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页 第二页 第三页 第四页 第五页 第六页 第七页

　　佛教何时影响并传入贵州？考诸史书，皆无明确记载。贵州地方史志，对贵州佛教的传入、分布、发展、演变和影响诸事亦语焉不详，其因盖在于以往史家对所谓“蛮夷之区”的贵州佛教不甚重视，故少有笔录，以致贵州佛教缺乏系统的史料。笔者花费数年之功，搜罗诸种文献资料，互为发明印证，亦只能勉力考其源流，述其梗概。




                                                           一 、晋代佛教始影响贵州




　　两晋时期，佛教已开始影响贵州的西部、东部和北部。
　　（一）南方高僧赴印求法路经黔西
　　早在西汉时代，中国西南地区就有一条由四川经贵州和云南到缅甸、印度的古道，称“蜀身毒道”。公元前l22年，张骞出使西域，在大夏(今阿富汗)即看到经印度输入的蜀布、邛竹杖，得知蜀地商人早已从川黔滇经缅甸到印度去贩卖丝绸品和邛竹杖等土特产。归告汉武帝，武帝才从内地广征士卒，至滇西保山、腾冲一带开辟博南道。这条道路经叶榆(今大理)、永平，过澜沧江至保山，经腾冲入缅甸而至印度。两晋之际，南方僧人即有从此道赴印求法者。据唐代义净《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慧轮传》载：


　　那烂陀寺东四十驿许，寻弶伽河而下，至密栗伽悉他钵娜寺。去此寺不远，有一故寺，但有砖基，厥号支那寺。古老相传云，是昔室利笈多大王为支那国僧所造，于时有唐僧二十许人，从蜀川牂牁道而出(蜀川去此寺有五百余驿)，向莫诃菩提礼拜。王见敬重，遂施此地，以充停息，给大村封二十四所。于后唐亡没，村乃割属余人。现有三村入属鹿园寺矣。准量支那寺，至今可五百余年矣。现今地属东印度王，其王名提婆跋摩，每言曰：“若有大唐天子处数僧来者，我为重兴此寺，还其村封，令不绝也。”


