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释文序录疏证》补正
吴承仕(1884－1939），字检斋，安徽歙县昌溪人，清末举人。受业于章炳麟，专治经学、小学，于历代典章名物及文字音韵诸学有深入研究，著述甚多，学术成就很大。《经典释文序录疏证》一书，系为陆德明《经典释文序录》所作批注，其详证博引，叙述与考证群经兴衰及经学史此期重大事件与主要人物、著作，议论精辟，可目为唐以前之经学发展史，以其论述之深入与资料之详博，于为数不多之经学论著中独具特色。[1]然检读之余，亦有疏误。兹拾得数条，具列如下：
一，“陈太建中，太子征四方名儒，讲于承德殿。” (页2）
刚谨按：检斋此条据引《旧唐书》本传。查中华书局点校本《旧唐书》，为“讲于承光殿”，《新唐书》本传并为“承光殿”。四部备要本《旧唐书》为“承先殿”，则形近而讹，其《新唐书》亦为“承光殿”。故“承德殿”当为“承光殿”。
二，“又《既济》九五‘东邻杀牛，不如西邻之禴祭’，说者皆云‘四邻’谓文王，‘东邻’谓纣”。(页一五）
刚谨按：“四邻”当为“西邻”，手民之误也。
三，“马、郑所有异同，今亦附之音后。” (页17）
刚谨按：查《经典释文》商务丛书集成本作“马、郑所有同异”，四部丛刊本同。当据改。
四，“《序录》初据范《书》，谓‘陈元、郑众、马融、郑玄并传《费氏易》’，次言‘《费易》人无传者，唯郑、王所《注》行于世’，自相违伐，似为疏舛。” (页35、36）
刚谨按：检斋所论非是。《经典释文》首引范晔《后汉书》云“京兆陈元、扶风马融、河南郑众、北海郑玄、颍川荀爽并传《费氏易》”，是汉时《费氏易》之传授，犹《隋志》所云：“后汉陈元、郑众，皆传费氏之学。马融又为其传，以授郑玄。玄作《易注》，荀爽又作《易传》。” 德明次言：“永嘉之乱，施氏、梁丘之《易》亡，孟、京、费之《易》人无传者，唯郑康成、王辅嗣所注行于世，而王氏为世所重。”是“永嘉之乱”后费《易》兴衰之迹，“人无传者”而唯郑、王“所注行于世”。有何“自相违伐”？盖检斋以《序录》先云五家并传《费氏易》，次言费之《易》人无传者，乃下此论。实不然耳。
五，“《释文》引司马云‘庄子与魏惠王、齐威王同时’，在哀公后百六十年”。(页161）
刚谨按：《经典释文》引史迁《史记》列传云：“庄子者，姓庄，名周，梁国蒙县人也，六国时为梁漆园吏，与魏惠王、齐宣王、楚威王同时。”则《释文》不云“庄子与魏惠王、齐威王同时”。意检斋偶将齐宣王、楚威王颠错，或手民之误亦不一定。
又“列传又称楚威王闻庄周贤，厚币迎之，许以为相。庄周以牺牛、孤豚为喻无为有国者所羁云云。……牺牛、孤犊之喻，乃或以辞或国之聘”。
刚谨按：“孤犊”为“孤豚”之误。“孤犊”之喻，乃见于《庄子·列御冠》：“或问于庄子。庄子应其使曰：‘子见夫牺牛乎？衣以文繍，食以刍叔，及其牵而入于大庙，虽欲为孤犊，其可得乎！’”《史记》但云“孤豚”，不语“孤犊”。《史记索隐》：“孤，小也，特也。愿为小豚不可得。” 《史记正义》：“豚，小猪。临宰时愿为孤小豚，不可得也。”且检斋前云“庄周以牺牛、孤豚为喻无为有国者所羁”，则合以《史记》与《索隐》、《正义》，“孤犊”当据改为“孤豚”。盖检斋一时不慎，遂将《史记》、《庄子》二者所言错淆也。
又“庄生对楚使，谓死而留骨，不如生而曳尾，文见《至乐篇》。”
刚谨按：检斋所述非是。此事不见于《至乐篇》，乃系《秋水篇》。其文云：“庄子钓于濮水，楚王使大夫二人往先焉，曰：‘愿以境内累矣！’庄子持竿不顾，曰：‘吾闻楚有神龟，死已三千岁矣，王……藏之庙堂之上。此龟者，宁其死为留骨而贵乎？宁其生而曳尾于途中乎？’二大夫曰：‘宁生而曳尾途中。’庄子曰：‘往矣！吾将曳尾于途中。’”
《史通笺记》补正[2]
