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民初，中国社会转型的显著特点之一就是新式军队的出现。中国传统社会中，一直是士农工商的等级结构，与各阶层而言，军人作为一种特殊群体另立于社会的一端，尤其武举选才制度使之与社会各阶层的关系相对隔膜，只以其军事职能才与社会相关联。而就其军事职能而言，晚清时，无论是绿营军，或是后起的勇营，在与外国坚船利炮的军事较量中日益暴露出落后和无能，更显示出军事职能的蜕化和腐化。他与正在发展中的近代社会需求日渐疏离，这是一个正在被现代社会抛弃的群体。因此，晚清时，随着八旗和绿营的衰落，一个区别于八旗和绿营的新的、融入社会生活的新生军事力量——新军正在崛起。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秋，清廷下诏行“常备续备”军制。于是，在清末的军事系统中，出现了与旧式绿营军及勇营制不同的军事成份：清朝演练的新军。新军是在国家民族危机时寻求军事现代化的大背景下发展起来的，它与旧式军队的不同之处正是它有现代性的内涵：一方面采用西方军制编制和操练陆军，改革了旧绿营编制而成的“军兴调遣，而将帅莫知营制”[①]的弊端。另一方面改募为征的征兵法，推行常备续备军，于土著中征招。对于中国社会而言，伴随着新军的兴起，一个与本地区社会生活有着密切关系的阶层——军人阶层也在变革的社会中形成。更重要的是，与自湘军兴起以后中国军事变化而言，新军与旧式军队更明显的差异是新军的成份，新军由于有士大夫阶层的参与和社会各阶层人士的进入，尤其是知识分子的加入，军人群体因而与社会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有了广泛的联系。自进入民国以后，中国出现了一个时期内的军阀混战，军人作为一个社会阶层有了急剧的发展，军人团体与社会的方方面面的联系更为紧密，军人阶层对中国社会历史的影响更为剧烈，这一现象成为中国社会走向现代化的特殊格局；作为中国现代化的一个区域，贵州也自不能例外。
一 军官阶层形成的几个途径
贵州新式军事阶层的产生，一方面是建立起了一支与旧式军队不同特性的部队。1901年，贵州巡抚邓华熙以贵州防军和威远营为基础，着手演练新军。至1905年，组建为三个营，每营500人，共1500人，作为常备军。是为贵州新军之始。1906年，岑春蓂任贵州巡抚后，发现贵州新军“一切教练都于定章不合。于是就原有练军分别裁汰改编，一面酌量征募，归并训练”，得1787人，编制为一标，定名为贵州常备步兵第一标。在对原有常备军加以整顿后，又编练炮兵一队一百余人，由管带董福开率领；抚院卫队一营，共五百人，人枪俱精足，由管带彭尔馄率领。又以东西路练军及揖捕营编练为续备军。分东、南、西、北、中五路，每路四营，每营二百四十人，由各路统领率领，另有绿营号十二营，共5700人。”[②]新军这一定制直到贵州辛亥革命前夕，大至如此。新军的建立虽然仍旧是为巩固清王朝的统治服务的，但它必定在军事思想上和军队建设上有自己的特性，对贵州社会产生了积极影响：是贵州现代化经历的第一次感受。由于新军的招募“兵员注重士著，……准授生监例……于差役豁免，于诉讼则谴排，社会荣之。尤要者，当时经济生活，一般水准低下，每兵月响银四两五钱，视自由职业之收入，亦无逊色。”[③]故当时贵州社会各界人士勇跃入新军者甚众。组建新军在贵州所形成的这种局面应视为贵州现代社会阶层兴起的要素之一。
但是贵州新军无论在质还是在量诸方面，与其它各省相比较，其发展是较为缓慢的，因此后人对其评价并不高，认为“仓猝成军，新旧混杂，游惰充数，虽称陆军，徒袭其名而已。”[④]贵州军队作为中国社会的一支有生力量而为世人所瞩目，则是在民初中国政局变革之时才显现出来。由于这个缘故，清末贵州新军在整体上还不足以成为一个社会阶层，因为就其对社会的影响而言，完全是由这支军队的军官阶层所发挥。因而，清末贵州军人阶层的兴起，应主要是指军官阶层的出现。
