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习俗是一种社会现象，也是一种文化现象，并隐含着许多潜移默化的社会观念、意识。习俗是在长时期中自然而然地形成的，一旦成为习俗就具有难以改变的习惯势力。何况，这种势力是全社会性的。然而，到了近代，由于受到外来文化的巨大冲击，传统的社会习俗渐渐改变，甚至形成了新的习俗，因此，从社会习俗的变革中可以看到时代的变迁，看到新的因素正在增长。
　　（一）、物质文化与生活习俗
　　文化的传播往往从物质开始，它不受政治疆域的限制，不受语言文字的阻隔，可以直接进入生活。在人们求新求好的愿望下，先进的东西很快取代了落后的东西，造成一种新的趋势，广泛影响人们的生活，突破原先的生活模式。生活习俗包括衣、食、住、行、用几个方面，近代贵州变化最大的是头饰、衣着，其次是常用器物，食、住、行也有一定程度的改变。
　　头饰服饰是人们心理的外化形式，人们总是把自己最心爱的东西放在头上、穿在身上，使之“冠冕堂皇”，引人注目。服饰头饰的变化，是社会习俗变化的一个重要指示剂，传达出新的信息。在清代，皇帝身上的龙袍、官员头上的花翎顶戴，都是权力的象征。龙袍象征着至高无上的皇权，只有“孤家寡人”才配穿这样的服装，其他人胆敢穿了龙袍，就得满门抄斩，甚至株连九族。老百姓见了官员自然要下跪，可是，官员见了皇帝，头上的顶戴花翎和身上的马蹄袖朝服，匍匐在地正好象是一匹马.平民的服装一望便知,男子拖着一条大辫子,戴瓜皮小帽,穿长袍马褂;女子穿大裙衣,缠着”三寸金莲”的小脚.不过,有了功名的人可以稍有区别,秀才穿蓝袍以别于布衣,举人可以穿青绸蓝边公服,中了状元可以穿紫袍了.这些服饰,有明显的等级性与封建性,隐含着阶级压迫、民族压迫、歧视妇女的社会意识。
　　清末开始有了突破，新军的着装学外国，戴大圆帽，穿军装、扎绑腿、戴肩章，穿皮鞋，一改旧时八旗、绿营的装束。一些最先接触外国的时髦人物，拖着辫子穿洋服，手上还拿着一根“文明棍”，人们叫他们做“假洋鬼子”。辛亥革命的一大变革，就是剪去辫子，它标志着人们不再是清王朝治下的臣民，颇具革命意识和民族意识。妇女的解放从脚上开始，“不缠足”运动兴起，提倡“天足”，意味着妇女冲破封建牢笼，同男子一样走出家门，走向社会。以日本陆军士官服为底样改进而成的“中山服”，在民国年间很快成为男子常见的着装,竟至成为“礼服”和“国服”，而穿长袍马褂戴瓜皮小帽的人被视为“遗老”、“遗少”。女性服装，一改旧时宽大直桶式满装，依照人体曲线美加以剪裁，演变成一种时髦的旗袍。学生往往是引领时装潮流的先锋，穿起无翻领有衣袋的学生装特别有精神，还加一条围巾。“五四”前后的女学生，上穿中式短袄，下穿裙子，脚上穿皮鞋，头上有“流海”，显示出“中西合璧”的式样。到了三、四十年代，西装革履已是见怪不怪，再没有人骂他们是“假洋鬼子”了。新女性穿裙子的多了起来，旗袍成了上流社会女子的着装，烫头发、穿高跟鞋更让人感到新的文化韵味。这一切都标志时代在变革，千年凝固的习俗已经解冻。
　　这种改变从城市开始，近城的农村受到波及，乡里人进城也渐渐随大流，以免被人耻笑为“乡巴佬“。广大农村服装变化不大，不过，大裙衣已不太流行，多半是“短衣帮”，头上还缠着套头。这种影响从汉族传到少数民族，但影响并不显著，往往是“下变上不变，内变外不变”，比如有些男子的着服近似当地汉人，妇女改穿裤子，但头饰、外装基本保持不变，特别是少数民族聚居区，基本保持原貌。杨森统治贵州时，实行大民族主义的“同化政策”，强迫少数民族改变装束，遭到社会各界的反对，少数民族非常反感。
