外缘因素的刺激，或者为现实条件本身所允许，就会转化成自觉的话语表述④，甚至直接将内在的心理焦虑外化为具体的撰述活动。撇开其他的复杂社会原因不论，《书目答问》、《輶轩语》、《劝学篇》等较有影响的撰作，都不能说与他渴望立言不朽的内在价值诉求毫无关系。
撰作任何著述都必须预设自己的读者对象，《书目答问》自然亦不例外。只是多数作品的读者对象仅暗藏在作者心中而未加明言，《书目答问》开篇即有清楚明白的揭示：
诸生好学者来问应读何书，书以何本为善，偏举则嫌絓漏，志趣学业亦各不同，因録此以告初学。
它的读者对象明显是来自社会各个层面具有生员资格的“诸生”，他们都急切地希望通过读书以求得较高的科举功名并最终步入仕途。然而“读书不知要领，劳而无功，知某书宜读而不得精校精注本，事倍功半”，所以要“分别条流，慎择约举，视其性之所近，各就其部求之”，同时还有必要让“初学者易买易读，不致迷惘眩惑而已”①。与《答问》同时撰写并可视为姊妹书的《輶轩语》②，目的也在“举当为诸生言者，条分约说，笔之于书，以代喉舌，分为三篇，上篇语行，中篇语学，下篇语文。其间颇甚浅近，间及精深，缘质学非一，深者为高才生劝勉，浅者为学童告戒。要皆审切时势，分析条理，明白易行，不为大言空论，称心而言，一无剿说”③。这就足以证明两书的撰述意图颇为一致，即都以初学之“诸生”为言说对象，传递他认为应该为受听者（listener）知晓或掌握的价值理念与相关从属知识。或者说他是以四川学政赋予的权力话语身份，通过相应的文本言说方式来“规训”青年学子④，并按照儒家的知识形构原则来指明治学路径，培养他心目中的理想型有用人才的。不同的是，《輶轩语》直接对“诸生”的学业操守、志向行为提出各种应该（ought to be）或不应该的要求，颇有伦理学“规训”的意味而难免不留下时代的痕迹⑤；《书目答问》则以书籍目录的形式向初学者展示了一个与之相联的意义世界，因此也就更具有人文知识学的色彩而颇能超越时代的局限。
由此可见，《书目答问》之所以显得较有学术价值，除自身的撰述意图及编纂体例有必要另当别论之外，主要还是受赐于它所著录的大约二千二百种书籍。这些书籍的相当一部分乃是作者一家独特精神之所寄寓。《答问》著录的逝去的古籍作者仍在通过文本的形式延续着自己的精神生命，他们依然在撰述中保持着自己的“发言权”并等待着读者的阅读、交流、聆听与对话。用张之洞的话说就是“凡所著录，并是要典雅记，各适其用（皆前辈通人考求论者）⑥。”要在方便初学者依赖可靠的典籍读书治学，不致迷失在烦杂的知识丛林之中。从方法论看，无论即目求书或因书究学，目的都在借助目录学方便有效地查考与解读典籍文献，而查考与解读的过程必然会使今人的世界与古人的世界产生某种意义上的关联。所谓治学即是在这种关联性视域下不断深入展开的研究过程①。《书目答问》不仅为初学者提供了摸入传统经史子集典籍文献宝藏的潜在可能，而且也为古今视域的交流融合及相应的对话性研究架设了桥梁。
二、儒家目录学知识系谱中的《四库提要》与《书目答问》
《书目答问》一书的撰作，自然与清代重视目录学的特殊实证学术（汉学）语境有关。王鸣盛（1722－1797）是乾隆年间较有影响的考证派主将，他在《十七史商榷》篇首开宗明义便说：“目录之学，学中第一紧要事，必从此问途，方能得其门而入。”②与此同时稍后，著名史学家章学诚（1738－1801）更明确地提出了“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目录学要求③，认为这是“推阐大义”、 “宣明大道”⑤必不可少的方法论途径。自王、章之后，一方面目录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得到了的长足的发展，尤其突出的便是理论的逐步完善与公、私目录专书的不断涌现；另一方面目录学作为一种方法论也在实证（考据）史学中得到了熟稔运用，特别显著的就是大量古籍文献及与之相应的学术流变得到了整理与研究⑥。张之洞在《輶轩语·语学》中谈到初学购书，不知何为善本，但有一“简易之法”，即“看其序是本朝校刻而密行细字，写刻精工者即佳”⑦。这就透露出他对清代学术前辈的朴学成果的信任与尊重。他对前人运用目录学方法整理古籍的成就是十分熟悉并充分加以肯定的，而他自己也有一段“读书宜有门径”的文字，完全可以作为证据说明他自觉地继承了清人的目录学方法论传统：
泛滥无归，终身无得（虽多无用）；得门而入，事半功倍。或经，或史，或辞章，或经济，或天算地舆，经治何经，史治何史，经济是何条，因类以求，各有传注。至于经注，孰为师授之古学，孰为无本之俗学。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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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书目答问》的刊行，仅以近三年为例，据笔者所知，即有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年出版之《书目答问补正》本（方霏点校整理），三联书店2001年出版之《书目答问》二种本（与《輶轩语》合装一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出版之《书目答问补正》本（徐鹏导读，瞿凤起整理）。每一次整理重印，都是原书存在空间的一种拓展，意味着其所代表的知识与价值又通过新的方式得到了再现或增长。可见无论从学术史或书籍传播史的角度看，该书的影响力都仍未衰竭，直到今天还拥有广泛的读者市场。
② 李鸿章：《筹议海防折》，《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24，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第70辑，第828页。又张之洞《劝学篇》亦云：“今日之世变，岂特春秋所未有，抑秦汉以至元明所未有。语其祸则共工之狂，辛有之痛，不足喩也。”《张之洞全集》卷二七0，苑书义等主编，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2册，第9704页。鸦片战争之后，中国社会面临着历史上从未遭遇的空前变局，乃是当时的知识分子群体的普遍共识。
③ 《清史稿》卷四三七，《张之洞传》，中华书局1977年标点本，第41册，第12377页。
④ 许同华《张文襄公电稿·例言》：“公以一身系中国安危，读公文字可以验世运之盈虚，考时政之得失”；《张文襄公奏稿·例言》：“公扬历中外垂四十年”；都可见张之洞的权位之重及影响之大。他的一生也可说是近代中国兴衰嬗变的一个缩影。见《张之洞全集》附录四，第12册，第10168、10772页。
①张之洞官京朝时，尝与亲故说：“平生有三不争：一不与俗人争利，二不与文人争名，三不与无谓争闲气。”入粤任两广总督时，又取张曲江“无心与物居，鹰隼莫相猜”诗意，自号为无境居士（《抱冰堂弟子记》，《张之洞全集》卷二九八，第12册，第10631页；又见《大清畿辅先哲传》卷七，《张之洞传》）；都可看成是向往超越的真实价值的情感的自然流露。但陈宝琛与他相知甚深，晚年契阔近三十载之后去看他，对他的印象则是“道孤志励，气郁虑煎，私用忾叹，孰图会遭而决遽哉？”（陈宝琛《墓志铭》，《张之洞全集》附录一，第12册，第10659页；又见闵尔昌编《碑传集补》卷二，《清代碑传集》下册，第1269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足证他内心的郁纡乃是伴随终生的。不管他的郁纡虑顿是缘于精忠谋国，或仕宦艰难，乃至个人生命的存在焦虑，都可见他向往超然的心态，恰恰与潜意识的内在紧张有关。正是淑世与超然两种人生态度的错综交织，构成了包括张之洞在内的不少传统士大夫知识分子的复杂性格。
② 《抱冰堂弟子记》，《张之洞全集》卷二九八，第10632页、10633页。
③张之洞十一岁在贵州安龙时，即撰有《半山亭记》，稍后又有《吊十八先生文》，皆极尽文章骈俪之能事，可谓少年老成，才华横溢，传为一时之佳话。由于早享文章盛名，尽管他后来也以学术勋业见称于天下，但仍认为自己在立言方面未能尽展其才，留下终生遗憾。从历史定位的角度看，他留给人的也更多地是官员而非学者的形象。
④张之洞致李鸿藻书说：“条教文移，一切可为后法，将来刊成《抚晋奏议》二十卷，亦可当晚年著书一种矣。”即是渴望立言的一种自觉性话语表达。其实即使立德、立功，也必须凭借话语的力量，才能树立风声，广为人知之。以奏议为著述，说明张有此自觉，不过这仍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学术著作，所以他仍没有给历史留下学者的形象，何况他的政治声名早就压倒了学术声名。又法国学者福柯（Michel Foucault）认为“写作是为了不死，甚至说话也是为了不死”（转引自《福柯思想肖像》，刘北成编著，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94页）。话语有抗拒死亡的意义，死亡则是语言的本质性事，也颇与传统中国立言不朽的思想契合。
①以上均见《书目答问》卷首，《略例》，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书目答问补正》，徐鹏导读，第3页。
②柴德赓《重印书目答问序》认为《答问》与《輶轩语》“为姊妹书”。二书之不同在于“《輶轩语》专讲治学方法，亦有可取，但讲举业部分，时代一过，根本没有什么用处了。《书目答问》则为广大读者所欢迎，重印再刻，流传极广。”“姊妹书”之说即恰到好处地点明了两书所预设的言说对象及撰写目的大致相同的实情。惟《答问》较《輶轩语》更受学术界欢迎固是事实，但判定后者讲举业部分毫无用处则似嫌武断。至少它可以反映张之洞对科举取士的某些看法，同时也透露了传统教育制度向现代教育制度转型过程中的微妙历史信息。柴说见《书目答问补正》，北京，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1页。
③张之洞《輶轩语》序，《张之洞全集》卷二七二，第12册，第9771页。
④ 《輶轩语》序有“在官言官，谊无多让”之言，足证张之洞对自己的权力－话语身份有相当清楚的自觉。又“言说”与“规训”的具体内涵，可参阅福柯《知识考古学》（谢强、马月译，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版）、《规训与惩罚》（刘北成、杨远婴译，三联书店1999年版）、《疯癫与文明》（刘北成、杨远婴译，三联书店1999年版）诸书的具体论述。
⑤赵汀阳《论可能的生活》（三联书店1994年版，第1页）说：“凡是含有或暗含‘应该’（ought to be）这一意义的语句就是规范语句。经典伦理学主要是规范伦理学，即以规范为研究主题的伦理学。”《輶轩语》全书充斥大量的类似规范语句，如《语行篇》（第9774－9778页）谈到“戒早开笔为文”、“戒早出考”、“戒侥幸”、“戒滥保”、“戒好讼”、“戒孽孽为利”、“戒轻言著书刻集”、“戒讲学误入迷途”、“戒自居才子名士”、“戒食洋烟”。《语学篇》（第9779－9785页）劝导“读书宜读全本”、“解经宜先识字”、“读经宜正音读”、“宜讲汉学”、“宜读国朝人经学书”、“宜专治一经”、“治经宜有次第”、“宜读正史”、“宜读《通鉴》”等，都是以告诫或规范的方式给出的实践性建议。又由于张之洞尽管表面上循循善诱，但背后仍暗含着权力身份，故这里不用“劝导”而用“规训”一辞。值得注意的是，在种种规训话语的背后，仍深藏着他所持守的儒家价值理念。所以“规训”之话语虽然表面看来极为肤浅，需要以清澈的理性重新反思与批判，但这并不意味着儒家价值理念就毫无意义可言，因为我们可以否定“规训”却不能否定人类必须具备的道德。也许肤浅的背后仍潜涵着深刻的内容，预示了一个时代的道德危机的即将到来。正是从这一极为关键的历史性意义看，我个人才认为，《輶轩语》仍有非常重要的文献价值与学术价值。
⑥ 《书目答问》卷首，《略例》，徐鹏导读本，第3页。按书籍历经劫难而不磨灭者，必有不可埋没之精神在焉。问题是如何通过后人的读解使其精神复活，并融入新的创造性生命活动之中去。张之洞“易买易读”之说固然主要着眼于初学者的读书求学，但也未尝不是古人智慧生命通过后人的阅读而重新延长或“复活”的助缘。
①研究过程可以是知识论的事实认知或规律性的探求，也可以是存在论的意义阐释或精神性的询问，更可以是知识论与存在论的相互转换与相互补充，不能在方法论上过分整齐划一，僵硬强制地限制与规定。当然，就历史研究而言，最好能兼顾事实与价值二者，使事实真理与价值真理相互补充，完整统一。
②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卷一，《史记集解分八十卷》条。又该书卷七《汉书叙例》条尚谈到，“凡读书最切要者，目录之学；目录明，方可读书；不明，终是乱读”。可见目录学在王鸣盛心目中具有极为重要的学术分量。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上册，第1页，53页。
③ ④ 《校雠通义》卷一，《自序》，叶瑛《文史通义校注》，下册，第945页，中华书局1985年版。