程千帆先生《史通笺记》一书，历十五年而成，于前人基础之上，旁征博引，详加考论，新识创见至夥，诚世之治刘书者所必资也。顾细读之余，疏漏之处亦复有之；因笔录于纸，略为归类，或于读是书者不无小补焉耳。
一、引《余嘉锡论学杂着》疏漏处：
1、页159，“述学有自序”当为“述学中有自序”。又标点多有改易，不一一著之。
二、引《越缦堂读书记》疏漏处：
1、页115，“流俗所当正也”，当为“流俗所当正者也”。
三、引《法言》疏漏处：
1、页110，“文丽用寡，长卿也”，非引自“吾子篇”，乃系“君子篇”，盖“吾”、“君”形近而致刊误也。
四、引《日知录集释》疏漏处：
1、页38，“传之既不可胜书”，“既”字衍；“存殁”当为“存没”；“始复马、班之旧云”，当为“始复班、马之旧章云”。
2、页40，“日知录卷二十六作史不立表志条黄汝成集释引顾炎武救文格论云”，非是，当为引沈氏彤救文格论。又“陈寿三国志始不立志”，前之“志”字衍；“梁陈二史”当为“梁陈二书”；“南北史”当为“南北二史”。
五、引《史通》疏漏处：
1、页19，“子长之为史记也，殷周以往”，当为“子长之撰史记也，殷周已往”，页八0“为”正作“撰”，惟“以”亦误。
2、页20，“至梁世武帝”，“世”字衍。
3、页25，“迫切”当为“迫促”，“粗得其宜”当为“粗得其伦”。
4、页28，“叙例”当为“序例”，页五五正作“序例”。
5、页31，“纪其事迹”当为“记其事迹”，“以寄”当互乙。
6、页45，“有隋书者”当为“有著隋书者”，“加阔眉以半额”当为“加阔眉以半额者矣”。
7、页55，“粗得于兹”当为“粗得于兹矣”。
8 、页64，“数载”当为“数岁”。
9、页67，“至于”当为“至如”。
10、页72，“当时草创者，资乎博闻实录；后来经始者，贵乎儁识通才。”当为“当时草创者，资乎博闻实录，若董狐南史是也；后来经始者，贵乎儁识通才，若班固陈寿是也。”
11、页80，“至于”当为“至如”。
12、页82读者不以……屈平、宋玉为谤”，当为“读者不以……屈平、宋玉为谤者”。
13、页102纪人”当为“成纪人之类也”；“本居”当为“本郡”；“以前”当为“已前”。
14、页108以不君为称”当为“则且以不君为称”。
15、页109芜者资数句而方显”，当为“才芜者须数句而方浃”。
16、页113篇迁殁亡失”当为“十篇迁殁后亡失”，“何不类之甚者也”当为“不然，何不类之甚者也”，“盖绘事以丹素成妍”当为“岂绘事以丹素成妍”。
17、页118下”当为“已下”，“各以其类逆”当为“各以其类逆者”。
18、页128之蚩也”当为“字之媸也”。
19、页129齐丘之犊”当为“况愁山定犊”，“齐记载谶云”当为“齐载谶云”，“首牛西入谷”当为“牛首入西谷”。
20、页133、董仗气直书”当为“南、董之仗气直书”。
21、页138于”当为“至如”。
22、页146于‘元年春王正月’”当为“至如书‘元年春王正月’”。
23、页157痛丧生”当为“哀痛伤生”。
24、页158论谈理”当为“持论析理”，“自序”当为“自叙”，“过于烦碎”当为“过为烦碎”。
25、页175宏”当为“盛弘”。
26、页184子百家”当为“百家诸子”，“务为小辩”当为“务为小辨”，“杨雄”当为“扬雄”。
27、页186杨”当为“长扬”。
六、页11画虎不成反类犬”条
刚谨按：张振珮先生《史通笺注》：“按惠、程均以《尔雅》释畜寓属引文为说。而《尔雅·释畜·犬属》又云：‘未成豪，狗。’……郝·《疏》：狗犬通名，若对文，则大者名犬，小者名狗。又《礼记·曲礼》：‘尊客之前不叱狗’，《疏》亦云‘狗犬通名，若分而言之，大者为犬，小者为狗。’据此，则狗不仅虎子之称，亦小犬之名。惠氏以‘虎子狗’释《马传》固误。程君虽指出其‘不可从’，但亦未能尽其说。盖《马传》所言之狗，小犬也。知几以虎、犬对举，更是‘族类之异’，无可訾议矣。”