　　家用的器物不知不觉地变了。比如洋钢针、洋棉线，因为它很方便。无论城市、农村都使用它，竟连比较保守的老妇人也喜欢使用。洋瓷碗、玻璃杯、钢精锅之类，美观实用，渐渐走进千家万户。洋纱取代了土纱，洋布、泥绒、毛线、皮鞋等在市场出售也很受人青睐。手提马灯、电筒代替了手提的灯笼和火把，洋火代替了民间的打火石。商店里挂起了打气灯，还有迎风不灭的电石灯。洗漱用具也渐渐改变，使用毛巾、肥皂、香皂、牙刷、牙膏、牙粉，妇女还用花露水、雪花膏、胭脂、口红。从小学生到大学教授，渐渐学会用“自来水笔”和铅笔，还用铅笔刀、橡皮檫，书本也不再是“线装”的了。诸如此类的变化，不一而足。
　　食的方面,中国人的饮食习惯依然延续下来,”南人食米,北人食面”没有多大变化,用筷子的习惯依然保存.但在抗日战争期间,”由于北方人”、“下江人”的到来，饮食交融的情况日益明显。比如当时的贵阳城，既有黔味，也有川味、湘味、广味，还与北方味、江浙味，馒头、包子、烧饼、大饼日渐行销。由于农作物的引进，如洋葱、西红柿、花菜、苹果等蔬果类进入市场。西点进入市场较早的是饼干和面包，以后有了花旗面包和冰淇淋，少数人喝咖啡。农村里的人抽叶子烟，城里人抽丝烟，香烟流行起来，贵州在引进“美烟”之后，卷烟工业迅速发展。西餐当时还不太盛行，只是少数人享受。
　　城市里发生变化是从修公路开始。为了行驶汽车，从贵阳开始“拆城墙，修马路”，于是城墙一座座拆除，城里的牌坊也越来越少，过街楼多不存在，打破了自我封闭的格局。民国初年，一些达官贵人多建一种“中西合璧”的房子，如贵阳的王家烈公馆、毛光翔公馆、袁干臣公馆、遵义的柏章辉公馆、兴义的袁祖铭公馆等，他们都用很厚的砖墙，有楼层、花格窗、大走廊，但都是中国式的屋顶、盖青瓦。贵阳王电伦的公馆是“罗马式”，圆形拱顶，仿照西方建筑。晚期还出现了西洋式别墅，如南明堂的牟龙光公馆，一楼一底的小洋楼，而园林却是中国式的。街面上的商店，流行的是骑楼式房屋，门前有柱子和走廊，如贵阳的中正路（今新华路）、普定街（今黔灵西路）。后来又兴起一种“假洋房”，内部是木结构或砖木结构，外表却用玻璃门窗加一堵墙作装饰，看去像“洋房子”。当时最高的洋房子是贵阳中山西路的贵州银行大楼，有四层楼。不过，这些都只是凤毛麟角，众多的民房还是木结构的三合院、四合院或街房，学校多是由庙宇改建而成的，广大农村的茅草房、土墙房、石板房、吊脚楼及干栏史房屋依然如故。
　　行的方面主要是受公路的影响，汽车多了起来，特别是抗日战争期间，在贵州奔驰的汽车络绎不绝，改变了过去只有人挑马驮的状况，出远门可以坐汽车，而不是坐滑竿、轿子和骑马。贵阳城内还有了人力车、自行车（脚踏车）、载客马车和公共汽车。这一时期人们看见了飞机，也有机会乘坐火车。在观念上，似乎觉得路途正在缩短。电话、报纸、杂志、广播可以知道许多新鲜的事，人们的思想逐渐开阔。但是，广大农村交通、通讯仍然不便，沿用着古老的运输方法。
　　(二)婚丧习俗的改变
　　婚姻制度在清末民初发生了一次历史性的变革。年轻人首先突破包办婚姻的藩篱，倡导自由恋爱、自由婚姻。为了反抗传统的包办婚姻，他们离家出走，这在五四前后成为一种新女性的革命举动。童养媳、指腹为婚，已为一般青年人所不耻。寡妇再嫁已开始解禁，不再像过去那样为了一块贞节牌坊葬送自己的一生幸福。婚俗也有了改变。新郎骑马、新娘坐轿的风俗虽然存在，但有的人已越过了这条古老的界线，开始穿婚纱进教堂。抗日战争期间，流行一种“集团结婚”，在某一个重大节日里，许多对新郎新娘一起结婚，还奏起军乐，摈弃了传统的“一拜天地，二拜高堂，夫妻对拜”的传统礼节。几世同堂的大家庭逐渐解体，代之以一夫一妻的小家庭。这些不仅是形式上的改变，而且是思想观念的改变，蕴含着个性解放、反封建的意识。不过，当时也有若干陋习。在新的土壤上延续下来，比如，纳妾、嫖娼宿妓，说明这些变革在传统观念的影响下，发生了变形。民国年间，政府曾下令改革婚姻制度，规定结婚年龄，禁止“童养媳”、“望郎媳”，不允许强迫婚姻，提倡简化婚礼，以茶点代替盛大的婚宴，虽然有些只是一具空文，但也反映出时代变革不得不顺应时代潮流。禁止嫖娼卖淫，往往是屡禁不止，达官贵人首先违禁。