⑤ 《校雠通义》卷一，《原道》，叶瑛《文史通义校注》，下册，第952页。按章学诚曾以暗示的方法批评王鸣盛，指责他不知渊源流别乃是推见古人大体的重要治学方法。其实王鸣盛于学术递变亦极为用心，《十七史商榷》条辩疏理学术前后源流的内容颇多。详细分析可参阅张新民《王鸣盛史学的实证特征及其价值观》，载《嘉定文化研究》论文集，三秦出版社1990年版，又收入《中华典籍与学术文化》第239－260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⑥余嘉锡《目录学发微》（巴蜀书社，1991年版，第12－14页）概括了目录学的六项作用：“一曰，以著录之有无，断书之真伪”；“二曰，以目录书考古书篇目之分合”；“三曰，以目录书著录之部次，定古书之性质”；“四曰，因目录访求阙失”；“五曰，以目录考亡佚之书”；“六曰，以目录书所载姓名卷数，考古书真伪”；即是对清代学者运用目录学方法整理古籍、考辨源流成就经验的归纳与总结。
⑦ 《輶轩语》卷一，《语学》，《张之洞全集》卷二七二，第9790页。
有法，孰为失礼，孰为详密，孰为疏舛。辞章，孰为正宗，孰为旁门，尤宜决择分析，方不致误用聪明。此事宜有师承，然师岂易得？书即师也。今为诸生指一良师，将《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读一过，即略知学问门径矣。析而言之，《四库提要》为读书之门径⑧。
《四库提要》是自刘向《别录》以来，最具学术总结意味的集大成目录专书。其影响之大，可说是“衣被天下，沾溉靡穷，嘉道之后通儒辈出，莫不资其津逮，奉作指南，功既巨矣，用亦弘矣”①。张之洞对《四库提要》重要性的强调，即是该书长期在学者心目中具有“典范”地位的一个明证。他在《创建尊经书院记》中的另一段文字，便可作为此说的一个补充性佐证：“总计一切学术，必先求诸《四库提要》，以此为主，以余为辅，不由此入，必无所得。”②而他对《四库提要》重要性的理解、介绍、暗示与突出，从某种意义上看，实际即是撰作《答问》目的性意图的间接表达。从《四库提要》至《书目答问》，略去其中的一切学术细节而不计，它们之间正好构成了一个目录学传统的历史性连续体——不但目录学的意义与价值在这个连续体中得到了肯认和凸显，而且它们也以完整知识学系谱的方式展示了同一学术理路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展开和完成的过程。
正是对《四库提要》熟悉了解之后形成的诸多看法，构成了张之洞撰作《书目答问》的理解性思想“前结构”（fore－structure）③。或者说他有关《四库提要》的各种看法与评论，都不仅是对清代学术话语共同意义的一种“分有”（Teilhabe）④，同时还是他编纂《答问》的视域出发点。正因为他是以《四库提要》为自己文本定位的参考依据的，所以在《答问》略例中他又特别强调：“此编所录，其原书为修四库书时所未有者十之三四，四库虽有其书而校本、注本晚出者十之七八。”《四库提要》著录之书有3457种，另有存目之书6766种，合计总数达万余种，两相比较，《答问》作者为方便学人“以约驭繁”，已经针对《四库提要》作了大量的删汰⑤，著录数量只有2200种左右，大约为《四库提要》的五分之一。但尽管如此，我们仍认为《答问》并非锁闭在《四库提要》学术天地中的精神囚徒，它也有意识地补充了两个方面的材料：一是著录了《四库提要》未收的部分图书，二是补充了相当数量的《提要》之后晚出的校注本。如果说删汰意味着对传统知识世界的核心部分作了简约式的强化与突出，那么补充则说明传统知识世界的知识总量在清代又有了明显的增长。恰恰是这看似简单的一减一增——删汰与补充，却意想不到地赋予《答问》新的学术内涵与生命形式，使它虽与《提要》同属“家族相似”知识学系谱成员，但仍有其他任何撰述都不可替代的独立学术价值。按照张之洞的说法，如果我们把《提要》作为读书之门径，则不妨把《答问》看成是门径之门径。差异中有共性，共性中有差异。读者可以依据自己的治学目的或阅读兴趣各自作出选择，也可以因其禀赋资性的区别而各有所得。这便是《提要》与《答问》可以同时并存，却不可以舍弃或偏废其中任何一种的根本原因。
三、儒家价值观支配下的四部分类法
任何目录专书为达到“即类求书，因书究学”的目的，都必须有相应的部次区分之法。《答问》之分类，仍依《四库提要》之例，以经、史、子、集四部类居编次①。惟丛书“经、史、子、集皆有，势难隶于四部，故别为类”②，实际也可看成是五分法。至于“别录”一目，则为方便初学讽诵，特有意开列的学文入门读本，当是全书附录而不能视为独立的一部。
经史子集四部固然是传统图书分类的一种主导性方法，但也未尝不是一种把握外在书籍世界的知识形构规则③。也就是说，经史子集的目录学结构不仅厘定和统一了多种多样的书籍秩序，而且也形构或编织了纷纭复杂的知识次第，代表了传统知识的存在方式，再现了话语空间的深层价值内涵——图书的分类秩序正好形构了儒家认可的知识格局，透显了内涵于其中的价值秩序。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经部典籍，它代表了儒家的信仰世界，乃是一切价值的核心依据，同时也是知识形构的原则性标准④。因此，必须以居于四部之首的象征方式凸现其权威性，否则便会导致价值与知识的紊乱而丢失了天下的“公理”⑤。《答问》经部分为“正经正注”、“列朝经注经说经本考证”、“小学”三类，乃是将《提要》原有的十类删削合并而成⑥。这样作的目的一方面是便于初学者守约施博，避免繁难无用的弊病；一方面也是为了方便“诸生”通晓经书大义，从而更好地本着儒学宗旨入世用世。“切于身心、治天下者谓之大义，凡大义必明白平易，若荒唐险怪者乃异端，非大义也⑦。”具体到各部经学要籍，其大义自然各有不同，但又相互配合，有如张之洞所云：
《易》之大义，阳明消长；《书》之大义，知人安民；《诗》之大义，将顺其美；匡救其恶；《春秋》大义，明王道，诛乱贼；《礼》之大义，亲亲、尊尊、贤贤；《周礼》大义，治国、治官、治民，三事相维。此总括全经之大义也。如《十翼》之说《易》，《论》、《孟》、《左传》之说《书》，大、小序之说《诗》，《孟子》之说《春秋》，《戴记》之说《仪礼》，皆所谓大义也①。
《答问》“正经正注”著录者皆为“诵读定本，程式功令，说经根底”②，实际都是官方钦定的读本。反映了代表儒家价值世界的“道统”与代表官方意识形态的“政统”，它们之间存在着结构性的张力关系并不断趋向合一的情况。“列朝经注经说经本考证”特别说明“空言臆说，学无家法者不录”③，则显示了清代经学实证化的治学路向。如《易》类著作的甄采标准为“杂道家言者不录”，“伪书不录”④，便是兼顾了纯正的儒学义理学价值立场与实证的知识学求真立场。《周礼》之属凡疑经者皆不录，则暗示了儒家信仰系统的不可怀疑与不可动摇。
经部典籍代表了儒家价值的核心，但其内在思想结构及相关义理系统，仍需要通过疏解或诠释才能呈现出来。严格说，经学本质上也是经典诠释学，但具体如何诠释，仍可以有义理与实证——即宋学与汉学两条路径，而通过文字音韵训诂之学来研究经学，亦即以汉学实证的方法诠释儒家经典文本，仍是清代学术的一大特色⑤。因此，无论《提要》或《答问》，都在经部专门设有小学一类。张之洞有意识地强调“此小学谓六书之学”，入录之书“为读一切经史子集之钤键⑥”。可见在他的心目中，小学作为一种诠释学工具，乃是服务于儒家信仰系统的。当然，即使依据《答问》著录的小学类著作，我们也不难看出，附着于经部的小学其实已有了自己的长足独立发展，甚至成为包括史学在内的诸多学科的共同工具，并最终蔚然独立为知识学王国中的专门性领域。所以张之洞又郑重指出：“由小学入经学者，其经学可信，由经学入史学者，其史学可信，由经学、史学入理学者，其理学可信，以经学、史学兼词章者，其词章有用，以经学、史学兼经济者，其经济成就远大”⑦。这里小学作为研治经学的第一步，乃是进入经学诠释世界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而经学本身则由于代表了意义世界与价值世界，更有着为其他传统分支学问提供话语准则与支援意识的权威作用。但“道因器显”，本体与现象相即不二，儒家的意义世界与价值世界毕竟要在历史文化中“见之于行事”，才能“深切著明”①。而历史文化本身也是人类最基本的经验结构，透过丰富生动的历史文化具体事象，我们才能更好地从事领悟价值意义的体验活动与知识学求真的认知活动。这就是张之洞在上述文字中，为什么接着又经史并列，认为以此入理学兼词章、经济，其学问专长或人生作为始可信、有用，以致最终能够成就远大理想志业的根本原因。
《答问》史部之分类大体同于《提要》，惟将《逸周书》、《国语》《战国策》、《山海经》、《竹书纪年》等先秦古籍析而出之，另立“古史”一类，则可谓目录学史上的别出心裁之举。作者说这样作的理由是：“古无史例，故周秦传记体例与经史子相出入，散归史部，派别过繁，今汇聚一所为古史”②。较之《提要》将其错置于别史、杂史诸类之中，《答目》的作法的确既有助于史籍源流演变的辨析厘清，同时也方便了读者的检索查阅。“史评”类则在《四库提要》原有基础上，以“论史法”、“论史事”两细目分判之。前者收入《史通》、《唐书直笔》、《文史通义》诸书，后者则著录《涉史随笔》、《东莱博议》、《读通鉴论》等撰作。这一方面是对章学诚《史籍考》将史学专书分为“考订”、“义例”、“评论”、“蒙求”的继承与变通，另一方面也极有可能启发了梁启超“理论”、“事论”、“杂记”的类别方法③。作者在《輶轩语·语学》中提到：“唐刘知几《史通》，最为史学枢要，必当先读。……王鸣盛《十七史商榷》、赵翼《二十二史箚记》、钱大昕《二十二史考异》，皆为读史者不可少之书。”可见他“论史法”、“论史事”合理性分类的基础，乃是源于自身对原典的熟悉。至于史部典籍的重要，则在能够“推求盛衰之倚伏，政治之沿革，时势之轻重，风气之变迁，为其可以益人神智，遇事见诸设施耳”。④易言之，即历史智慧的涵养，正在于能体察古今变化之大势，并将其用来烛照当下的复杂现实，从而避免鹜虚好远的决策弊病，作出合理切实的淑世用世施政行动。
子部书籍历来皆颇为庞杂。大体而言，“自六经以外立说者，皆子书也”⑤。但与《提要》不同的是，《答问》特立周秦诸子一类于“儒家”之前，并在题注中明白指出：
周秦诸子，皆自成一家学术，后世群书，其不能归入经史者，强附子部，名似而实非也。若分类各冠其首，愈变愈岐，势难统摄，今画周秦诸子聚列于首，以便初学寻览。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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⑧ 《輶轩语》卷一，《语学》，《张之洞全集》卷二七二，第9790－9791页。
①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序录，北京，科学出版社1958年，第52页。按余氏尚有言云：“汉唐书尽亡，《提要》之作，前所未有，足为读书之门径。学者捨此，莫由问津。”（同上，第54页）则可迻来作为张之洞所言之注脚，或以二者相互诠释。又张舜徽《四库提要讲疏叙》：“往余为大学文科讲授‘国学概论’，即取《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叙》四十八篇为教本。昔张之洞《輶轩语》教学者言：‘将《四库全书提要》读一过，即略知学问门径矣。’余则以此四十八篇者，又门径之门径也。苟能熟悉而详绎之，则于群经传注之流别，诸史体例之异同，子集之支分派衍，释道之演变原委，悉憭然于心，于是博治载籍，自不迷于趋向矣。”足见《四库提要》直到晚近仍有很大影响，并由于《答问》的适时出现及承前启后作用的发挥，而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前后呼应的知识学谱系。张说见《张舜徽学术论著选》第571页，武昌：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② 《创建尊经书院记》，《张之洞全集》卷二八一，第10076页；贵阳刻本《书目答问》亦载入篇末附录，标题则作《四川省城尊经书院记》。
③参阅加达默尔（Hans－Georg Gadamer）《真理与方法》（Wahrbeit und Methode）上卷，343－344页，洪汉鼎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2年版。
④加达默尔认为：“理解不仅是心灵之间的神秘交流，而且是一种对共同意义的分有（Teilhabe）。”同上，第374页。
⑤ 《书目答问·略例》明白谈到：“诸生当知其约，勿骇其多。”相对于《四库提要》，《答问》的确是约之又约了。但即便如此，他也担心难免不遭到繁杂的批评，所以又特意指出：“所举二千余部，疑于浩繁，然分类以求，亦尚易尽，较之泛滥无归者，则为少矣。”“繁”与“约”当然是相对的概念。从张之洞的言说语气中，一方面可以窥见当时的读书风气，一方面也可知道他隐然有一《四库提要》的目录学衡量标准在。比较《答问》与《提要》所收与未收书目的异同，乃是一项极为有趣的学术课题，它至少可以透露出某些学术递迁的信息，以及相关典籍价值地位的变化状况。可惜这已不在我们的讨论范围之内，只好留待以后另撰专文了。
①四部分类法自曹魏郑默以来，中经荀勖等人的努力，至东晋李充而大体定型。唐初修《隋书·经籍志》，由于权力话语的有力介入，乃正式确立经、史、子、集名目。以后相沿千余年，四分法皆为主导性学术引领力量。无论公私书目，都相互因循，辗转依准，少有变动，成为定型标准。其间虽有尝试突破或力求更改者，但都仍在四分法的牢笼之下。
② 《书目答问》卷五，《丛书目》，“古今人著述合刻丛书题注”，徐鹏导读本，第242页。
③郑樵《通志·校雠略》“编次必谨类例”条云：“学之不专者，为书之不明也。书之不明者，为类例之不分也。有专门之书，则有专门之学，有专门之学，则有世守之人。学守其书，书守其类，人有存没而学不息，世有变故而书不亡。”即是对图书的类居区分可以直接间接地造就专门之学，并最终能够形构知识的最佳说明。