七、页28又诗人之什，自成一家。故风雅比兴，非三传所取”条
刚谨按：知几所论，乃就诗体而言，史书不取风雅比兴，非谓不载引诗语也。春秋左传引诗多矣，知几安得不知哉？惟文辞日多，不可胜载，故知几谓“凡为史者，宜于表志之外，更立一书。若人主之制、册、诰、令，群臣之章、表、移、檄，收之纪传，悉入书部，题为制册章表书。以类区别，他皆仿此，亦犹志之有《礼乐志》、《刑法志》。”若此处论及诗，亦自“宜从古诗例，断入书中。亦犹《舜典》列元首之歌，《夏书》包五子之咏者也。夫能使史体如是，庶几《春秋》、《尚书》之道备矣。”所论均就史之编制体例，至为显豁。千帆先生云“春秋左传引诗多矣，不得谓非其所取也”，未真获知几之心。又可参张振珮先生《史通笺注》本篇解题。
八、页37观马迁史记则不然矣”条
刚谨按：史通云某某则不然处颇有之，句尾皆不缀虚字，是也。又如《载文篇》“其取之也则不然”，“逮于近古则不然”，《书事篇》“爰及近古则不然”。皆其证也。
九、页59董、袁群贼”条
刚谨按：千帆先生谓“本书品藻篇则云：‘袁、董并曰英雄。’此亦任情抑扬，自相矛盾，未能申藻镜而别流品也。”非是。此处名董、袁为“贼”，知几个人之笔法也；彼处“袁、董并曰英雄”，知几忖度晔、寿之书意也。《品藻篇》云：“史氏自迁、固作传，始以品汇相从。然其中或以年世迫促，或以人物寡鲜，求其具体必同，不可多得。是以韩非、老子，共在一篇，董卓、袁绍，无闻二录。岂非韩、老俱称述者，书有子名；袁、董并曰英雄，生当汉末。用此为断，粗得其伦。”揣逆辞气至为彰明。张振珮先生《史通笺注》此处亦注曰：“《三国志》合董卓、袁绍、袁术、刘表为一传。其传末分评卓、绍云：‘董卓狠戾贼忍，暴虐不仁，绍鹰扬河朔，然外宽内忌，好谋无决。’其性行似不相近。《后汉书》虽为卓、绍各立一传，但均厕于汉末群雄之列，后此即为类传，则晔、寿固皆以其同为‘汉末英雄’，‘用此为断’也。”是矣。
十、页81而辄欲与五经方驾，三志兢爽”条
刚谨按：千帆先生先驳陈汉章氏说，继云“夫既指史记之舛误，又举史记为准绳，自是子玄行文粗疏失照处，不须为之回护”。张振珮先生《史通笺注》云：“程说是。惟此处谓史记有‘采彼家人’之失，是‘爱而知其丑’之求实精神，并非失照。”张舜徽先生《史学三书平议》：“书虚、艺增，王充论之备矣。知几于上文推斯义以明史家采撰之必察传求是，真不刊之伟论也！惟此处颇以采访为非，则又失之拘隘耳。”未知孰审，姑备于此。
十一、页91亦有躬为史臣，手自刊补”条
刚谨按：千帆先生引纪昀、章学诚语，谓“二家之说，盖皆未得子玄区类之旨。细诊本篇，第一类中有为人书作注者，挚虞注赵岐三辅决录，陈寿注杨戏季汉辅臣是也；亦有自注其书者，周处之阳羡风土，常璩之华阳士女是也。然总此四书，虽有自注注他之别，而其正文与注文之关系，则同是‘文言美辞，列于章句；委曲叙事，存于细书，’故以兹为准，自成一族。第二类则属‘思广异闻’而为他书作注，第三类则是‘志存该博’而为己书作注。其正文与注文之关系，乃以‘补阙’、‘毕载’之法，附益原书，故又各成一族也。” 张振珮先生《史通笺注》：“按：程氏仍持知几‘三族’之说，是。惟将第一族强分他注、自注，总以‘细书委曲’为类，亦难服人。赵、周两书早佚，自难悬揣。常书末卷《士女》目录，明白题为‘常道将集’(据顾校廖刻本），则常书士女总采及目录，亦犹陈寿《辅臣赞》采集他人之作，纳入己注，复从而为之注。与二三两类，他注、自注均有不同故另为一族。赵、周两书，或有类于此。亦不能遽认赵歧及挚虞之妄改。知几谓‘注者或因人成事，或自我作古。’一、二两族，乃注他人之文或书者，是因人成事，三族自注，是自我作古。文章次第，井然有序。”兹录于此，并为一说。
十二、页111则意指深奥，诰训成义”条