贵州军官阶层的兴起有几个途径。一是由旧式绿营军队中长期行伍者转化而来。新军是由旧式军队改编而组成，因此，旧式军队中的许多军官也随之摇身一变，而成为新军军官。不仅清末如此，就是辛亥革命后，这些人中的许多人仍然继续在黔军中出任军职。如胡锦堂、和继圣，他们原是旧巡防军军官，在组建贵州新军时，转而成为新军军官。此后贵州光复时．他们又因为维持社会秩序颇有成绩，于是被各方人士拥他二人带原有部队来维持地方。民国时期贵州黔军组建时，又演变为黔军军官。再如黔军重要人物刘显世，原是兴义县靖边营的管带，巡抚沈瑜庆鉴于武昌起义，贵州局势不稳，电告刘显世率兵入卫贵阳，刘显世于是率两队共400人，分别由队长王文华、袁祖铭指挥人驻贵阳。当贵州和平光复后，刘氏军队经由王文华的扩充改编，编为黔军第一团，成为黔军的最早班底，而王文华、袁祖铭则成为黔军之父，其亲信党羽分别充任各级军官，造就出日后控制黔军的兴义军官集团。
一是新军成立时自然形成的军官团体。贵州新军中的军官阶层的产生，主要是这一形式。这一形式也有两个途径，最早的是由外省调入贵州的军官。这一过程持续多年，虽然到1906年后，贵州武备学堂已有两期学生毕业，但新军“以浙江袁保义为标统，其营带、队官、排富，鄂籍占十之八九。贵州武备学校两期毕业生，皆不见录用。”[⑤]1905年调署贵州巡抚的岑春蓂，原为湖北接察使。张之洞在湖北推行新政时，他曾办理两湖督练公所。赴贵州时，便拨“熟悉操练法兵官开目数十名，随带来黔”[[⑥]这些人中有湖北常备军第二镇步兵左协三旗营管带袁义保，入贵州后为新军第一标标统；守备张进禄，入贵州后为第一营管带；湖北并将学堂毕业生林泽汉，入贵州后为第二营管带。另外如队官赵德全等以下其余督队官、队官、排长等者，皆以湖北带来的兵官弁目派充。1906年贵州陆军小学堂监督赵均胜，也是由湖北调来的系张之洞所办的江南陆军学堂优等毕业生。庞鸿书接任贵州巡抚时，从湖南自带200多名军人组成抚署卫队，离任时由新任沈毓筠接收，自是“队长以下，皆湘人。”[⑦]于是新军中形成了一个阶层，“而鄂籍军官，私结回作，蓝金虱其间，常以小组织利益于德全……”[⑧]该阶层在贵州的初步形成时期。之后，则是从贵州设立的军官学校培养出来的，是这类军官团体产生的第二种形式。1901年，贵州也开办了武备学堂。1905年以后改称陆军小学堂。贵州武备学堂或日后的陆军小学堂共有多少学生？可从清廷颁布的《陆军小学堂章程》规定中得出。该章程规定：“贵州……于巡抚驻地，设立陆军小学堂一所，……学堂生员均定额二百一十名”，“全堂学生均分三年收足”，“定额二百一十名者，每年限收七十名”[⑨]到辛亥革命爆发时，从该校中已有四期毕业生，他们毕业后大多进入军队。当作为一个阶层，军官队伍的不断壮大，就形成了外来的他们多为军官阶层的上层。这是清末贵州军官阶层形成的主要方式。而1911年3月陆军小学第三期毕业生则出校的军校生，其中有四十余人至武汉，随即考入设于武昌城外南湖的陆军第三中学，辛亥革命爆发后或进入军队领兵，或进入保定和进入稍后组建的黄埔军校，他们则只能划归民初时期的军官阶层了。
军官阶层在贵州的急速扩张，是辛亥革命后。由于新军在贵州辛亥革命的发动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于是出现了这样的情况：参加革命的新军人员邀功请赏，而“陆军小学学生，则要求军政府发给各人副军校执照”，[⑩]贵州都督扬荩诚、副都督赵德全为之不得不抚慰，于是成立了军官团，凡士兵都升为官长，承认他们按月照官长支取薪金。“于是军官突然增加了数百名。”[11]另外，贵州辛亥革命后，为保卫革命果实，贵州大汉军政府“一举而增兵7千人。”[12]由原新军陆军的一标骤然扩充为四标，从中也产生了大批军官。民国初期有名的黔军及黔军军官阶层就是这一时期的产物。