④ 《四库全书总目》卷一“经部总叙”云：“经禀圣裁，垂型万世，删定之旨，如日中天。”即说明了经部典籍之所以重要，乃是因为它既是知识建构的万世范型，又是普世价值的核心来源。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页。
⑤ 《四库全书总目》卷一“经部总叙”：“经者非他，天下之公理而已。”这一“公理”当然也要通过图书的分类系统展现出来。分类系统的紊乱不仅影响到书籍的编排与检索，而且还关涉“公理”的展开与落实。
⑥ 《四库全书总目》经部十类之具体名目为：《易》、《书》、《诗》、《礼》、《春秋》、《孝经》、五经总义、四书、乐、小学。各类之前后排列秩序，均有甚深之义理内涵。
⑦ 《劝学篇》内篇，《守约》第八；《张之洞全集》卷二七O，第9727页。按《劝学篇》虽成书较《书目答问》为晚，但仍有前后一贯之宗旨可寻，故以互观比照之法对它们展开循环互动式的诠释，不仅不会违背学理之逻辑或文本之宗旨，反而有利于揭示潜藏在话语后面的著述意图。
① 前揭《劝学篇》，《张之洞全集》卷二七0，第9727页。
② 《书目答问》卷一，《经部》“正经正注第一”题注，徐鹏导读本，第1页。
③ 《书目答问》卷一《经部》“列朝经注经说经本考证第二”题注，徐鹏导读本，第7页。
④ 同上易类，第12页。
⑤皮锡瑞《经学历史》（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347页）论及清之经学，尝有三变之说云：“国初，汉学方萌芽，皆以宋学为根柢，不分门户，各取所长，是为汉、宋兼采之学。乾隆以后，许、郑之学大明，治宋学者已少，说经者皆主实证，不空谈义理。是为专门汉学。嘉、道以后，又由许、郑之学导源而上，……汉十四博士今文说，自魏、晋沦亡千余年，至今日而复明，实能述伏、董之遗文，寻武、宣之绝轨。是为专门经学。”按清代学术嬗替之前后源流，皮氏之言已大体概括。然而就整体情况看，或用理想型的方法加以总结，仍可说是以实证的方法为主流。清初实为由宋学转汉学之肇始姑且不论，即使嘉、道以后之今文经学也未必就与汉学实证方法一刀两断，诚如钱穆所说，他们“大抵菲薄考据，而仍以考据成业，……其先特为考据之反动，其终汇于考据之颓流。” 足见以汉学代表清代学术，仍有坚强之立论依据。钱说见《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下册，第532页。
⑥ 《书目答问》卷一，《经部》“小学类”，徐鹏导读本，第51页，66页。
⑦ 《书目答问》附二，《国朝著述诸家姓名略总目》题注，徐鹏导读本，第258页。按《亭林文集》卷四《答李子德书》（见《顾亭林诗文集》第73页，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版）：“读九经自考文始，考文自知音始。以致诸子百家之书，亦莫不然。”实为“由小学入经学”说的滥觞，早于张之洞二百年。按小学的熟稔固然有助于经学的深入，透过语言的外壳亦可领悟内涵其中的微言大义，但反过来，徹悟通解经书全体义理又何尝不于有禆于文字训释，如实涵咏经书作者之思想亦可获得其表达必所凭藉的语词正诂。如此往复不断，互作益深益邃之解读，而有相互彰显之妙趣，正可谓诠释学的循环。故汉、宋两学本可以兼通，义理、考据亦可以一贯，不当有门户成见，更不应筑壁垒私心。张之洞所说诚为一家之言，但仍有补充完善之必要。徐复观《治思想史的方法问题》认为：“我们所读的古人的书，积字成句，应由各字以通一句之义；积章成书，应由各章以通一书之义。这是由局部以积累到全体的工作。在这步工作中，用得上清人的所谓训诂考据之学。但我们应知道，不通过局部，固然不能了解全体，但这种了解更须反转来，由全体来确定局部的意义；即是由一句而确定一字之义，由一章而确定一句之义，由一书而确定一章之义，由一家的思想而确定一书之义。这是由全体以衡定局部的工作。即赵岐所谓‘深求其意以解其文’（《孟子题辞》）的工作，此系工作的第二步。此并非清人训诂考据之学所能概括的工作。”可说亦是此意，足与余言相发。最上乘的治学境界则为得意忘言，能所（能指与所指）双忘，一如得鱼忘筌、得兔忘蹄那样。徐说见《中国人文精神之阐释》第66页，李维武编，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6年版。
① 《春秋繁露》卷六《俞序》（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35页）：“孔子曰：吾因其行事而加乎王心焉，以为见之空言，不如行事博深切明。”《史记》卷一三0，《太史公自序》（四部备要本）：“子曰：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
② 《书目答问》卷二，“史部古史类”，徐鹏导读本，第85页。
③ 参阅张振珮先生《史通笺注》前言，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15页。
④ 《輶轩语》卷一，《语学》，《张之洞全集》卷二七二，第9784页、9786页。
⑤ 《四库全书总目》卷九一，《子部总叙》，第769页。
⑥ 《书目答问》卷三，“子部”题注，徐鹏导读本，第139页。
《答问》将“周秦诸子聚列于首”的作法，可说正是晚清“诸子学”复兴在目录学上的反映。说明知识分子在回应现实社会危机的同时，也在寻找先秦诸子的思想资源，或者说西学的强烈挑激重新唤醒了晚清学者有关诸子说的历史记忆，并缓和了儒学与“诸子学”二者之间的思想紧张与学派对立。由于“他者”（异质文化）的暗示作用，在晚清学者的理解视域中，先秦诸子更多地呈现了原先未曾呈现的与儒学相似的“自家故物”的内在一致性①。当然，《答目》将周秦诸子置于“儒家”之前，也透露了晚清以来托先秦原典以昌言变革的学术新路向。至于“儒家”类以下的子目，则大体仍如《提要》之旧而略有增损，即它们都是杂学性质的著作，在“研理于经，可以正天下之是非，征事于史，可以明古今之成败”的前提下②，都仍可发挥旁助儒家建构价值世界、参照辨别真伪异同的作用③。
《答问》集部仍依《四库提要》体例，分楚辞、别集、总集、诗文评四类，可说是在“汪洋大海中，存历朝各大家有传本者。北宋之西崑，南宋之江湖，但採择其精华；明季之台阁、公安、竟陵皆在摈弃之列；前后七子之声调，去短取长，皆有别白”④。值得注意的是，《提要》原有“词曲”一目，全部删削无余，或以为绮语丽句，徒逞才华，无关用世，故即使鸿家名作，亦概不保留，足见其正统观念之根深蒂固，甚至远远超过曩昔之四库馆臣⑤。张之洞在《輶轩语·语学》中专门有读古人文集宜知体要的规训警句：“凡集中有奏议、考辨，纪传文字中有实事者，须详览之。其余凿空之论，流连风景之作，不必措意。”当然，集部之书亦可涵养条畅生命中本有的性情，所以必须根据性之所嗜有选择地精读。简括言之，他是以儒家一贯强调的“行有余力则以学文”的价值原则⑥，来著录集部之书并形构传统的知识天地的。
四、《姓名略》的学术特点及“问”“答”的预设性潜在结构
四部分类法代表了传统知识学的形构原则与治学取向，而显然有别于西方分科概念融入后发生转换的现代学术分类体系⑦。四分之法当然各有主次，但又可以相互会通，于是便形成了一个有着缓急先后、存在着某种次第格局的整体知识系统。与此相应，在其内部不易觉察的深处，亦即表面结构的核心内层，还潜藏着一个有着高低轻重秩序结构的立体价值系统。两个系统互为依傍与支撑，知识与价值的世界也就融成了一片。在一千多年的时间流动中，四部类居法透过有时空限制的各种目录学具体著作，始终保持着自己稳定持久的此时“共存在”，说明它的确发挥了规范与建构知识与价值的作用。不过，这并不意味着四分法之下的子目就没有调整与变动，也难以说明传统的知识或价值就没有拓展与滋衍。与其说《答问》笼统含混的四分法结构突出了图书著录的一致性或统一性，不如说由于它缺乏西方那样的专业技术化或专门化学科分类，反而包容了更多的差异性或特殊性。
正是在同一与差异相互定位、彼此映衬的分类座标体系中，目录学部次区分的性质才更好地体现出来。为了显示这种同一之中的差异，《答问》又用符号“乚”（钩乙）作为子目分类的标识，使不同的子目各有其定位，但又拥有共同的归属，从而最终达到区分条别、类居部次的秩序化目的①。前面提到，丛书在《答问》的目录结构中，已卓然独立为一类，分“古今人著述合刻丛书”、“国朝一人著述合刻丛书”两目著录。这样作的原因，一方面是至南宋《儒学警语》、《百川学海》刊行以来，丛书数量日益增多，庋藏插架已与四部骈列共置；一方面则是张之洞历来主张读书宜买丛书，购置一部丛书即可涵盖数种或数十种，甚至经史子集四部皆可大体备齐，较之积年累月拣择单行精本省时省力。同“别录目”开列学文读本一样，目的仍是为“诸生”提供方便②。
值得注意的是，《答问》在书末尚附有“国朝著述诸家姓名略总目”。这个表而只是鬼簿录式的名单，却具有极深的学术内涵。即它是以类叙的方法网罗清代著名学者，以弥补四部之法凸显典籍文献而淡化人物主体的缺憾，然而从方法论上看，则为目录学史上别开生面、极富创意的作法，非特有助于知人论世，更重要的是，还为学者提供了一份“清学史”的人名清单③。
《姓名略总目》囊括六、七百名清代学者，分隶于十四个类别之中。具体为：（一）经学家；（二）史学家；（三）理学家；（四）经史学兼理学家；（五）小学家；（六）文选学家；（七）算学家；（八）校勘学家；（九）金石学家；（十）古文家；（十一）骈体文家；（十二）诗家；（十三）词家；（十四）经济家。部分类目人物繁多而家法宗旨略异者，则又略分小类以示区别；学术不专主一门者，仍重复互见之。如经学即分“汉学专门经学家”、“汉宋兼采经学家”两类。顾炎武则同时著录于经学、史学、经学史学兼理学、金石学、经济诸家之中。对照四部分类法的宏大目录学结构体系，《姓名略》之十四类分法及相关学者的胪列，无疑要详密得多。它既是张之洞理解清代学术的一种思想框架，也是对四分法过份简括的一种尝试性补充。张之洞说：
读书欲知门径，必须有师，师不易得，莫如即以国朝著述名家为师。……知国朝人学术之流别，便知学术之流别。胸有绳尺，自不为野言谬说所误，其为良师，不已多乎？
行县时，屡有诸生求为整饬乡塾，选择良师，反复思之，无从措手。今忽思得其法，录为此编。虽不能尽，大略在焉。凡卷中诸家，即为诸生择得无数之良师也。果能循途探讨，笃信深思，虽僻处穷居，不患冥行矣。[1]
“反复思之”四字，说明他早已在思考“诸生”读书治学，如何无良师而仍可获得良师指导之效的问题，并自觉认真地尝试各种方法论上的突破。“今忽思得其法”则道出了劳思苦虑已久，突然找到突破方法或解决线索，即通常所谓“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的喜悦心境。“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可以从典籍文献入手，亦可以从作者治学的宗旨家法入手。无论典籍文献或著述名家，都必须有相应的学术类别的归属。治目录学者既要即目求书，又要依类择师，而良师不必囿于当时当地，根据学术类别“循途探讨，笃信深思”，完全可以打破时间、空间的限制，与古往今来的良师“交往”，向他们“请益提问”。按照张之洞的看法，选择良师必须“胸有绳尺”，也就是知道他们的学术流别，了解质疑问难的去处，如此才不会空手返家，甚至“为野言谬说所误”。他所开列的这个学者名录清单，恰好就发挥了相应的目的性功能和作用，不仅弥补了传统目录学分类框架“人”只是“书”的附庸的不足，而且极大地拓展了目录学未来发展的学术空间。目录学既要著录“书”，又要涵盖“人”；“书”固然要强调，“人”也有必要凸显。这是颇有创造性的大胆尝试，已非四部分类法的秩序结构所能范围。
以上所说足以显示：《答问》作为一部指导治学门径的举要目录专书，虽与《四库提要》同属一个知识学系谱，但又隐然有着树立新典范、开辟新视域的价值与意义[2]；尽管从根本上说，即至少在张之洞成为洋务派主将，力倡“中体西用”之说以前，他仍生活在传统的知识与信仰的世界中，听从着传统的精神蕲向的召唤，主动地依据传统的价值诉求开展言说。在他看来，儒学教义的重要即使在目录学中也要有所体现，“诸生”在“即目求书，因书究学”的过程中必须接受儒学教义的熏习或规训。他急于为大清帝国培养各种有用的治世人才，这种人才既要有道德的操守与担负，又要有知识的追求与拓展；既要有各种人文活动的实践，又要将之转化为改造外部世界的动力；既要维护或固守传统价值的观念与文化理想，又要积极主动地发挥经世安邦、卫道救国的实际作用。原因是“士人博极群书，而无用于世，读书何为”？因而不仅要“博通”，更要“切实”，而依此标准衡量，他心目中的理想型的人才便不能不是以经学、史学兼经济者。所谓“经济”即经世与济民，主要代表了儒家内圣外王完整理想架构的外王面。“经济之道，不必尽由学问，然士人致力，舍书莫由”。这类人物大多世功与撰作兼而有之，特别是作为名臣更理所当然地要有德政业绩，甚至其“奏议公牍，即是著述”，所以他特别劝勉“诸生”，“不惟读其书，并当师其人耳”[3]。这是他的人才价值诉求观，也是他的夫子自道。正是在经史中求致用（通经以治世），方能成就远大志业，然而踏实读书又是必作的入手工夫这一务实思想，促使他在目录学实践领域作了新的尝试性摸索与调整，从而使《答问》既与古代知识与思想的世界密切联系并结合成完整性的有机整体，同时又透露出某种时代变异的文化新信息。传统目录学即将向现代目录学转型，《答问》已象征性地显示了某种历史发展的新趋向。