刚谨按：千帆先生首引浦、杨二氏言，继而论曰“《孔丛子居卫篇》：‘书之意兼复深奥，训诰成义，古人所以为典雅也。’正子玄所本。……浦改复为指，杨以诰为诂，并非。特诰训二字当乙转耳。” 张振珮先生《史通笺注》：“按：《尔雅·释诂》，郭璞注：‘释诂所以释古今异言，通方俗之殊语。’《隋志》小学目即著录有‘张揖·《古今字诂》三卷，及周氏撰《杂字解诂》四卷’，并综述《小学》为训诂、体势、音韵三类。则诂训一辞，起源久远，隋、唐以前，已多以解诂名书。又，此段文字，实参用《文心·宗经》篇辞意，《宗经》迭用‘诂训’。杨·《释补》引据详明，不误。”录此以资参考。
西汉《鲁论》三家说
西汉《鲁论》三家说，为“《鲁夏侯说》二十一篇。《鲁安昌侯说》二十一篇。《鲁王骏说》二十篇”（《汉志》）。《汉志》尚着录有“《鲁》二十篇，《传》十九篇。”师古于其下注曰：“解释《论语》意者。”则亦似说《鲁论》之书，惜撰者不详，无从进一步研究。故西汉说《鲁论》之书，可考者惟上述三家。
一、 鲁王骏说
骏父王吉，传《齐论》名家，《汉志》云“传《齐论》者，昌邑中尉王吉、少府宋畸、御史大夫贡禹、尚书令五鹿充宗、胶东庸生，唯王阳名家。”（师古曰：“王吉字子阳，故谓之王阳。”）吉于《论语》有无撰述不可知[3]，王先谦《汉书补注》于《汉志》“齐说二十九篇”下补注：“先谦曰：下云传齐论者，惟王吉名家。吉传云：王阳说论语。即此齐说也。”[4]亦无据之臆度耳。《汉书·王吉传》：“吉兼通《五经》，能为驺氏《春秋》，以《诗》、《论语》教授”。陈直先生《汉书新证》也指出：“王吉奏疏中，引诗者二，引春秋、论语者一，与本传文所云兼通五经正合。”[5]确然是不误的。《本传》称吉“举贤良为昌邑中尉”，辅弼昌邑王贺；“昭帝崩，亡嗣，大将军霍光秉政，遣大鸿胪宗正迎昌邑王。吉即奏书戒王曰：‘臣闻高宗……三年不言。今大王以丧事征，宜日夜哭泣悲哀而已，慎毋有所发。且何独丧事，凡南面之君何言哉？天不言，四时行焉，百物生焉，愿大王察之。……。今帝崩亡嗣，大将军惟思可以奉宗庙者，攀援而立大王，其仁厚岂有量哉！臣愿大王事之敬之，政事壹听之，大王垂拱南面而已。’”此即引用《论语》的那一条。
《论语·阳货第十七》：“子曰：‘予欲无言。’子贡曰：‘子如不言，则小子何述焉？’子曰：‘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夫子欲学者求道于实意，乃为斯言；吉引以戒昌邑王，取义已非如此。其忠告昌邑王“以丧事征，宜日夜哭泣悲哀而已，慎毋有所发”，对大将军“事之敬之，政事壹听之”，“垂拱南面而已”。这里却更接近于黄老道家的无为。因昌邑王被迎立，故王吉将《论语》中的这句话，寓意为君人南面之术，从而于霍光秉政情况下，庶几不出什么差错。吉传《齐论》名家，于《论语》必有精深造诣，但这一条的引用，显与夫子之意相违。按吉受《诗》于蔡谊，谊受于赵子，赵子事燕韩生（《汉书·儒林传》），而“燕学同于齐学”[6]，是吉于《诗》、《春秋》[7]、《论语》并传齐学焉。蒙文通先生《经学抉原·鲁学齐学第八》云：“《公羊》齐学、《谷梁》鲁学之外，《诗》则有齐诗、鲁诗。《论语》则有齐论、鲁论。齐鲁之分，此为最明。”又云“鲁学谨严，齐学驳杂。何休以《公羊》多非常异义可怪之论，何晏说《齐论》多《问王》、《知道》二篇，二十篇中章句颇多于《鲁论》：皆足见齐学不如鲁学之纯。”[8]《汉志》称“汉兴，（《论语》）有齐、鲁之说。”今《齐论》、《鲁论》两家说同异已不可考，王吉上述的发挥，或者正可以看出一点《齐论》的特色来。
独可怪者，父子两代虽皆治《论语》，吉传《齐论》名家，子骏却说《鲁论》；且《汉志》“传《鲁论语》者，常山都尉龚奋、长信少府夏侯胜、丞相韦贤、鲁扶卿、前将军萧望之、安昌侯张禹，皆名家”。骏有《鲁说》二十篇，孟坚竟不列之《鲁论语》家，亦嫌疏漏。