　　考义净(635—713)赴印在7世纪后期(67l—685年)，20余名中国僧人赴东印度求法发生在义净之前500余年，以此逆推应是公元2世纪，即东汉末年，当时中国似乎还没有往印度本土求法的僧人，中国佛教徒西行求法运动兴起于晋代。[1]义净所言“五百余年”仅是大概估计而已。据王邦维先生的考证，室利笈多大王即指印度笈多王朝国王，是笈多王统中最早的一位国王，在位时间在公元3世纪晚期。其时中国正当西晋末，八王之乱起，北方动荡，南方僧人要想从北道赴印较困难，故多有从“蜀川牂牁道”出者。[2]又季羡林先生《中印文化关系史论丛》认为，室利笈多大王是建国于公元320年的笈多王朝的国王，故可以说至4世纪才有蜀僧西行。沈福伟先生认为室利笈多大王是印度萨旦伐呵那王朝的最后一个雄主，约于公元209—2l9年在位，其时中国为东汉末三国初年，故这批四川僧人赴印在3世纪初。[3]本文从王邦维说。“蜀川牂牁道”即中国古西南通往印度的一条道路。所谓“牂牁”即“牂牁郡”也。晋人常璩《华阳国志·南中志》云：“牂牁郡，汉武帝元鼎六年开。”元鼎六年即公元前111年，其时牂牁辖地为今贵州省大部及云南、广西的一部分，其郡治和都尉治均在今贵州境内。至“晋初牂牁郡地(蜀汉时同)……犹跨有今贵州全省及云南东北部地面”[4]。义净所称“牂牁”当指汉晋时之牂牁地。古代巴蜀通南夷道路有三：一从今重庆入黔北，略相当于今渝黔铁路与公路；二为汉武帝时唐蒙所修治之“南夷道”，其经过路线历来考证为：北起四川宜宾，中经庆符、筠连，走云南盐津、大关、昭通，入贵州威宁，南抵云南宣威、曲靖；三为成都通今四川西昌、渡金沙江入云南，即诸葛亮南征所取之路线，略相当于今成昆铁路走向。显然义净所指的“蜀川牂牁道”，应指第二条路线。故晋代南方僧人经过今贵州威宁一带，似无可疑。古代南方僧人经此道入云南大理，经保山到缅甸而到印度：“自羊苴咩城(今大理)，西至永昌(今保山)故郡三百里。又西渡怒江至诸葛亮城(故址在今滇西龙陵县)二百里。又南至乐城(今瑞丽)二百里。又入骠国(今缅甸中部)境，经万公(古太公城)等八部落，至悉利城七百里。又经突旻城至骠国千里。又自骠国西渡黑山至东天竺迦摩缕波(今印度下阿萨姆，位于布拉马普特拉河中下游)千六百里。又西南至中天竺国东境恒河南岸朱温罗国(今印度比哈尔邦境内)四百里。又西至摩羯陀国(今印度比哈尔邦拉杰马哈尔)六百里”。[5]由此可见，早在西晋末期，贵州西部已有中国南方西行求法的高僧通过，故贵州受佛教的影响当始于西晋末期。
　　（二）黔北黔东受中原西蜀佛教影响
东晋时代，贵州北部地区受到四川佛教的影响。四川佛教寺庙之兴建始于东汉末年，至两晋时期呈兴盛气象，成都的圣寿寺、金沙寺、多宝寺、石犀寺，大足的西禅寺、东禅寺，蓬州的石佛寺，奉节的光孝寺，峨眉山的白水寺、黑水寺、中峰寺等均始建于此时期。[6]至今重庆酉阳县万木乡城子头镇仍存有一座晋代古寺，寺名永和，始建于东晋永和八年(352年)，寺被条石古砖砌就的钳青墙所围，占地约有千余平方米。寺位于乌江北岸，距今贵州边境不过数里，距今贵州沿河县城北仅30里，一水之隔。且酉阳与沿河两地早在汉武帝置涪陵县时，都同属于涪陵县地。当时之涪陵县，大体上包括了今重庆的彭水、武隆、黔江、酉阳西部及贵州的沿河、道真、思南等地。三国蜀汉刘备于此设涪陵郡。酉阳西部属涪陵郡，东部属武陵郡。西晋因之，领五县：汉复(为郡治，今贵州沿河县后坪)、涪陵(今重庆彭水县城)、汉平、汉葭、万宁(今贵州德江、务川、印江地)。至东晋永和三年(347年)，桓温平蜀之后，始将郡治迁至枳县(今重庆涪陵市小田溪)。今酉阳县西包括永和寺所在地在东晋时代即属于汉复县。[7]由此可见，永和寺所在地既然在晋代与今贵州沿河县同属于汉复县地，永和寺佛教影响贵州沿河地区乃为意中事。
　　此外，东晋时期，中原佛教还浸润到民间宗教中，并通过民间宗教的形式影响到贵州东部地区。据今编《岑巩县志》载：“东晋元帝建武四年(321年)，郡人周法兵至江西玄武威灵学武朝佛，传入‘喜傩神’，以道、佛、儒三教混合进行活动。”[8]所谓“喜傩神”是古代黔东侗族先民为祈福禳灾酬神勾愿的傩愿脚(巫教)之一。据古思州(今岑巩)祖传抄本《师门会兵科》、《道门犍性科》、《起点九州科》等古籍记载，思州侗族的“喜傩神”产生于东汉末，“永寿元年，鬼神撩乱，太上老君给赐神傩”，“给赐神杖”，“给赐弟子”[9]。永寿元年，即东汉桓帝乙未年(155年)。其时佛教传入中土已近百年，“桓帝好音乐，善琴笙，饰芳林而考(作)濯龙之宫，设华盖以祠浮图、老子，斯将所谓听于神乎！”。[10]可见当时桓帝在濯龙宫中已合祀浮图(屠)和老子，说明当时中土社会把佛教和祈愿长生不老的黄老信仰同等看待，把佛陀当作有禳灾招福、长生不老之灵力的神来信仰，而当时来中土传法的西域沙门亦被人视为扮演巫祝角色的修仙者而受到尊敬。受此种风气影响，产生于此时的民间宗教常常佛道儒巫混杂，“喜傩神”便是其中之一种。当时就连安息(今伊朗、伊拉克一带)的高僧安世高，避乱吴地，振锡江南时，也要为江西庐山的湖神奉牲请福，为适应这种风气，不得不把中土的精灵崇拜与佛教教义结合起来。[11]晋代，此种风气更为流行，汤用彤先生曾明确指出：“自汉通西域佛教入华以来，其始持精灵报应之说，行斋戒祠祀之方，依傍方术之势，以渐深入民间。……晋世……奉佛以求福祥，民间当更流行。”[12]东晋初，黔人周法兵(286—367)到“江西玄武威灵学武朝佛”，引入“喜傩神”，当为其时民间这种流行风气的产物。[13]据清光绪年间抄本《思州历代名师录》记述：“喜佛神”创立于东晋初年，在众多的古思州傩愿脚中，它是最早创立的一个。直到近代，这种“喜傩神”活动，始终都只在思州侗族周氏家族中举行和传承，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它以祭为主，杂以歌、乐、舞、戏。祭祀的对象主要是傩神爷、供神娘，同时供奉道教、佛教诸神及名不见经传的地域神祇，如马元帅、道德天尊、元始天尊、灵宝天尊、陈公和尚、南山圣母、二佛仙家、九州和尚、沙罗波和尚、阿弥陀佛、释迦牟尼、观音菩萨、弥勒尊佛等。[14]这说明佛教在晋代已影响和浸润到“喜傩神”这种民间宗教活动中，并通过“喜傩神”这种民间宗教活动影响到黔东地区。然而由于当时佛教还只是依傍于“喜傩神”这种民间宗教进入贵州的，尚无独立的系统和道场，故还不能视为佛教已正式传入贵州。佛教正式传入贵州并在贵州兴起当在唐代。 
                                                                                   第一页 第二页 第三页 第四页 第五页 第六页 第七页


--------------------------------------------------------------------------------

[1] 参见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第269-270页，中华书局1983年版。

[2] 参见王邦维《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校注》，第105页，中华书局1988年版。
[3] 参见沈福伟《中西文化交流史》，第50-51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处版。

[4] 任乃强《华阳国志校补图注》，第261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
[5]《新唐书·地理志》。
[6] 参见段玉明《西南寺庙文化》，第45-47页，云南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
[7] 参见涂家琛《酉阳建置沿革考辨》，载《民族论丛》第八辑，四川省民族研究所1990年12月编印。
[8]《岑巩县志》，第924页，贵州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9] 参见黄透松、晏晓明《思州的“喜傩神”》，载《贵州文史丛刊》1991年3期。
[10]《后汉书》卷7《孝桓帝纪》。
[11] 参见任继愈主编《中国佛教史》第1卷，第166-167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
[12] 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第134页，中华书局1983年版。
[13] 参见晏晓明等《思州傩戏源流、戏种流布及活动方式》，载《苗侗文坛》1991年第1期。
[14]《喜傩神》，黔东南文艺研究所1993年编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