“为诸生择得良师”的思而复得的过程，说明张之洞已在有意识地把各种著述形式人格化或主体化，以便更好地为求学者释疑解惑，使作者与读者之间获得存在性的连接或相续。这就提示我们：如同书名本身所概括的那样，《答问》的确存在着一种“问”与“答”的内在结构关系，只是“问者”似乎永远是读者，而“答者”却更多地是《答问》作者而非他人。这种“提问”与“回答”的现象学特点，表现在《答问》一书中，就是随时都在显豁紧要处点明文本的“有问性”。张之洞甚至在《略例》标题一开首，便用注记的方式明白道出：
此编为告生童而设，非是著述，海内通人见者，幸补正之[4]。
“为告生童而设”也就是为回答生童的问题而设，换句话说，即《答问》全书都是针对内具于文本中的这种“有问性”，才有意识有目的地编撰的。而“有问性”的核心视域便是“应读何书，书以何本为善”。由于“书”与“人”（作者）本来相互关联，所以“如何择师”的问题也显得极为重要，于是“有问性”再次透过《姓名略》得到强化和凸显，并使得全书首尾呼应，都纳入了“问”与“答”的逻辑中。至于散见于各处的按语（注记），也就有如形式多样的各种旁批侧注，似乎都成了蕴涵在问题中的随机指点或答复，并与目录正文构成了一种可以相互诠释的张力结构关系。易言之，即除了四分法内部各目之间有着知识与价值的互动外，《姓名略》与四部分类之间也隐然存在知识与价值的互动。有趣的是，贵阳刻本《书目答问》所附《四川省城尊经书院记》，也是以“问”与“答”的关系来结构全文的。《记》中云：
诸生问曰：“先生之本愿既得闻矣，学者之要如何？”曰：“在定志。适越而面太行，马愈良者去愈远，裴回于歧路者，日行不能十里。入院者为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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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张灏曾明白指出：“如果前汉的注释性评论对理解儒学原则已是如此的珍贵，那么这些先于前汉的非正统哲学典籍（诸子学典籍）将还要好得多。”“在十九世纪的历程中，古代非正统经典的哲学和本语语言学的要求萌生了。尽管从前儒家学者们通常强调这类典籍与儒学的思想对立性，现在儒生们却赞成两者之间的哲学密切关系。一些人坚持认为儒学包含着非正统哲学的综合。另一些人则认为儒学是非正统哲学得以衍生的中国思想之源。在这些方面与其他方面，‘诸子学’在19世纪末成为合法的，甚至是在思想界流行的思想。”朱维铮认为“《答问》却把儒家降为二类，而新增‘周秦诸子’居首。九流十家的代表作丛聚一类，固然反映诸子研究已成显学的现状，但取消《汉书·艺文志》以来儒家称尊的地位，对传统信仰体系更近于亵渎。”其实儒家称尊的地位，主要由经部类的经典性文本及数量颇多的诠释性著作来象征。无论子部儒家的“议论经济之属”、“理学之属专书”或“考订之属”，也都必须依据经部典籍以作价值高下的判准。张之洞尽管对宋明一系的儒家义理诠释过分脱离经典的倾向有所不满，但决未有意取消《汉书·艺文志》以来推尊儒学的目录学撰作旨趣，更不可能“亵渎”儒家固有的信仰体系。在思想信仰的世界里，他坚守的仍是传统儒家价值。此细读《答问》全书即可知之，认真翻阅《輶轩语》、《劝学篇》亦可知之。“亵渎”之说，绝难成立。张说见《思想与时代》，上海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140页、141页。朱说见《书目答问二种》“导言”，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14页，又收入氏著《音调未定的传统》，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231页。
② 《四库全书总目》卷九十一《子部总叙》，第769页。
③ 《輶轩语》卷一，《语学》：“子有益经者三：一证佐事实，一证补诸经伪文、异文，一兼通古训。然此为周秦诸子言也，汉魏亦颇有之。至其义理虽不免偏驳，亦多有合于经义可相发明者，宜辨其真伪，别其瑜瑕，斯可矣。”见《张之洞全集》卷二七二，第9786页。
④ 《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第4册，第479页下，中国科学院图书馆整理，济南：齐鲁书社1996年版。
⑤四库馆臣虽认为“词曲二体，在文章技艺之间，厥品颇卑，作者弗贵”，但同时也将其视为“乐府之余音，风人之末流，其于文苑，同属附庸，亦未可斥为俳优也。”故仍在集部篇终，专置一目，收录大量词曲作品。而《答问》则连名目亦不予保留，正统之观念显然更甚于四库馆臣。参见《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九八《集部》“词曲类序”，第1807页。
⑥ 《论语·学而》，《十三经注疏》，下册，中华书局1980年影印阮元重刻宋版本，第2458页上。
⑦四部类分法本质上是图书分类法而非学术分类法，但由于学术必须有相应的文本形式以作凭藉，所以也不能说就与学术分类毫无关涉，至少它会直接间接地影响到学者的治学取向，也形构或规范了传统知识学体系，并在西方文化的冲击下不断分化，朝着愈来愈专门化、分科化的方向发展。
①柴德赓在《书目答问补正》重印序中曾明白指出：“《补正》在排印上有一严重缺点，即是将《书目答问》原来各小类的‘乚’号全部删去，遂至一大类之中，后世人列前，前代人反在后，使读者茫然不解。这点不是范希曾应负的责任，乃是刊印时不知道这个‘乚’号的意义，也许是为了排字时插入一个‘乚’号有困难，就一删了之。”可见目录学著录图籍时有关差异性的定位（区分），正是各类图书拥有共同归属的保证（类聚）。同一是差异的聚合，而不是差异的取消，否则便会导致秩序紊乱，甚至造成各种典籍文献无所适从的结果。柴说见《书目答问》第6页，北京：中华书局1963年版。
②姚名达《中国目录学史》（长沙：商务印书馆1938年版，第420页）认为张之洞“仿祁承 之例，于四部之外，别立丛书目，又有所谓别录目，专载初学读本为一部，并为大胆工作，虽未能破坏四部内质，然已示人以四部之不必拘守，且为举要目录奠一基础焉。”从诠释学应然或当然的角度看，《答问》的确可能提供了“四部不必拘守”的解读暗示。但若仔细分析内蕴于其中的本然或实然性撰作旨趣，则可说张氏仍在相当程度上固守着四部分类的传统家法。
③柴德赓认为，《姓名略总目》分类列举著名学者的姓名籍贯，“虽是当时的选择标准，未必完全妥当，但从中可以窥见清代学术的大概，也是有益的事情”。朱维铮也明确指出：“《书目答问》成了主要胪举清代学术既往成果的全面清单”；“给予两个多世纪的清学史，以较全面的描述，要算张之洞的这份名单是首次，可谓无心插柳”。“无心插柳”之说虽尚可商榷（详下文），但“清学史”的判断却相当客观和准确。但更重要的是，由于有了这份学术清单，可以方便读者依其性情学养，按照不同治学路向，或择人，或择书，循序渐进，左右逢源，庶几能够步入学问佳境，并各有造化成就，从而更好地发挥目录学指引读书门径的作用。柴说见中华书局本《书目答问》卷首，重印序，第7页；朱说见《书目答问二种》，“导言”，第16页、17页。
[1] 《书目答问补正》附二，“国朝著述诸家姓名略总目”题注，徐鹏导读本，第257－258页。标点略有改动。
[2] 《答问》刊行之前，湖北学政龙启瑞已撰有《经籍举要》一书。同张之洞撰作《答问》的意图一样，该书也是要为诸生开列各种应当精读的典籍，除传统的经史子集分类方法外，尚有约束身心、扩充学识、博通经济、文字音韵、古诗文词、场屋应试等六种类目，皆为针对诸生修身养德、读书治学而设。但由于不具有新典范的意义，所以虽早《答问》二十八年成书，影响却远逊之。《答问》刊行之后，仿作不断，较著者有胡适《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举要书目》、梁启超《国学入门书要目及其读法》、《要籍解题及其读法》、支伟成《国学用书类述》、李笠《国学用书撰要》、陈伯英《国学书目举要》、杨济沧《治国学门径书》、陈钟凡《治国学书目》等。其中李笠之书曾初刊于《东方杂志》1923年第21卷第9、10两期，以后又三易其稿，始结集成书，自谓龙氏之《经籍举要》、张氏之《答问》，皆为“不限时间空间，不专一类，採撷精纯，去其繁复”的“配剂式”目录专书。“配剂式”目录专书的作用，是使“修学之士，所藉以问途也”。自龙、张之书出，“学者始注意于‘配剂式’之目录”，而梁（启超）、胡（适）所撰，也属于同一类型。他自己则是要“济龙、张、梁、胡之缺点，蕲成一‘新配剂式’之目录”（《三定国学用书撰要》“叙例”第3、4页，北京：朴社1931年再版本，标点略有改动）。“配剂式”目录之说准确与否姑且不论，这类图书已形成一种新的著述系谱则显然是事实，虽然按照李笠的说法，“钱尊王之《读书敏求记》、纪昀之《四库全书简明目录》已引其端”，但它们仍形成了自身不可替代的学术品性与知识学特点。从更严格的角度看，仍以张书的典范作用影响最大也最值得注意，它相对于龙书也更具有开辟新视域的文献学价值意义。参阅前揭姚名达《中国目录史》第418－419页；又参吕绍虞《中国目录学史稿》第194－197页，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84年版。
[3] 以上见《书目答问》附二，“国朝著述诸家姓名略总目”，经济学家类，徐鹏导读本，第271页。
[4] 《书目答问》卷首《略例》，徐鹏导读本，第3页。
问也，非为膏火也。”
诸生问曰：“志在读书矣，宜读何书？”曰：“在择术。”（问）“宜择何术？”曰：“无定。经、史、小学、舆地、推步、算术、经济、诗、古文辞，皆学也。无所不通，代不数人。高材或兼二三，专门精求其一。性有所近，志有所存，择而为之，期于必成。非博不通，非专不精。”
诸生问曰：“术听人择，何为通经乎？“曰：”有本。《大学》曰：‘物有本末。’《论语》曰：‘本立道生。’圣贤通天下事理言之谓之本，学人因谓之根柢。凡学之根柢必在经史，读群书之根柢在通经。通经之根柢在通小学，此万古不废之理也。不通小学，其解经皆燕说也。不通经学，其读史不能读表志也。不通经史，其词章之训诂多不安，事实多不审，虽富于词，必俭于理。”
诸生问曰：“经学、小学之书，繁而难纪，异同蜂起，为之奈何？”曰：“有要。使者所撰《輶轩语》、《书目答问》言之矣。经学必先求《学海堂经解》，小学必先求诸段注《说文》，史学必先求诸‘三史’。”[1]
《尊经书院记》答“诸生”之问凡十八条，以上仅略举与本文主旨有关者四条。可见关注“提问性”并随时作出相应的回答，的确是《答问》本身极为重要的一个预设性言说路向。这种言说路向把作者与读者都带入了一种开放的问题视域中，使我们一方面可以重构文本原有的问题脉络，一方面又可以思考作者未曾思考过的题域义旨。因为作者与所谓“诸生”都已“死”去，新的读者又在变化了的历史条件下不断产生，在文本与读者不断互动的过程中，自然会涌出新的诠释方法或问题进路，不可能仅仅局限在原文本呈现给我们的历史性固有视域之中。
五、《答问》内涵的儒家知识学特点
《答问》的主体部分，当然仍是分属于经史子集各部，按目录学类次条别、慎择约举方法加以绳贯珠联的各种古籍文献。但与一般仅记书名而不涉及内容旨趣的目录专书不同，《答问》还作了两个方面的工作：一是用极简括的文字揭示著录原则或原书主旨内容，亦即以提要钩玄的方法晓明了进入书籍世界的路径；二是各书之下均详细注明各种见存版本，并尽量列出便于学人查找购置的习见本（通行本）与善本。前者着重回答“应读何书”的问题，后者则主要解决“书以何本为善”的疑惑。著录原则的提示散见于各目之下颇多，如“经部三礼总义之属”下云：“三礼家不考礼制、空言礼意者不录[2]。”“史部地理类”下云：“山志游记如说嵩、岱之属，今日通行版本凡数十种，以非切要，不录。杂地志如桂胜、楚宝、晋乘搜略之属，止关一方，又非古籍，不录。”“史部政书类历代通制之属”下云：“三通（《通典》、《通志》、《文献通考》）为体，通贯古今，故别为类。”“史部金石类金石图象之属”下云：“缩摹百汉碑砚石刻拓本，较诸图为详，可考汉刻原式，非玩物也。”“子部儒家类”下云：“《曾子》、《子思子》，乃宋汪晫割裂辏合，非原书，不录。”“子部兵家类”下云：“凡兵家多与史家出入，地理尤要。”“子部医家类”下云：“录初唐以前者；唐后方书，须专门经验定其是非，不录。”“子部小说家”下云：“唐以前举词章家所常用者，宋以后举考据家所常用而雅核可信者，余皆在通行诸丛书中。”“集部别集类国朝考订家集”下云：“若纪昀、陆锡熊、彭元瑞、赵佑、朱筠、赵怀玉、王芑孙诸家，既工词章，间有考订，此类不可枚举，以此例之。”“集部总集类诗之属”下云：“诗文选本太多，举其不俗谬者；沈选《别裁》，通行，不详列。”“集部诗文评”下云：“诗话但举总汇者，其专家诗话太繁，不录。”这类题注极类似《四库提要》的“总序”（大序）或“小序”[3]，或直接就可说成是“类序”，与其他相关著录事项配合而形成一种完整的结构体系，的确或多或少体现了区分部次、条辨流别的特点，同时也发挥了指示读书治学门径的作用。不过，在“录”与“不录”、“要”与“非要”、“详列”与“不详列”的判断选择之间，张之洞也在按照自己的儒家价值理念“规整”着知识。也就是说，作者的著录原则实际即是知识“规整”的原则。传统的知识世界通过这种“规整”得到了有序的安排。而无论考镜学术渊源流别，或指示读书治学门径，在《答问》内部结构的逻辑关系中，凡属知识学的一切建构活动，都是以服从颇为正统的规整性原则为前提的。