又《王吉传》：“（吉）好梁丘贺说《易》，令子骏受焉”，似骏受《易》于梁丘贺，实非。王先谦《汉书补注》此下补注引：“周寿昌曰：‘骏不及梁邱贺时，实受易学于贺之子临。’”[9]今按《儒林传》云“（梁丘贺）传子临，……临学精孰，专行京房法。琅邪王吉通《五经》，闻临说，善之。时宣帝选高才郎十人从临讲，吉乃使其子郎中骏上疏从临受《易》”。则骏固尝治《易》，惟系梁丘贺再传弟子耳。
二、鲁夏侯说
《汉书·夏侯胜传》：“（胜）受诏撰《尚书》、《论语说》”，是《鲁夏侯说》二十一篇为夏侯胜撰。师古于“《论语说》”下注曰：“解说其义，若今义疏也。”则当似注疏《论语》之书。马宗霍先生《中国经学史》：“汉儒说经之书，……综其立名，各有不同。其在西汉，则有曰传者，……，有曰故者，……，有曰微者，……，有曰说者，……，《论语》有齐说、鲁说”[10]。按《汉志》着录《论语》家，除《鲁论》“《传》十九篇”外，余皆称“说”：《鲁论》有三家说，《齐论》有《齐说》二十九篇Á；另有《燕传说》三卷。
胜授《鲁论》于萧望之，《汉书·萧望之传》称“（望之）又从夏侯胜问《论语》、《礼服》”，后“以《论语》、《礼服》授皇太子”。按《论语》、《礼服》之外，望之亦当从胜学《春秋》。《汉书·儒林传》：“宣帝即位，闻卫太子好《谷梁春秋》，以问丞相韦贤、长信少府夏侯胜及侍中乐陵侯史高，皆鲁人也，言谷梁子本鲁学，公羊氏乃齐学也，宜兴《谷梁》。”“至甘露元年，……，乃召《五经》名儒太子太傅萧望之等大议殿中，平《公羊》、《谷梁》同异，各以经处是非。……。望之等十一人各以经谊对，多从《谷梁》。由是《谷梁》之学大盛。”足见师徒二人并倡《谷梁》。又并言灾异之学，俱各自《本传》。
《汉书·夏侯胜传》：“始，胜每讲授，常谓诸生曰：‘士病不明经术；经术苟明，其取青紫如俛拾地芥耳。’”吕思勉先生《燕石续札·夏侯胜桓荣条》论云：“人之为学，为荣利计者，固或不免。然能有所成就者，后必稍易其初志，不然，未有能有所成就者也，亦且终不能久持之。以予所见，无不如此者。”[11]然学者治学，为己为道，禄利虚荣，君子不齿也。《汉书·儒林传》称：“自武帝立《五经》博士，开弟子员，设科射策，劝以官禄，讫于元始，百有余年，传业者浸盛，支叶蕃滋，一经说至百余万言，大师众至千余人，盖禄利之路然也。”以此论夏侯，亦可谓得其仿佛。
三、鲁安昌侯说
《鲁安昌侯说》二十一篇，张禹撰。《汉书·张禹传》：“（禹）河平四年代王商为丞相，封安昌侯。”《本传》云张禹“至长安学，从沛郡施雠受《易》，琅邪王阳、胶东庸生问《论语》”，则禹初亦受《齐论》。然自何晏以下，或谓禹本受《鲁论》，或曰本受《齐论》，纷纭莫衷。兹录诸家论说于下，略为之考：
何晏《论语集解》：“安昌侯张禹，本受鲁论，兼讲齐说，善者从之，号曰张侯论，为世所贵。”[12]
皇侃《论语义疏》：“鲁论为太子太傅夏侯胜、及前将军萧望之、少傅夏侯建等所学。晚有安昌侯张禹，就建学鲁论，兼讲齐说，择善而从之，号曰张侯论，为世所贵。”[13]
陆德明《经典释文》：“安昌侯张禹受鲁论于夏侯建，又从庸生王吉受齐论，择善而从，号曰张侯论，最后而行于汉世。”[14]
《隋志》：“张禹本授《鲁论》，晚讲《齐论》，后遂合而考之，删其烦惑。除去《齐论》《问王》、《知道》二篇，从《鲁论》二十篇为定，号《张侯论》，当世重之。”[15]
邢昺《论语正义》：“禹本受鲁论于夏侯建，又从庸生王吉受齐论，故兼讲齐说也。”[16]
阮葵生《茶余客话·卷十论语三家条》：“汉成帝时安昌侯张禹素传鲁论，晚讲齐论，兼采其善者从之，号曰张侯论。当时重焉。自张氏之论行，而齐古之论亡矣。”[17]
刘宝楠《论语正义》：“释文序录云：安昌侯张禹，受鲁论于夏侯建，又从庸生、王吉受齐论，择善而从，号曰张侯论。据序录，是禹受鲁论于夏侯建，而禹传不及建，盖所遗也。”[18]
