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阳明哲学思想的研究乃是近年来学术界的一个热点：不但相关著述或论文数量明显增多，而且专门性的学术研讨会也接连不断。明年时逢王阳明龙场悟道五百周年，相信讨论的热度还会持续升温，本辑阳明学研究专栏隆重推出五篇论文，可说是提前为此营造了氛围。其中张新民着重分析王阳明良知学说的多层义理内涵，并特别指出致良知既是人类最伟大的人性去蔽化改造工程，也是每一个体安身立命的终极归宿。尤其是在工具理性价值垄断一切，异化与疏离现象越来越普遍的今天，良知学说更显得是人类精神财富中的重要宝藏，是重返诗意栖居的家园不能绕过的必经之路。黄诚认为阳明的“悟”是生命的自由境界的“悟”，诗境与悟境的合一恰好显示了悟道层次的高低深浅。诗历来皆是中国文化展开致思言说极为重要的一个向度，表现了东方智慧心志抒发艺术化的走向与特征。文心与哲思原本就可以贯通合一，并在历史文化的活动中展开和实现自己。钱明分析了近年来发现的几部王氏宗谱，纠正了一些颇有哗众取宠嫌疑的结论。徐春林总结了历代学者研究泰州学派的宏观发展情况，认为未来的创造性学术突破仍有待于新的诠释方法的合理运用；与此同时，罗正副则回顾了近三十年来黔中王门的研究状况，读者不妨将两文比照一并阅读。或许在不同的解释学话语视域中，才能清楚揭示阳明学的复杂面相及其现代性意义，扩大古今沟通的知识场域，深化人生必不可少的生命体验。

　　儒家的学问是体用兼赅的完整学问。《尚书·大禹谟》：“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便很好地概括了道体与德用两头工夫的入手路径。泰国学者郑彝元先生对内涵在儒家学统中的体用思想作了系统的分疏与考辨，认为这不但关系到君子之道的立足点和根本处，而且也会影响到未来文化的发展方向，不能不特别认真对待之。儒家明体达用的学统虽在历史上时有开显，但仍难免不有偏差发生，甚至部分现代新儒家亦不例外。文化发展如果要重新走上正轨，体与用就绝对不能分割为两截。郑先生的学术思辩工夫极为邃密，但也暗藏着强烈的现实关怀，字里行间的赤子之诚，殊令人感佩。王煜先生具体分析了清代安徽程朱理学家朱书的思想，指出他否定王阳明“四句教”首句“无善无恶心之体”，但却赞成次句“有善有恶意之动”。王先生同时又批判后世学者武断认定前句沿袭佛教的作法，认为阳明根本就不可能为任性荒诞的末流负责。“四句教”历来争议颇多，朱书的看法亦代表了清儒的一般观点，值得结合与阳明学有关的一组文章阅读，以求获得更合理的历史性的训读与理解。于民雄分析儒家“知天命”观内涵着终极关怀式的博大情怀，既有对个人不可更改的必然性命运的坦然接受，也表现为对人生无尽责任毫无保留的主动承担。儒家强调立人格与知天命，二者皆为学道的根本。知天命作为生命证量工夫的勘验标准，也可帮助我们判断人格境界究竟达到了何种成就。天命既是外部的超在性的宇宙整体力量，亦可人本化为内在的道德心性本体。儒家义理的重新诠释是一项长期的工作，相信宋学的复兴必然催生出中国文化的灿烂篇章。

　　在贵州大学创办中国文化书院的目的之一，乃是为了开展有利于世道人心的讲学活动。讲学之“学”亦可训解为“自觉觉他”之觉，“觉”即意味着人从非本然性的存在彻底转化为本然性的存在。“自觉觉他”不仅要认真对待生命内部明德格致诚正的工夫，而且也要致力于外部世界新民修齐治平的事业，体与用必须兼赅并备，内与外更要无遗无漏。孔子早已深知社会风气需要引导，故曾有“学之不讲”的忧叹。正是有鉴于此，本辑才辟出了“学人演讲录”专栏，刊登了两篇重要文章。其中张尚德先生的演讲特别强调为人之道的重要，并老婆心切地列举了七把作人的钥匙，目的无非两条：一方面希望我们能藉此步入形上道境，成就人的真实生命，一方面也祈盼中国文化能早日实现伟大的复兴，重新焕发出民族生命应有的智慧光芒。特别值得指出的是，张先生还回忆了与汪道涵及冯契的交往，谈到了1990年历时一小时半的上海会谈。这次会谈的历史性意义，已有不少介绍性文章见诸报端，它实际即是“汪辜会谈”的前奏，直接推动了两岸民间交往关系的发展，代表了一批有道之士对国家民族兴旺发达事业的维护与努力。

　　感谢台湾学者郭文夫先生惠赐专稿，他的论文充满了诗情与睿智；与宋立道先生及“学人演讲录”栏目之专文相互配合，本辑共刊登了四篇宗教学研究的长文。我们大可借助循环诠释学的方法，尽可能地前后比照互观，在顾及全面的整体哲思视域中，一任兴趣自由地阅读。

　　本着奖掖后进的精神，本辑特意刊登了黄诚、王进、姜海军、崔海东、黄家庭等一批青年学人的新作。他们的论述或许尚显得稚嫩，但未来的前途却难以限量。刊物有责任帮助年青一代成长，成长即代表了未来文化发展的希望，如果社会各界都来播下希望的种子，相信一定能共同分享来年春天的桃李芬芳。



　　　　　　　　　　　　　　　　　　　　　　　　　　　　　二00七年十月七日

　　　　　　　　　　　　　　　　　　　　　　贵州大学中国文化书院全体同仁谨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