《答问》在其所著录的各条书名之下，也时有介绍原书特点或提示主旨内容的按语。如《古书疑义举例》下云：“此书甚有益于学者”；《历代纪元编》下云：“此书最便”；可说是推荐性的按语。《北徼汇编》下云：“纪述详实，非出伪托”，当介绍了原书特点。《四朝闻见录》下云：“宋叶绍翁（撰），叶乃宗朱子者，前人或谓此书抵朱，误也”；乃是简洁明快地订证了前人的误说。《学蔀通辨》下云：“此书辨陆王之学“，《大唐西域记》下云：“此书与《佛国记》，义在纪述释，不为地理而作”，则提示了内容主旨。《梅村集》下云：“欲详知国朝诗家者，具郑方坤《国朝诗钞小传》、王昶《湖海诗传》、张维异《诗人征略》中”，更点明了读书入门的路径。这些按语虽只三言两语，但仍有引领初学者进入书籍世界的重要启迪作用，同时也显示了对“诸生”言说的张之洞所具有的双重身份：既是四川学政的权力拥有者和发言者，又是传统知识的话语代表者与传达者。由于“问”与“答”结构性语境的暗中制约，作者与读者之间似乎多了一重情感性的心灵互动，而较少命令式的生硬强制或戒律性的冷漠威肃，所以前一种身份显得相对淡化，后一种身份却有更多凸显。于是《答问》作为一种推荐性举要书目，它所传达的也主要是“知识”的意志，而不是“权力”的意志了。汪辟畺先生认为《答问》一书，“其目皆习见之书，其言多甘苦之论。彼其所以津逮后学，启发群朦者，为用至宏。肩斯任者，然非殚见洽闻、疏通致远之儒，不足以膺此大业[4]”。这一评价是否有拔高之嫌姑且不论，但《答问》隐然具有传统知识权威的言说特点则显然是事实；而当时之“诸生”或相当一部分后来的初学者，也的确是把《答问》当成传统知识世界的目录学权威来依赖，并从中寻找读书治学门径的。
书名之下详注版本或注本，也构成了《答问》的一大特色。至于著录原则，则并非一味偏嗜宋椠元刻，而是“多传本者举善本，未见精本者举通行本，未见近刻者举今日见存明本”[5]。同时也入录了一些晚近学人“成而未刊，刊而未见”的稿本或钞本[6]，为学术研究和古籍整理提供了极为珍贵的考证线索。值得注意的是，为方便学人寻觅查找，《答问》所举多为习见常用之书，并适当作出异同优劣的说明。如《篆韵谱》五卷下云：“苏州冯氏刻本，小学汇函本。王筠《说文韵谱校》五卷，甚精核，未刊。”[7]广韵》五卷下云：“泽存堂本、邓显鹤重刻张本、楝亭五种本；又明经大厂大字本、小学汇函重刻张本、明本两本，张本较胜。”马令《南唐书》三十卷下云：“蒋氏马（令）、陆（游）合刻本、唐宋丛书本，江西翻本恶。”戴校《水经注》四十卷下云：“聚珍本、杭本、福本、戴（东原）氏遗书本；戴校以前，黄刻诸本皆逊，全祖望校《水经注》，灵石杨氏刻本未成，今京师印行者仅百余叶。”翁（元圻）注《困学纪闻》二十卷下云：“家刻本，长沙重刻巾箱本，此注更胜七笺本。”这些看似简单的注语，一方面需要大量版本学经验的积累才能言之有据，一方面对初学者而言也的确具有指示门径的作用，虽然其中还存着大量欠准、错讹、漏载等问题[8]，但仍弥补了《四库提要》详述典籍内容而较少涉及版本流传的不足，而同时兼有《四库提要》与邵懿辰《四库简明目录标注》两书的优长，尽管邵书的版本著录成果，张之洞当时并未及时採及[9]。
张之洞在提到《答问》时，曾指出自己的撰作目的，主要仍是拓展生童见闻，具体而言，则可分三个方面，“（一）指示门径；（二）分别良楛；（三）其去取分类，及偶加注记，颇有深意，即是无数语言，非仅止开一书单也。更有深意，欲人知此所列各书精美，而重刻或访刻之。特自知谫陋，以职司所在，不敢谦避，其间舛漏必多”[10]。这是他对《答问》内容特征的概括性总结，细核原书，前后寻绎，的确是颇为笃实可靠的夫子自道。惟所谓大有“深意”可作“无数语言”看待的注记（按语）究竟应当如何理解，则牵涉到作者“实谓”（实际说了什么）、“意谓”（想要表达什么）的诠释学问题，同时由于对其“深意”的理解是在历史中不断变化的，所以读者也可进一步从中发现作者原有话语脉络中的“蕴谓”（作者可能说什么）、“当谓”（作者应当说出什么）、“必谓”（作者必须说什么）等深层次内涵[11]，在兼顾客观与主观（相互主体性）、传统与现代（继承与开新）的视域下，从更高的方法论层次反思整个目录学传统，并尝试建立或撰作更系统也更有深度的目录学理论与新著。
六、儒家道德理想的固守与西方知识系统的象征性进入
无论思想、观点、学识与经验如何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也无论历史作出怎样的姿态来迎合、调整、铸造或转化人的文化选择与价值判断，张之洞的一生始终有着“正统主义”（Orthodoxism）与“实用主义”（Pragmatism）两种致思与实践的面相[12]，犹如《易经》内涵着不易与变易的辩证综合精神一样，他一方面以“正统主义”的方式固守着儒家的精神象征世界与道德理想世界，始终未放弃中国文化为本位的思想原则与价值立场（不易或守常），一方面又本着“实用主义”的态度积极寻找契应时代的富国强兵之路，希望对传统作出温和的改造或渐进式的变革（变易或求变）。辜鸿铭评价张之洞与曾国藩，曾分别以“儒臣”与“大臣”许之：“三公论道，此儒臣事也；计天下之安危，论行政之得失，此大臣事也。国无大臣则无政，国无儒臣则无教。政之有无，关国家之兴亡，教之有无，关人类之存灭，且无教之政，终必至于无政也[13]。”“儒臣”具有“道统”与“正统”合一的文化价值身份，肩负着以尧舜孔孟之道治理国家的重任，并始终维护着固有文化一以贯之的政教传统，“大臣”则缺乏“道统”的自觉而更多地关注“政统”，为保证国家的行政效率或兴亡安危，甚至可以不惜一切代价地以“霸道文化”取代“王道文化”。用这一标准看张之洞的所作所为，他的“效西法，非慕欧化也”，“图富强，志不在富强也”，根本的目的仍是“欲借富强以保中国，保中国即所谓保名教”[14]。所以在辜鸿铭看来，张之洞可以说是严格的儒家精神意义上的“儒臣”，曾国藩则只能是事功卓著的“大臣”。这种“儒臣”的文化身份特征与价值立场偏好，即使是在《答问》这样的目录学专书中也能看到。
张之洞所说有似无数语言的“深意”，其实并非指《答问》的内在目录学理路或学术内涵，而是培养人才、启迪后进，“导士人以求学之津梁者也”[15]。在他
看来，“古来世运之明晦，人才之盛衰，其表在政，其里在学”[16]。 “学”的关键即在培养人才。要培养人才则必须以经史实学取代陈腐的时艺之学，使后来者无一不有“持危扶颠之心，抱冰握火之志，则其国安于磐石，无能倾覆之者”[17]。因此，无论撰作《答问》或兴办教育，目的都在于保存能“通晓中学大略”的“书种”。“书种既存，终有萌蘖滋长之日”[18]。从“正统主义”的观点出发，他始终坚持中国文化的道德理想，强调读书向学要作到“德行谨厚”、“人品高峻”、“立志远大”、“砥砺气节”，要有次第地精读内涵着圣贤义理的十三经，并以之作为自己出处进退的立身依据或价值判别准则[19]。但从“实用主义”的立场思考问题，他又认为读书的目的在“明理”，而“明理”又以“致用”为依归。《輶轩语》说：
书犹谷也，种获舂揄，炊之成饭，佐以庶餚，食之而饱，肌肤充悦，筋骸强固，此谷之效也。若终岁勤动，仆仆田间，劳劳爨下，并不一尝其味，莳谷何为？近人往往以读书明理判为两事，通经致用视为迂谈，浅者为科举，博洽者著述取名耳。于己无与也，于世无与也，亦犹之获而弗食，食而弗肥也。随时读书，随时穷理，心地清明，人品自然正直。从此贯通古今，惟求人事，果能平日讲求，无论才识长短，大小必有实用。……若读书，既不明理，又复无用，则亦不劳读书矣。使者谆谆劝诸生读书，意在使全蜀士林美质悉造成材，上者效用于国家，其次亦不失为端人雅士，非欲驱引人才尽作书蠹也[20]。
上述文字可说是从另一角度阐释了《答问》的撰作目的或根本价值诉求，亦可视为蕴藏在注记之中有似“无数语言”的“深意”的间接说明或补充性回答。当然，这也同时提示我们：《答问》与《輶轩语》有着共同的题旨视域与目的诉求，是归属于共同思想主体与知识主体的统一“著述物”。读书自然要“明理”或“穷理”，也就是要实存（真实与现实）地进入形上本体的“道世界”或“理世界”。这个“道世界”与“理世界”也是充满价值与意义的世界。它的价值来源力量和意义支撑力量主要依靠儒家经典来保证与提供，是古代圣贤以生命体悟契入和开显出来的世界，也是后人可以不断进入并重新阐释和创造，亦即能够通过他人的生命不断再体悟、再开显的世界。价值与意义的世界也是以“孔孟之道”为符号标志的象征世界，具有“与日月同光”的普遍性与恒久性。因此，应该“专以经学提倡士林”，使他们“皆知以通经学古为尚”[21]，能够世代守护中国文化精神而使其长存于宇宙天地之间。而读书问学也要“立志希古，不随流俗，无论学行两端，常与古人比较，不以今人自宽”[22]。但这个“道世界”或“理世界”一旦发用开显，就必须发挥影响社会人生的实际作用和功效，亦即它要在形下具像的“器世界”或“用世界”实现出来，获得行为化、人文化、社会化、制度化的普遍性效果，才是切己、真实、合理和可靠的。所以如同“读书”是为了“明理”一样，“通经”的关键则在于“致用”。“明理”可以帮助人们找到生命实践和社会实践的思想和行动的绝对价值根据，“致用”则表明着还有必要将这个绝对价值根据自觉地转化为与思想与行动的成果有关的生命实践与社会实践。于是，从实践性的条件看，读书就必须读“有用”之书，“有用者何？可以考古，可以经世，可以治身心”[23]。换成现代的语言表述，也可说“有用”即是要进入人的存在状态，同现实的人生与现实的社会发生密切的关联性（relevance）影响。
张之洞所说的“经世”，主要是指经世济民之道，它不能不强调效用性价值或工具价值；而所谓“考古”与“治身心”则更多地关涉道德理想，它更多地要突出精神价值与绝对价值。前者必须涵融知识，因此往往是建构性的；后者则不能离开理念，所以通常都是规整性的。
从知识学建构的视域看，社会的不断变迁、演进和发展，以及知识的不断积累、丰富和完善等，无一不是历史性的真实现象，“今胜于古”也是显而易见的客观事实，如地理之学，就以今人之书为“详博可据”，“前代地理书，特以考经文事及沿革耳，若为经世之用，断须读今人书，愈后出者愈要”[24]。至于算学则“以步天为极功，以制器为实用，性与此近者，能加研求，极有益于经济之学”[25]。与地理之学一样，推步一类与算书相涉的实用性学问，它的知识学（技术性）特征也极为突出。“推步须凭实测，地理须凭目验，此两家之书，皆今胜于古”[26]。所谓“今胜于古”既是（应用性）知识学领域进步发展的普遍规律，也是《答问》著录或推荐相关书籍的一个重要原则。甚至经学、小学类的典籍，由于释经的方法越来越邃密——特别是小学更以清人的方法最周延系统，因而也或多或少具有“今胜于古”的特点，用张之洞的话说就是：“经学、小学书，以国朝人为极，于前代著作，撷长弃短，皆已包括其中，故于宋元明从略[27]。”著录重点为清人著作的一个主要原因——尽管作者并未非常自觉地明言——其实主要还是经学诠释学本身可以容纳知识学的进路，知识学的进路必然以晚出者为优胜，所以在著录方法上就不能不突出反映清代学术成就，而宋元明人的撰作则一概删汰从严[28]。
但是，圣贤依理念而言说的意义世界毕竟以经典本身为依托，即使知识学的进路也是为了保证更客观地进入这个意义与价值的世界。意义与价值世界的开显需要心灵与心灵之间的互动，可以作游情其中的“考古”工夫，与古人作交往式的思想深谈，也可以“治身心”的方法不断提升自己，从而最终与古人同发于一境界。经典的世界是属于往古的，但意义的开显却是当下的。“考古”能够明理，治身心有裨蓄德，因此“考古”与“治身心”二者可以同时兼顾，以求在读有用书的过程中获得“明理”与“蓄德”的双重生命体验。把它们作为一种方法论善加运用，目的仍是进入经典的意义与价值的世界，并使其通过后人的体验结构重新开显于当下。这是与知识学进路大有区别的价值体验的读书治学方法，只是在张之洞看来，意义与价值的世界不能脱离事实与经验的世界而独立存在，所以仍必须重视汉学知识论的诠释进路。但无论如何，就意义与价值的世界而言，我们根本就无法得出“今胜于古”的结论。正是在这一思想脉络下，亦即从价值体验的视域出发，张之洞又强调“读书宜多读古书”，“除史传外，唐以前书宜多读，为其少空言耳。大约秦以上书，一字千金。由汉至隋，往往见宝，与其过也，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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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书目答问》卷末，《四川省城尊经书院记》，光绪五年王秉恩贵阳校刻本；又见《张之洞全集》卷二八一，第10074－10076页。
[2] 《书目答问补正》卷二，“经部列朝经注经说经本考证三礼总义之属”，徐鹏导读本，第28页。以下所引注记，均可依目捡得，为省篇幅，不再出注。
[3] 《四库全书总目》卷首，《凡例》（第18页）：“四部之首，各冠以总序，撮述其源流正变，以絜其纲领；四十三类之首，亦各冠以小序，详述分并改隶，以析条目。如其义有未尽，例有未该，则或于子目末，或于本条之下，附注按语，以明通变之由。”类似者不仅是总序、小序，也包括子目末或条目下的附注按语，甚至可以说《答问》全书之编排体例，都与《四库提要》此条所说极为相近。
[4] 汪辟畺：《目录学研究》第4页，长沙：商务印书馆1934年版。
[5] ④《书目答问》，徐鹏导读本，第4页。按：关于善本的概念要求，张之洞亦有独到之见解。《輶轩语》卷一《语学》云：“善本非纸白版新之谓，谓其为前辈通人用古刻数本，精校细刊，不伪不缺之本也。”“善本之义有三：一足本，二精本（一精校，一精注），三旧本（一旧刻，一旧抄）。”与其他过分佞宋嗜元的学者相较，张之洞视足本、旧本特别是精校、精注本为善本，目的在于方便读者易买易读，以避免治学过程中可能出现的曲折与弯路，乃是颇为通达的看法。如果脱文错讹颇多，谬种流传而不知校改，则难免不会将初学者导入迷途岐径，出现事倍功半甚至劳而无功的现象。足本与精本之所以极为重要，乃是因为足本即意味着不缺，精本则表示少误，都可以使学者获得左右逢源之乐。在无新刻精校版本可采的情况下，旧本或抄本亦不可忽视，尤其是孤本和稿本，天壤间仅存之物，更不能不加倍重视。张说见《张之洞全集》卷二七二，第9790页。