　　丧葬习俗根深蒂固，民国年间的改变不大，土葬无论在城市或农村都仍然盛行。但随着时代的进步，厚葬的习俗有所改变，例如，陪葬物品减少，安葬时间缩短，迷信成分不如以前之盛。当时提倡“公祭”，一些名人去世，往往采取这种新式的祭奠方法，开启了一种新风。但在广大农村，原有的丧葬形式并末有多大的改变。
　　婚丧嫁娶关系着每一个人的终身大事和死后的归属，特别受到人们的重视，被称为“红白喜事”。婚丧习俗延续了几千年，但到了近代，由于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和冲击，也发生了不同程度的变化，说明封建礼教正在土崩瓦解。特别是婚姻制度的改变，把一代代的青年逐步从封建礼教的束缚中解放出来，这在历史上是一个巨大的进步。
　　（三）、社会礼仪的变化
　　礼俗是人际关系的体现，与社会制度有密切关系，不同的社会制度下有不同的礼俗。如果说生活习俗的变化主要取决于物质文明的话，那么，社会礼俗的变化则由社会意识所引起，是一种深层次的变革。晚清及民国年间是中国社会的转型期，社会发生了急剧变化，礼俗也随之改变，只不过有些礼俗变化十分明显，有的比较隐蔽，但都在不知不觉中起了不同程度的变化。贵州虽然地处偏远，但在整个历史潮流下礼俗也在不断演变。
　　社交礼仪的变化最为明显。清朝把中国的封建专制制度推向了极端，各种社交礼仪都表现出强烈的封建性和等级性，人与人之间“尊卑贵贱”的界线十分森严。大臣见着皇帝，匍伏在地，跪着奏事，即令是军机大臣、皇叔、国舅也要自称“奴才”。三岁的小孩当了皇帝，连白发苍苍的老人也要三呼万岁，被满门抄斩，还要“谢主龙恩“。下属见上司要跪拜，称上司”为大人”，自称“下官”。百姓不但是“皇帝的子民”，而且把地方官称为“父母官”，跪在地上自称“草民”。婚姻强调“门当户对”，“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完全没有自主权。名媒正娶的妻子也自称“妾”，“三妻四妾”的封建礼教，就像法律一样“神圣不可侵犯”。君权、族权、夫权在礼仪上明显表现出来，磕头作揖成了最常见的礼节。
　　辛亥革命后，礼仪上最大的变革就是废除了这些使人失去尊严的封建礼仪。磕头作揖改为鞠躬，表示尊敬而不失自己的人格。见面行握手礼，表示相互友好而且平等。分别时说一声“再见”，使人感到亲切。说话不必再称什么“大人”、“小人”，封建时代的那一套已被人们摈弃。从礼仪上可以看出时代在变迁，社会观念起了很大变化。皇帝、太后、皇后、阿哥、格格之类的称呼随着时代的变革已经无影无踪，代之而起的是总统、主席、委员、部长、省长、专员、县长等。虽然封建权力并不因这些称谓的改变而消失，但毕竟在时代大潮的冲击下不得不采用新的称谓，标志着时代已经不同了。
　　不管怎样说，进入“民国”以后，社会活动显然多了起来。突出的表现之一，是“开会”渐成风气，遇事聚集在一起，由“主席”主持，发言可以争论，还要“举手表决”。“鼓掌”是一种新的礼仪，至少可以表达参会人的态度。突出的表现之二，是“女权运动”兴起，妇女走出家门，可以读书，可以参加社交，可以自由恋爱，可以参加工作，谓之“新女性”。起初实行“男女分校”，可是到了“五四”以后，这种界线逐渐打破，不但男女可以合校，还可以在一起唱歌、跳舞，甚至同台演出。跳“交际舞”成为上流社会的一种时髦，这虽然是受西方文化的影响，但它反映了妇女进入了社交圈子，对以往那种“男女授受不亲”的陈腐观念无疑是一种巨大冲击。民国年间出现了许多政治、社会团体，包括政党、学术团体、同业公会及学生会。妇女会和工会等。虽然由于种种政治限制得不到充分发展，但毕竟和清代有很大不同。