江藩《经解入门》：“安昌侯张禹受鲁论于夏侯建，又从庸生王吉受齐论，择善而从，号曰《张侯论》，最后而行于汉世。”[19]
沉钦韩：“论语集解序：刘向言安昌侯张禹，本受鲁论，兼讲齐说，善者从之，号曰张侯论。为世所贵。案此传云：禹先事王阳，后从庸生，然二人皆为齐论，而艺文志直系张禹于鲁论之下，志传不相蒙。传为疏。”[20]
吴承仕《经典释文序录疏证》：“按：王吉为《齐论》，而其子骏受之，则为《鲁》说，是《齐》、《鲁》参也。张禹本从夏侯建受《鲁》学，又从王庸受《齐》学，而为《说》二十一篇，则又用《古鲁》篇次，是兼采三家而以《鲁》为主，故《志》系之《鲁》也。《传》不言从建学者，文不具耳，何不相蒙之有？”[21]
吕思勉《经子解题》：“张禹受《鲁论》于夏侯建。又从庸生王吉受《齐论》。择善而从，号曰《张侯论》。已乱齐、鲁之别”。[22]
孙世扬《论语考》：“骏父吉，本传《齐论》，而骏为《鲁说》。安昌侯本受《鲁论》，兼讲《齐说》，岂非《鲁》《齐》杂糅，其辨已微，虽谓之同出于孔氏可也。”[23]
吴恂《汉书商注》：“学者师资无方，所治非一，其名家者，要以本业而已，犹夏侯建亦尝师事欧阳高，而以己说名家，即其比也。刘向言张禹本受《鲁论》，则《鲁论》为其专业可知，故《艺文志》系于《鲁论》之下也。”[24]
马培棠《国故概要》：“西汉之末，有安昌侯张禹，本受《鲁论》；晚讲《齐论》，后合而考之。删《齐论》之《问玉》、《知道》，从《鲁语》二十篇，号《张侯论》。此《论语》第一次改定也。”[25]
蒋伯潜《十三经概论》：“据《汉书》本传、《释文叙录》、《隋书》《经籍志》、及宋翔凤《今古文师法表》，禹初受《鲁论》于夏侯建、王阳，后又从胶东庸谭受《齐论》，合而考之，择善而从，删其繁惑，除去《问王》、《知道》二篇，从《鲁论》二十篇为定，号为《张侯论》。”[26]
朱维铮《〈论语〉结集脞说》：“禹本受《齐论》是真，其改编本删去《齐论》特有二篇也是真。”（《孔子研究》，1986年第1期。）
上列十六家，何、皇、陆、邢、刘、沈、江、吴承仕、吕、孙、吴恂、马、蒋十三氏，主禹本受《鲁论》，《集解》首出此说，他十二家因之，皇《疏》又增其师承所自（“就建学鲁论”），陆、邢、刘、江、吴承仕、吕、蒋附焉；《隋志》则谓“禹本授《鲁论》”；阮氏谓“禹素传鲁论”；朱氏谓“禹本受《齐论》”。
刚谨案：《隋志》、阮氏、朱氏是也。皇《疏》所增“就建学《鲁论》”，不见于《汉书》，于史无征，其前亦无人道及，固无须辨；考之《汉书》所载，禹先事王阳，后从庸生，二人皆为《齐论》，则禹本受《齐论》明矣。然禹为人实不足称，惟身家之利害是从，班书谓“自孝武兴学，公孙弘以儒相，其后蔡义、韦贤、玄成、匡衡、张禹、翟方进、孔光、平当、马宫及当子晏咸以儒宗居宰相位，服儒衣冠，传先王语，其酝藉可也，然皆持禄保位，被阿谀之讥。彼以古人之迹见绳，乌能胜其任乎！”（《汉书·匡张孔马传》）是孟坚已非之矣[27]。甘露中，萧望之虽“奏禹经学精习，有师法，可试事”，然宣帝喜好鲁学，遂不得用，“罢归故官”。及至“初元中，立皇太子，而博士郑宽中以《尚书》授太子，荐言禹善《论语》。诏令禹授太子《论语》，由是迁光禄大夫。”（《本传》）但“他的学生是汉元帝之子，汉元帝当然很关心皇储的教育，甚至注意到皇储行路所表现的经学修养。而汉元帝做太子时学习的，恰是《鲁论》。张禹并不傻，他虽然早有重师法的荣名，倘见师法可能与王法冲突，便会背师谀君。”[28]且元帝亦必以《鲁论》质诸禹，是故“（禹）以上难数对己问经，为《论语章句》献之。”斯即《汉志》“《鲁安昌侯说》二十一篇”也。由是，禹乃改治《鲁论》，“采获所安，最后出而尊贵。”