[7] 此条见贵阳刻本《书目答问》“经部小学类第三”，范希曾《补正》本无“王筠《说文韵谱校》五卷，甚精核，未刊”十四字。
[8] 《答问》版本著录方面的舛漏，袁行云早已有明白揭示。他说：“《略例》称：‘知某书宜读而不得精校精注本，事倍功半。’又称：‘多传本者举善本，未见精本者举通行本。’这是编书体例，复之原书，并不完全如此。《答问》于各书之下所举善本（精校本）多阙略，许多有原刻本的书只举‘丛书本’，这是不问善否只图省事的办法。对某些书不加细察，往往只注‘原刻本’、‘自刻本’、‘家刻本’、‘通行本’，其中错误很多，遂与《略例》所称相牴牾。造成这些舛漏，与成书仓促固然不可分，但与张之洞编书时的助理缪荃孙也有很大关系。”袁氏所言固是事实，但从同情理解的角度看，亦可稍加申说。盖版本流传，异同纷纭，或比勘注释，或批校传钞，公私收藏，存佚无定，加之清初禁毁窜改，典籍厄难令人扼腕，《答问》乃私家目录，非藉国家全体之力，错讹遗漏之弊，必然势所难免。何况张之洞本已有自知之明，故《略例》篇题下即晓明海内通人，幸随时有以补正之；正文中又反复强调：“京师藏书，未在行箧，蜀中无从借书，订补俟诸他日。”后来之范希曾、王秉恩、叶德辉等人，即作了大量纠谬补阙工作。然首创者难为功，继起者易为力，张氏导夫先路之贡献，仍不可随意否定。相较之下，前揭《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第479－480页）的评价则较为公允客观：“原书例不録宋元刻旧钞，惟取明以来国朝诸儒校刻善本。断自光绪乙亥以前，以此书成于光绪初元也。惟各书撰人刊刻年月，时有舛误，卷数间有缺略，虽屡经校补，仍有未尽之处……然宁波范氏天一阁，积数世之搜求，乾隆修《四库全书》，本帝王之权利，以言美备，尚不尽然。之洞于各书多有阙疑，本限于见闻。曲阜孔继涵刻《孟子赵注》于乾隆三十六年，韩岱又刻于四十六年。以同乡共里之人，事止越十年之久，而岱跋意不知继涵已刻于前。历城马国翰《玉山房辑佚书》中，列赵歧《孟子章指》二卷，谓本之毛钞，亦不知有乡前辈继涵、岱二刻。则时刻之不能尽知尽见，已可概言，何况刊刻非出一人一地一时，安能求全责备于之洞？是盖不然矣。”而《略例》所云虽未完全作到，亦不能无视其作为全书之宗旨原则，仍发挥了贯串全书的主导作用，实为最吃紧之撰作总纲，也是把握原书必须注意之关键。至于舛漏颇多的责任究竟该由张抑或缪来承担，则涉及孰为《答问》真正撰人之问题，袁氏在考证上颇有“张”冠“缪”戴之嫌。进一步的辨证当详后文。袁说见《书目答问与范希曾的补正》，载《社会科学战线》1979年第1期，又收入《目录学论文选》第380－405页，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5年版。
[9] 邵懿辰撰《四库简明目录标注》，凡二十卷，主要搜考各书之版本，辨别其优劣善否，可视为《四库提要》的补充性读本，同时也与《答问》版本方面的著录颇相一致。张之洞编《答问》时虽已见过邵书，但尚无证据说明其已依凭取资，故尽管同时兼有二书（《提要》与邵书）之长，却仍有轻重主次或自觉不自觉的区别：《提要》在张之洞心中是典范式的权威，邵书则仅为必须参考的文献而已。
[10] 张之洞《与王廉生（懿荣）函》，见《张之洞全集》卷二八二，“书札”，第10124页。
[11] “实谓”、“意谓”、“蕴谓”、“当谓”、“必谓”等范畴，乃是傅伟勋为建构具有高度适应 性（即一般方法论）的创造性诠释学，尝试划分的五个由低级到高级的辩证开放的层次。按照傅氏的意思，五个层次具有各自不同的功能：“实谓”层次属于前诠释学的原典考证；“意谓”层次属于依文解释的一种析文诠释学；“蕴谓”层次乃属历史诠释学；“当谓”层次则属批判诠释学；至于“必谓”层次才真正算是狭义的创造诠释学，但此层次的创造性思维，仍无法从其他四层任意游离出来。我们既要重构或显现原作者的本意本旨，又要思考原作者未曾思考的问题，并力求保持二者之间的合理性张力，做到既批判继承又创造发展。傅伟勋《创造的诠释学及其应用：中国哲学方法论建构试论之一》，见氏著《从创造的诠释学到大乘佛学》第1－46页，台北：东大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90年版。
[12] 苏云峰：《张之洞的教育思想》，《港台及海外学者论中国文化》第327－347页，姜义华等编，重庆出版社1987年版。
[13] ③ 辜鸿铭：《张文襄幕府纪闻·清流党》，见《辜鸿铭文集》上卷，第418－419页。黄兴涛等编译，海口：海南出版社1996年版。值得注意的是，辜氏这里已经用“人类”的概念取代了“天下”的概念，于是“天下兴亡”就成了“人类存灭”。迥别于仅关系到一姓之朝廷兴衰的国家兴亡，与顾炎武所说的“天下兴亡”一样，“人类存灭”即意味着人文世界的存亡绝续。易言之，即人不能丧失人文理念，更不能丧失德性正当的致思维度，用霸道的“以力强国”取代王道的“以德治国”，堕入到“利己杀人，寡廉少耻”（严复语）——与禽兽完全无异的地步。如果真的陷进这种非人道的悲惨异化境地，那便是“亡天下”、“亡教”、“亡种”、“亡人类”。关键性辞语的变化象征着文化产生了巨大深刻的形态转化，但其中仍有相互一贯的连续性内涵可供探寻。长期以来，相当一部分的“士”不仅考虑国家民族问题，而且也在思考世界人类前途——虽然对中国人而言，主权国家与民族主义的概念是西方文化挑激下的现代性产物，是鸦片战争爆发以后逐渐形成的历史性“新传统”。他们并非对世界视而不见，但也不能说他们就拥有了充分的世界性知识。历史的局限需要在历史的过程中来解决，历史的希望便在于人能不断突破人置身于其中的历史局限。
[15] 赵尔巽《已故大学士兴学育材成效卓著，请宣付史馆折》，见《张之洞全集》附录一，第12册，第10653页。又陈衍《石遗宝文集》卷一《张之洞传》亦言及张氏“督川学，著《輶轩语》、《书目答问》教士。道、咸以来，士溺于陈腐时艺，愈益不学，自是后进乃略识读书门径”。
[16] ② ③分见《劝学篇》序，《同心第一》，《守约第八》，《张之洞全集》卷二七0，第12册，第9704页、9707页、9727页。
[19] 见《輶轩语》卷一，《语行》；卷二《语学》；《张之洞全集》卷二七二，第9772－9784页。
[20] 《輶轩语》卷二，《语学》；同上，第9797－9798页。
[21] 《抱冰堂弟子记》，《张之洞全集》卷二九二，第10613页。
[22] 《輶轩语》卷二，《语行》；《张之洞全集》卷二七二，第9773页。
[23] 《輶轩语》卷二《语学》，同上，第9793页。
[24] 《书目答问补正》卷二，“史部地理类”，徐鹏导读本，第105页。
[25] 《书目答问补正》卷三，“子部天文算法类”，同上，第176页。
[26] 《书目答问补正》卷三，“子部天文算法类”，同上第165页。
[27] 《书目答问补正》卷一，“经部”题注，同上，第2页。按：这里的“经学”仍主要指释经之学，而非儒学经典本身。在张之洞看来，对经典的解释可以不断完善，也可以“今胜于古”，但经典本身则决无完善与否或今古孰优孰劣的问题，否则便谈不上意义与价值的普遍性与永恒性，而传统思想与信仰长期稳定的世界，从此也要出现裂变或危机了。当然，进一步分疏，经学诠释学也有价值论与知识学两种进路。前者是一不断开显的过程，主要看其是否有妥适性与合理性，不能妄下“今胜于古”的结论；后者则是一不断积累的过程，可以有真假对错的判断，普遍具有“今胜于古”的发展趋势。
[28] 张之洞虽在自觉的层面上强调“汉学，学也；宋学，亦学也，经济词章以下，皆学也，不必嗜甘而忌辛也。……不惟汉宋两家不偏废，其余一切学术，亦不可废”（见前揭贵阳刻本《书目答问》卷末，《四川省城尊经书院记》）。又谓“性恶闻人诋宋学，亦恶人诋汉学，意谓好学者即是佳士。无论真汉学未尝不穷理，真宋学亦未尝不读书，即使偏胜，要是偏法圣贤，各适其用，岂不胜于不学者？”（《輶轩语》卷二，《语学》，《张之洞全集》卷二七二，第9795页）。但从实质性的学术兴趣看，则可说仍以汉学为依归，所以他多次告诫“诸生”，治经应以小学为入手工夫，而汉学的特点主要是“明训诂”与“考事实”，只有在“音训明”、“考据确”的前提下，才能通晓圣贤所言是何意义，避免“空谈臆说、望文生义”的弊病（同上，第9781页）。而无论“明训诂”与“考事实”，都恰好是知识学的解释进路。
亦存之。唐至北宋，去半留半，南宋迄明，择善而从”[①]。所谓唐以前书“少空言”的说法，仍是指其具有方便初学即事入理的特点，容易获得助人笃行蓄德的效果，倘若认真读得一书，则自有一书之用，所以较之晚出者更显得珍贵，值得“诸生”痛下功夫揣摩颂习。
“正统主义”使张之洞始终坚持以儒家价值理念和道德理想来规约各种实际知识，“实用主义”又使他看到社会变迁与知识建构“今胜于古”的客观现象。但既然知识的建构活动可以“今胜于古”，那就不难推绎出“西胜于东”的结论。因此，顺着“通经致用”的内在思想发展理路，他后来又提出了“中体西用”的理论主张[②]。这里“中体”意谓儒家一贯坚持且视为常道的价值理念与道德理想，“西用”则指必须从西方移入以适应社会变迁发展需要的实用技术与实用知识。后者必须接受前者的规约或范导以保证道统的不堕，前者也有必要吸纳后者以适应通变或应事的迫切现实需要。“西学”是手段，“中体”是目的，在他看来，二者尽管可以相辅相成，能够分别弥补对方之不足，但仍有轻重主次之分，并不是并置对等的两极。他不仅尝试摸索国家由衰变强的具体实践路径，而且更关怀民族文化精神的长存不灭[③]。至于西学知识的吸纳问题，《答问》的撰作实已见其端倪，主要集中在“地理外记”与“天文算法”——即较少涉及信仰世界并呈现出“今胜于古”知识现象学特点的类目之中。“地理外记类”分别收录了艾儒略（意大利人）《职方外纪》五卷、南怀仁（比利时人）《坤舆图说》二卷、蒋友仁（法国人）《地球图说》一卷、玛吉士（葡萄牙人）《新译地理备考》十卷等翻译著作[④]。“天文算法类”则著录有华里司（英国人）《代数术》二十五卷、罗密士（美国人）《代微积拾级》十八卷、利玛窦（意大利人）《经天该》一卷等“西法”之书[⑤]。附录《国朝著述诸家姓名略总目》更列举清代算学家123人，其中纯用“中法”者40人，纯用“西法”者23人，兼用“中西法”者60人。也就是说，纯用“中法”的算法家尚不到总数的三分之一，其余绝大多数都注意并採用了“西法”。其中李善兰最擅长“西法”，于“算学为绝学”，故《答问》不惜改变“生存不录”的作法，破例将其收入“兼用中西法”算学家中[⑥]。
虽然我们不能说张之洞当时就有足够的信息渠道获取“西学”知识，他对“西学”的熟悉与了解主要得力于后来政治活动（洋务与新政）与社会交往空间的不断扩大或丰富[⑦]，但从知识发生学的角度看，《答问》的著录至少说明在西学东渐的过程中，西方知识已在中国固有文化的边缘地带占有了一席之地，即不仅造就了一批具有西学知识的非主流的算学家，而且挤进了静态化的图书分类结构的缝隙之中，于是《答问》对西学书籍的著录便产生了双重的象征意义：既象征着西方异质知识已参与了中国传统知识的建构活动，也象征着它最终将会滋生成突破性的文化解构力量。具体到目录学领域内，则表现为经史子集的价值规约原则与引进速度越来越快的西学知识，它们相互之间已开始出现了矛盾和紧张。换句话说，即传统四分法与固有知识实践的统一性不久就受到异质文化解构的威胁，本土知识由于纳入了西方的分类框架而逐渐受到新的“切割”，有如张门弟子江人度所云：“东西洋诸学子所著，愈出愈新，莫可究诘，尤非四库所能范围。恐《四库》之藩篱，终将冲决也。盖《七略》不能括，故以四部为宗；今则四部不能包，不知以何为当？如彼枘方试圆鑿，每虞其扞格。譬之算术，得大数而尚有畸零。”[⑧]张之洞后来也不无忧虑地说：“沧海横流，外洊侮至，不讲新学则势不行。兼讲旧学则力不给，再历数年，苦其难而不知其益，则儒益为人所贱，圣教儒书寖微寖灭，虽无赢秦坑坟之祸，亦必有梁元文武道尽之忧，此可为大惧者矣[⑨]。”文化结构是目录学分类最深沉的内在语法，文化的现代性转化必然导致目录学分类结构的改变。在西方强势文化的强烈挑激下，四部分类法的界限果然遭到了解构性的“冲决”，以西方学科概念为标准的现代图书分类法很快便取替了颇有人文意蕴的传统图书分类法，目录学所体现的知识的存在方式也就随着“旧法”变“西法”的过程产生了颠覆性、方向性的彻底转换[⑩]。由于新旧知识的转换还意味着传统价值模式的改变，所以四部分类法界限的突破也是古代信仰世界开始出现裂变与危机的历史性预示。
七、《答问》撰人公案的重新料简
《答问》作者究竟是张之洞抑或缪荃孙，乃是近代学术史上的一大公案。问题主要由缪荃孙（1844－1919，字炎之，一字筱珊，晚号艺风）引起，他在张之洞死后不久，突然在《艺风老人年谱》中提出“命撰”说：“光绪元年，年三十二，八月，执贽张孝达先生门下，命撰《书目答问》四卷”[11]。缪说一出，立即得到叶德辉（1864－1927，字焕彬，号直山，一号郋园）的附和，他在《书目答问斠补跋》中明白指出：“此目（《答问》）本缪艺风老人原编。南皮相国督学四川刊以训士者也。”[12]缪、叶二人均系著名目录版本学家，一生著述夥，刻书亦多。缪主要撰有《艺风堂文集》、《艺风堂文漫存》、《艺风藏书记》、《续碑传集》、《云自在龛丛书》、《藕香零拾》等书；叶亦有《书林清话》、《郋园读书志》、《四库全书目录版本考》、《说文籀文考证》、《经学通诂》等著述。他们都是清末民初影响较大的学者，故“命撰”“原编”之说一出，很快便不胫而走，在学术界流传，而由“命撰”至“原编”，又到“代撰”，语气不断加重，措辞亦愈加严厉，柳诒征撰《书目答问补正》序就迳称：“文襄之书，故缪艺风师代撰，叶郋园氏亟称之。”范希曾跋亦云：“张氏《书目答问》，出缪筱珊先生手，见《艺风堂自订年谱》，湘潭叶氏称其书损益刘、班，自成著作。”以后如姚名达、谢国桢亦赞同“代撰”说[13]，然材料所本均无外乎缪、叶之言。惟今人陈垣、柴德赓仍肯定《答问》作者当为张之洞，并以史家之严正立场援引各种证据力驳一度流行颇广的“代撰”说[14]。