总之，贵州军官团体的产生，最先出现于新军创始，最终形成是在辛亥革命后的黔军组建。从时间上看，第一种为新军在贵州出现时始有；第二种为贵阳陆军小学前四期学员；第三则是复合方式，有从军队中耀升的，也有从贵州自办的军校中出来的，也有如保定军校、黄埔军校毕业的。
二 催生贵州新军人阶层产生的社会因素
在贵州，催生贵州近代军官阶层的社会因素中，起重要作用的当是教育这个因素。自清末以来，新式军队的出现使贵州社会又具有新的成分并与其他新的社会阶层结合，因此使传统社会逐渐进入近代社会。1900年起，贵州先后建立了各类学堂，众多学子在此初步接受了西方科学与文化教育。由于是不同于以往的社会军事组织，许多人不愿进入新军，新军只能开列优裕的条件吸引社会各阶层人士。于是许多底层出身的近代知识分子有的进入新军，由于他们具有一定的文化知识，很快便成长为军队中的军事指挥人员。如周西成（1893－1929年）、毛光翔（1893－1968年）和王家烈（189-1947年），他们在进入军队之前，先后就读于桐梓明德学堂，接受“新学”，周西成还有一段私塾先生的经历。在宣统三年（ 1911年）贵州新军整编时他们才入军队，此时辛亥革命爆发，新军反正，他们也因有文化知识而被提拔为中士班长。正是教育背景创造了贵州军队中的军官阶层。
教育因素的另一种形式就是新式军事教育。较前一种形式而言，军官阶层的产生更多的则是知识分子纷纷进入武备学 堂和陆军小学堂后成为军官。辛亥革命后出任贵州大汉军政府的都督扬荩诚，其早年在家乡读塾馆，成年后又以教书为业。 1899年到贵阳后，不久就考入贵州武备学堂第一期，以成绩第一而毕业。 1905年毕业后被选送日本，进日本士官学校第7期。 1910年回贵州，任贵州新军第一标教练宫、陆军小学总办等职。钟昌柞从日本归乡后即进入武备学堂；刘辛园、席正铬、阎崇阶、邓汉先、王乾、关承之（祖荫）、柳耀初、朱东亮等等，都是从学堂再转入到武备学堂中的。知识分子中许多人虽然没有军校的经历也有成为新军的教官的。黄泽林就到新军中担任书记宫。大量的近代知识分子渗入新军，在社会上形成了一个新的社会阶层，这些人中的佼佼者如王文华、袁祖铭、何应钦和谷正伦等一代人，进入新形成的军政阶层后，由他们所组成的黔军，在贵州的社会变革中的影响，是其他阶层都不曾做到的。因此，新形成的这一个社会阶层在贵州的社会变革中，起到了其余阶层取代不了的巨大的作用。
三 新军官阶层的特点
清末贵州军官阶层的兴起，从初期游离于新旧政治时局变革之间到逐渐涉入贵州政治，以至到后来支配贵州政治的发展方向，这一切都有与军官阶层形成的历史时期所赋予的特征相关。这些特征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是在贵州传播新学和革命思想的阵地之一。由于贵州最初的军官阶层，原来大都是从湖北和湖南来贵州的，这些人由于在湖北和湖南受到维新思潮的影响，他们在贵州的所作所为势必将新思想新知识撒播于贵州。如陆军小学监督赵南山，就“颇能以新学诱掖后进，学生受其熏陶，亦多具爱国热情。”[13]虽然他们在起初对贵州政治的影响还不是很大，但他们观念上与固步自封的旧式军官有了显著的区别，其中的许多人与革命进步思想一拍即合，一些人成为贵州自治党成员，如陆小教官廖谦（子鸣），陆小助教江德润（务滋）均是自治党党员；而且还成为革命思想在新军中的转播者。廖谦和江德润（各滋）就负责运动联络陆小的工作，陆军小学还组织成立了激进革命社团《历史研究会》；自治党的谭景周也与湘籍关系或亲直关系，在抚院卫队中灌输革命思想；新军中许多革命分子积极配合与黄泽霖、周凤文、王炳奎、张泽锦等运动新军。军官团体的部分革命化是清未贵州现代化进程中一个鲜明的特征。