又案：何晏《论语集解》“安昌侯张禹，本受鲁论，兼讲齐说”，颇疑“受”字乃“授”字之讹，非平叔原本。自上下句观之，“本受鲁论，兼讲齐说”并不工对，前者言师承，后者谓传学，何“兼”之有？“本授鲁论，兼讲齐说”则通矣，“授”、“讲”同意，谓禹本教授鲁论，亦时兼讲齐说。《隋志》作“张禹本授《鲁论》，晚讲《齐论》”，是。禹固以《鲁论》名家，然其合《齐论》与《鲁论》为一，况齐说乃禹之师法，时兼讲之，情理之所容有也。予疑钞刻误“授”为“受”，皇疏又以“学”字通易“受”字，后此学者，遂误而延之，异说乃起，蜂议无已。
“甘露中，诸儒荐禹，有诏太子太傅萧望之问。禹对《易》及《论语》大义，望之善焉，奏禹经学精习，有师法，可试事”（《本传》）。望之传《鲁论》，谓禹“经学精习，有师法”，是不以齐、鲁门户之见为褒贬，此又“师法家法，为汉儒所最重”[29]之例也。另，《汉书·儒林传》：“禹（按如淳曰：非成帝师张禹也）与萧望之同时为御史，数为望之言《左氏》，望之善之，上书数以称说。后望之为太子太傅，荐禹于宣帝，征禹待诏，未及问，会疾死。”望之师学《谷梁》，前已论述，而善禹之《左氏》，宜夫《本传》记其“数荐名儒茂才以备谏官”，洵不诬也。孟坚所评：“赞曰：萧望之历位将相，籍师傅之恩，可谓亲昵亡间。……身为儒宗，有辅佐之能，近古社稷臣也。”斯又知言矣。
萧、张二人后来联姻，禹女妻望之子咸。《张禹传》：“上亲临禹床下，禹顿首谢恩，因归诚，言‘老臣有四男一女，爱女甚于男，远嫁为张掖太守萧咸妻，不胜父子私情，思与相近。’上实时徙咸为弘农太守。”《汉书·萧咸传》：“咸字仲，为丞相史，举茂才，……迁淮阳、泗水内史，张掖、弘农、河东太守。”两处所载，正合如符节。
“始鲁扶卿及夏侯胜、王阳、萧望之、韦玄成皆说《论语》，篇第或异。禹先事王阳，后从庸生，采获所安，最后出而尊贵。诸儒为之语曰：‘欲为《论》，念张文。’由是学者多从张氏，余家寖微”（《本传》）。禹合《齐论》与《鲁论》为一，除去《齐论》问王、知道二篇[30]，归宗《鲁论》，而《齐论》以亡，是千年以来，学者研摩咸为《鲁论》矣。虽然，西汉一朝说《论语》之书，至魏晋南北朝均已亡佚，《汉志》所谓“张氏最后而行于世”，今亦惟“篇第”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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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见本书《编纂缘起》与《出版说明》
[2] 校各书，均系《笺记》所列版本。
[3] 顾实先生《汉书艺文志讲疏》：“《王吉传》曰：‘王阳说《论语》。’但王阳书，本志无明文。”（[汉]班固编撰，顾实讲疏：《汉书艺文志讲疏》，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2月第1版，页71）
[4] 王先谦补注：《汉书补注》，商务印书馆，1959年1月重印第1版，页3117。
[5] 陈直着：《汉书新证》，天津人民出版社，一九七九年三月第二版，页379。又杨树达先生《汉书窥管》：“树达按：《论衡》《初禀篇》云：‘白鱼入于王舟，王阳曰顾实先生《汉书艺文志讲疏》：“《王吉传》曰：‘王阳说《论语》。’但王阳书，本志无明文。”（[汉]班固编撰，顾实讲疏：《汉书艺文志讲疏》，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2月第1版，页71）
[5] 王先谦补注：《汉书补注》，商务印书馆，1959年1月重印第1版，页3117。
[5] 陈直着：《汉书新证》，天津人民出版社，一九七九年三月第二版，页三七九。又：偶适也。’按此盖吉说《书太誓》之语，殆不以说为周家受命之符者为是也，可谓卓识矣。”是又可见吉于《书》之通。（杨树达着：《汉书窥管》，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1月第1版，页561）