叶德辉之说，自谓闻之于杨锐[15]。杨锐曾在四川尊经书院受业，亦为张之洞弟子。然而当时在尊经书院受业者非仅杨锐一人，其中如王秉恩，甚至还校补刊刻过《答问》[16]，如果张之洞真请人替自己捉刀，何故济济数千蜀弟子，竟全都对此事缄默不语，而叶氏所举以为证者，恰恰为生死幽明两隔、无法两造面问质疑的杨锐？叶氏之人品如何姑且不论[17]，但冒他人撰作为己出之说仍有滋疑之嫌，大有必要检核其他文献资料以作进一步深究。考叶德辉《书林余话》尝提及缪荃孙、王秉恩共同谋议刊刻《四部丛刊》之事，正可迻来作为此事之旁证。《余话》云：
江阴缪艺风荃孙、华阳王息尘秉恩两先生，怂恿张菊生同年元济以商务印书馆别舍涵芬楼，征集海内藏书家之四部旧本书，择其要者为《四部丛刊》，即以石印法印之。缪、王二人皆南皮张文达门下士，初拟按文襄《书目答问》所列诸本付印。询止于余，余力言其非。以为文襄书目，行之海内数十年，稍知读书者，无不奉为指南，按目购置。今惟取世不经见之宋元精本缩印小册，而以原书大小尺寸载明书首，庶剞劂所不能尽施，版片所不能划一者，一举而两得之。菊生以为善也。……自戊午创议，迄壬戌告成，为书二千余册，为卷一万有奇。萃历朝书库之精英，为古今罕有之巨帙。《永乐大典》，分韵出于支离，《图书集成》，搜辑无此精要。书成，艺风久归道山，不及见矣。[18]
“戊午”当民国七年（1918）、“壬午”为民国十一年（1922），缪荃孙之卒则在民国八年（1919），故《丛刊》工竣毕役时，叶德辉颇为其“不及见”惋惜伤叹。缪氏病逝前一年倡印涵芬楼《四部丛刊》，谈及拟依准《答问》选取典籍时，仍将著作权归属张之洞名下，而此时距叶氏取杨锐死无对证之言以证成所谓“代撰”新说，已历时二十余年，或可视为晚年定论。叶氏虽不赞成按照《答问》所列择目刊印，但语气措辞仍以张之洞为原书之当然撰人。在面对面讨论《答问》的场景中，缪、叶二氏何以竟对“代撰”之说不置一辞，甚至不怕授人出尔反尔把柄？合理的解释只能是王秉恩亦参与了刊印《四部丛刊》的筹划工作，面对知情人根本就不能把纸窗户戳破。稍加考证即可知道，王秉恩不仅是张之洞主办尊经书院时的亲炙弟子，而且还在光绪五年重新校补重刊了《答问》，他在贵阳重刻本跋语中，便明确说自己所据之本为“南皮师撰光绪二年写定本”。光绪三年春他寓居北京时，张之洞亦曾以《答问》及《輶轩语》定本二种授赠他校读[19]，可见二人的关系极为密切。缪、叶二氏均极为熟悉《答问》的刊布流传情况，对他与张之洞及《答问》的各种关联自不会不知。在相互可以质疑、问难、对证的特殊语境氛围下，如果“代撰”之说果真实而不诬，必然想方设法请他出面作证，以向天下世人澄清真相；如果“代撰”之说只是向壁杜撰，亦断然不敢在知情者面前随意放言置喙，以使自己陷入难堪窘境。何况叶德辉本胸无定见，故《书林清话》凡言及《答问》，均无不以“张文襄”三字冠于书名之前，如开篇《自叙》即称“国朝汇刻仿雕，则有南皮张文襄《书目答问》、福山王文敏懿荣《补编汇刻书目》二书，十得七八，可备参考”；卷中又谓“故张文襄之洞《书目答问》附劝人刻书说云云”[20]。且光绪三十四年缪撰《半岩厂所见书目序》时，更明白说自己仅为随同“助理”而非“代撰”：
同治甲戌，南皮师相督四川学，……于是有《书目答问》之编。荃孙时馆吴勤惠公督署，随同助理，谈次偶及位西先生是书。师相推为淹雅闳通，如数家珍，当时惜未传录，否则出诸箧中，按图索骥，数日事耳，不似如今考及两月，尚未惬心贵当也。光绪丙子赴计车，见诸黄再同同年所，大喜捧归，觅人录副，小小讹脱，见即订正，并就所见书目，添注眉头，藏诸箧中。[21]
缪氏这段序言，今人多有误解。其中“否则出诸箧中，按图索骥，数日事耳，不似如今考及两月，尚未惬心贵当”一段文字，本出张之洞之口，由缪氏陪坐聆听，事后回忆笔录时张之洞尚在，自然可信，而袁行云竟误读为缪氏所言，以致得出“缪氏用两个月的时间考订两千种书的版本”的结论。他认为“按图索骥，数日事耳”，乃是缪氏夸大其辞；“未惬心贵当”，则是缪氏承认版本记载方面有问题[22]。
其实缪氏得见邵书，乃在光绪二年进京会试时，《半岩厂所见书目序》已有明言，而此前即至少在闻听张之洞盛称邵书“淹雅闳通，如数家珍”，叹息未能传录，以补充《答问》版本目录方面的不足之前，缪氏根本就不知道天壤间尚有此书[23]。朱维铮亦据缪氏所引张之洞上述言辞，判断《答问》所谓的“指示门径”，“颇有阴袭邵书之嫌”，同时又自作解人，称张“欣赏邵书或许是真的，却不可能以邵书作为蓝本”[24]。然而张早已明言未能过录邵书，并深以取之无从而颇难惬心贵当为憾，今取两书相较，亦多有异同，邵书版本考证之详明，似更有胜于《答问》，“阴袭”或“作为蓝本”之说，根本就无从谈起。但张虽未取据邵书以作蓝本，却仍有可能受到它的启迪或暗示，故都同样重视版本及其优劣善否，并弥补了《四库提要》不重视版本的缺憾。诸如此类，都足以说明张乃有心之人，于目录之学不可谓不熟悉[25]，《答问》的去取裁断自当由他亲自动手，缪则只是“随同助理”，即充当助手而已。
据《半岩厂所见书目序》，张之洞同治十三年（甲戌，1874），就任四川学政后不久，即开始着手撰作《答问》。考《答问·略例》文末题“光绪元年九月”，篇中又明言“所举二千余部，疑于浩繁，然分类以求，亦尚易尽，较之泛滥无归者，则为少矣”，则全书之规模结构，光绪元年九月已大体编订就绪，故次年即分赠各位师友，广泛征求补正意见。缪荃孙光绪元年八月始执贽张之洞门下，九月张《略例》写定时，他即外出访古揽胜，次年便离川赴京会试，能够参加《答问》编撰的时间，至多不过一月[26]。张之洞光绪元年十二月二十九日《致潘伯寅书》即特别提到：“缪筱珊孝廉前度在京曾侍谈宴，今秋回省城数相过从，其人警敏非常，淹博好古，目前江东之秀，殆罕其匹，充其所造，殊未可量。若农学士使蜀得缪君，使浙得莼客及潘鸿，皆恰不与晚相值，此自榜运使然，徒为叹羡而已，言之至今耿耿。”[27]即使缪氏是天纵英才，世罕其匹，甚至我们假定他以全部精力昼夜投入，也仍然难以设想仅以一月之力，就能如此神速地替别人代撰煌煌宏著一部，何况发凡起例本极费经营工夫，要替二千余种典籍一一注明版本来历，亦非短期突击所能奏效。最令人感到奇怪的是，如果缪氏真为“代撰”，张之洞决不会托人当面请他“订正”，否则“捉刀人”身份一旦暴露，声名岂不立即扫地狼藉？然而光绪二年闰五月十八日，张之洞即给在京的王懿荣（廉生）寄上《答问》刻本一本，并附有一函，信中一方面请他代为补正，“补正后请分条疏于别纸，速即寄川，以便补改”；一方面又特别交待他“又一本并一函，寄缪筱珊进士，请转交，属其订正，亦即详列见覆为要”[28]。由此可见，与章寿康书梓行前即参与编撰不同，也与王懿荣书刻成后始参与校订略异，缪氏是书梓行以前即参与其事，书刻成之后复又订改补充，可谓两次预役，出力颇多，但无论何种情况，“代撰”说都明显有违事实，与历史之真相不符，诚如罗继祖所说：“艺风未必志在掠美，特出于不经意，如改‘命撰’为‘佐撰’斯无嫌矣。”[29]
值得注意的是，《答问》与《輶轩语》，无论意气语调、神情口吻、措辞用字，以及言述旨趣、谈吐方式、论说理路，可说都是同出一手并归属相同范型的著作，篇中开列著录之有用书目，褒贬去取之价值标准，规约范导诸生之方法路径，亦无一不密契深符，即使与后来晚出的《劝学篇》比勘，也有前后颇为一致的思想发展线索可供寻绎。而取缪荃孙一生著述相较，便会发现无论治学路数或撰作风格，二者都迥然有别，明显分属不同的知识学家族系谱，是话语主体差异性较大的两种类型的著述[30]。《答问》与《輶轩语》为姊妹书，乃是学术界公认的事实。如果“代撰”之说真能成立，则必须有坚强证据说明《輶轩语》亦出缪手，而张之洞则同时将两书据为己作，否则仍不过是想当然之臆说耳。考光绪《顺天府志》乃府尹周家楣聘请张之洞、缪荃孙等人所纂，张拟凡例，定大纲[31]，匠心独运，出力甚多，然书成后，却自谓“力小难任，仅为草定体例门目，以后便脱然事外，……开局两月，一不与闻，此时成书，几卷入局，几人功课，是否中程，条例有如无更变，懵然无知，亦不问也”。这是实情，也是谦辞。以后楚人又有续修《湖北通志》之举，礼聘他领局总纂，他列举七条理由坚辞推却，其中较重要的一条便是：如果重复《顺天府志》的故例，“从鄂志之役”而“脱然事外”，那又何以向天下之人解释呢[32]？至于《答问》，则无论刊刻之初遍告蜀中人士，或晚年回忆追述，终其一生，凡谈及此书，都无不明白视为己作，从未有过任何异议[33]，较之不敢承认拥有《顺天府志》著作权的谦退言谈语气，可谓相去甚远而全然两事。依据现代心理学分析，“代撰”之说于情于理都有窒碍难通之处，亦与张之洞一生出处进退之行为大节不相符合。
尽管张之洞留给后人的印象是官僚而非学者，但我们仍不能不承认他知识学养的渊博和文章撰述方面的建树。自谓“经学受于吕文节公贤基，史学、经济之学受于韩果靖公超，小学受于刘仙石观察书年，古文学受于从舅朱伯韩观察琦。学术兼宗汉、宋，于两汉经师、国朝经学诸大师及宋明诸大儒，皆所宗仰信从。汉学师其翔实而遗其细碎，宋学师其笃谨而戒其骄妄空疏，故教士无偏倚之弊”[34]。缪荃孙愿意执弟子之理判断，他的话大体上是可以据信的。出任四川学政时，则尤其注意要籍珍本的搜访与刊刻，读《輶轩语》亦可知其极为熟悉目录学，故《答问》之由其主笔，亦非一时之偶然。缪氏执贽张之洞门下之前，研治目录已有六年[35]，请其协助编撰，更为情理中事。《答问》撰成之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张之洞的声望影响不断提高扩大，在他周围更聚集了一批士大夫知识分子，“天下益翕然奉为宗师，向学之儒，鳞萃羽集，主盟坛坫四十年”[36]。但是戊戌政变后，“旧党之焰如鼎镬之逼人，李端棻、徐致靖父子，陈宝箴父子，及他言新之士数十人，或杀或逐，天昏地暗，或谓公因自保故，实与其事。盖当时湖南有新公羊学说出，大肆衍播，以为改制资，而公则为《劝学篇》以遏之。又有湘人王廉之徒立论排抵公羊，仇新政，议者谓出公意恉，由是党人益仇公，几欲将其向日声名坠之于涂炭，舆论亦稍稍抨击，公之闻望，乃有一落千丈之势矣[37]”。辛亥革命爆发后，张之洞作为代表传统“士大夫”余荫的政治文化领袖人物，更很快就褪尽了余存的残霞辉光，被更具有现代性意味的“知识分子”新星所取代。名流文士争相追逐兢趋的政治文化权威人物，已在时移事变的过程中暗自作了新旧交替的转换，于是缪荃孙晚年“不经意”的“命撰”说，很快就引起了人们的重视并获得了普遍的认同，原先极为明白具体的“随同助理”说，则似乎遭到了有意识的漠视或根本就从记忆资源中淡去。叶德辉尚以死无对证的闻听之言来坐实“代撰”说，柳诒征、范希曾甚至连事实之本末亦不加详考，即随声附和师门不经意之言[38]。时代变迁无形中影响人的认知结构与价值判断，善治史者岂能不以“知人论世”之法观照体察焉？限于主旨及篇幅，我们不能展开详细的讨论或分析，这里仅点到即止，以向读者提供进一步思考的线索而已。
【 作者附识 】本文原为《书目答问校记》撰写的前言，全稿尚未竣役，即罹目疾住院，虽辗转治疗已达六月，然至今仍不能视物，更难披览作字。原拟撰写之第八部分，内容涉及版本源流，《答问》之现代性意义、青年学子如何依据目录学读书治学，及撰作因缘等诸多问题，只好暂付阙如。第七部分撰成后，亦未能反复寻绎修改，自知舛讹殊多，完善则尚待他日，全稿承蒙吕幼樵教授及张明、罗正副、许刚诸君认真校勘，谨此一并致谢！甲申端午谨记于金筑花溪象王嶺西麓天一斋晴山书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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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輶轩语》卷二，《语学》，《张之洞全集》卷二七二，第9791页。
[②]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说：“甲午丧师，举国震动，年少气盛之士，疾首扼腕言‘维新变法’，而疆吏若李鸿章、张之洞辈，亦稍稍和之。而其流行语，则有所谓‘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者，张之洞最乐道之，而举国以为至言。”可见“中体西用”之说，甲午海战以后已成为主流话语；主动吸纳西方知识学资源，也成为自觉之潮流。张之洞作为时代之代言人，不过说得较为具体明白，倡导则最为有力而已。梁说见《饮冰室合集·专集三十四》，中华书局1996年8月版。
[③] 陈宝琛评价张之洞，曾有“公之忠规密谟，关系斯文之兴坏，匪独天下安危而已”之言。“斯文兴坏”四字，即点出了他对文化不灭、民族长存的关怀，同时也使他的“富强”理想预设，更多地具有“王道”或“文化”的意蕴，而决不仅仅是一“物质”的概念，更不可能是西方“霸道”（强权）型的模式。陈说见前揭《墓志铭》，《清代碑传全集》下册，第1269页。
[④]《书目答问补正》卷二“史部地理类“，第114页。按：除蒋友仁为法国人，范希曾未能考得外，其余诸人之国籍，均为范氏所补。