但是，贵州军官阶层的革命性是相对的，尤其是高层人物中的许多人都有一种政治上的非新非旧的色彩。如黔军的直接班底原是兴义地方武装，源出兴义下五屯刘氏家族。以至“刘宫德兄弟最盛时，所部至五千多人。[14]刘氏家族不光建立了一支地方武装，而且还在新政时期趋赶时髦，有开地方风气之举，如刘官礼聘请贵阳具有新思想的知识分子雷廷珍、蔡岳、姚华到兴义传授新知识，“并酌予津贴，与其二子显世、显治游，……饰新政，如学校、地方自治等，皆首先仿办。”[15]但他们身上顽固的封建积习使他们在现代社会进程中迈不开与封建政治决裂的步子，而难以从旧思想中彻底解放出来，以至于当先进分子在贵阳发动辛亥革命义举之时，刘显世竟然率队前往贵阳弹压，只是由于王文华的努力，才将他推上了贵州革命后的政治舞台，最后还是扮演了剿杀大汉军政府的反动角色。另外，即使新近涌现的青年军官，其中也不乏思想不成熟者。如毕业于保定陆军速成学堂第一期、后曾到日本留学，1910年回省后任贵州陆军小学堂军事教官的阮俊斋，只是因为梁启超的妻子是其姑母，他在日本时梁启超又曾送其一本《欧洲十一国游记》，从而接近新思想。但“到陆军小学任事以后，地位和薪水日渐增高，只喜欢玩耍享乐，打牌、吃酒、唱坐戏；对学堂的事，只是敷衍，对国内大事漠不关心。一心只想做封建官僚。”[16]
第二，军官阶层与政治家阶层密切结合。由于军官阶层在贵州辛亥革命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也因为民初全国及贵州政局的混乱，军官阶层由于拥兵自重，于是地方政局的稳定、地方的政治建设多依靠军事力量的支持，由是军官阶层在民初地方政治发展中是一种不可缺少的因素；而且在贵州，自滇军祸黔以后，地方政治就完全仰军人鼻息而生存。于是出现了贵州军阀治省的政治格局。政治发展仅凭军事知识是难以胜任的，相对于近代贵州政治家而言，贵州新式军官阶层出现的时间不长，政治阅历相对较少，势必在政治上依赖于政治家的帮助。贵州军官阶层由于受教育的不同，决定其文化水平的差异。从受教育的方式上看，即使是军事教育，也是有差距的，至民初时，军官阶层所受教育可分为以下几类，陆军小学堂、陆军中学堂，只有少数人留学日本陆军军官学校。第一类多是贵州武备学堂或陆军小学毕业，第二类大多也是由贵州陆军小学毕业后考入武昌陆军三中者。再从普通教育方面看，虽有从现代学校转入新军者，但也有两种情况，有较高学历者，也有小学程度者。前者如后来成为黔军之父的王文华，就毕业于相当于大学的贵州优级师范选科，后者如经营贵州独立王国的军阀周西成，1910年征兵入伍时高小犹未毕业，后来只在讲武学校有过短期训练。由于军官阶层尤其是高级领导阶层在知识上的缺陷，驱使他们在政治上与知识分子或政治家阶层结合。于是，他们与知识分子出身的政治人才密切联系，成为清末，尤其是民初军官阶层的显著特征。如贵州辛亥革命后初期曾统治贵州的军人刘显世和戴戡，政治上就完全依靠知识子出身的政治人才，如“熊范舆在显世左右，号智？，政治策略，皆由其决定。戴戡虽作政治活动，而无社会基础，惟依王文华、熊范舆为亲友”。[17]再如早期黔军中地位仅次于王文华的重要将领袁祖铭，就时常处于因知识的缺陷难以领会现代文化而拒绝新思想的顽固状态和于政治的需要而极力掩饰自己文化水平底下的尴尬局面：“虽为大帅，素不喜近新闻杂志，他怕人家批评他不学无术，就拼命读《四书》中的《大学》，并且自加注解”。[18]因而他在文治方面就不得不依靠政治人才的帮助。在袁祖铭身边就前后聚集起了贵州民初政治上的头面人物，如有原自治系的周素国、平刚、李小谷、唐灵枢等，又有原宪政预备会的任志清、陈幼苏、何季刚等，以及与宪政预备会比较接近的张彭年等，“他们均曾入其幕中，各有赞划，或代其奔走各方。”