[6] 蒙文通先生《经学抉原·鲁学齐学第八》谓“齐鲁之外复见有燕学。井研先生（廖季平）以燕学同于齐学。盖燕之风尚，素与齐同，燕之儒生多自齐往故也”。见氏着《经学抉原》，商务印书馆，中华民国二十二年二月初版，页52。
[7] 陈直先生《汉书新证》：“王吉传驺氏春秋，驺氏必为齐人，观其学说，与公羊相近，当为公羊之支流”（陈直：《汉书新证》，天津人民出版社，一九七九年三月第二版，页379）。今采其说。
[8] 蒙文通编着：《经学抉原》，商务印书馆，中华民国二十二年二月初版，页50、51。
[9] 王先谦补注：《汉书补注》，商务印书馆，1959年1月重印第1版，页4598。
[10]马宗霍着：《中国经学史》，商务印书馆，中华民国二十六年五月五版，页54、55。
[11]吕思勉着：《燕石续札》，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1月第1版，页130。
[12]何晏：《论语集解》，《十三经注疏》，武英殿本，同治十年广东书局重刊。
[13]皇侃：《论语集解义疏》，《丛书集成初编》本，商务印书馆，中华民国二十六年六月初版，页4。
[14]陆德明：《经典释文》，《四部丛刊》本。
[15][唐]魏征等撰：《隋书》，中华书局，1973年8月第1版，页939。
[16]邢昺：《论语正义》，《十三经注疏》，武英殿本，同治十年广东书局重刊。
[17] [清] 阮葵生：《茶余客话》，中华书局，1959年5月第1版，页274。
[18] 刘宝楠着：《论语正义》，国学整理社辑《诸子集成》本，中华书局，1954年12月初版，页424。
[19] 江藩编着 方国瑜校点：《经解入门》，天津市古籍书店影印，1990年6月第一版，页54。
[20] 王先谦补注：《汉书补注》，商务印书馆，1959年1月重印第1版，页4892。
[21] 吴承仕着 秦青点校：《经典释文序录疏证》，中华书局，1984年3月第1版，页140。
[22] 吕思勉着：《经子解题》，上海文艺出版社，1999年1月第1版，页73。
[23] 罗根泽编着：《古史辨》四，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8月第1版，页93。
[24] 吴恂着：《汉书商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1月第1版，页286。
[24] 转引自陈国庆编：《汉书艺文志注释汇编》，中华书局，1983年6月第1版，页76。
[26] 蒋伯潜着：《十三经概论》，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4月第1版，页504。
[27] 顾宁人《日知录》卷之五《医师》条：“呜呼，此张禹之所以亡汉，李林甫之所以亡唐也。”是直以禹比于李林甫口蜜腹剑之徒。（顾炎武：《日知录》，商务印书馆，中华民国二十二年四月初版）
[28] 《孔子研究》，1986年第1期。
[29] 马宗霍着：《中国经学史》，商务印书馆，中华民国二十六年五月五版，页49。
[30]金德建先生《司马迁所见书考》以为：“至于《齐论》所多出的《问王》、《知道》二篇，那必定是晚出于汉代的作品无疑。张侯注《论语》，却只注《鲁论》，不取《问王》、《知道》，这是张侯当初明知道二篇为不可靠。”参氏着《司马迁所见书考》，上海人民出版社，1963年2月第1版，页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