[⑤]《书目答问补正》卷三“子部天文算法类”，第170页。按：《答问》原本仅出注译述者，西洋撰人及其国籍则多为范希曾所补。又《答问》卷二“史部地理类水道之属”（第111页）尚著录有《新译海塘辑要》十卷，西洋人，范希曾补正：“英国傅兰雅撰。”“史部谱录类”（第127页）收有《奇器图说》一卷，明邓玉函撰。范希曾补正：“邓玉函，西洋日耳曼人。”卷三“子部兵家类”载入新译西洋兵书五种，并一一注明书名卷帙，所据均为上海制造局刻本。“子部农家类”（第163页）附有《泰西水法》六卷，明熊三拔撰。范希曾补正：“熊三拔，西洋意大利国人。”说明其他类目亦载有少量“西学”之书，但大体仍局限于“下学”而非“上达”的知识学领域。
[⑥]《书目答问补正》附二，《国朝著述诸家姓名略总目》，第265－267页。
[⑦] 李细珠《张之洞与清末新政研究》（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年10月版，第342－359页）曾从新闻媒体、书籍译介、社会交往圈三个方面，分析张之洞摄取西学知识的信息渠道，最后的结论是：“虽然我们无法统计张之洞到底看了多少传播西学的报刊杂志和书籍，以及与多少通西学的人交往过，但可以肯定的一点是，张之洞是一个希望尽可能从多方面获取西学信息的人，而且他有条件可以做到这一点。因此，他的西学应当有相当高的水平，当时从西方传入中国的西学观念，他都可能接触、了解。时人推崇张之洞‘于学问复通新学’，似乎并不为过。”尽管西学始终是他知识学视域关注的一个方向，但要真正熟悉与了解，仍有一个长期的积累过程。大体而言，光绪初年即编撰《答问》时，他的西学知识仍相当有限，以后通过洋务与新政等一系列政治活动，才逐渐扩大和加深了西学知识的广度与深度，并达到“相当高的水平”。
[⑧] 江人度：《上南皮张相国论目录学书》，《书目答问笺补》卷首，光绪三十年江汉江氏刊本。
[⑨] 前揭《劝学篇》卷一，《守约》第八，《张之洞全集》卷二七0，第9724页。
[⑩] 张之洞在《劝学篇》中，专门以《广译》为题，用一节之篇幅文字，强调“多译西国有用之书”，以备救时急务之需的重要。适足以说明通过各种渠道吸纳西方实用知识，乃是当时相当一部分儒学知识分子的主动价值选择。《广译》明白指出：“王仲任之言曰：‘知古不知今，谓之陆沉，知今不知古，谓之聋瞽。’吾请易之曰：‘知外不知中，谓之失心，知中不知外，谓之聋瞽。’夫不通西语，不识西文，不译西书，人胜我而不信，人谋我而不闻，人规我而不纳，人吞我而不知，人残我而不见，非聋瞽而何哉？”可见他始终是以工具理性的态度吸纳与推广西方知识，并力图将“中学”与“西学”合理有序地安顿在道德信仰与实用理性两个不同的领域。但是“西学”知识不仅在实用的范围内横决天下，而且也在信仰的天地中扫荡世界，最后的结果便是传统价值遭到彻底全面的解构与颠覆。这或许是具有“儒臣”文化身份的张之洞始料不及的。至于西方典籍及相应的知识不断从目录学分类的边缘涌入中心，以致四分法的“旧瓶”再也无法容纳西方知识这一“新酒”，传统目录学的内质最终遭到彻底解构而不得不重新寻找现代性图书分类方式，则更是一个显而易见的历史性事实，至今仍时有争论，只是其利弊得失尚需借助于后现代眼光重新反思与批判而已。限于篇幅，这里不能详加阐述。张说见《张之洞全集》卷二七一，第9743－9745页。
[11]《艺风老人年谱》“光绪元年”条，缪荃孙自编，民国二十五年北平文禄堂刊本。
[12] 叶德辉：《书目答问斠补》跋，前揭《书目答问二种》附录，第349页。
[13] 姚名达之说见前揭《中国目录学史》第420页。谢国桢之说则见其《丛书刊刻源流考》一文，载氏著《明清笔记谈丛》第323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
[14] 见陈垣《艺风年谱与书目答问》，原载《图书季刊》1936年第1、2合刊，又收入《陈垣史学论著选》第382－385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前揭柴德赓《重印书目答问补正序》，中华书局1963年本《书目答问补正》第1－7页。本节文字即据陈、柴之考证，重新补充材料，稍加疏理而成。又来新夏《近三百年人物年谱知见录》（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56页）亦言及《艺风老人年谱》所载，颇“有裨于目录学之研究，惟记自撰《书目答问》一事，未免失实”。惜未援引证据详加分析说明。
[15] 叶德辉光绪十九年跋《书目答问》云：“同年友杨叔翘锐为吾言，此目出缪太夫子小山先生手，实非南皮己书。”参阅陈垣《艺风年谱与书目答问》，前揭《陈垣史学论著选》第383页。
[16] 《东方杂志》宣统元年9月25日第10期载有《体仁阁大学士张公之洞事略》一文，其中云：“(公)为学政，复建尊经书院，刻《輶轩语》、《书目答问》以教士。所得高才生如杨锐、廖平、宋育仁、杨光棣、王秉恩、吴德萧等，皆尊经书院受学者也。又如名宿之士，为公收置门下者，如蒯观察光典、缪京卿荃孙、樊方伯增祥、王侍郎文锦、王祭酒懿荣、郑贡生知同、易观察顺鼎、左比部绍佐、袁刑部宝璜、林太史国赓，咸使之相与切磋，以通经致用相期许。曾文正尝嗟异之，以为洪北江、朱笥河、阮文达督学，所以搜岩采干者，不过如此云。盖公于是时，固以朱、阮自许也。”又张之洞光绪三年正月初六日《致谭叔裕书》附有杨锐、廖登廷、张祥龄、彭毓嵩、毛瀚丰等“五少年”名单，他们都是张之洞“素所欣赏”的尊经书院受业弟子，“皆美质好学，……有志古学者，实蜀士一时之秀，洞令其结一课互相砥砺，冀其他日必有成就”。杨锐死于戊戌政变失败，乃有名的“六君子”之一。见《张之洞全集》卷二八二，“书札一”，第10132－10133页。
[17] 谢国桢《丛书刊刻源流考》云：“叶氏为湖南土豪，出入公门，鱼肉乡里，……论其人实无可取；然精于目录之学，能于正经正史之外，独其别裁，旁取史料，开后人治学之门径。”见《明清笔记谈丛》第323页。
[18] 叶德辉：《书林余话》卷下，见氏著《书林清话》第288－289页，长沙：岳麓书社1999年版。
[19] 王秉恩光绪五年贵阳重刻本《书目答问》跋云：“丁丑春在京，师（张之洞）以二种（《书目答问》与《輶轩语》）定本授读，冬仲携回贵阳，假者愈众”；于是有校补刊刻之役。丁丑即光绪三年也。
[20] 以上分见叶德辉《书林清话》卷首《自叙》，卷一《总论刻书之益》，岳麓书社1999年版，第2页、第3页。按叶氏《自叙》署撰成于宣统辛亥，或乃避讳清朝亡国之变，然亦可证所言均在“代撰”说之后。又《书林余话》卷下（第290页）：“张文襄之洞劝人随举《书目答问》中一类，刊成丛书，以便学者。”亦可一并参阅。
[21]见《增订四库简明目录标注》（邵懿辰撰，邵章续录）卷首，缪荃孙序，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1页。按懿辰字西庄，半岩厂乃其室名。缪序原收入《艺风堂续集》卷五，后又置于《四库简明目录标注》篇首。盖原抄本凡二十卷，初题名《半岩厂所见书目》，因系依据《四库简明目录》一一考其版本源流，同时又取“东来标注《三苏文集》、玉斋标注《崇古文诀》之例，定名为《四库简明目录标注》，（《四库简明目录标注》后序，第964页），故同为一序，而书名称谓略有不同也。
[22] 前揭袁行云《书目答问和范希曾的补正》，《目录学论文选》第385－386页。
[23] 前揭柴德赓重印《书目答问序》已指出：“张于编书目时已见邵本，缪氏尚不知有此书，亦水平不同之一证。”足见即使是版本著录方面，张之洞也作了大量工作。“考订版本事宜”主要由缪负责的说法，实有武断轻率之嫌。
[24] 前揭朱维铮《书目答问二种》“导言”，见《书目答问二种》第12页。
[25] 《答问》卷二“史部谱录类”著录“《四库简明目录》二十卷”，并云：“翻阅较便，惟《四库》归存目者，《简明目录》无之，亦间有与《提要》不合者。”《輶轩语》卷二《语学》载：“《四库提要》为读书之门径。《提要》较多，未必人人能置一编，别有《四库简明目录》，乃将《提要》约撮而成，书止一帙，大抵初学须先将经史子集四种，分清何书应入何类，于此了然，则购书读书，皆有头绪。然《简明目录》太略，书之得失，亦未详说，且《四库》未收者，《提要》尚列存目于后，《简明目录》无之，不得误认为世间所无也。略一翻阅，然后可读《提要》。”《四川省城尊经书院记》亦提到《简明目录》诸书，“成都有版，价值亦廉，诸生节衣缩食，亦须置之”。可见张之洞极为熟悉以《四库提要》为典范而相续编纂的各种目录学专书，他在闲谈中盛赞邵书“淹雅闳通”恐非一时之偶然。惟张之洞既如此推崇，何故《答目》竟未载入？原因当为邵氏乃“就《四库简明目录》中写之，久之徧满上下方，几无隙纸”（前揭邵章《增订四库简明目录标注后序》第964页）。而支伟成撰《清代朴学大师列传·邵懿辰传》（岳麓书社1998年版，第137页）犹称其“传抄《所见书目》二十卷，则就《四库简明目录》一一考其版刻源流，标于书眉”。足证邵氏所撰实只是一批校本，书名亦或作《批注四库全书简明目录》，或作《半岩厂所见书目》，以后则转辗传抄，经多人之手添注涂改，至民国八年刊印时，始正式定名为《四库简明目录标注》，而邵章《后序》仍题“置宣统辛亥十月竣工，盖避言国变耳”（李洣《书林清话校补》，前揭《书林清话》第248页）。故《答问》既已著录《简明目录》，则不必再重出邵书，盖邵书当时仅可视为《简明目录》之批注别本，尚不能称为独立之著述也。至于《答问》与《輶轩语》语气之一致，亦《答问》作者当归属张之洞之旁证云。
[26] 前揭缪荃孙《艺风老人年谱》“光绪元年”条，参阅李细珠《张之洞与清末新政研究》第36页。
[27] 张之洞《致潘伯寅书》第15通，《张之洞全集》卷二八二，第10107页。
[28] 以上均见前揭张之洞《与王廉生书》，参阅陈垣《艺风年谱与书目答问》，《陈垣史学论著选》第384页。
[29] 罗继祖《枫窗脞语》“书目答问作者”条，第158页，中华书局1984年版。按：柴德赓《重印书目答问序》云：“为什么缪氏在《半岩厂所见书目序》里说是随同助理，到做年谱时又说自撰呢？这个容易理解。序撰于1908年，张尚健在，年谱作于张死后，未免有掠美之嫌。”朱维铮《书目答问二种》“导言”则认为缪“在张死后，……提及此事，可能是‘掠美’，也可能是含蓄地批评恩师‘掠美’。”张与缪关系极为密切，张对缪有知遇之恩，缪亦非品德不端之人，“命撰”二字虽与“佐撰”不同，但毕竟与“代撰”也不同，相较之下，则以罗氏之说为合理。
[30] 缪荃孙一生著述颇多，此处无法一一比较诠释，其主要学术成就今人已有分析总结，可参张承宗《缪荃孙与清史研究》一文，载《中国近代史学史论集》上册，第232－249页。又前揭陈垣《艺风年谱与书目答问》已指出：“窃尝论及，艺风虽籍江阴，然既以四川籍乡试中式为蜀绅，张之洞督蜀学，何至请蜀绅代撰一书，称为己作，以告蜀中生童？且书中所述，与张之洞生平所论，及其后《劝学篇》诸作，同出一辙，而与艺风学派不同，谓出艺风，似乎不类。”
[31] 张之洞《纂修顺天府志略例》，《张之洞全集》卷二八一，第10091－10094页。又见光绪《顺天府志》（光绪十五年重校刻本）卷首。按《略例》分两类：首言宏纲通例，凡二十七条；次言篇目分合，凡三十二条。
[32] 以上均见张之洞《致李筱泉、彭芍庭书》，《张之洞全集》卷二八二，第10133－10135页。按《顺天府志》，历来皆著录为周家楣修，张之洞、缪荃孙等纂，亦有题作张之洞总纂者。
[33] 前揭《四川省城尊经书院记》：“使者所撰《輶轩语》、《书目答问》言之矣。”《抱冰堂弟子记》（《张之洞全集》卷二九八，第10613页）：“任四川学政时，撰《輶轩语》二卷又《书目答问》四卷以教士，宗旨纯备，于学术源流门径，开示详明，令学者读书即可得师。”按《尊经书院记》撰成于光绪二年十一月，《抱冰堂弟子记》则为张之洞晚年自撰之回忆录，假托弟子笔墨之名以行世。足证《答问》为自己之亲笔，乃张之洞终生持有之看法，虽然著作权问题在其生前从未受到过质疑，他并不必对此作过多的解释。
[34] 前揭《抱冰堂弟子记》，《张之洞全集》卷二九八，第10631页。
[35] 前揭柴德赓《重印书目答问序》：“夏孙桐撰《缪艺风行状》云：‘撰《书目答问》，始为目录之学。’这句话很可笑，只有先治目录之学，才能撰《书目答问》，那里会有先撰《书目答问》，然后开始治目录之学的道理，《艺风年谱》自言：‘同治七年，始收书为目录之学。’收书治目录学之后六年，做张之洞的一个得力助手，自无问题。”尚可补充者，蔡冠洛《清代七百人传》第四编《学术》“缪荃孙传”（上海：世界书局1937年版，第1659页）云：“张文襄视蜀学，执贽门下，为撰《书目答问》始为目录之学。”与夏氏之说同。然缪荃孙《书林清话序》（第2页）亦称：“丁卯川闱，策问文选一条受知李顺德师，以目录之学相勖，孜孜矻矻五十余年，未尝稍懈。”按丁卯为同治六年（1867），受李顺德之赏识，次年即治目录学，与《年谱》所说正相符合。缪氏两次有言，足可征信。夏、蔡二氏之说，皆应具以改正。
[36] 王树楠《陶斋文集》卷二，《两湖总督张香涛先生六十寿序》，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28辑（276），第14页。
[37] 前揭《体仁阁大学士张公之洞事略》，载《东方杂志》宣统元年第10期。
[38] 民国十年上海朝记山庄《书目答问》翻印本，封面题名迳自将作者改题为“艺风老人原著”，版权页复又标明“原作者：艺风老人，鉴定者张之洞。”另补入一人名“荣朝申”，则为增辑者。在真相尚未澄清，著作权归属仍有疑义的情况下，即如此趋风附会，大胆臆断妄改，则更嫌武断，殊失审慎，违背了传统学者一贯持有的严正知识学原则，即使缪氏复起于地下，恐亦断然不能首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