[19]如袁祖铭在“定黔军”组织初期，张彭年就为其赞助甚多；至于其在黔及后来响应孙中山北伐在湖南征战活动时期，政治上起作用的有陈幼苏等，如陈幼苏就曾教袁祖铭在政治上也要以赌博的要领“冷”、“忍”、“狠”三字为治理方略；但“袁终属军人本色，不能够尽其‘妙用’”。再如黔军中的第二代领袖周西成，最初在黔军中经营自己势力时，大多依靠知识分子出身的政治人才为其谋断，如最先为其服务的熊逸滨是1898年秀才，后从贵州省立政法学堂毕业。在周西成统治贵州期间，政治上的左右手是当时闻名遐迩的所谓“三杨开泰”，就是知识出身从事政治活动的人才。
第三：血缘和亲谊成为自身组织和与社会联系的纽带。姻亲关系是近代贵州政治发展的一个重要持征，尤其是在军队方面更为突出，它结成的关系也错综复杂：它即是维系军队将领与将领间关系的要素，也担负了军队将领与政治阶层间关系的纽带。从兴义系组织自身来看，第一代领军人物刘显世就是以血缘和亲谊关系而织成了一个影响贵州军政的谱系：兴义系的第二代军政要员如王文华、王伯群本身是兄弟，又都是刘显世的外甥，何应钦因为娶王文华妹为妻而加入到这一集团内，由此构成了兴义军政力量的中枢。不久，为筹将势力扩展到贵州政治的心脏地贵阳，刘显世又与在贵州新政治时活跃于政治舞台上的实力人物如唐尔镛建立亲家关系。最后造成了贵州辛亥革命后出现家族掌权的现象：“一二贵族，把持益坚。唐、刘、华（延厘）、熊，以婚姻之故，互相提，久握地方牛耳。”[20]
王文华死后，统帅黔军的首领袁祖铭，在军队建设和指挥方面，也是借助血缘和亲谊关系控制军队。早期与他极为亲密的王天培和彭汉章，后来也都升至军长，成为了他治军的左右膀。为加强自己的绝对控制，袁祖铭又提拔他最为亲信的表弟何厚光，从湖北购进枪械六千余支，交由何厚光另外新组建陆军成一军，从此形成三军鼎足，不仅维护了袁祖铭势力，并一天比一天雄厚，终能战胜强敌，最后成为取代刘显世而为贵州最高统治的力量。贵州军阀的另一谱系桐梓系也莫不如此；周西成就是依靠编织一张血亲网而蒂缔造了桐梓军阀的谱系。早期他为了巩固与袁祖铭的关系，将自己的女儿国莲许配给袁祖铭的儿子，得以进入袁祖铭的核心圈子，最后取代彭汉章而统治贵州；在经营桐梓系军阀体系中，周西成政治上的心腹熊逸滨即是他的姑爷，周西成还亲自拟定了自己和桐梓系军阀的接班人秩序：“兹预为指定：应按群、绍、佩、用大序，执行领袖任务。”这里所指的“群”，即是毛光翔；“绍”指的是王家烈；“佩”则是江国蕃；“用”为犹国材，[21]这些人中，毛光翔本是周西成之表弟，后又娶周西成胞妹为妻，追随十余年，不离左右。而在其军队中，师、旅等高级军官也多有亲谊，如侯之担是周西成堂舅兄，与毛也有烟亲关系；周西成在任川南边防军时，其两个旅长全皆是其亲族。当王家烈以25军的势力执掌黔政时，任命姨表弟何知重为25军第一师师长，兼湘黔边区司令；王家烈在铜仁娶万淑芬为妻，从此其军政人员中万氏家族崛起，黔军自此进入到所谓“二同派”时期。
四 新军人阶层对贵州社会变革的影响
贵州军人阶层与贵州现代化的关系，在于它对贵州社会变革的影响。新军作为近代社会中的一个新因素在中国近代社会革命中的作用，是众所周知的。在贵州近代革命史上，他不仅是辛亥革命的重要力量，从新军中诞生的军人领袖，还深刻地影响了贵州民初以来的现代化的命运，它甚至支配了贵州现代化发展的进程。