　　传统的节日在近代仍然延续下来，例如春节、清明、端午、中秋、七月半等，但节日气氛有所淡化。少数民族的节日在民国年间大多保持，变化不大。这一时期产生了一些新的节日，如因采用公历而有元旦，纪念民国建立而定十月十日为国庆节（双十节）。在国际影响下，开始有了青年节、儿童节、妇女节、劳动节等。信奉基督教的人也过圣诞节、平安夜。传统的节日集中展现了民族文化的风貌；新的节日标志着时代正在变革。
　　（四）、语言文字的演变
　　语言文字是一种相对稳定的因素，在一般情况下，不会轻易改变。但在近百年来，由于社会的变迁和中外文化交流的扩大以及人口流动增大等因素，语言文字也起了许多变化。
　　新文化运动是一次巨大的变革。在此以前，虽然也有使用白话文，但在官方行文和学术论著中仍然以文言文为主。客观上反映出文人在社会上的一种特殊身份，与民间隔着一道墙。新文化运动提倡白话文，实际上打破了贵族文化和平民文化之间的界限，文人在写作上贴近民间口语，报刊、杂志和图书中大都使用白话文。不过，在改变的初期遭到“国粹派”的阻拦，有许多文章往往是半文半白，但随着时代的发展，白话文终于成了主流。
　　在清末“新政”时期，由于张之洞等人主张就近学习日本，大批留学生到日本留学。辛亥革命时期，孙中山在日本组织同盟会，大批革命志士也在日本活动，因而近代汉语受日本影响很大。日语渊源于汉语，日语中还夹杂着许多汉字，日本人在学习西方的时候，往往借用汉字翻译外国语，并赋予新的含义。因此，通过留学生和革命活动无形之中引入了许多日语词汇，因为它们在字形上与汉字相同，不知不觉的就融入了汉语词汇。比如，“同志”一词就来自日语，而且带有革命的色彩，很快就成为一种流行的称呼。政治术语方面引进较多，如“阶级”、“斗争”、“立场”、“社会”、“方针”、“政策”、“干部”、“动员”、“表决”之类。学术用语有许多也来自日本，如自然科学方面的原子、分子、元素、固体、液体，医学方面的细胞、结核、神精、癌等。日常生活方面的电灯、电话、混凝土、味之素，文学用语方面的如象征、道具、版画、漫笔、主笔、交响乐、出版物、展览、捣毁等。因为字形相同，不用日语读音，而以汉字形式进入汉语，所以，人们不感到陌生，也未意识到它们是外来语。
　　鸦片战争以来，中西文化交流日益扩大，许多希腊语、拉丁语、英语、法语、俄语的词汇也通过直译、意译、半直译半意译等多种形式进入汉语。很多科技词汇、医学词汇大多源于希腊语和拉丁语，随着科学普及的扩大，有些专有名词实际上变成了民间用语。这种现象在医药领域表现得特别突出。进入汉语词汇较多的是英语，人名、地名、物品名有许多是用英语的直译（音译），如沙发、咖啡、茄克；有的是半意译音译，如冰淇淋、卡车等。在外来文化的影响下，中国也自创了一些新名词，如金属元素均加“金”字旁，非金属元素加“石”字旁，气体元素加“气”字头，如“铀”、“硅”、“氢”、“氧”等等。因为法国在艺术方面比较突出，当时文艺界深受其影响，所以引入了一些法语词汇，如“罗漫克”（浪漫主义）、“蒙太奇”（电影技术）。还从西方引进了一些新的概念，如“德谟克利特”（民主）、“塞因斯”（科学）。十月革命以后，在苏联的影响下，有一些俄语词汇也渐渐传播开来，如，苏维埃、布尔什维克、布尔乔亚等。
　　抗日战争期间，全国各地都有移民来到贵州。于是在语言上呈现出“南腔北调”的状况。不但有四川话、湖南话，还有广东话、下江话和北方话。总之，从清末到民国年间，语言文字的变化同样反映出这一时代的变革。