第一，在贵州清末民初的近代革命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如前所述，军官阶层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他们成为了贵州新旧思想转化中成长起来的具有新思想的阶层，并且革命思想在其中有较大的影响力。在辛亥革命爆发前几年，军官中就有人接受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同盟会出版的《民报》的宣传，许多人都如刘莘园所言：“在思想上起了很大变化，不再想做清朝的‘武官’或‘忠臣’，而倾向于孙中山的革命运动了。”[22]并在实际工作中作革命的准备，如利用帮会进行革命活动。据阎崇阶回忆，其原在贵州陆军小学第一期读书，因在校中酝酿革命，1907年春被贵州巡抚庞鸿书开除。他回到修文县后，与小菁乡青年秀才王朝栋、何国栋等宣传革命思想，邀约全县的袍哥参与。[23]新军中的书记官蓝鑫、司书生艾树池、马繁素、正日杨树清、见习饶承厚等也在新军中鼓吹革命。陆军小学派教官廖谦、都统龙俊、助教江德润，学生肖规、史之培、程毅、赵龙骤、胡仁、毛以宽、莫叔莹、罗寅罚、饶毅等人，都在积极为推翻清王朝对贵州的统治做准备。由于他们在军队中的积极工作，瓦解了清军的战斗力，以至在11月4日革命时，封建反动势力因此丧失了负隅顽抗的能力，致使贵州“继湘滇之后而响应武汉，不戮一人，不折一矢，匕彘不惊，而成此空前的盛业。”[24]是军人阶层相对的现代化特征造就了贵州辛亥革命和平解决的局面。
同时，军事领导层的革命化促进了贵州在民初的全国政治运动中走在时代前列。贵州不仅成为辛亥革命时全国第六个宣布独立的省区，即使在之后的革命动力中，由于贵州军官阶层的直接推动，贵州也都走在了全国的前列。黔军中的新派将领王文华等，不惜以兵谏的方式，促动贵州都督刘显世呼应云南发动“二次革命”，并亲自率军东进湖南，击溃北洋重兵，为贵州在近代革命中再次划出鲜亮的一笔。之后在反对北洋军阀的国民革命中，黔军将士又都能积极开赴前线，袁祖铭、王天培、彭汉章都是威震三军的英雄。
第二，军官阶层的现代化状况规定了贵州现代化的命运。贵州新式军官阶层兴起的历史根源打上了他们在贵州现代化中的浓重色彩，即激进与保守共存。从前面的分析我们已经指出：贵州新式军官阶层的出现是清廷新政的产物，而非贵州社会变革的自觉产物，因而在辛亥革命时，新军干部形成三种态势，以外来为主的新军高级军官群体、本土的军校学生及本上的地方练军军官群体。起初的新军及军事教官，多为外乡人士，因此军队的现代进步思想是随他们带来的。它在贵州的立足，其前提是与贵州社会需要的契合，由此共同培植起贵州近代社会的根基，才能触及全省的社会变革。但是在贵州辛亥革命时，在军官阶层出现如下现象，外籍军官被排斥在贵州政治生活之外。而本土军官阶层中，具有现代思想的现代军官阶层尚未形成群体态势，他们或在陆军第三中学深造，或只是在军队中出任下级官职。而贵州军队中本土军官形成群体的却是各地的练军，尤其以原兴义县靖边营的管带刘显世为中心的群体最为典型，以至于本土军官中也出现了自己的特征：以贵州陆军小学生为主体的军官，思想激进却人数少，力量弱；本土地方练军军官群体成为了政治活动的主体，但思想保守。军官阶层呈现出的这三种情形，对贵州辛亥革命的结果有重大影响。一是以自治派为中心的大汉军政府政权榜落。由于大汉军政府执行排斥外藉军官的政策，而以军校为主体的新的军官阶层尚不成熟，至使刘显世在政治上依靠预备立宪派，运用军队发动了“二·二政变”，轻而易举的颠覆了辛亥革命后自治派掌握的政权。所谓成也军队，败也军队！这一点后来一些自治派成员会集北京总结革命初期失败的历史时，都深刻地认识到此：“其年八月，张百麟谒见黎元洪，叶占标、蓝麦等来见，追论往事，深悔陆军不能支持政党之主张，以致为人所乘。然而晚矣。”[25]“二·二政变”使辛亥革命后贵州现代化的进程发生了力量的转化，推进现代化进程的领导力量由激进的政治家阶层转至保守的军官阶层手中。
推进现代化进程的领导力量由激进的政治家阶层转至保守的军官阶层手中，对贵州现代化的结果，一是贵州军事阶层的过分膨胀，造成军政强于民政的政治生活。省中存在着几派力量，宪政派没有兵力，对自治派当然是不放心的，就依附在刘、胡、和三人的肘腋之下，同自治派在军事上形成对立。因此双方都积极图谋扩充实力。自治派带兵的多不是军人，便广招游民，组织哥老会。而宪政派又“见自治派人力日渐加多，窃窃自危，也就跟着开公口，以陈钟岳（松南），为正龙头，陈廷务为副龙头，组织斌汉公，与自治派对抗。[26]此后，贵州政治生活除个别时间外，出现了政治首脑完全由军人充任的局面。
二是地方军阀偏据一方，形成了贵州和平而缓慢发展的20年畸形现代化局面。以刘显世等非新非旧的军事阶层必然在新的社会发展趋势下发生分化：一方面，新生力量较他们多走了一步，成为新的一个社会阶层。这股力量虽然弱小，却成为社会创新的主力。如王文华，虽然出自兴义的刘氏集团，但与之保守的政治思想又所不同，当刘宫礼延请绥阳雷廷珍、姚华、蔡岳等到下五屯讲学时，“文华年十，外以年辈相惟服，内弗善诸人所为也。”后往贵阳公立中学校住读，与思想激进的张铭多有接触，后于优级师范选科毕业，“因两粤商贾，辗转策名于旧金山同盟会支部。创体育学会、阴结窦居仁、何应瑞，知欲创造新环境，决非依赖拼凑，可以集事。谒孙中山……欲有所策动。”[27]他在贵州辛亥革命后为推进革命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另一方面，由于旧习俗的惯性所至，一些集团便受其制约而裹足不前，如刘氏集团；但他们却是当时贵州的主体社会，形成了当时社会的主流。实反映出贵州近代社会的实际状况。新的统治者在政治上的性质诚如贵州辛亥革命的功臣周素圆后来所言：“刘显世起家巡防，濡染既深，已不能接受新军事知识，其从兄显潜等，顽固益出显世下。然欲造成一姓世袭，如播州杨氏、水西安氏之所为。”[28]刘显世在辛亥革命并非主动，而是因为革命前贵州巡抚沈瑜庆鉴于武昌起义，贵州局势不稳，电告他率兵入卫贵阳，才撞进革命浪潮中的。他们是革命进程中的保守政治势力。由此导致了兴义系、遵义桐梓系，它们概是贵州政治近代化的推动力量，也是阻碍力量。所谓推动，是指他们在统治时期，在全国性的现代化大潮下，为巩固自己的统治，不得不在时代的趋使下，采取现代的政治经济方式，对社会做虽不全面但却有实效的改造；所谓阻碍，是指由于军阀自身的文化素质的缺陷，政治眼光的短饨，政治利益的狭隘，尽管未能将贵州的政治经济现代化过程全面融入到全家现代化全局之中去，却也未能造就出开放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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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王阁运：《湘军志·营制篇》，第十五。
[②] 据《清史稿》兵制三。
[③] 周素园：《贵州陆军史述要》，载《周素园文集》，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71页。
[④] 罗尔纲：《晚清兵制》第二卷，第209页，中华书局1997年版。
[⑤] 莫季云等：《贵州陆军小学学生参加辛亥革命起义的经过》，载《贵州文史资料选辑》第十辑，第94页。
[⑥] 光绪三十二年七月二十日署理贵州巡抚岑春蓂奏稿》、《陆军部档》
[⑦] 谭景周：《？》
[⑧] 姚志龄：《辛亥革命贵州光复目睹记》，台湾《传记文学》第10卷，第一期。
[⑨]《陆军部·军学档》-
[⑩] 周素园：《贵州陆军史述要》），载《周素园文集》，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11] 张彭年：《辛亥以来四十年间贵州政局的演变》），载《贵州文史选辑》）第一辑，第84页。
[12] 周素园：《贵州陆军史述要》，载《周素园文集》，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73页
[13] 谭景周《》
[14] 见罗文彬：《平黔纪略》，贵州人民出版社。
[15] 周素园：《贵州陆军史述要》，载《周素园文集》，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批384页。
[16] 阮俊斋：《贵州辛亥革命前后的几点回顾》，载《贵州文史资料选辑》第一期，第108、110页。
[17] 周素园：《贵州陆军史述要》，载《周素园文集》，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81页。
[18] 丁宜中：《我所亲见的袁祖铬和定黔军》，《贵州文史资料选辑》，第一辑，第142页。
[19] 据丁宜中回忆：“我就是在一九二二年‘定黔’那一年的冬天被邀由湘回黔任省长公署秘书长的，笔墨的事，多由我办。他宣布的施政方针，就是由我代为起草的，似乎是‘包罗万象’”。《贵州文史资料选辑》，第一辑，第142页。
[20] 钟玉山：《滇黔道中手扎》，《贵州文史资料选辑》，第一辑，第56页。
[21] 他们的字分别为、群腐、绍武、佩与和用依。
[22] 刘莘园：《辛亥革命时期陆军小学的一些活动》，《辛亥革命回忆录》（三），第
[23] 阎崇阶：《贵州陆军小学辛亥革命活动回忆》，《贵州文史资料选辑》。
[24] 谭邦屏：《贵州辛亥起义略》，省博物馆藏
[25] 周素园：《贵州陆军史述要》。
[26] 张彭年：《辛亥以来四十年间贵州政局的演变》，载《贵州文史资料选辑》第一辑，第84页。
[27] 周素园：《贵州陆军史述要》，载《贵州文史资料选辑》第一辑， PI4．20。
[28]平刚：《王文华》，载《贵州文史资料选辑》专集，第96页。
g=EN-US>408页。
[23] 阎崇阶：《贵州陆军小学辛亥革命活动回忆》，《贵州文史资料选辑》。
[24] 谭邦屏：《贵州辛亥起义略》，省博物馆藏
[25] 周素园：《贵州陆军史述要》。
[26] 张彭年：《辛亥以来四十年间贵州政局的演变》，载《贵州文史资料选辑》第一辑，第84页。
[27] 周素园：《贵州陆军史述要》，载《贵州文史资料选辑》第一辑， PI4．20。
[28]平刚：《王文华》，载《贵州文史资料选辑》专集，第9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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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阎崇阶：《贵州陆军小学辛亥革命活动回忆》，《贵州文史资料选辑》。
[24] 谭邦屏：《贵州辛亥起义略》，省博物馆藏
[25] 周素园：《贵州陆军史述要》。
[26] 张彭年：《辛亥以来四十年间贵州政局的演变》，载《贵州文史资料选辑》第一辑，第84页。
[27] 周素园：《贵州陆军史述要》，载《贵州文史资料选辑》第一辑， PI4．20。
[28]平刚：《王文华》，载《贵州文史资料选辑》专集，第96页。
g=EN-US>408页。
[23] 阎崇阶：《贵州陆军小学辛亥革命活动回忆》，《贵州文史资料选辑》。
[24] 谭邦屏：《贵州辛亥起义略》，省博物馆藏
[25] 周素园：《贵州陆军史述要》。
[26] 张彭年：《辛亥以来四十年间贵州政局的演变》，载《贵州文史资料选辑》第一辑，第84页。
[27] 周素园：《贵州陆军史述要》，载《贵州文史资料选辑》第一辑， PI4．20。
[28]平刚：《王文华》，载《贵州文史资料选辑》专集，第96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